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什么会走向汉奸这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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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一针见血容嬷嬷​ 发表

这个可能也是汪精卫真实内心写照

“日本人怎么会输呢？甲午他们赢了，占了台湾；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后来日俄战争也没输过；今年北平、上海都被打下来了，南京守了这么多天，最后还是沦陷 ，根本拦不住，中国人一盘散沙，日本人怎么会输？”

知乎用户 恨乎党 发表

因为他想学洪承畴，以汉代倭，辅佐自己儿子当天皇。

1，汪精卫年轻时在日本进行革命工作，担任报纸主编，加之其儒雅帅气，可谓才貌双全，引得不少日本少女倾心。

2，汪精卫为革命刺杀亲王，被捕后慷慨赴死并救下引刀成一快的名句，与其之后的汉奸行为大相径庭（但在狱中与肃亲王善耆密谈后态度软化，可能此时得知了洪玄烨的秘辛）。

3，裕仁天皇结婚 8 年，生了五个孩子活了三个，但全是女儿，日本大臣为皇嗣着急，要求他添置侧室，甚至要做人工授精，香淳皇后感觉受到威胁。

4，1932 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同年汪精卫亲赴北平劝张学良抗日。

5，被张学良拒绝后汪精卫突然请了病假，号称去德国就医，具体情况不明。有人说他是诈病没有出国，有人说他秘密前往了日本。

6，1933 年，一直生不出儿子的香淳皇后诞下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天皇。

7，1933 年后，汪精卫逐渐向日本靠拢，并最终彻底投靠日本建立伪政府，举国哗然。

8，1941 年，汪精卫访问日本，特地赠送香淳皇后翠玉花瓶，并赠送裕仁天皇翠绿屏风，据说有人建议汪精卫送白玉的，但不知为何他坚持送绿色屏风。

9，日本至今不敢公布明仁天皇与裕仁天皇的 dna 检测结果。另外可能是巧合吧，明仁的孙子也被怀疑血统，被民众要求做 dna 检测。

10，明仁与裕仁照片对比，像亲父子么？

其实谜底就在谜面上，明仁明仁，（汪兆）铭的人。

知乎用户 永乐通宝​ 发表

汪精卫是很拧巴的一个人，他身上可谓集封建旧文人最好的品质和现代政治家最坏的弱点于一身，既软弱又迷之自信；即投敌卖国又自诩爱国；即标榜不近女色又爱精神出轨。

先说原生家庭，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汪精卫出身于一个破落士大夫家庭，父亲汪椒是一个不得志的小官吏，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他上头有三个大哥，他娘吴氏十七八岁的时候嫁给六十多的汪椒作填房，在家中地位并不高，他自己也成傅斯年口中的 “庶生子”。

正如他回忆童年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到了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去世，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哥哥汪兆镛是家里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道学先生，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

大嫂对汪精卫也不厚道，常以 “饭后钟” 伺候，故意提早开饭，有时汪 12 点回家，就发现家里 11 点半已经开过饭；第二天他提前到 11 点半回家，又发现家人们 11 点已经吃过了。受这样寄人篱下的委屈，汪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希望自己能谋一份职业。本来，他要备考举人，是不必忙于找事做的。

后来汪精卫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找了份私塾先生的工作。在大官僚家里当教书先生”，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 “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如此 3 年的生活，更是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更多的是唯唯诺诺。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

汪精卫长大后读《红楼梦》就评论贾府 [1]：

“丧天真，灭绝情意，相率而趋于伪，而家庭之内，天伦之乐，几几乎绝，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综观诸人，无一孝者，无一不假孝者。。。见其父子叔侄兄弟姊妹之间，姑媳妯娌之间，宗族戚串之间，纷纷然相倾相轧，相攘相窃，加膝堕渊之态，袗臂夺食之技，极残忍，极阴鸷，极诡谲，极愁惨。。。而骨肉之间，一片烂熳天真，是所谓真慈真孝真友真悌者也。”

同时共情探春、环儿：

“探春、环儿皆是庶出，而二人之用心截然不同。探春一生大恨，是不在王夫人肚里爬出来，却在赵姨娘肚里爬出来。。。至于环儿，自知庶出，亦知人以其庶出而贱之，于是生出两种心事：其一，人既同我，我即自贱。观其对莺儿之言曰：“我拿什么比宝玉？都欺负不是太太养的。” 其情如见。一种自轻自贱之心，皆由此生出来也。其二，因人而贱己，而羞，而忿，而恨，而毒，处心积虑以求报复，而忘自己已入于下流不堪之地。作者特写出此二人，以为庶子之写照。。。此中国之家庭，多常有不可告人事也。悲夫！”

但是他们汪家在晚清广东又属于名门，山阴汪氏自嘉庆年间入粤以来，政绩和著述皆有可观。

他的曾祖父汪炌平定苗瑶叛乱的主要功臣，在魏源的《圣武记》当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作品《史亿》流传至今。他的祖父汪云是妙高书院的名师，「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为他作传，称他深得两浙士大夫的爱戴：「及卒归葬，多士送者数十里，有号泣不止者」。到他父亲汪琡这一代，虽然科举之路不畅，但也是晚清诗界的名家。

汪精卫自幼也有神童之称，十岁能诗，十七岁院试轻取第一名，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 “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如果不是后来科举取消，像王渔洋、赵瓯北一般盛名倚马可待。后来又轻松考上留日官费生。

他似乎天赋超人一等，属于钱钟书描写过的那种人：他们平时懒洋洋不太起劲，稍一动作就把陈寅恪那种勤勤恳恳用功的学生甩下去。再加上外貌出众，汪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天生做什么都是出类拔萃。

旧的社会身份（士绅、富家子弟）随着经济基础的崩塌而变得模糊甚至令人厌恶。他们迫切需要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找到新的身份认同和价值依托。革命理想、左翼思潮所描绘的平等、公正的新社会蓝图，以及 “先锋队” 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归属和人生意义。加入一个宏大的、代表 “进步” 和“未来”的事业，是对自身 “边缘化” 处境的有力超越。

所以汪精卫到日本后像变了个人，崇拜西乡隆盛那样 “最后的武士”，倡言革命。1905 年谒见孙中山，恰逢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汪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并出任评议部部长，并取精卫作为笔名。

可惜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

汪精卫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尽受煎熬，其苦愈甚；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投于灶火，光熊燃，俄顷灰烬。但他自知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只愿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胡适之也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

李准原本与汪原本知遇之恩，李家厚待汪精卫，每月付给他白银十六两 “束修”，每逢过年过节，还会另有馈赠。后来汪精卫谈到此事时曾对人说，以秀才出身任私塾教师，而能享受举人待遇的，除他而外，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去日本留学，他大哥原本不同意，后来征求李准意见，李准赞成他出洋，并主动资助路费。

汪精卫成为革命党后，和李准在客观上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汪从日本给李准发来一信，信中谈到今日双方之对立形势，汪写下 “辟君三舍，与君周旋” 八个字。

不过这 “辟君三舍” 也只是一个空头承诺而已。1909 年底，汪精卫决意化身为 “薪” 搞暗杀活动时，计划暗杀清朝官员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李准。不过因为当时胡汉民等已经安排了针对广州的武装起义，在此时行刺李准无异于打草惊蛇，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其后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 “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 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 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2]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 “豆萁何苦更相煎” 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 年 11 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 “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 “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

高调宣布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 “革命圣人” 形象。

1912 年 8 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 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屈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 过后，他的妥协懦弱、优柔寡断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 “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直至 1917 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 年 10 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孙中山晚年批评汪精卫 “长于调和现状” 和容易被软化，可谓一语中的。

民国清除老悖，为出身低下的年轻人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蒋介石、李宗仁如果不从政，社会地位肯定会明显降低。汪却不是这种类型。他做大明、大清士大夫，犹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学人，肯定技压群雄。

从政对他意味着降格和牺牲，他非常讨厌事务性工作，既无趣又劳累；随时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

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领袖或清流领袖，而非政治首脑或行政首脑，希望别人听了他的高见以后，心悦诚服地鞠躬说：「汪先生的卓见果然高明，我辈定当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则问题，他很快就会丧失兴趣。

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 “文青”，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

1929 年 6 月，汪精卫在法期间，曾在致王懋功的一封密函中说：

“十八年来，国柄皆为武人所挟持，所谓文人，在实际上，不过为武人之帮闲，…… 弟亦文人，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持‘合则留不合则去’之精神，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麋。例如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蒋公并未驱弟，弟去之后，其挽留恳切之函，至今尚盈于箧笥，然弟则舍去不顾。又如十六年九月中，桂方李、白诸公，未尝不拥弟，然弟发觉其潜与谭、程等台谋倒唐，擅专军事，则弟又舍去不顾。此弟之比较其他文人恋栈阿附、甘为傀儡者，略为干净些也。”

而这种 “文人” 认同，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过于强调“姿态”，重视营造“人格魅力”，行动中常带某种“表演性”，致力于以一种情义和人格感召来维系部属的信赖和服从。

“轻言大义者临阵必变节”，明末的杨嗣昌已经这些标榜道德大义的文人的虚伪性已经有过精准的批判。

参加过 1930 年扩大会议的张知本说：“汪精卫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开会，汪担任主席，南京飞机投弹，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实他只需宣布‘现在停止开会’就好了，但他慌张的什么都顾不得，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张知本还说：“戴季陶氏曾经批评胡汉民欠一个‘厚’字，汪精卫欠一个‘重’字，也就是说胡太刻薄，汪太轻浮，我觉得这批评非常深刻。” 胡汉民是汪精卫早年挚友，后因政见不合结怨。当胡被蒋拘禁后，汪竟在香港《南华日报》撰写《哼，也有今天》一文，加以讽刺，“我觉得此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未免胸襟过窄，有失政治家之气度。”[3]

马克斯韦伯曾言，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激情，汪精卫是有的，他对革命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但他始终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中国的文人往往鄙视政治，而又对政治怀有不可遏制的热情，这一点，在汪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

他自视甚高，不甘屈居人下，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具有高度的自我关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不现实的妄自尊大和理想主义。他热衷于名誉，追求行动的 “效果”，渴望生命的荣耀，总想要亲自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种名誉渴求潜藏在“爱国” 热忱的背后，是促使汪投身政治的更深层的动机。

这就影响到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责任感。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闹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

但在汪精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扭曲的卖国责任感，他认为卖国这一行水太深了，别人都把握不住，只有他才能 “有限度的卖国”。

民国二十四年的夏天，汪先生的糖尿病和肝病一齐发，在上海医了一个多月，医生劝他到青岛。。。
「你真打算走吗？」汪先生问我。
「汪先生不是已准我辞职了吗？」我很惊异的何以汪先生有此一问。
「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汪先生面色突然沉下来，我和汪先生做了朋友十几年，没有见过他那样断然的态度「也许我在病中，我的说话是带病态的说话。我们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五十多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有中国再不损失主权和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汪先生是决定的了？」我问 「是，我是决定的。」汪先生面色还是那样沉毅。
「我可不可以再说几句话呢？」我再问。
「自然可以说。」汪先生还是很严肃。
「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我想秦桧当日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复兴，然而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天国难更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黄膺白优为之，张岳军也优为之，又何必你汪精卫去送国。」我乘着酒意，一气说了许多冲动话。
「不过黄膺白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稀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到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汪先生对我的疑问，又加以解释。
「不过我对于这种无计划的牺牲，总觉得值不得。」我又想劝谏。
「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性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我已五十多了。」汪先生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阵，又加上一层决意。
「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陈公博，《苦笑录》。

汪精卫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汪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

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 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

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 “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但责任伦理不同，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价值伦理对 “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 无所执着，也对 “势” 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

至于 “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则更是汪精卫缺乏的。

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在大局的判断上，他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

他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行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在宣称解放亚洲、修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策之下灭亡中国的野心，更不清楚日本内阁与军部及国内政党、财阀之间以中国为筹码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过高估计了日本的理性势力。

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原本设想，只要他振臂一呼，与他早有渊源关系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和云南军阀龙云，以至陈济棠、何健，都能参加他的构想。如果这些将领行动了，那么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各军也都会响应。如此他将能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 “独立” 的军队。但是，在汪逃出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结果，汪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耗尽了毕生的政治资本。

汪精卫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在他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属陈璧君和周佛海对他影响最大。

陈璧君生于南洋富商之家。从小受到父母宠爱，一呼百诺，众星拱月，形成了作风霸道的性格，有浓烈的指挥欲和统治欲。

特别当她与汪精卫结合，感受到汪性格上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精卫的行动横加干涉。长此以往，汪精卫面对雌威，养成了惧内的习惯。汪精卫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

熟悉陈璧君的旧人回忆：就汪精卫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精卫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精卫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至汪精卫要会客，也要由她许可。陈公博曾与陶希圣谈论汪夫妇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

1938 年 10 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4]

在开展 “和平” 运动和叛逃问题上，她不仅越俎代庖，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在汪精卫犹豫不决时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1938 年 12 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 “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5]

她对汪久居蒋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对汪 “反蒋夺权” 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甚至对汪精卫发出 “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 的质问。

傅斯年也评论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 “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 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 “人下人” 屈辱的问题。

至于周佛海，一直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 “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 “自家新天地”。1938 年 6 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 “始作俑者”[6]。

10 月至 11 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

周在心里却怪 “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

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7] 于是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到 1939 年 11 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出台时，任何 “和运” 中人都已明白 “和平” 的虚伪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条约内容为：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几乎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与此前日本向汪承诺的和平条件相差甚远，就连策划 “和运” 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见后也大惊，就在此时悬崖勒马，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纲要》的全部内容。

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据说草案签字后流着泪说：“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至于汪主席是否总是处于 “愁苦” 心境，我不敢妄言。但是汪主席也有兴高采烈的时候。试举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描述：

太平洋战争我料到它要发生，可是一旦竟然发生了，我却又似信似疑。对于既成的事实与形势，我总不像他人的安心，不像他人的以为本来是这样的。我只觉得天下事本来不是这样。。。。可是那几天里我到南京见汪先生，汪先生很兴奋，我却答以太平洋上备多力分，英美的弱点今后转为日本的弱点，日本的武力今已到了限界，现在的战果并未确立。当下汪先生怫然，抬头只看天花板，我知他不愿再听我说下去了，就起身告辞。汪先生待我，向来言听计从，今天是第一天说话不投机了。

试问汪精卫如果真的 “曲线救国”，本应乐见日本军队的溃败，而不会对日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胜利” 感到 “很兴奋” 吧。其后还汪主席主还动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可惜英美根本不承认汪伪政府，故此并未回应。

1943 年，汪精卫作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到长春去庆祝 “满洲国” 成立十周年，并与“康德皇帝” 溥仪进行会面。当然，这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丑剧，两个著名的傀儡，凑一起了。

虽然是傀儡，却也有一肚子小心思。这两人为了会见的礼仪，再三交涉，争论不休：溥仪自居为 “皇帝”，坚持以旧制礼仪相见，汪精卫想：那不成朝拜了吗？不行，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仪相见。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双方商定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汪精卫被摆了一道。当他走进伪满洲国皇宫，商定好的场景变了：溥仪立上方，让汪精卫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 “一鞠躬”。

事已至此，汪精卫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精卫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可以想象，汪精卫当时恨不能练成铁砂掌，把溥仪那只瘦手捏个粉碎。

据说回到寓所，汪精卫痛哭不已——历史就是这般吊诡，当年，汪精卫还是英俊少年时，曾试图暗杀溥仪的父亲载沣。事败之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全国称颂。如今少年已变中年，英气不复，情怀何在？他的曾经高傲的头颅，如今却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但眼泪，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与哀怨。

参考

1. ^1915 年《小说海》第一卷第一至二号《红楼梦新评》
2. ^ 闻少华《汪精卫传》，第 26 页
3. ^《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丛书 61，1996 年，第 66-67 页
4. ^《汪精卫集团投敌》，第 273 页
5. ^《汪精卫集团投敌》，第 326 页。
6. ^《汪伪十汉奸》，第 226 页
7. ^《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知乎用户 曾经千山雪 发表

汪精卫的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有条件投降肯定好过无条件投降。

这是对的，所有无条件投降国家都争取有条件投降。

二、输了肯定要投降。

很正常。

三、肯定要输了。

其实这也不奇怪，比如钱穆写国史大纲，老人家是真觉得要完蛋了，他是准备留着复国的。

知乎用户 楚河 发表

这问题下面好多阴谋论的，事实就是汪精卫不相信中国能赢所以当了汉奸

知乎用户 锦绣脂粉​ 发表

显然 1940 年的人们在这方面懂得比我们多。

知乎用户 hullo 发表

汪精卫，跟张国焘，跟王明都是类似的情况。

第一，害怕自己会被杀掉。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讲，王明回国，告诉他在新疆以托派的名义杀了李特黄超，他就动了要跑的念头。

王明则是疑神疑鬼，还说有人给他下毒。

相对于张国焘和王明的主观想象，汪精卫却真的被暗杀过，他也一直怀疑是老蒋下的手。

1935 年 11 月，汪精卫被暗杀，中了三枪，子弹留在体内，没能取出来，这应该是他叛变当汉奸的重要原因。

第二，三人都自视太高，难以承受委屈挫折。

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的接班人，除了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抓，基本都是顺风顺水，直到跟蒋介石争权失败，这对他的打击很大。

由于缺乏军权，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就被蒋介石压制，他先是搞改组派，拉拢地方势力，对抗蒋介石，1931 年搞出了广州国民政府，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汪精卫又与亲日派搞在了一起。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跑到了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彻底走向了叛国。

那些久居人上，习惯了众星捧月，又喜欢出风头的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地位，承受委屈与挫折的能力也就越差。

第三，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

如果珍珠港事件提前三年多，在汪精卫叛逃之前爆发，汪精卫还会叛变么？

大概率不会。

事实上，在 1938 年的时候，美国还是日本战争资源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中国独自面对日本，的确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这便是亡国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教员却看得很清楚，日本必然会与其他强国发生冲突，中国只要将日本拖住，其他强国必然会下场。

事实也是如此，苏联，美国，英国等强国，都与日本爆发了战争。

所以，其他强国会与日本发生战争，还是其他强国不会与日本发生战争，中国只能独自面对日本，就是判断国际局势走向的关键。

很明显，教员，包括蒋介石都判断对了，而汪精卫却判断错了。

第四，身边人枕边人太重要了。

很多熟悉汪精卫的人都讲过，汪精卫这个人优柔寡断，典型的秘书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决策者，很多决定都是他的老婆陈璧君帮他下的。

据说，汪精卫原本也拿不定主意，是否投靠日本，陈璧君却说，你做什么都被蒋先生压了一头，难道投靠日本人，也要落在蒋先生后面么。

所以，如果汪精卫不是性格有问题，经常要老婆拿主意，如果汪精卫有个贤内助，他可能也不会叛变当汉奸。

自身性格有严重缺陷，身边人枕边人又放大了这种性格缺陷，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人呐，大多数都是感觉的奴隶，因果的傀儡，汪精卫，张国焘，王明这些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也是如此。

知乎用户 Astrea 发表

汪精卫：我以为 “民族融合” 呢，谁知道日本最后输了……

知乎用户 十年之后 发表

这货早期搞投机，成功了两次之后，就患上了路径依赖，非常喜欢投机。

此后的投机，屡次失败，依然不改。

正是这种品性，造成高开低走，然后走上不归路。

知乎用户 常杰 发表

很简单，因为汪精卫完全不认为中国最后会赢，陈璧君都说了 “你难道连做汉奸也要做副手么”

知乎用户 炖肉教主 发表

汪精卫是失败版的洪承畴。

洪承畴是成功版的汪精卫。

至于为什么汪精卫会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变成大汉奸，估计是有人告诉了他洪承畴的路数。

这个人估计就是他老婆，陈碧君。也姓陈，好巧啊！

知乎用户 无为上单 发表

看到问题下许多知友又提满清故事，说汪精卫是 “想学洪承畴”“复刻明末”，虽然这很明显是 “为醋包饺子”，但我还是想提一下 “真实的汪精卫”——明清易代的故事在抗战年代（乃至以前）确实是国人舆论中的 “显学”，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被攻击是 “闯献再世”，日军被比拟为满清，南京国府自然就代入朱明一方。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就曾真的提过明末重臣的先例，以之作为投降妥协的铺垫。

“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横墅別人该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焕凌遲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 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种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随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责之外，简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

这是汪精卫 1937 年 8 月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所谓 “老实话”，就是效仿苏俄、德国、土耳其的先例，面对强敌与败局采取和谈妥协，以挽回局势，争取隐忍复兴。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投降，只不过汪精卫不好意思直接说而已。

所谓的 “负责任”，自然也就是要全体国民跟他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然后就 “承认失败”，然后就让人站出来当这个和谈者，“受国之垢”，去签投降妥协的和约，来换取苟活一时，把复兴国家、恢复国土的神圣责任 “留待后人智慧”。

汪精卫眼里，如果国人既不肯投降，也不肯接受无法取胜的现实，那就只有逼死新时代的 “熊廷弼”“袁崇焕”。他汪精卫是不想当熊廷弼、袁崇焕，作为替罪羊被整倒整死的，要他做孙承宗、卢象升，大敌当前为国捐躯，他汪精卫也是不想的。怎么办呢？确实只有做洪承畴。

