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反应：中国一项前沿基因编辑试验酿成灾难性悲剧。受害者家人寻求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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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反应：中国一项前沿基因编辑试验酿成灾难性悲剧。受害者家人寻求问责

Science 27 Jul 2026 By Brendan Borrell, Retraction Watch

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走进上海一家医院的大门。六岁的她穿着一件粉色外套和印着卡通小熊的蓝色裤子。身后，父亲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里面装着她接下来一周住院所需要的一切：毛绒玩具、培乐多彩泥，还有一台存了多集《小猪佩奇》的 iPad。

她告诉爸爸妈妈，感觉一家人像是要去度假。但实际上，父母是带着她来接受一项实验性的基因疗法。小女孩的发育已经开始渐渐跟不上幼儿园里的同龄孩子。她仍然只能说简单的句子，吃饭时还要用儿童训练筷。而这一切，都源于 DNA 上一个碱基发生了突变：本应是 C，却变成了 T。

医院提供的儿童版知情同意书上写道：“你的‘书’出现了一点错误，所以让你得了一种影响长大的病。时间久了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医生希望趁她的大脑仍在发育时，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这将是一项只为一人开展的临床试验，部分资金来自父母东拼西凑筹来的86万美元, 其中既有他们自己的积蓄，也有亲友的资助。

这对父母相信，女儿交到了可靠的医生手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以儿科闻名，是中国首家开展婴幼儿开心手术的医院，也是国内首家实施连体婴分离手术的机构。如果一切顺利，这家医院将再次创造历史。这个小女孩将成为全球首位接受在大脑进行基因编辑疗法的患者。这项疗法将改写她神经元中的突变基因，把其中发生突变的 DNA 碱基改回原本的样子，让她能够制造一种至关重要的蛋白质。

带领这项研究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脑科学中心松江研究院的神经科学家仇子龙。2025年3月底，当时仇子龙是全球多位竞相推动碱基编辑器走向临床、为罕见病儿童量身定制治疗方案的研究人员之一。碱基编辑器是功能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的一种更精准版本。就在一个月前，患有危及生命代谢疾病的婴儿 KJ Muldoon 已在费城儿童医院悄然接受了同类疗法的首次静脉注射。

然而，尽管碱基编辑成功挽救“Baby KJ”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科学》还将这一成果评为2025年度“突破”评选的科学突破候选之一，但新华医院发生的一切却始终不为外界所知。这项研究在 ClinicalTrials.gov 上的注册信息，已有一年多没有更新。而今年年初，仇子龙和同事在《自然》发表与这项临床试验相关的动物概念验证研究时，也删去了论文中有关患儿家庭及其资金支持的内容，仅写道：“从临床预研跨越到临床转化，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这句含糊其辞的表述掩盖了一场悲剧。在医疗团队将数万亿个携带碱基编辑器遗传指令的病毒注入女孩的脑脊液的七天后，她因与这项疗法相关的严重免疫反应去世，《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现可披露。

根据官方文件以及女孩父母提供的说法，医院曾依据一项无需经过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监管条款，允许仇子龙开展这项实验性治疗。女孩去世后，医院被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处以数额不高的罚款，但仇子龙并未受到公开处罚。

这场令人不安的死亡事件，暴露出中国在追赶美国、成为生物科技强国的道路上遭遇的新挫折。三年前，针对2018年贺建奎事件引发的风波，中国政府加强了生物医学研究监管规定。当时，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违反伦理规范，秘密制造了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 Joy Zhang 长期研究中国科研机构中普遍存在的保密文化。她说，这项试验监管宽松，以及未能公开报告这起死亡事件，“展现了制度设计与实际落实之间的差距”。

来自遗传学、病毒学和生物伦理学等领域的七名专家为《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审阅了《自然》论文以及这项临床试验细节。 他们对仇子龙及其团队表示了担忧，认为团队在向患儿父母介绍试验时淡化了其中的风险，忽视了动物研究中出现的安全性信号，并且在成功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仍推进了试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基因疗法病毒研发专家 Steven Gray 说：“这项试验本不应该开展。”

