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走出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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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走出高墙

作者：梅志

等待

1977年3月20日下午3时，我们又回到了三监，回到原来的四面高墙内。由于胡风放下了思想包袱，所以不但没有产生恐惧，反倒感到回家似的高兴，对来迎接我们的值班干事，也像见到家人一样，没有过去那么拘谨。我放心了。

我们的小院里，新种了十几棵一米多高手臂般粗的桃树。留下种菜的空地就只种了几行莴笋，绿油油的，长得还不错。出去三个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之光，我对周围的一切不再感到烦恼，连那四堵高墙也不觉得那么灰暗可怕了。我现在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的身体，使他能带着健康的身体出狱。因此，我回来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买个药锅来为他煎药。然后，又要求继续给他治病。我想，只要他精神正常，别的病总是好治的。

几天后，我上街买到了胡风十分需要的书：一本周总理的相册；两本《鲁迅书信集》；两本保健书，一本是专讲高血压的，一本是《保健按摩》。这几本书对他的学习和身体健康都很有用，他为此也很高兴。

他每天仔细地读报。于事拿来了《红旗》杂志，胡风读到新刊出的王进喜的讲话（过去没有见到过），深受感动，以为是这多年来最动人的文章。后来又读到新华社的通讯《钢铁钻工吴全清》，也觉得很钦佩。这都是他对粉碎“四人帮”后的现实世界的反应。干事还给我们拿来了《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里面有追悼毛主席的专辑和庆祝打倒“四人帮”的特辑。这些对我们理解现实情况很有帮助。

干事指示他写在劳医三个月的思想收获，他就开始写《在劳医的思想感情状态的检查》。可能是由于不大感兴趣吧，他几天才写了一二页稿纸，就又去看在劳医时写的《报告》和《杂感》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叶剑英副主席的三首诗。胡风即按《远望》原韵吟成了一首《怀旧》，第二天又写了两首。这以后，他陆续步叶副主席的原韵写了七八首。不但写，还要加注，注了又改，改了又注。我都抄烦了，但又劝不住。他愿意写诗，虽然在监狱里属于“不务正业”，但内容是怀念叶副主席，歌颂革命人民，歌颂长征，也不应算是坏事。可就是要他写的在劳医的收获却搁在一边不往下写了。终于，于事下了指示，只要写份几千字的心得体会就行了。不过又说，时间不受限制，多写当然也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论十大关系》、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毛选）五卷。

《毛选》五卷已在全国发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宣传材料，其中提到“驳舆论一律”，但没有提到具体人。胡风看后感到安慰。但第二天，报纸的社论中就引了“按语”的摘录，使他很难过。因为直到现在还在引用“按语”，那就很难解决他的问题了。我看后思想上也感到很沉重，刚看到的一线曙光又被浓雾遮住了。当然，外界情况我们不清楚，可能，再批判胡风是出于政治需要？我无法安慰他。

他决定将已写的检查推倒重写。幸好他现在的兴趣都放在了写诗上，并且那么认真地加注释，一再修改，这花去了他不少脑力，也就无暇去想别的了。

既有了社论，当然就会有响应的文章，这是个规律。几天后，我们听到广播说，报上发表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写的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联在一起的文章，这使我们不仅震惊，也很气愤。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谈问题，实在令人失望。世上还有正直的人吗？还有实事求是可言吗？如果在“四人帮”时期，那倒常见，今天还这样，那太可气了！我不敢表现出这种情绪来，怕影响胡风。

隔了两天，才看到了报上的《“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异同论》。他看后倒很冷静地说：“这样不顾具体情况具体事实来立‘论’，那就无话可说了。”我说：“是呀，还能说什么呢？你去分辩，能让你分辩吗？拿你再当一次靶子是最方便不过的了，何况用别人的鲜血洗自己的手或是染红顶子的事是常有的。别去想它吧！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还是安心养病吧。还是我过去说过的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总有一天……”我说不下去了。

我们不把它放在心上。可是管教干事找上门来了。他问胡风看过批判文章没有，有什么意见，还说，这是为了促进胡风的进步。胡风冷冷地说：“我无话可说。既然能够写成这样的异同论，我还能分辩吗？我只为我的实际情况负责。”干事说：“省领导不和你再谈了，因为你已无问题。现在就是改造世界观的问题，要跟随华主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胡风说：“我连公民身份都没有呀！”“所以现在你就应好好学习。”

下午，给我们拿来了两本《毛选》五卷。说市面上还买不着，这里来得也不多，为了我们的学习，第一批就分给我们两本。我一听，觉得不应该享受这特殊的优待，就只留下了一本，说可以和胡风共看，以后再自己买。

这书将胡风吸引住了，当晚就读了18篇，到深夜才睡。有几天，他既不写检查也不写诗，只一心读《毛选）。他说，许多地方很吸引人，心情平静不下来，特别是，他认为由他的问题引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和关于辩证法的精辟的见解。毛主席正式地批判了斯大林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胡风感到需要认真地学习，看能不能学懂，因为这里面提出的问题太多，许多都一时无法理解。县里可能在开群众大会，高音喇叭的声音都传到了我们的高墙内。原来是审判犯罪分子。罪犯名单很长，总有百名以上吧！除了杀人、抢劫、强奸等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罪：贩卖人口。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妇女贩卖五个小姑娘去福建，得了一千余元。这真令我们吃惊，我们无法理解社会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犯罪分子。管教干事送报来时，我们顺便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都是由于‘四人帮’将社会秩序搞乱了，许多都是打着造反的旗号犯的罪，现在清理起来就特别多了，并且多半是一些小青年。这也是‘四人帮’犯下的罪行呀！”

社会上的情况很令我不安，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插队快十年的小儿子，不知他近来如何。女儿来信说他仍在农村搞种子改良工作，已有好些同伴调回北京或调了工作，不过他还是安心在农村的。这使我感到很痛心，他已经耽误了十多年！听了这次群众大会，倒使我不安起来了，我多么想见到我的小儿子啊！

我内心的焦急不敢向胡风说，怕影响他。好在他对身外事并不关心，只一心扑在读《毛选》和写诗上。写检查是他的任务，但他似乎没按他们的需要来写，不由自主地越写越多。写了几十页，还没写到正题呢！我真为他着急，因为老是坐着写，他的痔疮又在流血了。