但汪精卫也不是想当洪承畴（抛开网友整蛊的 “洪清” 段子）洪承畴是为满清做走狗子、刀把子，辅佐满清消灭关内各个汉人政权，让清朝廷取明代之，成为 “中国”。汪精卫正是想——至少在嘴上——避免这一结局，是要不再重演七百年前的“宋亡”、三百年前的“明亡” 故事，让中国免于亡国，为人所代。且如若这次亡了，可能就是永久的。

“亡將及七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紀以来，亡國之人，不只武力，一切经濟文化，皆可為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

汪精卫在讨论 “亡国痛史” 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便断绝了被亡国者复国的可能性，被亡国之民族，只会被同化、统合，成为征服者帝国的一部分，除却波兰以外，绝无有复国成功者。

要避免这个结局，有什么办法？在汪精卫眼中，那就是 “说老实话”，以战求和，奋力挣扎，迫使日寇放弃灭亡中华的图谋，好让中国人用有条件的投降妥协，来求得苟活，把反攻的责任留给后人。

如果日本不接受投降，那也就只有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四万万同胞要拿出这样的精神与气魄来，同手持屠刀的强敌战斗到底，宁可同日寇拼到全民族的灭绝，只留气节在人间，也不要做亡国的奴隶牛马，在旭日旗下耻辱苟活。

“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时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故此，汪精卫在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做出了多次 “硬骨头” 的讲话，典型即有 1937 年 7 月 29 日其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演讲《最后关头》，当中就是竭力鼓吹一种绝望的“焦土抗战”：作为弱国之国民，面对必败之局面，唯有抵抗牺牲，才能避免沦为亡国奴，要不留一人做亡国奴，不留一物为敌用。国民党实行训政“训练群众”，是将自己比作诸葛亮，人民比作阿斗，现在国民党是要当陆秀夫，人民则做赵昺，宁蹈海而死，不做敌寇俘虏。

“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简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面对暴日要尽力挣扎，要抱定必死的决心与日寇交战，以此让日寇知晓侵华的不易，让日寇知难而退，实现 “中日之和平始达”——要么是四万万人一致抗日，迫日本和谈；要么是四万万人玉石俱焚，不做日人的牛马。这就是汪精卫的 “抗战观”。

从这里来说，汪精卫既不是 “速胜论转速败论”，也不是完全做日本人的奴才马前卒，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对日抗战到底是赢不了的。像那个时代许多国人一样，相信对日抗战最好的结局，就是让日人深陷泥潭，不得不弃战撤兵。（最最好的推想，则是中国持久抗战让日本人民再无法忍耐战争，发动革命推翻日本当局）

和谈是不是割肉饲虎？他汪精卫也想到过。《最后关头》的讲话就说了，过去的淞沪协定与塘沽协定都是缓兵之计，要为日后的全面抵抗做准备，但日人步步紧逼，想要中国退的更多，现下就是到了 “最后关头”，退无可退，才不得不起来抗日。要么死绝，要么和谈。

那要是日本开出的条件可以谈呢？要是汪精卫的底线跟着放低了，看到抗战的牺牲就害怕了，不敢做崖山跳海的壮举了呢？淞沪战败、南京陷落、武汉失却，都是对汪精卫抗战信心的打击，待到了长沙大火、烈焰升腾，就更是让汪精卫感到失望绝望——他口头喊宁死不做亡国奴，真到玉石俱焚的时候，又怕得要死。

“**若要像長沙這樣，一處一處焼成白地，便什麼也完了。**戰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我何所资以為抗？一個陷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剩下了一大羣飢無食、冷無衣、宿無所的人民，怎麼辨呢? 带着走嗎，走不動；殺，於心何忍；撇下，那真是資敵。”——《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演講詞》1938 年 11 月 23 日

那么，要是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在汪精卫看来是可接受的呢？蒋介石不愿要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那些耻辱和平条件，汪精卫却是想要了：“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

1937 年底的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提出了承认 “满洲国”、允许内蒙 “自治”、放弃容共抗日、日满华经济合作、扩大非军事区等要求，这些条件之严苛，实际等同于让中方 “有条件投降”，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蒋介石对此拒不接受。1938 年初新的蒋日密谈中日方再次提出这些条件，蒋介石仍然拒绝，而汪精卫却顿觉可以接受。

在 1938 年的汪精卫看来，即使是 1937 年中日之间已爆发了全面的战争，也可以像 1932 的上海事变、1933 的长城抗战那样，再打一阵子，再求得与日本做新的妥协，再缔结一个新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就算这是耻辱和平，是此前不能接受的条件，也好过直接被灭亡。

1938 年 11 月，高宗武为汪精卫带回了近卫文麿宣言的草稿，汪精卫见之，辗转反侧，似是思量许久。周佛海于日记内记载这几日的汪精卫，与其诸幕僚密谈多次，先推翻，再同意，复推翻，又说可行。周佛海等人伴汪精卫多年，知其优柔寡断之性格，与不好书写的本性本心——“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纵使汪精卫知道谈和不对，最后也还是会答应的。

“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最后，汪精卫果然如周佛海等人所想的一样，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踏上一条和谈 - 投降 - 汉奸的不归路。“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这个耳根子软，骨头更软的悲观主义者，认定了抗战前途的无望，把和谈投降看作保存民族元气的 “正确道路”（至少是其中之一）

“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

现在他要去背负骂名，和此前多次一样，同日本寻求妥协和平，蒋介石则 “为其易”，报定抗战到底的决心，继续做抗战领袖……

再之后发生的事，大家便都知道了，日本内阁更迭，汪精卫发觉连体面的投降都做不到，然而此时其已进退维谷，重庆谴责其通敌罪行，将之开除，日人则对其兴致不高，似想放弃。汪精卫想存留其政治生命，便就从一个自以为 “爱国” 的抗战悲观者，转变为了彻底的卖国投降者，一心给日本人吹唱 “大亚洲主义合乎总理遗教” 的鬼话，来欺骗世人，也自我欺骗。

知乎用户 改天大圣 发表

按目前清史价值观汪是：统一路上折戟的英雄？

知乎用户 小约什的百叶窗​ 发表

很多人不理解汪精卫的选择！

当时中国还有大大小小一堆军阀，投靠日本的却屈指可数。

尤其是有实力的军阀，比如阎锡山、龙云、李宗仁、西北三马、盛世才等等，根本就没有投靠日寇。

而在野政客稍微有些名望的，比如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陈济棠等等，都拒绝同日寇合作。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认为日寇必败，位极人臣的汪精卫却选择同日本合作？

汪精卫的失败在于两点：第一，权力欲望过于强烈；第二，严重缺乏军事能力。

第一， 权力欲望过于强烈

汪精卫年轻时候是一个单纯的革命者，中年则是一个政客，有本质的不同。

政客做不了革命者，因为政客什么都可以牺牲，却不能牺牲自己的性命！

各种政客哪怕到了穷途末路，也会选择苟延残喘。因为政治斗争原则是，只要自己不死，就有绝地翻盘的机会。萨达姆被俘之前，身边就有手枪、步枪，完全可以抵抗或者自杀，但他选择束手就擒，最终被耻辱性的绞死。

卡扎菲被俘之前，手上就有一支镀金手枪。他也是不自杀或者开枪抵抗，结果被敌人殴打后枪杀，甚至还进行了鞭尸。

政治家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选择屈辱的活下去。

革命者恰好相反，干革命首先就要豁出自己的性命，不然就根本没法干。

说起来，满清拥有百万大军，1911 年财政收入为 3 亿两银子，却被一群连吃饭都困难的革命者推翻了。

相比满清强大的军力、财力，革命者根本就无法相比，甚至无法相提并论。

在 1911 年，革命者倾全力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也不过出动了 100 多人，结果 80 多人牺牲。

满清在广州驻军就有数千人，区区 100 多人去猛攻总督府，基本是自杀性攻击。

为什么革命会成功？

就在于这 100 多革命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知道此战必死，仍然义无反顾，甚至忍痛不去照顾自己的妻儿。

牺牲的 80 多个烈士平均年龄只有 20 多岁，基本都是年轻知识分子，其中 9 人是留日的留学生。

这些人如果想要在当时的中国混个好生活，简直就是唾手可得，却选择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

实际上，满清末年的一系列革命，是一小群精英知识分子依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在坚持。

在别人看来这是螳臂当车，就是因为这种远超过常人的意志力，才让革命从星星之火，转为最后的燎原之势。

当时的汪精卫也是其中一员，刺杀摄政王之前他留给好友，革命家胡汉民一封信，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

这是什么意思？

汪精卫在《民报》上曾经发表一篇题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灶火，光熊燃，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

也就是说，革命者要么不惜性命的奋力一击，参加各种冒险的革命起义甚至暗杀，由此取义成仁，就像柴薪那样一烧就没了。要么革命者就像铁锅一样，被柴薪烧灼，长期备受煎熬，坚持艰难的革命之路，比前者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汪精卫冒险去北京自杀摄政王，自知是有死无生，只是通过此举振奋低迷的革命精神。

在他死后，希望胡汉民继承遗志继续革命，迎接无穷无尽的斗争。

胡汉民看到信后，不觉痛哭流涕，为汪精卫的精神感动。

在当年，汪精卫是个革命者，他不惜自杀性攻击。

随后的汪精卫就不同了，慢慢成为一个政客。

著名连续剧《上海滩》中，男配角陈翰林本来是个热血男儿，身为富商独子却冒着生命危险报考黄埔军校。可惜陈翰林的体力不佳，并没有被黄埔军校录取。

目睹上海租界局面的混乱，年轻的陈翰林妄图做一个好警察（巡捕），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给老百姓合理和正常的生活。

没想到，陈翰林同腐败的巡捕们格格不入。他廉洁认真，秉公执法，不收黑钱，不怕得罪权贵。结果竟然被同事们认为挡了财路，给大家闯祸，设计陷害甚至暗杀陈翰林。如果不是许文强的相救，陈翰林早就死于暗算。

救了陈翰林以后，许文强告诉他一个道理，作为普通人是不可能撼动目前的体制。

许文强即便是黑道大佬冯敬尧的准女婿，一样改变不了上海滩黑道的现状。而陈翰林作为一个小小的年轻巡捕，更不可能改变黑暗的巡捕潜规则。

那么，陈翰林面前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干脆退出巡捕这个行业，一走了之；第二就是继续维持正义感，同潜规则和同事们为敌，这样恐怕活不过一时三刻，连巡捕局局长也会要整死他；第三就是同流合污，借此不惜代价往上爬，获得最高权力。一旦得到了权力，比如成为局长，陈翰林就有能力改变一些东西，可能会让巡捕不会那么腐败堕落。

陈翰林的志向是改变社会，造福老百姓，最终选择了第三条。

遗憾的是，陈翰林即便选择同流合污，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腐败的体制。就算他成为巡捕局长，也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仍然是这个体制内的一颗棋子而已。

任何人只要进入这种游戏，就必须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陈翰林最后还落到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下场。

道理也是一样。汪精卫成为一个政客后，无论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都必须像陈翰林一样按照政治的规则来玩游戏。

而这个游戏的原则，就是不惜代价争夺权力。然而汪精卫却又是生不逢时的文人政客，在战乱年代很快就不行了。

在孙中山去世时，汪精卫认为应该由他继承国民党领袖地位。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党内地位更高。

在汪精卫成为孙中山左膀右臂时，蒋介石还是小角色。

早在 1910 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就已经闻名天下了。

而蒋介石真正确立国民党大佬地位，主要还是 1924 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

两人成名差了 14 年之久，也难怪汪精卫不服气。

可惜，这个乱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张作霖能够从一个马匪，依靠打打杀杀成为世界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领袖。

汪精卫不懂军事，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是行不通的。国民党可以没有汪精卫，但不能没有蒋介石。

党内必须倚重蒋介石，他也轻松盖过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文人。

成为政客的汪精卫并不死心，并不愿意被本来是无名之辈的蒋介石。

从孙中山去世以后，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和蒋介石争权。

北伐前的中山舰事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政治挑战，随即指责蒋介石违法乱纪，擅自调动军队搞国共分裂；而蒋介石方面则宣称汪精卫勾结左派及苏联政府，阴谋绑架自己。在争论无果后，汪精卫决定利用自己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调动部队围剿蒋介石。

这也体现了汪精卫对军事的无知。他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政府主席，就可以轻易调动军队做任何事。

结果就是**，4 个军头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都不愿意讨伐蒋介石，甚至包括一直忠于汪精卫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谁都知道，剩下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心腹。**

而汪精卫背后的苏联，也不愿意同蒋介石翻脸。

汪精卫于是瞬间垮台，在 1926 年 3 月 23 日辞去了国家领导人职务，去欧洲暂避。

汪精卫并没有认输，去欧洲以后很快去了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支持。

随后的北伐战争时期 1927 年，汪精卫利用国共分裂的机会，试图同中共站在一起反蒋。

1927 年 4 月 5 日，汪精卫和中共领袖陈独秀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由此宁汉分流。汪精卫自立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几个月后就崩盘。**

这主要是苏联并不愿意支持汪精卫，只愿意支持中共。汪精卫不愿意给别人做政治挡箭牌，在 7 月撕破脸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借着这份投名状，蒋介石也没有对汪精卫赶尽杀绝，再次允许她和平下野逃到国外。

在 1930 年中原大战时期，汪精卫眼见反蒋军阀们终于集合起来，忍不住跳出来再次投机。

而汪精卫当之无愧的成为，反蒋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和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

只是，中原大战还是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汪精卫输得很惨。

中原大战后，军阀杨虎城曾经说过：如果中原大战几乎所有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尚且不能打赢，以后就更别说了。国内任何一个军阀，就军事上已经难以和蒋介石对抗，只能从政治上找他的漏洞。

到了这个地步，汪精卫还是不死心，1931 年在广州组成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变以后，汪精卫利用这个时机对蒋介石百般攻击，强迫他下野，自己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终于掌握了大权。

可是，日本人却不愿意配合，先是在 1932 年 1 月发动一二八事件攻打上海，汪精卫仓促暂时迁都洛阳。他的嫡系 19 路军伤亡惨重，也无力解决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

事实证明，汪精卫没有能力掌握大局，他在 10 月被迫辞职下野再次去了欧洲。

之后一直到 1935 年被刺客孙凤鸣打成重伤，汪精卫已经无力同蒋介石正面对抗。

到了 1937 年抗战爆发，汪精卫名义上是副总裁、副主席，是国民党二号人物。实际上，他并没有实权，等于是个闲人。

对于这种地位，汪精卫是不死心的。

政客会不顾一切夺权的，汪精卫也不例外。

日本人让他做儿皇帝，忽悠什么 “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汪精卫犹豫再三也就同意了。

实际上，汪精卫的幕僚们并不傻，也曾提出溥仪和王克敏的例子。

溥仪被日本人忽悠到东北以后，立即失去人身自由，连去逛公园都不被允许，身边心腹很多都是间谍，完全成为傀儡，只能吃吃喝喝。

大汉奸王克敏担任华北伪政权头目之前，日本人也对他做出很多空头的许诺，允许他完全掌握华北日战区的军政大权。

王克敏上台以后，日本压根就不承认有过许诺，将他当作一条狗来使用，只能单纯地执行日军的命令。

另外，幕僚高宗武等人对日本政界有一定了解，认为该国政客厚颜无耻、翻脸无情，没有任何诚信可言。

高宗武甚至说 “就算同我交往 10 多年日本好友，一旦成为政客，就能为了政治利益毫不犹豫地亲手杀掉我”。

可惜汪精卫已经对夺权鬼迷心窍，谁也拉不回头。

第二，严重缺乏军事能力。

抗战爆发以后，国军连续战败，国土沦陷大半。

这只是表面现象。

在武汉会战以后，蒋介石、毛泽东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都认为抗战必胜，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以日本的国力难以进行持久战争，吃不下中国这么大的领土。

同时，日本和英美法有不可调和的矛盾，1939 年世界大战又已经爆发，日军必然参战。

以日本的国力和英美法作对，也就必败无疑。

这是很肤浅的军政理念，汪精卫却看不透。

他是文人不懂军事，只看到国军几乎每战都失败。

淞沪会战，我军使用兵力 70 万，日军使用兵力 20 多万。我军兵力约是敌人三倍，然而都是轻装步兵，根本不是日军大量重武器的对手。苦战 3 个月，最终上海还是沦陷，国军伤亡 20 万，日军伤亡 5 万多人。

此次作战，国军使用了大量中央军，看家本钱都掏出来了，也没有打赢。

汪精卫认为，如果用了所有精锐都无法在上海打赢，抗战是没有希望胜利的。既然抗战必败，还不如在全面崩溃、无条件投降之前，先屈膝投降挽回一些利益。

这种观点是可笑的。

为什么汪精卫持有如此稚嫩的军事观点？主要他身边没有军事方面的幕僚。

诸如高宗武、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都是文人，不能给他提供正确军事建议。

其实，汪精卫刚刚投靠日本人就后悔了。

日本人的空头支票可谓用心良苦，条件极为优越。

日本许诺由汪精卫独立组建全国性的伪国民政府，也就是所谓 “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汪精卫自行建立军队，完全掌握行政大权，日本都不会进行类似于伪满洲国那样的操纵。

中日平等建交，汪精卫建立的不是日本保护国，更不是傀儡政权。

日军完全撤退，不在中国保留驻军。

作为回报，日本只要获得一些在华特权。

然而，在汪精卫从越南回国时上了日本货船以后，这一切空头支票全部作废。

日本毫不掩饰的提出《日汪密约》，条件苛刻到谈判的日本官员都认为过分：

• 第一，承认伪满洲国，日、中、满 “三国” 提携；
• 第二，定蒙疆（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为 “日中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
• 第三，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
• 第四，汪伪军和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
• 第五，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
• 第六，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以上条款，同直接无条件投降也差不多了。

此时汪精卫极为懊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的幕僚高宗武、陶希圣不愿意毫无好处又去卖国，脱离汪精卫阵营逃走。

汪精卫实际上做了一件最傻的事情，就是不惜代价跳上了一条马上就要沉没的贼船！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建议大家呸一声再走吧！

知乎用户 nxndjd 发表

他想给溥仪个儿子，让自己儿子当皇帝

知乎用户 DAVID HUME 发表

在国党资历大得吓人，但偏偏手底下一点根基没有

似乎天生就是注定要被日本人策反后用来反对牢蒋的工具人

知乎用户 咸鱼​ 发表

施琅 已经变成了维护民族统一的大英雄了。

汪精卫是知识分子，自然是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

当时， 中国的局势很差， 苏联，美国等强国 都或明或暗地 站在日本这边。汪精卫可能认为大势已去， 打不过日本， 必须 “曲线救国”， 通过迎合日本人， ” 保存中国“ 和 自己的权位， 就像满清入关后，大量投降的明人。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DqWqed 发表

联美抗日；

联日抗美；

联苏抗美。

总要选一个的，不然，向 11 国宣战。

知乎用户 菜头会飞​ 发表

汪精卫最开始设想的 “和平政府” 的首府是昆明，汪精卫也知道跑回南京就是傀儡。

所以他一直在游说龙云，甚至龙云差一点点就答应了。

是蒋介石给龙云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是一定和汪兆铭搞和平政府，那我别无选择，只能调部队平叛。

龙云这才紧急踩了刹车。

汪精卫去不了昆明就有点尴尬，只能去河内。

当时蒋介石和日本都在争取汪精卫，蒋介石还是老一套：给一笔钱让汪精卫去美国考察。

但是，此时蒋身边的亲信，比如戴笠等人就觉得汪精卫明目张胆跑到河内和政府唱反调，这都不制裁，社团就要散了。

就竭力劝蒋制裁汪精卫。

然后蒋看汪精卫在河内有点待价而沽的意思，也生气了，就同意 “军统” 制裁。

结果没想到，死的不是汪精卫，是汪精卫的秘书；在汪精卫看来，好你个蒋中正，我要投日还只是一个构思，还没有行动，你就要来杀我了，好好好。

今为蒋介石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帝日以报不世之仇耳。

根据相关资料，汪精卫赴南京之前，还一直在催促日本空军大规模轰炸重庆。

哪儿一点他所说的 “为国为民”？

ps：抗战中不止汪精卫，薛岳也曾想联合史迪威搞 “民主抗日政府”；从目前的史料看，薛岳都已经发展到“抗命不尊” 的地步，蒋私下大骂薛是军阀。

如果不是史迪威被免职，薛岳搞不好要和蒋做过一场。

当然，薛岳也不是一个人，李济深也搅合在一起。

好像叫华南自治抗日政府。

知乎用户 陈冠同 2 号 发表

我不得不说一下，明仁天皇 1933 年就出生了，弟弟正仁亲王也是 35 年就生了

汪精卫 1939 年 5 月才到的日本……

而且香淳皇后这样，图啥啊？

知乎用户 Epictetus 发表

最近看了犬养健写的《扬子江仍在奔流》，讲讲日本人是怎么诱降汪精卫的。犬养健是犬养毅的儿子，当年诱降汪精卫的主力。当然他自称是搞和平运动。他和他爹都是日本的文官，相对的就是军部。当时日本的文官无法控制军部，反倒是军部可以驯服文官。（这块的细节可以去看看石破茂的战后 80 周年演讲。）按照犬养健的说法，侵华是军部的军官们为了勋章搞出来的，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目的。文官觉得日本国力无法支持全面政府中国，因此主张和平。

