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河北农民的冬天:环保的成本应由受益方共担
原创 朱昌俊 风声OPINION ** 凤凰网原创 **在蓝天与温暖之间,不应存在非此即彼的“两难”。 作者丨朱昌俊 媒体特约评论员 连日来,河北多地农村居民的取暖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煤改气”政策推行后,部分农户因天然气费用过高, …
以前毛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以后的年轻人会怎么评价他们的革命工作,这种时候换了其他领导人只会起高调,说什么年轻人会为我们的光荣事业感到骄傲之类的话,毛只是淡淡的说到以后的年轻人会结合他们当下的社会情况来评价我们这些先辈的工作
这句话不在毛选
“谁要是搞贪污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了他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贪污腐败,人民就起来割了我的脑袋!”
振聋发聩
智慧语录太多了,我整理 100 条经典语录,分享给大家。
建议先收藏,免得找不到。
00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0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003.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04.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00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06.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007.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008.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009. 调查就像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010.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011.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 “上级” 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012. 盲目的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013.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014.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015.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016.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017.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018.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019.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020. 我们的战略是 “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 “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021.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022. 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内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023.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024. 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025.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026. 世界上最可笑的是那些 “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 “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027.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028.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 “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029.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030.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031.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
032.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033.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034.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035.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036.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 “出主意” 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 “用干部” 一类。
037.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38. 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039.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040.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041.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042. 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04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044. 科学的态度是 “实事求是”,“自以为是” 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045.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046.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047.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048.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049.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050.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
051.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052.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 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053.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054. 有许多人,” 下车伊始 “,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055. 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向导。
056. 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
057.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58.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059.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060.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
061.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06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063. 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064.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065.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066. 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
067. 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068.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069.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070. 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071.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072. 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承认多少,不能采取 “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073.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074.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7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076.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077.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078.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079.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 “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080.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81.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082.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083.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084.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085. 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086. 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087.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
088.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
089. 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90.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091. 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092.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093. 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094. 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
095.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096.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097.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
098. 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
099.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100.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以上,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不一定收录
一次开会茶歇劝载涛去监狱探望溥仪,载涛说他早跟溥仪划清界限了。
答曰;“我们消灭对象是剥削阶级,不是人”
一生所愿不过如此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遵义会议之前的毛,被打压到那种程度,为何不出走。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没有像他那样被欺负的。
你敢相信朱元璋被欺负被打压这么多年吗?他们打长沙、打赣州死了那么多主力,毛也是骂一句:“崽卖爷田心不疼”
没有毛的四渡赤水,拿到军事指挥权,老蒋就把他们灭了。
你敢相信李世民会被打压到他那么久了吗?
一个人得疟疾无人问津,差点死掉,都没想过出走,另外再拉出一支队伍。
这帮人在上海驻扎的中央为什么上井冈山,因为他们玩砸了,党内出叛徒,然后上山夺权。
井冈山是毛秋收起义拉起来的武装,毛难道出走拉不起另外一支武装?
直到我读了点 “南明史”,勿复南明旧事,毛自己受一肚子委屈、窝囊气,也不让南明旧事再现。这次日本可是灭族之战。伪满洲国台湾,全都是说日语、教育官方语言是全都换了。历史书换了。
f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毛泽东,1943.6.28
贺 建 奎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这段话出自 90 多年前的《反对本本主义》。对比今天,还是很现实的,尤其是结合前段时间的层层加码。

曾经有几次,我的人生处在重大的低谷中,当我身心俱疲几乎放弃的时候,是这段话给了我力量。
主席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临别最后一句: 我们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主席: 那我就不送了
毛选里最他妈震撼的,是那些冷冰冰的、像手术刀一样剖开现实的句子。
我最喜欢的是《矛盾论》里的一段: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这听起来像教科书。但要是能把这句嚼碎了咽下去,这辈子都够用了。
为什么?因为这句子他妈就是 宇宙的源代码 。
像我们平常操心的那些破事,工作,婚姻,孩子,家庭啥的,把自己困在情绪里,困在道德的条条框框里。但这句子一把就把人拽出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好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坏的。所有事情都是矛盾的结合体,都在斗争,都在转化。
世界就是动态的,就是冲突的,就是混乱中出秩序。
去承认矛盾,去利用矛盾。
强者不是消灭矛盾,而是驾驭矛盾。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有点像第一性原理,直接看透本质。
还有一句,在《实践论》里: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翻译成人话就是: 别光想,去干。干完了再想。想了再干。循环往复。
大多数人在纠结的那些破心态,就是光想不干憋出来的。
真正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你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后总结出来的。
这两句话,一句告诉世界怎么运行(矛盾),一句告诉怎么认识世界(实践)。
其他的,都是注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看这么多的点赞,最近我再把前面的也拍拍发上来
也希望大家辩证的看问题和阅读,有没有用自己去读一读,用自己的方式针对现实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阴阳怪气并不好笑,反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看问题如此透彻,后悔没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
不是毛选的,是西行漫记里记录的教员说过的话。

——节选自 1962 年 1 月 13 日在 “七千人大会” 上的讲话
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以上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不是很生动形象很有画面感?而且,开头就展现了矛盾冲突(农会与土豪劣绅),势力范围与等级(头等上海,二等汉口,三等长沙,四等县城,最低等乡里),没有堆设定和说明,对话推动剧情(却又避免了 “xx 说”,“xx 道” 的单调表达),堪称黄金三章的典范。
不服?我以原文为模板,改篇仙侠玄幻的看看:
玄天门威力之下,荒古妖兽们头等的跑到瀛洲,二等的跑到昆仑,三等的跑到归墟,四等的跑到扶桑,五等以下未结金丹的崽子则在兽域向玄天门投降。
“我出十个极品灵石,请你们准我进玄天门。” 小怪兽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 修士这样回答。
好些炼兽、异兽乃至妖兽,从前反对玄天门的,此刻求入门派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兽类,这样向我求情:“请内门嫡传弟子作保!”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我喜欢和黄炎培的那段窑洞对话。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忙时吃干,空时吃稀,不忙不空,半干半稀
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见,
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
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
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
我是真的大爱这段话!
搞斗争要两句话,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
我最常反复读和收藏的《毛选》50 条思想段落(整理版)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一切结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愿望出发。
3、真理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出来的。
4、世界不是静止的,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5、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6、在复杂局面中,先分清敌我,再谈策略。
7、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看事物的本质。
8、方向错了,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9、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
10、任何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判断,都会付出代价。
11、真正的力量,来自对现实条件的清醒估计。
12、成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阶段性积累的结果。
13、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条件不成熟,就等待成熟。
14、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15、要允许犯错误,但不能拒绝总结错误。
16、经验如果不能上升为认识,就只是重复消耗。
17、遇到挫折,首先检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抱怨环境。
18、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
19、形式可以变,原则不能丢。
20、判断对错,最终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
21、局部服从整体,短期服从长期。
22、在力量弱小的时候,更要讲究策略。
23、不怕慢,就怕站。
24、把复杂问题拆解开来,逐个解决。
25、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26、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空洞的。
27、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阶段性。
28、不要高估自己一时的优势。
29、不要低估长期积累的力量。
30、情绪不能代替判断。
31、真正的成熟,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32、条件允许时,要主动作为;条件不成熟时,要保存实力。
33、把事情做成,比把话说漂亮重要得多。
34、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在现实中。
35、看清形势,是一切行动的前提。
36、成功经验要总结,失败经验更要总结。
37、不从失败中学习的人,一定会重复失败。
38、任何脱离实际的 “理想”,都是空想。
39、斗争不是蛮干,而是有节奏、有策略。
40、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看他如何面对复杂局面。
41、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顺境。
42、有利条件要用足,不利条件要正视。
43、做长期的事,必须耐得住短期的寂寞。
44、真正的信心,来自对现实的掌控感。
45、不怕问题多,就怕不去解决。
46、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47、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48、在变化中寻找确定性。
49、判断形势,不看一时,看趋势。
50、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从来没有什么以弱胜强,从来都是以强胜弱,无非是本质强还是表面强,是局部强还是整体强。
见到问题下许多知友谈起那些可能的 “回旋镖”讲话,我个人倒觉得颇有意思,我们今天几乎都是生在 “新社会” 的人,大概都读过思政教科书,了解过一点“辩证法”的道理,然而又由于教科书本身的 “教化” 性质,养成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惯式:一个东西是 “红” 的,那它就必须一直红,一旦出现了一点 “白” 的成分,那就不行,那就是“偶像失格”,该被批倒批臭,该拉出去吊起来示众、吊起来打。
但这个法子是过去农民拜神求雨失败了,走投无路,对神像的处理法子之一,我们生在现代,不该像 “不那么迷人的老祖宗”(及最近七八十年的 “老前辈”)那样干,我们能接受得了 “不一样的蒋介石”,那自然也能接受不一样的 “他”。
这方面,我比较喜欢单世联对张宗可的一个评价:
(张)既能欣赏传统昆曲又参与李 xx 的 “京剧革命”,既为曲社的散伙伤感又鼓噪毁灭一切文化的 “大革命”。这样的事,要放在瞿(秋白)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张宗可似乎并不困难,他圆融无碍地把对金石书画的高水平鉴赏与阴谋政治的角逐统一起来。
这一评价,是就张宗可对昆曲《李慧娘》及该剧改编者孟超的态度转变而做出的。1961 年,张宗可还是孟超改编的新昆曲《李慧娘》的戏迷,看了公演后说这是 “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但到 1962 年秋,风向转变,张宗可给孟超传风声,要孟别再搞《李慧娘》。到 1962 年十中全会前夕,张宗可的风声更加明确:“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张宗可是文艺欣赏者,他想 “保护” 自己喜欢的创作者,可当 1963 年李 xx 点名《李慧娘》是鬼戏时,他就跟着政治风向翻脸不认人,大骂自己过去喜欢的《李慧娘》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到最后干脆把孟超打成叛徒,整的孟超郁郁而终。
这个转变,他不矛盾,他不痛苦,甚至还很自洽,为什么呢?单世联也有个评价可以阐述这种思想,我个人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所谓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铁的斗争意志、坚忍的极端手段、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诡谲无常的伎俩和冷血仇恨的心理。”

单世联这几个用词,是比较符合他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亲赤色的人看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其实换成类似的 “同义词”,就成了正面典型,“坚忍的极端手段”可以换成 “不怕牺牲”,“诡谲无常的伎俩” 可以换成 “灵活的斗争策略”,“虚无主义的人生观” 可以换成 “对组织的忠诚”,“冷血仇恨的心理” 更简单了,那就是“对敌人冷酷无情”。
而我们要谈什么 “回旋镖” 的问题,那就不能不提 “斗争策略” 与“忠于组织”这两点。
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在党的路线斗争里,一个人要作为一个 “cp 分子” 坚持革命,那必然要学会接受新路线,因昨日还在宣告革命斗争进入新高潮的立三中央,今天就可能变成一条错误路线,如党员不能接受这种转变,那就休说是革命,便是日常工作也无从谈起了。
这就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矛盾统一,“特殊的人” 就是这样,一面有对革命目标或至少对组织的坚定信仰,一面又能接受组织方针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片面的上级对下级的,上级、最高的领导层本身,都要时时刻刻有这种转变的思想,能够根据形势对发言风格、行动方向做改变——有的是欺骗敌人的假话,有的是确实转变方向的真话。
就比如说今天喜欢谈的民主与亲美的问题,许多人觉得这是 “回旋镖”,其实毋宁说是为形势转变服务的“两面手段”:在认为美国力量有利于实现当初那个“以抗战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共和国” 时,在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是需要说好话讨好的对象,不光说美国是 “中国的朋友”,甚至还说要欢迎外国资本在抗战后来投资中国。按照后来“揭发材料” 的标准,这几个讲话可能都够得上 “经济上爬行主义,政治上洋奴哲学” 了。
比如说在经济上,1943 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玉《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时,他就谈了一大通 “自由资本论”:等抗战胜利了,国内的私人资本要留,外国的私人资本也要留,要用资本求发展,还要实行与一切国家 “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
“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 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 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

当然,这几个经济承诺在后来没有完全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外政治上的变化,英美与赤色中国为敌,那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外国资本,不与我国做平等交易的国家。
而政治上的变化,就又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前面提到过,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列强就是 “朋友”,这个发言是 1945 年 3 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讲的。
当时,他说 “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说应当告知 “中国的朋友美国” 蒋介石不是实现民主的希望,希望谢伟思能把这些话带给美国人听。
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 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糊弄美国鬼子?很大可能是后者,因为在对党内、军内下指示时,他的态度明确的多:美国就是要扶持蒋介石,英国则是要恢复港九殖民地,南方游击队与英美 “盟军” 接触,要小心为上。
在同谢伟思讲 “美国是中国的朋友” 的同一天,延安向华南方面发电,就可能的盟军登陆问题作出指示,内中明确表示“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

