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的医疗水平是怎样的?

by , at 19 January 2026, tags : 医疗 医院 年代 赤脚医生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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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1P 和 1N 发表

有一种药叫庆大霉素。这种药有耳毒性,在我国造就了大量的聋哑人。

是我国医生不知道这个药有耳毒性么?

不是的,是因为当时只有这个药。

要么死,要么赌一把,可能聋,也可能不聋。

知乎用户 霹雳大喇叭 发表

不要说 70 年代,我的妹妹在 1981 年得了脑膜炎,都死了,坐标粤西。

在现在不过几支抗生素加治疗两周。

我当时在广州上幼儿园,我常常想如果妹妹也在广州,她应该 45 岁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纪念我妹妹的文章

你见过最可怜的人有多可怜?

知乎用户 孔凡铎 发表

导致儿童耳聋的庆大霉素,会让牙齿发黑的四环素,强大的安乃近……

我看到回复里很多说自己听力有问题的,那就多说一句,7080 后,尤其是 85 前的,如果自觉得听力不佳,那基本都是庆大霉素的锅,建议去医院做完整的听力检测,然后考虑佩戴助听器

我有几个朋友带上助听器后,觉得世界都不一样了。

但像我这种缺少某个频段听力的就没办法了。

我的情况其实更有普遍性,去医院测出来数据都在合理范围内,但如果对方一句话十个字,我可能最多听清七个,还有三个靠猜。

知乎用户 人到中年不得已 发表

图里这操作,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还在用,不过比图里看起来正规一点的是盒子里垫上了几层纱布,据说是浸了酒精来消毒的…… 那些心心念念回到那个年代的朋友们我劝你三思而后行


没想到兄弟们讨论这么热烈,那就一起多怀怀旧吧。

既然大家对这个针头这么刻骨铭心,想必对这玩意也是魂牵梦绕了~

很久没打小针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用这种,这玩意叫安瓿瓶,这个 “瓿” 大概也是我认识的头一个生僻字。打针的时候,护士会用个小砂轮从最细的地方划一下,然后气沉丹田砰地一声掰断它的脖子,有时候是抽了药液直接打,有时候是抽出来再注射到另一个瓶子里混合了再打,打之前还要像电影上一样推一下应该是把空气排出来,be like:

我个人感觉,打针疼得厉害与否,跟护士的手法还是有关系的,有的护士扎得位置好、手法轻、推得慢,就不是那么疼;有的护士跟甩飞镖一样,那就疼得炸毛,但是除非是你认识的护士,否则…… 在她技能前摇的时候,你是无法知道结果的,所以棉签在屁股上打转的时候是最紧张的,随着针头落下,往往伴随着小朋友们撕心裂肺的哭声,甚至需要家长配合如杀猪一般按住才能顺利打完这针。大步流星进门去,一瘸一拐出门来,诚不我欺。

那时候能选择的药也不多,好像我除了青霉素和退烧针(我不知道是什么药品)就没打过别的针,链霉素庆大霉素只听过名字,据说是打了有耳聋的风险,一般是不会打的。头孢我是上高中才听说的,当时都叫先锋霉素,听着就特别洋气。

找到大针管子图了,你们感受一下:

待续~

知乎用户 爱生活​ 发表

最简单的,特别是农村,看看 50-60 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有多少瘸子哑巴聋子,再看看现在出生的小孩,有多少瘸子哑巴聋子。

嘴可以胡说八道张嘴回来,但是现实谝不了人的。

知乎用户 龙格凝​ 发表

我实习所在医院心内科的老教授,当年号称光靠听诊就能确认房缺室缺大小,瓣膜反流程度,和心脏彩超做出来的几乎没差别。惊为天人。

然并卵,我现在看门诊压根不做心脏听诊,听诊器都懒得带。最多摸摸脉搏。为啥?心脏彩超这么方便干啥还抱着听诊这么落后的手段。不过不否认教授的牛逼。

感染科某翁姓巨佬,实用内科学主编,实习时跟过他疑难病例讨论,一票否决了他的大弟子 (当时已经是结核病领域的大拿) 对某个发热待查的患者结核的诊断(这个病人甚至结核菌素斑点试验强阳性),说这个病人是肺癌,理由是病人的热型和结核不同,并且自信满满说如果他误诊他就叫他弟子为老师。后面 petct 证实是癌症。半仙之名。

知乎用户 天天吃面条 发表

看到很多回答在攻击庆大霉素后遗症的。。。

我提醒下你们,70 年代庆大霉素很少很少,因为这个药是八十年代才普及的。

七十年代还属于多喝热水,注意卫生 + 中药偏方熬汤治病的阶段。

知乎用户 白衣咸饭​ 发表

谢邀。赶在 70 年代末期上学,还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用一句话开个头:70 年代得了病,绝大部分人都是等死。

很小的时候,村里有位小姐姐得了肺炎,村里的赤脚医生说要送到县医院去治疗。她家里人把她送去后没两天就死了。她的遗体躺在地上,她的父母非常伤心,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产生概念。应该是在 70 年代初期。这给我一个印象,以为肺炎是很难治疗的疾病,到我上医学院之后,这个印象才改变,原来肺炎不是不治之症,而是一个很容易治疗的病。

又过了几年,村里有位老伯前几天还好好的,在砖瓦厂劳动,但突然拉不出来大便,送到公社卫生院说是 “肠梗阻”,也没得治。拉回来没两天就被大便“憋” 死了,肚子鼓得老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病。

我自己有一次脚受伤了,脚指头肿得走不了路。父母也管不了那么多,因为跟赤脚医生的医务室是邻居,赤脚医生大哥给了我一颗 “磺胺”,他说 “这是最好的药”,但是只给了我一颗,还告诉我说 “药很苦的”。为什么只有一颗呢?因为我家穷,没有钱买。按当时的价格,需要好几分钱,我没有,也不敢告诉家里,因为几分钱也是一大笔开支啊。他就在药箱里找了别人没有用完的一颗磺胺给我了。

听说药很苦,我就没有吞,把药捏成了粉末,撒在伤口上,就用这么一颗药,大概一共撒了四次,粉末与分泌物(当时把分泌物叫 “黄水”)混在一起,指给赤脚医生哥哥看,他说 “快好了,不要洗,再撒几次就会好”。后来果然好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用抗生素,还没有耐药性,所以效果还不错。据说这位赤脚医生大哥生下来的时候有八斤重,小名 “八斤”,我们小孩子就叫他 “八斤哥”。他也从来没有生过气,他的学名,我反而不记得了。

还有一件事,是村里的一家穷人生了个小孩,没有奶水,送到医院去。医院说不是病,弄点奶粉喝就好了。那时候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哪里弄奶粉去?所以回来后不久就死了。这家人跟我们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小宝宝的大姐把她埋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堤上,我那时已经懂事了,还想去看热闹,被我姐骂了几句,印象很深刻,应该是 70 年代中期的事情。

对了,我外婆在 70 年代末期因为阑尾炎开刀,前前后后住了 20 多天的医院。那时我以为一定得住这么久,现在在非洲,最多也就三四天。

后来上医学院,麻醉学家金士翱教授讲麻醉总论,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 “我们(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一年要做两百多例全麻……”,当时以为全麻是件非常难的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现在来看,这种体量的医院,现在一个星期大概就是好几百例全麻手术。

后来实习的时候,当然 70 年代已经过去了,在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甲),有个 19 岁的小伙子因乙状结肠扭转做了外科手术,主治医师直接做了肠吻合,术后发生了吻合口瘘伴严重感染、休克。记得是老两口的独子。查房的时候,病情恶化是在那位母亲给儿子吃了一碗鸡蛋汤之后,带教老师说 “谁叫你们吃的?” 那老妇人说“没人告诉我们要吃,我孩子几天没有吃东西,我就给他吃了”。带教老师说“拐了,吃坏了”。

一回到办公室,主任就把急诊手术的主治医生骂得个半死,主治医师屁都不敢放。有位医生见状告诉主任说 “那老俩口吵起来了,老头骂(老太太)给孩子喝鸡蛋汤喝坏了”,主任才停止。主治医师郁闷了好久,一直到我出科,都不说一句话。当然,这个可怜的 19 岁孩子也没有救过来。实际上发生吻合口瘘之后,还在保守治疗,怎么可能救得过来?

过了几天轮转到内科,有个 26 岁的武汉籍船员从四川过来,因为剧烈头痛而下船到沙市一医看病,我的带教老师是他的床位医生。当时床位紧张,他就住在走廊上,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天我夜班,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我跟带教老师一起查房,他突然坐起来,拉住带教老师的衣服大声咆哮道 “医生,我头痛得很!”,把带教老师和我都吓了一跳。查房完毕,带教老师给他开了杜冷丁。过了两天,这个人就走了,而且还是在走廊的那张上。

七十年代的医疗水平能有多高?绝大部份常见病都无法治,没有钱治,没有地方治。即便在三甲医院,也照样是被治死。

提问者是啥意思?想回到过去吗?你自己回去就好了,别带上我们。谢谢

知乎用户 熊大 发表

这个还真可以说两句,那时候老爸当大夫在县医院,整个县医院就一个。而且整个县医院会看心电图的不超过两个人。

知乎用户 陆沉 发表

别说 70 年代的。我 90 后的,我小时候村里面和我玩的很好也很聪明的一个姐姐,经常辅导我作业的,一次发高烧,家里人送她去医院,都没有治好。烧成了一个傻子。回来后都不认识我,天天像个傻子一样笑兮兮的。

前两年回老家又看见这个姐姐了,嫁给了一个村里的老光棍。看样子也快生了

这个姐姐如果不是一次高烧,或许她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的

知乎用户 老玉米 发表

消炎药口服的只有土霉素,四环素,注射用的有庆大霉素,青霉素,其他没了,发烧了安乃近,高血压药只有罗布麻片,拍片子都费劲,县医院基本医疗设备就是一台透视机

知乎用户 耳机俱乐部小白​ 发表

我 70 年生,记忆里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 “无影灯下颂银针”,1974 年拍的,我四五岁的时候看,留有印象。家里还有连环画。长大了觉得,那个时候怕是麻醉药都不够用吧,居然去开发什么针刺麻醉,太可怕了。那时候的医疗水平可见一斑了。

拿自己身边的情况来说,我母亲有一次淋了雨发烧,变成急性肺炎,医院硬是没看好,发展成慢性肺炎,折腾了她十多年。那时候的医疗水平也是可想而知了。若在现在都是很轻松解决的问题。

记忆里小时候家里常煮中药,一煮就是那股药味。然后一直吃各种中药也没怎么吃好。包括我自己生病也常被灌中药。我记忆里一直到大学(90 年前后)还没吃到过现在常见的 “抗生素”。那时候所谓消炎药就是磺胺类X 霉素。头孢类抗生素是没有的。我大学里有一次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医生也是开的磺胺药。头孢是后来才有的。现在吃个头孢轻易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的。

顺便再提下,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里面 “四环素牙” 不少,都是小时候生病吃四环素吃出来的。那时候只有这个。还有什么金霉素药膏,家里备着常用。摔破皮了则有碘酒、紫药水、红药水,这些都是家里常备的外用药物。现在谁还有这些玩意,都用邦迪了。

