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琛|国宝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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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2025 年 5 月下旬,北京一家顶级拍卖公司的秋拍预展上,一件估价高达 8800 万元人民币的明代画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VIP 客户的图录里。这幅名为《江南春》的青绿山水图卷,笔法细腻,意境深远,被认为是 “吴门四家” 之一仇英的传世真迹。

几天后,远在上海的庞叔令女士看到了这份图录。这幅画,本应安静地躺在 400 公里外的南京博物院库房里。它是 66 年前,她的父亲庞增和,亲手交给国家的 137 件家藏珍宝之一。

面对画作主人、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的惊愕与国家文物部门的紧急问询,拍卖被迅速撤下。而本应是失窃案 “受害者” 的南京博物院,却给出了一个更加令人错愕的解释:

这幅画连同另外四件庞家捐赠的珍品,早已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按规定 “处理” 掉了。

故事的另一端,要从一个世纪前说起。

庞莱臣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收藏江湖里,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位出身浙江南浔 “四象” 之一庞家的实业家,不仅富甲一方,更好收藏。他眼光毒辣,出手阔绰,经手的历代名迹,后来悉数收录于一套名为《虚斋名画录》的书中。

能入此书的,皆为旷世奇珍。

1949 年,庞莱臣去世。他的后人继承了这批足以买下半个上海的宝藏,也继承了这位老先生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他们深知,这些民族瑰宝的最终归宿,不应是自家的画室,而应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殿堂。

1959 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与家人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将家藏的 137 件(套)“虚斋旧藏” 古书画,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接收单位,是当时全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南京博物院。

这批文物里,就有那幅日后搅动风云的《江南春》图卷。

为了表彰这一义举,1962 年 11 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在苏州专门召开了颁奖大会。时任南博院长、我国第一位考古学女博士、著名的 “南曾北夏” 之一的曾昭燏先生,亲笔为庞家题写了一纸奖状。

白纸黑字,红星为印,上面写着:

庞增和先生将家藏古代书画一三七件捐献给国家,特给此状,以资褒奖。

这份信任,本应重于千金。

庞家人也一直这么认为。他们相信,博物馆是时间的保险柜。正如另一位捐赠大家、画家潘天寿先生在 1951 年捐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墨竹图》时所言:

藏之于公,方能传之千古。

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朴素的信念。他们不求金钱的回报,但求精神永驻。他们相信,将私人的审美记忆,托付给一个永恒的公共机构,是使其不朽的最佳方式。

然而,时间的保险柜,有时也会自己打开门。

而且,是以一种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

1

庞家人对南京博物院的不信任,并非始于 2015 年那场关于卖画为生的名誉权官司,而是源自一场更早的、几乎被遗忘的 “借画” 悬案。

时间回到 1963 年,距离庞家第一次大规模捐赠仅仅四年。

那一年,南博的一位工作人员徐沄秋,以筹办画展为名,登门拜访了庞增和。他希望能从庞家尚未捐出的藏品中:

借走两幅画作临时展出。

这两幅画,一幅是元代大家吴镇的《松泉图》轴,另一幅是清初 “四王” 之一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

徐沄秋当时承诺,展期仅三个月,展毕即刻归还。

庞增和应允了。毕竟,对方是代表国家级的博物馆,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但这一借,就是:

一生。

三个月后,画没有还回来。一年后的 1964 年 12 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德高望重的南博院长曾昭燏先生自杀身亡。

一个时代的文化巨星陨落,整个南博乃至江苏文博界都陷入了动荡与悲痛。

庞增和心中虽然焦急那两幅画的归属,但也深知人情世故。他在后来对家人说,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向一个刚刚失去院长的单位 “讨画”。

这一 “不好意思”,就等了十几年。

直到 1979 年,庞增和夫妇才开始重新踏上追讨之路。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前往南博,询问那两幅被借走的画的下落。

得到的回应,总是含糊其辞,或者干脆:

均无结果。

1988 年,耐心耗尽的庞增和,将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他的诉求很简单:确认那两幅画的所有权。

然而,由于当年君子之交般的出借并无留下任何书面借据,这场官司最终以一个让庞家难以接受的方式了结。

法院判决,这两幅画并非借用,而是:

征购。

判决要求南博向庞增和支付 2.6 万元画款,外加 2.8 万元的利息。用五万多块钱,为这桩悬了二十多年的公案,画上了一个法律上的句号。

这件事,成了庞家人心头一根深深的刺。它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在与公共机构的交往中,单纯的信任是多么脆弱。

但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种脆弱的信任,还会在二十多年后,以一种更具侮辱性的方式被再次撕开。

2

2015 年初,庞家后人因为南博在一篇展览宣传文章中使用了 “庞莱臣子孙败落到卖画为生” 的表述,起诉南博及作者侵犯名誉权。

为了在法庭上证明庞家确有卖画的行为,从而论证其文章表述并非捏造,南博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

这份证据,正是那幅本应在 1959 年就被庞家无偿捐赠的仇英《江南春》图卷。

南博方面称:

此画早已不在院内,而是被一家名为南京艺兰斋的机构所收藏。

那一刻,坐在原告席上的庞叔令彻底懵了。

自己家捐给博物馆的国宝,怎么会流落到一家私人机构手里?又怎么会反过来,成为对方在法庭上攻击自家卖画为生的武器?