当然,对 “丑陋的美国人” 的厌恶只能内部说,在往后的大概一年时间里,政策方针还是要设法“争取美国”,设法让这个世界一极、同盟魁首亲共一点,即使是说赫尔利这个家伙明牌反共、美国的军事援助告吹,也还是要想法子缓和一下,不能直接为敌。
在 1945 年的抗战纪念日,这个政策体现为反对美国的错误政策、帝国主义者,拉拢美国的进步派,“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甲) 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不与中共合作以后, 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 (扶蒋、反共、防苏), 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 (如赫尔利等), 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的分子 (如被捕六人等)…… 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不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通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1946 年 4 月,东北鏖战急、长春马德里,这个时候美国人马歇尔调停对我有利,那就也要设法争取,国民党是面前的敌人,不怕跟他弄僵,美国人是可能的敌人,暂时不要同他们弄僵,这就是斗争的策略。
“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 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讨好美国人是为了延缓内战爆发、尽可能争取发展的时间,如有和平解决的可能那就更好。那么当和平完全破灭、和平民主新阶段彻底破产时,也就没有必要讨好 “美国反动派” 了。
过去报纸上的批评、内部的暗骂是不直接同美国记者面对面讲的,现在变了,用不着两面手段了,直接让美国记者传达自己的骂声,甚至还可以像 1945 年 3 月对华南指示里那样,试着挑动英美之间的矛盾对立。
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那个教科书上的毛才 “诞生” 了,你说他的讲话是 “回旋镖”,他可能还有奇怪——兵不厌诈,远交近攻,“丑陋的美国人” 可以设法争取或暂时稳住,那为什么不扯些障眼法来做缓兵之计呢?
1946 年 9 月 29 日 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话。在斯蒂尔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回答说:“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2 月 9 日 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从今年二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 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在回答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时说: 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它跟着美国走

矫枉必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前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极端,中庸之道多好啊,可以兼顾两方的利益,后面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也变成了自己过去认为的那种极端的人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选集 · 为人民服务》
教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太透彻了


我不喜欢《毛选》里面任何一句单独的话,我喜欢《毛选》的整体,我甚至认为,任何把毛选中单独的话语摘出来的行为,都不是恰当的。
而且,《中国革命史》、《毛选》、《世界近现代史》和《毛泽东年谱》,这四者最好放在一块去读。不然的话,伟人的很多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你不能理解;就算是理解了,也是往往会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毛思想的精华基本都在毛选之外。
集中在 1946 之前十年的文章和发言里,尤其是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主张,对英美先进性的评论,见解深刻,字字珠玑。同时期其他领导人也都有相近的观点和言论。他们什么都懂,而且思想很先进
这些先进思想理念,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大批仁人志士在建国后留在了大陆,更有很多科学家和名人放弃良好的收入和生活,毅然从欧美归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新朝初立,万众一心,真理在手,思想先进
豪情万丈,壮志凌云,人定胜天,大步跃进
锐不可当,横扫千军,摧古拉朽,破旧立新
天地翻覆,颠倒乾坤,空前绝后,震古烁今
“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 你唔要来讲了,再讲我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
“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 “自由” 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
“**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 “不伦不类” 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毛泽东文选《寻乌调查》
我不想看选集,我想看全集,看全集才能了解他的思想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黑命贵搞不起来,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看清楚的黑豹被干了,名号被后世用来做赛博电子部落电影
一群黑人去 wakanda wakanda
迪士尼高管笑着大喊:对对对就是这个你可以再来一次吗?
“wakanda forever!”
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大概知道我的出身是一个小学教员。
偶然的巧合
他说,那时,并没有想要打仗,也未想过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同你一样的民主人士。是一种什么样的偶然的巧合,使自己立志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现在,时常想起来也感到奇怪。事物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我说:“这就是说,人自己创造历史,而历史依据环境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东西。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有个疑问,就是,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回答:我自己也无从知道。他说,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点是,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接续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
说到这里,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阖了跟睛。他说,地球上的人类的条件,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列宁也一定显得不高明了。
祝美国进步
在我要告辞的时候,毛主席说:“向美国人民问候,祝他们进步。”
我想,他大概不好说美国人解放吧?他们不是已经有了投票权吗?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解放。对于那些实际上还没有解放,但衷心期望着解放的美国人,他表示了祝福。
尽管我谢绝,但,毛主席还是把我送到车里。毛主席按北京的传统的礼节,为了挥手送别,一个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天中,没有穿大衣,站了片刻。我在大门附近没有发现警卫战士。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我在开动了的汽车里,回过头来,看见毛主席微缩着双肩,由侍从人员扶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迈着徐缓的脚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望着,贪婪地望着。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开篇第一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毛泽东. 1964 年.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 “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 “秋夜怀念” 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 “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 “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表面假仁假义,背地暗藏私心。盲目迷信所谓 “纯洁之爱情”,盲目袒护伴侣,全然不顾对错是非。自己的尊严依赖于伴侣之上,绵软无力。一遇外人便极尽炫耀,一逢失恋则痛哭哀嚎。但内心的性格却极端顽固,不愿改造伴侣,也不愿被伴侣改造。二人在一起时,不思进取,只思欢愉,甚至连那共同学习都不肯了。
七、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 “左” 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你中了几条?
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令人尊敬的南开大学已故著名教授艾跃进博士,曾引用这段话,来严厉批评别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伟人的这番话,是高度凝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适用于所有人。
特别是艾跃进同志、陈二饼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们,谁要是不做调查,就敢胡说八道,谁就应该感到羞愧。






对吧?
欢迎群众们的批评与监督。
我这个人是有点崇拜外国的

当年恢复高考后只都去印试卷,因为国内缺纸,导致有一本书一直没有再版,你得让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停留在毛选第四本末尾的 1949。
分享几句我听到的梦呓:
麻雀有巢,你捣毁了它会叫唤,Dxx,你也有一个巢……(关于修建机场强拆农民房屋)
如果大家在我的派对上玩的不开心,就可以换个派对玩。(类似的意思)
你们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我写程序就这样,以前没 ai 就抄 CSDN 和 git,现在有 ai 就直接抄生成的代码,确实混到了现在。
知乎上有很多评论和回答动辙会扯出一个烂大街的典中典 “人性”,比如这个回答评论区的人性怪们,真是人人又性性啊,诸位可以站到马努斯 boss 房门口守门了

这些早在毛选里被伟人批烂薄纱了,所以我最喜欢毛选里这段话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 “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拿 C# 的抽象属性玩个乐子,Human 基类的人性显然是抽象属性,继承 Human 的子类都需要实现具体人性

在人性论爱好者看来,他们的代码得是这样的,Human 基类里实现抽象属性,编译通不过

更新~评论区不是我关的
为什么在一两年前,也就是 23-24 年,写读毛选用毛选在知乎会获得高赞?甚至只是摘抄一下就有流量。为什么现在风向变了,谁能解释一下?
里面的很多话,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单独发都发不出来。
毛选说实话只看了一篇,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但是我更喜欢教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霸气回响,信心十足,彻底的践行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个人信条!


只看过封皮。
如果里面有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最喜欢这句话。
没有的话,当我没说。
毕竟为人民服务不是靠说的,而是靠做的。

这不在毛选里。
可以把毛主席生平的所有资料,训练 AI,然后用 AI 模拟出一个毛主席一样有智慧的虚拟人吗?
我更喜欢看《资治通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昨天明明看到高赞很多经典句子,今天都被删了,最后估计这提问也会萃取到品客级回答吧。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2023 年,我花一年时间,认认真真把《毛选》读了一遍。我特意找了一个靠谱的 WORD 版《毛选》,方便一边读一边勾画,做笔记、做批注,还可以文档内检索查找统计,前后关联贯通。与此同时,我把毛泽东传记和毛泽东年谱放在手边,都是电子版,读到一个重要内容,需要定位当时时代背景和毛主席人生经历,就马上去翻那两本书。如果还需要继续扩充,就直接用关键词或历史事件去网络上搜索信息、查找论文。这样读下来收获非常大。
通读下来,《毛选》里的好句子、好段落数不胜数。有时一页书就被标出好几个。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最最喜欢的,从历史作用、思想性、文学性等各种角度综合考量,我选下面这一段。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 “快要” 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 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摘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我为什么喜欢这一段话?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这句话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二是这句话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点明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作用。三是精彩的文学性特点, 语言优美、逻辑清晰、说理透彻,振奋人心。
先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话,但没有人不知道讲出这段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程。毛主席就是那个让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人。我们站在今天,站在革命成功之后,已经见到了【燎原之势】再回过头去看【星星之火】,对革命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作出头头是道的分析、英明睿智的判断、准确无误的选择,这不难。难的是毛主席站在只有【星星之火】,根本看不到【燎原之势】的时候,甚至【星星之火】都面临风吹雨打,随时可能熄灭的时候,他就能作出深刻的分析,准确的判断和坚定的选择。而且用他独到的见解分析,理性的剖析阐述,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把他身边犹豫徘徊、迷茫困惑的人都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这篇文章写于 1930 年 1 月。其实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封回信。1930 年 1 月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存亡的时刻。历史上把这个阶段称为革命的【最低谷时期】。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肆意破坏党的组织,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革命活动。毛泽东也险些惨遭毒手。这个阶段有很多人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当命若游丝的党和革命队伍重新稳下心神,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才开始逐步走向自建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爆动相继爆发。但多数以失败告终,或短暂胜利后旋即被国民党反扑。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深受苏联共产国际影响和控制的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采取了以工人力量、工人革命和城市革命为主的错误路线。
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率领各部起义残兵被国民党反动派追着四处逃窜。毛泽东部迫不得已退入反动派力量相对弱小的农村山区,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把革命力量略微壮大了一点。现在井冈山被称为【革命的摇篮】,但在摇篮里的朱毛红军过的可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进入井冈山那天起,朱毛红军就始终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井冈山地瘠人贫,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冬天冷得睡不着,半夜起来跑步、练刺刀。睡在木板床上还不如钻进稻草堆里。二是自身力量弱小。井冈山会师后约有一万人,编为红四军,含三个师,九个团。看起来人不少,但其中正规军只有一千多人,一千多条枪,大部分是扛锄头大刀的起义农民,还有被毛主席诏安的王佐、袁文才部山贼土匪一千多人。三是外有强敌追兵。自从进入井冈山,湘赣两省军阀已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进剿、两次会剿。虽然都被打退,但红四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此同时,反对派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革命根据地的物资短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革命意志动摇了。起初,大部分农军因为粮食不足被迫下山打游击。这让留在山上的人,也渐渐有了放弃、逃跑的念头。更可怕的是,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身在上海的党中央,仍然坚持错误路线,反复要求红军分兵下山攻打大城市。因为当时通讯不畅,红军才没及时接受党中央的错误指挥。直到 1928 年 8 月,湖南省委按照党中央要求派杜修经上山传达命令,终于酿成大错,造成著名的【八月失败】。
杜修经代表湖南省委再次要求朱毛红军分兵下山,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军领导坚决拒绝。但此时正逢湘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汇剿。朱德、陈毅率 28、29 两个团下山阻击。阻击战斗打得很顺利,但回军途中还是出了岔子。不知道为什么,杜修经也跟着阻击队伍下了山。29 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军。他们思乡心切,不愿回井冈山,这正与杜修经的错误分兵计划不谋而合。杜修经联合党代表龚楚挑动部队通过士兵委员会民主表决,带着队伍去打湖南(当时红军为了体现与旧式军队的差别,也为了吸引士兵加入红军,实行比较极端的士兵民主。朱德得知后立即解散了士兵委员会,同时发送消息通知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但仍无法制止部队向郴州进兵)。在郴州取得小胜,士兵抢掠大量物质,旋即被郴州部队反攻。朱德率 28 团往资兴撤退,命令 29 团紧随其后,结果撤退途中 29 团士兵高喊回家一哄而散,纷纷朝家乡宜章方向走去。
28 团士兵也受到了影响。二营长袁崇全胁迫欺骗 6 个连叛逃。随后,4 个连被立场坚定的连长和党代表悄悄带回。另外两个连仍然在逃。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红军领导得知后大惊失色。在商量对策时,朱德、陈毅主张武力平叛,派兵把袁崇全打回来。但红四军参谋长兼 28 团团长王尔琢坚持自己亲自去劝降。袁崇全是王尔琢的湖南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他不愿相信袁崇全叛变革命。他更不愿让已经命如游丝、危若累卵的革命力量再受损失。这个从黄埔军校、东征、北伐、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年轻将星,太清楚此时此刻红军武装力量、任何一兵一卒的极端宝贵性了。于是王尔琢不顾危险,带着一营营长林彪打马就追。整整追了一夜才追上。接近叛逃士兵时,王尔琢一边跑一边喊,【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跟我回去,既往不咎。】很快,林彪一营把叛逃士兵团团围住。谁知,躲在暗处的袁崇全对王尔琢连开数枪并趁乱逃走。朱德赶到后抱着王尔琢的尸体泣不成声。
王尔琢是当时年轻一辈中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最杰出,最有影响的青年军事将领。王尔琢黄埔一期毕业,在校时深受周恩来赏识,吸收入党,并留校任黄埔二期、三期学生分队党代表。后参加东征、北伐。蒋介石曾以军长之职利诱王尔琢投靠国民党。南昌起义中王尔琢任团参谋长,三河坝之站王尔琢率部奋勇抗敌,激战三昼夜,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红四军参谋长。这一年他才 25 岁,日后的战神林彪才 21 岁,只是王尔琢手下的一营营长。最年轻的首长、相差 4 岁的大哥,令他钦佩的榜样,就这样被曾经的战友打死在自己面前。此时的林彪,内心应该是无比悲痛又无比迷茫的。
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反动派趁红四军分兵之际,猛攻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留守红军一部分下山打游击,一部分隐入大山更深处。没有了根据地,重新汇合后的红军只能继续回到四处打游击,东逃西窜、东躲西藏的日子,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反复周旋。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红军士兵士气跌落谷底。大家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坚持,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当时迷茫的人很多,悲观情绪弥漫在整个红军中。即使后来成为战神的林彪,也很迷茫。1929 年底,他给战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看到以后很重视,也很担忧。就写了一封公开回信。这封回信本来没有名字。1948 年中央组织部编《毛泽东文选》,决定收录这封回信。林彪得知后特意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收录该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后,编辑们删去了信中指名批评林彪的内容,并选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作为文章标题,以此流传至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话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慢着!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没错。这是高中历史课本里评价遵义会议的话。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上面这段话,没有毛泽东在革命最低谷时期为红军战士打气鼓劲,提振信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都挺不到遵义会议。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够精彩了吧,接下来再说说这段话好在哪里?为什么能给迷茫悲观的革命者们以强大的信心?
这段话是这封回信最末尾的一段话。在回信的前面,毛主席逐一批驳了当时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普遍感到悲观和担忧的错误观点,逐一阐述了支持、判断未来革命前景光明的理由。读过《毛选》的人更加清楚,在这篇文章之前,毛主席还写了很多分析判断革命形势的文章。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毛主席通过长期革命实践和理性深入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革命低谷只是暂时的,革命队伍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迎来革命的高潮,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意味着城市化不足,广大乡村存在着广阔的管控真空或薄弱地带。半殖民意味着中国被众多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切割,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与其代理人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革命活动,一定能够而且也只能够在广大乡村,在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的矛盾中找到生存空间。
第二,革命的动力就是反抗压迫的动力。通过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对封建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分析,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老百姓的苦难还在加重,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还会加深,三座大山依然重重压在老百姓的身上。革命的火药桶迟早会爆发,受压迫和奴役的人们,生活困苦的人们,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等到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把更多反抗的人拉进革命的队伍,这就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按理来说,这个判断和结论已经很有理论说服力了,不由人不信。清晰、准确,与后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那大家为什么还是没有信心,还是悲观呢?**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战略,不知道是否需要战略,怎么去评判战略的对与错,哪个战略好,哪个战略坏,是否应该相信这个战略。**即使今天,很多人依然如此。所以很多人要么对未来没方向,要么容易被忽悠。我在企业做了很多年战略规划和项目投资工作,对此深有感触,也曾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一部分人认为战略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他们认为未来不需要规划或者无法规划。所以这些人对任何战略规划都不感冒,认为所有战略规划都是忽悠人的。第二类人把战略规划跟预测、预言划上等号。战略就是目标,规划就是计划,越明确,越具体,越准确越好。得不需要动脑子,让战略规划给我讲清楚,按部就班就行,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当时红军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多好的战略规划都给不了他们信心。
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要让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战略结论,得先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战略观和战略方法论。前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最后一段话,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首先,战略规划是必要必须的吗?肯定是必要且必须的。**中国有句俗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态度看似坦然从容,但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不可能等到敌兵冲到面前,水流到脚下才开始应对。那就已经晚了。很多事情,不管对与错,准与不准,你必须提前规划和准备。规划准备后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成功,但不规划准备一定会失败。在我们的企业战略和项目投资中更是如此。我们有句名言,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生产力。你等明天已经到来了再去投资,那就只能形成后天的生产力。大多数人都喜欢确定性,排斥厌恶不确定性。但未来的事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是无可避免的,绕不开的。而且现实中的很多竞争,不是从今天、从确定了才开始的,从昨天、从不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要未来,就必须要应对不确定性。
**其次,战略规划应该具体、精确吗?不可能也不应该。**毛主席判断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许多人问他,即将到来是什么时候到来(写公开信的林彪肯定也问过这个问题)?毛主席着重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为什么呢?战略规划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未知的问题。确定的,已知的不需要战略规划,直接做计划安排即可。用精确、具体来要求或评判战略规划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有一次我们开投资项目评审会,有个财务系统的人问我,你们对未来的市场预测准确吗?能不能再细化具体一点,最好提供一些意向合同。我说等意向合同都有了,咱才来这儿讨论投资,是不是太晚了!因此,一个战略规划把未来说得太模糊不好,说得太准确、太具体也不好,肯定是瞎编乱造忽悠人的。
第三,什么样的规划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一是要有明确方向。战略规划的核心作用就是指引方向。就是毛主席说的,【应该也只能说出大的方向】,虽然大,虽然不那么精准具体,但必须要有方向。如果说了很多,分析了很多,但没方向或者只有个模棱两可的方向,那就没有意义。比如诸葛亮对刘备说的,【天下三分】。**二是判断要有依据,推论要有支撑。**战略规划不是胡编乱造。是抓住事物演进发展关键影响因素和可靠规律作出的合理推测判断。很多时候,战略好坏,现状分析都差不多,主要差别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你有没有找到发展变化的核心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国民党知不知道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现状,知不知道广大农村农民的艰苦生活,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而且是提交给国民党二大的公开报告。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都没有透过报告看到可以主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庞大的农村革命力量。陈独秀甚至不允许这篇报告在共产党的党刊发表。毛主席就看到了这个关键因素。**三是好的战略规划不是空中楼阁,要有行动意义。**要是让人能够、愿意、可以为之努力,为之奔赴的东西。探索太空乃至开发太空,放到现在,这就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放到古代,基本上就是扯淡。为什么?因为现在有行动意义,古代没有行动意义。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成功?它就符合上面说的,一个好的战略规划的三大特征。
在文学性上,最后,毛主席用了三个连续的排比句做结尾,这既是前文说理的比喻、呼应,又是一种希望的呼唤。比喻形象而生动,当前革命的【星星之火】与未来革命的【燎原之势】,就像桅杆与航船、光芒与红日、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与即将迎来的新生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力量又势不可挡。提高了感染力和说服力。读书的时候老师说,写作文少写长句。这是对语文比较差的人说的,因为句子长了容易出错。但对于驾驭文字的高手来说,长句反而有利于抒发感情、增强气势。用长句和连续排比,拉长、反复推进,把节奏带向高潮。大家可以试试一口气把这三个排比句读一遍,简直气贯长虹、排山倒海。读完精神自动就被提起来了。
不久后,红军又在江西、福建等地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瑞金等地成立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的力量一点点壮大,形势一步步好转。再之后他们又再次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五次反围剿,红色根据地再次失去。再次被迫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道路……。但此后每次遇到困难,濒临崩溃,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心中默念这几句话,想着露出尖头的桅杆、刺眼的光芒、母腹的躁动,就重新获得了坚持的信心和力量,最后终于迎来航船、红日和伟大的新生!
讲一段话,讲了这么多,到这儿终于可以结束了。见面说到我读《毛选》的经历和方法,这里给大家截一张图。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多写一点个人读《毛选》心得,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讨论。