Gray 和其他几位专家呼吁对《自然》论文投稿版本和发表版本中的图像及其他数据进行全面审查，并完整披露这项研究的资金来源。他们表示，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足以构成撤稿理由。仇子龙、他所在的大学以及相关医院均未回应 《科学》 和 Retraction Watch 就本文提出的多次置评请求。《自然》则表示，在发表该团队论文时，并不了解这项临床试验背后的相关问题。

出于隐私考虑，女孩的父母要求 《科学》为他们和女儿使用化名。如今，他们决定讲述女儿的故事，是因为他们对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未能承担责任感到愤怒。女孩的父亲，一名软件工程师，说：“了解到这些安全措施本应存在却缺失的现实后，我们对整个项目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希望自己被称为 Jason，妻子 Linda，女儿 Mei（中文意为“美丽”）。“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许多安排和做法是多么不同寻常和危险。”

就像1999年美国早期一项基因疗法临床试验中去世的18岁青年 Jesse Gelsinger 一样，Mei 的故事也引发了一个问题：这类风险极高的疗法，是否应该首先在病情并不致命的患者身上开展试验。Jesse Gelsinger 的去世曾令整个领域研究陷入低潮，影响持续近十年。斯坦福大学法律与生命科学中心主任、生物伦理学家 Hank Greely 说：“我并不认为这类实验应该停止，但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谨慎。这太容易让人被希望蒙蔽双眼，无论是对孩子康复的希望、对科研成功的希望，还是对公司发展的希望。”

JASON 和 LINDA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2019年初迎来了 Mei。她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里程碑，都让夫妻俩欣喜不已：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迈步走路。他们也注意到，Mei 似乎比其他幼儿笨拙一点。但几年后，她已经开始上跑酷课，还会在社区里的蹦床上蹦来蹦去。

Mei 四岁时，一位幼儿园老师把 Linda 叫到一旁。Mei 的画画和写字能力不如其他孩子，语言发育也没有跟上同龄人。老师建议Linda带女儿去做进一步评估。2023年3月，Mei 被诊断为“全面性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一个涵盖多种病因的统称。专家告诉他们，Mei 身上的一些表现，例如她喜欢发出一些特别的声音，都与自闭症有关。

随后一家人来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了一系列检查。脑部磁共振成像、染色体分析，以及针对已知影响神经发育基因的检测，均未发现异常。直到进一步对 Mei 的 DNA 进行深度测序，医生才终于找到了发育迟缓的根源：一种名为 CHD3 的基因发生了缺陷。这个基因参与调控 DNA 在细胞内缠绕形成染色体的过程。

DNA 的这种包装方式会影响其他基因的表达，其中包括参与大脑早期发育的基因。CHD3 基因发生突变后，会改变这些基因的表达，从而导致一种名为 Snijders Blok-Campeau 综合征的疾病。目前，全球已知仅有237人患有这种疾病。

2018年帮助揭示这一综合征遗传基础的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遗传学家 Philippe Campeau 表示，携带这种突变的人通常寿命与常人无异，但症状差异很大。大多数患者的头围略大于正常水平，约三分之二存在智力发育障碍。病情较重的患者可能无法说话，并伴有癫痫、心脏问题，以及脑内充满液体的空腔。Campeau 认为，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基因编辑疗法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但对于那些症状较轻的人……是否值得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比较有争议了。”

Mei 的症状属于较轻的一类，但 Linda 很快辞去了工作，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独生女身上。她和 Jason 带着 Mei 接受语言治疗和职能治疗，并为她争取到了特殊教育支持。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们说，在把Mei转到另一所幼儿园重读一年后，大多数其他家长甚至都不觉察她的情况。

与天性乐观的 Linda 不同，Jason 总是做最坏的打算。这种疾病不会持续恶化，但随着课程越来越难，Mei 与同龄孩子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她也比其他孩子更瘦，肌肉张力较低，将来或许永远无法独立生活。“我们担心她的未来。”Jason 说。