开始收获莴笋了，以后要种茄子和辣椒。胡风帮我将砍下的莴笋搬到门边，等于事来时取去。空下的时间我就帮胡风抄他写的检查，直到6月1日他才写完。约有四五万字吧。随后，他开始拟《收获》的提纲了，这也是干事一再提出要写的。

不久，管教干事有一次和我随便地谈起，说：“张光仁不会写应用文，这种检查写几条就可以了嘛！”我只好笑笑：“他一生就是写文章，没有当过秘书。他现在的目的是写得越详细越好。他是吓怕了呀！”这个思想汇报只要写通过这次就医感到了党的伟大，自己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等等，就能合乎领导要求了。而胡风恰恰不会随便地说这种话，他是当作解剖自己和回顾过去来写的，所以面铺得很宽，一时不能写完。光看他拟的《收获》提纲，就是十多项，这和应用文差得更远了，从内容到写作方式都不会是他们需要的。我无法说服他，只得将干事的意见告诉了他。他听后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这等于否定了他的工作。但想了想又说：“不去管他们，我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将来总会有人懂的。我不得不这样写。”

《收获》还没开始写，他在和干事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华主席的画册中有一幅不大好，又谈到对华主席的讲话很有心得。干事很重视，要他写出来，这就成了必须先完成的任务。我本来是希望他能够休息几天的。不过，正好他们拿来了茄子秧和辣椒秧。我就拉着他一同锄地，栽菜秧，好休息休息脑子。

近初夏时我又上街为胡风买了些食品和一张小的竹制靠背椅，预备胡风乘凉用。我每次上街都由女干事陪同。别人还以为我是干部或她的家人呢。其实，我们两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她对我很冷淡，我也只对她表示客气和尊重。

这一个月，胡风就忙于写对华主席讲话的感想。除了报上介绍的事迹外，并无其他材料。他根据这些再加上自己脑中所设想的领袖应有的品质，和“四人帮”对比，越写越长。累得他不但痔疮不断流血，还由于熬夜着了凉，头痛又不想吃东西。人越来越没精神了，迷迷糊糊地总想昏睡，可能有点发烧吧，不过我手头没有体温表。

一般来说，他的身体底子是好的。除了慢性病外，很少感冒咳嗽。上年秋天，他整夜不睡折腾得那么厉害，却连喷嚏都没打一个。现在却不同，可能是身体的抵抗力差了，回来后太累，赶着写了十来万字之故吧。毕竟是76岁的老人，不是青壮年了！

我很不放心，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报告了干事。医生来后，看到他软弱地躺在床上，开始，有点吃惊。后来，把了脉，量了血压，就说，没什么，只是外感。吃西药会出汗，身体虚受不住，还是吃两副中药吧。

药吃下去后人轻松多了，饮食也正常了，只是痔疮仍不停地流血，搽了医生给的化痔膏也不管用。身体虽很虚弱，但仍每天要写千把字以上。经过打针吃中药后，总算不流血了，但有时还是要犯。

他日夜赶写的《感想》已写完并交我抄，题名为《初步认识英明领袖华主席》。抄好后，我一算，差不多有三四万字。由于不会写应用文，他流了多少血啊！但他所写的，我敢肯定，仍不是监狱当局所欢迎的。

7月中旬，胡风被叫到办公室中。回来后告诉我说，来了两位中央来的人询问他和乔冠华接触的情况，并且还说乔后来也参与了反对周总理，要胡风谈谈对他的印象等。胡风说了对乔的看法后，又要他回来后仔细回忆，将情况写出来。

随后，干事又将我叫了去。来人很客气地向我交代情况，要我协助胡风回忆他和乔冠华的交往，想想乔过去说过些什么有关周总理的话等。并要我也写一写和乔的认识过程。

我们两人都感到，乔冠华的事情居然发展到这么严重实在出乎意外，尤其是说他反对周总理，更难使我们相信。既然来找我们写材料，那就如实地写吧。

我是在香港沦陷前从九龙渡江去香港时初次和乔见面的。后来在重庆时很少见面，见了面也只是听他和胡风聊天。他给我的印象是，有才气，无形中也就显得有点炫学和自傲。他和陈家康不同，家康就像自家人一样，又爱用乡音和胡风谈话，我就更感到了亲切，胡风请教家康什么问题，他总是很恳切地回答的。至于乔冠华，对胡风办《希望》很表示支持，为此还亲自从德文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准备给《希望》。由于第一期发表《论主观》惹出了风波，胡风不打算把《希望）搞成综合性刊物了。但乔对《希望》仍表示欣赏，并对那些批评很不以为然（背后他怎么说，我们就不知道了），因此胡风一直认为他是可亲近可信任的朋友。但在1947年，他却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批评胡风的文章，这使得胡风大为吃惊，甚至迷惑不解。当时我正在住院生孩子，乔冠华托一位从香港回来的人给胡风带来一听三五烟（烟可能是周面复送的）几个苹果和一本《大众文艺丛刊）。胡风到医院看我时给我带来了苹果，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当然当时胡风没告诉我乔写文章的事。胡风为此很想不通，连一些朋友们都觉得过分了：事先没给看，发表了托人带来，意思就是要胡风全盘接受。胡风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可以随便写写事后不管，可是我们今后怎样工作？把罪名强加在我头上，还有没有是非可讲？”因此，胡风写了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还有一些作家也发表了不同意的看法。这当然是乔没有想到的。从此，胡风对乔有了新的认识。

我提醒胡风说：“前几天你在《初步认识华主席》的文章中还提到乔冠华解放前在香港批评你，说群众并不神秘，都是斗争的‘工具’，批评你说的‘作家应该写出活的人’。他说：‘活的人重要，为什么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不重要呢？’你回答说：‘没有活的人能够有活的群众么？连活的群众都没有，还有什么及其实际斗争呢？’”我说：“这不是他善于耍弄小聪明唬人吗？”

胡风说：“这些属于理论问题，我将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记忆所及做些说明和分析。今天需要搞清的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如果真的是被名利冲昏了头脑，连对他这样好的总理都要反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如果龚澎仍活着，那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的。龚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既坚强又讲原则，决不会上‘四人帮’的圈套。不过，我在1955年以前，并没看到乔有这方面的任何迹象，他对总理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是最听总理的话的得力助手。总之，我们只能写我们所知道的，决不说任何不实之词，连‘猜想’、‘可能’这些含糊的词都不要用。”