我最喜欢毛选中的一句话是: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灰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句话,包含了教员的哲学思想,实践方法论,和个性,首先表现了教员坚韧不拔的性格,不怕困难,充满斗志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教员的这句话也是符合哲学思想,就是事物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所以不管是敌人还是困难和挫折,都是前进路上的台阶,是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教员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方法论,所以教员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与方法,因此教员才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
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学习毛选,实践毛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 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觉得这段非常浪漫,堪比毛主席诗词中最精华的几篇。特别是考虑到其时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全军上下都弥漫着悲观气息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做不到这些基本要求的,还自以为是和哇哇叫个不停的,可谓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最好代言人,都是恬不知耻、位不副实、欺世盗位的 x 物罢了(名改位,毕竟也没啥名和好名,相对于每个大小领域的所谓的领导这个位置来说)…… 哦,可能很多的连障目之观、盲人摸象的局部之效都做不到,这样看来基本要求是太高了嘞。
你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口号的那一位科学家。
我最喜欢毛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深入一线,你就只会纸上谈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证理论,人做事要务实,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人的眼睛和耳朵是会骗人的,只有深入第一线,自己去摸索,去探索,去研究,这样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不能轻易下自己不知道问题结论。
《毛选》:毛主席给女儿李讷的五句箴言,撕开当代教育的短视!

一、凌晨三点,李讷的笔记本里藏着什么秘密?
北京西山的旧居里,李讷晚年常翻出一本泛白的笔记本。
扉页上是父亲用毛笔写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是 1940 年她刚识字时,毛主席亲手为她题的字。
据《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记载,这八个字取自《论语》,是毛主席对子女少说话多做事的期许。
如今很多家长花几万块给孩子报精英班,却很少有人想过。
当年那个总在窑洞前教女儿辨识庄稼的父亲,到底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比财富更珍贵的东西?
翻开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毛主席对子女的教导从来不是望子成龙的焦虑,而是藏着一套穿透时代的育人智慧。
就像他在《实践论》里写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这些箴言看似朴素,却道破了教育的本质。
真正的富养,是教会孩子在土地里扎根,而不是在云端筑梦。
二、第一句箴言:“夹着尾巴做人” 里的生存哲学
“别把我挂在嘴边唬人”,这是毛主席对李讷最常说的话。
1950 年代,李讷在育英学校读书时,同学只知道她叫 “沈娟”,没人知道她父亲是谁。
这种 “去特权化” 的教育,暗合了毛选里的智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为避免特殊照顾,毛主席曾明确要求李讷在住院时使用化名 “沈娟”,这一细节在台海网的报道中被多次提及。
现在多少家长拼命给孩子贴 “富二代”“学霸” 标签,却忘了毛主席的深意。
真正的底气,不是站在谁的肩膀上,而是自己能踩稳多少土地。
就像他在延安给战士讲课说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活一世,最重要的不是维持光鲜的表象,而是懂得低头擦拭自己的脚跟。

三、第二句箴言:“意志可以克服病情” 里的抗挫密码
1958 年李讷患病住院,毛主席在信里抄了王昌龄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末尾加了句:“一定要锻炼意志,这比吃药更重要。 ”
这种精神免疫力的培养,和他在《论持久战》里的观点一脉相承:“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封信的原文收录于《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江西日报的专题报道曾全文引用。
现在家长总怕孩子吃苦,却不知道真正的保护是教会孩子:
考试失利时,想想红军过草地的饥饿。
创业失败时,看看井冈山的星火。
毛主席当年在疟疾缠身时仍坚持工作,他传给后代的不是温室,而是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的生存法则。
这比任何补习班都更能让孩子在风雨里站得住。
四、第三句箴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里的成事逻辑
李讷的名字取自《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
毛主席曾指着菜地对她说:“饭是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嘴里说出来的。”
这种实践哲学在毛选里随处可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论》)
李讷晚年回忆,父亲常带她参与劳动,甚至让她跟战士一起种地,这种教育方式在《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中有详细描述。
现在多少年轻人沉迷 “人设打造”,却不肯花三个月钻研一门手艺。
张口就是 “创业蓝图”,却连摆地摊都怕丢人。
毛主席在延安时让孩子跟战士一起种地,不是缺劳力,而是要让他们明白。
所有漂亮的结果,都是笨拙的坚持堆出来的。就像他说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种地的人,土地才会给收成。