Mei 在2023年确诊后，一家人加入了一个由自闭症及类似疾病患儿家长组成的微信群，家长们会在群里交流经验、分享建议。也正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听说了仇子龙。

仇子龙是神经发育障碍领域的专家。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和许多同代优秀的中国学生一样，随后赴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他加入了时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神经科学家 Anirvan Ghosh 的实验室。Ghosh 认为，仇子龙“既有天赋，也有干劲”。

2009年，正值中国加大力度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之际，仇子龙回到本科母校任职。此后，他相继在《自然》，《神经元》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等顶尖期刊发表论文。他也一直致力于向中国公众普及遗传学知识，出版了《基因启示录》一书，并通过公开演讲进行科普，其中包括一场题为《逆转基因决定的命运 》的 TEDx 演讲。

在贺建奎违规开展胚胎基因编辑实验后，仇子龙是100多位联名发表公开信予以谴责的中国科学家之一。“这个项目完全无视生物医学伦理原则，在尚未证明安全性的情况下就开展人体试验。”他当时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

尽管如此，仇子龙仍认为，对于那些具有明确遗传因素的自闭症样疾病，例如瑞特综合征 (Rett Syndrome)，相关疗法仍有潜力。“他对 瑞特 综合征特别投入，也一直希望真正改变患者的命运。”曾资助仇子龙在美国部分研究的瑞特综合征研究基金会（Rett Syndrome Research Foundation） 联合创始人 Monica Coenraads 说。

对微信群里的家长来说，仇子龙是一位值得关注的研究者。他针对瑞特综合征开发的基因疗法刚刚在中国获得专利，还创办了一家名为蓝启心途基因科技的公司，并计划很快将这项疗法推进到临床试验。2023年7月，他举办了一场介绍这项研究及其他工作的讲座。群里有一位家长到场听讲，并把演示文稿发到了微信群。

在接下来的一周，Jason 给仇子龙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介绍了 Mei 的病情。“我们明白基因治疗需要复杂的实验，耗资数以千万[人民币]。我们愿意也有能力来承担这些费用，”他写道，“每天看着孩子受苦对于父母是最痛的煎熬。”他附上了 Mei 的基因检测结果，点击了发送。

13分钟后，仇子龙便回复了邮件，表示对此很感兴趣。他很快就邀请了 Jason 和 Linda 到研究所见面。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绿树成荫，夫妻俩告诉仇子龙，他们并不想只是为了支持科研而出资。“我们是奔着治疗的目的来的。”Jason 说。

仇子龙的态度积极。“之前要是去年来找我，就不敢说我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他在那次会面中说。 “现在我觉得就到这么一个节点了。 ”（由于相关技术信息过于复杂，父母担心自己无法完全理解，因此将与仇子龙及其他参与 Mei 临床试验相关人员的许多谈话都录了音。他们将这些录音提供给了 《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仇子龙解释说，编辑大脑需要将携带治疗所需遗传指令的病毒注入 Mei 脊柱底部的脑脊液中。不过，他补充说，由于 Mei 的病情并不危及生命，要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开展这项试验，门槛会很高。从开发疗法到完成小鼠和猴子的测试，整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而且无法保证一定有效。但在一段录音中，仇子龙表示，像新华医院这样的顶尖医疗机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安全问题。

父母听说过，其他基因疗法曾引发严重副作用，甚至导致患者死亡，也知道这项治疗最大的风险是Mei 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对注入体内的大剂量病毒产生反应。仇子龙解释说，病毒剂量的控制至关重要，但如果将病毒直接注入 Mei 的脑脊液，而不是通过血液输送，就可以绕过肾脏和肝脏，从而将发生免疫反应的风险降到最低。

夫妻俩开始渐渐放下心来。“就对我的心理来讲，我还是挺保守的。”Linda 对仇子龙说，“但是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您这边就是各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很能让人信任。”