这比魔幻现实主义还要魔幻。

诉讼结束后,庞叔令越想越不对劲。从 2016 年开始,她持续向南博写信,提出了一个在任何捐赠者看来都再也合理不过的要求:

查验当年捐赠的全部 137 件藏品现状。

面对这个要求,南博的回应,比十几年前的均无结果更加直接和冷漠。他们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拒绝了庞叔令:

你不是捐赠人本人。

法律的铁锤,最终还是敲开了南京博物院尘封已久的库房大门。

在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后,南博终于同意,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那批捐赠了 66 年的藏品。

然而,就在查验日期到来前的一个月,2025 年 5 月下旬,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

庞叔令在一位朋友发来的电子图录里,看到了那幅让她魂牵梦萦的画卷。画面上的青绿山水,正是她祖父口中念叨过无数次的,仇英的《江南春》。

它出现在北京一家顶级拍卖公司的春拍图录上,被作为最重要的拍品之一隆重推出。图录为其撰写了洋洋洒洒的考证文章,称其为 “市场仅见的仇英青绿山水杰作”。

起拍价:

8800 万。

3

在庞叔令向国家文物局紧急举报后,这场即将上演的拍卖大戏,被按下了暂停键。

拍卖公司撤拍了这件藏品。

但风暴,才刚刚开始。

2025 年 6 月底,庞叔令与她的代理律师尹志军,如约走进了南京博物院。

清点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感完全一致。

当年捐赠的 137 件(套)藏品,如今只剩下 132 件。除了那幅刚刚在拍卖场上一日游的《江南春》,还有另外四幅画作也消失了:

宋代赵光辅的《双马图轴》、明代王绂的《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的《仿北苑山水轴》和清代汤贻汾的《设色山水轴》。

一个月后,南博给出了姗姗来迟的书面答复。

这份答复,彻底点燃了庞家人的怒火。南博称,这 5 件缺失的藏品,早在 1961 年和 1964 年,就经过院内专家组的两次鉴定,结论均为:

伪作。

因此,这些伪作已于上世纪 90 年代,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从藏品序列中 “剔除”,并进行了:

“划拨、调剂” 处理。

至于划拨给了谁,调剂去了何方,答复中没有说明。

这个解释,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漏洞和傲慢。

庞叔令的反驳直截了当。首先,我的曾祖父庞莱臣,是业内公认的收藏大家,眼光毒辣,他的收藏可能会有争议,但绝不可能把一堆赝品当成宝贝捐给国家。

其次,即便退一万步说,你们鉴定下来认为是伪作:

你通知我们,退还给我们不就行了吗?

这是最朴素的人之常情。

还有,就算你不退,那这 5 件你认为是假作的藏品,到底去了哪里?

面对这个问题,南博说,不清楚。

当庞家的代理律师要求南博出示当年的鉴定材料时,他们拿出的东西,更像是一个笑话。

那是一份 1964 年的文件影印件,标题是《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同志意见纪录》。但文件的核心内容,几乎全部被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密密麻麻,无法辨认。

在像素格的缝隙里,只有一个潦草的手写字,依稀可见:

伪。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关键文件的鉴定人员,并非外界想象的文博界泰斗。根据庞叔令的说法,他们只是南博的普通工作人员,其中一位,甚至都不是书画鉴定专业的。

一个非专业的普通员工,在一份打满马赛克的文件上,用一个 “伪” 字,就宣判了一幅未来估价 8800 万的名画的死刑。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而整起事件最致命的疑点,也正在于此。正如文化学者马未都的质问:

如果它真的是一件赝品,为何能在今天最严谨的商业拍卖市场上,获得 8800 万的天价估值?难道拍卖行和那些准备砸下真金白银的顶级买家,都是傻子吗?

更何况,根据新华社记者后来查到的物证,这幅画在 2001 年被 “处理” 时,价格仅为:

6800 元。

从 “赝品” 的 6800 元,到 “珍品” 的 8800 万,中间相差了一万两千多倍。

这中间巨大的价值鸿沟,到底是谁在扮演 “上帝之手”?

4

就在庞家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的 “伪作” 之争陷入僵局时,一个来自博物馆内部的声音,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事件最深处的脓包。

2023 年 12 月 21 日,一位名叫郭礼典的南博退休保管员,手持自己的退休证和工作证,出现在一段实名举报视频中。

他举报的,正是他当年的老领导——从一个高中学历的印刷工人,最终执掌南博二十余年的传奇院长,徐湖平。

徐湖平的履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视频中的人物简介显示,这位日后的文博巨擘,仅有高中文化。他参过军,退伍后在 1969 年进入印刷厂当工人。直到 1973 年,毫无文博经验的他被调入南京博物院。

12 年后,40 岁的徐湖平便被任命为:

南博副院长,官至正处。

郭礼典的指控,不再纠结于某一幅画的真伪,而是指向了一场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监守自盗。