五、第四句箴言:“为人民服务” 里的格局密码
1947 年转战陕北时,李讷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躲到安全的地方?”
毛主席指着远处的百姓说:“我们走了,敌人就会来欺负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仗。”
这种把 “小我” 融于 “大我” 的教导,在毛选里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家庭教育里则是:真正的出息,不是让自己活得光鲜,而是让更多人活得容易。
据李讷晚年回忆,转战陕北期间,她与父亲在南河底村团聚时,毛主席曾用 “大娃娃” 的昵称鼓励她理解革命的意义。
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 “考名校、赚大钱”,却很少说 “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但毛主席给女儿的毕业礼物是《马恩全集》。
他要告诉孩子:当一个人的目标跳出 “自我” 的围墙,他的脚下才会有真正的远方。
就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燎原,是因为它照的是众人的路。
六、第五句箴言:“好好学习” 背后的终身成长观
1952 年儿童节,李讷请父亲给学校题词,毛主席写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看似普通的八个字,藏着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的主张:“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周围环境…… 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学习不是为了考高分,而是为了懂得 “怎么看世界”“怎么解决问题”。
这一题词的由来在人民政协网的报道中有明确记载:李讷亲自请求父亲为学校题写,最终形成了育英学校影壁上的经典标语。
现在多少孩子把学习当任务,毕业后就扔掉书本。
但毛主席在长征时背着字典学英语,在延安窑洞油灯下批注哲学书。
他传给后代的不是 “学历焦虑”,而是“活到老,学到老” 的生存本能。
就像他说的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才是对抗时代变化的真正 “铁饭碗”。
结尾:比学区房更值钱的,是毛主席的育人智慧
李讷晚年常说:“父亲没给我们留钱,却给了比钱更金贵的东西。”那些写在笔记本上的箴言,本质上是一套 “反浮躁” 的生存法则:
当别人教孩子争第一时,他教 “夹着尾巴做人”——真正的强大是能弯得下腰;
当别人给孩子报成功学时,他抄 “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正的成功是摔不碎的韧性;
当别人炫耀人脉资源时,他带孩子看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资源是人心的重量。
这是教员对读书和行动的关系的描述,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毕业后步入社会的绝大部分场景
赘述一句:喜欢读毛选不仅仅是因为深刻的观点,还有教员的笔风,尽管他老人家饱读诗书且有文豪的水准,但从来不爱用晦涩难懂的字句卖弄文采,一向以 “日常聊天” 的语气阐述或深刻或宏伟的“道”
不是毛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的话。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 “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 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 “爱民” 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 年 8 月 8 日)
我永远都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政治老师教我,一切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和阶级性。然后给我举了个例子,博爱的例子。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总是说博爱,超阶级的博爱,可是资本家会爱上工人吗?地主会爱上佃农吗?狼会爱上羊吗?博爱看起来理论没错,可是贩卖的是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药,目的就是农民永远不造反,工人永远不罢工 ,奴隶永远是奴隶,地主永远是地主 。
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 “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仁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他们所说的人类之爱。
可是没有超阶级的博爱难道就有超阶级的仁爱吗?说仁者爱人,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有一个是 “仁者” 吗?说君子喻于义,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们有一个讲 “义” 吗?他们一个个嘴上说着仁者爱人,却没有一个给贫下中农分地的。儒教的封建思想家们天天鼓吹和谐,孰不知他们的和谐是建立在贫下中农的水深火热之上的,农民造反破坏地主阶级的 “和谐” 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100 年前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说的很清楚嘛。
共产党宣言里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说,文化艺术及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绝对自由。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某个节目,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因为类似所以有天然结合的基因,和谐和阶级斗争因为不同所以互补(好话歹话让他一个人说完了),我相信不久之后,某些人就开始论证仁者爱人和阶级兄弟是一回事了。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 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 “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 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喜欢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毛主席带领共产党等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时说的话
选集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以及 1956 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诱敌深入才好打,无非是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名誉不要紧,问题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共产党建党之初那么多优秀的领导,有高级知识分子,有留洋精英,有实战派有军阀出身,有黄埔精英,没有一个讲清楚了这件事。
只有教员看到了,看明白了,从始至终坚持了。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毛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主席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
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总结提炼 39 点干货,供大家参考:
一、不照搬经验,而是应结合自身情况和现实条件有所取舍。
二、忌一成不变。
三、抓住主要矛盾。
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五、“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六、无私无我才能取得大成功,无私无我才能赢得彻底的胜利。
七、永远不要一成不变,凭经验办事。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有其可取性,也有其不可复制性。“变” 才是永远唯一不变的真理。
八、一方面,大力发展队伍的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略战术。(生命力的问题)
九、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上下的一致性。
十、每一次,情况都不同,而不是相同。
十一、要有全局视角(上帝视角)和宏大气概。
十二、“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
十三、既不能轻视敌人,又不能被敌人吓倒。
十四、“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十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十六、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强有力的进攻。
十七、“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十八、客观分析,抓住关键。
十九、避敌锋芒,攻敌弱处。灵活机动,不拘一格。逆向思维,果断大胆。
二十、脱离实际,不自量力,必然失败。
二十一、没有必胜的把握和各方面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绝不轻易进攻。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
二十二、成果如何且不管,先打胜仗,树立信心很重要。
二十三、不打无把握之仗,等待是为了更好更准的进攻。
二十四、所有的步骤必须考虑,并有利于全局。否则一时的胜利也只是失败。
二十五、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到后果,并做好应对不同变化和局面的准备。
二十六、提升自我,提高认知。全局思维,走一步看三步。
二十七、始终抓住本质不放,不被表象和环境所干扰。
二十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二十九、不搞一刀切。
三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随机应变。
三十一、不忘想,不盲动。绝对 “实事求是”,随时处于应对一切变化的状态之中,每分每秒。
三十二、矛盾是会转化的。但需要一个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加速转化。
三十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三十四、全局思维,利弊的相对性。
三十五、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并且随时会相互转化。
三十六、善于总结经验,并应用于新的阶段。
三十七、客服急躁情绪,即使在速决战中亦是。
三十八、必要时,反其道而行之。
三十九、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原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 “连战皆捷” 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 “一个败仗” 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 “按照情况活用原则” 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 “老百姓” 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⑴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⑵书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⑶,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⑷和李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⑸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 “左” 倾机会主义⑹,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 “围剿” 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⑺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⑻,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 “左” 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 “围剿” 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⑼及其在第五次 “围剿” 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⑽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 “老套” 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⑾。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⑿)。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⒀,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⒁,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⒂,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 第四章 “围剿” 和反 “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 “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 “围剿” 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 “围剿” 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 “围剿” 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 “围剿” 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 “围剿” 史。
敌人的 “围剿” 和红军的反 “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 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 “围剿” 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 “围剿” 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 “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 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 “围剿” 和反 “围剿” 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 “围剿” 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 “围剿” 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 “围剿” 和反 “围剿” 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 “围剿” 和反 “围剿” 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⒃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 “围剿” 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 “围剿” 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 “围剿”⒄,福建的两次“围剿”⒅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 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 “左” 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 “围剿” 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 “偏师”⒆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⒇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 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 “左” 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 “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 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 “围剿” 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 “围剿” 反复的 “左” 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 “左” 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 “围剿” 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 “围剿” 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 “围剿” 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 “围剿” 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 “围剿”。打破“围剿” 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 “围剿” 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 “围剿” 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 “围剿” 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 “围剿” 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 “左” 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 “围剿” 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 “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 “围剿” 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 “围剿”。“围剿” 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 “围剿” 和它的又一次 “围剿” 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 “围剿” 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 第二节 反 “围剿” 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 “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 同时,进行我们的反 “围剿” 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 “围剿” 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 “围剿” 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 “围剿” 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 “围剿” 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 “围剿” 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 “围剿” 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 “围剿” 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 “围剿” 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 “围剿” 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 “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 “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 “敌疲我打” 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 “围剿” 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 “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 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 “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 “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 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 “游击主义” 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 “完全马克思主义” 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 “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 “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 “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 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 “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 “围剿” 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 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 “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 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 “围剿” 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 “围剿” 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 “示形” 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 “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 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 “围剿” 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 “围剿” 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 “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 “围剿” 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 AB 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 “围剿” 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 “围剿” 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 “围剿” 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 “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 “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 “围剿” 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 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 “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 “左” 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 “围剿” 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 “围剿” 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 “围剿” 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 “围剿” 的初期,第五次反 “围剿” 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 “围剿” 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 “围剿” 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 “围剿” 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 “围剿” 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 “围剿” 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 “围剿” 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 “初战” 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 “围剿” 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 “围剿” 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 AB 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 AB 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 “围剿” 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 “围剿” 就结束了。
第二次 “围剿” 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 “围剿” 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 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 “围剿” 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 “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 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 “围剿” 结束至第三次 “围剿” 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 “围剿” 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 “围剿” 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 “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 “围剿” 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 “进剿” 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 “围剿” 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 “围剿” 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 “围剿” 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 “围剿” 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 “围剿” 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 “围剿” 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 “围剿” 时期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 “守” 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 “攻” 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 “围剿” 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 “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 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 “全线出击” 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 “两个拳头打人” 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 “围剿” 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 “围剿” 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 “围剿” 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 “围剿” 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 “围剿” 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 “围剿” 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 “围剿” 时期的所谓 “正规战争” 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 “走” 都是为着 “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 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 “围剿” 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 “围剿” 到第三次反 “围剿” 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 “围剿” 后至第五次反 “围剿” 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 “围剿” 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 “围剿” 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 “围剿” 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 “围剿” 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 “围剿” 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 “围剿” 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 “围剿” 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 “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 “左” 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 “速决” 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 “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 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 “围城打援” 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 “围剿” 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 “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 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 “围剿” 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 “围剿” 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 “围剿” 以外,当 “围剿” 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 “围剿” 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 “围剿” 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 “围剿” 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 “围剿” 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 “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 是打破了。第五次反 “围剿” 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 释
〔1〕“实际” 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 · 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 “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 “围剿” 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 · 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8 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 “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 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 “围剿” 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 “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 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 “围剿” 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 “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 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 “围剿” 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 “围剿” 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 “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 “围剿” 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 “围剿” 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 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11 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8—105 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 “左” 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2—393 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5—586 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 · 庄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 “何必厕身其间” 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 “齐人三鼓” 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 “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 · 军争》。
〔42〕 AB 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 AB 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 · 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 “围剿” 时,蒋介石担任 “围剿” 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 “围剿” 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 “围剿” 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 “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 应是 “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 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 “围剿” 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 · 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注本号,学习教员,逆袭人生。
1930 年初,井冈山的冬天,格外阴冷。
红四军刚刚离开那片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在赣南、闽西一带流动作战。
打了几个胜仗,但队伍却越打越少,越打越迷茫,四面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敌军,自己这点力量,不到万人,像一片汪洋中的孤舟。
从城市暴动,到引兵井冈,再到如今的四处辗转。
革命到底有没有未来?很多人都在问。
甚至连林彪这样最能打的年轻将领,也产生了动摇,私下里散布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失败的阴影,像山里的浓雾,笼罩着每一个人。
就在这种近乎绝境的时刻,毛泽东坐下来,给林彪写了一封极长的信。
在这封信的结尾,面对所有的悲观、怀疑和绝望,他写下了我平生所见,最雄壮、也最振聋发聩的一段文字: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句话,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原文,这里的它,指的是新中国。

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加油打气,在那个时刻,任何简单的 “我们能赢” 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段话,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强行植入。
它在教当时所有迷茫的人,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属于未来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当下的绝境。
他说,你们不要只盯着我们眼前这点兵力,这只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必将失败的存量。
你们要去看,要去看见那些你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
去看那艘船的桅杆,船虽然还在海里,但它的方向是确定的,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去看那轮太阳的光芒,太阳虽然还在地平线之下,但它的喷薄而出,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
去看那个母腹中的婴儿,他虽然尚未出生,但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生命。
他强迫所有人,把目光从脚下的泥泞,抬起来,投向遥远的地平线。
他要大家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力量对比,而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趋势是什么?
是中国亿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整个社会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
这片广袤的、干枯的草原,才是他眼中真正的力量。
而红军,就是那个即将落上去的、小小的火星。
这段话,不是一次简单的说教,而是一次深刻的认知宣言。
它把一种看似必败的军事局面,重新定义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生事物,它把一群走投无路的战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新世界的助产士。
这封信发出后,全军上下思想为之一振。
那种只看眼前一亩三分地的悲观想法,被一种更宏大的、着眼于未来的历史观所取代。
正是靠着这种思维,这支军队,才走出了那个冬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最终走到了天安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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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毛选》里早就点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这 90 条破解矛盾的思维要点,全是教我们把日子过更通透的实在智慧!

毛选说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生活永远都有问题,每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生活里哪儿都有矛盾,上班想多赚钱又怕累,辅导孩子写作业既想严管又怕压抑孩子的天性,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这些矛盾不是坏事,正是它们推着我们琢磨出不同的办法、不断的进步。
毛选讲 “旧矛盾解决催生新矛盾”,这就像爬山,登上一个坡后才发现,眼前还有更高的山,但走出的每一步都能让我们看得更远。所以遇事别慌,不要放弃,你的每一次折腾,都是是不断往前的节奏。
解决一个问题,马上会冒出后面的新问题。比如攒够钱买了房,接着操心装修、还贷;工作升了职,又要学管理、带团队。
毛选强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像医生看病要对症,我们过日子也得学会看菜下饭,别拿别人的答案去硬套自己的生活。
人和人不一样,事和事也不同。同样是失眠,有的人因为压力大,有的人因为熬夜刷手机;同样是孩子成绩的波动,有的需要补知识点,有的需要调整心态。
毛选说 “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就像砍柴先要找到树杈,找准了发力点,才能省劲又高效。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没长进?可能是没抓住关键点。比如想转行,与其乱投简历,不如先花时间结合自身优势打磨一项核心技能;夫妻吵架,与其纠结谁对谁错,不如先听懂对方藏在抱怨背后的需求。
年轻时觉得有了学历就稳妥了,工作后才发现时代在变,自己也在变;提前定的目标,遇到大环境的变化就得调整方向。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生气。话可能有些刺耳,但也可能有其道理;孩子没考上重点中学,别只看到分数,或许他在其他方面有闪光点。
毛选说 “抓主流,兼顾支流”,就像看一幅画,先看整体意境,再琢磨细节笔触。日子要过得豁达,就得学会抓大放小。
和家人闹别扭,气头上觉得对方都是错,冷静下来发现彼此都在为家操心;工作中遇到竞争对手,一开始敌视,后来发现良性竞争能逼自己进步。
毛选讲 “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就像硬币的两面,接纳这些矛盾,反而能找到平衡的办法。
想做生意等攒够钱、想减肥等明天开始、想和解等对方先低头——等着等着,机会就等没了。
毛选说 “解决矛盾要创造条件”,就像学游泳不能一直站在岸上,先呛几口水,慢慢的才能找到节奏。有时联侯能主动迈一步,僵局可能就被打破了。
年轻时总以为懂道理就能过好生活,后来才发现,知道早睡早起好不等于能做到早睡早起,明白沟通方式不等于能和人好好沟通。
毛选说 “认识源于实践”,就像学炒菜,看再多菜谱,不如自己亲自倒油下锅,烫几次手、咸淡调几次,自然就会了。
刚入职场看见同事的勾心斗角,觉得很复杂;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斗争背后的真相是目标不一致、权责不清晰等问题。
毛选讲 “从感性到理性”,就像喝茶,初尝只觉苦涩,细品才知回甘。生活同样需要走心,把经历的事多琢磨几遍,就能从外面的热闹看到内部的门道。
读了很多育儿书还是管不好孩子,学了很多沟通技巧还是吵架,这不是道理没用,是没用到点子上。
毛选说 “认识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摆着当装饰。道理好不好使,关键看能不能真正的帮咱解决眼前的难。
换工作时只看薪资高,没了解团队氛围,入职后却水土不服;装修时照搬网红设计,住进去发现好看却根本不实用。
毛选强调 “调查研究是基础”,就像买菜要逛菜市场,和摊主聊聊行情就能知道菜价合不合适;过日子同样需要接地气,能多问问、多看看,就可以少走些弯路。
小时候觉得找到好工作就能躺平,长大后才发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好路;做生意时跟风追热点,赔了钱才懂,自己的擅长方向比什么比做什么风口更重要。
毛选说 “以事实为依据”,就像穿鞋子,别人说好看不好看没用,自己的脚舒服了才是最重要的。别被什么都应该是这样所绑架,遇事多问问自己实际情况到底啥样。
老一辈的育儿经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孩子,成功学案例也没法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
毛选提醒我们 “警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像种地,去年的雨水管不了今年,自家的种子种在别人的地里不可能收获。日子是自己的,得学会活学活用。
想减肥,饿了一个月瘦十斤,结果反弹了;想存钱,一口气开始省吃俭用,结果一忍不住就报复性消费。
毛选说 “量变是质变的准备”,就像种树,小苗得慢慢浇水施肥,事缓则成。日子要过得稳,就得接受进步是一点一点努力来的,有时扎实的积累比没底的突击更靠谱。
熬了几年终于攒够首付,却因为犹豫错过合适的房子;工作中想到好方案,却因为怕出错没提,被别人抢先提了出来。
毛选讲 “质变需要临界点”,这就像烧水,烧到 100 度才会开,差一度都不行。积累足够时,就要敢于快速决断,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前期努力就都白费了。
工作中项目起起落落,婚姻中夫妻吵吵闹闹。别灰心,这些不是原地踏步。
毛选说 “否定之否定规律”,做事就像爬楼梯,看似回到原点,其实早已站在了更高的台阶。日子就是在 “试错 - 调整 - 再试中” 不断往前的,你的每一次循环都会让自己比过去多了份从容。
换工作时不能仅看眼下收入的高低,还要想几年后的发展;给孩子报班不能不光看成绩,还要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成长。
毛选强调的 “全局观”,就像是在下棋,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更要多想三步五步。虽然过日子难免顾此失彼,但心里装着长远的计划,眼前的取舍就有了方向。
二十岁想三十岁前要买房买车,却忽略了中间需要积累的技能、人脉;创业时想三年公司上市,却没规划每个阶段该解决什么问题。
毛选说 “分阶段推进”,做事就像爬山,先定一个小目标到第一个观景台,再向下一个高峰出发。步子太大会扯着腿,踏实走好每一步,反而能更快到达。
同事用新办法解决问题,自己遇到问题却没想到换个思路;和家人吵架非争对错,却忘了赢了道理就会输了感情。
毛选说 “灵活机变”,就像开车遇到堵车,死等不如绕路。问题从没有标准答案,懂得转弯的人,路上的风景才会更多,目标才会更快到达。
减肥时随时记录饮食运动,才能发现哪些习惯是有效的;工作中写复盘的日记,才能知道哪里可以继续改进。
毛选强调 “注重反馈”,就像走路回头看脚印,深的地方是踏实的,浅的地方就要注意。我们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找经验。
年轻时总觉得靠自己就行,遇到难事才发现,朋友的一句提醒、家人的一声鼓励,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毛选说 “个体智慧要汇聚”,就像拧麻绳,一根很容易断,多股拧在一起才结实。过日子遇到过不去的坎坷时别硬撑,也许身边人的智慧,往往藏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运动是为了健康,别为了发朋友圈打卡;赚钱是为了过好日子,别为了面子硬撑排场。
毛选讲 “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就像吃饭是为了吃饱,别为了拍照好看就去饿肚子。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去伪存真,盯着真正重要的事来做。
创业时单打独斗,遇到困难时没人商量;照顾老人时独自承担,累得撑不下去。
毛选说 “团结就是力量”,就像拔河,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才能赢。日子难免会有难处,别害怕开口求助,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路上就会轻松很多。
家庭里遇事别独断,和爱人孩子聊聊想法;团队里做事别拖延,讨论清楚就赶紧行动。
毛选讲 “平衡民主与集中”,就像是炒菜,该放多少盐要根据大家口味商量,火候到了该翻锅就得果断。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该听的仔细听,该定的早些定。