知乎用户 虎时 发表

家里与某老亲关系亲密,原因是 1978 年左右时时外祖母病重,医院说需要某种抗生素,但一直问到县医院都没有。是这位老亲帮忙从东北那边弄来了种抗生素,老祖母因此痊愈,所以我家与他家亲厚。

这珍稀的抗生素,就是因为容易造成耳聋而被淘汰,现在常用作兽药的庆大霉素

知乎用户 zouzheqiao 发表

80 年代末,我们那里一个乡镇医院的院长,据说没做过手术,但就敢给孕妇做剖腹产手术。把人家肚子剖开后不知道操作,直接跑路了,造成一尸两命。


今天跟人确认了一点,不是院长,是乡医院在另一个类似镇的村子开的分部,是分部的负责人,在上海进修了外科。这人如果当年不消失能被苦主家属打死,苦主家族比较大。后来苦主丈夫又娶妻生子,再加上当年赔了些钱,时间将仇恨抹平。医生现在好好的。

知乎用户 载酒行​ 发表

肯定不如现在,不过说个题外话:

世界第一台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置换手术于 1962 年进行,当时美国放言:“中国用卑鄙的手段获得了体外循环技术①,但他们做不了瓣膜置换,因为他们造不出人工瓣膜。” 随即我国在 1965 年由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海医院)施行了第一台二尖瓣置换术,使用自制球笼机械瓣

后来有一款国产人工瓣膜代号 C-L,意思是 “长海医院 - 兰州军区总医院共同研制”。不过后来用得更多的自然是圣犹达爱德华之类西方牌子,如同一段时间强生超声刀和飞利浦监护仪占据全部一样。

但这两年,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国产瓣膜又要再次登台了——毕竟医疗和一切一样,不可能永远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注:

①“卑鄙的手段”——指苏鸿熙通过分解将体外循环机从美国带回中国,开启了中国体外循环下心血管外科手术

知乎用户 AI 留学专家菊叔 发表

打鸡血

并不是一个形容词和副词

而是一个动宾结构的治病方法

你品品


我想在座的各位但凡有点九年义务教育的生物学知识的都知道直接往人体里里注射 “鸡血” 这种异源蛋白还混杂着各种手工操作的 “其他抗原或者微生物”,甚至鸡血里的某些异种寄生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今天来了院长的小舅子,去把那只最大的公鸡宰了取血给他注射,然后鸡炖了鸡汤给他补身体”。

也不知道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我直觉静脉注射鸡血恐怕效果会很明显,当场立扑。

知乎用户 醉未醒 发表

本人 71 年出生,十个月时发烧,医院给打了青霉素和链霉素,然后耳朵就聋了,没任何说法。

知乎用户 非仆​ 发表

我写这个回答的意思,并不是想说,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有多高,而是我们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

-—— 分割线 ——

希望你们在喷之前,要先记得,1979 年的世界人均寿命是 61 岁,而中国的人均寿命是 64 岁,高出世界平均寿命 3 岁

知乎用户 胡言 发表

我老家医院,小型地级市医院。

大概十年前,我曾和老主任交流过,当时老主任已经 80 岁了,每周还出半天门诊。

他提到过,80 年代中后期,他接了一个病人,腮腺恶性肿瘤转移得一塌糊涂,基本没手术机会了。

病人反复哀求,一定要做手术,要把脸给恢复了,他的弟弟从台湾过来见他一面,他要留一张脸。

最终主任亲自操刀,做了胸锁乳突肌皮瓣

他是这么说的:“这个手术我其实也是刚开展没几年。”

也就是说,70 年代连胸锁乳突肌皮瓣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整复手术做什么。

我没见过老主任上手术,但我见过他出门诊。

拔牙都是拔乳牙松动牙残根,补牙就是玻璃离子,可能也会做干髓吧。

而当时病房已经大量开展腓肠肌皮瓣,门诊也开始买显微镜了,不过种植牙开展得很少。

到现在,老家医院又不做皮瓣了,别说皮瓣,三级手术全都不做了。

病房一共三张床,还是跟烧伤科借的。

随着上一任主任退休,整个口腔科的手术基本全停了,大家老老实实做正畸种植。

知乎用户 傻瓜乐力 发表

缺医少药,大病与现在一样想法儿去北京 。

1/ 我家领导扁桃腺总发炎,发病嗓子眼都肿胀堵塞,看了几家医院也不见好。1967 年夏去京城亲戚家玩儿,顺便去儿童医院(南礼士路),医生当天就动了手术 ,然后啥药也没开,临走处方:药房 “领雪糕六块”“回家吃一周流食”。

这个治病方法,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诊疗费 + 手术 + 六块雪糕一共花 1 元 2 角钱,做手术的医生叫王春凤。

我家领导康复后,感激又好奇,就给王大夫 写了封信,一个多月后,竟然神奇地收到了回信,还鼓励 “努力学习,如果复发就服点 “碘含片” 或做理疗,无需再手术”。

后来发现电台 ,电视都有她老人家关于儿科的讲座,百度百科也有名。

2/ 遵照毛主席六二六指示 “送医下乡” 的上海医疗队救了知青大姐 子蕴的命。

知青大姐子蕴(《跨越文革的人生岁月》台北 “新锐文创” 版)回忆:1975 年 5 月在大兴安岭杨树镇医院生产,“胎盘下不来,如果大出血,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命运恰恰让我遇上了遵照毛主席六二六指示,送医下乡的上海六二六医疗队的妇产科杨大夫夫妇”……

3/ 一九七零春,父亲 15 年前在协和肺部切除肿瘤后的病灶浸润,医生建议打三个疗程的青霉素 + 链霉素,矿务局医院当时只能给提供所需药量的三分之一,另外缺的青霉素链霉素各 80 支让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可愁坏了我们全家。

赵继文大哥闻讯后,很快就在他下乡的缸窑岭公社古刹寺大队赤脚医生那儿帮我弄了青链霉素各 10 支; 张树生大哥也帮我从周屯大队赤脚医生那儿弄了各十支。公社保卫组的领导王占山也帮我从黄土坎公社卫生院弄了各二十支,令我终生难忘。那是父亲正在挨整,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

4 / 文革中,王忠诚医生为我岳父介绍空军总院 “补头颅”.

岳父曾是南票矿务局总工程师。文革不久 “靠边站”,1971 年 1 月 3 日,在七零一厂 “劳动改造 “放炮开山,起身呼叫没安全隐蔽的青年,一块硬如坚石的冻土崩到头上! 立即不省人事。

没有人紧急处理,磨磨蹭蹭拖到十点多钟才抬离现场,送到局医院已是十一点多了。值班医生董福林是医院造反派的头头,他认为这个 “苏修特务”、“中统特务” 不值得一顾,死了活该。好不容易等到原保卫处长尤俊德赶来,立即报告主持工作的原局长顾明,顾局长立即下令医院抢救,并急调也正在劳改的蒋云龙院长回医院主持抢救。

顾明局长同时还打电话给锦州驻军首长,当时主管锦州公交口的李继雷请求支援,同时派车去锦州迎接抢救专家。李继雷当即电请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要求派最好的医生到矿务局抢救。

李惟恐有误,又亲自到附属医院督促,派权威朱医生随同去接的车一同到南票矿务局。由于顾局长和李主任的果断,才有下午四点多钟由朱医生手术处理。如果不是这样,任凭那几个造反派的摆布,恐怕早没命了。”

- 选自《俊杰回忆. 第九节. 光明谈工伤》

以下是岳母回忆:

1971年1月3日下午一点多,我正在电瓷厂成型车间劳动,班长沈秀芳突然来找我,要我立即到厂办公室去,说是张春丰书记找我。刚走到办公室前面的小广场,张书记就迎上来了,说 “老周受了点伤,但不要紧”, “你可坐这车去看看!”

派车来接我,这事一定很严重,我心中嘀咕着。我向随车来接我的那个中年人打听,那人也只是说,老周现在医院,听说不严重,不要紧。车到医院,已是下午两点多了。那人陪我直奔抢救室。只见老周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氧;他的头部肿的很大,从鼻梁以至发际,一片青紫,不会说话,只有四肢尚有知觉。见到这种模样,我立即惊呆了,一时话都说不出来。

蒋云龙院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正强制劳动,是顾明局长下令将他紧急抽调来抢救的.

蒋云龙说:“你不要紧张,他呼吸平稳,心率及体温正常,四肢能动,说明生命不会有危险。”

我问为何头肿得这么大?他指着照片对我说:“这儿骨折了,里面有瘀血,所以肿得这么厉害,应该尽快动手术。局里已派车去锦州接专家了,估计要下午四点才能到。在专家来到之前,得提前动手术,不知你是否同意?”

蒋的医术医德都很好,是可信赖的人,我毫不含糊的立即表示同意……。医学院的专家到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第二天开始鼻饲,即将胶管通过鼻腔插进胃里,将流质食物从胶管灌进去。一连鼻饲了三天,开始有知觉,喂水也知道往下咽了;于是停止鼻饲,由护士喂些牛奶、鸡蛋汤之类的流质食物,每次量不多,每天喂四至五次。由于是特级护理,由护士三人轮流值班,照顾十分周到,根本不用我管,

两个月以后,干校把原护理人调走,换来原组织部长王朝德来护理。他照顾的很不错,但俊杰见他年岁大,不好意思让他照顾,坚决要求出院回家。

我们在医院住了七十多天,1971年3月17日出院。精神还好,记忆力还没恢复,一个字也不认识,对儿女也叫不出名字,讲话含糊。经常头痛,记忆力恢复很慢,反应迟钝,特别是受伤部位只有一层头皮,需要蹲下时,只能用手捂着慢慢蹲下,再用手捂着慢慢站起来。头痛起来,有时一连几天难以起床。

我多次找医院负责人马玉林,要求到外地治疗。马说:过两个夏天就会好的。

但 1971年夏天过去了,不见好转。我继续找马,马只答应介绍到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这个附属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恢复得不错,后遗症会慢慢好的;并在病历上写下 “回本单位对症治疗”。

每次都只开点镇痛片及谷维素之类的药。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必须自己想办法。于是到处打听,只要是补脑的药,不管多贵,也要买来吃,但仍没有好转。

1972年7月中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在医院碰上了蒋云龙!

被打成叛徒、被专政强制劳动了两年半的蒋院长刚恢复工作,他主动问起俊杰的情况。我如实说了,他说:“得设法去北京治疗。”

他问我北京有无亲友?他说只要在北京找到住处,挂号看病的事,他可以找他的老上级想办法。

听了这些话,我喜出望外,这不啻从天而降的喜讯。回家告诉俊杰,他自然格外高兴。

我家有亲戚在北京,但住的都不太宽绰。

知道总工程师刘英瑞的儿子刘焕滇住在北京。刘总当时正在强制劳动。根本也不敢公开找他。但是,为了治病,我还是硬着头皮,假装路过他劳动的地方,趁人不注意,悄悄靠近刘总,跟他说想去北京治病借住他家。刘总很爽快的答应:可到他儿子那里住。

我担心地问:“你儿子会同意吗?” 他说:“房子是我的,他不会不同意。我写个条,等我老伴送饭时带回去,你到我家去取吧!”