JASON 和 LINDA 表示，不久后他们便将第一笔款项汇入了一家隶属于另一所大学的基金会。这笔钱将用于资助仇子龙的一名前学生，由其负责设计碱基编辑器。根据 《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查阅的文件，夫妻俩支付的其它款项则流向了美国一家公司的中国关联机构，该机构负责开始生产病毒；还有四川的一家合同研究组织PriMed，负责开展猴子实验。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生兼生物伦理学家 Jeremy Sugarman 表示，由患者家属承担开发个体化疗法费用的方式并不少见。但根据 Jason 和 Linda 提供的聊天记录，仇子龙还曾要求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安排，直接向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付款。这些安排后来越来越令夫妻俩感到不安。

2024年4月，在大学附近一家星巴克，Jason 与负责实验工作的研究人员杨侃会面，讨论一份费用安排。杨侃也是仇子龙 瑞特综合征专利的共同发明人之一。在得知生产临床级病毒需要超过25万美元后，Jason 表示自己已经到了财务承受能力的极限。“我是感觉到有点压力。”他说, 据录音显示。

杨侃则解释了他需要的资金为什么比仇子龙最初建议的要多。“但问题你想，那些病毒打完之后，如果这些不能够很好的试了一下，就等于白做了。”他说。谈到之后的猴子实验时，他也表示情况一样。“这个其实要做的很精细才能有结果的。”（杨侃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

根据录音，双方为付款条件进行了反复协商。银行记录显示，在整个项目期间，这家人最终向杨侃的个人账户直接汇入了13万美元。Sugarman 表示，在美国，如果绝望中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寻求治疗而支付类似款项，这类做法可能会越过伦理界限。他尤其担心，研究人员可能因此受到“不正当诱导”，从而收受过多的礼物或金钱。

仇子龙本人从未向他们索要任何东西。不过，根据家人保存的记录，每隔几个月，Jason 都会去仇子龙的办公室、附近的餐馆，或他位于数小时车程外的家中拜访。每一次，Jason 都会买单，并送给仇子龙多部 iPhone、一台 iPad，以及一箱茅台酒。这种白酒以高粱和小麦酿造而成。

到了2024年底，实验室的努力开始取得成果。仇子龙团队培育出了一种小鼠，其体内携带着人类版本的 CHD3 基因，并带有他们女儿的同一种突变 R1025W。这一突变会使蛋白质在原本应为精氨酸（arginine）的位置，变成色氨酸（tryptophan）。这些携带突变的新生小鼠出现了类似自闭症的特征，与母鼠分开时，发出的叫声也比正常小鼠少。当研究人员修复这一突变后，这些小鼠幼崽的发育恢复正常。

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精确的编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十年前由哈佛大学 David Liu 实验室开创的碱基编辑技术。早期的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也是贺建奎等人曾使用过的技术，常常会破坏本应修复的 DNA。在第一次见面时，仇子龙曾用“乱掉”来形容它造成的影响。CRISPR 在编辑基因时，需要切断 DNA 双螺旋的两条链，因此可能导致基因组出现大段 DNA 的插入或缺失。

碱基编辑器则采用经过改造的 CRISPR DNA 切割酶，只会在 DNA 的一条链上造成一个切口。借助引导RNA ，它会在目标位置解开 DNA 双链，并通过化学反应将没有被触碰那条链上的一个碱基转换成另一种碱基。随后，细胞会利用互补配对原则修复带有切口的另一条链。对于 Mei 的突变，这种碱基编辑器会把突变基因中的一个特定腺嘌呤（A）转换为鸟嘌呤（G），进而使与之互补的胸腺嘧啶（T）恢复为正确的胞嘧啶（C）。

不过，碱基编辑并非万无一失，也并不容易掌握。掌握这个技术的人比做基因治疗的人少很多, 他在一段录音说。他还告诉这家人，在将这项技术推向全新前沿应用领域方面，自己仅次于Liu。