和孩子发脾气后,别不好意思道歉,其实孩子早忘了;工作出错是别怕担责,其实团队更欣赏坦诚。
毛选说 “反思与修正错误”,就像衣服脏了要洗,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日子过得才清爽。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反而能活得更自在。
同事的突然疏远,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他自己有了压力;孩子的叛逆不听话,可能不是故意气你,而是想证明自己长大了。
毛选强调 “分析利益关系”,就像拼图,看清拼图的每一块的位置,才能知道后面怎么拼。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情绪区看需求。
道理听了无数,都不如自己摔一次跤;攻略看了千百次,都不如亲自走一趟。
毛选说 “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就像学骑自行车,别人讲一万遍技巧,都不如自己上车摔几次。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敢试错——摔过的跤,都是个人成长的印记。
知道熬夜不好却忍不住,明白沟通重要却懒得开口,认知和行动总是对着干。
毛选讲 “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明知道前面有个坑,却怎么也不绕开,这样早晚要摔跤。日子要想过得顺心,就得让明白的道理真正去指导脚下的路。
我们抱怨孩子不听话,不如先学会和孩子好好说话;嫌弃伴侣没进步,不如自己先做出改变。
毛选说 “内因是根本”,就像镜子,想要看到笑脸,自己就得先笑。日子要过得顺,就得明白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才是成功的起点。
找关系找工作,不如先提升自己的能力;靠父母带孩子,不如自己多学些育儿知识。
毛选讲 “内外因结合”,就像划船,顺风能省力,但得自己也得掌握方向。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把别人的帮助当助力,把自己的本事当底气。
孩子成绩差,可能和睡眠、情绪、学习方法都有关系;夫妻吵架,可能是关于压力、沟通、期待值的问题堆积。
毛选强调 “普遍联系”,任何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解决问题要学会全面看问题。日子要过得细,就得学会多想想背后的关联,别头痛就只医头脚痛医就只医脚。
年轻时觉得过日子很简单,成家后才发现,柴米油盐都需要算计;创业时理想很丰满,现实中却是房租、人工、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
毛选说 “物质决定意识”,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上层再漂亮也会晃动。同样的,日子要想过得稳,就得学会立足于现实看问题。
小区保安能说出哪家老人需要多留意,超市收银员知道哪种商品最畅销,他们的经验里往往藏着和自己相关的生活的智慧。
毛选讲 “重视基层经验”,就像种地要问农民,打鱼得问渔民。日子要想过得巧,就得学会针对性的向身边人取经,他们的办法往往最管用。
公司部门间推诿扯皮,可能是流程太复杂了;家庭中琐事没人管,可能是分工不明确了。
毛选说 “结构矛盾推动发展”,就像机器零件卡住了,得调整位置才能运转。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看看哪个位置卡壳了,改改规则、调调分工,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身体垮了,赚再多钱也没福享;家庭散了,事业再成功也孤单。
毛选讲 “基础决定上层”,就像建高楼,地基打不好,楼建多高都有危险。日子要想过得长远,就得学会把底层逻辑筑牢。健康、家庭、品德,这些都是人生的地基,需要不断的去稳固。
想创业怕失败后被嘲笑,想表白怕被拒绝后难堪,想改变怕问题多,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做事,往往最后啥也做不成。
毛选说 “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做事就像登山,别怕山高,先准备好装备,一步一步往上爬。日子要过得精彩,就得学会大胆去想,小心去做。
职场有职场的门道,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婚姻有婚姻的智慧,别拿着一套标准走天下。
毛选强调 “把握特殊矛盾”,就像养鱼,海水鱼不能放进淡水里养。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入乡随俗,尊重每个领域的内部规律。
想解决孩子写作业拖拉,就得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他问题可以跟着改善;想提升团队效率,就得先优化核心流程,其他环节自然就能跟着顺畅了。
毛选里讲 “抓重点带全局”,这就像牵牛牵鼻子,只有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整体自然就能跟着走。日子要过得更高效,就得学会拎得起重点,放得下琐碎。
上班、种地、带孩子、交朋友…… 生活中的每种经历都能增长见识。
毛选说 “实践有多种形式”,就像吃饭,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日子要想过得丰富,就得学会多去体验,然后去举一反三,你的每段经历都是后续成功的养分。
小时候觉得父母说的都对,长大后才发现,有些道理需要自己撞了南墙才的明白;看书时觉得这个我知道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有些事实践起来细节里全是学问。
毛选讲 “真理是相对的”,就像四季,春天穿棉袄热,冬天穿短袖冷,道理要应时应景。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先学会通过实践来学习,没做过的事就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去反驳,先想想有没有道理;孩子没按自己的规划走,别忙着去否定,先看看他的优势在哪里。
毛选强调 “辩证与逻辑结合”,就像看天平,两边都要做比较,才能知道孰轻孰重。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站在多个角度想问题,真相不是非黑即白,还有更多缤纷的色彩!
创业失败、婚姻挫折、健康亮红灯,不管是谁都有熬不下去的时候。
毛选说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但是就像阴天总会放晴,冬天过后一定有是春天。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咬咬牙坚持,难的时候挺一挺,说不定转机就在前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内向要去鼓励,有的孩子外向需要引导;同样是员工,有的员工需要压力,有的员工需要激励。
毛选讲 “普遍原则结合具体情况”,就像穿鞋,统一的尺码不如量脚定做。日子要想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因人而异,别拿一个标准去丈量所有的人。
十年前觉得稳定的工作最靠谱,现在发现灵活的就业也能过得很好;十几年前觉得孩子就得听父母的,现在明白了平等沟通更加重要。
毛选提醒 “避免孤立静止看问题”,就像河里的流水,永远在流动中变化。人也得跟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调整自身。日子要想过得跟上时代,就得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减肥只靠饿肚子,伤身体还反弹;赚钱只想走捷径,就容易掉进陷阱白费功夫还赔钱。
毛选说 “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尊重规律”,就像种地,违背了节气去播种,再努力也会收成不好。日子要学会过得聪明,就得先学会按规律办事,顺势而为比硬拼更省力。
和家人为今晚谁洗碗吵架,没必要争出输赢;但涉及原则的问题,就一定得坚定立场。
毛选讲 “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就像看病,轻微感冒就可以多喝点热水,骨折了就一定得去医院。日子要过得舒心,就得先学会该忍则忍,该争则争,别把精力浪费在小事上。
年轻时以为自己适合创业,试了才发现自己更喜欢稳定;结婚后以为自己能包容一切,磨合后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毛选说 “认识具有反复性”,就像照镜子一样,光线的角度不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多去试试,在摔打中能更加清楚的认识真实的自己。
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碰到投缘的朋友、发现潜力的项目——别等准备好再动手,先抓住机会再说。
毛选讲 “机遇是矛盾转化的条件”,就像下雨要收衣服,不能等太阳出来。日子要过得有转机,就得学会敏锐捕捉机会,主动伸手去争取,才不会错过。
家里水管漏水,可能和和水压、管道老化、安装工艺都有关;工作效率低,可能涉及到流程、分工、团队氛围。
毛选说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系统”,就像搭积木,每块都得对上,整体才能搭的更高。过日子别孤立看问题,多想想这事儿和哪些方面有关联,解决起问题才能周全。
做生意赔了钱,才知道市场没摸透;考试没考好,才发现知识点没掌握。
毛选说 “失败是实践的一部分”,就像学走路,摔得多了,才能走得更稳。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把挫折当学费,下次就长记性了。
看老一辈的经历,就能知道哪些路走得通;看行业兴衰,就能预判未来的趋势。
毛选强调 “以史为鉴”,就像看天气,昨天晚上的天气就能提醒我们准备今天早晨的伞。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过去找规律,让你少走些弯路。
同事突然的热情,可能是有求于你;孩子突然的乖巧,可能是做了错事。
毛选说 “现象有真象与假象”,就像插在水里的筷子看起来弯,其实是折射造成的。日子要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别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
计划锻炼身体却天天吃不健康的食品,想存钱却忍不住买买买——想法总和行动总脱节。
毛选讲 “分析矛盾是为了解决问题”,就像知道饿了要吃饭,坐着不动还是会饿。日子要想过得实在,就得学会把想法转化为正确的行动,别光说不练,也别瞎练。
学了育儿理论,却管不好自家孩子;看了创业攻略,却做不起来项目。
毛选提醒 “理论要结合实际”,就像种地,书上的方法得根据自家土地调整。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道理用活,别死搬硬套。
年轻时觉得努力就能成功,后来发现,时代、机遇、选择也很重要;创业时觉得模式完美,实际落地才发现,历史经验不能忽视。
毛选说 “理论逻辑与历史统一”,就像盖房子,图纸得符合地基的实际情况。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让想法经得起时间检验。
和爱人吵架,别翻旧账、说狠话;和同事有分歧,别攻击人,要对事。
毛选讲 “非对抗性矛盾要协商”,就像修家具,轻轻敲才能修好,用力砸只会砸的更烂。日子要想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用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别把小事吵大。
读了书不思考,等于白读;懂了道理不行动,等于白懂。
毛选说 “学习是为了改造世界”,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放着不用,日子要过得有意义,就得学会把学到的用起来,让知识变成生活的养分。
工作太拼伤身体,对孩子太严压抑孩子的天性,花钱太抠影响生活质量。
毛选讲 “质与量统一于度”,就像煮汤,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会不熟。日子要过得舒服,就得学会找到平衡点,别走极端。