住处有了着落,我再找蒋云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领导、当时卫生部的副部长王孚;他又怕王部长事忙,不易找到,又写了一信给他的老战友、北京妇产医院的林院长。还将王部长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有了这两封信,我就高高兴兴的去找顾明局长,说明进京看病的事。

顾局长问有省革委会介绍信吗?

我说没有,但有蒋院长给卫生部副部长的信,并将信给他看了。

顾局长说,还得派两人陪护,并问住所如何解决?我说住刘总的儿子那里。顾局长说:“那好,就由你和刘总的大儿子刘焕章两人去陪护吧!”

并说由他通知我和刘焕章单位领导说明,并要我到财务处支些钱备用。

到了北京,刘焕章领我们到他弟弟刘焕滇家里西城区西四翠花街12号住下。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拨通王孚副部长办公室电话,秘书说部长不在。我问部长去哪里了?答曰不知道,随即将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我再次拨通电话,对方问我是谁,我说我是锦州来的,找部长有事。

“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转达。” 我说:“王部长是我老首长,我想见见他。”

“王部长开会去了,十天后才能回来。”

“在哪里开会?” “在和平宾馆。”

和平宾馆在哪里?怎样找法?我茫然无知。幸亏刘焕章熟悉北京,由他去打听,终于顺利的找到和平宾馆。

我们先到门卫,门卫不给找人,也不让进院。他不找,我们就赖着不走。门卫问我们与部长是何关系,找他何事?我们出示蒋云龙给部长的信。门卫说把信交给他,由他转交王部长。我说,我们还有事要和部长面谈。门卫给王部长挂了个电话,王说:“让他们进来吧!”

我们走进院内,沿着红彤彤的地毯找到三楼八号。未等敲门,即有一位银发老人走了出来。我很有礼貌地问:“是王部长吗?” 答曰是。我忙将蒋的信交给他。

进屋坐下,他看完信后说:“还必须有辽宁省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看病。” 我再三要求帮忙、照顾,他就是不同意。他说:“你们的蒋院长可能是靠边站站糊涂了,难道他没看过文件?!”

我还想多磨一会儿。他说:“新规定是我写的,已形成文件下发,我自己带头违反,你们总不希望群众将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来吧?!”

万般无奈只好辞别,又急忙赶往北京妇产医院,顺利地找到了林院长。林院长看了信说:

“我给你写个条,到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去找王忠诚主任吧。他能否帮忙,不敢担保,试试看吧!”

我们拿着林院长写的条子,直奔宣武医院找王忠诚主任。可找了半天也找不着,问谁都说不知道。已经过了中午,我们就在门口边等边问。

门卫值班的老大姐见我们总不走,就问我们和王主任是什么关系,找他干什么?我指着俊杰,说王主任是他的老战友,想看看他,并要求告诉我们王住在哪里。她这才指着三楼某号,让我们进去。我一人先上楼敲门,一男孩说他爸要过一会儿才回来。

我在过道上等了一会儿,见一学者模样的男士直往王家门口走。我问:“是王主任吗?” 答曰是。我忙将林院长的条子交给他,并说明了来意。他让我进屋坐下,随即写了一条:

“周俊杰到我科看病,请挂号!王忠诚”。

下午挂号,到神经外科一诊室就诊。一年龄较大的大夫看了看,即开了三天的药。三天的药吃完后,再去就诊,又同样开了些药。就这样,前后开了四五次。

有一次候诊时,听护士说,王主任每星期三上午8~10点在门诊看病。在吃了十多天的药不见效果后,我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三去找王主任。可这一次王主任竟没来,据说是开会去了,要十天以后才能回来。

两个星期以后的星期三,我们准时候诊。这次,王主任真的来了。

我们挤上去自我介绍,陈述病情。他仔细检查了一下,说:" 你的头骨缺了一块,大脑得不到保护,机能自然受影响。通俗的说,大脑好比一块豆腐,从早到晚晃动着,不好好保护,自然要受到损害。而且,颅内还有淤血需要清理。如果早一年来治,可以恢复得好一些。现在虽晚了一点,总比不来的好。我建议,到空军总医院住院治疗,清理一下颅内杂质,补上头骨,就会好的。"

我怕他是推托,便要求在他这里住院治疗,并说,空军医院恐怕不收地方患者。他说,“空军总医院的条件比我这里好,我介绍你去,不会不收的。”

他随手给空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朱超主任写了个条:

“朱超同志:周俊杰同志到你处住院。王忠诚”。

他还画了一张路线图,注明车次和上下车地点。我们拿到他的条子和路线图,高兴地前往空军总医院。

到了空军总医院,门口有卫兵问 “有介绍信吗?”

我说有宣武医院王主任的条,想找朱超主任。

“你们与朱超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们的老领导,我们想见见他。”

那人随即打电话联系,得知朱开会去了,不知何时回来。等了一会儿,我问 “朱主任住在哪里?” 答曰:“不知道。”

随即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从她们口里得知朱的住处。我们找到他的住处,但他还没回来。他夫人请我们屋里坐。我们人多,便在房前等着。

闲来四望,只见他家这座小洋楼,房子很宽敞,房前屋后,各种树木花草,繁茂艳丽,风景优雅。不一会儿,一白发老人,骑着单车过来,上前一问,正是朱主任。我忙将王忠诚的条子给他并说明来意。

他很客气的让我们进屋坐,并要我们在这里吃过饭再去住院部。

我说我们已吃过饭了。他和夫人耳语了几句,就领我们去办住院手续的窗口。他对护士说:“请送他们到我科住院!”

又转身对我们说:“办完手续,她就会送你们去病房。我还要去开会,再见了!”

护士办完手续,就拿出一套住院服要俊杰换上,然后送我们到三楼病房。

病房护士把俊杰安排在5号房间的3床住下,又告诉我们,每周三、五下午1~3点及星期天下午5点前可以探视,其余时间不许进。

她还送我们到二楼食堂吃饭。饭毕,我们交钱和粮票,服务员说不用交,出院时一起算。我还问住院押金到哪里交?因为一般住院治病要先交一大笔押金。

那服务员笑着说:“这是部队医院,与地方医院不一样,不收押金。”

住院的头两天,做术前的准备工作,即全面检查身体,反复测血压、试体温,量骨折平面尺寸,观察病情等等。

第三天,即1972年8月19日开颅手术,这是头部第二次手术了。

第二次开颅手术,主要是清理颅内淤血及杂质,并在头骨缺损处补上一块7×4厘米的有机玻璃代替头骨。术后,病情日渐好转,住院十二天就出院了。出院结帐时,包括住院、伙食、手术医疗等全部费用还不到一百元,也没收粮票。

出院后,只是请刘焕章代写两封感谢信,分别给王忠诚主任和林院长,感谢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 选自《俊杰回忆. 第九节. 光明谈工伤》

2024 年,在烟台闲逛,发现一座 8 层的高楼顶招牌 “王忠诚骨科医院烟台分院”。

知乎用户 不知道咋糊丸子了 发表

怎么都在吐槽 70 年代的医疗水平低啊?

比现在低,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要是比现在高,那才应该拿来讨论吧?

知乎用户 我乎 发表

有一天上课,老师让我们脱了上衣,留个小背心,露出一条胳膊,给我们画井字接种疫苗。

工具是一根筷子做的,筷子头两侧用线各绑一个缝衣针,在我们大臂上横一下竖一下,画到皮肤出血,然后另一个老师涂药接种。

划完一个,筷子在酒精里蘸蘸,再划第二个,一直划完全班所有人。现在看起来,相当耸人听闻。那是 80 年代了。

知乎用户 种地野犬 发表

本题下某些人抨击当时的医疗,问他们怎么解决,他们却只能提出 “市场化”

知乎用户 王左政 发表

要问 70 年代的医疗水平到底怎样,看看 1975 年的电影《春苗》就略知一二了。

1965 年,江南某大队阿芳嫂的女儿小妹发高烧,阿芳嫂的婆婆要带孩子找村里的巫医贾月仙治疗。妇女队长田春苗作主,带着小妹到公社医院开急诊,钱医生不进行抢救,延误病情后将小妹推往县医院转诊,致使小妹死亡。此时,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主席发出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指示,鼓励农村开展赤脚医生培训。春苗作为赤脚医生被送到公社医院学习,她不顾杜院长和钱医生的打击刁难,回队后学习中医药知识,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但不久,杜院长没收了她的药箱。1966 年后,春苗把久病的老贫农水昌伯接到医院来治疗。钱医生下毒药谋害水昌伯,嫁祸于春苗,杜又以抢救为名,用救护车劫走水昌伯。春苗识破他们的诡计,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杜、钱受到批判,并且被赶下台去,春苗等赤脚医生掌握了农村医疗大权。

用着 CT三维彩超MRI,吃着动辄上千块钱一盒的进口药,做得起高端手术的现代人回看 70 年代的医疗水平,当然是觉得这东西不值一提,极端落后了——确实,上山采药,熬汤煎服,这套路子无疑是 “落后” 的。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四环素牙庆大霉素耳聋、开水煮针头、碎玻璃采血等等事情在各种先进器械,用着进口好药的当代人看来自然也是 “落后” 的。短期培训两个月的赤脚医生当然也是不怎么高明的。但这些,比起此前被巫医神汉垄断的基层医疗又如何呢?比起烧黄纸,撮香灰,喝符水来说又如何呢?比起同时期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又如何呢?

当然,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明朝不灭亡,或者光头不被赶到海岛,70 年代中国人均寿命已经 120 岁了。对此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知乎用户 查尔斯狄更斯 发表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打青霉素皮试,父母多次耳提面命。

因为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也是我的一个远房伯父,给他大儿子打针,打青霉素的时候,没有皮试,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了。

他大儿子是 70 年生人,刚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是过敏,平时这孩子打青霉素皮试也没啥问题,这次孩子哭的厉害,他爸也没皮试,直接打了,一顿饭的功夫,儿子就没救了。从此之后,我们全村对这个都铭记于心。

15 年左右,我去日本,扁桃体发炎,打青霉素,直接打的,把我吓坏了,坚决要求皮试,医生觉得我莫名其妙,护士对于打青霉素还要皮试,也觉得匪夷所思,最后也没皮试,当然也没啥问题。

后来我知道,青霉素必须皮试的原因是工艺不过关。

知乎用户 一粒 发表

2005 年央视春晚千手观音节目的舞者们,基本都是七零后八零后,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很小的时候由庆大霉素之类的药物造成的后天耳聋。

庆大霉素在我国从七十年代广泛使用到了九十年代初才慢慢开始规范生产使用。所以别说七零后了,八零后对这个抗生素都不陌生。

这个药在农村地区更是应用广泛,因为它是缺乏医疗条件的普通农村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广谱抗生素,村里的医生(很多还是更早时候在农村普及的赤脚医生)也很乐意开。耳损伤肾损伤这些副作用,科普力度很低,都不当回事。

我不否认当年赤脚医生的贡献,也不否认当年庆大霉素的贡献,但二者确实是我国当年整体医疗水平的写照。

知乎用户 材灶 发表

70 年代整体医疗水平相当差,就是缺医少药。

原因也不复杂,就是生产力不够,尤其是石油化工能力差,很多药品就是生产不了。

生产力不够的主要原因是理工类知识分子不够多。

1949 年知识分子数量也就 500 万量级,大部分还是文科,这里的知识分子,只要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毕业生水平就算了。