我写起来很简单，几张纸就写完了。可是，胡风同乔认识有十来年，见面谈的话当然不少，都要他回忆起来，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早，×股长就来催问写了多少，说中央的人在等。下午又来催。当天，胡风写到夜里12时，经我催促才睡下。第二天又写了一天，也来催过一次。后来，干事来了说：“仔细写，不必急”，把已写的部分拿走了。直到第四天晚上我才抄完，总有两万字吧。

又把胡风叫到办公室，中央来人问了胡风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做了必要的材料记录，再让胡风亲自看过一遍。后来，同胡风谈到我们的大儿子晓谷，告诉说他的情况很好。最后，这人对胡风说，政府是实事求是的，要他安心学习，改造自己。

那记录稿经过几番改动重抄，最后要胡风盖章，先写的材料也得盖章。胡风手边没有图章，只好都打了手印。这样，总算完成了这项使命。胡风说：“这次做得这样认真，可见对这问题的重视，也足见现在的工作方式是实事求是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将实际情况写出来，我也安心了。说句心里话，我对他还是有好感的。虽然有弱点有缺点，但绝不会堕落成‘四人帮’这样的坏人。”

我认为他所写的这份材料不仅是调查材料，而且是一篇很好的人物评述。他的记忆清晰，并且不带任何个人恩怨，更没有落并下石的意思，可以说是一篇全面了解乔冠华的好文章。可惜没有机会发表。

几天后听到广播，十届三中全会开过，决议追认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恢复了邓小平的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一切职务，并公布了对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党纪处分。

胡风又开始写他的《收获》了。这时已进人炎热的夏季。他的痔疮始终没有痊愈，医生发现他血压偏低，又始开了补血药和中药。我除了煎药、做饭、侍弄菜园外，还得给他抄写。由于天热，他写得很少，转向了写诗，又加上许多注。累得他牙疼起来了，吃东西不方便，还影响睡眠。我只得又给他吃止疼片。

十一大召开了，我们可以听到外而庆贺的爆竹声和锣鼓声。胡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报上公布的十一大文件上，尤其是邓副主席的闭幕词。他又写了些学习十一大文件的诗，改了好几次，加注后要我抄出，最后交给了干事。

写完诗后他又开始写《收获》了。由于天热，常常要等到半夜热气退了才写。这时，报上陆续发表了毛主席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和《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他学习后写得更积极了。

管教干事忽然发下了《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有关的22个问题，要先答复这些问题，别的暂且停一停。胡风开始研究这22个提问，有的他已在写鲁迅书信中和他有关的地方的注释时说明过了。至于《日记》只好从箱子里取出了许广平送的三函精装本日记以查对。要答复这些提问并不难，只是，要回忆当时的情况可使胡风的心情十分不好。他十分感叹，当时鲁迅先生想做点事是多么地困难。遇到的许多不愉快的事从来不对胡风讲，只在转肖三信时，先生才惊叹：“怎么，他们连你也……”

几天后，又把胡风叫到办公室，监狱的政委对他说，过去写的材料有参考价值，现在要将那22个问题详细地回答，宋庆龄、茅盾都在，可以核对的。×股长也说，时间长点没关系，最好写详细点，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

看过手头现有的资料后，胡风开始写答问了。第二天，已是国庆节的前夕，×股长陪×科长特来表示关心，问我们还需要点什么。×股长又提到政委说过的话，不过这次特别说明，材料可以慢慢写，愈确切愈详细愈好。×科长还问了其中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和认不清的字。我们觉得，这一定是从上面来的，否则不会那么重视！

五天后，经过多次修改和整理，他写好了交给我抄。抄后他又修正了其中的两条，再仔细看了一遍，写了补记，这才交上去，算是功德圆满，交了差。

他又回过头来写他的《收获》，而我就种洋白菜。我和胡风一起种好菜，拔去辣椒秆，锄了地又点了萝卜。也算是胡风参加了体力劳动吧。

我为他抄的《收获》已有120页了，但看去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说：“你这不是给监狱当局写在劳医生活三个月的收获，而是在总结自己的一生。你虽然对自己的错误写了很多，但对别人的缺点也写了不少；这是不符合你现在的身份的。弄得不好，会成为三十万言的继续。我不同意。”

他很吃惊我居然会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也没有生气，只是说，不这样写不能弄清问题的所在。还说：“你以为我轻松吗？你该看出来，我检查自己比说明别人的情况要狠心多了。我写它能好受吗？这就算是我死前向党交出的一份自我检查吧！”这一说使得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的精神境界离他太远了，比起他来我是太自私太卑劣了！从此，我又心甘情愿地为他抄写。只是，我对前途并不乐观。

11月中旬，监狱的几位干部忽然来看我们，还在我的房里和我单独谈了话，都说我有进步，我写的揭发“四人帮”的材料有用并且认识比较清楚。最后说我今后只要向于事请准假就可以上街，不必由女于事陪同了。这就是说，我有了个人上街自由行动的权利。我的待遇提高了一步。

几天后，管教干事将胡风叫到办公室。谈话要点是，加强思想改造和出去后怎样打算。回来拿已抄成的《收获》时，他们又在院里谈了一会。我插了一句：“你大跨一步嘛”（意思是不要再写过去）。两位干事听了很高兴，就说，应该这样呀。他们走后，胡风对我大发脾气，说我这句话对他会有很大的危险：“政府就会等我跨这一步了。意思是要我完全地否定自己，你知道不知道？”这使得我很懊恼，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当然，我想是不会这样的，但使他为难总是我的过错。

我们的小院里，办公室叫犯人来种上了葡萄，还搭上了架：加上去年种的桃树，这里以后就将像个果园了。看着水蜜桃长大，在葡萄架下乘凉，当是很美的田园生活。但我宁愿用农家的破草房来和它换！

一直到12月下旬，我才基本上抄完了他写的《收获》。共444页稿纸，约二十多万字。题名为《简述收获》，共11节，可以算是1955年入狱后的收获。但我总觉得现在交这个材料不是时候，甚至害怕又将触怒什么权势者，因为里面说到一些事都太直率。但胡风却说：“这是给党写的，我就得坦诚地交代。”他不知道，他的悲剧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还没教训够他。

他将《收获》交出后，就又写了给监狱党委的信和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一点补充，写完后也交出了。