与美国为“Baby KJ”开展的临床试验不同，后者利用微小脂质颗粒，将Liu 开发的碱基编辑器递送到婴儿的肝脏，而中国团队需要把编辑器送入 Mei 的大脑。他们选择将编码编辑酶和引导 RNA 的基因封装进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中。AAV 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基因治疗，但在所需剂量下，可能引发炎症反应。由于只有一小部分病毒能够进入目标细胞，并促使细胞产生碱基编辑所需的成分，要修复足够数量的脑细胞，就需要注入数百万亿个病毒，其数量比一个人接种病毒载体疫苗时接受的病毒多出数千倍。

仇子龙团队还面临着第二个挑战。由于碱基编辑器体积较大，他们必须将其遗传指令一分为二，分别封装进两种不同的病毒中，再同时注入体内。要想治疗成功，这两种病毒都必须进入并表达在大脑的同一批细胞中。相比之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听力损失的疗法 Otarmeni，同样采用双载体策略，但它只需将两种载体直接注入内耳充满液体的微小腔室，因此需要编辑的细胞数量要少得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Steven Gray 表示，他怀疑“双载体方案能否达到足够高的编辑水平”，从而治疗 Mei 的病情。

这种实验性疗法在小鼠身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仇子龙团队在这些实验中使用的病毒 AAV-PHP 可以通过静脉注射进入小鼠体内，并穿过啮齿动物的血脑屏障。由于某些细胞受体存在物种差异，这种病毒在人体或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无法如此容易地穿过血脑屏障。因此，仇子龙团队改用了另一种基因治疗中常用的病毒载体 AAV9，通过直接注射到脊髓腔内，绕过血脑屏障。不过，在为 Mei 治疗之前，研究人员原本计划先证明这种方法能够安全地将基因编辑所需的遗传指令递送到猴子的脑细胞中。

2025年1月，仇子龙向 Jason 和 Linda 分享了一个好消息。根据 《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查阅的一则微信消息，他把一篇刚刚投稿至《自然》的论文发给了他们。这篇论文汇集了过去18个月里，他的实验室围绕 Mei 突变开展的全部临床前研究。论文的第一幅图展示了 Jason、Linda 和 Mei 的基因序列，并结合实验结果证明R1025W 突变会损害 CHD3 基因编码蛋白的功能。

这篇投稿论文还收录了 杨侃及其同事拍摄的一组引人注目的图像。图像来自两只接受了 AAV9 递送的 Mei 候选疗法的猕猴脑切片。杨侃将神经元染成绿色，将基因编辑器标记为红色，用以估算编辑器进入了多少比例的神经元。在荧光显微镜下，放大后的小脑图像几乎被红色覆盖，这意味着在 CHD3 表达最为丰富的脑区，基因编辑器似乎已经进入了几乎所有神经元。

仇子龙通过微信告诉这一家人，这证明临床试验应该继续推进。事实上，这一结果显然也帮助说服了医院伦理委员会，并于2025年1月2日批准了这项临床试验。

然而，《科学》邀请审阅这幅图像的四位专家，包括一位曾参与《自然》论文同行评审的审稿人，都对这项灵长类动物概念验证性研究的开展方式表示担忧。这篇投稿论文没有设置对照样本，无法证明染色信号确实特异性标记了基因编辑器。“这完全没有说服力。”长期从事基因治疗研究的普渡大学生物化学家 David Sanders 说，“我们无法确信，看到的大部分信号是不是背景染色。”

论文中的另一张统计图显示，AAV9 仅使约30%的目标神经元发生了编辑，但这一比例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研究中使用类似载体所达到的水平高出数倍。第五位专家是一名要求匿名的神经科学家。他表示，上述质疑或许有其依据，但数据中并没有“明显的数据造假或图像篡改”。

不过，就在 Mei 接受治疗前约一个月，又出现了另一项潜在的问题：由 PriMed 开展的灵长类动物毒理学研究得出了最终结论。日期为2025年2月17日的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接受低剂量还是高剂量治疗，四只猴子都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的肝脏损伤。