所以哪怕 1949 年开始上小学,到初中毕业得 10 年左右,也就是 1959 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没教师没学校,满清近 300 年的奴化加上一百多年的战争刚结束,更不可能养活那么多脱产学习人员。事实上大部分人能上学应该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么算下来,有初中学历的人也到 1966 年前后了。

事实上直到 1966 年才有了知识青年下乡支援农村建设。这时候大部分人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就要参加工作,毕竟各行业都需要有知识的人。

真正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专业理工知识,是很少一部分人才能的事。

新中国培养的较大数量理工人才在 1970 年代开始大批量进入社会,才有了引入西方技术的 43 方案。等到这些技术被消化和拓展开,已经是 1980 年代的事了。比如化肥生产,1970 年代中以后开始有化肥,到 1980 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县才都有了小化肥厂,这个时候,配合种子研发,亩产才从 200 斤搞到 300 斤 400 斤。

化肥生产最难的是高压高温合成氨,这是需要配套冶金工业的体系,这也需要理工人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得好。

也就是说 1980 中期以后,就能养活更多的脱产人口了。

也就意味着,1985 以后中国的工业制造应该有一个井喷,随着工业需求加大,研发需求也会跟着大幅度提高。

而现实是,这段时间由于解散了农业合作社,单个农民没有工业消费能力,比如拆毁拖拉机,大部分农民又回到了牛耕时代,又被绑定在土地上,不能作为脱农人口投入工业。

也就是说,中国空有 10 亿人口,却没有消费市场。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解决,根本就是农村一盘散沙。

直到 2001 年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制造业才获得海外市场,开始大发展。

即便这样,中国的工业发展也是在 2005 年以后,也就是 1999 年大学扩招后的这批理工人才投入社会以后才大跨越发展的。

2006 年毕业,进入一家排名靠前的制药企业,里面大多数技术员还是中专学历,一线员工大多是初中学历,高中都比较少,还有一部分是退伍军人,差不多也就是初中学历。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说,现代医疗是跟随生产力进步的,不是空中楼阁。

所谓现代医疗就是现代科技发展在身体上的应用。

中国医疗真正开始发展起来,更靠后,2010 年是新平台搭建,2015 年以后引入新设备,2020 年疫情期间基本完成设备更新。

所以,题目问 1970 年代医疗水平,化肥生产跟不上,饭都吃不饱,理工人才没几个,谈不上疾病治疗,主要靠预防,比如喝开水,讲卫生,用 666 粉除虱子,挖粪坑把粪便发酵以后还田而不是任由粪便污染水源染病。

中医在当时起到了巨大作用,主要就是做了预防,防止小病拖成大病,比如那时死亡率很高的肺炎,中医搞些排痰的方子,就有效化解了肺炎进一步发展。

其实前几年的新冠肺炎,中医排痰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1979—2000 年这段时间,中国被耽误的很厉害,尤其是市场和理工人才培养方面,道德沦丧问题就更加教训深刻,有些人判定为卖国行为也不过分。

知乎用户 且如风行 发表

80 年代人,小时候打针针头重复利用,要用开水煮。

小时候调皮摔断胳膊,没得拍片全靠老中医手摸来确定,认识的小朋友有个哥哥聋了,因为发烧打针救回来了,人聋了。

捎带一提,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的中医中药大多是辅助和调养,比起治疗更接近食疗的感觉。

知乎用户 莹如玉​ 发表

七十年代中国医疗水平很一般,也就是使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十亿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比 2024 年仅仅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都要高,也比当时仅仅三千多万人口的韩国还要高。而埃塞俄比亚在当前最高赞嘴里叫 “医生过剩”,中国却被他污蔑成 “草菅人命”,咱也不知道埃塞俄比亚那些 “过剩的医生” 是不是被当前最高赞拿去喂狗了。

当前最高赞是一个自称七十年代末期才上学的家伙,却能对七十年代初期,中期的医疗情况 “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当然我们可以相信他是神童,不过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瞎编。

至于 “七十年代的医疗水平能有多高?绝大部份常见病都无法治,没有钱治,没有地方治。即便在三甲医院,也照样是被治死” 这种属于不知耻的信口雌黄,哪怕**莫言莫大作家这位一向对前三十年没好话的作家,都能证实这家伙纯粹是放气。道理很简单,莫言母亲就是两次被城市派来的专家医疗队动手术救回来的,不要钱,免费医疗**:

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手术就在母亲生我们的炕头上进行,我们躲在墙根,听着母亲的呻吟,听着刀剪的声响,看着护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 **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

比如我们再看看这段介绍,一个普通农民,爆炸事故全身烧伤 70%,住了两年医院,才救下这条命,因为是工伤,生产队担负其全部医疗费用,这是医院不会治病呢?还是没钱治病呢?顺便说,市场经济后要是哪个农民工倒霉,被烧伤 70%,猜猜几个善心老板会管他们?

王香兰因为身体不好,加上孩子多,需要照顾, 生产队便安排王香兰到该火药厂工作。1969 年 4 月的一天,因火药自燃,引起爆炸,三间南屋顶被炸得飞上了天。离爆炸点最近的王香兰被当场炸昏过去…… 当王香兰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里,浑身缠着绷带,医生告诉她受伤烧伤面积达 70% 就是痊愈也可能失去劳动能力。此后,她在庆幸中忍着痛苦,今天这儿感染了,明天那儿化脓了…… 因当时医疗条件不好,留下了满身的伤疤,连医生都不愿多看一眼。她连续住院 2 年, 第四生产队承担了王老太治疗的全部费用。

所以说,七十年代中国的医疗资源,尤其是农村医疗资源,那是取得飞跃式进步:

省、自治区及直辖 “六二六指示” 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更是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 年农村只占 40%,到 1975 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 60%;全国卫生经费的 65% 以上用于农村。到 1975 年底,全国有生产队卫生员、接生员 390 多万人。全国城市医务人员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 110 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 70% 以上被分配到农村,全国 5 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④

以最落后地区之一的贵州为例,其每年都是几百甚至几千的医疗人员组成医疗队,下乡巡回问诊,培训农村医疗力量,

1965 年,在 “六二六指示” 的号召下,贵州继续充实和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大力培养不脱产卫生员和半农半医,做好农村医药供应。每年抽调卫生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人数从几百人到几千人,派驻时间从数月到数年不等,医疗队数量和体量迅速增长。《当代贵州大事记 1949-1995》记述了 1965 年由贵州省、贵阳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组成的农村巡回医疗队 1400 多人,赴贵阳市郊及修文、兴义等农村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工作;《遵义地区志 · 卫生志》中记录该年遵义共组织医疗队(组)36 个,卫生人员 754 名,到农村边远地区开展巡回医疗;《黔东南州志 · 卫生志》记载当年共组织巡回医疗队 116 个,医护人员 573 人次,巡回医疗 129291 人次,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15056 人次。《贵州省志 · 卫生志》记载,1970 年,省级医疗卫生单位及贵阳市卫生局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员,共 711 人组成 46 个医疗队,深入农村为群众服务。此外,《平塘县志》《罗甸县志》等各地县志中还提到了 “指点江山” 医疗队、上海支边医疗队等多支省外医疗队来黔支援农村卫生工作情况。巡回医疗队在农村克服各种困难,用手电筒、马灯照明,用蒸笼消毒器械,以学生课桌搭建手术台施行各种手术,并开展疟疾休止期服药,同时培训农村卫生员、接生员。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5 年到 1978 年,贵州各级医院每年组派巡回医疗队人数略有起伏,最多时为 1971 年的 4656 人,最少时为 1973 年的 397 人。

而看下面这个家伙对当年赤脚医生的贬低污水,充满了 “何不食肉糜” 的清澈之美啊。

知乎用户 孤独的夜灯 发表

从绝对能力来看,当时的水平一定不如现在,而且是远不如现在,毕竟技术在发展
但是我们评价一个事物,要有标准

如果,都从绝对能力上来看,请问,iphone4 是不是远远落后于畅享 70(2025 年的千元机)?
所以是不是 iphone4 也是辣鸡?

评价一个事物,要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历史威武主意),并且要有正确的屁股(接机使馆)
医疗的目的是救人,救人不仅仅在手术台上,小病的防治也是救人,让人没有精神压力也是救人

从结果出发
当时,短短 20 年,人均寿命和美国拉起,难道没有说明一切么?

知乎用户 刘千源​ 发表

王小波写过一段,说卫生所只有一个针头,表面镀层都剥落了,针头上都是毛刺乃至倒钩,他经常打针,后腰像是被猪八戒的九齿钉耙筑过一样

知乎用户 trisoil 发表

不怎么样。

我初中发偏头痛,我母亲带我去上海华山医院看神经科,华山医院神经科是有名的,是他们的强项。结果医生看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我到美国又发作,去看医生,只是一个家庭全科医生而已,而且看上去 20 多,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说是偏头痛。

我上高中和大学期间还发作过美尼尔氏综合症,我自己看医学手册知道,这是什么病,也知道没什么办法医治,只有卧床,它自己会好。。在大学,寝室同学坚持要送我去卫生科看医生,医生看了也不知道什么病,我也懒得告诉她。

知乎用户 闭家锁​ 发表

70 年代…… 咋挑个不前不后的问

军医大学和部队医院影响不大,介入和微创这种千禧年前后才铺开的手术肯定搞不了,但传统大刀基本都能干…… 当然药物、影像和检验技术受限于时代,而且铅笔手绘的病理报告受传阅对象手汗影响很大

地方上,几个天顶星级别的手术高手和诊断高手临时凑一下,带着一群护理 / 医技进修班学了几天的半文盲就能改组出一个革委医院了…… 高手哪来的你别管

乡下因为赤脚医生彻底铺开了,加上对国级场地魔法临时清退了巫术迷信之流…… 所以哪怕缺医少药也至少能起到筛查和公卫作用。

知乎用户 erge​ 发表

高赞太牛逼了,张嘴就是 “绝大部份常见病都无法治,没有钱治,没有地方治。即便在三甲医院,也照样是被治死”。点进主页一看最高赞回答原来是帝国主义拥趸,破案了,新兴帝国白色巨塔里很常见的前途好医生

70 年代之前就有过很多足见医疗水平的创举了

中国医生(或科研人员)对现代医学作出过哪些重大贡献?

用饶毅的话说,中国医学科研最配得诺奖的两项成就,青蒿素抗疟疾和砷剂m3 白血病,都是 70 年代做出来的

先扯这些,以后再补吧

知乎用户 今日涨停​ 发表

当时的人用药(如抗生素),

和现在的兽用药水平差不多,

甚至可能还不如。

知乎用户 球球也旅行 发表

医疗水平就是基本没有医疗的水平。

特别是农村,基本是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的意思就是什么病都没法治,看着他们自己死。

知乎用户 沧浪停云 发表

现实中仍存在、每个人都看得到美国医疗体系,一堆人都吵个不停。有人觉得是天堂,有人觉得是地狱。

何况已经半个世纪前的医疗体系?