大功告成，他的身心都放松了。他开始浏览干事们拿来的画报，并且整理堆积的旧报。我上街时买到了四卷本的《马恩选集》，那是我们过去看过的。他重读了马恩论文学的几封信，很高兴地对我说：“我记忆中的理解没有错。”还重读了《费尔巴哈和都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又引起了他想写文艺理论问题的积极性。

1977年的最后一天，办公室的几位干部和×科长来谈话，主要是肯定胡风这年有成绩，明年要更进一步。×科长谈到了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和爱什么人恨什么人的问题。这些胡风当然是明白的，因此对他帮助不大。对我，管教干事却提出要我写个总结。这可是件新鲜事，因为他们一向对我是不过问的。

在元旦那天，我弄了几样下酒菜，我们共饮了一大杯多年没喝到的啤酒，但心里没有一丝过节的欢乐。我在想着怎样写这份总结，他大概在盘算着1978年能不能出去。

几天后，干事送报来时向胡风提出，要他另写份总结。《简述收获》太长了，政委没时间看。又特别强调，要写劳动和执行监规的情况，那就是一般犯人的总结了。

我的总结写好后给胡风看了看。那是很简单的一般性的几条，学习和劳动的情况都提了，监规可不好谈，就说可能本人不知道而犯了规，这样说在前头总比不好说。胡风很不以为然。我说：“这没关系，并没降低我的人格。”所以就这样交出了。

1月，胡风花了十来天时间，写了份总结，也有36页。交出了。这期间，他干了些劳动：将砍下的菜帮我搬到门口，又栽了莴笋秧，还浇了定根水。这些当然都可算是他的劳动表现。

一天清早，我出门去买菜，买到了鲜鱼和一些猪肝猪腰等。谁知当我回到小门时，电铃不响了，半天没有人出来。我发慌了，可别真的无处可去啊！只好绕着监狱的高墙走去寻找大门，记得那里曾有一小门，犯人出来种菜，有解放军在那儿守门的。那地方很荒凉，几乎见不着人，我沿墙走去，路断了，有条沟横着，我好不容易走完了那独木桥，一看小门关着，再往前走又被铁丝网拦住了。

我站在那儿，真想为了住进监狱，大喊大叫：“为什么不放我走，又不让我进去？”无奈只好回原处从城里大街走。不好意思问人，只能按方向兜圈子，幸好找到了大门。但我拎着菜篮子，警卫不让我进去。看来，监狱的门既不能随便出也不能随便进！我只好说要找小监的××干事。好不容易，W干事才来把我带回了小监。到“家”已经12时多了，胡风正等得焦急呢！原来今天停电，电铃当然不起作用。奇怪，他们就忘了还有一个管制分子在外面逍遥呢！

1月底，管教干事忽然发还了胡风在大监时被收去的几件物品：《毛选》三卷、日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一把小剪刀。他还带来了《人民画报》和几本刊物。胡风看到去年12月份《诗刊》上的诗和有关文章，不胜感慨。

进人2月，我就忙于准备过年置办年货了。女医生来看病，告诉胡风上次验血的结果，胆固醇降到170，趋于正常了。主要还是靠吃中药，再吃一次中药就可以不吃了。

一天晚饭后，W干事喊我去办公室。由L干事向我宣布，由于这多年来我表现很好有进步，监狱当局决定给我摘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我听后有点感到突然，但却没有如获新生似的喜悦，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戴它已有二十多年了，早已麻木。摘掉了又能怎样呢？那位书记夫人曾说过：“摘了帽子，我们随时还可以再给你带上。”我沉默了一会，表现不出三呼万岁的热情，但这么多双眼睛望着我等我表态，我只好说：“我很高兴，感谢党给了我做正常人的机会，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报答党的恩惠。”他们没有作声。我觉得，这话的分量似乎不够，可能还得说具体些。于是又补充说：“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帮助张光仁，让他能和我一样早日获得新生。”他们这才高兴地说：“你这话说得对。你和他不同，他的认罪和改造表现都不够好。我们要尽力帮助他，你当然更应该帮助他。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主要是看他的表现。”又宣布了从2月份起给我最低级的工资，大约有三十来元吧。我再次表示了感激，这才离开办公室回去。

回来后，我非常冷静地将情况告诉了胡风，同时说：“他们的意思是，只要你改造好了世界观，也同样给出路的。”他冷笑了一声：“好呀！祝贺你世界观改造好了，成了公民了。什么改造世界观？按他们的要求，我是永远也不能成为改造好的人的！”

无论如何，这对我总是件好事。我马上把这消息写信告诉子女，我知道他们可能比我更高兴，因为我们的距离缩短了。

我给孩子们写了信，告诉他们我摘帽子了，不过没有欢呼，没有阿谀的感激之词。倒是说了对前途并不乐观，难以预料这类话。结果被管教干事叫到办公室，那位可能是负责我们思想教育的L干事退回了我的信，说写得不合监规。又谈到胡风不服罪的问题。这等于向我头上泼冷水，照说我摘帽子是自由人了，还要守监规？当然是由于胡风的缘故，这是向我施加压力。我这一来反而感到左右难做人的痛苦！

走出高墙

我虽然在1978年春节前夕得到了过去曾梦寐以求的摘帽子的通知，但却像长久挨饿的人看见了美食反倒引不起食欲甚至害怕了起来。这种心理自有其原因，而胡风的苦笑和言不由衷的祝贺更给我带来了寒冷，似乎是给我的特殊待遇伤了他的自尊心，也增加了他的失望。他花了那么多心血日夜写成的二十多万字的《简述收获》和后来奉命写的小结，至今没有收到一句哪怕是稍加肯定的话语。

他曾在《收获》后而写了几百字的补充，那里面充满了对党的信任。原文如下：

……196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后，我遵守公安部看守所领导人的指示写了《判决以后》，在附呈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声明，像事前我不请辩护人自己也不辩护一样，事后我也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希望法院党委考虑，是否可以把我的《判决以后》制成副本，转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备案待查。

当时我的心情是：我完全不懂法律，法院也没有给我看过适用于我案子上的法律条文任何一条。我只是从我所体会的党的原则和政策精神来看我的问题。……我只能理解为一个由文艺上而且是一个创作美学上所引起的问题。但我也绝不声辩。请把我的感想《判决以后》转到中央和有关党委，就是表示我不上诉是从相信党的立场出发的。虽然公安部看守所领导人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主办检察员向我宣告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受理我的案子，我也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对四川省人委人保组于1970年2月将我加刑改判无期，我也本着同样的心情，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对L干事提问的我现在对我的案情的态度，我也同样如此。