计划周末出游,结果下雨;计划存钱买房,结果遇到急事。
毛选说 “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就像天气,就算预报有雨也可能放晴。日子要过得从容,就得学会做计划时留一手,别把自己的路走死。
听说某个项目赚钱,跟风投资结果赔了;听说某种方法有效,照搬来却没效果。
毛选强调 “深入一线”,就像买水果,听别人说甜不如自己尝一口。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自己去看、去问、去体验,别当消息的二转手。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就培养他的艺术兴趣;发现某个方法有效,就推广到其他事情上。
毛选讲 “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就像尝一颗葡萄甜,就知道这串可能都甜,但每颗还是有细微差别。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从个别中找规律,再用规律指导个别。
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懂所有事;一代人的经验,也不能完全指导下一代。
毛选说 “个人认知有限,人类认知无限”,就像接力赛,我们接棒时,要带着前人的经验,再跑出自己的路。日子要过得有进步,就得学会不断学习,别固步自封。
别人说这个方法好,试过才知道;自己觉得这样做对,结果才是答案。
毛选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像穿鞋,合不合脚走几步就知道。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用结果说话,别光听别人怎么说。
创业遇到瓶颈,就要暂时收缩战线;工作时压力大,就休息几天调整状态。
毛选说 “战略退却为了进攻”,就像弹簧,压下去是为了弹得更高。日子要过得灵活,就得学会该退时退,该进时进,累了就别硬扛。
一个人搬不动沙发,几个人一起抬就轻松了;一个人创业难,团队合作机会多了。
毛选讲 “群体智慧”,就像筷子,一根容易折,十根抱成团了。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大家的劲儿拧在一起,别单打独斗。
夫妻间太强势,容易吵架;太妥协,容易委屈自己。
毛选说 “辩证思维是对立统一”,就像天平,两边平衡才能稳。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在矛盾中找平衡。
父母的教育方式在现在看来可能过时,但在他们的年代是合理的;同事的做法你不认同,但可能他有难处。
毛选提醒 “历史条件限制认知”,就像看老照片,要得知道当时的背景。日子要过得宽容,就得学会设身处地的改变,别用现在的标准苛责过去的人和事。
为了家庭,暂时放弃升职机会;为了团队,牺牲个人利益。
毛选讲 “全局与局部相互依存”,就像书本的一页,每页都重要,但得放在整体里才更有意义。日子要过得长远,就得学会从整体去看问题,别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二十岁学技能,三十岁拼事业,四十岁顾家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
毛选说 “矛盾随阶段变化”,就像四季,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阶段定目标,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觉得自己做不到,往往真的做不到;相信自己能行,反而容易成功。
毛选讲 “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开车,想着我能开好,手脚才会放松。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用正面思想指导行动,没事别自己吓自己。
没资金创业,就从小成本做起;没经验找工作,就从基层学起。
毛选反对 “唯条件论”,就像走路,没路的时候,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在现有条件下找机会,别等万事俱备在动手。
为了省点钱买劣质产品,结果频繁维修更费钱;为了一时痛快吵架,伤了感情更难修复。
毛选讲 “系统优化求整体效益”,就像下棋,丢个帅要卒还有什么用,日子要过得明智,就得学会权衡利弊,别因小失大。
家里水管漏水要先修,衣服晚点洗;工作中紧急任务先做,闲聊放一边。
毛选说 “做事分轻重缓急”,就像救火,先扑明火,再清理余烬。日子要过得高效,就得学会把最重要的事优先做,别眉毛胡子一把抓。
孩子成绩差,可能不是笨,而是学习方法不对;夫妻吵架,可能不是感情问题,而是沟通不畅。
毛选说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像淘金,把泥沙洗掉,才能看到金子。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提炼出来,别被表面现象牵着走。
创业遇到大公司竞争,别硬碰硬,找细分市场;和强势的人相处,别正面冲突,用策略化解矛盾。
毛选讲 “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就像打仗,先打弱的,再打强的。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用巧劲破局。
改革公司流程,先设计新制度再废除旧制度;改变生活习惯,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习惯。
毛选说 “平衡破与立”,就像拆旧房,得先搭好临时住所,再拆墙。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秩序,别搞乱了自己的阵脚。
专家的话要听,但别全信;长辈的经验要学,但别照搬。
毛选讲 “辩证看待权威”,就像吃药,医生开的药要吃,但过敏了就得停。日子要过得清醒,就得学会别盲目跟风。
开车前检查车况,避免路上抛锚;投资前研究市场,降低亏损风险。
毛选说 “建立预警机制”,就像天气预报,提前知道有雨,出门带伞。日子要过得安心,就得学会提前预判风险,别等问题来了才慌。
和同事比业绩,能促进进步。
毛选讲 “矛盾斗争性推动发展”,就像跑步,有人追着,才能跑得快。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把竞争当动力,别让它变成压力。
对行业了解深,创业方向更明确;对自己了解深,职业选择更合适。
毛选说 “认识指导实践”,就像地图,看得越清楚,走路越顺利。日子要过得有效率,就得学会深耕自己的领域,别当半吊子。
互联网兴起时,有人抓住机会创业;移动支付普及后,有人转型线上。
毛选讲 “顺应时势”,就像冲浪,顺着浪头才能站得稳。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看清趋势,抓住机遇,别逆势而为。
改革公司制度,先定新规则再废除旧的;改变生活方式,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的。
毛选说 “平衡破与立”,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稳定,事物衔接的时候,不能一刀切。
遇到问题,先弄清楚是什么,再分析为什么,最后想怎么办。
毛选讲 “分析矛盾三步骤”,就像看病,先诊断,再找病因,最后开药。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步骤解决问题,别乱了方寸。
年轻时觉得自己啥都对,后来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读了几本书,就以为掌握真理,其实只是皮毛。
毛选说 “认识具有相对性”,就像爬山,到了山顶,才发现还有更高的峰。日子要过得谦虚,就得学会保持开放心态,别自以为是。
想减肥,先定小目标减几斤;想存钱,先每月存多少钱。
毛选讲 “持久战与速决战结合”,就像跑马拉松,每公里都有补给站。日子要过得有盼头,就得学会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逐个击破,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
想创业,得知道用户需要什么;想改善关系,得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毛选强调 “多样化方法”,就像买菜,问不同摊主,才能知道行情。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多渠道了解需求,别闭门造车。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抽象出他的艺术天赋,再具体培养。
毛选讲 “思维过程”,就像做衣服,先量尺寸(具体),再设计样式(抽象),最后裁剪缝制(具体)。日子要过得有逻辑,就得学会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别停留在表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适合鼓励,有的需要严格;同样是员工,有的适合压力,有的需要激励。
毛选说 “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看情况调整方法。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没有一样的知识。
毛选说 “认识的反复性”,很多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调整出最优方案,在调整中认识自己。
黄炎培问毛泽东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_浡_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
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
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
是完全必要的。
——1936 年 12 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1945 年 10 月 17 日《关于重庆谈判》
3、黑暗即将过去,
曙光即在前头。
——1947 年 12 月 25 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4、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 “再坚持一下” 的努力之中。
——1938 年 5 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5、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 年 1 月 5 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44 年 9 月 8 日《为人民服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

鉴于某些人喜欢引用猫的言论歧视文艺生,我来矫枉过正一下。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猫这里完全没提到理工生,文艺生赢麻了。
——是这样吗?
20 世纪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远远不足以守住革命的成果,具体到人员上,只有理工生在那嗯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以及只有军队在那嗯造军工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这些都不够,远远不够。
不如说,生产力和战斗力是非常容易被剥削阶级窃取,被转化为反革命力量,反过来用来为剥削和镇压服务。换言之,这是一个生产力和战斗力属于谁的问题,属于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话,那就完蛋了。
化用一句名言就是说,生产关系不对,生产力和战斗力越发达越反动。
而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就必须有负责在革命意识形态阵线上战斗的文艺生。——虽然历史上的文艺生站在马主义立场上的反倒是少数,因而大多文艺生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革命意识形态,而是在破坏和侵蚀它就是了。
当然了,这里其实不仅想要为文艺生的地位辩护,我更想要做到的是,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功能问题,也就是猫所说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
在如今的知识分子中,理工生喜欢说现在文艺生没水平,脱离群众,于社会无益。
但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性要素,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不脱离群众,否则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消亡了。
因为在 “脱离群众” 的提法的前提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乃至于阶级的差异,“脱离群众”四个字的现实基础是:
知识分子不是群众,群众也不是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作为知识分子从事物质生产、知识技术生产、文艺 / 意识形态生产,而是消灭自己。
具体来说,是赤脚医生和上山下乡等措施想要做到的那样,让脑力劳动者成为体力劳动者,让体力劳动者成为脑力劳动者。换言之,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群众,让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日不亡,脱离群众就一日不解。
当然了,官僚脱离群众,官僚与群众的对立也要如此处理,这也是巴黎公社最宝贵的原则之一。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签名,非常喜欢,在这里引述给大家:
这个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无法改变世界。
我自己也在知乎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无产阶级是哲学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弥赛亚,哲学家却不是任何东西的弥赛亚。
从马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一个人,无论 ta 是理工生还是文艺生,只要 ta 没有致力于消除分工固化还有知识专业壁垒——这意味着消灭阶级——那么 ta 就是无益于甚至根本上完全是有害于社会的,因为 ta 在从事着让阶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在拉着整个社会往更深的地狱狂奔。
所以,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原则上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分享给整个社会,成为公共财产,被所有人消费。
——这是消除知识文化的私有制。
传统上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往往局限在物质产品的私有制上,但这真的不够,知识文化也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在发挥着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就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所揭示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虽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脱离专门的知识技术或意识形态生产的岗位,但也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广泛调动起来成为教师,以扎根农村和工厂等各种生产场所的方式,与劳动者对接(如今有线上教育的方式了,也可以考虑用网络场所辅助),交出自己的知识,使得自己成为群众,而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在这整个过程中,群众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此乃群众路线。
虽然我个人有支教的计划,但这当然这不是说鼓励大家支教说 “啊啊啊啊啊这样好革命啊”,在如今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内部搞支教其实也很容易变成单纯生产知识分子的活动——学生成了知识分子就很可能不会回到群众中了。
支教的意义不是教育孩子,而是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跟学生的父母辈接触,他们才是主要的群众。
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批判大汉族主义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 “想办法”,“打主意”。
……
调查就像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 “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 “钦差大臣” 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纵观五域,我只领悟了一个字——
毛选实在是太经典了,句句珠玑,其中最喜欢的还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就是实践,一个人知道的再多没有用,有的人感慨 “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没过好这一生” 其实书本知识还需要去实践滴,把道理用实践验证之后,实现美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喽。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同志,你最近的能量不足了吗?场能变弱了吗?那么,不妨来读读这 9 句摘自《毛选》里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读之如武松喝酒,他每喝一碗,便增一分气力,我们每读一遍,便增几分力气!
在革命最低潮、质疑声四起时,毛主席就以天纵英才的自信,对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进行了诗史性的预言。这句子本身也极好,将抽象的历史趋势,转化为三个极度生机勃发的意象:航船、朝日、婴儿。这不仅仅是比喻,更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战略信念。这种力量感,是对 “新生事物不可战胜” 这一真理的坚定。
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在逆境中奋斗的人:当你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你就能在最深的黑夜中,清晰地看见那必然到来的黎明!

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进步的代价,并非风花雪月,并非花团锦簇,而是铁与血的搏斗!这种直白而强悍的表述,能瞬间唤醒我们沉睡的意志,破除一些爱讲空话的知识分子的幻想,赋予我们以 “砸碎旧世界” 的精神魄力!
在民族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这句话,就是一剂强心剂,以三个 “有……” 的排比句式,如同三重誓言,掷地有声。它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血战到底的气概、自力更生的决心、自立于世界之林——完整地构建了中华民族自信与自强的精神大厦。
要知道,我们不是乞求外援,而是向内激发无穷的潜能;我们承认苦难,但更坚信苦难必将催生复兴!这是一种沉甸甸的、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民族骨气与志气,至今读来,依然感奋无比!
“实践” 才是认知链条的最高环节,书本上的知识当然不能放弃,但知识只有在运用中才能被真正理解、检验和发展,这是一种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成长模式。

每次遇到困难,我都要大声读上几遍,因在困难时期,人的认知容易被负面信息所笼罩。此时,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发现积极因素和前进方向,是保持斗志、避免绝望崩溃的关键心理策略,这是一种极好的逆境中的认识论和心态论。
这是对人民军队精神气质的概括,也是赋予任何奋斗集体的精神鼓舞!“一往无前”、“压倒一切”,充满了主宰战局的豪迈气概。
我们的人民军队,其强大战斗力的根基,并非仅仅是武器或战术,而是 “自觉的纪律” 和 “为谁而战” 的崇高目的。纪律由 “自觉” 产生,而目标一旦锁定为 “广大群众” 和“全民族”,那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就变成了压倒一切反动派的精气神!
这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一种事业,其目标越具有人民性,其组织越能激发成员的自觉性,它所迸发出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就越不可战胜!
以逝者的崇高,唤醒生者的担当!读之能够涤荡私心,激发起继承遗志、改正缺点、继续前进的纯粹动力。真希望那些赃官污吏,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对新中国,所做的最光明、最炽热的预言,站在今天,我们回望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就会发现,毛主席为我们打下了一个怎样牢固的地基!
“太阳升起”、“辉煌光焰”、“荡涤污泥浊水”,这一系列的比喻,充满了动态的、向上的、新生的美感。其力量感的来源,是 “历史主人”的豪情:人民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将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创造力。读之令人热血沸腾,这是一种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的底气,一种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胆魄,一种 “永远为了最崇高目的而奋斗” 的超强能量!
今天看来,这一承诺和预言,不是早已经实现了吗?你能不服气?你敢说他老人家说了谎话、大话?除了那些至今执迷不悟、认为外面月亮更圆的人(如当年的 “甜甜圈” 之流),那些剥削阶级,以及被剥削但幻想自己是剥削阶级的人,应该没有人会不认可这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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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真是一本巨大的宝库啊,随处一翻,都是 “千古名句”,摘录 9 条比较振奋的,你我共勉!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基于一定价值预设而采用所谓历史 “细节” 来污化、丑化、虚化或神化现实政权代表性人物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达到其否定现存政治格局的价值目的,一是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某种思想才有希望;二是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才能发展。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虚化,是“左”、右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
早在 1956 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时,教员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 30 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
1980-2010 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想通过虚无化历史来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
我的记忆里够好,上网也够早,现在的环境比起二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但为了切题,就摘几段 1966 年 7 月 8 日教员那封比较著名信中的内容,送给各位回答区的牛鬼蛇神。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 年 1 月 5 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之路多曲折,错误常为先导,汲取教训,继续前行。
噫!早些年,看到那句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也感慨的很。
然后来又想,这话是好的很,更好听的也还有的。那是让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好方法。但一面这样说,一面又那样说,那样做。
既只肯将 “燕子” 捉于掌上,囚于高堂。那又怎么会 “飞入寻常百姓家” 呢?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伟人圣贤们确实开创其民族之 “万世基业” 的:或于文化,或许制度,或许科技。而且往往能发现,每个民族历史上那些伟人圣贤,定下的制度、轨迹,往往能影响这个民族数百年。这种影响中性的很:或许后世之人感觉辛苦,觉得历史的惯性沉重不堪,要有改变愈发艰难,而这艰难之处似乎明明是当初的圣贤们轻易可改变;亦或后世之人亦受之益处,为其民族开拓更远、更广的发展空间。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 “无产阶级就是这样” 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反对本本主义》
2: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3: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直都是这句,好多年了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搞得越少越好。
知乎上有的人把这句话用于国与国之间关系解读,那是根本没有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
实际上这句话最适合普通人,把政治改为生意、职场、人生同样适合
1、假如你是生意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客户群
2、假如你在职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跟周边同事搞好关系,搞不好关系也没关系,至少不能关系搞得太僵,否则寸步难行。
3、假如你是无业游民,要扩大自己交际圈,当宅男早晚要把自己闷死。
好好领悟这句话,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你的人生帮助非常大。