总有人会吹美国的医疗如何如何蓝星领先,那么就得祭出这两个图:

前三十年的医疗体系,有人说缺医少药,有人说消灭血吸虫的壮举,有人说都是赤脚医生抓点草药,有人说青蒿素得诺贝尔奖…. 肯定吵个没完。

如果真的想了解,那就不要去看一堆表象,而是去审视当年医疗体系的底层逻辑。

1. 现在医疗保障体系常见有四种模式:

完全商业保险模式 / 自由主义的美国,社会医保模式的日本德国(其实我国目前也是这类型),国家医保模式的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还有储蓄式医保模式的新加坡。其中新加坡这种强制储蓄,其实也可以算国家医保模式的特殊变种。

很多人会把苏联和我国前三十年的医疗体系看作国家医保模式的一种,但其实两者差距很远。

英国这种国家医保模式的本质,是凯恩斯主义在医疗体系的应用。

凯恩斯主义认为自然经济体系下必然出现社会总需求不足,自由竞争则会加剧社会不公,进一步加重总需求不足。那么干脆国家下场,用看得见的手,扩大总需求。而医疗恰好是最适合政府大手下场的领域。

生病的人常常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政府干预既能直接提升这些人购买医疗服务的能力,提振了总需求,又能改善社会公平。同时,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了,挣了钱也敢花了,等于间接进一步提振总需求。

同时国家的钱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花。国家既然已经有了需求端的资料,那自然也能不断优化供给端。哪些项目纳入医保哪些不纳入、医疗资源如何分布,都是国家来规划的。

所以,英国、瑞典这套国家医保模式,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了需求端、直接改善所有人社会福利的一种模式,即所谓的 “摇篮到坟墓”。重心在“需求侧” 或者说消费端。

2. 苏联模式,以及我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战时 / 备战社会体制。

生产建设和生活都是为了进行战争或者备战服务的。所谓 “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了这种解放人类的伟大事业,大家肯定得有组织性,也就是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这个巨大的 “革命机器” 之下,每个人都是零件,随时准备为之奉献一切。

真正打仗的长津湖上甘岭,和真正备战的罗布泊,需要献身和奉献。而日常搞生产生活也需要艰苦奋斗,也同样需要献身和奉献。

王进喜,直接往泥浆池里面跳;向秀丽,只身去拦截燃烧的酒精。

这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艰苦奋斗的三十年。

最终也确实完成两弹一星,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实现了很多第一次,从积贫积弱的近代百年屈辱中走了出来。

但是三十年后,国民经济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

否定这三十年,就像赫鲁晓夫否定苏联前三十年一样,必然一地鸡毛。但是要按照那三十年一直下去,那谁都受不了。

激情总有燃尽的时刻,大家都得过日子。所幸我们的转型比较成功。而苏联老大哥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没能成功转型,最终轰然倒塌。

3. 明白了这个大背景,再来谈当年的医疗。

这种备战体制,最大特点就是重生产、轻消费,重视军工重工,轻视农业轻工业。苏联那么多肥沃的土地,当年农业一直搞不好、轻工业品也一直短缺。

医疗恰恰就属于消费端、轻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不会优先发展。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轻生死、重兴衰。一心要励精图治垂青史,终不悔九死落尘埃。

这种觉悟和态度,轻伤不下火线。他都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医疗或者说健康在这些人心中又能有多重要呢?

我在实习时,还遇到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在 icu 里一直叫:“我当年打美国鬼子时就没想过活着回来,我活了这么多年已经够本了,不要浪费钱给我治病了,让我出院”。

所以,这种备战体制下,医疗让位于军事和重工业,始终作为一个辅助角色存在。

每个地方、每个单位,解决本单位基本医疗问题。比如防止传染病,比如预防接种,比如移风易俗等等。恶性肿瘤、各种终末期疾病,这些消耗大量医疗资源、最后预后又不太好的疾病,自然就不用搞了。

时刻准备去牺牲了,还怕死吗?

但是预防接种、消灭血吸虫之类的事情,是会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所以本质上也是一场 “战争”,那个年代下自然能够搞好。

但恰恰这种普惠式模式,用赤脚医生们实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而且立足于推广适宜技术、解决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反而能以极低的成本大幅度提高人均寿命。

4. 那么当年是不是尖端医疗全部放弃?那当然也不是。

这个巨大的革命机器要运作下去,既有普通的螺丝钉,也有比较重要的齿轮轴承,还有更重要的控制台。

螺丝钉们可能赤脚医生解决个头痛脑热就行,但这些轴承齿轮就得精心维护,控制台更需要好好保养。

向秀丽当年是没救过来,但是钢铁厂被铁水大面积烧伤的邱财康救过来了。家具长工人王存柏的断手,也被成功接回去了。

这些技术,当年在全世界都是世界顶尖的。但是上海的工人确实享有这种医疗水平,那么县城的工人呢?农民呢?

而军事干部 / 高级干部所享受的医疗保障,更是远超普通人。

这也是战备体系最被诟病的一点:人人平等,但总有一些人更平等。卫生部也被老人家称为 “城市老爷的卫生部”。

但如果了解这种备战体系的底层逻辑,就觉得这种模式其实很正常:打仗时候,那自然是将军比士兵重要。下象棋你都知道弃卒保车,弃车保帅。那要维持这个战备体系,自然也得这样做。

这也是很讽刺的事情:为了实现人人平等、打碎锁链、解放全人类,却又得让一部分人先享受特殊的待遇。苏联就最终放弃了理想、官僚集团一直享受这种特权,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了崩塌。

当然,我国当年是没有能力让全国享有高水平医疗(直到今天也没有)。相比较让所有人 “均质低水平”,其实让少数一部分人享有高水平的医疗(中国的少数人放到欧洲去也抵一个国家了),也就保留了技术储备,为后面技术的扩散普及保留了火种。

我们读书时就有老师说,得感谢这些老干部:很多新技术都是引进之后在老干部们身上首先使用的,他们用身体帮临床积累了经验….

而保留这些火种,恢复高考和改开之后,这些技术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而对外开放后大量医务人员出国学习,医疗技术迅速与世界齐平,也造就了 60 年代那代前浪特殊的时代红利。

5. 战时 / 备战体系真正的最大问题,却还不是这个平等问题。

搞战备,那一定是军令如山,纪律高于一切。

所以整个体系是指令性的。

指令到了的时候,可以集中资源集体攻关,解决问题,所以有了两弹一星,有了青蒿素。

但是青蒿素研究出来,却没人关心如何将其产业化,如何做成合适的药片。所以,青蒿素的成品药一直有赛诺菲诺华在发售。

相比于指令型经济,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优化资源配给,还能让生产端和消费端良性互动。比如,今天你随便买个产品,觉得好或者不好可以向厂家反馈,厂家迅速就可以作出调整。不断持续优化之后,能让产品各方面越来越方便。

而指令型体系,只管数量或者参数对不对,不管是实不实用、方不方便。要做任何优化都得层层上报、逐级论证审批。

这在军品或者大工程里面可能问题不大,甚至更容易掌控进度。但是民用品里面这样搞, 必然是价高质次。

医疗产品也属于民用品,所以前三十年自然不可能很出彩,改开之后才大量引入欧美的先进医疗设备,临床水平才大发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整个医疗产业羸弱、缺乏有利工具,自然很多方面没法跟欧美相比。这方面也都是改开之后才追赶。

直到今天,家电、手机、汽车这些民用品已经崛起,甚至在海外抢占欧美日的市场,而医疗药品 / 器械仍然在逐步实现国产替代,相当一部分产品今天都还达不到欧美的水平。

所以,前三十年的医疗体系,不能简单的评价水平高或者低、做得对或者错。

那是我们来时走过的路。

知乎用户 敞开心扉 发表

活到 2026 年的 50.60.70 后有六亿多人,充分证明七十年代的农村医疗是高质量的。

我看大部分回答都不顾这个事实,属实离谱。

希望大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考虑问题,客观看待七十年代的农村医疗。

至于七十年代的城市医疗,我想质量肯定也不错。

知乎用户 五个橘核​ 发表

用的是世界上禁用了几十年的药品…

知乎用户 地下河 发表

得了肝病基本算等死了,偏偏营养不良又容易得肝病;

没有一次性针头。金属针头用完之后,用开水煮消毒,继续下一个病人用。

青霉素会过敏,听说过附近有小孩因此去世的。

农村因此不用青霉素,使用不会过敏的庆大霉素或者四环素,风险是耳聋和四环素牙

知乎用户 张米 发表

我问过亲戚,当时没有 CT、B 超、核磁共振之类;

医生只有 X 光片、听诊器、几项验血数据、过往病历;需要经验和推理,基本和破案没什么两样;

现在,医生容易多了!

知乎用户 李介之 Oulipo​ 发表

成绩很大,缺点不少。

知乎用户 游戏人生 发表

纵向比较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的是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1949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预期寿命仅有 35 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 200‰。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中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在低收入水平下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的大幅提升。到 1978 年,尽管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156 美元,不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人均预期寿命却达到了 65.9 岁,30 年间增长了 30.9 岁。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每个县都建立了人民医院、防疫站和妇幼保健院,每个乡有乡卫生所,每个村有村卫生室。

同时,全球第一例成功的断肢体,1963 年 1 月 2 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接收了 27 岁工人王存柏的伤情,其右手腕部被冲床完全切断。‌‌

且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已基本消灭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有效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等多种传染病的流行。

横向比较: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 70 年代的医疗成就更为显著。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 年印度人均 GDP 是 203 美元,比中国高 30%,但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52.8 岁,比中国低 13 岁。

与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比较,中国的成绩更显非凡。1978 年,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 GDP 分别为 522 美元和 684 美元,为中国的 3.3 倍和 4.4 倍,但它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只有 60 岁和 64.4 岁,比中国低 5.9 岁和 1.5 岁。

这种成就在健康指标的其他方面也同样明显。婴儿死亡率快速下降,从 1949 年到 1970 年代末,中国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从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型。

中国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到 1980 年,全国 2000 多个县建立了一级综合医院 2377 个,5 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拥有卫生院 5.5 万个,农村生产大队建起卫生所(医疗站)60 多万个。

在城市,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向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约 85% 的农村人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 90% 以上的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

为解决农村医疗人才匮乏问题,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 “赤脚医生”。到 1975 年,全国 “赤脚医生” 数量达 150 多万人,如果加上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总数达 540 多万人。

这些赤脚医生亦农亦医,在从事生产劳动的同时传播卫生知识,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他们接受的训练虽然不多,但拥有最基本的医学常识,能够处理一般小病,使农民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基本医疗服务。

中国确立了 “预防为主” 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党和政府持之以恒地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包括清除垃圾、疏通沟渠、消灭蚊蝇等活动。

通过 “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等运动,显著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环境,从源头上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探讨和肯定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与成就,并非意在简单 “回到” 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下的挑战,而非对旧有模式的刻板复刻。

正如马克思虽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当前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论述逻辑:它先将某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刻意塑造为某一思想流派的单一 “象征”,进而对其进行脱离具体语境的吧那个时代贬低为 “臭狗屎”。