我相信，对我的任何处置，都一定会由中央从党的原则和党的利益出发，批准或作出最后的结论。

犯人胡风　1977.12.14

他是这样诚恳地相信党，又一次全心全意地交出了他的一片赤诚的心，得到的却是冷淡和不满意，对我则给予特别的优待，他的心里当然不会好受。幸好我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狂妄的情绪，才没有形成我和他之间的隔阂。就这样，他对我说话有时还带刺呢！所以，干事让我帮助他改造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一件我想办而办不好的苦差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生活在不融洽的气氛中。

2月底3月初，报载五届政协和五届人大相继开会，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叶剑英为人大委员长，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这时，我们收到了晓风、晓山的来信，还附了照片。他们的生活都很好。晓山参加了改革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已被录取，也检查了身体，看来不会有问题了。这使我们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照片上看到了晓谷的妻子，她是一个朴实健康的女工。胡风一直在为年已40的大儿子的婚姻着急，这才了却一件大心事。他们的男孩现已3岁多，而晓风的次子也已6岁了。这些好消息对胡风的触动很大，他显得很不安静，停止了工作，晚上睡得也不好，他告诉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他们，我劝他休息几天。正好这时院子里的桃花开了，我们就成了赏花人。

监狱长和干事们陪着两位穿军装的来巡视。监狱长问胡风：“学习吗？要好好学习五届人大的文件啊！”L干事就布置胡风学习后写感想。当晚，叫我们去看电视，有五届人大的闭幕式和纪念周总理80诞辰的音乐舞蹈晚会。当看到周总理在重庆怒斥国民党特务并带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唱歌的场而时，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抗战时重庆的火热斗争中。真是时不我与！

外界的一切都使胡风感到形势变了，真是走向安定团结的好局而。他常和我谈国家的前途，心情很好。这时，除了和我一起种菜外，就看看画报和刊物，还拿出早已写好初稿的《愚公赞》和《鳌鱼赞》，对它们进行修改。

晓风来信告诉我晓山已被内蒙师院录取，还附来了晓山去南京和晓谷一家合拍的照片。晓谷3岁多的男孩和晓风6岁的次子长得都很健康可爱。只是晓谷的妻子在百里外的小镇当工人，两地分居，孩子又小，生活很不方便。为此，我们又高兴又发愁。

干事拿报来时，胡风就和他谈些闲天。干事说到，孩子上大学了，你该放下思想包袱了，又谈到了最近召开的科学大会。胡风看到报上有关科学大会的报道，认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大会就是关于科学的，可见是在重视科学重视知识了。他前不久读了有关陈景润的报道后就十分激动，现在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制，连夜写成了《科学精神赞》。还抄出了《梦赞》和《追求赞》，准备都寄给晓山。这是他自己工工整整地抄出的，表示了他对小儿子的爱。

将《科学进军赞》修改定稿后，他要我将这四赞抄好交办公室审阅。

这几天他基本上就忙于写诗和改诗了，弄好后就急急地交出，好像领导上会欣赏他的这一瓣花香似的。

幸好近来夜晚经常停电，他熬不了夜，但天不亮他就坐在桌前写了起来。我劝阻是不行的，只好一再催促他吃早餐，并且有意地安排他干一些体力劳动，这样才能把他从书桌前引开一会。

他将《愚公赞》改写后又亲自抄写，题名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大交响曲》作为开国纪念的献礼，急急地交了上去。第二天又写了长达8页的附记交上。结果是，L干事一见面就说他写的诗没有意思，还是要改造世界观，抄给晓山的诗也不好，等等。胡风和他们争了几句，最后只好不多说了。不过他们说，领导上并没有说他还有问题没交代。这也算是安他的心吧。

一天夜晚9时，×股长来将胡风叫到办公室。×政委找他谈话，说是第二天将有人来查问1938年在《七月》上发表《毛泽东论鲁迅》的事。又说他近来外出开会，还没看胡风写的材料，看完后再谈。最后说，写材料很好，这也是立功的表现。胡风真有点莫名其妙了，不知其意何在。我说：“既然写了就算立功，不算犯错误，那就不去管它了。倒是应该想想，怎么现在来调查这篇事隔40年的文章的事。”我和他一同回忆了一下，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安心地睡了。

第二天上午，两位来调查的干部问了他这件事的始末。胡风回答后，就要他回来写出来。下午，他正在写时，干事两次来问写好了没有。等写好抄完时已是晚上10时了，共12页。第二天早上交出后，来人又要胡风写一份简单的提要，昨天写的也要。另外又问了胡风有关阿英的情况，也要他写出来。

回来后，将有关《毛泽东论鲁迅》的发表情况压缩到两页多，两份材料都打了手印。接着写关于阿英的材料，直到下午5时，才写好抄出交了。不知道上面为什么这样认真又这样急？胡风问干事来人走了没有，他避而不答。但胡风提到对“大漠”（《毛泽东论鲁迅》的记录者）这作者只有如实写出时，干事点点头，说大漠不会是坏人。

一两天后，又交来两个材料要胡风写。其一仍是关于《毛泽东论鲁迅》的，可能是另一个调查组织要的。还有一份是关于《鲁迅日记》中和胡风的通信与见面的情况，这也已写过，大概也是另一处要。胡风仍然认真地按要求又写了一遍。