主张和平，就要谈判。但是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因此日本人只能另寻他人，于是就找了汪精卫。汪精卫先逃河内（在河内还被蒋介石派出的杀手刺杀），然后跑到上海（当时上海租界尚未沦陷），和日本人谈判。实际谈起来，没想到犬养健之流本来允诺的那些条件，诸如日本全面撤军，不要割地、赔款之流，通通被军部否了。实际端到汪精卫面前的就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投降书。汪精卫虽然悲痛地表示，想拿一纸文书断送中国是做不到的，能断送的只是他个人，但他到底签了字。而汪精卫的 “同志” 高宗武、陶希圣则打死不敢签字，在杜月笙的安排下逃到香港，将上述 “投降书” 公诸于众。

按照这个故事，汪精卫起初并不想当汉奸，只想当和谈的中方代表，待时机成熟就归位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完成和谈。但没想到（1）蒋介石对汪精卫出逃强烈反对，不仅通报开除出国民党，还直接派人刺杀。这导致汪精卫根本无法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待时机成熟就归位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完成和谈” 这一点根本做不到。（2）日本人完全不讲信用，允诺的和平条件完全变卦。如果说高、陶还可逃跑，汪精卫则要么签字，要么被杀了。

其实河内刺杀后，汪精卫就应该知道这条路走不通。蒋介石不认同他，或者至少默许他，则汪精卫无法代表国民政府，哪怕和谈下来，他也控制不了中国，只能靠日本人撑腰组建一个傀儡政府。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第三国隐居。

去了上海，被逼在投降书上签字时，还是可以选择殉节。但他选择签字苟活下来。所谓让日本人直接统治，不如通过汪伪政府间接统治，这样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会少一些，其实恐怕也是汪精卫投降苟活的自我安慰吧。

再讲回犬养健的故事。日本文官就这么热爱和平吗？还是把自己的战争罪责都推给了军部，推给了陆军？（被处决的战犯大部分是陆军军人）他这个故事里最大的漏洞就是 “近卫声明”。犬养健在书里也指责了“近卫声明” 的无理，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近卫声明”，以及为什么不能作废或者绕开“近卫声明”。如果真想和谈，那就只能找蒋介石和谈。找中间人，尤其是蒋介石不承认的中间人谈有什么意义？和平是假，诱降是真。

看到这条评论不吐不快（PS：为什么知乎只允许他评论我，不允许我回复他。。。）

这就是汪精卫对抗日的破坏啊，给了无数想当汉奸而不敢的人一个台阶。当年的大小汉奸就是跟截图里的言论一样想的，于是纷纷投奔 “汪主席” 了。

没想到这么多朋友看了这个回答，我这几天又重新看了一遍《扬子江仍在奔流》，补充几点事实：

1、汪精卫出逃前后主要事件的顺序

①1938 年 11 月，重光堂会谈。汪派人马与日本人的私下媾和，日本人哄骗汪精卫日军将会撤军。

②1938 年 12 月 9 日，汪精卫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再次请求蒋介石与日本和谈，蒋介石严词拒绝。

③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往河内。

④1938 年 12 月 22 日，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较重光堂会谈已有重大变卦，删去了日军撤军的承诺。

⑤1938 年 12 月 29 日，汪精卫发表 “艳电”，响应近卫声明。

⑥1938 年 1 月，蒋介石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并派人到河内暗杀汪精卫（1938 年 3 月）

⑦1938 年 5 月，汪精卫逃到上海。

这样看来，汪精卫当汉奸的主观恶意更高了。（1）在他发表 “艳电” 的这个时间节点，日本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缺乏和谈的诚意——原本说好会撤军，正式声明时又变卦。（2）蒋介石明确且公开地拒绝和谈计划。（3）此刻蒋介石尚未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亦未派人刺杀汪精卫，汪精卫行动的余地还很大，再不济跑路第三国，也不用当汉奸。

2、“高宗武路线” 与 “周佛海路线”

“高宗武路线” 就是前文里讲的，汪先与日本和谈，待时机成熟，归位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完成中日和谈。“周佛海路线” 就是组建汪伪政府与日本人和谈。按照犬养健的说法，这是一种新思路，是汪精卫从河内逃到上海时，在日本人的轮船上第一次告知犬养健等人的，即组建汪伪政府是汪精卫先提出的。汪精卫也讲了，他这个政府（1）不愿与重庆军队作战，（2）并不是与蒋介石争夺政权，如果蒋介石愿意加入 “和平运动”，他随时都可辞职。汪精卫的这套说辞，是不是又当又立，大家自有分辨。

另外，高宗武此后似乎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一会儿被日本人训斥，一会儿又打算将他独自留在日本，或者干脆毒杀。可以想想参与和谈的日本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是不是像犬养健说的那么好。

再读《扬子江仍在奔流》（江苏古籍出版社译作《诱降汪精卫秘录》，虽然土了很多，但是还原了事情本末），还有几个体会：

1、日本人写书，文风散漫，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详略不当；前后文关联度不高，有几章抽掉不看，反而更通畅了，读起来甚是痛苦。

2、犬养健从头到尾一点忏悔的意思都没有，讲的最多的是他们这班所谓 “和平运动” 参与者的不容易、伟光正。他其实很清楚日本人的暴行，不得不讲到这些罪恶的时候，就全部推给军部。恐怕这也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罢。

知乎用户 MadMax 发表

因为汉奸这个词充满了特有的不看过程正义而以结果判断的荒谬逻辑。不管过程怎么样，输的一方都会成为汉奸，无一例外。只要赢了，施琅都能成民族英雄，输了，郑氏家族就是汉奸

知乎用户 阿岔 发表

汪精卫自己认为那是继承中山先生遗志，是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 “正义之举” 呢。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想投机，押了一个宝，押中国赢不了日本的。结果押错了，于是成了汉奸。

你要说这个人怕死骨头软，那可能还真看扁了他。

其实汪精卫身边还有三个人也值得注意，一个叫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一个叫李世群，这三个可是既做过共产党员（周佛海、陈公博还是一大代表），又投降国民党，最后跟着汪精卫做汉奸的。

知乎用户 叽里咕噜说啥呢 发表

汪是民族融合路上必要的牺牲。

知乎用户 金陵小老头​ 发表

当时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苏美日你总要投一个

赢的只会有一个

先输的那个是汉奸，后输的那个是害虫

当时人不知道哪个赢，而且高到一定位置就没得选了，是苏美日选他们

汪精卫选日本是因为他选日本能排前面

选其他的，不管谁赢，他最后都会被打为叛徒

所以汪已经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知乎用户 欢喜的甜橙 发表

都给投降派找理由，历史不需要感性，投降派就是投降派，千古罪人就是千古罪人，哪儿这么多原因分析。

知乎用户 秋风萧瑟 发表

汪精卫当汉奸头子老蒋功不可没。汪去越南时老蒋直接派军统暗杀小组尾随刺杀，大半夜直接冲进屋里踹开门扫射，结果当天汪把主卧让给好友住他自己睡偏房，一梭子把汪的至亲有人扫死了，汪和蒋可以说血海深仇

知乎用户 Shanks 发表

一边在问汪为什么做汉奸，一边又在问司机为什么不投降？

知乎用户 苍髯如戟 发表

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很多人找的理由那叫一个丰富多彩

知乎用户 星空 发表

汪精卫当汉奸只有一个原因：日本战败了。

如果当初不运回国安葬，只在国内搞衣冠冢，遗体就埋在岛国，说不定现在去岛国，还能在某处看到一个墓碑

碑上镌刻：故国民政府主席汪公讳兆铭之墓。

知乎用户 老杨叔聊志愿填报​ 发表

不怕假汉奸就怕真汉奸。

假汉奸，投机主义者，有奶便是娘，大多数汉奸都是假汉奸。假汉奸当然也坏但是破坏了不算特别大，毕竟知道留后路。

真汉奸，汪精卫这样，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是在曲线救国，日本能给老中人谋福利，所以自己背负千古骂名也值得，不但没有负罪感还有一股悲愤的豪情壮志，一种独立思考的骄傲，自己就是天选的觉醒者。这种货破坏力特别大，可以理直气壮的干坏事。

对了，大殖就是真汉奸，但缺乏汪精卫的能力。

知乎用户 Harunobu 发表

波兰人有投靠德国的，有投靠苏联的，有两边不靠流亡海外的。

投靠德国的固然不是个东西，投靠苏联的难道又是什么好鸟吗？瓜分波兰苏联也是有份的。

知乎用户 缘来是梦 发表

失败了的施琅

知乎用户 汉帝后裔刘继威 发表

可以参考另一个人：张国焘。

都是年纪轻轻，才华横溢，很早就在组织内成为了高层。

结果上一代组织领袖不指定他们做接班人，组织里的同志们推举了学历远不如他们的另一个人当领袖。

心态崩了。

然后试图坐上第一把交椅，结果发现自己斗不过新一代领袖。

越想越气，最后当了叛徒。

知乎用户 麻油奶糍​ 发表

在唐氏史学中，汪精卫是可以打一伯昏的爱国者。

知乎用户 斯坦尼斯 发表

它想当洪承畴。

就这么简单。

知乎用户 东秋妮 发表

如果，

不是陈碧君，

汪精卫未必会当汉奸。

当时，有很多人去劝，但不可能有枕边风管用。汪精卫最大的失误，就是去行刺载沣的前夜，接受陈碧君的自荐枕席。

谁料，载沣也知大清要不行了，开始留后路了，没杀他。

陈璧君被抓后，都劝过她写悔过书，但宁死不写，死前都承认是她一直在鼓动汪精卫投日的。

曾经，引刀成一快！

当然，汪精卫就不是做领袖的人物，同出一脉的粤系拢不住，连张发奎拢不住，终成不了事。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

两个最重要的决定，

都是老婆帮他做的。

汪精卫刺杀载丰前，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陈碧君自己上门，深情地说：“你要刺杀奸王，我一介女子无以相助，愿陪君一夜，为汪家留后！”

于是，这一夜尽风流。

如果，汪精卫真的就被清政府给杀了，那他的事迹堪比《与妻书》，绝对能够上教科书。

汪精卫决心投日前，下不了决心，陈碧君说：“你要投降就赶紧的，不要落在老蒋后边。”

汪精卫就投降了。

与其说，陈碧君是个刚烈的女子，不如说她是个投错胎的男人，其独立、决绝、狠辣之心，不是普通女子能做到的。

陈碧君是少数新中国成立后被承认的旧政府判决。

教员曾想让陈碧君写封悔过书而让其出狱，她没答应，也是牛人一个，没跟对人。

提蓝桥关 10 年，

住了 5 年的医院，

也算是念旧了吧。

知乎用户 他说 发表

汪精卫在婚前并不是罕见

知乎用户 刑部帮闲沈家本 发表

你不要开上帝视角，你从汪精卫角度来看历史就明白了。

在他的认知里，他的最近历史是清朝，清朝取代了明朝。

清朝入关后，做的事情和日本是差不多的，比如在扬州干的。

当时，反抗的全部被锤死，投降的可以做大官，如洪承畴。

明朝官兵面对满洲骑兵溃烂得一塌糊涂，正如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一般。

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说，汪精卫选择当汉奸是可以推理出来的。他又不知道后来的历史走向。

万一他成功了，就可以当个汪承畴。就算失败，估计也就被骂几句，说不定还能去日本养老。

知乎用户 MYBABA 发表

向施琅和吴三桂学习而已

知乎用户 洛水无花 发表

怎么说呢，总有人拿

汪精卫年轻的时候刺杀摄政王这事儿

来说汪精卫早年也多么英勇革命

但实际上你真的去深入了解来龙去脉

便会觉得可能当时所谓的【刺杀摄政王】

也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秀罢了

汪精卫是准备如何刺杀摄政王呢？

据当时的报道说，最开始汪精卫准备在银锭桥上挖坑埋炸药

挖坑不得之后，才想着去埋到桥下

但折腾到此时已经快太亮了，结果因此被人发现

当时最开始看我也没觉得有问题

只感觉是典型没有执行力的知识分子

但后来想到，哎内特么是银锭桥啊

全特么是大青条石头垒的

你美国队长也没法在那上面挖坑啊……

而且银锭桥啊，就特么紫禁城附近

你说你在那儿吭哧一宿埋炸弹会没人发现？

而对比同样用炸弹暗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的彭家珍

你就会发现不是同盟会不会用炸弹

而是一来汪精卫不希望自己有事儿

二来是汪精卫根本就不希望有事儿

所以才来了这么一通政治暗杀表演秀

知乎用户 jbb 发表

因为他不想以武抗 t，XX 之后是更大的中国。

知乎用户 达拉斯米兰 Chow​ 发表

汪精卫的粤语演讲有两段，将近一小时可以回答。这是很容易找到的历史录音。开篇就是汪先生的运动可以救国。里边描述了一方势力说苏联三个月可以参战，结果快三年了也没有参战。在武汉的时候，汪精卫听到一方势力说让苏联参战是汉奸。而让汪精卫最不解的是蒋中正为何完全听从一方势力，要跟着这一方势力走到底。

知乎用户 对世界很失望 发表

权力欲过于旺盛了。

实际上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的政变，最大的受害者是汪精卫。

在这之前，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国民党一号人物。

在这之后，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吉祥物了。

从那时候开始，就心理变态了。

知乎用户 Tanaka Yasuko​​ 发表

有一种说法是，蒋和汪分头下注，最后不管二战哪个阵营赢了中国都是二战战胜国。

知乎用户 思想混乱​ 发表

如果日本公开特务档案，发现当年曾拦截过的一封信：

愿中正忍数日之辱，我欲刺天皇，使日本山河动荡，我华夏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1941 年 6 月 1 日

（狗头）

知乎用户 漢者天下 发表

直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中国人才能笃定抗日一定能赢，因为美国对日本宣战了。而 38-40 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是最艰难的时期。比 37 年刚开始打还要艰难。

相比速亡法，38 年开始日本的诱降法明显给人的诱惑性更大。英美一直游说国民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召开所谓的 “太平洋会议”。苏联更是极品，一直在边境趁火打劫，典型的就是培养外蒙亲苏势力。日本尝试北上和苏联打了诺门罕战役，也是对英美的投名状，声明其反苏立场。苏联卷入战争后基本停止对华援助。欧战爆发后，英国为了减轻远东压力，关闭滇缅公路稳住日本。只有美国象征性的贸易制裁日本，但开始没有涉及钢铁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东方慕尼黑阴谋达到顶点，也是抗日战争的至暗时刻。中国得不到外援，抗日几乎零胜算。在这点上还真得感谢希特勒，他在欧洲的一通折腾，让和平再也没有希望，东方慕尼黑阴谋也就逐渐走向瓦解，英美的鹰派逐渐主导话语权，中国抗战才重现曙光。

坦白地说，在这之前，投降论的市场绝不在少数。

知乎用户 任运天成 发表

留法派都有团结癌，法国人自己也玩这个信这个，你看法国现在自己的人口结构就知道了。

知乎用户 小明同学​​ 发表

因为 1937–1938 年战场形势一边倒，北平、太原、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相继失守，欧美只喊口号不实际介入，让他非常绝望。

1937 年时，汪精卫试图通过美国与日本斡旋议和，但未获回应，这加剧了他的失望。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重庆后，汪精卫当场落泪，他被刺激到相信 “继续抗战＝更多南京”，于是加速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密议所谓的 “曲线救国”。

可以说，屠城事件摧毁了他对 “持久战” 的最后心理防线，使他从 “悲观” 滑向“投降”。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人出面组建傀儡政府，把敌占区交给日本人直接统治，老百姓只会更惨，就像清朝入关之初一样。

北宋灭亡以后，金朝先后建立了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府治理中原，张邦昌和刘豫自己就是河北人，他们是不会像清军和日军一样大肆屠杀的，所以保全了无数的中原百姓。

他相信成立傀儡政府可以保护更多的中国民众免于日军的暴行，保全民间的正常生活。

而且他觉得成立一个名义上由中国人执掌的政权，保留汉字、法院、学校、报纸这些 “外壳”，让沦陷区百姓感觉至少 “表面上还是中国人管中国人”。

等到国际局势翻转（日本如果战败），他手里的 “南京政府” 可以立即与美英对接，以 “保全东南半壁” 的功劳，替中国争取战后发言权。

等到 “还都” 以后，他成为了重庆方面的“头号叛逆”，全国广播里被定性为“汪逆”，所有中间派再也不敢与他接触，回旋空间瞬间归零。

汪精卫组建伪政府看似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部分民众的生命和财产，但也让他自己成为了历史的弃儿。

汪精卫这个丧尽天良的汉奸，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仅没有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反而甘心为日寇当傀儡，其罪行恶行昭彰，完全丧失了中华儿女应有的骨气！

他甘愿在日本的监控下成立伪政府，让所有中国人都蒙羞，这是对抗日正义事业的彻底背叛，是对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

全体中华儿女应当警醒！ 汪精卫的投降行为必须给我们深刻的警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抗争的决心！我们要铭记，只有坚持到底，才是争取胜利的唯一道路！

知乎用户 龙城小兵​ 发表

老蒋和他给世人演出了一对双簧而已，南宋在做汉奸方面很有传统的，也是他们的长项。

在盟军没有下场之前，老蒋和汪精卫是两面下注，汪做真汉奸，蒋做卧底，一对反动派。

我们看看老蒋的具体做法，就可见一斑，抗日战争期间老蒋一直给日军赔偿庚子赔款，一直到 1941 年 12 月 22 日向日军宣战为止。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聘请日军战犯冈村宁次为国军军事顾问，并允许投降日军每人携带 60 斤物品，包括他们抢来的金银宝物，并派专船护送他们回国。

当关东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几次三番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并要求他把军队撤入关内。

九一八的第二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热河战役，张学良请求蒋介石派遣中央军北上，共同保卫承德，山海关，也就是燕云十六州一线的军事战略要地。

老蒋哼哈的不理不睬，后来承德失守，榆林关也失守，东北军被迫退往长城天谴。

战斗刚一打响，蒋介石就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

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心却各有各的想法。

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因为他们俩关系好，是让宋子文说服张学良自动辞职的），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

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

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割地赔款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黄绍竑虽然是参谋长，也是为了和谈做准备。

总之浩浩荡荡来了一大群要员，就是为了签订塘沽协定做准备的。

蒋介石在出发时定了调子，打也是为了和，所以只派了中央军徐庭瑶的第十七军。

此军还是在修整时间，没有带重武器，仓促出发的，张学良下野后，敲敲打打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签订卖国协定，变相承认满洲国被占事实，然后又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等于把河北又让出去。

此时蒋介石和日本正是蜜月期，私下来往甚密，以至于日本要求华北自治，蒋介石都没敢放个屁。

到了 1937 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华北和东北，准备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南京，此时江浙大地主阶级开始人心惶惶，纷纷责怪老蒋，怎么日军会南下？当初你咋说的呢？

到了此时，老蒋方才如梦方醒，原来日军不是仅限于华北，东北，是要占领全中国的。

在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威胁下，老蒋不得不做出抵抗的打算，于是准备把战场摆在上海，可是他却把全国军队，用添油战术，一点一点的送入虎口。

致使淞沪会战，国军有生力量损失殆尽，此一战，彻底让国家陷入亡国边缘。

当日军的铁蹄正在蹂躏南京时，蒋介石想通过德国顾问与日军继续谈判，准备划出华北，

可此时日军贪得无厌，已经不满足于华北和东北等大片疆土，又提出占据上海。

这可是江浙资本阶级的逆鳞，蒋介石是万万不敢答应的，于是战争打到 1941 年，蒋介石在南方开始摆烂。

敌后抗日军民扛起了抗日大旗，东北，河北，山东，山西开始全面反攻，日军不得不派出大批力量在北方扫荡，南方压力骤减。

歇够了的蒋介石，在 1944 年彻底丢人现眼，被强弩之末的日军，彻底打穿，来了个豫湘桂大逃亡，使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地位直线而下，最窝囊的是广西，日军占领广西后，第二天宣布无条件投降。哪怕再坚持一天也行啊！

知乎用户 展脍餔​ 发表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汉奸是要抢着当的，手慢了你连当汉奸的资格都没有。汪精卫当汉奸，主要就是为了抢在蒋介石之前，防止蒋介石当汉奸。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蒋介石当了汉奸，有了日本人的支持，那汪精卫系就彻底完蛋了，在国内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当时任谁都看得出来，蒋介石基本上做好了当汉奸的前期准备，路都铺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所以汪精卫必须抢在蒋介石当汉奸之前当上汉奸。蒋介石家大业大，当汉奸的时间成本和手续成本更高，汪精卫当时身边没什么阻力，简简单单就艳电了。汪精卫当汉奸的路甚至还是蒋介石铺的。

蒋介石属于是上赶着去吃屎结果没吃上热乎的，最后居然捞了个抗日的名头。老蒋这人有一点逆向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是想当英雄，结果背了汉奸的锅，老蒋是想当汉奸，结果现在大家都觉得他是抗日派。