这种做法的潜在陷阱在于:如果被关联的思想流派对此保持沉默,便可能被等同于该被污名化的符号;倘若该流派依据事实进行必要的澄清与辩驳,则又可能被曲解为是在 “怀念” 或“试图回归”那个被描绘得一无是处的年代。

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话语上的双重绑定:无论回应与否,都可能被导向一个预设的、污名化的结论,其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论证回击者 “更为不堪”,从而反证自身立场的 “正确”。这种论述方式回避了对历史具体成就与问题的实质性讨论,代之以简单的标签攻击,无助于我们客观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

知乎用户 杜氏利什鳗鱼饭​​ 发表

很多感染性疾病已经有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也有很多疾病的治疗刚刚起步。

例如恶性肿瘤的治疗哪怕到了 70 年代,和 40-50 年代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外科手术切除,而且范围有越切越大的趋势。

就拿乳腺癌为例,1974 年全国乳腺癌防治协作组统计了全国九家顶级的肿瘤医院的乳腺癌术后生存率,发现五年生存率 60%,十年生存率 40% 左右。要注意,这还是全国最顶级的医院的乳腺癌治疗水平。

而现在,优秀的乳腺专科的乳腺癌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十年生存率 80% 以上。

这 50 年的差距就在这 30-40% 的生存率提升上。

而且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恶性肿瘤的同质化诊疗也做的更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边疆地区,也一样可以获得标准的抗肿瘤治疗。

例如 2023 年新疆某医院报道的乳腺癌五年生存率也达到了 85% 以上

实际上,当你阅读 60-70 年代的医学文献报道,你会发现有些医学成果已经能够和现在的医学成果看齐,但又有些医疗事故或者差错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受限于当时的发展情况,医学的最高成果只在国内大城市的几家医院能够体验到,但在广大的农村和二三线城市,“同质化医疗” 远远达不到。

知乎用户 yygq​ 发表

你跟现在比肯定不能比,这是五十年之后,你可以跟五十年前比,20 年代医疗水平怎么样?

70 是不是比 20 进步了?

知乎用户 柊诚一 发表

你们现在震惊牢美一周卖几次血,要知道,直到 00 年代初,中国是真有卖血的,而且不是你想卖就能去卖的

知乎用户 小象 发表

用同一个研究所的二十年历程来说明下问题

我手里有一篇 1957 年的医学杂志,四川中药研究所发布,1956 年成都市 9 个小学 3447 人里蛔虫感染率 75%,范围要是扩大到乡下的话,蛔虫感染率最高能达到 97%,重庆市市内机关的抽查中,机关干部里的成人蛔虫感染率也能达到将近 50%,而这还仅仅只是蛔虫这一种寄生虫,这是五十年代

所以我现在看穿越小说觉得那些小说普遍弱智

当时提倡的烧开水等卫生习惯可以有效避免感染,但不能治疗已有病患

当时主要的技术来源是苏联,交恶前我们确实从苏联获得了很多药品,最有效的是蛔蒿,也就是后来的山道年宝塔糖,最初只获得了 20 克宝贵的种子,就这点还分成了四份摸索着种植,当年技术手段也非常有限,储存不当,天灾人祸等原因,摸索期漫长,直到六十年代末才开始大面积种植,七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大量推广这种药品。大跃进时期包装瓶质量不过关,连带着用来做糖浆的古巴白糖都浪费了不少

1979 年,昌潍地区寿光、 安丘两县的药材公司根据上级 的统一部署,同时开展了蛔虫 普治工作,以在校学生为重点, 全民服用宝塔糖驱蛔药,第一 次集中服药与第二次集中服药 分别达到 40 万人和 30 万人, 服药效果显著,群众反映良好。 据此,山东省卫生厅以及山东 省医药管理局向全省各地发出 通知,随后,国家卫生部以及 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 知,一场全民服用宝塔糖的活 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对于出 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代人来 说,在学校排队领取、服用宝 塔糖是不能忘记的童年记忆之 一。 至此,可以说,经过人类 几千年的不断探索,在中国大 地,蛔虫病的治疗与预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依然是四川中药研究所,1982 年发布的蛔蒿种植技术

知乎用户 萧涯离 发表

八十年代初,还不是七十年代,我小学班上有个同学经常会时不时不自觉的睡着,尽管他并不困,老师说他是婴童时期发烧打针打过量了(忘了是说打还是别的什么了)抢救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人长得很胖动作迟缓眼神呆滞,但一点都不愚笨,学习非常好,在班里和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很佩服他,每天时不时睡着学习还比我们一大群人好,也很替他惋惜,都说以他这个学习能力,如果身体健康成绩能有多好,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知乎用户 李发强​ 发表

别说七十年代了,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又能怎样?

我家属院有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姐姐,比我大几岁,真的非常漂亮,身高一米六多(在那个年代已经不算矮了),明眸皓齿,粉妆玉琢,根本不需要化妆,就楚楚动人。

但是这个姐姐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因为她小时候有一次感冒发烧,医生给用了常规三件套:地塞米松 + 安痛定 + 丁胺卡那霉素,漂亮的姐姐从那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听力。