材料写完了，就布置我们搞环境卫生。我们费了很大劲把房前屋后都打扫了，监狱的各位领导视察后似乎仍不满意，后来又派了四个犯人来这里重新铲草和翻地，挑走了不少垃圾。看来，我们俩的劳动力已很不够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被人们看中了。不断地有人来要胡风写材料，胡风都亲自认真地写，有一次，干事拿来华东师大外调人员的字条，要胡风交代关于鲁迅书信中和他有关的情况和注释，并且说胡风留有底稿的。字条是用一张普通纸写的，签名处被墨水迹遮盖，看不大清，只知是个人签名没盖公章。粉碎“四人帮”后向胡风要材料或找去面谈的，态度都很客气。现在，这张字条使得我很不舒服。这完全是文革时外调人员的作风，简直就好像胡风曾和鲁迅一起搞反革命，现在要胡风交代似的！从字条内容中看，那人已经看到了胡风所写的这方面的材料，但他自己不抄，却用一张白纸条就来命令我们抄给他，看来他的来头不小。他们可以要胡风写，但我是自由人，我可以不干。我就将此事搁了下来。几天后，干事来催要，我发了牢骚，说：“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他们外调人员都是年青人，看了材料自已抄抄都怕辛苦。我们也不是铁打的，我没这义务来给他抄。”后来，在干事的说服下，只好勉强答应了。但一看，有一两万字呢，可真有点不耐烦了。又想到胡风这份材料是写给监狱当局准备存档备查，不是向社会发表的，许多地方不宜公开，面来人拿到这份材料后会怎样用就不好说了。于是，我略去了一些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的地方，草草抄完交了差。

一个多月后，管教干事又来找我，说是要抄全部的。这可真奇怪，那人怎么知道我没抄全？又为什么不自己补上？难道就为了这一篇东西在四川耽搁一个多月？我更不高兴了，当面顶撞了干事几句：“我不抄！他知道没抄全，你们就把材料交给他自己抄好了。我六十多岁了，手都抄出茧子来了，不想为他卖命！”他尴尬地走了。

可能他们商量过了，第二天干事就直接找胡风，说是省委批了的，意思是不抄也得抄。这事又落在我的头上了。我一肚子怨气，一边抄一边发火，将字写得一塌糊涂。你们一个大学就可以这样地欺负人，难道还像“四人帮”时一样狐假虎威不成吗？我的心情十分暗淡。

胡风给政委写了封信，说明我们不愿将写给监狱当局的内部材料抄给别人，并且还发了几句感慨，意思是，我们老了，希望以后不要再分派给我们这种工作。

今年监狱里添了一台小型的电影放映机，他们常来叫我们去看电影，但有时不叫胡风，这可能是故意区别我们俩的身份吧！弄得我也很别扭。

刚进夏天，我为胡风取出了席子和蚊帐，W干事却来问我胡风需不需要棉衣。我告诉了胡风，他说：“我到这里7年了，从来没人问过我棉衣的事。现在我有衣服穿了，倒来问寒问暖了。怪事！”他亲自回绝了：“可以不要。”但干事还是给他拿来了一双单鞋，并要他在“专用”本子上填了一笔账。

一天下午，监狱长和办公室负责的H干事等陪同四位领导来巡视。他们问到胡风的年龄和身体，连牙齿和视力都关心到了。又注意到我睡的卧室太潮湿——我睡的是自己带来的帆布床，床下有时在雨后还长菌子呢。他们研究后说应该将地打成三合土。我说：“不必这样麻烦，洒点生石灰就可以去潮了。”但他们后来还是给我换了一张监狱的单人床。

报上发现了毛主席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胡风立即看了一遍，对我说：“这篇讲话发表了。我的问题也该进入可以解决的阶段了吧！”我说：“但愿如此！不过也别太乐观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丧气话。

又要搞卫生了。胡风干得很卖劲，因为这关系到他年终总结的劳动考核问题。

两位监狱长、办公室的干部、×股长，陪着劳改局的张局长和苗溪茶场的书记夫人，都来了。他们看了住房和环境卫生，又问了问胡风的情况。出来时，×股长问起我在苗溪时造反派抄家的情况，后来告诉我，关于没收财产的事，他们正在查，要我放心。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这里开会的。为他们组织了好几场电影，我见到他们在贵宾席上坐着。

天气很闷热，已到了35℃。胡风无法做他的工作，就帮着我在太阳下去后浇浇水和整理一下番茄枝杈。葡萄已熟，紫红的，很可爱。×股长让我们摘了自己吃，我舍不得摘，就让它依旧挂在那里。不久前已将熟了的桃子摘了，奇怪的是桃子虽然大且红，但就是酸得不能进口。胡风最感兴趣的还是那已有房檐高的无花果树。我每天一早就去摘无花果，差不多都能摘到五六个，再晚点就会被一种麻灰的类似画眉的鸟啄食吃掉。

夏天都快过完了，监狱里忽然想到给胡风换帐子了。给他缝了一顶方帐子，又拿来四根竹竿挂上了。胡风只好表示感谢，心里却觉得奇怪。

晓山从呼和浩特市放假回到北京姐姐家，给我们来了信。胡风因为他进的是外语系，特地写了一篇《有关自学外语的方法》附在我信里寄给了他。

管教干事要胡风写有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思想汇报。他一下子写了二万余字，从解放以来中日间的关系回溯到解放前的中日关系，题目是《关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二、三感想》，涉及到了音乐、给题、舞蹈、作品等各方回。我真不能不佩服他记得这么多事。有些是50年代的事，也有近几年发生的。其中，他提到了柳青。他很欣赏柳青的《创业史》，知道柳青受“四人帮”迫害家破人亡的悲壮经历，知道在这年7月间给柳青开了追悼会。现在，他趁机对《创业史》做了理论方面的评价，并对柳青的遭遇表示了愤恨不平和惋惜。这几千字照说是不应该写在这里的，但他不由自主地抒发了自己的个人感情，连我抄到这里也感动得几乎落泪。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政委找他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但结果是不欢而散：政委悻悻地说有事就走了，干事们只冷淡地叫胡风回去。他回来时显得很丧气，但又很生气，气呼呼地对我说：“要我这也认罪，那也认罪，总之，不认罪就是世界观没改造好。如果这样简单，我何必坐二十多年的牢！我回答说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个结果当然会对胡风很不利。他想向干事解释一下自己的心情

和对问题的认识，但他们不理他。甚至都不叫我去看电视了。五六天后，管教干事才来问胡风：“你要谈，谈什么呀？”脸部表情僵硬严肃。胡风将自己心里所想的谈了，最后说：“我有信心，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干事没说什么，匆匆地走了。

胡风倒还沉得住气，仍在写材料，并且越写越长。但我从干事们的眼神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他的“不进步”，他们是多么地冷淡和反感。管教干事来收前三个月的存报时，胡风向他提出多留几天还想查看查看。他理都不理就把报纸拿走了，还说以后每个月的报纸都要交上去。他走后，胡风生气地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当然是有意的。第二天，W干事拿来了《红旗》，那里面有评姚文元的文章，但又将血污泼向胡风！后来，管教干事陪医生来看病时，他向干事提出了《红旗》文章中的不实之词：“那是有意将污水向我泼来，良莠不分，一同捆绑示众。这是什么文风！”干事没有正面回答，只告诉说L干事曾两次去上海外调。说完，笑笑就走了。