人民群众要有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
对我来说,这句话最中听。
对精英来说,这是直接民主,错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直接民主是劳动群众自我解放的工具,而不是一党统治的借口。什么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应该包括:
1.大多数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经济地位、性别等差别享有政治权利,即以投票表达意见,选举代表他们意见的人。
2.公民投票应一视同仁(每个公民计作一票)。
3.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自主地、自由地投票——公民的自主判断要尽可能自由地形成,这就要求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围绕着群众的要求自由竞争,并把这些要求转变为集体决策。
4.公民的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各种现实的替代方案,以便能在不同的方案间选择。
5.不仅集体决策而且代表们的选举要运用多数原则。
6.多数人的决策不能限制少数人的权利,这一条件尤为适用于少数形成为多数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赞同所有这些规则,主张以进一步的措施维护这些规则,即人民群众应该直接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人民民主。
正因为人民群众不能直接管理上层建筑,上述的六项规则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未曾充分地付诸实施。例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外籍公民和移民没有投票的权利。不过,最重要的事实在于,政党之间不存在真正自由平等的竞争,因为不同的政党在获取钱财和影响选民的其它手段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不能在物质条件上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利用大众传媒,从而行使平等的政治权利。
群众是否能胜任直接民主的任务?现代复杂的 “工业社会” 不是应该由称职的专家来管理吗?
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社会是由金融寡头来管理的,东方社会则由上层官僚管理。而且,这种代议制民主还附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 “政府行政部门”,这一部门没有广大群众的任何民主参与。在这方面,他们倒是把斯大林的一句话作为信条:“干部(即作为官僚的专家)决定一切。”
就拿精英们常常提在口中的民主来说吧。精英们常常说一个笑话,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各自炫耀,美国人说他们敢在街上骂尼克松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敢在红场上骂尼克松。
那些一夜美国人以此来炫耀美国的民主,其实,就算美国人敢骂总统,可是他敢骂老板吗?
精英们在误导民众,在苏联,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当然没人敢得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是统治的力量。所以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表面上开明一点,实质上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
当然,敢骂总统,这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骂骂总统就能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吗?就很了不起吗?只怕未必。
在毛 / 泽 / 东时代,工人们一度可以批评和撤换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自己直接管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小气巴拉的民主。
美式民主就是小民主,因为,虽然你投票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戈尔还是布什,都不会代表你的利益,而只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
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方向,这也太看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了吧?台湾连个小民主都不是,纯粹是流氓民主。枪击案、黑金政治就不说了,议会的公开吵闹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不选举,或者说议会上鸦雀无声,那才是民主。我的意思是,那只是小民主,还远远不够。
比方说,你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
既然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既然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
什么是民主?无论受到资本统治还是受到权力统治,都不叫民主。
直接民主是乌托邦的理念?不可否认,社会正朝着自治的方向推进。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分配、会计或运输等经济活动趋向于电脑化;这一趋势中包含着削减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以及大力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集体协作的有力趋势。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演化成 “二元社会”,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保护的、在经济扩张阶段甚至会“短缺” 的熟练工人,[99]与另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保护的非熟练工人相并存。要么社会使劳动强行同质化,消灭失业,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 30、24、20 小时,提高教育、技能培训及再训练在生产者毕生中的作用。
事实上,较 “开明” 的资本主义雇主也理解到,国家(或人类)的宏观经济生产率更多地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及其对于新技术工艺的适应性,较少地取决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闲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将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现实。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反战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地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新社会运动,近年来有数百万人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一切意味着,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
毛 / 泽 / 东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1959 年毛 / 泽 / 东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 / 泽 / 东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 / 泽 / 东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在毛 / 泽 / 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 “两参一改三结合” 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这些运动有其现实的局限。这要归因于它们缺乏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模式,或者所提出的模式有其缺陷。此外,这些运动至少在政治上还表现出新改良主义的、以及被吸纳进现存权力结构中去的趋势。尽管如此,在群众运动的层面,它们仍然极为新颖并充满解放的潜力。它们一而再地崛起,代表着群众在官僚化国家、各级政府、各类政党及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以外参与政治过程的明确趋势。这样新颖的群众运动的概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灭亡后使直接民主制度化的巨大可能性。它们事实上意味着,自治远非乌托邦,而是未来的潮流。
尽管许多宣传把 “市场经济” 当作万应良药,但人们日益体认到,生活压力、心理失衡、暴力、沉湎于毒品、青年丧失希望和前途、道德沦丧的普遍蔓延等对公民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甚至保守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逐渐(即使不情愿地)承认,更多的个人主义、更多的社会冲突、为追逐财富浪费更多的资源,无论如何不会为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相反正是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有能力逐步理解和控制其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不愿再忍受这些非理性的代价。在社会发展中控制那些最严重的非理性趋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尤其在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在生态灾难的威胁这一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倘若非理性继续在这些领域肆虐,人类便注定会灭绝。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争论。在我们看来,这是悲观厌世论者和适度乐观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倘若我们提高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倘若我们努力将未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人类的最终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群众的自由和自决。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并非“现实主义的” 的信念;这等于假定人类天生不适于自我生存。这全然是迷信,是原罪这一神话的新版本。
最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只有当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 / 消费者 / 公民逐渐自己掌握了 “一般社会事务” 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即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
图片上的那句话也很喜欢,但最初被种草的是上面这句话。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不理解的,后来渐渐长大,那些感性的直接经验扩展和深化了我曾经在书本里的理论认识。
看到上面这句话,是一种共情,也是一种和大家分享的共勉。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年轻的教员在《…… 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同年 2 月王明刚发《为…… 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
对不起,没有。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
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我们也就无法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的复兴又是复兴到何时的自己?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可以概括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
是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所以在后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到:“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想必这也是调查后计算得到数据,“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自己做起!
用事实说话,公者千古!

我最喜欢这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不是毛选的,但很喜欢: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我们两个见面,_我们的老朋友蒋介石_可不高兴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喜欢的话真的太多了,这里分享一句有意思的话,来自毛选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我最喜欢的还是《毛选》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我偶尔还会默念出来,尤其在做选择时。
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可是他的意思不一定都懂。你可能会说,这个谁不知道,不就是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嘛,分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好像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可还是不够懂,更别说懂得怎么用了。
我就从字面意思和当时的语境去理解,说的是分清敌友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过度解读。
在战争年代或者处于变革的社会中,只有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否则就有可能误伤了友军。

在工作生活中,这种分辨能力同样重要。
比如你是一家公司的市场经理,就必须分清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是谁,才能制定下一步的市场策略,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了解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这对赢得选举至关重要。
因此,当你读了这句话,就要学会去判断敌我双方是谁,以明确目标和方向。
除了分辨这种在立场上非此即彼的关系,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这句话。
一旦你活用了这句话,就能以找朋友和找敌人的心态去工作和生活,用心去分辨出哪些行为是自己成功的敌人,哪些是朋友。
比如在学习上,刻苦努力是「进步」的朋友,而骄傲自满则是「进步」的敌人,只要你分清了这一点,就知道继续保持刻苦努力,防止骄傲自满,你就能进步。
再比如你跟朋友交往时,除了分清人群上的朋友和敌人之外,**还可以在态度上分清敌我双方:**对朋友真诚善良的态度是朋友,而欺骗算计就是敌人,这样一来你自然知道如何与朋友友好地相处了。
这是两三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在其他方面用这个方法,去分辨出万事万物的敌我两方,然后在中间划出分界线,你就很直观地看到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
再举个例子,像这个月读什么书这样的小事,你也可以用上它。假如你迫切要读的书是市场营销类,广告类的书,那么《营销管理》、《市场营销》、《广告说服力》、《影响力》等书,就是你的朋友。
而其他类别的书,比如《阿弥陀佛么么哒》、《谁的青春不迷茫》、《因为痛,所以叫青春》之类的书,就是你的敌人。
对于敌人,你就不能接近,即使不能把它烧掉也要扔在一边,否则你就时间去照顾真正的朋友了。
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还得分清敌我双方,这样才能做出有利于当下的决定。
这个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大事小事都适用,希望你能用上它。
《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 “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到现在仍然适用
前年认真读了一遍,非要挑一句,那就是这句,
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需要的是镇定而热烈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对人的要求是极高极高的。
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叫 “科学的态度是 “实事求是”,“自以为是” 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很欣赏这个观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有理。就是这么做是正当、正义(符合道义)的,合乎规定的。如果一张嘴就是 “世界没有正义,只有利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就从理上已经流氓化了。
2、有利。有些人一张嘴就是,正义必胜。事实上,正义不一定能胜,我只能说,我坚决支持正义的一边。但是,也不能采取硬拼蛮干的方式,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
3、有节。就是懂得适可而止。本来是正当的,但一直往前进攻,就可能变成侵略了。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出自毛泽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可以总结为:我有自己的毛选,可以不看你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选集》第四卷,《唯心史观的破产》
他还说过一句意思类似的话,不过不在《选集》里:“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非常相信人的能动性,非常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有意志和相应素养的人,就能创造一切奇迹。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是他世界观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他大气磅礴人格的来源,以至于他以一己之力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第一位留下大量彩色照片和视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只有黑白影像,且数量不多),只要人类不灭亡,其文化符号的传播必然比秦皇汉武更广泛更持久,塑造若干代人的共同话语。
然而,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来自于人的因素、尤其是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强调。
也许天才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以为其他人都是天才,或者至少也是可塑的人才。他太牛逼了,导致他不禁觉得其他人达不到他的期望,还觉得其他人也可以变得如此牛逼且应该努力变得如此牛逼。
当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执掌大权,就会压得其他的人才甚至没法发挥优势,甚至在天才的巨大威望往下连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都没有。
但不论天才具有怎样的传奇性性,真正能运行这个庸常的、没有大结局的世界的依然是一般的人才乃至庸人。如果一个社会形态只能建立在 “六亿神州尽舜尧” 的前提上,那必然是一场乌托邦的幻梦,而最终会以灾难性的后果收场。
知乎是不是监视我手机,刚下单 1-5,还没到货 看完来补
你们都看过毛选吗?不说别的,至少在 25 年~31 年的毛选是真有实力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volution 不是温良恭俭让…… 是一 class 推翻另一 class 的暴动。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
事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现在做啥事都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再行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选里面的一句话或一段话,让你在实际中收益,那就是你读毛选的意义。这就是教员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就是为了是实践,实践也是学习。

通过毛选的学习我更觉得,需要学习教员的主动精神,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作中,都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例如教员说到,以后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字面意思是说,要夺取政权需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换在其他的领域,也是在强调我们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需要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在职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如果一个领导空降过来,没有在新岗位建立起自己的团队,或者把自己原来的团队主力带过来,那么他很难在这个岗位上待下去。之前我们公司的财务部门和网络部经常换大领导,及时这个领导本身很努力的工作,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各部门,但依然无法待过试用期。当时很不理解,读完毛选后我理解了,仅仅一个大领导的虚名挂着,无法指挥动下面的人员工作,那就是一个空架子。

在战场上也是一样,教员主张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用 5-6 倍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环节。这明显也是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去打有把握的仗。而十六字诀也是一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我有力量的时候去打你,用我好状态对你差状态,那是不是胜算更大呀。

说了这么多,毛选里面不只一句话喜欢,而是整个毛选都喜欢,为了方便大家使用金句,我整理了 90 条金句,需要的自己拿。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3.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5.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6.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7.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8.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9.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
10.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2.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
13. 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
14.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
15.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
16.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7.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8.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0.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人> 发刊词》
21.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共产党人> 发刊词》
22.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23.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论联合政府》
24.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论联合政府》
25.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论联合政府》
26.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7.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28.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的作风》
29.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30.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
3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 的序言和跋》
3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33.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4.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组织起来》
35.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36.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
37.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8.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39.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40.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
41.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
42.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
43.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实践论》
44.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
45.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
46.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47.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48.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49.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
50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51.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2.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
53.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54.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
55.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6. 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7.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8.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9.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论持久战》
60.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61.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
62.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
6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64.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65. 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
66.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论政策》
67.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论政策》
68 . 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69.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70.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1. 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2. 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3.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4.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5.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76.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论联合政府》
77.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79.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8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1.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2.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3.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论人民民主专政》
84 .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85.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实践论》
86.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87.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88.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89.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0.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
以上金句覆盖了《毛选》核心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需更具体的某篇文章摘录或扩展,可进一步说明!
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
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该内容出自毛泽东 1925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重要论述。
背景是,当时党内存在左倾(忽视农民力量)和右倾(放弃领导权)错误倾向,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革命对象与同盟军,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严密逻辑分析,得出依靠农民团结农民;坚持革命中的领导权等主张。后来历史证明,正因为他情况掌握清楚,分析透彻,所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打开方式。历次重大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选择挽救革命挽救党。
https://www.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2/049.htm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对《矛盾论》的深度现实应用解读,全文 12300 字分五期发布,今天是第三期]
导语:本长文以 “一分为二看问题,正反两面找办法” 为《矛盾论》核心心法,全面贯通《矛盾论》各个基本原理,并以中国革命史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为案例,详细讲解该心法的实际运用。全文五期内容分别是:
第一期:为何要写《矛盾论》这个系列文章?
第二期:《矛盾论》到底说的是什么?
第三期: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第四期:《矛盾论》有什么现实作用?
第五期:《矛盾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矛盾论》?是革命发展的需要逼着毛主席要写。
正如毛主席 1959 年 12 月,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1937 年 4 月—8 月,毛主席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
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但关键是土地革命战争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在此期间,毛主席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
后来编入《毛主席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两论也成为中国哲学领域两颗璀璨的明珠。