编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觉得蒋介石在 1941 年以前是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你们把时间轴都搞错了。蒋介石在 1933 年到 1938 年一直是纳粹德国的铁杆盟友和代理人，1936 年日本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 年七七事变，德国才开始重新考虑对华关系，并且在 1938 年开始主动破坏对华关系。蒋介石和英美正式搭上线是 1941 年，同年纳粹承认汪伪政府。1940 年，日本要求英美封锁滇缅公路，英美都是直接照做的，根本不关心蒋氏政府的死活。

知乎用户 难得明白 111 发表

只要这个话题不允许自由探讨，现在探讨这个话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知乎用户 抚南迷王刘文秀 发表

汪精卫卖国跟其他人不一样。有的人卖国是为了保命，有的人卖国是为了高官厚禄，但汪精卫不同，汪精卫的坏是达到了一种很高尚、很纯粹、很脱俗的境界的坏，因为他真的是为了他的理想而卖国的

我敢说今天绝大多数对汪精卫的批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这些批评者没有达到他的高度，理解不了他的思想，以为一个刺杀过摄政王的革命志士跑去卖国，是不是脑子哪根筋搭错了

然而同时代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贝当一个一战英雄，怎么就去给德国鬼子当狗了呢？山玉成一个抗法志士，怎么就去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了呢？这些人的行为看似精神分裂，其实内核一点也不矛盾，他们都是非常从一而终的人，只不过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他们的阶级

对了，他们效忠的阶级叫做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坚持的路线叫阶级调和路线，他们心中的理想叫做法西斯主义

知乎用户 小咩 发表

有没有学过初中历史，40 年的抗战形势图

北上广大城市全部沦陷，沿海城市全部沦陷，重要铁路枢纽基本沦陷，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全部沦陷。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知乎用户 7258 发表

怕被老蒋抢了头功

日本人没来你欺负我，日本人来了还能再让你欺负我吗

知乎用户 林浩轩 发表

汪伪主要是担心伪满接管关内，但这并不能改变汪是大汉奸的事实，且汪的金句频出直到今天都惹人发笑。

知乎用户 皮蛋菌 发表

问知乎算是问对人了，

这和问汪精卫本人没区别

知乎用户 怡然城 发表

主动剃发易服的汉奸们，已经快三百年了。

没苏联、美国介入， 汪精卫这条路， 明朝末期已经有人成功了，历史第二次复刻。

目前只敢大力宣传二战叙事， 明清历史那是不敢深挖的。

因为精英阶层的权力财富，来自于他的阶层，而不是他的民族。

知乎用户 刘海栋 发表

很正常啊，就像前段时间打贸易战的时候。我国就回复了两个字，不跪。就因为这两个字，知乎一堆人冷嘲热讽，我前两天看过一个最逆天的。说不让我下跪的国家还是亡了好了。

就这种问题底下，一堆人夸奖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何尝不是汪精卫呢，你说他是汉奸，他还反驳你呢。他说他是为了让国家好，让你不要和文明作对。

在我看来，这些人你就让他跪好就好了，他有汪精卫的心，你别让他有汪精卫的权。这些人让我看清了选票就是个笑话，让你们有投票的权利，让我陪着你们给人下跪当奴才，我是不愿意。

知乎用户 荻 生​ 发表

因为汪精卫这帮人，最大的认知判断就是中国不可能打赢日本。

既然打不赢，抗战必亡国，那么投降我必须得抢先了，晚了就吃屎都赶不上热了！

君不见满清入关，早投降的范文程、洪承畴都当了大官，晚投降的啥都捞不到，不肯投降抵抗到底的张煌言黄道周连命都保不住，汪精卫不想死，更怕投降被蒋介石抢先。

另外，汪精卫到后期，自己骗自己，彻底实现了精神上的完美自洽 – 他真的认为自己在救国救民。

因为他的汪记 “南京政府”成立了，国家没有灭亡嘛！不就是 “救国” 成功了嘛。

和日本人讲和了，不打仗了，老百姓就不用死了啊！这不是 “救民” 了嘛！

虽然这套洗脑术连身边的人都不信，奈何汪精卫自己到死都笃信，他没当汉奸。

汪精卫早就死了，但是汪氏这种货色至今还有，比如这种

知乎用户 自任 发表

汪精卫的亲日路线，主要原因：
1，军队实力悬殊，打不过是最主要原因；
2，对蒋的独裁不满甚至愤恨；
3，日本人承诺 “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撤军” 承诺。
4，对国民党未来的担忧。他认为真正祸患不在外。
5，他本人是左派，是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民族情怀没那么浓烈。
6，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相当多精英有亲日、亲欧。汪也是其中之一。

以上内容来自一个说谈汪精卫买国就是让汪精卫背锅的博主的观点！

汪精卫是谁？

他是公费留日后，一生霓虹情的民国精英。

他是同盟会元老，被誉为民国第一笔杆子。

他是新革命顶流，把死刑监禁当荣誉勋章。

他是民国的清流，国党权力游戏的参与者。

到了这时候汪精卫如果真的引刀成一快，他就说革命烈士了。

1933 年的长城抗战。当时国民政府几乎拿出了 “全部家当” 和日军对抗，可结果还是惨败。

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去前线视察，陈公博回来后说：“中国士兵不是不想打，是根本打不过，很多人还没看到日军，就被炮弹炸没了。”

这句话彻底摧毁了汪精卫的信心，他开始觉得 “中国和日本实力差距太大，抵抗下去只会亡国”。

民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让他忘记了革命！

他觉得国联会帮中国，结果国联只是 “口头谴责”；

他觉得欧美会出兵，结果欧美忙着处理经济危机，根本没空管中国；

他觉得苏联会援助，结果苏联只是想让中国拖住日本，自己坐收渔利。

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不如早点和谈，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接连失败，半壁江山沦陷，汪精卫更是彻底绝望。

他经常在私下里说：“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已经感觉痛了；等日本感觉痛的时候，中国已经死了。”

更可笑的是，汪精卫还为自己的投降找了个 “高尚借口”：“我不是投降，是为了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东北、华北扶持的伪政权都是些北洋旧军阀，只会欺负老百姓，我去当领袖，才能保护老百姓。”

后来的汪精卫，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政权完全依附日本，丧失主权，形同傀儡，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协助日军在华东占领区推行 “清乡运动”，旨在镇压抗日武装、巩固占领区统治。据《汪伪政权史》（黄美真著），1941 年起，汪精卫下令伪军及警察协助日军清剿苏北、苏南等地的抗日游击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汪伪政权在经济上配合日本掠夺中国资源，推行所谓 “中日经济提携”。据日本《兴亚院报告书》，汪精卫签署多项协议，允许日本控制华东地区的矿产、铁路、港口及金融业。

汪精卫积极推动 “中日亲善” 外交，试图为伪政权争取国际承认。据《朝日新闻》记载，1940 年 11 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并允许日本在华长期驻军。

汪精卫积极配合日本的 “大东亚共荣圈” 宣传，试图为其伪政权披上 “亚洲复兴” 的外衣。据《汪伪政权宣传资料汇编》，汪精卫多次发表演讲，宣扬 “中日共同防共”“亚洲民族自立” 等理念。

汪伪政权设立 “特工总部”（76 号），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人领导，专门暗杀、绑架抗日人士。据《上海档案史料丛编》，1940-1944 年间，76 号特工在上海等地刺杀多位国民党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如《大公报》记者杨邨人。

知乎用户 帝王龙 发表

因为他没想到中国会赢。

韩国电影《暗杀》，里面不是有个家伙投靠日本嘛。

他被追杀的时候，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一脸懵逼说我也没想到会解放，早知道会解放我就不背叛了。

知乎用户 Adam 发表

天生悲观 + 真的相信了所谓的曲线报国吧。

其实你看看他的双照楼诗词就大概懂他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只能说人真的很复杂。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不过君子论迹不论心。他所做的一切，就注定是个汉奸了。

知乎用户 清水谷龙华​ 发表

我要是在那个年代，我也不相信中国能赢，我也会怕死，但我也不至于去主动投敌，我要是有他的资源大概率就携款润美去了

知乎用户 一颗松呐_537​ 发表

洪承畴说这题我会啊，在明清两朝 我是标准的汉奸，但是现在我却成了爱国者，民族融合的英雄，你汪精卫在国共两党眼里是汉奸又怎么样，等下个朝代 你也有可能是民族融化的爱国者

知乎用户 遵守基本办法 发表

汪精卫不是当了汉奸才走向不归路的，而是走向不归路后才当的汉奸。真正因为对日妥协走向不归路的只有九一八的张学良。

就好像溥仪不是去了伪满人生才走向不归路的，而是张勋复辟后溥仪就已经在不归路了。

真正让汪精卫走向不归路的是宁汉合流先逼反自己阵营的人后对蒋妥协。一个国家的正统最高领导人向叛军投降。之后汪精卫去哪都注定是傀儡了。

区别是汪在其他地方当傀儡只能当个没权力的 “委员”、“部长”、“先生”，当汉奸同样没权力，但起码能听到别人喊他声总统、主席。

知乎用户 脑康医院独孤主任 发表

当然是因为结婚了啊！

结婚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刺清摄政王载泮失败被逮口占

结婚后：闷向酒杯吞日月，漫将刀笔指乾坤。——行书七律赠日本外务大臣松冈

知乎用户 就叫我红领巾吧​ 发表

在汪眼里，当时的中国肯定打不赢日本。

这是他看到的情况，甚至就是事实。

但他没想过，邪恶轴心国打不打的过同盟国。

或者是想过，但是他认为同盟国也打不赢。

所以他把宝压在了看似优势的一方。

赌输了，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

不信你们查查抗战时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伪军二鬼子。

当然，我不是说他做得对或者无辜，愿赌就得服输。

后来人如何唾弃他都不犯毛病。

但是，历史重演 100 次，仍旧会有人选择汪的路。

想要避免出现卖国贼，光靠唾弃之前的卖国贼是不够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知乎用户 亚尔斯兰战记​ 发表

看了一下某些人的高论，有两点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

1，说汪是因为害怕赤化而选择和日本合作的，这根本不是洗白，而是在本质上承认了汪认为宁可做汉奸，也不想做赤化份子。仍然是汉奸。

2，说汪是暂时和日本合作，等到日本失败后好翻身做主人的。这不仅是幼稚，还很无知。让我们看看法国吧，德国投降后盟军认的是 “保全了国家” 的维希法国，还是宁死不屈的戴高乐？如果汪精卫真的得逞卖国成功，日本失败后中国的身份将是战败国而不是战胜国，苏联到时候不把东三省外蒙新疆全部吃下慈父就不是慈父了。美国也必定会在江浙地区驻军，到时候又是一个东西德。

知乎用户 Gregory 发表

当时国内的这些大一点的势力，都是抱外面的大腿。汪这个人抱的腿，事后证明不大。

知乎用户 徐伟​ 发表

没其他原因，就是老婆没娶好。

汪精卫本来是个大帅哥，结果娶了一个又丑又矮又胖的老婆，从此心态逐渐失衡，内心的阴暗面逐渐占了上风，最终成了大汉奸。

所以大家找配偶一定要擦亮眼睛。强扭的瓜不甜，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公司一个女生，本来是个大美女，后来嫁给一个长得很丑的男人，这个大美女就以极快的速度衰老下去，现在 30 多岁，看起来像四五十岁，并且事业激情也没了，明显没有嫁人前的阳光活泼了。所以 “相由心生” 是正确的。

知乎用户 weiyanbodan 发表

蒋介石别的不说，对汪精卫看的还是比较透的，蒋介石对张发奎说 “向华，汪先生这个人性情薄凉，尤爱玩弄军人，你好自为之”。

汪逆投敌，没有带走任何基干军事力量，连对他一向忠诚的张发奎也迅速和他割席。

知乎用户 北极以北 发表

很简单啊大多数人是会变的，你让年轻曹操看到老年的曹操，他肯定拔剑！你让年轻的勃列日涅夫将军看到老年的勃列日涅夫，他肯定拔枪！他不甘心在空一格之下，他也不相信中国能抵挡住日本。汪精卫早就变了也许是刺杀摄政王以后被捕入狱的那个夜晚，也许是他之后的风光经历中的某一天。就像那个老人家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后面做的事儿，他的兄弟们不知道老人家的想法么？不懂么？他们当然懂。他们很多人想的是兄弟们跟着你死了多少人，好不容易换来今天的生活，吃的这么好，穿着这么好，我们的儿女都可以享受不完了。你要是想当皇帝兄弟们比你还高兴，可是你不想当皇帝，你还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脾气又倔又硬，甚至你都年过古稀了还能游过大江。你还喊着普通人才是最伟大的还要让兄弟们在跟着你吃苦，我们这群兄弟不想也受不了那种苦了！这就是一种变化的写照。

知乎用户 马踏壹 发表

他不是中华民族奸吗，怎么是汉奸？

知乎用户 lht 发表

命运论一点的说，就算真的有人抢了汪精卫的第一汉奸宝座，我觉得那人也是做不长久的，没准一会就被暗杀掉，最后位置还是会回到汪精卫手上。当汉奸也是要看天赋的，就问谁敢说自己当汉奸比汪先生强？

知乎用户 海豚 发表

大概率是他提前知道了满日合流，知道南明旧事。日本并非不可战胜，但是加上一个有成功经验的满清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低估了 “不复南明旧事” 的威力。

知乎用户 木荣雨北 发表

汪精卫投降的原因很简单，他想要翻身掌权。

其他回答扯什么，中国军队打不赢的话，他汪精卫没看过蒋百里的《国防论》，还是没看过《论持久战》？还是不晓得美英苏等国，都不可能让日本吞并中国？

老蒋为什么这么相信英美等友邦支持？所谓的预测就是有足够多的信息支持。汪精卫和老蒋在这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结束，而在同年的五月，毛的《论持久战》已经发表，整个武汉会战，日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已经完全失去了进攻锐气，陷入到相持阶段。实际上这时候，包括老蒋都看出来日军的进攻锐气已失，所以此后老蒋的抗日决心在下降，与 cp 摩擦的心在上升。

他汪精卫之所以选择在 38 年 12 月投降日本，说白了，就是他非常清楚的看准了日本这时候正是不上不下的时候，正需要他的时候。他这时候投降日本，就是给日本人雪中送炭，他能把自己卖出最高最好的价钱。

实际上日本人也确实非常需要他，所以，给他的职权也非常大。他的地位在所有汉奸中是最高的，被人称为天字第一号汉奸，你以为这含金量是假的呢？他和他老婆，以铁铸跪像，上下两千年，就这么几个人，你们不要太看不起这些汉奸。

至少我这种人，当不了汉奸。

38 年 12 月，汪精卫带着他老婆跑到越南河内，与日本人接触，日本还明确的说，更希望老蒋投降，汪精卫顿时就不高兴，他老婆沈璧君就说，难道当汉奸，兆铭还要屈居第二？

汪精卫就是非常典型的眼高手低，当初蒋介石 412 清党背叛革命，他在武汉和苏联顾问，还有 cp 一起，又有国民政府中央名分，唯一的问题，就是缺钱，苏联顾问当时给 500 万元援助，他嫌少。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北伐打下那么多地盘，不会收税是吧？

是的，无论是老蒋和汪精卫，其实俩都是一个德性，他们对于政府收税是不懂的，老蒋主要是搭上江浙财阀，而且有英美支持，给他开了 6000 万的空头支票。汪精卫就听到老蒋得了 6000 万，这苏联人不地道，然后也开始清党，叛变革命。

实际上老蒋也就拿到几百万。

我是无法理解，汪精卫脑子的，你又没有军队，你又是一直以来的 kmt 左派，跳反到右派去，人家信你吗？

当然结果自然是不信的，又没有兵权，很快就被老蒋架空，做些光杆领导，后来发生了一次刺杀，本来刺客是找老蒋去的，但老蒋晚来了，刺客就把汪精卫打了，子弹卡在脊髓里。汪精卫就一直认定是老蒋要弄死他。

他对老蒋的不满就非常大。

他真的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比老蒋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会更好。然而无论是心思手段，权谋谋划，军事谋略，他样样都不如，他叛变投日，就是为了要权。在日本那边，他很喜欢穿军服，其实不就是样样学老蒋嘛。

像汪精卫这样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他是一点儿也受不了，也接受不了自己其实是个草包的事实。

当然，要说他当年不搞分共，不叛变革命会怎么样？苏联和 cp 都会找机会换了他，他的缺点实在太明显，无论老蒋还是 cp，苏联，都非常清楚他的德性，也都是因为他是 kmt 元老，得暂时借用一下他的招牌。他被用完就丢，是必然的事。

当然，因为其人太草包，比起二战时期其他著名的投降分子比如法国的贝当等来说，其伪军战斗力也过于低下，这样的猪队友跑到敌方阵营，未尝不是好事。当然我这不是夸他。

知乎用户 凯撒 发表

其实根据李时雨的回忆录来说很有意思，汪精卫认为中国能够同化日本

按这个角度来说，汪精卫不觉得自己是汉奸，他认为自己是洪承畴，他想当日本人的刘秉忠

知乎用户 秋名山老 4G 发表

因为汪精卫能够预知未来，他想给泽连斯基树立一个榜样，只不过泽连斯基没有学。

知乎用户 阿汇 发表

自行判断吧

知乎用户 李巡 发表

说白了，就是为了刷存在感，把自己刷成了汉奸。

全面抗战前，汪精卫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实际上已被蒋边缘化。

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寇的凌厉攻势，国民党节节败退。其内部分化出一帮求和派，认为与日本求和方能救中国，这帮人把汪精卫推为领袖。

汪认为求和是上策，骨子里是对蒋坚持与日寇作战的不满。正所谓敌人坚持的，我就坚决反对。

他与日媾和，可不是为了民族大义、人民福祉，他的媾和目的就是为了和蒋争夺中国的领导权，认为他这一套能救中国。

日本的善变与不可信，让主和派的中坚力量高宗武和陶希圣认为求和已不可行。二人遂冒险从上海潜逃至香港。

而汪精卫之流求和无底线，为了万人唾弃的那一点权势咽下日本人给的苦酒，真是可悲可怜可叹！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头颅此时已是万人唾弃的腌臜物。

知乎用户 干脆面​ 发表

老汪是很有权力欲的……

而且还自私自利，能力还不强。

比较典型的文人墨客性格……

他最好的结局是在辛亥年牺牲……

知乎用户 枫原万葉 发表

之前洪承畴事件轰轰烈烈

有人条缕分析、逻辑缜密

发现现在的日本皇室血脉

极有可能来自汪精卫。。。

【doge】

知乎用户 强哥 发表

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党内斗争中战败了蒋介石，那么，日本就会扶植蒋介石当汉奸。

知乎用户 饼当 发表

据说汪跑到越南，有人说要请蒋来共襄盛举，陈碧君大怒，说 “这玩意他也要来抢？” 云云。

可见汪当时只有这一条道才有可能压倒蒋了，而且当时美国还在忙不迭对日出口，赚钱赚得开心，国际上得到的支持就是苏联的那点贷款和援华飞行员，他觉得他能靠这个压蒋一头很有希望。

当汉奸就是这点执念，吃屎能当国民政府的 “皇帝”，这公母俩眉头都不会皱的。就好像知乎上有一批人，因为种种原因，宁可捧汪这种狗屎的臭脚也要反华。对于这些人来说，吃屎能灭鳖，他眼都不闭就吃了。

反过来，蒋不投降，大约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生态位叫汪给占了。

知乎用户 Neville 发表

首先是已经被蒋介石边缘化了，不甘心在国民党内当个有名无实的二把手，而是一定要跟蒋介石分庭抗礼

其次是认为中国打不赢日本，打不过就加入，还能减少一些损失，保留国家的元气

归根结底，汪精卫因为没有军权，加上因为早期亲共的背景长期被英美当作国民党左派，不愿意与之合作，苏联更加不可能去支持他，所以在和蒋介石争权上唯一的外援就是日本了

知乎用户 卫凌贞 发表

因为在中华民国，反革命嫌疑罪是给杨靖宇这样的同志准备的。

1929 年 12 月 25 日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杨靖宇的起诉书

知乎用户 模范二哥 发表

国民党反动派的两头下注罢了。

一个抗日，一个投日。

知乎用户 禽牙 发表

有些事不好说，满清入关的时候，做汉奸可不是什么不归路。

再往前追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打来的时候，不做汉奸的，或者不愿意归顺的，只能跳海自尽。

马后炮没有意义，从预测角度来说，这属于使用未来数据。

汪精卫不是穿越回来的，不可能知道他一定会失败

知乎用户 装甲熊 发表

古人的评价体系中，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广为人知：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但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担当生前事，何惜身后名！

知乎用户 无风待葬​ 发表

牢汪和牢蒋争权争到魔怔了，虽然说很离谱，但他的动机就是，鬼子没来争不过牢蒋，鬼子来了还是争不过牢蒋，现在，牢蒋动摇了，只要一投，他牢汪还是争不过牢蒋，那干脆一不二不休，先投了。