我们一琢磨，那外调当然是为胡风的事了。还在胡风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时，中央就应该调查核实过。现在监狱当局又派人去调查，可见是因为批判组的文章了。如果真能实事求是地去调查，那是对我们负责任，我们应该感谢，因为造谣诬陷是经不起调查的。

胡风对干事批驳了文章上将我们和姚氏父子联系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干事无法回答。由于这样明确地将胡风和“四人帮”绑在一起，倒使胡风理解了这根绳子来自何方。他没有胡思乱想，所以没有造成恐怖，旧病没有复发。情况是多么危险啊！

他写了《关干姚文元父子的再一次简单声明》，我也写了《有关我和姚氏夫妇及作家书屋的关系》。我们有责任澄清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问题。

1948年底胡风去香港后，我常一人去作家书屋，但多半是在楼下和姚蓬子的老婆周修文谈话。主要是问她出书的事，并想要回托他们寄卖的书和刊物的款子。这在当时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得养活一家五口。有时，姚太太告诉我，雪峰在楼上，或别的熟人在楼上，我就上去和他们一起坐一会，听听他们得来的“内部”新闻。解放后，姚蓬子不到店里来了。为了催促他出版早已交给他的胡风和朋友们的书，我曾到他家去找过他，但我从未见到过姚文元。上海解放后，他家门口贴了一张荣誉家属的喜帖，我问姚蓬子是不是儿子参军了，他告诉我儿子在团市委工作，是干部。1950年后，胡风回到了上海，我就没再去过他们那里了。我和他的店员很熟，他们都是他的同乡，有几个年青人要求进步，对姚蓬子不满，说他不关心“五反”不去交代问题。他后来还是躲过了“五反”。等我们准备搬家到北京时他的三个店员来找我，希望能将我们的房子让给他们，由他们每家给我一笔钱算是装修费吧。这房，我为了退房客曾花了一笔钱，后来装修又花了钱。当时，上海的房子很是紧俏，所以我把房子让给了他们，但没有多要他们的钱，只收回了自己出过的钱数。这件事和姚老板毫无关系。但批判组的文章却把此事说成是“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姚蓬子作为作家书屋的职员宿舍。”还有的文章说，中学生姚文元受姚蓬子之命，来往传递稿子信件，充当胡风同姚蓬子之间的联络员。

他们这样一写，不但把胡风同“四人帮”绑在一起，还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胡风从解放前就和姚蓬子一起搞秘密活动，由姚文元充当联络员。好狠毒的笔啊！大概他们忘了姚文元是以批胡风起家的，他的文章还大半登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他们大概以为胡风早已“失踪”，可以信口雌黄不必负什么负责，还可以得到一向痛恨胡风的人的赏识。

好在我和胡风在一年前都已写过揭发“四人帮”和姚蓬子的材料，中央并没再来核对，这次监狱又派人去上海外调，也没有来向我们查问，可见有的就是有的，没有的是硬按不上的。我放心了。胡风对这些造谣污蔑并不在意，只是感到气愤并写了有关说明，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说法进行了分析、解释和尖锐的批评。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种文风。可惜我己没有《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和胡风说明的底稿了，无法拿出来请大家评论。只记得他在说明的最后这样写道：“……这类批判文章所招致的对党的原则精神和党的群众威信的伤害是非同小可的。”

整个10月份，胡风都在写他的《从实际出发再检查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态度问题》，已写了四五万字，还没有结束。我又有点不耐烦了，我只希望他简单明了地说明一些事实经过，可是他将事实又引向了理论方面，这可不是今天可以说清的。我真怕又引起领导上的不悦，给点颜色看，甚至再来个大批判。但我无法制止他，只好多注意他的身体。

11月中旬，报上评论员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使我吊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前几个月的趋势实在太让人寒心了，我真担心循着揭批“四人帮”会一直引向胡风！几天后，管教干事将一张《中国青年报》交给胡风，那上面有报道晓山考上大学的一条新闻。他和胡风谈了一会儿话，说到落实政策要做细致工作。

虽然这只是条几百字的新闻报道，但没有对胡风加上帽子，而是当一个普通人一样地称呼，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真是个喜讯！所以，我们不是由于晓山能上大学而是由于对我们终于闪开了一丝生机而感到兴奋。

前一向就读到了对话剧《于无声处》的评论文章，最近又让我们看了电视台的转播，我们都很感动。最使胡风感动的是陶铸女儿陶斯亮悼念父亲的文章。她写得真切感人，我们久久地沉浸在那凄切真挚的深情中。陶铸在流放前写了首七律赠老妻曾志，胡风当即用原韵吟成三首《有感）。

《从实际出发》写完后，管教干事说太长了，政委没时间看，要胡风写个提要。胡风又写了内容提要，也有12页。干事要他写这年的年终总结，他向桌上的一叠稿纸一指：“这就是我的总结”。但还是要他写对中美建交的感想，他只好赶写了几千字交差。

我在街上买了一本新的日记本送给胡风，希望在1979年他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我给他日记本时，正好广播三中全会公报。许多重大决策，使我们听了全身为之一爽。新的希望在向我们招手！

第二天早晨，广播了中央隆重地举行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胡风又整理《有感》加了前言、注和后记。

一位从成都来的女牙科医生来给他看牙，说有的牙已脱落只留有一点根无法拔去，但还有两个病牙可以拔，过几天设法拔掉吧。这样，胡风近几年的牙痛病总算可以治了。

管教干事拿报来时向胡风提出读了三中全会公报后要写一篇感想，胡风就将《有感》给了他，说：“这就是我的感想。”他拿了就匆匆走了。我和胡风仔细地阅读公报，越读心里就越亮堂。