仅凭这些数据，“就足以引发对更低剂量的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最大耐受剂量。” 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主导了后来酿成悲剧的 Gelsinger 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现任基因治疗公司 Gemma Biotherapeutics 总裁的 James Wilson 说。

另一只接受高剂量病毒治疗的猴子还出现了肾脏损伤。这可能源于 AAV 基因治疗一种广为人知的不良反应，即血栓性微血管病（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这种病症会形成遍布微血管的细小血栓，严重时可致命。由于 PriMed 团队没有在猴子接受输注后的第一个月这一关键时间窗口内收集数据，因此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根据中国的双轨制生物医学监管体系，在大型医院开展这类由研究者发起的非商业性临床试验，可以在无需接受国家药品监管部门严格审批的情况下，测试新型基因疗法；而在美国，此类审批则属于必经程序。相关规定历年来有所调整，但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需要先在国家临床试验数据库完成注册，再接受所在机构的科学和伦理审查。不过，不同机构审查的严格程度并不一致。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文件，在批准 Mei 的临床试验之前，医院伦理委员会并未审阅灵长类动物安全性研究的最终报告。Jason 和 Linda 表示，仇子龙曾向他们介绍过这些研究结果，但似乎并不担心其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试验仍继续推进。仇子龙当年1月在一则微信消息中写道：“新华医院签约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启动会、签知情同意书，然后30天内给药。”

2月19日，一家人来到新华医院，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为 Mei 进行血液检查。知情同意书将血栓性微血管病列为一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注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及时治疗”。儿童版本，也就是用“生命之书”作比喻的那份知情同意书，则要求 Mei 本人在“是”或“否”的方框中勾选。“如果您不想写字，”知情同意书上写道，“您可以画一个笑脸来代替您的姓名。”

根据父母提供的录音，负责这项临床试验临床实施工作的医生余永国告诉他们，他专门安排了一位每年进行3000例椎管内注射的医生负责实施这次基因治疗。就在两天前，作为仇子龙 Rett 综合征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的一部分，这位医生刚为另一名儿童完成了同样的操作，全程没有发生意外。

余永国还表示，对 Mei 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她体内可能已经存在针对病毒载体的抗体。“除了这个，”他说，“这个药理上来说，很多地方都比较安全。”（余永国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

临床试验开始前的一项检测显示Mei 体内没有抗体。尽管如此，根据知情同意书，为减轻机体对病毒输注产生的免疫反应，她仍需短期服用类固醇药物泼尼松（prednisone）。目前，尽管美国 FDA 批准的部分 AAV 基因疗法仍仅配合使用泼尼松，但基因治疗领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谨慎的做法，加入雷帕霉素（rapamycin）和利妥昔单抗（rituximab）等更强效的免疫抑制剂。

如果这项试验是由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中国版 FDA，以商业资助临床试验而非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的形式进行审评，那么这一决定以及其他一些安排，或许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无论属于哪一种临床试验，根据中国法律，都不得向患者收取未经证实疗法的费用。知情同意书写道：“参加本项研究不会增加您的额外支出。所有费用将由出资方蓝启心途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承担。”

但这一家人心知肚明。余永国似乎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在一次谈话中，他说：“表面上不是你们出的钱，但是已经其实都是公司出的啊。你们出了就是有利益的嘛。”

2025年3月23日，也就是治疗前一天，一家人住进了人满为患的儿科病房，与另一名患儿共用一间病房。当同病房的小女孩哭起来时，Mei 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了她，那是一只蓝色的小鸟。“她很喜欢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的小朋友。”Jason 说。

第二天，Mei 勇敢地走进治疗室。余永国精心安排的那位医生将针头插入她腰部两节椎骨之间，先抽出约一茶匙多一点的脑脊液，为药物腾出空间。随后，他换上另一支注射器，缓缓推动活塞，将携带碱基编辑器遗传指令的病毒注入她的椎管。