他老婆更是重量级，在牢汪犹豫不决时竟然能说出 “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蒋介石排在前面？”，可以说在这条路上刺激了牢汪一把。

另外，不得不说，戴笠干活真糊，暗杀就暗杀吗，但派出的杀手认错人是什么逆天操作，没杀成，反而把牢汪彻底推向汉奸那条路。

知乎用户 汉臣荀文若 发表

从种族主义看问题呀，不想被白人统治

知乎用户 次之 发表

很可能是他想学洪承畴，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苏联

知乎用户 川川川川 发表

有些回答也是蛮抽象，汪精卫是个什么玩意儿？还给他找客观原因？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理由，无论什么形势，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任何向侵略者投降、献媚、媾和的，都是没有任何洗白空间的，注定遗臭万年。

更新：有很多人没明白我的意思，纵使汪有一万个理由跟日本军国主义媾和，甚至他真的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是在救中国，但倘若他有哪怕一点点的脊梁，就不会走上这条路，而一个身处高位却没有脊梁骨的人，只会带领大家走向深渊，今天能为了他所谓的 “大局” 出卖部分人的利益，明天就一定能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卖更多的人，好在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而我个人的立场就非常简单了：倘若国家被入侵，必战死，

但倘若入侵别人，我承认我很懦弱，只能选择沉默。

因为虽然国家是想象的产物，但被入侵后奴役的下等人是真实存在的，元清就是例子。

知乎用户 神秘骑士 发表

泽连斯基表示，汪精卫没生在好时候。

知乎用户 玛丽 发表

题主有没有想过知乎大多数人有没有民族主义呢？

我觉得汪精卫和知乎大多数用古代民众没有民族主义论证侵略合法性的人是一样地方。

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理论来论证 “抵抗无用” 或“主权虚无”的人，往往不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而恰恰是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慎密、善于解构宏大叙事的精英和知识分子。

民族主义在战争时期往往表现为一种 “不计代价” 的狂热或执着。而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过度理智。当一个知识分子在心里已经认同 “民族只是建构出来的幻觉”、“谁统治都一样” 时，他投降时的心理负担会降到最低。对他而言，这不叫 “背叛”，这叫“顺应历史潮流” 或“回归理性”。

知乎很多持有自由派或文明等级论立场的知识分子用户，容易陷入一种 “价值优于主权” 的陷阱。当年的部分亲日文人认为，日本代表了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东亚秩序。他们可以论证说，如果这个国家本身腐败、落后、民智未开，那么被一个更 “先进” 的国家接管，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他们用抽象的 “进步” 来掩盖现实中血淋淋的侵略。这种逻辑在知乎讨论古代史时（如蒙元、满清）非常常见，但在现实战争中，这就成了汉奸理论的基石。

如果去翻看当年汪伪政权的名单，会发现那是一个 “高学历政府”。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几乎都是当年的顶级精英。他们不仅有极强的论证能力，甚至在投敌后依然能写出极具煽动性的文章。

抗日战争期间那些在湖南、河南攻击军队的农民，是因为饿得没饭吃；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合作，是因为想得太多。对于很多普通民众虽然平时可能自私、偷东西、没文化，但一旦日军的刺刀见红，那种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朴素认知，反而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比那些逻辑自洽的知识分子更有韧性。

现在某些人和汪精卫们本质上一样问题，“智识上的优越感”导致了 “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当一个人习惯解构所有宏大叙事时，他最后手里剩下的只是一堆冰冷的零件。到了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为什么东西牺牲，因为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建构” 出来的。这种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出卖同胞之后，还能写出一篇逻辑严密、情感真挚的文章，论证自己是为了 “更高的理想” 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知乎用户 锋语者 6564 发表

中国历史上汪精卫这样的人并不少，特别是明清交替之时，真的很多，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正为民着想的人。

如洪成筹，他是崇祯皇帝那么倚重的大臣，可最后呢，他带着满清屠杀农民军和南明军队真的卖力，或许汪精卫很认为他是中国的领导人，但洪却是甘心情愿做汉奸，论对中国的危害，洪不亚于汪，但为什么洪汉奸之名没有汪大呢，因为满清夺得汉家江山，成为了中国人。

知乎用户 易真亦假 发表

更多的原因是斗不过蒋介石

从中山先生的接班人

到不如蒋

受不了那种落差

一赌气

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企图靠日本翻盘

结果永远钉在了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

如果胜了还可以把历史打扮一下

败了确实没得洗

知乎用户 麒麟 发表

汪贼蒋贼本质是一样的，等爹求妈，就是不相信自己，本质就是买办思维。搞懂了汪蒋儿贼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思维，就懂了他们的立场和行为。

买办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要追溯到《马关条约》，条约中，大部分只对各地赔款印象深刻，但对中国破坏力最大的却是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投资建厂。

《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并规定其他列强依据 “一体均沾” 的最惠国待遇也可享受此权利，这一条款（第六款第四项）对中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多重危害。

它表面上是一项商业条款，实则是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方式从 “商品输出” 升级为“资本输出” 的标志性事件，其危害远超之前的战争赔款和开通商埠。

严重打击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是最直接、最致命的危害。外国工厂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本就实力强大。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享有免税特权。根据不平等条约，外国进口商品只需缴纳很低的 “值百抽五” 关税，而中国本土厂商生产的产品却要承受沉重的 “厘金” 等国内税。这导致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成本反而高于外国在华工厂的产品，民族工业在起步阶段就处于绝对劣势。

外资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可以轻易地在中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挤垮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例如在纺织、面粉、火柴等民生行业，民族企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更能深入一个国家的经济核心。外国资本直接在中国开矿（如煤矿、铁矿）、设厂（如纺织厂、冶炼厂），不仅廉价掠夺中国的原材料，还将初级产品加工成工业品，赚取高额利润。中国的资源流失和利益损失大大增加。

为了便于运输原料和产品，列强纷纷投资修建铁路，并攫取铁路沿线的大量利权，甚至行政、司法权力，使铁路成为深入中国内陆的吸血管和控制工具。

外国银行在中国大量开设分行，控制中国的国际汇兑，经营对清政府的贷款（这些贷款多以关税、盐税等国家重要税收作抵押），从而扼住了中国的金融咽喉。

外国资本为了维持其垄断优势，会刻意限制先进技术向中国的扩散，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处于依附和落后状态。

中国经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经济结构变得单一、畸形，无法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列强更加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其在华特权，从而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机制商品的涌入和外资工厂的建立，导致大量依靠传统手工业为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破产，社会动荡加剧。在外资工厂中，中国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遭受着外国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早期的工人阶级苦难深重。资本主义在中国并没有造就广泛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催生了巨量的城市无产阶级。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的条款，其危害性在于：从 “商品倾销” 到“资本入侵”：改变了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方式，危害更深。从 “外部掠夺” 到“内部掏空”，外资工厂直接在中国内部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剥削中国，打击了中国的内生发展动力。从 “贸易逆差” 到“控制命脉”，使列强从控制中国的市场，升级到控制中国的工业、矿业、金融和交通等经济命脉。

这一条款如同一根巨大的吸管，插入中国的经济躯体，源源不断地将财富抽往国外，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黄金发展期” 迟迟无法到来，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近代中国陷入深重灾难的关键一步。可以说，《马关条约》的这一条款是买办势力急剧膨胀的关键催化剂和制度性根源。

在《马关条约》之前，买办的主要职能是作为外国洋行的代理人，帮助其在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如洋布、洋火）和收购中国土特产（如茶叶、生丝）用于出口。他们的活动核心是商业贸易。

而《马关条约》之后，情况发生了质变：从商业助手到工业代理人。外国资本不再满足于向中国卖商品，而是要直接在中国开矿、建厂、修铁路。这些庞大的工业项目远比商品贸易复杂，需要买办发挥更核心的作用。

买办需要为外国工厂筹集部分资金、招募和管理中国工人、办理土地收购、打通与地方政府的关节、负责本地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他们的角色从贸易中间人，升级为外国工业资本在中国本土的实际运营者和扎根者。

外国在华设厂，为买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敛财机会。很多买办会直接投资于外资企业，成为股东，并从中分取高额利润。这使他们迅速积累起巨额资本，其财富量级远超旧式商人。

在招募工人、采购原料等环节，买办通过包工制等手段进行层层盘剥，赚取大量佣金。

外资企业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特权，买办作为其代理人，也间接分享了这种垄断地位带来的超额利润，可以轻易挤压民族企业。

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加剧，在客观上，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近代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但他们的利益基础和政治倾向却截然不同：买办阶级，其利益与外国资本深度绑定。外国企业越赚钱，他们的分成越多。因此，他们维护外国特权，不希望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因为那会动摇他们特权的根基。他们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其利益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他们直接受到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压迫，因此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保护性关税。

《马关条约》后外资的大举涌入，在扼杀民族工业的同时，却极大地养肥了买办阶级，导致后者在实力上往往超过前者，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相对弱小。

买办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的 “毛细血管”。通过买办，外国资本得以深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买办网络就像一套精密的系统，将外国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料资源连接起来，高效地进行经济掠夺。没有这个庞大的买办阶层，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不可能如此深入和牢固。

严格来说，买办的 “崛起” 早在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开放时就开始了。但当时他们的角色主要是商业性的。《马关条约》允许外资设厂，是买办阶级完成从 “商业买办” 向“工业买办”或 “金融买办” 升级的决定性一步。它使买办从外国资本的 “推销员” 变成了其在华 “商业帝国” 的“合伙人”和“经理人”。

这一条款为买办阶级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爆炸性增长的舞台，使其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达到了顶峰，从而成为一个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特殊阶层。

《马关条约》是买办阶级得以全面崛起并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关键性负面力量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它不仅是中国的 “国耻”，更是内部社会经济结构恶化的关键转折点，催生并壮大了了一个其利益与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的寄生阶层。

买办阶级的本质特征就是 “软骨病”。

买办不是独立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不是通过独立经营民族产业获得的，而是作为外国资本的 “中间人” 或“代理人”而分得的一杯羹。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外国资本的利益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他们必然要维护其外国主子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买办资本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资本，缺乏独立性。就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旦失去依附的大树，自身就无法站立。这种经济上的寄生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提出独立自主的主张。

政治上的妥协性与反动性，表现为 “跪下去”。

因为现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外国特权是买办阶级生存的土壤，所以他们最害怕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一个强大、独立、自主的中国会彻底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买办阶级往往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动力。他们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共同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当外国利益与中国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买办阶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外国一边。例如，在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抵制洋货等运动中，买办常常是背后的破坏者。他们的 “国家认同” 是模糊的，甚至是以其外国主子的利益为取向的。

精神上的奴役与崇拜，体现了 “站不直”。

长期依附于外国资本，使得买办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 “崇洋媚外” 心理。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文明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这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使得他们丧失了民族自信。

尽管他们可能家财万贯，但在其外国主子面前，他们始终是 “高级仆人”。这种地位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对内傲慢、对外谄媚的双重人格，精神上是匍匐的，无法挺直民族的脊梁。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对买办阶级有着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买办阶级 “软骨病” 的根源——其生产关系是依附性的、反动的。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帮凶。

买办的 “软骨病” 并非一种个人性格缺陷，而是其阶级本质的必然体现。 这种病根源于其经济上对外国资本的绝对依赖，进而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必然是妥协、反动的，在精神上必然是奴颜婢膝的。要根治这种“软骨病”，唯有彻底革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革命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汪蒋二人，早期跟随孙先生，他们都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可以反满，反侵略。后来，蒋介石通过与大买办资本家宋氏家族联姻获得了江浙财阀和亲英美资本的大力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蒋前期看起来像个人，自从娶了宋小姐，越来越不像个人了的原因。汪贼跟蒋贼其实都在找大爹，只不过，汪贼路子窄，没有傍上英美这种大腿。或者说，他觉得英美距离中国太远，不会过分插手中国事务，而距离更近的日本才是真爹。反正这俩与其说是抗日矛盾，不如说是拼爹矛盾，无非是谁来当那个高级仆人的问题。

知乎用户 周小鱼鱼 发表

汪是个表演型人格障碍，特别渴望出名，权力欲特别大

知乎用户 Sugar​ 发表

不管汪精卫有多少原因，他终究是成为了汉奸。

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权，而是为了别的目的，去选择了日本人。

汪精卫的本意，是想和谈的，但走着走着，变成了投降。就像男女开房，男人说，我们就开房说说话，但最后还是变成了强奸。

真不懂吗？

第一，不到十年的寿命。

1935 年汪精卫遇刺，身中三颗子弹，他替蒋介石挨了枪子，医生当时已经告诉过汪精卫，你的寿命最多只剩十年。

汪精卫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在他的生命几年还挣扎着去建立南京傀儡政府，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权，而是为了他的眼中的世界去努力的。

第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为人刚愎自用，不听劝阻，常常一意孤行。偏偏他又有 “社稷重任，舍我其谁” 的自我陶醉情结。

1910 年，黄花岗起义失败，这让汪精卫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靠的，他更倾向于直接刺杀满清领导人——如此大任，舍我其谁，汪精卫决定入京暗杀满清摄政王。

同盟会许多人不赞成暗杀行动，也有人怀疑汪精卫是想出名而已。汪精卫却表示我之所以舍命行刺暗杀，是为了理想，为了让革命早日成功而愿意牺牲自己。汪精卫也表示：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当然，陈璧君是相信的，恐怕也只有陈璧君才能理解汪精卫这种人。陈璧君也认为汪精卫行刺，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活着回来，一旦离别，永不再见。于是，在汪精卫出发的前夕，陈璧君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汪精卫。之后，汪精卫北上行刺。

结果就是汪精卫刺杀失败，被逮捕打入死牢。但当时的摄政王最后居然网开一面，没有立刻处死汪精卫，后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汪精卫也被释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少年时期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刺杀摄政王事件让汪精卫闻名天下，也成为国民党内重量级人士。

第三，和谈。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三个月灭亡中国” 的计划破产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认为中日战争彼此不可能分出胜负，长期的相持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种长期相持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消耗。

日本确实吃不掉中国，但几百万日本士兵每天消耗巨额的粮食钢铁和石油，日本很难供应这些资源，尤其是日本本国根本没有铁矿和油田。所以在日本本国中有许多高官都主张和谈，主张日军撤退到山海关外。

汪精卫是主张和平谈判的，他认为继续打下去，中国人就死光了，为了保存人口，应该和谈。更何况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官员支持中日和谈，这些日本官员都主张以山海关为界。所以在当时，尽管汪精卫几乎被千夫所指，他却 “虽万千人吾往矣”，一意孤行，因为他觉得只有和谈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如此社稷重任，只有我汪精卫才挑得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背黑锅，谁背黑锅？

和谈与投降，是有区别的。但历史复杂，汪是想和谈的，但上了贼船，身不由己，最后变成了投降。

因为和谈变成了投降，所以汪就是汉奸了。

第四，说说陈璧君。

汪精卫于 1944 年去世，其实 1935 年那场枪击案是致命的，只不过汪精卫多过了九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璧君做为汉奸被国民党关押。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陈璧君依然作为重犯被关押在监狱。宋庆龄、何香凝和陈璧君有旧，宋庆龄为此事去向毛泽东求情。宋庆龄说汪精卫的罪应该由汪精卫承担，陈璧君不应该为汪精卫顶罪。

毛泽东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可是，要让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这可难于上青天。尽管陈璧君也很想离开监狱，但如果这需要写认罪声明，尤其是需要指认汪精卫是汉奸，那么陈璧君表示拒绝特赦，宁愿把牢底坐穿。1959 年，陈璧君因病死于监狱。

知乎用户 莲花路作手 发表

我感觉是因为不甘心

历史上很多汪精卫这种人的

早期理想主义者，中晚年失节

历史上俄罗斯有个杀猪户伊瓦伊洛赶走了鞑靼人并短暂的做了一下代理沙皇

后来政治角力，他得不到罗斯贵族的支持，他又变回杀猪户了。

但是他不甘心，重新联系上赶走的鞑靼人，居然想得到曾经入侵者的支持，像不像汪？

汪觉得自己为了革命险些都丢了命，但最后一把手位置居然不是自己，有些不甘心，所以也想借助外部力量让他重回一把手的位置。

当然他不能明说，而说的是 “大东亚共荣”，“曲线救国” 这种大词，以掩盖他想当一把手的目的。

比如曹操能说出 “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觉得他为了大汉付出那么多，扼杀了无数潜在的野心家，又回头看向那个窝囊的皇帝，完成了对皇帝的彻底祛魅，觉得自己奋斗一身就是为了保全这么一窝囊废，还不如自己当皇帝算了。

司马家看曹家后代也是这样的看法，

都是觉得自己的一生付出，为这么一窝囊皇帝，不值得。黑化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

那么反观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尤为难得了。

说个题外话

一个有手段的坏人往往都是一个好人蜕变的，

反倒是一开始就很坏的人，电视剧里活不过两集。

知乎用户 咸鱼日记​ 发表

从 “引刀成一快” 的革命志士到举国唾弃的汉奸，汪精卫曾在暗杀载沣时高呼 “我愿做薪柴”，与陈璧君共赴生死时撕毁英国护照，却在日军压境时以“曲线救国” 自欺。
书香门第的优越感与庶子自卑交织，政坛失意的挫败与妻子怂恿共振，终究让这位 “道德完人” 在恐惧中跪向侵略者，留下 “荆榛零落市带寒烟” 的末路悲歌。

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中，汪精卫始终扮演着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

提及这位历史人物，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便是 “叛国者” 这一负面标签，以及其 “罪大恶极” 的历史评价。

然而，回溯其早年经历，汪精卫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他廉洁自律，不贪图钱财；生活作风端正，不沉迷美色；更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堪称一位品行高尚的 “道德楷模”。

本文并非为汪精卫进行历史平反，其过往的罪责已无可辩驳。

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位曾被视作 “道德楷模” 的人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最终踏上这条不归之路？

在其光鲜的外表之下，又潜藏着哪些必然的性格特质？

一、青春理想主义的萌芽

汪精卫出生在广东三水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他的祖父汪云曾经中过举人，父亲汪琡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等地做过幕僚，尽管收入比较一般，但对外一直保持着读书人应有的体面，因此在当地颇声望。

幼年时代的汪精卫，“在广东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不过，过于拘束与严谨的家风以及父母早逝的现状，使之养成了敏感多疑、懦弱与优柔寡断的性格。

另外，儒学典籍的深度学习，使之**滋生了浓郁的汉民族主义情结。**比如他在《自述》中指出，“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

在民国时期，他曾被誉为 “四大美男子” 之一，按照常理推测，拥有如此显赫身份的人物，其生活方式理应更为放荡不羁。

但与同时代其他社会名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精卫始终保持着极其自律的生活方式。

他不仅杜绝赌博、酗酒、嫖娼等不良习气，更严格约束自己不沾染烟草，远离女色。

汪精卫与陈璧君结为夫妻后，始终保持着婚姻的忠诚，未曾与其他女性有过任何纠葛，这一行为值得肯定。在两人相恋期间，汪精卫始终铭记自己的承诺，坚持在 “革命成功” 前不与陈璧君成婚。

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才履行诺言，正式与陈璧君缔结婚姻关系。

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时年只有 19 岁的汪精卫与朱执信（1885—1920）等人于 1902 年成立了 “群知学社”，旨在 “广阅西书，探求新知”，探索救国之道。

**1904 年，广州招考官费留日生，汪精卫被顺利录取。**同年秋，他赴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得益于大量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法律相关的著作的广泛阅读，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此，他在《自述》中如是写道：

吾乃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的 “君臣之道” 被抛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

用发展的眼光看，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为其日后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问什么刺杀摄政王？

**1905 年 7 月，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了同盟会章程。8 月，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

从这以后，他以 “精卫” 为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社论文章，与立宪派学人展开了激烈论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鉴于此，孙中山不仅对他青睐有加，还将其视为 “三民主义的代言人”。

需要指出的是，意图 “推翻现政权” 的暴力革命，从来就不是一个永远充满光明与激情且一蹴而就的事业。

面对起义屡战屡败的困局，汪精卫联合黄复生（1883—1948）等同盟会成员于 1910 年 1 月潜入北京，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

只不过，**银锭桥头的一根电线头让他们露出了破绽。**事情败露后，一行人等被捕入狱。在狱中，汪精卫不仅写下了痛斥清廷腐朽无能的 “千字供词”，还留下了十余首感怀杂诗。

在这些杂诗当中，当属《被逮口占》中的那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最为知名。

鉴于该诗气势雄浑，**甚至赢得了负责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高度赞赏。**得益于后者的斡旋，汪精卫等人并未被立刻执行死刑。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汪精卫等人要试图使用暗杀手段来改变政治局势？” 对此，学界给出了两个理由。

**首先，是汪精卫对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吸收。**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 · 德里克（1940—2017）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指出：

在 1902—1907 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

显然，汪精卫是这种 “无政府主义” 理论的忠实拥趸。

他不仅在《答覆蔡孑民、吴稚晖及李石曾之来信》中指出，“铭（汪精卫）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更在《致吴稚晖函》中直言，“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

其次，**可能与其内心深处的 “精卫情结” 有关。**对此，知名学者叶嘉莹在重点分析了汪精卫所做的诗词后认为：

汪精卫的生命中贯穿着一种精卫情结，这种情结催迫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

或许，汪精卫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的这段论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种 “精卫情节” 的内涵：