临近元旦时，胡风由女医生陪同到部队医院拔去了三颗病牙。这个新年，我只能给胡风吃肉汤煮挂面了，幸好我烧了一条鱼。

3日的报上载有文联茶话会上胡耀邦书记兼宣传部长的讲话，看来是要认真按照三中全会决议做了。

1月11日，管教干事喊我去办公室，L、W二干事都在。L干事告诉我，昨天下午省办公厅来电话通知，释放胡风出狱去成都。这一喜讯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又在意料之中，就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下午3时，管教干事和L干事亲自来同胡风去到办公室。公安厅黄处长当面通知胡风说，省公安厅已得到中央公安部电话通知，释放他出狱，其他情况到成都后再谈。在座的有监狱长、政委、股长、医生等。另有两位不认识的年青人，可能是同黄处长一同来的。都说，只要我们准备好了就可以动身。他们询问胡风的意见，他当即表态说：“我已写了三个材料，我的思想认识都在过去所写的材料中了。”政委于是说他对揭批“四人帮”有成绩，拥护毛主席华主席，诗虽然没发表，但感情是很好的，等等。大家客客气气地让他走了。

一会儿，监狱的这些领导人又陪同黄处长来房里看了看，以示关切。黄处长还提出，是不是先去县委招待所住几天。胡风和我都说，没这个必要，还是在这里方便些。

我马上给晓风写了信，胡风要我给晓谷发电报，我没同意。第二天下午，我陪胡风去看看这大竹县的市容，他还是走到邮局拍了给儿子的电报。

监狱里派了犯人来为我们捆扎行李，只让我们坐在看电视的休息室里歇着。

1979年1月14日上午8时，我们到办公室去告别。政委、监狱长、股长、医生和干事们都在，胡风感谢了他们对他的耐心帮助。政委提到毛主席历史上曾错误处理过干部，又提到了屈原、文王和孔子等。但又说，过去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别人的过错，将来这些功过是非都会有结论的，胡风表示了对原则负责的态度。

9时出发，医生和管教干事同行。走出监狱大门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在这里6年，而胡风就整整9年了。别了！我们总算都活着离开了高墙，获得了自由！

尾声

1979年1月16日，我们到了成都，住进省革委第二招待所。不久，小儿子从北京来看我们，与我们共度春节。四川省公安厅来人通知胡风可去省政协找秘书长要求安排工作，也通知我去找文化局安排工作。胡风心想：“我被关了二十多年，一出来就要我去求工作。我都七十多岁了，难道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不是欺侮人吗？”他不去。我们只在成都市内重游了一些名胜古迹，我尽量排队买电影票戏票，买文艺刊物，以弥补我们这些年来的空白。

2月份，四川省公安厅宣布原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所判的无期徒刑被撤销。6月份，公布他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我被安排在四川省博物馆任资料员。胡风这时已和朋友们开始通信，读了不少书刊，又写了几十万字关于他的文艺思想和一些人事关系上至今仍被人们误解甚至指责的问题的解释送呈中央。

看上去他的身体很健壮，在夏天还由大儿于一家陪同上峨嵋山玩了几天，但二十多年的监狱生活给他带来了身体很本上的损伤，再说他也已77岁了！现在住在招待所里，看病吃药很不方便。到了秋季就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但无法根治。他又忙于写东西，不注意休息。初冬时，突然，小便闭塞，尿血，送进医院后动了手术，但又大出血6天，只好动第二次手术。前列腺虽摘除了，但却由于脑失血过多导致过去的脑神经混乱的病症复发。后来才知道这叫“心因性精神病”，一时无法治好。子女们轮流从北京、南京来帮我护理他。那时胡风住不进高干病房，一直住在观察室里。即使出了院也无家可归，还得住招待所，这对病人是太不利了。孩子们就向党中央写信提出要求让胡风回京治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1980年3月底，我陪同胡风回到了北京。在各部门的关怀下，他住进了友谊医院，后又转到精神病防治所。同年9月，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任命胡风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顾问，我则被安排在中国作家协会为驻会作家。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上海治疗一段时期后，精神状态才基本恢复正常。之后，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同时，任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我们搬了新居，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他可以在敞亮的客厅里扶杖走动了。他开始写作大量的回忆文章，创作之源泉重又汩汩而出。

正当他一心想追回失去的岁月用余年为党做点工作之时，身体却越来越坏了。经过住院检查确诊他患了贲门癌，并且已是晚期了。他年事已高，动手术是不可能的。癌细胞很快地扩散着，到了肝脏，到了各淋巴组织。我们为了使他安心治病，没告诉他实情，只说是胃溃疡和肺炎。他十分信任医生，接受任何治疗，从不叫苦。后来，吞咽越来越困难了，每吃一口食物和药物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但他也忍住疼痛勉强自己吞食，因为医生告诉他，药补不如食补。他是多么地想活下去啊！

这次住院，子女们不让我值班陪夜看护，因为我也老了，扶不住他，所以我只在白天抽空去医院看望他。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对我说：“有人又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我赶快说：“你不要怕，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有我呢！我会帮你说清楚的。”“啊，啊，你能说吗？”“我能，能，一定……”这时，泪水使得我说不下去了，我知道他原有的恐惧心理又在作祟了。女儿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赶快走开，到盥洗间里才痛快地哭了一场。

我再去时，他已在弥留中，说不出话了。那是1985年的6月8日。

他没有留下遗言，可是他最后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为了争取一份公正的不存偏见的悼词，我们必须克服一些人为的阻碍。直到第二年初，才在文化部的主持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获得了他生前不敢想而本应属于他的公正的评价。我们一家人站在他的灵前，我昏昏沉沉地还认为是在梦中，但我面对着大厅里数百位专程来参加悼念的首长们和新老朋友们，又明白这一切都是现实。许多过去相识但多年已不来往的朋友今天来了，他们用力握住我的手，有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向我表示欣慰。握手的用力和脸上的笑容使我感到胡风被他们理解，被他们尊重。许多过去因他受株连，他为之一直感到内疚的朋友今天也来了，他们沉痛地望着他的遗像，深深地向他鞠着躬，握着我的手，说着安慰的话。一些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他们感佩于他的铮铮铁骨，特地前来表示敬意。还有我想，他如能从照片中走下来，一定会用全身心的力拥抱这些朋友们的。可惜，太迟了！他只能用含笑的面容望着大厅中的人群。我想，他是喜悦的，他不会再感到恐惧了，他将睡得安静，睡得深沉……

但是，我对他的允诺还远远没有完成。可我敢于向他说：“你尽管放心，我将尽我的余生为你洗去涂在你脸上的残存的污垢，还你真正的面目于人间！”

本文选自《往事如烟》，梅志／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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