三天后，Mei 开始发烧。这是 AAV 治疗后常见的反应，原本预计持续几天便会消退。就在她开始退烧时，仇子龙来到病房探望，并向 Jason 和 Linda 保证，女儿的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夫妻俩送他到电梯口时，他兴奋地告诉他们，那篇投稿《自然》的论文修改后即可被接收发表。接着，他又补充说，Mei 接受的这项治疗将引起更大的轰动，因为它将成为全球首个针对脑部的基因编辑疗法。

Mei 的情况并没有好转。自从接受治疗后，她一直没有排尿，这意味着她的肾脏可能已受到严重损伤。医生因此限制了她的饮水量，她却饱受口渴折磨。与此同时，她血液中的血小板也降至危险水平。这一连串症状，与知情同意书中向家属提示的风险完全一致。

但无论是在知情同意书中，还是在仇子龙及其他医生的沟通中，都从未明确提到这些并发症最终可能导致死亡，Jason 和 Linda表示。“在首次人体试验中，死亡风险始终都应该明确告知。”生物伦理学家 Hank Greely 说。

医生给Mei做了全身CT检查后极速送她进了重症监护室（ICU）。Mei小脸上的勇敢慢慢在消失。“妈妈，我想回家。”在进ICU前，她告诉妈妈。

接下来的24小时里，Jason 和 Linda 与双方年迈的父母一起守在医院候诊区。得知 Mei 病情恶化后赶回医院的仇子龙，似乎一时无法接受这一切。第二天早晨，当医生走出来告诉他们 Mei 已经去世时，他仍陪在一家人身边。Jason 回忆说，当时仇子龙也陷入了震惊。

一家人同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守在 Mei 身旁，最后一次轻轻抚摸着她。

两天后，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报告，委员会认定 Mei 的死亡“肯定”与这项治疗有关，死因：血栓性微血管病。

接下来的几周里，Linda 和 Jason 表示，仇子龙曾向他们表达悲痛，但始终不愿猜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他们说，自己曾请求仇子龙撤回那篇《自然》论文，担心论文会误导其他有类似患儿的家庭和相关研究人员。仇子龙起初表示同意，但后来，他们说，他不再回应他们的询问。杨侃则退还了此前因这项工作收取的全部费用。

2025年9月，区卫生主管部门以医院未能妥善监督这项临床试验、且未按商业资助研究在国家临床试验数据库完成注册为由，对医院处以约3600美元罚款。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作为责任医生，余永国被通报，并被院方要求接受诫勉谈话。

虽然仇子龙的公司为这项临床试验购买了保险，但家属表示，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赔偿。他们说，自己也没有主动提出赔偿要求。相反，他们一直责怪自己，当初没有提出更多疑问，也过于完全地相信了仇子龙的权威。

Mei去世后各方沉默的反应，与数十年前Gelsinger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Gelsinger 的死亡曾引发广泛关注，也促使整个基因治疗领域展开深刻反思。开展该试验的大学被处以超过50万美元罚款，并被暂停进一步开展基因治疗研究。作为试验负责人，Wilson 因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未在 Gelsinger 的知情同意书中披露灵长类动物毒理研究中观察到的不良反应，被美国 FDA 禁止开展人体研究5年。“公开披露这些信息，对于确保这一领域安全发展至关重要。”Wilson 说。

女儿去世几天后，Jason 和 Linda 搬进了一家酒店，随后又搬进了新的公寓。而在他们原来的住所里，所有家具和女儿的遗物都被封存着。他们也与一些最亲近的朋友断了联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们，所以只能假装没看到他们发来的消息。”Linda 说。“我还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Jason 和 Linda仍沉浸在失去 Mei 的悲痛中。到了2月，他们却得知，那篇经历了一年多审稿过程的《自然》论文修改后最终发表了。论文删去了这家人的遗传数据，也删除了原本感谢他们“参与和支持”的一句致谢。