那年我参加工作了,在路边等公共汽车,正好遇到这个小姐姐和她的对象,说实话,那小子比我差远了。

~~~~~~若干年后,有一天我被我媳妇骂了个狗血淋头、酣畅淋漓,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当年还不如跟那个小姐姐凑合着过呢!至少不会挨骂。然后我赶紧把这个念头掐灭了。她不会说话,那多没情趣啊!

知乎用户 一棵蔬菜 发表

别的我不记得了,我 90 后,小时候上学采血用的是一个像碎玻璃片的东西戳破手指,现在想想感觉很抽象。

知乎用户 路边的陌生人 发表

70 年代不知道,但是在医保没普及前,很多人没钱看病死在家里。

90 年代,就我上小学时知道的村里,一个老爷爷癌症,上吊死的,就是怕拖累孩子。还有一个小男孩,就是肾病,没钱看病,吃中草药治死的。

疾病这东西,你得先有钱,还得医生愿意收你治病,所以以前医生索要红包是很常见的,对于病人来说是很惨的。

知乎用户 宫乘风 发表

这要看你,信不信

1、有医生的比 CT+ 核磁 +B 超 +…………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检查仪器,还要厉害。扫你一眼,就把五脏六腑看的清清楚楚,一下子诊断出你得了什么病

2、有没有医生掌握极为神奇医疗技术,随便写个方子,就比抗生素单抗等药物 + 手术室 +ICU…………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治疗手段,还厉害,方子到你手里,你病就蹭的一下好了!

你要信,那么 70 年代的医疗水平,就是神话水平。

如果不信,那么你自己可以判断了!

知乎用户 知我 发表

70 年代的医疗真的是停留在赤脚医生的时候,基本青霉素是有的,针管针头是放在一个饭盒里面,下面放着纱布,纱布有点发黄,要打的时候,做个皮试,20 分钟后,医生来看看能不能打青霉霉,可以打。直接屁股上一针,从小到大听到打针,白大褂就害怕。一个城市就是 3 到 4 个医院,一到 2 个妇幼保健院。

那时候,老母亲单位上有个人得肾病,要换肾,这个是天大的事,单位里每一个月都要付医院很多钱,那时候是公费医疗,单位里面的职工个个都骂,他拖累单位了,他最后死的时候说,对不起大家了。医疗也没有什么条件,去医院只有等死。

后面老母亲得了甲状腺的甲亢,以前甲状腺的病,大多数人并不做手术,就由它挂在脖子上,俗称(大脖子病)以前也没有什么癌症这个病,就是给母亲做了一个手术,脖子上拉了一个刀口,后面还是没有好,但是后面改革开放了,医院引进了吃碘治疗,老母亲的主治医生按照地址到家里,告诉有办法治疗了,还买了水果带给母亲,那时候的医生就是那么好,我母亲吃了碘,慢慢好起来了,在退休后,身体渐渐好起来了,是个长寿的老人,如果当时有癌症这个病,可能她是承受不住的,后面也有心脑血管疾病,国家的医疗资源好起来了,也有药物治疗老人的病,所以,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了。

以前的老人很少长寿,但我们大院子里面有一个人活到了 80 多岁,年轻时候在大户人家做保姆,懂得一点健康的知识,家里面直到她去世,还是干干净净的。70 年代我们并不知道卫生是什么意思,大多数儿童都有蛔虫。 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自己的卫生间,只有公共厕所。

70 年代还是可以做白内障的手术,骨科基本是包草药,没有癌症这个词,白血病是从日本的电视剧里面知道的,妇产科都是生孩子的,没有妇科疾病,慢慢的才知道支原体感染,性病,梅毒这些疾病,而且都是在电线杆上面贴的,有老医生可以治疗,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听说单位的采购得了性病,是大家都说他洗澡水是黑的。 70 年代没有听说过什么医患关系。看病的人也不多,老人有病大部分都是在家里老死的,早早把棺材准备好了放在院子里面,每家的老人都这样。现在都是在医院治疗无果,才死的。家里的人都是竭尽全力的救治。

70 年代并没有试管婴儿,只有听说有人把孩子丢在医院,厕所,人多的地方,不会生孩子的夫妻大多数是领养,没有管的太严,妇女并不去治疗不孕不育,1970 年后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慢慢的医疗才发展起来。但是疫苗是打的,每年春天和冬天,学校和单位都要熬大锅药吃。这也是一种全民防疫吧,以前的传染病就是(大耳巴),也就是现在的腮腺炎,是贴膏药治疗的,以前的驱虫药是宝盖糖。老人治疗头疼是拿蚕豆剥成两半,贴在太阳穴上面。以前的牙齿治疗是很便宜的,没有任何的美容治疗,第一个出现在 80 年后的美容是校正牙齿,纹眉。

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真是幻如隔世,仅仅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国家的医疗技术也是给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实惠。老百姓的寿命得到了很大的延长。

知乎用户 大嘟仔​ 发表

70 年代前期的医疗水平是我国后无来者的巅峰,当年的医疗资源已经丰富到了能让林巧稚去当清洗尿布的护工,让裘法祖去当消毒纱布的卫生员,让张孝骞去扫马路,让吴孟超去当住院医的地步了。

知乎用户 孙康 发表

1987 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 听力残疾人口 ≈ 1700–2000 万

约 5%–10% 与药物使用高度相关

(尤其是儿童期)

记得以前有个舞蹈叫千手观音吗?

在多位团员(包括领舞邰丽华)以及艺术团公开采访中,反复提到过一种情况

部分团员是在幼年高烧或感染后,因使用当时常见的耳毒性药物而导致听力永久受损。

知乎用户 光棍好 发表

水平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医疗设备和材料进步很大。

为啥呢,我 90 后,03 年时候经历 fd 了,那时候 cctv 天天宣传要带 13 层以上纱布口罩才可以预防病毒,现在纱布口罩有一次性口罩好么。更别说,n95 之类。

知乎用户 九月鸢飞 发表

很多答案都是为了抹黑而抹黑。

而有些答案都是说到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医疗状况。而八九十年代基本取消了赤脚医生这一制度,可想而知,相对比七十年代有所退步了;另外,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个体乡村医生以效益利润为主,有更多的违规操作,庆大霉素也是八十年代推广使用的。


赤脚医生能预防和治疗病菌感染、传染病、伤口处理这几块高致死率的病例,其他能致死亡的就已经很少了…… 所以新中国人口净增长 4 亿,人均寿命从 35 岁提升到 65 岁。

除了这几块,其他的交给医院。医院真正治疗好了吗?不过是一直以来高强度的商业医疗宣传灌输和你的感觉欺骗你自己而已。

记得著名主持人倪萍以前采访过一位医学博士,那个博士说:“现代医学,真正能治好的病屈指可数。”

真实情况是,真正使中国整体医疗水平取得最大飞跃发展的是赤脚医生时代。

大部分能治愈的病例,那个时代就已经解决了。不能治愈的现代医学也没有办法,花几十甚至上百万治疗而无济于事的比比皆是。这才是真相!不过,现代医学,让所有人的健康意识更强了。这点确实很好。

除了伤科手术比较先进外;其他方面,现在的医疗并没有比当时的治愈率提高多少。现在很多医疗其实都是过度医疗,商业概念的医疗而已。让你产生心理错觉,以为现在医疗治好了多少不治之症。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咳嗽去了区级医院,一开始两天还用药过敏,后面换了药;一共住了十来天院,花了七八千,咳嗽也没见好。挂瓶挂到身体都虚了,经常虚汗,我给他买了两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喝,感觉才好点,吃得下饭了。后来干脆出院看中医,开了连花清瘟胶囊蒲地蓝消炎片,吃了几天,就差不多好了。

有人说检查。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个新闻:有个人每年花了不少钱健康检查,都没检查出什么。最后在医院知道自己得癌症时已经是中晚期,起诉那个检查机构。

最后说说不良反应或后遗症,不过是百万分之几或千万分之几的概率,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扩大化宣传而已。现代医学不也照样会存在这种情况?不然哪里来的医闹?

知乎用户 許鏻兮 发表

德國,美國,歐洲和澳洲 20 世紀 70 年代無論順產還是剖腹產就已經普及單人產房並強制寶爸進產房陪產 + 給孩子剪臍帶了,而且看孩子性別也是必須的。然而,中國 30 世紀 70 年代都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三樣的其中一樣。沒錯,我說的就是中國 99%孕產婦選擇的公立醫院,99%以上公立醫院的產房至少 2 人一間,安慶市立醫院的產房是 8 人一間,8 個產婦脫了褲子一起生孩子,簾子都不拉著。

德國 1950 年代就已經基本沒有竪切的剖腹產了,中國安徽地級市的三甲醫院 —- 安慶市立醫院 2021 年還基本是竪剖的,為什麼?因為我認識一個膚白貌美大長腿,博士學歷的德國媽媽在安慶市立醫院生的孩子,產房 8 人一間,病房 5 人一間,生孩子之前睡走廊,剖腹產還是竪剖的,裹著紗布,而且連止痛藥和鎮痛泵都不允許用。

知乎用户 一步莲华​​ 发表

生小孩夭折率能有一半。

知乎用户 风吹半夏​ 发表

那个年代每个医院都有误诊医疗事故指标的,听说乡镇卫生所是 120 人。也就是说因为误诊导致身体损害、伤残甚至死亡的只要在指标内,医院领导就不会被处分。

这个指标从下到上级医院递减,好像到了地级市最好的医院指标就变成 100 人了。我不是学医的,听说当年有这么个政策,还请了解的再详细展开。

知乎用户 魏志章 发表

70 年代消灭了所有性病。这不但比 20 年代医疗水平高,同样比现在医疗水平高。

人均寿命从 20 年代 30 几岁,70 年代提高到 68 岁,提高了近 40 岁。现在人均寿命比 70 年代提高了 40 岁吗?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闻名全球的肝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的科研成果几乎全在 70 年代完成的,至今无人超越。

一提起社会主义新中国,总会跳出一些牛鬼蛇神妖魔怪,编造一些离奇的谣言进行诋毁和抹黑,真是咄咄怪事。

知乎用户 白色恐怖一胡适 发表

前三十年在医疗上最大的亮点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于国民健康来说,公共卫生是性价比极高的选项,前三十年能够在起步比印度还差医疗工业基本为零的基础上 30 年把人均期望寿命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提高和将新生儿死亡率极大降低,靠的就是几千万赤脚医生深入农村给普及喝热水洗手消毒等基本卫生常识以及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手段。

知乎用户 Bluebear​​ 发表

看题目里有书籍这个话题,我随便补几页 73 年的实用内科学第六版的图吧,大概对常见传染病治疗和处理都比较成熟,同时对的解释也比较辩证。

知乎用户 迎风一刀斩​ 发表

70 年代不太知道。80-90 年代的大概齐还是见过的。

以前上医院打针,不管你是屁股针,还是吊针,都不是用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的,以前注射室一般有个很大的搪瓷盆,里面装消毒液,注射完的针头直接用钳子夹下来扔盆里,同理还有一个是放玻璃管注射器的,然后定时会有护工过来取走拿去高温蒸煮消毒,控干后再拿回来。所以那会很多因为注射器或者针头消毒不彻底导致感染一些乱七八糟的血液病,比如乙肝

但是你说那会有没有一次性注射器呢?我记得从 90 年开始陆陆续续有,但是你得自费 1 块钱买,我就记得那会我爸妈带我去看医生,一般会带个小钳子,如果遇到要打针,除了自费买一次性注射器,还要在注射后问护士把针筒和针头拿来,用随身带的小钳子把针头夹断,把针管夹破。我老头子说这玩意保不齐就有人捡去别有用途,省的坏人坏事。

知乎用户 一年级的小豆包 发表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中期,成长在一个北方三线小城,医疗条件虽说不比北京,但肯定比农村强。我小时候,几乎每个街附近都有个傻子。每天摆个凳子坐在门口看,或者到处溜达。一说都是小时候烧坏了或者打针打坏了,吃药吃坏了之类的。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知乎用户 猎臀蟹 发表

90 后 小时候打针都是玻璃针筒,能回收的那种,打针很疼

知乎用户 动物园的猴子 发表

差距之处:1970 年美国的人均寿命是 70.2 岁,我们是 58.7 岁。这个和发达国家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进步之处:1970 年距离人均寿命 42 岁的 1950 年只过去了 20 年,1970 年的寿命就已经到了 58 岁!和我们当时一个水平的印度人均寿命是 48 岁!

以前的各种抗生素药物滥用,医疗器械重复使用,医生操作不规范水平有缺陷等等个人觉得应该归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可是大家也要想一想中国在 70 年代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居然可以药物滥用。得了病起码有便宜药可以用,我们还是要讲良心的。

总结一下,在一个贫困的年代居然可以用各种药品,怎么说都是一种进步!

知乎用户 悟则法 发表

70 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不好说,但 90 年代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

我有一个舅姥爷,90 年代的时候得了糖尿病足,整个脚都烂了,骨头都裸露出来了,也没啥办法,只能按时清创,人就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扭曲着,屋里臭的要命,人熬了几个月就走了,那景象也算是我的童年阴影之一吧。

然后前几年,21 年左右的时候,我亲舅舅,也很多年糖尿病了,然后不小心伤到了脚指头,没控制好,小脚指坏死了,然后手术截掉了,恢复的不好,中指,无名指也坏死了,又手术截掉了,还是恢复的不好,最后直接把半个脚掌截掉了,前后治了 2 年多,现在恢复的挺好,能自己走路,就是走的慢点,穿上鞋看不出来烧半个脚掌。

我有时就想,要是当年我舅姥爷要是也有现在这种医疗条件,哪怕就算失去一条小腿,但至少命能保住吧。

70 年代,应该还不如 90 年代吧,毕竟我听我妈说,他们小的时候 “大肚子病” 也就是血吸虫病,还是可以死人的,可这种病到后来也就是几片药就能治好的程度而已

知乎用户 浅草和马蹄 发表

先不说 70 年代了。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 80 年代出生的,出生地是家里的土炕上。

86 年的时候,家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因为生锈的剪刀没有被煮熟,接生婆剪完她的脐带,还不到满月吧,她就夭折了。死于破伤风。

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正义的医疗意识和水平决定的。

知乎用户 bruno fighter 发表

西医就是工业化医疗

我国初步工业化完成是在 74 年

相应的 70 年代也就是的中国现代医疗刚刚开始普及

救活了很多农业时代救不活的人,但也很粗糙和低级

但真没有必要黑

正常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童年青少年的幼稚行为是黑历史。

知乎用户 赖皮皮 发表

别说 70 年代了,我 95 年出生,江西农村。小时候打针的针头还见过高压锅煮的,你敢信?打预防针学校统一安排医院的来打,要收钱的,很多人家里不舍得钱就不打,或者同一家里是男的打,女的不打,因为重男轻女。我记得一些疫苗是肝炎的,脑膜炎的这些。小时候各种猛药丸子吃了不少,抗生素打了不少,村里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也不知道,因为没得看,反正不舒服就找人把脉,各种中药煮着喝,也不知道有啥用?初中了 2007 年左右,全县也就听过人民医院有 CT 机,一听到谁做 CT 就感觉得了很大的病一样,现在我们镇上卫生院都有 CT 了。

知乎用户 SANWAN 发表

七十年代对于我们农村人基本没有医疗水平可言,我的家乡豫南小城,也没有什么城市老爷卫生部。不单没有医疗水平,更难过的是我的亲人们连医疗意识都没有,靠着巫医和半巫医的中医勉强活着。

我父亲 1971 年生,有个亲弟弟,也就是我亲小叔,据他描述聪慧过人,还没有上学的年纪天天看我爸做作业就识了很多字。当时脑膜炎流行,我的小叔也不幸染上,我父亲和我爷爷奶奶说,小弟怎么不跟我玩了,是不是生病了。

我爷爷奶奶第一反应竟然是把他打了一顿,说他咒弟弟,最后还是送到医院,也终于不治。

豫南风俗,小孩死去不土葬,丢掉野外一把稻草烧了,那片洼地如今已成为家乡著名湖景,每次路过心中思绪万千,不知道小叔有没有被野狗分食。

至于我父亲,自己成人之后去上海打工,一定要在那里养育下一代。我出生第七天脐带感染,败血症,浑身都黄了,父亲在医院交了钱身无分文,凌晨淋着雨走了四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换身衣服接着去上班。我长大后常和我说,当时如果你不是出生在上海,你已经死了。

受我父亲影响,感恩现代医学,并对中医深恶痛绝,买药都不买 Z 开头字号的。我母亲基本没有文化水平,平常生病也经常说一些民间偏方,我也就敷衍过去,但是弟弟高烧不退,我看着她取一碗水,用筷子调个重物在水上旋转挨个问走掉的亲人是谁想他了,重物莫名奇妙开始沿着直线运动的场景确实给童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于我奶奶,肺癌晚期,接到上海照顾。医院里的大夫非常好,经常骂自己手下的学生,说别人大老远过来这么辛苦,条件不好还开这么贵的药,然后改单子。有一天单独留我父亲在办公室,和他说,我跟你说这些你可能还想举报我,不过老人家很痛苦,你要是有路子弄点烟壳来,煮成水给老人家喝,老人家好受点。

当时烟壳还不是什么稀罕物,找了一些过来,我奶奶临走时一天要喝好几次。父亲直到现在还是很感激这位大夫。

就在今天朋友和我闲聊,说到自己的一个亲人,死的时候是什么癌症,没钱自己在家硬疼死的。

我只想说,每个地区、每个年代、每个家庭的条件都是客观的,我并不奢求每个人得了病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我只希望大家即使离去也能保留一些尊严和体面。