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 “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 “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一言概之，正值壮年的汪精卫不仅一直对流血牺牲的 “烈德” 有着热切期待，还梦想着自己的生命如同 “炬火熊熊” 一般“顷刻而尽”。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过分推崇自我牺牲的文化认识，固然可以让汪精卫取得极高的荣誉与社会地位，但也极大制约了他对政治生活的充分认识。

比如遇到棘手的政治难题时，**他除了不断 “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 以外，几乎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个志在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革命元老而言，这样的心态显然是非常幼稚的。

无政府主义者的挣扎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就任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他遵照孙中山的意愿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精卫不仅以 “自顾才力实不能胜” 为由坚决予以推辞，**并在 1912 年 8 月辞去一切政务，**携妻子陈璧君赴法留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汪精卫一再重申 “不做官”？**坦诚说，这里面固然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更多的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正如他在赴法之前留给孙中山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己只有社会上的虚名，对于现代政治和科学真理茫然无知。”

简单地说，**革命党人固然怀揣有充沛的爱国热忱，但普遍缺乏实际的政治实践经验。**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他们不仅很难有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误国误身、晚节不保。

更何况，西方的政党政治与议会制等政治理念，几乎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与可以依仗的政治力量。

鉴于此，汪精卫希望自己 “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用新知识来打造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淘汰旧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力矫凉薄风俗”。

**事实上，汪精卫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他抵达巴黎后，与无党派人士李石曾等人合力创办了《民德杂志》，主张 “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旨在 “借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改造国人思想。”

对于 “革命” 的内涵，汪精卫有着自己的认识：

改良政治的唯一手段是革命，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用 “感动的方法” 造成现有军事力量的倒戈。

其中，行使 “感动之法” 的关键在于造成舆论，因为军人亦犹是人耳，舆论所是从而是之，舆论所非从而非之；制造舆论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崇 “教育救国” 汪精卫，很快就与主张 “武力讨袁” 的革命党人产生了严重分歧。

原因很简单，鉴于 “中国外患方殷（剧烈）” 的惨淡现状，他认为“中国的政局必须维持稳定”。

因此，**他不仅反对孙中山领导的 “二次革命”，**更在知悉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章要求 “党员立誓服从孙中山，并盖指模为证” 以后，痛心疾首地表示：

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教育救国”毕竟成效过于缓慢，难以在短时间挽救民国 “大厦将倾” 的事实。

因此，汪精卫不仅对诸如撰文、筹款、印书等工作日趋厌倦，而且国内每当出现政治危机时，他总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果自己身在漩涡之中，或许可以补救一二”。

当然**，厌倦 “教育工作” 的另一个原因，也与期望相距甚远息息相关。**与《民报》相比，《民德》等杂志的影响力颇为有限，与前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对此，他不仅落寞地表示，“西方杂志正如一大戏台，各种角色已都齐备，铭于此间不过扮一小兵，遇得胜时则摇旗呐喊，败时则低头受戮而已，有何价值可以讨论？” 甚至觉得自己 “可羞、可笑、可哭、可叹、可恨、可鄙”。

1915 年 5 月，**北洋政府决定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 “二十一条”。**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一个月后，汪精卫回到上海，“所见所闻，伤心刺骨”。原因很简单：

教育虽是根本的救国之道，但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保持完全的独立。若亡国之后，教育的权力操于外人之手，虽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汪精卫懊恼自己 “淡出政治圈” 的选择，**后悔自己不应该加入 “无政府主义组织” 进德会，不应该宣布所谓的“六不原则”，更不该留学海外，痛感“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伴随着民国政治思潮更迭、政局变化和国民党自身的蓬勃发展，汪精卫对于政治本身以及 “如何参政”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1917 年，他主动参加了护法运动。

1919 年 11 月，他从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创办了《建设》杂志。1921 年，汪精卫就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等职务。次年，就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并全程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召开于 **1924 年 1 月的国民党 “一大” 会议上，**他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 11 月，他以孙中山秘书的身份入京。

此时的汪精卫愈发坚信，只有谋取到国家的最高权力，才能够大展宏图、施展抱负、改善国家颓势。至此，汪精卫正式开始了追逐最高权力的政客生涯。

三、“革命” 解释权的争夺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际共运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革命的内涵、目标与斗争方式，都有了全新的理解。

简单地说，**“革命” 不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是一场 “权力的游戏”，**是结合了政党、军队、群众、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斗争，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中心任务，以建立新政权为最终目标。

深谙此道的汪精卫，不仅频繁在公开场合将 “国民党改组” 与“唤起民众，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誉为“中国革命的两条光明大路”，还熟练掌握了社会动员与建构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技巧。

1925 年 2 月，他先后在上海的南洋、同文、文治等几所大学发表了题为 “政治与群众” 的专题演讲，并不断强调：

达到好政治的唯一途径，便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革命的方法。就在于唤起群众。

**在 “荣升” 为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汪精卫更以国民党 “左派” 领袖的身份，不断在各种演说场合宣传 “阶级”、“群众”、“帝国主义” 与“世界革命”等理念，深受各界的广泛追评。

对此，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们一度认为：“汪政府曾以保护农民运动而出名，汪精卫离开政权有利于一切反革命分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再宣传 “阶级”、“群众” 与“世界革命”的汪精卫，不仅对 “联共”政策心存疑虑，内心深处也是极端 “反共” 的。

孙中山曾在 1924 年 10 月致蒋介石的信中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胡）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据好友吴稚晖回忆，截止 1927 年 4 月，汪精卫依然说过 “苏俄不但把国民党当工具，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工具” 之类的话。

因此，汪精卫对于 “阶级”、“世界革命” 等概念的解释，与共产国际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就拿 “国民革命” 一词来说，汪精卫尽管将之解释为“各阶级民众共同的革命，是集合全民众的势力，向着一个目的进行，决不可使之分散”，但**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原因很简单，“中国国民党是联合民众来做国民革命的，要满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时也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

由此可见，汪精卫之所以呼吁和推崇 “联共”，本质上就是想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充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登上权力的最高宝座。

比如在 1925—1927 年间，他曾两次借助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力量，在权力争夺战中转危为安。

**1926 年 3 月 18 日，蒋介石炮制 “中山舰事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汪精卫沦为了最大输家，**不仅被迫引咎辞职，还狼狈地跑到法国 “休养生息”。

基于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扩大话语权的双重需要，在得到苏联方面的许可以后，共产国际联合盘踞在广东以及其他各地的 “反蒋” 地方实力派，联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迎汪复职” 的运动。

资料显示，这场运动先后波及到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部、各军党员代表大会、各界群众大会与湖北省总工会、武昌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民众团体，诸如 “促汪销假” 的通电铺天盖地而来**，一些社论文章甚至将之赞誉为 “今之完人” 和“党圣人”。**

**进入 1927 年以后，国民党内部已经呈现出了分裂之势。**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制约，汪精卫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蒋介石原来担任的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重要职务被取消，只保留了中执会常务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与中政会委员三个职务。

作为对比，彼时人在法国的汪精卫当选为中常委委员、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与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五项要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汪精卫于同年 4 月启程回国，**直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的驻地武汉。不过，他的无政府党友人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全都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那么问题来了，**汪精卫为何要坚持前往武汉呢？**对此，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他坚持国民党 “改组” 的精神与政策决不可牺牲，“联俄”的意义并非普通的国际关系，而在于接受苏俄的革命方法；

其次，既然有 “党”，就必须有 “党纪”，改组政策如欲更改，必须经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能由中监委和一班军人来操作；

第三，“民生主义是必须坚持” 的，“反共产” 的人将民生主义也一同抛弃了。

**4 月 12 日，蒋介石以 “清党” 为名，发动了“四一二事变”。**18 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他不仅抬出了以 “反共” 著称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还将武汉国民政府视为非法政权。作为对比，武汉方面称南京国民政府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

当然，也有学者在考证后认为，或许在回国以前，汪精卫已经提前与苏联方面 “打好了招呼”。

实际上**，即便到了 1927 年 6 月，**武汉国民政府已陷于严重危机之时，苏联方面依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

比如在斯大林于 6 月 24 日致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不仅提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的贷款要求，还在信中指出：

我想现在就可以从 1000 万项目下汇出 300—400 万，但 1500 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 1500 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 1500 万，他们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但在进入 7 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7 月初，共产国际严厉批评陈独秀右倾妥协并停止其在中共中央的职务，随后中共中央改组。13 日，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发表官方宣言：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两天后，汪精卫主持召开 “分共” 会议，**大肆攻击共产国际存在 “破坏国民党的巨大阴谋”。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由于在北伐徐州的战斗中遭遇惨败，**孤立无援的蒋介石于 8 月下野，**南京完全落入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很快，李宗仁等人联合致电武汉方面 “请中央迁宁（南京）”。

**8 月 17 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在会议上，汪精卫热情洋溢地表示：

从今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做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1927 年 9 月，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合并，史称 “宁汉合流”。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 “统一”，但内部的派系争斗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舒缓。

比如在 **11 月，**粤系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为了反对 “新桂系” 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公然发动了 “广州事变”。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打出了 “改造新广东” 与“拥护汪精卫”的旗号，**还向广大革命青年们呼吁：

汪先生是以高尚的人格、纯洁的情操、伟大的精神、广博的学问去从事革命的，是为农工之利益而斗争的。

汪先生由青年而至现在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的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动，是十二分值得我们革命青年效法而追随，汪先生定能领导我们去争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不过，“广州事变” 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其中，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夺回了最高权力，汪精卫再度被驱逐出了国民党的领导集体，只能狼狈地发表 “引退政界” 的声明，与妻子陈璧君前往法国。

可即便如此，人在法国的汪精卫，依然没有放弃对 “革命” 话语的争夺。

比如在 1928 年初，他的亲信陈公博来到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不仅大肆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腐化，还提出了 “恢复一大精神、改组国民党” 的主张。

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如何 “多预备些左派的革命理论和方案”，旨在 “重新杀回一条血路来”。

四、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汪精卫

“九一八” 事变的爆发，不仅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彻底扭转了汪精卫的人生轨迹。

蒋介石于 1931 年底下野以后，临危受命的他不仅完成了首次组阁，还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等职，并将原本的 “对日不抵抗，依赖国联” 的外交政策调整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在他看来，“盖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 实际上，在 1932 年第一次淞沪抗战中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就是带有 “亲汪” 倾向的粤军。

1933 年 1 月，由汪精卫主办的《南华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号召对日主战的文章，里面如是写道：

国际对于暴日之制裁，绝不可恃；而暴日侵我之野心，无有已时；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长期抵抗，再没有第二条路！

我们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张，实行民族自卫战而外，还有什么踌躇的余地呢？不用踌躇，不用忧虑，战是我们唯一出路，要从战争中，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前途！

不过话说回来，在同年 4 月致胡适的一封书信当中，汪精卫对中日战争的前景表达出了较为悲观的态度：

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为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

在致胡适的另一封发送于 11 月份的信中，他更为悲观地表示：

如今的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能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其结局就是，除了化作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一言概之，汪精卫认为，南京国民政府 “只能对日妥协折冲，以换取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发展经济，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复兴之基础。”

1934 年 5 月 8 日，时任驻英公使的郭泰祺向汪精卫提出了 “联俄制日” 的主张。不过，后者的态度颇为冷淡。

原因很简单，“即使美俄建交，中国的外交重点仍应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而非中俄关系。”

在 1935 年 5—6 月间，日本以 “两名亲日媒体人被暗杀” 和“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为由，再度向南京国民政府再度发难。

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中日两国于 7 月签订《何梅协定》。很快，监察院对汪精卫提出了弹劾，**汪精卫一度主动 “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但被蒋介石给拦了下来。

不久，汪精卫密令时任驻日大使蒋作宾（1884—1942）前往东京，调查日方的真实对华方针。在观察了两个月后，蒋作宾于 10 月底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立于同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蒋作宾发出最后一份密电的次日，**即 11 月 1 日，汪精卫就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的留影仪式上遇刺，造成重伤。**不久，他主动辞去了行政院长与外交部长的职务，并在次年 2 月前往欧洲疗养。

1936 年 12 月，跟随他一同辞职的前外交部次长唐有壬遇刺身亡。于是，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担任外交部长。至此，由汪精卫主导的 “亲日外交” 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汪精卫的崩溃之路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 7 月 15—20 日之间，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派代表与社会名流举行谈话会。其中，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他认为：

国民政府的立场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一旦战争既开，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23 日，汪精卫向时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递交了一份 “谈话” 文稿，**请其交至中央通讯社发表。概括而言，该文要点如下：

首先，“蒋委员长在谈话会所发表之意见，深切著明，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惟有深体此意，认定今日已濒最后关头，过此一步，即须将数年以来之忍耐、及忍耐期间所积累完全用尽，以保持国家民族之生命及人格。”

其次，“1935 年 6 月中日因华北事变所达成的协定，其精神在避免冲突，日方不再进兵，我方亦自动的将一部分军队后撤，俾平津不至糜烂，且不至为沈阳之续，而绝非放弃领土主权”。

第三，“日方屡次无故进兵，且在卢沟桥开衅，并陆续进兵不已，将当时的谈判精神破坏无余，安能责怪中国进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提出了 “备战、应战、不求战、不避战” 的主张。不过，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二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态度。

比如一直有着 “反苏” 倾向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 “共同防共” 主张，**还在 1932 年 12 月与苏联签订了恢复邦交的协议。

作为对比，汪精卫在 8 月 3 日的讲话中居然如是说道：

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了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中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战必亡国。

对此，有学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会与汪精卫分道扬镳，**本质上就是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逐渐向媚日亲日蜕变的汪精卫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反映。”

**第二次淞沪抗战失利后，求和的声音迅速扩大。**其中，不仅汪精卫、何应钦与孔祥熙等人极力主和，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无奈地表示，“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1937 年 12 月 16 日，汪精卫甚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了 “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 的主张。但在蒋介石看来，“时至今日，求和已不可能”。此后，他还尝试过由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截至 1938 年 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广州与武汉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再加上援助物资遭到封锁，国际局势暧昧不明，国统区的官僚和奸商狼狈为奸、大发国难财，嫣然一派亡国景象。

此情此景**，进一步加重了汪精卫的悲观情绪。**他在《自述》中指出：

中国军备之落后，国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战；国民党内部之腐败，亦不足以立国。战争持续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民穷财尽，农村破产，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中，最终沦为殖民地，绝无复兴的可能。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元气。

伴随着武汉会战的告一段落，**日本的对华态度出现了缓和迹象。**进入 11 月以后，日本政府再度发出了诱降声明。

在 “抗战亡国论” 的错误判断下，“偏安” 成为了心态日趋崩溃的汪精卫的一个基本政治诉求。他甚至认为：

“主战派” 之所以坚持抗战到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就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英美之所以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就是希望中日长久作战，将自身的实力消耗殆尽，然后把整个东亚变成英美的殖民地。

中日两国真正的利益在于停止战争，站在平等的地位开展合作，形成一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不但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

从东亚和平的大局着眼，以理性的思考，长远的眼光，明白两国 “和则共存，战则两伤” 的道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汪精卫秘密派遣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展开了秘密谈判，**双方约定：

第一，在中国承认 “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 撤军。

第二，汪精卫需主动离开重庆，在抵达昆明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作为交换，日本政府将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

第三，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

1938 年 12 月 18 日，在日本人的暗中保护下，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抵达越南河内后，于 29 日公开发表降敌 “艳电”。

汪精卫抵达河内后，友人吴稚晖特意写信劝其迷途知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

不过话说回来，汪精卫依然不为所动。次年 4 月，他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潜入上海。

汪精卫计划召集党内的亲日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根据他的预期，只要自己振臂一呼，与自己颇有渊源的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云南的龙云以及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健乃至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都会纷纷予以响应。

这样，自己不仅可以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的地区组建一个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政府，还拥有了 “独立的军队”。

讽刺的是，他不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举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更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

现实情况是，在他逃出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

不仅如此，一直被视为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至此，汪精卫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耗尽了毕生的政治资本。

一言概之，面对中华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汪精卫主动接受日本人提出的诱降条件，幻想 “以媾和来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落下了万夫所指、身败名裂的下场。

六、惨淡的收场

到此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深切地意识到，**“日本就是想彻底灭亡中国”。**可即便如此，汪精卫依然坚持主张 “对日媾和”。

为了充分阐述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发表于 1939 年 9 月的一篇社论文章《论和战》中如是解释道：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的更高。

坚持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1939 年 11 月，汪精卫方面与日本政府在上海展开了秘密谈判。**其中，日方将拟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交予汪方代表，要求 “逐条讨论”。

进入 12 月以后，谈判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汪方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 对此，后者倒也十分坦诚：“截至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会谈结束后，**陈公博立刻将此话报告给了汪精卫，希望他慎重考虑。**对此，汪精卫忿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12 月 30 日，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秘密谅解事项》。据说，汪精卫在正式签字以前，极为悲愤地表示：“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

几天后，负责谈判的高宗武与陶希圣逃到香港，**并联名在 22 日发行的《大公报》上刊登了《致香港〈大公报〉信》，**详细披露了双方谈判与签订密约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同步了《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含附件）》的原文。

**文章一经刊载，举国一片哗然。**24 日，汪精卫发表谈话，不仅公开否认此事，还声称 “高、陶两人所发表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解释已经毫无意义了。

在日本的筹划下，汪精卫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任政府代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等职，原则拥有了原则上隶属于自己的行政、军队、外交等领导班子。

坦诚说，对于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长期从事 “革命事业” 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而言，“做汉奸” 是一件非常纠结与痛苦的事情。

据说，“他经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桌上散置的公文抛在地上，或用双手猛抓自己的头发，对身边的人发火”。

**1944 年 11 月 10 日，时年 61 岁的他在新愁旧痛中亡命日本。**11 月 23 日，遵其遗愿将之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抗战胜利后，南京各界要求铲除汪精卫墓。1946 年 1 月 21 日，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棺木与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汪精卫会在职业生涯的晚年走上了一条 “做汉奸” 的不归路？

对此，知名学者傅斯年曾于 1940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的文章，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汪精卫是一个上有严父、继之有严兄、自幼受 “女儿式教育” 的大家庭当中的一个庶子。他与无知狂妄、既要学人又恐不如人的日本官僚集团共享了一种庶子情结。

他们具备聪慧的头脑但无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欲望但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这种卑怯感，一激而为权力欲，再激而为领袖狂。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不否认汪精卫身上曾经存在的革命热忱以及所谓的 “士大夫精神”。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其个人能力、能力、胸襟、性格等层面的客观局限性，他根本无力承担 “挽救中国于危难之间” 的重大责任。

原因很简单，**“谈爱国”与 “救国” 和“治国”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汪精卫真正投身到以实力相较量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其阶级本性与性格中的种种弱点被无限放大了出来。

面对翻云覆雨的局势变幻，他无法把持自我与辨识方向，最终选择了一条被万人唾骂的歧路，最终被历史所无情抛弃。

号称不贪财、不好色的汪精卫，为什么晚年会心甘情愿当汉奸？

知乎用户 精神雅利安认证处 发表

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保持大国腚力继续搞孤立主义，或者甚至说是直接加入轴心，那现在就是汪桑的后人拍金门海战教华独不要以武拒统，在哪个国爱哪个国。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身在历史的漩涡中，谁能确定自己拿的是施琅的剧本，还是汪精卫的剧本呢？

知乎用户 進擊的炳叔 发表

猫和狗都是人类饲养的宠物，但是路上被汽车轧死的绝大多数都是猫。

具体原因跟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只看现象：狗过马路前会等待，会分析，车多的时候狗不往前走；猫不一样，猫过马路时会字面意义上的炸毛，会本能的到处乱窜，这一秒的动作只取决于上一秒的判断……

汪精卫一辈子的行事逻辑很像一只过马路的猫：一遇到事儿就受惊、炸毛，然后本能的处乱窜。

问他为什么当汉奸都有点儿多余：这人的性格特点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应激反应，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下一秒自己会窜到哪里。

汪年轻时的高光时刻是刺杀摄政王，所谓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帅吧，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前筹款演讲的时候别人质疑他，他就受不了了，就去刺杀摄政王……

4·12 后，四月中下旬汪精卫还在高呼 “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 等口号，蒋介石经济封锁 + 斯大林方面的政治压力一来，五月份汪就开始指责 “农民运动过火”；六月份解除苏联顾问职务，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七月分共就已经“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了。

9·18 之后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要求张学良在热河抗战，张学良不听命令，汪受不了了，然后通电下野，在蒋介石斡旋下复职，从此全国人民看汪精卫就像看小丑。

无论是老广帮还是改组派，张发奎、顾孟余这些人都是真心想以汪精卫为旗帜，和老蒋掰头一下的，但他这个大哥是在撑不起来。从宁汉合流到抗战全面爆发，汪精卫做事永远遵循这个逻辑：遇到事——撑不住——办砸——受不了——通电下野往欧洲跑……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改革为 “总裁” 制（毕竟为了打仗嘛），老蒋为了 “统战” 才和汪绑到一块儿共同 “参选”，客观上此时的汪精卫已经需要老蒋给他“抬咖” 了。