论文仍然围绕一种针对他们女儿突变的碱基编辑疗法展开，但已全部换成了新的关于该疗法在猴脑中发挥作用能力的数据。“我依然对这张图里的数据深感怀疑。”Gray 说。应审稿人的要求，仇子龙团队补充了对照样本。但图像完整性专家 Mike Rossner 指出，这些对照样本似乎与接受治疗的样本并非在同一时间处理，显微镜的成像参数也不同，因此很难对两者进行可靠比较。

论文中所有最初的小鼠实验，亦即由这家人资助完成的部分，看起来也都重新做了一遍。曾为《自然》审阅论文初稿的 Campeau 表示，当修订稿再次出现在他的邮箱时，他并未注意到这些改动的幅度，并最终批准了论文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也没有提及这项疗法在灵长类动物安全性研究中出现的肾脏和肝脏损伤。

论文发表后反响热烈。“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或许将为开发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铺平道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家 Kevin Bender 在配发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当时，他并不知道一名女孩已经接受了这项治疗并且已经去世。与此同时，中国央视（CCTV）将这项研究称为“无数被这类疾病困扰的家庭”的“第一道曙光”。Jason 和 Linda 所在微信群中的一些家长看到报道后表示，打算联系仇子龙，咨询自己孩子接受治疗的可能性。

看到这一切后，Jason 和 Linda 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向仇子龙所在大学的院长提交投诉，要求校方展开调查，并撤回《自然》论文，“为了避免更多患儿重蹈我们的血泪覆辙”。

Gray、Sanders 以及其他几位应《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邀请审阅这篇论文的专家认为，《自然》应要求作者提交论文的原始数据和图像文件，并对其进行分析。他们还表示，论文的资金来源也应完整披露。“即便只遗漏了一项资金来源未予披露，也足以成为撤稿的理由。”Sanders 说。

Greely 则认为，让家属拥有否决论文发表的权力并不合理，但他希望知道仇子龙是否曾向《自然》编辑说明这项临床试验的结局，以及为何删去了论文中与这家人有关的内容。针对家属6月发来的邮件，其中提到孩子的死亡及其他疑虑，《自然》副主编 Victoria Aranda 回复称，他们提出的伦理问题“并不属于我们在数据完整性方面的职责范围”，相关事宜应由学校处理。

在随后回应《科学》和 Retraction Watch 问询的一份声明中，《自然》表示，在论文发表前，期刊并未获悉上述情况，也不知道医院曾因此受到行政处罚。《自然》首席生物、临床与社会科学编辑 Francesca Cesari 表示：“如果在论文审理过程中，有任何与编辑评估相关的信息得到披露，我们都会将其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并进行认真评估。”

4月30日，Jason 和 Linda 收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回复，随后又接到一通电话。院长办公室决定，不会对仇子龙采取任何处理措施。校方表示，支付给杨侃的款项只是临床试验的“科研服务费”，不过仍因其行为对其进行了正式诫勉谈话。至于《自然》论文，校方则表示：“与您出资的实验无任何关联。”

上个月，在一次 Zoom 视频通话中，Jason 和 Linda 坐在家中。镜头里的背景是几面空荡荡的白墙。他们分别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面对 Mei 的离世。谈话过程中，Linda 几度情绪失控，转过身避开镜头，Jason 则继续讲了下去。他们回忆说，今年 Mei 生日那天，两人谁也没有提起这个日子，却都知道，对方心里一直惦记着。

“我们不谈这件事。”Linda 说。

就在这次通话中，Linda 第一次告诉丈夫，那天自己是如何度过的。趁 Jason 去上班时，她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家，坐在 Mei 的床上，身边围绕着女儿留下的东西。她在路上买了一个巧克力纸杯蛋糕。此刻，她一点一点地吃着，想象女儿依然陪在自己身边。

等她讲完这个故事时，Jason 已经眼眶泛红。Linda 温柔地看了他一眼。“我丈夫以前不知道这些。”她说。“我不能每天都哭，但那一天，我觉得，我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哭。”

本文与 Retraction Watch 合作完成，并获得 Science Fund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的支持。Bian Huihui 为本文提供了额外报道。

Translated by Celina Zhao.

(XYS202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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