孙旭阳｜战长沙，又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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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黄志杰，是我就业的最后一家媒体的同事，他是主编，我属于下面的一个部门。可是，我没等到这个部门推出第一篇报道，就跑了。

复盘过很多次：或许我那次不走，再多做一年新闻，我的生命会不会曲折成另一个轨迹？

在我离职前，黄志杰请我在朝阳门外的一间小餐馆聊到深夜。回头看，那是新闻理想对我的最后一次挽留。

昨天下午，黄志杰推送《刀笔巅峰之作：我读长沙“女干部占车位事件”》之前，我们又聊到了新闻和理想。

当时我刚推送了日长沙这份通报，妙就妙在不撒谎。我截取了通报中，女干部谎称出差无法挪车，却很快被苦主识破之前的情节，分析事实是如何被某些人刻意取舍与裁剪。

黄志杰认为我写得太短，我说我对这种破事，没有精力去仔细爬梳。于是俩人都感慨道，扒拉这种小事，与其说无聊，不如说是屈辱。在二十年前，恐怕连都市报社区版的边栏都不屑去发这个。

我非要评论此事，是被官方通报激出来的。长沙有一些写材料的，可能觉得四海无人，可以任意欺蒙。我给他们见识下另一种可能。

舆情处置本是力与慧的混合双打。倘若可以一力降十慧，就直接施展神通得了。把那份通报，改成“汇报”，呈给愿意相信的领导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内容呢，也敞开了写，比如那个车位主人八岁时曾盗窃邻居三个西瓜，从此奸顽成性数十年…

霉就霉在，既没有噤声四海的本事，又掩耳盗铃，幻想天下人既昏盲又聋哑，可以任由“引导”。

无论公司还是公家，应对舆情最忌这种倚门饶舌的二脸子。啥都想要，又啥都不彻底。挨打呢，不想立正。怼脸喷人呢，又心虚，只能玩些暗戳戳的文字游戏，暗示自己从不向真相低头。

当然，我也不会幼稚到相信操刀此通报的那些人会被追责。对他们来说，苦主终止维权，通报再一出街，此事就可以存档。那份通报的描述与措辞，大概率也得到过苦主的默认。他不闹就是海晏河清。

好官大家继续为之。群众只知道这份通报由长沙市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属地街道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出品，并不知调查组成员都有谁，又是谁参与撰写通报，谁最终审核定稿。

斗胆想想，要是这份通报的末尾，附上一连串的官衔和人名，会不会就会是另一个文风？

让办事的人实名负起责任，是起码的行政伦理。一旦匿掉名字，很多部门参与，就意味着没部门真正参与；很多人负责，就意味没人真正负责。

一份拒绝署名的通报，固然可以透露部分事实，却一定更方便潜藏更多真相。

在阿伦特°所说的“无名之人的统治”中，人们只需要服从命令，行为很少被留痕，几乎不用担责，恶之平庸性就由此而生。

平庸到，连一块车位大的舆情都没法摆平。恶到，连一块车位大的道理都要搅浑水。

当越来越多的舆情应对，都沦为揣摩上意、虚应故事、瞒天过海的刀笔吏游戏，那还不如不应对，放舆情一条生路，又能怎？

刚听说胡锡进老师发文，呼吁大家不要盯着长沙通报挑刺。它在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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