说到汪精卫叛变这件事上来，历史教科书上就一个 “卖国求荣”。

这四个字说实话都有点儿抬举他了，搞得好像他主动当一个坏人一样，实际上他还是那只马路的猫——遇到事儿就乱窜，窜着窜着就成汉奸了。

首先了解一个不冷不热的知识：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但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是 1941 年 12 月 9 日（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抗战必胜了，老蒋这个窝囊废才敢彻底掀桌子）。

中间的这四年半实质上两国是一种战而不宣的状态。

没宣战，那么两国就有外交官处理公对公事务。

在 1938 年 11 月下旬，中国的外交官高宗武和梅思平（可能是受汪精卫指派），与土肥圆贤二进行谈判，谈出了一个《重光堂协定》，这个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伪满洲国” 独立、改组民国政府、日本两年内撤军……

其中改组国民政府这事儿可就太吸引汪精卫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协议执行，蒋介石下台自己就名正言顺的接任。另一方面，日本撤军自己作为一把手 “名正言顺” 的接管日占区……

计划很好，干这一票！

汪精卫直接坐飞机去云南，跟当地军阀龙云聊这个是，结果龙云不鸟他，他就吓坏了，不敢回重庆，一出溜窜到越南河内。

在河内等日本人的消息，啥都没等来，只等来 “近卫三原则”（本质上重光堂协定在日本也说服不了任何人），蒋介石这边各路情报已经收集齐，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一说一，这时候蒋介石是冷静的：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汪精卫是去越南治病，同时严厉禁止所有新闻机构发表不利于汪精卫的言论；给龙云下了死命令保密；同时尽最大努力挽留汪精卫，给出的条件包括：不要公开发表投降言论、不要与重庆断联系、不要去香港、可以去欧洲，那以后就还是同志……

此刻在河内的汪精卫当汉奸的胆子是没有的，但反对蒋介石的胆子有，而且很大。自己跑到河内来总得有个说法，对汪精卫或者说民国政府内部各派系大佬而言，“反蒋” 永远是一张可以打的牌，就在 1938 年 12 月 29 日发表了著名的 “艳电”。

只看 “艳电” 的内容，其实只是主张国民政府以近卫三原则为基础与日本谈判，同时反共。

但是，1937、1938 年的中国已经不是 9·18 时期的中国了，艰苦的抗战已经从上到下深彻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在这场亡国灭种之战中，主和 = 投降 = 找死，很简单的道理汪精卫就是不明白。

艳电一发布，全国的谴责如山呼海啸，直接吓蒙了汪精卫。国民党紧急召开中常会，全票通过永久开除汪精卫党籍，连张发奎这种老广帮的铁盘都和汪精卫一刀两断了。

这时候汪精卫是打算认命的，政治生命结束，准备去欧洲了此残生，结果还没买票。结果自己的秘书兼好友在河内被军统的人干掉了。

汪精卫一辈子身居高位，不会买票，去不了欧洲了，同时自己的秘书兼好友被杀，火气上来，又双叒叕应激了，自此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知乎用户 长生无极 发表

因为洪承畴已经成功过一次了，顺治入关，也搞屠杀，大明也丢了都城，后面也迁都了。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QbPsMB 发表

对于依附任何外国势力发展起来的政治组织，只要是最后输了你肯定是汉奸国贼没跑了。

唯一不可能是汉奸的，是像义和团这种纯本土组织

哪怕是义和团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外国背景，还是专门反外国的，绝对没有人说他们是汉奸。

知乎用户 骞银魁 发表

虽然我知道日本皇族不愿意测 DNA 是因为怕自己朝鲜人的身份暴露，但结合一下洪学理论，是不是因为怕测出兆铭的种。

知乎用户 神佛 发表

在正常人的观念里，评判汪精卫是不是汉奸，在于他有没有出卖民族。

在直立人的观念里，王伪是汉奸的唯一原因，是日本没赢，成王败寇。

在正常人的观念里，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是因为这是针对我族彻底的反人类行为。

在直立人的观念里，批判日军的唯一原因，是日本没赢，成王败寇。

直立人自己指责倭寇反战败不反战，却没照过镜子。

按照直立人的逻辑，那汪精卫确实是千古奇冤。

知乎用户 之乎者也 发表

你把民国比作巴勒斯坦，日本比作以色列。

蒋介石集团比作哈马斯，汪精卫集团比作阿巴斯集团。

你就很好理解了。

现在的哈马斯集团被以色列天天屠杀，哈马斯集团边抵抗边逃亡。当年的蒋介石集团也是被撵的到处跑，从南京撵到了重庆。以色列的目的是消灭哈马斯，侵占加沙，日本当年的目的也是消灭国民政府，侵占中国。

当年的汪精卫政府呢，和现在的阿巴斯政府类似，但是超过阿巴斯政府。阿巴斯政府只是不提倡和以色列开战，当年的汪精卫政府可是倒向日本政府的！

现在的台蛙子看到加沙人民被屠杀，天天的喊支持以色列，他们这不就是汪精卫之流么？！我严重怀疑 50 年的日本殖民已经给台湾人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知乎用户 蓝猫 发表

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也是汉奸

在汪精卫走向汉奸这条路上主动参与，推波助澜，多次要求曲线救国

知乎用户 眼齿鸟 1991​​ 发表

汪精卫是一个自以为政治家的文人，根本担不起拯救时局的重担。可惜他认识不到这一点，沿着自以为正确其实错到离谱的道路，越走越远。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知乎用户 阿伊努 发表

因为他们真的打心底认可日本人

知乎用户 钟文​ 发表

知乎用户 西铁城 发表

汉奸是结论不是过程。

知乎用户 朋朋朋 发表

从他喜欢搞刺杀这套，他这人只喜欢搞速胜论，速胜不了就一转速败了

知乎用户 全职的消防工程师 发表

任何朝代，都有鹰派和鸽派。

任何国家，也都有鹰派和鸽派。

从民族存亡的角度来看，鸽派的行为能理解。

毕竟打不赢，被全部屠杀灭族，还不如等等看，然后未来再反水。

元朝时候的汉人就是这样想的。

也最终反元成功了。

清朝统治 200 多年，最终也是被姓孙的给掘了。（不知道和，明末孙传庭有没有关系）

汪的锅，不冤，因为你错误的评判了大势，如果你真的成功了，兔子加入了脚盆鸡，然后二战后一起被鹰酱和毛熊清算？（虽然那个时候局势非常的差，半个兔子都没了）

国就真的不国了。(绝对没有现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了）

从这点看，蒋就是功大于过的。

知乎用户 老实人 发表

2018 年还有人在微博和知乎呼吁这是向西方投降最好的一年，更不要谈当年。

说白了国人自从甲午战争后，民族自信心被彻底打碎了，面对日本都觉得不可战胜，更何况是西方大国？

所以国民党的那些将军一听要和美国打仗都觉得你国要完，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整个民国的社会共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汪精卫当汉奸并不奇怪，他压根就没觉得中国人能胜利，汪伪政权里不少人也是在日本和美国宣战后才给自己留后路的，作为政治投机者，投降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知乎用户 cockk 发表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出《论持久战》这种文章，汪精卫就是典型的认为日本不可战胜的代表人物。

知乎用户 米饭 发表

对内斗不过老蒋，对外又觉得中国斗不过小日子。

自己一个革命元老，却要给老蒋当小弟，这窝囊气怎么咽得下去。

既然中国铁定干不过小日子，那不如提前投降，等小日子打败中国，自己不是又能以胜利者姿态回来凌辱老蒋。“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知乎用户 初夏 发表

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成了汪精卫

知乎用户 何玉书 发表

越南一槍意氣用事，領袖慾，救國欲，誤判日本軍部，誤判國際形勢，騎虎難下。

知乎用户 顽皮客 发表

剖析古人的思维活动与行为逻辑，显然不应该动辄引用上帝视角。

1940 年末的世界，法国投降，英国风雨飘摇，美国光荣孤立，苏与德日 “和解”。国府先后丢失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枢纽重镇，东南沿海通道被封锁，外援濒临断绝，举目可谓胜利无望。

汪某跳车，于情于理，有源可循。

历史的假设，如果不是因为 1941 年日军膨胀昏头 “入驻” 印度支那触发“航行自由” 事件，引发英美石油禁运并政治逼迫日军退还被侵中国国土，所谓 S2 的东方 dlc 有一定概率永远不会启动。

知乎用户 走四方 发表

雍正王朝有个故事，佟国维让隆科多去当牢头，烧 13 的冷灶，相当于在老八和老四两头下注。

民国时代，大部分革命的都是在日本学习归来的。国民党内部从军队到高官基本都是。

可见当时日本在他们的心中形象和现在老美在润人心中的形象一样。

万幸毛主席带领我们打赢了小日子又干赢了老美，所以汪就是不归路。

知乎用户 马克斯冯布吕宁 发表

汪兆铭从中山舰事件，到宁汉合流，再到后面当汉奸，其实归根结底是汪在政治上极其幼稚。

知乎用户 汤汤 - DM 发表

纵观中国史，老汪在这个赛道上几乎都可以坐首席，可现在感觉他坐首排的资格都存疑？

（看到汪精卫三字有感，并非写回答）

知乎用户 向阳 发表

因为汪精卫想当洪承畴，且他没有想到教员那么猛。

这就很正常，蒋介石想不到，美国苏联也没想到，教员会那么厉害。

当然事实上他不止这一点算错了，他连国际形势也错判了。美国和苏联是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的，即使只吞东北三省和朝鲜也不行。

东三省加日本朝鲜就是东亚霸主国的雏形了。苏联绝对不干，美国也不会愿意。所以苏美一定会支持中国和日本对抗。且苏联和美国想中国赢，但赢之后的中国至少得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这样更符合苏美的利益。

但教员太猛了，抓住了窗口期直接统一了极多数地区。综合来看，汪精卫差蒋介石一个段位，蒋介石差教员也是一个段位。

国共内战说起来也简单，中国旧社会既得利益者大都站国民党那一边，中国大多数工农站共产党这一边。但国民党逆天就逆天在，他连既得利益者都团结不好，国民党治下除了极少部分寡头买办，其他既得利益者也很惨，国民党核心既得利益者，已经有点演变成清妖八旗的样子了。

知乎用户 无她 发表

无论靠谁，穷人都改变不了消亡的命运。

知乎用户 小看山 YYDS 发表

不就是学习洪承畴吴三桂施琅嘛？只可惜日本失败了，按照团劫壬的说法成王败寇，只能当汉奸了

知乎用户 山野闲人​ 发表

汪精卫的失败在于资质平庸，根本不是领袖之才却觊觎领袖之位，孙中山活着他一直是左膀右臂，孙中山死后遗嘱都是他代笔的，这样的资历，国民党内居然没有人拥护，美国人苏联人也看不上他，看看教员老蒋什么起点，说明他根本不搞政治的料，但他偏偏不愿意面对现实，宁愿投敌也不放弃继续做领袖梦

知乎用户 jojo 蝶蝶 发表

他觉得被日本殖民是文明化的一种方式，比明末接受满清统治的人要更高端！

只是没料到美国参战

知乎用户 lys 发表

想学洪承畴，但是日本不是满清。

知乎用户 微信用户 发表

汉奸对于汪精卫可不是不归路，正相反，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条飞黄腾达的路，只是他属实没想到这日本人啊，比狗都不讲理

而自己那套打肿脸充胖子的理论，在中国人民的怒火下，也不过是一纸荒唐而已

知乎用户 云知光​ 发表

要不是老美你觉得光头能赢？投降能避免更多杀戮，更何况日本那点儿人根本管不过来，结局就是扶持汪精卫做代理人，在这片土地上让外族统治的时间多了去了，日本不会是最后一个

知乎用户 一叶浮沉 发表

他认为中国赢不了，所以投了。那个时候很多人和他一样，伪军都比侵华日军都多。

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中国内部一盘散沙，我们真的能打赢日本吗？

再想想满清为什么能入关？

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 “落后就要挨打、勿复南明旧事”。

知乎用户 路班 发表

如果选苏的输了

你觉得评价和今天的汪区别大不大

选苏选日选美

哪一个赢了 剩下两个评价一样

知乎用户 乡窝宁 发表

可以参照彼时法国的贝当政府，彼时的法国人怎么看它？现在乃至以后的法国人会怎么看他…

知乎用户 我没有石头 发表

因为他能力太差，连蒋介石都斗不过，国民党内无他容身之地

知乎用户 木木 123 发表

你为什么就一定认为他们是汉奸，而不是日韩满装的中国人呢？

知乎用户 美国白菜 发表

我敢说有些人连汪精卫为什么是汉奸都没搞明白，包括这个问题下的部分答主也没搞明白。只知道人云亦云。

什么投敌，当敌人的官，帮敌人维持次序，帮敌人稳定民心，巴拉巴拉…… 所以汪精卫是汉奸。

这个理由把它定性为汉奸是不是感觉有点虚？

沦陷区的人就不是同胞了吗？沦陷区的同胞就不需要有人牵头维持次序了吗？沦陷区的同胞就不需要有一个人牵头主持庶务的行政团队了吗？沦陷区的孩子就不需要有人牵头组建教师队伍去教导培养了吗？

北京沦陷后，学校师生都搬迁了，等光复后，傅斯年批斗周作人他们这些留下来教育下一代没逃走的孩子，骂周作人他们是汉奸。请问没能力逃走的同胞孩子就没资格学习知识了吗？？

留下来的人为同胞做些事，对日本人虚与委蛇，或者必要的时候恭敬日本人，甚至为了维持大部分同胞的安全次序而不可避免的损害到抵抗者的利益，就定义这种人为汉奸，是不是过于残忍了？

好吧，我说结论，为什么汪精卫是汉奸，是怎么个逻辑？

韦伯有说过：信念伦理，责任伦理，这么一个概念。作为政治人物，特别像汪精卫这种当时民望顶尖的政治领袖，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后果需要完全负责。不是说因为信念、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沦陷区的同胞而委身与日本人合作就能豁免因此事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

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会给其他牛鬼蛇神解锁，去配合日本人做坏事而没有心理负担，形成破窗效应，这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一言以蔽之，汪精卫作为名流、政治领袖，起的头太坏，以责任伦理来说，其他牛鬼蛇神立场不坚定、投靠日本人、配合日本人做坏事，汪精卫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他是汉奸。

现在偶有为他寻找洗地之可能性的，也都是从信念伦理来着手，简言之：出发点或许是好的；或，其他势力政治斗争的需要。但问题是，出发点再好，破坏力太大，洗不了。

也有人说：如果为汪精卫洗地就是立场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其实与评论者的立场、思想无关，从两国（此处补充下：政权相争）相争的政治责任伦理来说，他就是汉奸。或许，可以从信念伦理角度给一个无奈惋惜、同情。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纵观汪精卫一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应该没什么大偏差。回归问题：理想主义、无畏（嗯，形容负面人物或者平常人只能用 “无畏”；如果改天形容正向人物就用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舍身成仁”，反正他自己已经说了引刀成一块）的汪精卫这个内核、及复杂的政治局势使他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

说点题外话，理想主义者以好的出发点、或自认为好的出发点，行为举止却造成破坏性损害影响，这是每个国家民族、每个人都要审慎对待和检讨的。

伟大的理想往往伴随着伟大的领袖，伟大领袖往往伴随着伟大灾难；君不见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吗？

知乎用户 知行合一者​ 发表

谢邀。

每当谈及汪精卫，我总会想起他年轻时写下的那句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那时的他，是刺杀清摄政王的革命义士，是万千追随者心中的偶像，浑身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然而，历史最终给他刻下的，却是 “汉奸” 二字。

从一个不负少年头的英雄，到一个万人唾弃的国贼，这中间的鸿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填满的。这不是一念之差的失足，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由性格、野心、怯懦与见识共同导演的悲剧。

一、早期的 “亲日” 情结：一粒埋藏已久的种子

要理解汪精卫，必须先理解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 “日本观”。

在清末民初，日本是许多中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眼中的 “老师” 和“跳板”。它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击败了庞大的沙俄，这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希望。汪精卫早年在日本留学，深受这种思潮影响，属于国民党内典型的“知日派”。

这种 “知日”，让他对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抱有一定程度的亲近感，也让他对日本的国力有着远超常人的、近乎恐惧的认知。这与许多在国内成长、对日本只有国仇家恨的军政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早期的亲近感，并非通敌的直接原因，但它像一粒种子，在汪精卫的潜意识里埋下。 当日后 “战” 与“和”的天平需要抉择时，这粒种子，让他比旁人更容易滑向 “和” 的那一端，也让他对日本所谓的 “共存共荣”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权力的失落：一个 “第二名” 的执念

汪精卫的一生，在政治上，几乎总是在扮演 “第二名” 的角色。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他是最得力的助手和最被看好的接班人之一。但孙中山逝世后，在与手握军权的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他屡屡落于下风。汪精卫有声望、有口才、有资历，但他没有 “枪杆子”。

这种长期的政治失意，让他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怨愤。他渴望成为那个站在权力之巅、主导国家命运的人，但现实一次次将他边缘化。当在 “抗日” 这条主赛道上无法成为领袖时，他便动了 “另辟蹊径” 的念头。

“和平运动”，就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后一个赌注。他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与日本媾和，建立一个由他主导的政府，从而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完成对蒋介石的 “超越”。殊不知，这条所谓的 “捷径”，通往的正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所谓的 “曲线救国”，最终成了他个人政治野心的遮羞布。

三、思想的悲观：被 “亡国论” 压垮的脊梁

如果说政治失意是动机，那么思想上的极度悲观，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战初期，中日国力差距悬殊，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淞沪会战、南京失守，中国的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内部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悲观情绪，“亡国论” 甚嚣尘上。

汪精卫就是这股 “亡国论” 的核心人物。他与他周围的 “低调俱乐部” 成员，通过计算中日两国的钢铁产量、飞机数量、工业能力，得出了一个冰冷的结论：中国必败，再打下去只会亡国灭种。

他缺乏毛泽东《论持久战》那般穿越迷雾、洞见未来的战略远见，也缺乏蒋介石那般 “纵使战到一兵一卒，也绝不投降” 的政治决心。他的所有判断，都局限于眼前可见的、冰冷的物质对比。

当一个人从心底里认定一场战争必败时，他所有的行为，都会围绕着 “如何体面地结束战争” 来展开。 “和平”，就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般的选项。

四、性格的悲剧：优柔寡断与耳根子软

最后，也最致命的，是他的性格。

汪精卫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政客，他有才情，却无决断；有魅力，却无坚骨。他一生优柔寡断，极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在他最终决定投敌的过程中，他的妻子陈璧君和亲信周佛海等人，起到了关键的、推波_澜的作用。陈璧君性格刚烈，野心勃勃，不断地在他耳边吹风，强化他的悲观情绪，鼓动他的政治野心。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辗转反侧的深夜里，一边是前线传来的绝望战报，一边是党内斗争的失意苦闷，再加上身边最亲近的人以 “救国救民” 为名的怂恿…… 一个信念本就不够坚定的人，最终被这些合力推下了悬崖。

性格，终究是一个人的命运。 汪精卫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的现实、巨大的诱惑和自身的软弱面前，信念彻底崩塌的悲剧。

历史最终证明，他的所有 “理论” 和“判断”，都错得离谱。他想 “救国”，却成了最大的国贼；他想“和平”，却成了侵略者的帮凶。那句“不负少年头” 的豪言壮语，最终被他自己，以最不堪的方式，彻底背叛。

知乎用户 浪七 发表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太不利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实在渺茫。我们现在当然可以事后诸葛亮地嘲讽汪政权的要员 “目光短浅看不清大局”，但是扪心自问今天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在四年前就精准预测到了俄乌冲突的结局呢？至于其他回答提到的所谓“文人思维”，在社会摸爬滚打的职场老油条嘲讽兆铭“优柔寡断” 就罢了，从小到大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 “做题家” 也跟着凑热闹何必呢？

说句在海峡两岸都政治不正确的实话，汪政权并不完全是日本的提线木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也在和平抗战。

汪周等对于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后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伊藤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后，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

如果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反抗不具备现实意义，那么下面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实质性的斗争。

关于汪政权叁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曰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 和平军” 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 要微集壮丁，训练叁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叁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叁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 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 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注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送的一个小小” 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 “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 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 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 中储券” 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 丙、微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

退一万步讲，哪怕你们把以上内容全部视为 “汉奸的自我开脱”，张发奎对汪政权要员的评价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省政府的抱怨与抨击，也没有广州市民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在广州的伪府大员一伪广东省长褚民谊，陈璧君的弟弟、伪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耀祖等人我都认识，陈璧君在广州是幸运的一她在广州度过的日子比在南京多。她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据我观察，陈公博、周佛海一这些人我都认识一一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陈公博面对日本人时十分敢言; 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 1946 年 3 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实际上抗战时期重庆和延安都在和东京接触，地方实力派也没有把抗日作为唯一任务，我个人认为中文互联网所谓 “多面下注” 的说法不成立。