在他的描述中,一条清晰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第一步,利用院长职权,将馆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无人敢动的故宫南迁文物,指使专家鉴定为” 赝品”。

第二步,将这些 “赝品” 以极低的价格,“划拨”给自己同时担任法人代表的:

江苏省文物商店。

第三步,再由其在上海开设拍卖行的儿子,将这些文物高价倒卖给国内外的富商和贩子,从中牟取暴利。

郭礼典在视频中称,被如此操作的国宝,多达:

上千件。

如果说,南京博物院的 “名画门” 还隔着一层 “鉴定争议” 的迷雾,那么郭礼典的举报,则让人想起了另一起更加触目惊心的案件。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前馆长萧元,一位著有《书法美学史》的专家。在 2002 年到 2010 年间,他用自己临摹的赝品,系统性地调换了馆藏的 143 幅名家真迹,包括齐白石、张大千和八大山人。

他从藏品库里拿走了 143 幅真迹。

又一丝不苟地,放回去了 143 幅赝品。

其中 125 幅真迹被他送去拍卖,获利超过 3400 万元。全案涉案金额,高达 1.1 亿元。

当守护者变成了最高效的盗窃者,当专业知识沦为最锋利的犯罪工具,整个体系的防火墙便形同虚设。这或许正是鲁迅先生的远见,他在近百年前的文章《谈所谓 “大内档案”》中就曾断言: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和前下属的实名举报,80 多岁的徐湖平在家中接受了采访。

他坐在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神态平静,给出了自己的 “四不” 回应:不了解、不参与、不经手、不专业。

事实上,在此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徐湖平曾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无比清高的形象。

视频里,他对着满堂听众侃侃而谈:

“我当院长当了 27 年,我从来不在民间买一件东西。你们懂吧,这做官的诀窍。如果我买了,现在是检举的时代,他说你这个 500 万的东西,5 万块钱都不值,他跟那两个私交,100 万卖掉,他拿回扣拿了 50 万,我洗都洗不清,只有跳楼自杀。“

如今看来,他不是怕被检举,而是深谙此道。

视频最后,他把一切都交给了组织:

等上级调查结果。

然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很快让这份看似无懈可击的回应出现了裂痕。

记者查到的文件显示,1997 年那份关键的划拨报告上:

有他清晰的签名。

而接收那批 “处理品” 的江苏省文物总店,他也曾是:

法人代表。

更不用说,那位以 6800 元买走《江南春》的神秘 “顾客” 陆挺,正是他担任会长的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顾问:

会长签字调拨,法人代表接收,协会顾问购买。

一个完美的流程。

这个闭环,不仅用来变现,更用来 “镀金”。

就在《江南春》被低价 “处理” 前后,一个叫徐莺的女子开始崭露头角。视频资料显示,她对外一直以收藏大家庞莱臣的 “曾外孙女” 身份示人。

但她的真实专业,是:

植物病毒学。

在举报者的描述中,一条围绕 “身份造假” 的学术腐败链条同样清晰:

第一步:认假祖宗。在徐湖平的运作下,将毫无血缘关系的徐莺塞进庞氏家族的族谱。

第二步:学术洗白。凭借 “庞氏后人” 的假户口,让研究植物病毒的徐莺,硬生生将研究方向扭转为“庞家收藏”,并以此为题:

在中国美院拿到艺术史博士学位。

第三步:权威站台。2014 年,在南博的一场重要展览上,时任院长的徐湖平亲自下场,向全场宣布徐莺就是庞氏后人,用自己的权力为她的假身份背书。

尽管早在 2016 年,法院就已判决徐莺的身份造假,但这条为她量身定制的 “博士通道”,早已铺就。

5

如今,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南京。

调查组进驻两天后,根据一些流传的视频,2025 年 12 月 22 日晚 10 点,疑似多辆公务车辆包围了徐湖平位于南京后半山的别墅——一栋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民国建筑。

行动一直持续到 23 日中午 12 点半。

那栋平日极少开灯、被戏称为 “像鬼灯一样” 的别墅,前一夜灯火通明。有些视频声称,徐湖平夫妇及保姆被一同带走。

目前,这栋位于幽静小路尽头的民国别墅,迅速成了南京市民最新的网红打卡地。人们争相前来,对着那扇紧闭的大门拍照、直播,仿佛在围观一个巨大时代的荒诞落幕。

1959 年,庞增和先生将家族的珍宝献给国家时,他所托付的,是一种能让文化血脉 “传之千古” 的信任。

66 年后,这份信任的守护者,在自家那座同样是 “文物” 的别墅里,被带走了。时间的保险柜最终关上了,但代价是什么呢?

这种信任,是张伯驹捐出《平复帖》时拒收 20 万奖金的淡泊;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将丈夫 1200 件遗作全部捐出的无私。

这是中国捐赠者最朴素的高贵。他们不求金钱的回报,但求精神永驻。

可当传家宝变成拍卖图录上的冰冷编号时,我们伤害的,何止是庞家后人的心呢?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无私的奉献者。当时间的保险柜自己都开始监守自盗,当传之千古的承诺变成低价处理的生意,我们又该将民族的记忆托付给谁?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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