让世界在一瞬间毁灭未尝不是一种慈悲。

知乎用户 OU-Niclas 发表

没什么不好,那会儿生老病死是正常

至少没有零件生意

真的幸亏。。。不然是不是隔壁班,不好说

知乎用户 沙罗曼蛇 发表

80 初的人

没有经历过 70 年代,估计只能更差

厂子弟(80 初那时候估计也只有三种人,单位职工,体制干部(含老师医生),农村居民)

外伤,厂里医务室永远只有碘酒、红药水和蓝药水,我已经忘了这两种颜色有什么区别了

哦,还有一种创伤粉剂,往伤口倒的

厂医务室的医生自己给自家孩子吃药,结果孩子智力受损成了弱智,长大了整天在生活区闲逛,真人真事。

其余则也不知道吃过什么,反正都是纸袋装,白药丸居多。

宝塔糖是家庭常备…… 驱虫的。

好多人说庆大霉素致聋…… 但我印象中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起码打过不下三次…… 感谢苍天。

知乎用户 威龙卫 5 发表

今后最重要的首先是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1954 年,随着最高指示的下达,中国各地都纷纷出现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

最先做出响应的便是北京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医师会,他们在 1954 年 11 月就举办了针灸学习班,从北京各医院招收了 100 余名西医,教授他们中医。接着在 1955 年 8 月 23 日,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主办了中医学习班。卫生部代表、中医研究院院长及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北京市中医学会都出席了开学典礼,该学习班为 50 名西医进行了 6 个半月的在职培训。

这种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得到了肯定。随即卫生部就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成都组织了6个同样的离职西学中班,学员均为有两年以上临床经验的西医师或医学院校毕业的西,学习时间为两年或两年半,同时也举办了众多的在职中医学习班。

1956 年还是中医走入现代医院的开端,依照中央文委党组的调查报告和建议,卫生部要求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积极吸收中医进医院,截止到 1956 年底时,全国医疗机构共吸收中医 26269 人。中医在进入医院后也拥有了独立的中医科、中医专科的科室。

…… 这不只是一个医学技术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思想问题。实质上就是医学上两种思想——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两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医药卫生道路与资本主义的医药卫生道路的尖锐斗争。”
他指出在这场斗争中,一些医药工作人员 “长期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迷信外国,迷信少数专家,迷信‘正规’与‘条件’,卑视祖国医学,卑视土办法。他们一方面瞧不起群众,瞧不起土办法,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害怕群众把事情搞乱,另一方面自己背着沉重的包袱,缺乏实际知识,又放不下架子和面子,在技术革命面前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因此我们必须在卫生战线上拔掉资产阶级医药‘权威’的白旗,树立无产阶级卫生志气的红旗,必须继续不断地兴无灭资,插红旗、拔白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 资产阶级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一方面竭力宣扬迷信外国,认为中国样样不如人,外国没有研宄的,我们不能研究,外国没有作过的,我们不可能作;另一方面,则竭力炫耀他们自己,制造科学技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论调来愚弄别人,使之认为一切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只能是他们专家、名流们才作得到,别的什么人都不行。

知乎用户 李四 plus 发表

我 81 年的,小时候家在镇里上学,当时同桌漂漂亮亮健健康康的小姑娘,头一天还正常上学,第二天以后就没来。后来听说胃出血当晚就没了。

知乎用户 胖仙人​ 发表

水文大本营上还真的有,翻翻去:

建国之初我国的医疗体系建设尤其是乡村医疗事业几乎是从零开始,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边疆民族地区亦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农村医疗力量到 70 年代广泛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培养半农半医队伍, 建立三级农村卫生保障网络, 初步解决基本医疗卫生保健覆盖到全区各县乡村的问题, 再到 80 年代初农村医疗系统随着时代发展向专业化和规范化转变, 其发展历程是我国医疗卫生历史中的重要一页。而其中从 6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 赤脚医生等半农半医群体作为合作医疗时期乡村地区医疗系统中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发挥过重要作用, 至今也依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通过研究建国后尤其是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的广西乡村医疗卫生建设事业的发展历史, 了解广西农村医疗卫生发展在当时面临的困难和瓶颈, 关注赤脚医生群体在广西农村合作医疗从建立到普及的时代发挥的作用。通过梳理广西赤脚医生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 解析其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原因, 研究其制度化建设过程与社会关系及在广西农村医疗中的实践情况, 分析其优点、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了解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在广西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建设以及整个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同时透过广西赤脚医生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中与之相伴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了解在当时的广西建立和发展赤脚医生以及后来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向乡村医生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评价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系在广西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及意义。回顾和总结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在广西农村较为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医疗卫生基础上, 建立健全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并将医疗保障网络普及到农村最基层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期望能通过这次研究, 从这段历史中寻找可能有益于今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国人民长期使用并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近年来,“中医偶尔治本, 西医总能治标” 这一观点在社会各界流行, 中医药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发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群众运动, 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医药、如何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围绕运动的核心内容展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发掘新史料并开拓新视角,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 对运动的缘起、目标及内容进行研究, 并深入分析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在丰富近现代医学史研究的同时, 进一步为当代中医中药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中草药群众运动兴的原因进行广泛梳理, 本研究认为, 中草药群众运动并非缘于 “六 · 二六” 指示。它是在西方世界的围堵、战争的威胁、经济和医疗条件落后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展开的, 是政府发起的一场医疗领域的政治动员。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和其面临的药品短缺问题是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运动通过刊发文章、举办中草药展览会、发行小册子等形式进行了全面动员。运动的目标也并非单一的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而是经历了一个丰富与发展的过程,“备战、备荒、为人民”、“创造祖国新医学、新药学” 均是运动的目标, 并推动了运动向纵深发展。中草药的采、种、制、用是运动的核心内容, 其中产生了一系列收益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全民动员的中草药采集, 实现了对各地中草药的广泛普查, 并编成了一些中草药手册, 但采集过程中乱采滥采也造成了对药源及资源的破坏; 鼓励居民自种中草药, 通过引种试种、野生改家种、建立中药材培植场等, 改变了草药紧缺和药材产地分布不均的状况, 但盲目种植也带来了药材品质降低和产量过剩; 各地运用土法自制中草药制剂, 为农村医疗提供了亟需的药材, 但极简易的生产设备和非专业的人员构成, 也使这一时期的制剂成果很难通过现代药物检测保留下来; 在中草药的使用上, 赤脚医生作为使用中草药的主体, 在防治疾病中广泛使用针灸和草药, 为当时的农村医疗提供了保障, 但其中也存在乱用草药和针灸的现象, 造成对病人的危害。整个运动为了使群众能够普遍参与降低了准入门槛, 这也使该运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时即迅速消亡。在采种制用基础上广泛开展的中草药研究, 是运动的深化, 也是运动成果得以保存及传承发扬的重要基础。运动中, 基层的中草药研究以验方鉴别和中草药剂型革新为主, 因基层研究人员缺少专业技能, 使研究虽广泛开展但有用且保留下来的成果较少。而以安徽中草药断血流研究为代表的省级医药研究, 通过各级医疗机构及不同地区间医疗单位的通力协作、优势互补, 有力推动了中草药的研究与开发。以 “针刺” 和中西医结合疗法为代表的研究, 全国各地都积极参与其中, 形成医药科研的交流与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全国中草药汇编》是对全国各地中草药群众运动成果的总结, 但其中也存在很多未加反复鉴别和验证的药方。运动中多种形式协作的医药研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为此后中医药科研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中草药群众运动的影响下, 中草药被广泛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之中。运动中为更好地配置医药资源, 通过倡导优先使用中草药和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 的方法, 将医药资源固定在限定的区域内, 用中草药弥补西药供应的不足。这一时期, 无论是赤脚医生还是医药研究人员都不断搜集和研究防治痢疾、流感、慢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草药,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群众的患病率。全国各地发掘了白花蛇舌草等治疗肿瘤的药物, 为此后中药缓解肿瘤患者病痛及预防肿瘤奠定了基础。各地卫生防疫站、职业病研究中心对防治尘肺、职业中毒等职业病的中草药疗法及单验方进行挖掘和研究。尽管中草药防治疾病的研究遍地开花, 但真正能够经得住检验的成果非常有限。运动也推动这一时期以赤脚医生为中心的基层医疗人际关系的构建。赤脚医生在农村主要负责治病救人、卫生预防、采种制用中草药、政策宣传等工作, 他们普遍有着不断改进医疗技术的决心和全心全意为居民看病的态度, 使得群众逐渐信任他们和中草药, 这也形成了较为稳定且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而在医际关系中, 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无论在医疗培训与合作中, 还是在献方过程中, 有经验的医生和草医虽明知会触及切身利益但仍会毫无保留, 赤脚医生则怀着改进技术为农民服务的一颗红心虚心学习, 施者与受者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和谐且平等的医际关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群众运动, 为解决当时基层医疗面临的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但运动中将传统中医中药简单化, 也是造成当代社会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之一。在中医药面临巨大信任危机的今天, 国家应该在发展中医药的过程中扮演好正确引导的角色, 在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医药与现代医药科学的融合, 正确发挥中医药在当代医药卫生系统中的作用。中草药群众运动中得以整理的验方秘方等, 应该组织力量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让其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 焕发新的生机。

本文分析《赤脚医生手册》的起源、编写和发行,探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疗政治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赤脚医生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乡村医疗者群体。自 1969 年《赤脚医生手册》首次发行之后,各种版本的赤脚医生手册和教材在全国各地出版发行。在政治出版物占主导的 “文化大革命” 时期,这些医学手册和教科书成为一种特殊现象。《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是赤脚医生日常学习和实践的指南,而且是普通民众医疗知识的重要来源。在 1970 年代中期,《赤脚医生手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发行。本文指出,《赤脚医生手册》的出版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补充的知识传播模式,也是一种在特定时代出现和采用的模式,该模式最终被正规医学教育体系下的培训模式所取代;体现了在资源匮乏和教育水平较低状况下政治对医疗和卫生产生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变化、替代医学在西方社会的兴起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卫生普及和公平的关注促使了《赤脚医生手册》的翻译发行,并推动了中医在世界上的传播。由此,本文对中国医疗政治和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贡献了一项理论和实证研究。

知乎用户 阿 su​ 发表

感觉完全凭运气。

我妈说当年她在念高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天正上课了突然耳朵聋了。到县城医院里,一位医生拿了针给扎了几下,其中还有根针从手虎口处横穿手掌。然后听力就恢复了。

后来我想七十年代小县城哪有这么牛 X 的医生,大约是大城市被打发到我们小县城来的。反正我小时候(90 年代)县医院医生水平挺一般的。

还有,我妈说我小姨小时候是得过的,我妈说当时天天到医院给她送饭呢。后来也治好了。所以那时候水平应该不差,但运气很重要。

知乎用户 南塘少阁主 发表

鸡血疗法了解一下。

现在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中药注射液都是那个时候批准上市的,突出一个艺高人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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