**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 xxx 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 xxx 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老四和老八。日军和老四实行交换物资了。老四首领 ** 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xxx 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承陆相通知，小矶内阁将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遺军总司令官，故派今井副长、川本副长（上海陆军部长)、延原参谋等为主任，首先开辟了对重庆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 (殷同，后为汪时環) 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 又开辟三条无线电联络线, 联络相当频繁, 但是, 双方意见完全对立, 无所收获。所以如此, 盖因 1943 年 11 月 23 日~ 26 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 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 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

上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在评论区提到了陶希圣和高宗武，然而他们跳反恐怕不是因为什么 “民族大义”，他们在跳反之前对老蒋的攻击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 “中宣部长” 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悬社印行之 “周佛海日记” 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污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精采百倍。

最后让我们脑洞大开一下，如果日本投降的不那么快，汪政权在美军登陆时抢在重庆和延安之前缴了日军的械，中国的历史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世界中胡兰成真的尝试过抗拒接收。

胜利时的确有像清晨的空气，但是清晨亦随即要有人事，我不信重庆的人回来会做事眼明手快。抗战胜利是天意，他们却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眼见天意又将离他们而去，我正可以平视他们。现在他们稳住南京政府的官吏，如湖北省主席叶蓬亦被发表为第七路军司令，要他维持鄂赣湘秩序，听候接收，但明明是埋伏着杀机。匹夫不可欺，我倒要与他们别别苗头。我遂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趁叶蓬尚在南京，连夜把他的特务营缴械，一时李太平师汪步青师皆来归，连同各县保安队，拥兵数万，拒绝接收。

站在现在的角度讲汪政权抗拒接收并非完全无法理喻，因为抗战胜利后的劫收对沦陷区平民来说本身就是灾难。

我先谈接收的事情，这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首先是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当我成立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有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和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来，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无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 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再行移交于海军部的接收员; 有国营性的生产工业，就须再移交经济部的接收人员。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其中损失和舞弊情事，就不难想象了。其次则物资之分类又没有详确规定，如通讯器材，究竟属于军政部，抑属于交通部? 军用的化学工厂，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经济部? 凡此均引起了接收工作不少的纠纷。接收委员会最初虽有一个概要的规定，但因中央各部门的步骤紊乱，竟无法顺利进行其工作。这些都是当时行政院应该负的责任。

声明：我从来都不是文明冲突论的信徒，更不会相信 “大东亚共荣”/“东亚携手反抗白人” 之类的屁话，你们没必要看了我的回答就骂我“精日”。另外说句公道话，之前看到有人说“汪精卫比现在的反贼强因为他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没有恶意”，这一点我深表赞同，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现在的海外反贼（特别是公子沈之流）都离汪陈的水准相去甚远。

知乎用户 二十一画生 发表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905 年，二十二岁的汪兆铭在《民报》上挥毫泼墨，激扬文字，文采让孙中山都击节赞叹。

说实话，如果汪在那个时候就死了，他在教科书上的地位不会比谭嗣同低。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那么，为什么他会走向汉奸这一条不归路呢？

政治斗争的第一因素

汪兆铭和蒋介石的角力，从来不只是个人恩怨，更是两种政治路线的较量。汪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着国民党内那些更倾向 “文人政治” 和“宪政道路”的较激进派系，而蒋则是武人干政，靠枪杆子搞训政。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文人，在一个枪决定权的时代，偏偏对最高权力有着执念。这种执念，成了他最大的心魔。

政治斗争这一块，汪是绝对搞不过蒋的。

1925 年廖仲恺遇刺案爆发，廖仲恺何许人也？与汪兆铭齐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这对汪来说是天赐良机。

他借着处理廖案，联合苏联顾问，勾结蒋中正，一举逼走胡汉民，架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达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集党政 “军” 大权于一身。

当然这个军必须打个引号，军队仍然牢牢把握在老蒋手中，蒋校长借此清除了最大的军中对手，巩固并极大扩张了黄埔系的实权。

到这里，谁赢谁输或许还没有很明确，然而到了对峙的下一回合，胜负基本就分出来了。

1926 年 3 月，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寓所，扣押海军局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汪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居然事先毫不知情。他想调动军队制约蒋介石时，发现自己根本指挥不动任何一支部队。苏联顾问古比雪夫也建议他妥协。

蒋这一拳，既是为后面的反革命铺垫，打给共产党看，也是打给汪看的。

这件事直接导致汪负气出走，称病出国。这一点来看，大家就看出来了吧。老蒋说 “养病”“下野”，那都是耍的手段，不是想退出政治场。汪兆铭称病，那是真的在外面休息去了，跑到法国寄情山水，写写诗词，国内事一概不管。

中山舰事件后汪的出走，后果是灾难性的。他这一走，等于是把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位置和整个中央党部的法理权威，空了出来。

蒋介石自然毫不客气地接手了他留下的权力真空，通过《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排挤中共，并将国民党大权日益收拢手中。

从此，老蒋上位，国民党内再无一人能在法理和声望上挑战蒋介石。

汪兆铭想象中的剧本是：党内同志和蒋介石会很快意识到离不开他这位 “党国领袖”，从而三请四催，让他风风光光地回去主持大局。

然而，现实给了他无情的一记耳光。

他等来的不是雪片般的请愿书，而是蒋介石借着北伐的战功，声望如日中天的消息。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蒋介石作为总司令，自然成了全国民众眼中的 “革命英雄”。

这下，汪在法国彻底坐不住了——再等下去，家里就彻底没自己的位置了。

于是，在 1927 年 4 月，在一片 “迎汪复职” 的呼声（这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和陈独秀领导下共产党为了制衡蒋介石而发起的）中，他终于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亲自到码头迎接，表现得极其热情，但转头就把他拉去和吴稚晖、李宗仁等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开会。

蒋介石等人直接摊牌，要求他立刻和他们一起，实行 “分共”，并且留在上海领导他们。

面对蒋介石团队的极力拉拢，汪心里有自己的算盘。他最终没有选择留在上海，而是做了一个关键决定：直奔武汉。

为什么偏偏要去武汉呢？很简单，那里就是他的 “主场” 和“基本盘”。国民党里的左派力量、还有跟他政见相投的人都聚集在那，他能找到最铁杆的支持者。

4 月，汪在武汉正式复职，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1927 年 4 月 12 日，臭名昭著的 “四一二政变” 爆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右派军队和青帮流氓联手，在全城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滩。

在武汉政府初期，汪精卫仍以 “左派” 面目出现，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保持合作，武汉政府也继续推行革命政策。

然而很快，汪精卫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他接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烂摊子”。

蒋介石在东部有山头，手握重兵；北面还有北洋军阀虎视眈眈。真正听命于他武汉政府的军队没多少，而且各自心怀鬼胎。

因为蒋介石的封锁和国外资本的撤资，武汉政府已经到破产边缘。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政府连官员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经济危机爆发，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又是打土豪又是分田地，这让他政府里的很多军官和官员——他们本身也多出身地主家庭，极度不满和恐慌。

于是，汪精卫的立场开始剧烈动摇。

他心里清楚，要继续当这个 “左派领袖”，就得失去军队和大部分党内同僚的支持，他的政府会瞬间垮台。

但如果转向反共，也于事无补。

西山派反左最早，蒋介石杀共最狠，汪精卫就算再怎么亲手打自己的脸，再怎么表明 “反革命的心迹”，也敌不过这些铁杆右派。

有投名状总比没有好。7 月 15 日，汪精卫终于撕下了 “左派” 的伪装，他在武汉召开会议，正式宣布 “分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的口号，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此后几年，汪精卫虽然仍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活跃，时而与蒋介石合作，出任行政院长等职，时而又联合两广等地方军阀发起反蒋运动，但他始终无法撼动蒋介石的军事和经济根基。

时间来到 1930 年代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作为一个没有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文人政治家，汪精内心里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和悲观。

他和他身边的 “低调俱乐部” 成员们，深信“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有亡国灭种一条路。

而此时，他那个对最高权力的执念再次发作。在他看来，蒋介石抱着 “抗战到底” 的口号，权力反而更加巩固。如果对日战争一直持续，他将永远被边缘化，再无翻身出头之日。

就在这时，日本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日方正在物色一个有声望的中国政客，来建立一个能与重庆国民政府对抗的傀儡政权，以达到 “以华制华”、快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

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成了一个重返权力巅峰的 “危险机会”。

于是，那个曾经 “不负少年头” 的革命志士，在极度的野心膨胀和战略误判下，一步步滑向了深渊。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公然叛逃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帝首相近卫文麿的诱降声明。

最终，在 1940 年于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彻底踏上了万劫不复的汉奸之路。

说句题外话，知乎不少人还在吹国府抗战，蒋介石不投日不过是因为汪精卫占据了他的生态位罢了。有时间，我会好好写一写咱们的委员长到底是怎样对 “友邦” 日本献媚讨好的。

思想性格的第二因素

思想上来说，汪精卫并非天生的卖国胚子，他有一套自洽但荒谬的 “曲线救国逻辑”。他早年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思想里有着深厚的 “民本主义”，即认为 “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但他同样也有着 “革命悲观主义” 思想。

这两者一结合，面对中日之间悬殊的国力对比，他内心的悲观主义被无限放大。他看到的是前线士兵血肉横飞、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

既然人民群众都那么困苦了，为什么国家不停止抵抗，结束战争呢？

所以他那套 “和平救国” 的歪理，在他自己心中就披上了 “舍我其谁”、“忍辱负重” 的悲情外衣。将自己的投降理解成了一种“负责”，而将坚持抗战视为“视人命如草芥”。

这就好比一个大夫，看到病人手术痛苦，干脆放弃了治疗，直接开了毒药，还美其名曰 “减轻痛苦”。相信大家都能看出他的荒谬所在。

性格上来说，回头看看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你会发现他有个老毛病：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该下决心的时候，他瞻前顾后、摇摆不定，在武汉决定要不要与共产党决裂，要不要与蒋介石决裂，他就拿不下主意。

该忍一口气的时候，他反倒受不得半点委屈，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狠狠摆了一道，他感觉面子挂不住，一气之下竟然撂挑子出国，把地盘和权力白白让给了对手。

这么一个既优柔寡断又受不得气的性子，放在当时你死我活的乱世，能成得了大事吗？真正的领袖，得像一块压舱石，风浪越大越要稳得住。

可汪精卫倒好，脾气总是跑在脑子前面。个人那点委屈和情绪，比天大的局势都重要，这注定了他扛不起危局中的领导重任。

做个总结

汪精卫把革命想象成一首慷慨激昂的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是不错，充满了为理想赴死的文学美感，这很能打动受过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

可坏也就坏在这里。

小资产阶级是最具软弱性的，一旦革命进入残酷复杂的漫长阶段，他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

形势好时，他比谁都激进；形势一逆转，他最先恐慌而动摇。面对日本的屠刀，他立刻被敌人的强大吓破了胆，连滚带爬做了汉奸。

说穿了，一个只有 “才子” 情怀，而没有坚定阶级立场和革命意志的人，无论初期多么光芒万丈，最终都可能被历史的洪流冲刷成最可耻的渣滓。

你觉得呢？

知乎用户 江山如画 发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主张与日本和谈，尽快结束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先西迁重庆，以后战局愈发不利于中国方面。不久，徐州丢了，战事转移到武汉方面来。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宣告弃守。

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使日本通过武力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

1938 年 11 月 3 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祈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日方认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即令蒋介石下野，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就在武汉陷落前三天，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

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

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的真正和平。

11 月 16 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两人争论激烈，没有结果，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决心离开重庆。

汪精卫出走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到云南地方军阀、云南王龙云的支持。

龙云对蒋介石借抗战插足云南，改编滇军，调用物资，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与蒋介石矛盾很深。有了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11 月 1 日、12 日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举行谈判。经过 8 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古为特殊防控地区，日本在防控区驻兵。

二、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体协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内撤军，日方最后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织的新政府统一领导全国。

知乎用户 光光 发表

甲午战败，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是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

汪精卫在大肆吹捧了一波 “满洲人的爱国心” 表明了要当汉奸，这段被收录进了《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

自从抗战以来，人民出钱出力，受尽颠沛流离，没半句怨言，将士奋勇牺牲，前仆后继，绝无反顾

盛赞了一波抗战的英勇 “日本之所以提出和平条件，未尝不是看中这一点，知道中国是不可灭亡的。”

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看别人去怎样负法。当和的时候，拼命地指摘和，当战的时候，拼命地指摘战，因为和是会吃亏的，战是会打败仗的。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立于无过之地，横竖别人该死。于是熊廷弼传首九边了，袁崇焕凌迟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于其生命之断送，而在其所有办法在这种大家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的空气之中，只有随处碰壁，除了一死塞责之外，简直替他想不出一条出路。宋亡将及百年，明亡将及三百年，这样长时期的亡国之痛，已够受了。

你难道不知道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都无其例么？

要是信了汪精卫说的，换你你也投，汪精卫翻来覆去的给其他人讲，抗战的各位是很英勇的，但是再打下去就要亡国了，汪伪仍自号 “国民政府” 自称 “中国” 甚至 “中华民族” 自然可以安慰自己国家还在。

汪精卫的精神状态从他指责宋末，明末只会战，不会和，唯独夸赞满洲议和快，已经很明白了。说起来当年西南联大的各位精神状态比汪精卫好不了多少，这帮教授不少都觉得自己南渡以后这辈子回不去了。

知乎用户 天真小白叨历史 发表

也许你可能想不到的是，把时间往前推 18 年，那时的汪精卫还是全国革命青年的榜样，

1910 年，汪精卫策划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在狱中留下这样几句慷慨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广为流传，一时风靡全国，成为当时热血进步青年的典范，

那为何这个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最终走到投敌叛国这一步？

难道汪精卫不知道走出这一步意味着遗臭万年么？

当然不是了！

汪精卫这个堪称同盟会元老级人物，历经几十年民国初年政坛的风起云涌，见证了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秋海棠的一统，

早在 1925 年 7 月，汪精卫凭借其资历和声望成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老手，怎么可能不知道 1938 年 12 月 18 日，他在越南河内发表 “艳电” 的后果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汪精卫与山本五十六一样，都是一个赌徒，

他在赌，赌的是日本将是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他很清楚，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

汪精卫是经历过清末的，从清末到民国，他是亲身经历的，

在他的认知里，日本人与当年入关的满人没什么区别，

有人认为，汪精卫之所以公开投敌叛国、响应近卫文麿的政治诱降，是因为他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形势一边倒的背景下，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

这么说也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汪精卫还是想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孙中山去世后，按照正常的剧情，汪精卫应该说是孙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但谁知道，1926 年 3 月，常凯申策划了 “中山舰事件”，突然杀了出来，

事件发生时，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然而面对凯申的突然行动，汪精卫竟然无能为力，

据记载，汪精卫对凯申的举动极为不满，曾言：

“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种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但因情绪激动甚至晕倒，恰恰反映了他当时的震惊与无奈，

随后，汪精卫称病去职，并在此后 “闭门谢客”，发出“不再负政治责任” 的怨言后便藏匿起来，最终乘船远走他乡，

汪精卫的出走，标志着他在此次与常凯申的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

但是这个时候日本人来了，他看到了中日军队之间战斗力巨大的差距，

因此，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同时也看到了实现个人野心的希望，

汪精卫对日本的恐惧心理并非偶然形成，他早年留学日本，对这个岛国的强大有着深刻印象，

他曾公开声称：“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防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

1939 年 12 月，他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事后就连他也沮丧地承认：这是 “我的卖身契”。

由此可见，这理由那理由都不是投敌叛国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汪的自私自利，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甘愿成为日本人的走狗，实在是可恨！

知乎用户 李介之 Oulipo​ 发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性格

年少时刺杀满清摄政王

中年又自以为是 “曲线救国”

在他的潜意识里，可能认为这两件事都是自我牺牲

当然这个人肚子里面没货，分析问题总会陷入矛盾中，而不能抽离于矛盾外

偶然中也有必然。

知乎用户 寒章 发表

当汉奸当得光明正大，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把自己都说服了，汪精卫确实是独一份。他的悲剧跟高开低走的人生轨迹密切相关。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发迹源于一次不成功的刺杀。反清少年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的政治履历，是汪精卫的金字招牌。

中山先生逝世，作为先生遗嘱的起草者，汪精卫被看作先生的政治继承人，最有望问鼎天下共主的热门人选。

但是，高光下的汪精卫有着致命的弱点——没有军权。他的权力地盘在党权，影响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换句话说，汪精卫党内外威望绝伦，却手中无枪。

而这一点，等到汪精卫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老蒋很快就给汪精卫上了一课，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6 年 3 月，老蒋导演中山舰事件，明里打击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暗中却试探汪精卫深浅。汪精卫面临兵变居然 “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不久即流亡海外，汪精卫首次失势。老蒋趁机清除左派在军内根基，奠定了军事强权地位。

随着北伐胜利，老蒋气焰愈盛，左派有点招架不住，他们想起了汪精卫，于是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1927 年 4 月，汪精卫回国。

此时汪精卫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老蒋混，当个政治吉祥物，另一个是去武汉，跟左派联合，利用党权跟老蒋分庭抗礼，再博一把。

这道选择题实在过于简单，汪精卫自然以王者归来的姿态入主武汉。可是流亡海外的汪精卫错过了北伐红利期，完全没有在军中建立班底。

风雨飘摇的武汉，外有老蒋封锁长江口，内有军阀首鼠两端，心怀鬼胎。很快汪精卫就转变角色，发动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政治投机失败。

这次失败，是系统性的失败。

政治上，汪精卫抛开了左派支持，题外话，如果汪精卫一直死磕左派，熬到 1949, 那也是能跟国母相提并论的大人物。

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从本来可能有，彻底变成了不可能有。

在近代史上对军权的认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不知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层，只知枪杆子出政权；第三层，不光知道枪杆子出政权，而且明白枪杆子要有绝对领导。

显然，汪精卫在第一层，身处第二层的老蒋完全可以对汪精卫实施降维打击。

不管怎样，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彻底沦为政治吉祥物，后来虽有挣扎，也没翻起风浪，反而内心那股不甘心随时间在不断积累，让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寝食难安。

七七事变，鬼子叩门，势如破竹，山河沦陷。亡国灭种的利剑悬于头顶，汪精卫感觉他又行了。

一来，他跟日本关系不错，本身有亲日倾向；二来，他并看好抗战力量，认为亡国是迟早的事。

既然亡国是必然，那么早点投降岂不是占了先机，大好翻盘机会岂能白白错过。这步棋，一定在比老蒋快。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借老蒋召集高层会议之机，经昆明叛逃至河内，发表 “艳电” 公开投日。

汪精卫终于为了权势，迈进了死局。抗战胜利后，汪精卫作为头号汉奸，被挫骨扬灰。

知乎用户 子銘 发表

主要是因为对抗战悲观，认为中国继续抗战肯定会失败，甚至亡国。其实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是主战的，但张学良不抵抗，不听汪的苦劝，长城抗战时那些将军们丢盔弃甲，士气低落，导致汪精卫对抗战也失去了信心。淞沪会战，国军大败，接着首都南京陷落。武汉会战失败，国府迁都重庆，退守大西南。

国际社会除了苏联，英美等列强并不支持中国抗日，而苏联的动机，汪精卫认为是居心叵测，是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日本则多次发出和谈信号，德国也在居间调停，而日本最早提出的和谈条件并不算苛刻，国府最高会议时，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和谈条件可以接受。在这种背景和情况下，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悲观派，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国是，有人就说他们是 “低调俱乐部”，其精神领袖就是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并未实际参加。

论当时中国的实力，中国的确是打不过日本人的，虽然说战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但空间总是有限的，退守大西南，如果大西南也丢了，还能往哪里退。而换来的时间不过就是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巨大改变，但这有点空想了，万一这个改变不来呢？或者来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支撑抗战了。

作为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空间有限也就是时间有限，如果中国因此战败亡国，这个历史责任谁来负？汪精卫的想法是既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那就老老实实面对现实，该和就和，虽然此时谈和会吃点亏，但总比焦土抗战，生灵涂炭，最后还是亡国好。

不过日本提出和谈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蒋介石政府必须下台。这种要求在西方世界其实不算苛刻，一届政府总辞的都有，领导人没做好，做不下去就辞职，北洋时期就是如此，徐世昌就是自己主动辞去总统之职的。但老蒋不干，汪精卫劝蒋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不要计较个人的名位，以换来中日的和平，蒋不答应。

汪精卫没办法，就决定自己离开重庆去越南河内，以个人身份与日本方面和谈，以呼应当时提出和谈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谈得好，那就再由政府接过去继续谈，谈得不好，也只是汪精卫个人的名誉受损，不干国家的事，以保全国家的尊严。但没想到近卫首相突然辞职了，既然和谈无法进行，汪精卫打算就此出洋到法国去。但没想到蒋介石让戴笠派军统杀手来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被刺身亡。汪精卫对此非常气氛。恰在此时，日本方面派来了今井武夫等来河内与汪精卫商谈和谈继续的事宜，并邀请汪精卫去上海继续和平事业。

汪精卫于是就来到了上海，开始与日方谈判合作，不过此时日方的和谈条件已经改变，比近卫首相时期的苛刻了许多。汪精卫此时已经势成骑虎，进退两难。后来还是跳了火坑，成立了伪政权，还都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一生名节因此尽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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