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责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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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责编经历

作者：窦海军

1995年我的档案由北京内燃机务段转入中国作家协会，结束了15年的开火车生涯，端起了记者、编辑的饭碗。2003年又由《环球企业家》杂志社调到作家出版社做责任编辑。我做过很多兼职工作，但体制内的工作，只有铁路与作协两处。

我一辈子不敢离开国有体制单位，很恐惧脱离体制后生计朝不保夕的感觉。我死皮赖脸地吃了一辈子的“体制饭”，还参加了职称评定，这令我羞愧多年，直到退休前的几年才有所释然，找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一切优质资源都被垄断，我凭什么闯荡江湖、沦为野猫野狗？我这理直气壮的奴隶心态，自然与奴隶制有关。

一、值得一提的几本书

刚到出版社我有些业绩的紧迫感，责编的第一本书便下了功夫。我琢磨了一个选题，让一位故宫古建部的研究员写文字，我用反转片拍插图，做了一本图文书——《局部的意味——紫禁城建筑局部解析》。此书最终没有赔钱，香港的出版社还要买繁体字版权。多年后我又用数码相机重新拍摄，出了新的版本。

我很快就了解了出版社的状态，也就没有“做不出好书”的担心了。社里的责编大致分为两类——有畅销书作者资源每年能够挣到几十万奖金的和混日子每年只能挣到几万奖金的。我前几年还能挣到一两万提成奖，后来索性堕落到挣不到奖金了，年年都是亏损的年终报表。当和尚，我只是路过钟亭才撞一下钟。我不想追着畅销书作者抢稿子，在我看来，所谓的畅销书，大都也是垃圾。我看不上中国绝大多数的畅销作家，我认为的好书，大多畅销作家写不出来，即使有人写出来了，也出不了。我早就对中国的文艺及文艺家失去兴趣了。获了诺奖，还不是上赶着被收编。粪堆上还能够偶尔生出一些花草，新鲜的大粪坑里则没有可能。我知道自己从事着一个可耻的行业，是帮凶，是刽子手。

第二本有点卖相的书是我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的。由于作家出版社的名字好听，便有不少的自然来稿，那时仅长篇小说平均每天就能够收到一部，隔几天每个编辑室就会分到一些自然来稿。由于多是文学梦想者的幼稚之作，责编们大都不看。我初来乍到，便有点碰运气的想法，还因为自己曾是文学青年，残留着一点情怀，所以分到我手里的稿子都要看一眼，还件件写回信，认真退稿。觉得一部长篇《迎来送往》可能有市场，改名《接待处处长》2005年出版。卖了好几年，大概有十多万册。作者做过国企的接待工作，很有生活，文字也朴实，只是爱好写作多年冒不了泡，这次算是一炮打响。此后我又给他出了五六本长篇，成了当时有点名气的作家。败也萧何，最后给他出的《浮世风尘》，出版社的发行经理建议印了很多册，结果赔得到我退休都没拿到过奖金。印数责编说了算，最终还得怨自己。

另一本值得说的是中篇小说集《赤驴》，稿子是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介绍来的。书出来后，有著名评论家将之称为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第四部曲（前三部是《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书中的主打篇目《驴王》，写的是那十年期间生产队一个养驴老人的故事，作品对于时代、人性的揭示独特、深刻又生动，真是精彩。虽是一部中篇，应该具有恒久的价值（此书现在网上溢价到百元左右）。后来我还让作者将中篇《驴王》扩充为长篇《驴》。这位作者也是爱好写作多年没能出版过一本书。

真正有故事的是这位作者之后的一本书，写的是县级官场的现状。一是我已经和作者成了哥们儿，二是觉得这本真实又生动的“官场现形记”，可谓时代的缩影。我知道2016年大众对于“县腐”的描述已经不会很感兴趣了，此书很可能赔钱。执意出版它，只是想让此书能够留存于图书馆及民间，为这个时代“留此存照”。那时与我对应的终审是唐晓渡先生，换个人，怕是过不了终审的。既然赚不了钱，也就不用绞尽脑汁想市场化的书名了。

2017年9月初，总编辑通知我《恐惧》出事了。版署传唤了出版社的头头，要出版社组织社外专家审看后汇报意见及出版社的处理意见。我当然也要写检查，还发给了邵先生解闷儿，得到了这位“检查老手”的好评。

《恐惧》的问题，1，调侃反腐。2，曲解那位的意思。3，性描写多且过。4，全书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格调太灰。9月29日召开社长办公扩大会议，当时作协书记处的一位副部级书记兼着出版社的社长。我见会议很有应付的气氛，便脱稿做了缩短了的检查，也就几分钟。

我首先声明，因为此书影响了出版社的经营，伤害了大家的饭锅（版署停了出版社一段时间的书号发放，全社的图书生产被迫暂停），同时还给这么多人增添了无聊的工作量，就此我真诚致歉。至于书的“问题”，我则一概不认可。我的诡辩是，首先这是一部小说，调侃那位及反腐的话都出自书中的反面人物之口。从小党就教育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坏人反对的东西，恰恰是好的东西，怎么能就此说整部作品的立场有问题呢？小说的性描写过度问题，首先是小说的情节可以典型化，可以适度夸张，关键是里面的描写，还远不及他们的真实生活，谈何过度？说全书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中国的文艺政策及世界文学理论中，都没有“小说必须有正面人物”的规定，“太灰”成为问题，没有任何根据。

