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变囚床:苏联如何利用精神病院镇压异己?
文:舒生 1974 年夏,莫斯科谢尔勃精神病研究所的铁门缓缓打开。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连科走出这座囚禁他五年的 “医院”,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这位曾战功赫赫的苏联将军,此刻衣衫陈旧,却脊背挺直。五年前,他因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主张 …
有许多人想坐上穿越到苏联的列车。那么,对于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些人记忆中的苏联,是宏大的五年计划,是战争的英雄史诗,而在毛细血管的日常里,却是无数看不见的边界和禁忌。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必须恪守六大禁忌,它们虽然不是写在刑法里的重罪,却是刻在每个苏联人骨子里的生存红线。
《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这句笑话,道尽了思想禁忌的本质。这个禁忌,是苏联的第一禁忌,也是最根本的禁忌。在这种禁忌下,任何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思想,哪怕仅仅是一句私下的抱怨,都可能被视为异己。
1945年2月,战争英雄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一句:那个留胡子的老板,是他把我们引向了毁灭。信还没到朋友手里,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到了劳改营,罪名是反苏,刑期是八年。
令人窒息的是,这种禁忌遍布社会的角落。勋宗时期,有数万人因触犯思想禁忌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比如一位莫斯科工人,仅仅因为在车间里抱怨了一句“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待遇却一年不如一年”,次日就被带走,从此杳无音信。
莫斯科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这句笑话,道破了苏联迁徙的禁忌。1932年,苏联建立了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任何人离开居住地超过24小时,就必须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进入莫斯科等等几个大城市需要专门的介绍信,否则就被视为非法滞留,轻则罚款、重则劳改。出境更是遥不可及,苏联存在的69年里,和平年代的出境率不到千分之三。
苏联的迁徙禁忌,一方面源于计划经济的需求,计划经济需要将劳动力锁定在计划的岗位上,不能随意变动,否则就会影响计划。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资源分配的压力,毕竟,莫斯科是苏联的门面,哪里的面包都可以缺,莫斯科不能缺。
苏联,应有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句笑话,道破了计划经济的虚伪。在计划经济下,普通人的经济生活被两大禁忌所束缚:一是禁止脱离计划而生存,二是禁止有劳动能力而不工作。
苏联的商品短缺是常态,所有都需要凭票供应,排队4个小时购买一磅面包是普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在黑市讨生活成了普通人生存的必备技能,可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比如莫斯科的一位家庭主妇,用在家中自制的果酱交换邻居的手套,被举报后定为投机分子,最终被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款500卢布,这相当于她8年的工资。
苏联的计划经济,因为分配极不合理,所以劳动积极性极低。于是苏联出台了反寄生罪,在街头和公园抓闲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正在上班途中,轻则被带走调查,重则移送劳改营。苏联大诗人布罗茨基因为不愿意烧锅炉,就曾被判社会寄生罪。
麦当劳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口香糖是西方世界的颓废象征。这句苏联口号,突出了苏联文化禁忌的诡异。
苏联的文化要求是,歌颂宏大、赞美积极、发扬向上。也就是,你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阴暗;你只能塑造英雄的幸福,不能描写凡人的苦难。即便是真实,如果不符合发展中的”真实”,那也是禁忌。所以任何偏离这种基调的文化作品,都可能被视为反苏宣传。比如《古拉格群岛》被定性为叛国作品,流行音乐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颓废声音,严禁收听,否则就要被罚款劳教。
在苏联,和谁做朋友,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生存的抉择。这句感慨,是苏联心照不宣的禁忌。
在苏联,普通人不能有外国的亲戚朋友,不能看外国的书籍资料,否则就可能被定性为反苏分子。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反苏分子,那么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可能受到牵连。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一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仅仅因为与匈牙利的学生有过师生经历,就被撤销职称,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一名孩子的父亲成了所谓的人民公敌,他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销毁父亲的所有物品,并告诉孩子那个人不是他们的父亲。这不是残忍,而是为了活命。
在苏联,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这句耳语,是苏联私人生活的无奈写照。
苏联执行集体宿舍,厨房是共用的,卫生间是共用的。你的脚步声、孩子的哭声、夫妻间的争吵,都会被邻居听得一清二楚。你的访客是谁,你几点回家,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并且,苏联还出台了《居住区使用规则》,禁止在厨房讨论政治话题。
于是私人生活就成了禁忌,这个禁忌使得苏联人从小就懂得:隔墙有耳。比如一名莫斯科工人,在集体公寓的厨房中向妻子抱怨了黄油难买,次日就被克格勃带走。
苏联时代的六大禁忌,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渗透。从言论到思想,从迁徙到出行,从经济到社交,从隐私到文化,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透过这六大禁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苏联普通人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更看到了苏联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过程。
苏联解体的原因千头万绪,但不可否认,人心向背是最终的判决书。当苏联需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禁忌来维持运转时,它离停摆就不远了。
文:舒生 1974 年夏,莫斯科谢尔勃精神病研究所的铁门缓缓打开。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连科走出这座囚禁他五年的 “医院”,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这位曾战功赫赫的苏联将军,此刻衣衫陈旧,却脊背挺直。五年前,他因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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