处理结果：1，扣了领导班子人员的一些钱（大概总计几万块）。2，扣了编辑室主任的几千块。过后我把这钱补给了她，因为我们编辑室当时没有主任，她兼我们编辑室的二审，没看稿子就签了字（二审很少有人通读稿子），纯属无辜，关键她是个很好的人。3，剥夺我半年的发稿权，本书产生的奖金扣除。我本来就很少发稿，本书不盈利也不会有我的提成奖金，即使有点奖金，也远不够补我多年落下的亏空。4，《恐惧》不下架，但不可再加印，不能进行宣传推广。5，此事内部处理，不对外声张，不能网上发布有关消息，以免变成舆论热点。因为一旦社会上知道了《恐惧》是禁书，就会被抢购和盗印。此时终审唐晓渡已退休，躲过一劫。

客观地说，社里对此事的处理，做到了雷不大雨点也不大又能够交差，对我的处理更是手下留情，基本等于没有处理。不知是因为我的人缘不错，还是因为我一贯混蛋人家不想找麻烦。大概二者都有。聪明者官，他们心知肚明，有的还良心未泯，但要维护既得利益，只能表演。

有消息说，此书被查是出版社的内鬼或作者的仇人举报所致。民奸比汉奸更可恶。

2013年我还责编过一套四卷本的《民国思潮读本》，放在今天，也是很难过终审。此书有不错的史料价值，还有今昔对比的启示意义。为了宣传此书，我写了一篇推荐文章，认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西风东渐的民国思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高峰。我是想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清晰地审视现实。李先生洪林还把此文推荐给了杂志《炎黄春秋》。

《艺术与癫狂》也是一本好书，原名《艺术变态心理学研究》。只凭这一本书，便可在艺术院校开一门精彩的课。后来与作者——一位非常好的老先生也成了朋友。我们立场相同，共同话题不少，他多次邀我到家里聊天，直至给老先生送葬。

期间想再版戴煌先生的《九死一生》，这真是一本好书，堪称中国五七年事件的个人切片史。既然是再版，原版书又没封禁，顶多是个擦边球，总编辑却让送审。不同的敏感书稿要送到相应的机构审查，而审查单位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愿意冒一丁点的风险，所以一旦送审，基本都是死刑。我把送审结果告诉了戴老，他提起诉讼，法院不予受理。

二、我责编的一本最有价值的书

给邵先生出过两本杂文集《痛与痒》《柔日读史》，都是著名诗评家唐晓渡的终审，他与诗人邵先生心心相映。出版社有多位终审，他们是一部书稿的最后把关者（除了需要报审的稿子）。有的终审私下聊天骂得激昂慷慨，但审起稿子来，却胆小如鼠，谋求绝对安全，就此晓渡先生正相反。这不是知识、观点问题，而是境界、勇气问题。

香港2007年出版了邵老的《别了，XXX》，此书香港海关进不来。我扫了几眼电子稿，觉得没什么，便又进了唐晓渡的办公室。过了些天，唐老师说，我也觉得没什么。出此书会有风险，但我明白，再怎么样，也属于“职务犯错”，顶多是降职、改职。但章先生的《序》还是要删掉的，这位老姑奶奶的名字毒性太大。

不可能沿用原书名，费了不小的精力，想了几十个书名，最后选定《我死过，我幸存》，意为自五七年，某类人就死了——精神死了，有的人肉体也死了。邵先生属于肉体幸存者。书名定下来后不久，邵老又打来电话，说我幸存有什么意思，我还要作证，并嘱咐一定不能加感叹号，我说当然了。内文只改动了几处勘校出的小错误，与香港版的完全一样。此书与后来钱先生的一本图文书，是我出版社责编生涯最重视的两本。《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还获了一个图书奖项的最高奖。为此书，我两次到邵老的书房拍摄，最终选得了一张与书的内容、格调，与邵先生的内心状态比较相符的照片做了封面，还算传神吧。

书印出来还没上架，就有人电话告诉我，此书上了名单已经报上去了。我赶忙自费从库房买了几十本，想留做纪念，送送朋友。

后来我问为什么没禁，说作协领导的研究结论是，邵的书还是别禁了吧，他的名气太大，禁了反倒会引发广泛关注，成为名著，传播更广。作协的大小头头向出版社要了不少这本书，不但他们想看，还有不少朋友向他们索要。此书一印再印，前些日子还有图书公司定印了一些。可见酒要是真的香，也不全怕巷子深。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幸免于难，还与邵先生为人的机智通达及文风的绵里藏针有关。钱先生曾不解地问，邵燕祥，所有敏感事件敏感场合他都不缺席，还写了那么多那样的文章，为什么他的“待遇”比我们好呢？

(XYS202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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