之所以要写要讲《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主要目的是为了 “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要教会那些只会死啃书本的 “书生” 怎样真正做事。
不教会他们如何做事,我们党就无法统一思想,就无法形成合力,就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第五次反 “围剿” 就是血的教训。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深受 “左” 右倾教条主义之害,简直是苦不堪言。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段话的意思,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教条主义者认为,完全按照《孙子兵法》打仗就能打胜仗。若你问他如果交战双方都按照《孙子兵法》打仗,胜负又如何判定呢?这样的问题他就回答不了了,他可能批评你汇报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也可能批评你态度不好。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承认自己有错。
当时,像王明这样一批留苏归来者,自视为 “正统” 马列主义者,熟读苏联革命理论,又有共产国际支持。他们忽视中国实际:经济落后、敌强我弱、军阀割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产业工人力量薄弱…… 却一味纸上谈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教条,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在军事指挥上,要么盲目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发动城市进攻;要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硬碰硬的阵地战——这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可以想见,如果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未来面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两大强敌,党还将遭受多么重大的损失。
事实上,王明 1937 年 11 月 29 日回到延安后,在思想上、组织上另搞一套,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又变得十分微妙,直到 1938 年 9 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王明才消停了,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在延安整风以后。可见清除教条主义之艰难,远比 “淹死一条鱼” 更复杂、更曲折。

1946 年内战爆发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党力量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之所以我人民解放军能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全党达成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和正确的战略共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抗战前的重要著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战路线和战略的统一,顺利推动了 “敌后抗日游击战” 战略落地,并由此发展了一百万的野战军和地方军,以及二百余万民兵,建立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政权,为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论》解决的是真理在谁手中的问题,《矛盾论》解决的是革命方法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党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历史遗留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这就是毛主席写《矛盾论》的原因。
<未完待续>
太喜欢老毛,往往会觉得别人就太不够看了
那天读沈从文,感慨了一番
家国破碎,山河沦陷,一个文人的挣扎与救赎,要求自己兼具艺术家与革命家两种性格,想法很好,不过,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所有文人摇的笔杆子,没有老毛一个人摇的威力大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
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

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門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
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不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坚持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制造 “两个中国”。
1958 年夏,中东地区掀起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美国派遣军队干涉中东事务,陷入中东危机的泥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对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炮击作战,即著名的 “炮击金门”,以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牵制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炮击金门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军从金门、马祖撤离,以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隔离,达到其 “两个中国” 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派出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补给护航,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而蒋介石也反对 “两个中国”,不愿从金门、马祖撤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以抵制美国的阴谋。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反对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 的图谋,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对外发表,宣布暂以 7 天为限,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毛主席的这篇《告台湾同胞书》,里面的很多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过时了,就 out 了。
相反,时间隔得越远,老人家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让我们这些后辈在深感敬佩之余,也为我们现在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镜鉴。
谈不上是最喜欢,就是有点感触的一句话。在《井冈山的斗争》一篇文章里面,关于割据地区问题一部分,开头是: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这句话很平淡无奇,但是仔细想一下,整个罗霄山脉地方的大概面积是 2.5 万平方公里,从 27 年的秋收起义到写出来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时间是 1 年 2 个月左右,里面蕴含的寻找落脚点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而作者时年大概是 35 岁左右(1893/12/25—1928/11/25)在这一年中走了多少山路,跑了多少公里?磨坏了多少鞋子?估计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另外还有频繁的战斗也是少不了的。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了,只凝结成了我们都走遍了这几个字里面。读万卷书后,再走万里路,在主席的身上都题现了出来,但估计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伟人走完了万里长征,但罗霄山脉里的这个小长征是没有什么人注意了。最后再感叹一下,伟人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好。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妥妥的杀人诛心啊,几句话就能瓦解千军万马
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
毛主席的这句话,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中国革命人民的人生那简直是太重要了啊!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领会、理解和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这句话,这对于你们所有人的人生那是万分之重要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把敌人(代理人)当成了朋友,而又远离了真正的朋友(工人阶级)。
因为 1978 年我 16 岁刚刚上初三时就直接面对了改开,从此《毛选》就被整个社会所边缘化了,而我在 16 岁之前所背诵《语录》因我年少理解不了而又忘得是一干二净。从此,我就走上了我人生最大的歧途。
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交友一定要慎重,尽可能地 “门当户对”,不然你就会被你的对立阶级所坑害。
今天某些不良专家忽悠年轻人去 “攀高枝”,我认为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极度误人子弟、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
因为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那些比你高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这个底层去超越他的,不然的话他高人自己也就完蛋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此时只有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才能其乐无穷。
如果你一个底层去与有钱人交朋友,那么此时你这个底层最后只会沦为这个有钱人的佣人、仆人或侍从,从而让你彻底丧失尊严使得你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得到平衡;如果你这个文盲去与有文化的人交朋友,那么你这个文盲就只会沦为这个文化人的下属且永远无法翻身。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所有的方面。
因此,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做法是,只有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相应的实力之后,这个时候你才能找那些高人去 “分庭抗礼”。不然的话,你永远只能在他们高人之下而无法入流,这对于你这个底层来说是极度难受的,因为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学习教员的 “三个世界” 理论,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所在的阶层,你只有在你自己的阶层群体中才有可能出类拔萃。此时,你一定要坚信阶层和阶层矛盾的必然存在,你必须要明白你的老板与你根本不是一路人,不然的话你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是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欺负的。
三、当年,我一个工人阶级在代理人的忽悠下,我居然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对此,我只能说一句——我草!
根本不是一路人嘛,我一个工人阶级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我这不是找抽吗!
你们大家好好想想看,我一个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自修大学)这些垃圾文凭跑到公知们那里去请求一官半职,你们认为这有用吗?
狗屁用没有!——这是张雪锋老师在解读 “计划外招生” 时所说的一句世界名言。
大家再好好想想看,连他们自己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们都一时还安排不下,代理人怎么可能会安排我们这些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垃圾文凭的工人阶级呢!
不是一个阶层的,你怎么看齐?上下高低都不一样。
你们再想想看,你一个工人阶级怀揣着一张连今天的野鸡大学文凭都不如的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你有资格去与天之骄子们的学士学历看齐吗?简直就是胡闹嘛!
当时我们工人阶级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好好学习《毛选》,之后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工人阶级,用工人阶级们最强有力的 “一声吼” 去与公知们商量着办事,此时我们工人阶级才能有出头之日。
如果我们工人阶级拿着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去找公知们理论,此时工人阶级就已经被公知们降维打击了,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手中的这些垃圾文凭在公知们眼里一文不值。
也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这些垃圾文凭去与公知们的全日制本科学士文凭去相提并论的话,这无异于当年义和团用 “刀枪不入” 的方式去与洋人先进的洋枪洋炮进行对抗,其只有彻底失败的唯一可能性。
最近,我们大武汉出了规定,以后提拔 “人才” 必须是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以上的学历,那么此时我们工人阶级就只能在宪法上继续担任着领导职务了,社会中的琐事就不用劳驾我们工人领导阶级去操心了。
四、决定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在于其高低贵贱,而是在于你所在的这个阶层是否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阶层?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迷恋于跨越阶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阶层不是一个团结的阶层,而是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而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必定是一个被动挨打的阶层。
阶层的团结不是为了去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捍卫你这个阶层最后的底线,因为跨越阶层只是极极少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因此,当年易中天叫嚷着要守住的那个底线,不应该是那个道德的底线,而应该是你自己阶层的底线。可见,易教授揣着枪跑错了阵地,其可笑至极到了最低之下限值了。
我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你人生中的所有方面。
结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同样是所有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首要问题。
如果你敌我不分,那么你的人生就只有死路之一条。
必须的!
(本文为本人原创,仅代表本人一个人的观点)

我最喜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第一名话,就开宗名义的讲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书。并背诵里面的语录。在我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写学习心得。当我翻开毛选,首先看到毛泽东的像片,在像片上,用透明纸张做成的页面,会因为其独特的材质和光学特性,给人一种高贵、精致且略带脆弱的视觉感受,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人觉得显得比较重要或庄重。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分清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纵观世界风云变幻,只要搞清楚了这个问题,那就会旗帜鲜明的站对自己的位置。
我在快手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画面:国际在线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11 月 25 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 11 月 25 日向英国议会提交新的政府开支计划(Spending Review),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当时的中国人,都是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我们都在认真地学习它,还背会了书中的语录。学习让我们提高了个人的思想觉悟。让我们也从毛泽东思想的眼光看问题,学会了观察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的著作中充满深刻的洞察与磅礴的力量,若说最触动我的一段,当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段文字的力量在于三重境界的融合:
1. 穿透黑暗的预见性
1930 年,革命根据地被围剿、党内弥漫悲观情绪时,毛泽东以 “桅杆尖头” 的航船意象,将抽象的革命前景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存在。这不仅是军事判断,更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至暗时刻洞见微光,源于对矛盾本质的清醒认知。
2. 哲学高度的时空观
三个比喻构成时空的阶梯:航船(空间上的由远及近)—朝日(时间上的破晓临界)—婴儿(生命孕育的必然律)。这种递进将革命置于自然法则与生命规律中,消解了暂时的挫折感,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
3. 诗性语言的政治动员力
不同于口号式的鼓动,毛泽东用 “躁动于母腹” 这样充满生命张力的比喻,将革命合法性植根于新生命诞生的必然性。这种文学感染力,让艰深理论转化为燎原的精神火种。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
这段话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成为所有 “艰难转型期” 的精神灯塔。它提醒我们:
- 判断趋势需抓住根本矛盾(航船桅杆的 “尖头” 即关键变量)
- 量变到质变需突破临界点(朝日喷薄前的光芒是持久积累的结果)
- 新生事物必然经历阵痛(婴儿躁动恰是生命力的证明)
-–
*(注:引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你最喜欢毛选里的那一句段话?
当今时代以此为杆,于黑暗处可以见未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的教诲和激励是那样的质朴,却拥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
没有人民的原子弹,都是空弹。
这句话基本上是一切核心点,是一切魄力收拾一切纸老虎的底气。
卷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 “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调查就象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完全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此情此景,甚是适合。
懒得吵设定为我关注的人才能评论了。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王景新 潘毅 曹锦清等 集体经济村庄 | http://www.snzg.net/article/2015/0208/article_40513.html
【 今天上午彭海红老师讲到毛泽东一说 “人民公社好”,就掀起全国的热潮。其实这个“人民公社好” 是经过后人加工的,毛原来并不是对人民公社进行价值判断,原说法是“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人反对人民公社搞工业呢?有!1958 年在大搞农业的同时,中央发了个文件,提出大办地方工业,其中包括农村中的社办企业。但当时一搞就搞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治理整顿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把农村社办企业给取消了。为此,中央发了许多文件,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俗称 “六十条”。其实,这个取消我认为加深了毛泽东跟当时中央其他一线的人的分歧与矛盾。因为你不给办企业,农村人民公社只能成为一个纯农的生产单位。
毛泽东为什么当时说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不要叫别的,就是要你不能把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搞成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只搞农业,让农民永远成为农民。现在你把办工业这一条卡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成为中国版的集体农庄了。
而且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不给人民公社办工业,就等于把很多人圈起来去种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的田地,这样的人民公社肯定是要死掉的。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领导人中还有质疑社队企业的,如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你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他们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张银锋把乡村工业与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外在性关系去考虑,是可以商榷的。】
那么允许农村办社办企业有啥好处呢?其实就是保留了集体经济的火种,像洪林村,可以用拆前土地补偿金置换附近纺织厂扩大后淘汰的二手机器,搞村办纺织厂,并衍生出其他相关产业,不断经营,最后反过来在国企大下岗时期,兼并了原来的地方国企纺织厂!
后来也引入外资扩大规模,变成了纺织业龙头企业,经济上有余力后,还在灾年向周边村提供了粮食,水泵的无偿支援。
下文同样来自《开放时代》,《集体经济村庄一文》,HL 村就是洪林村,百度百科里可以搜到了:洪林村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6%9E%97%E6%9D%91/37528
估计以前的风气就是小岗村是政治正确,保持集体经济的洪林村,周家庄,嘎措人民公社等等都是政治不正确,所以提都要用 HL 替代,但从现在百度百科可以收录洪林村这个词条来看,对政治正确已经开始反思了~~
【老田:作为一种生产政体的集体经济村庄
我今天介绍的是湖北的 HL 村,以这个村为例,来观察集体经济村庄对管理理念,跟现在提倡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对比;借鉴生产政体的概念,来对照集体存在与现代企业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处置方式。
(一)作为一个观察视野的生产政体
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的概念,是试图考察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观察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及更为宏观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影响。在这个观察视野里面,一个集体经济村庄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有其经济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殊性,就在于干群关系不同于私企,也与改革后确立主流劳动雇佣关系相区别,这既体现在劳动过程中间,更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间。很多人都讲到集体经济村庄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到底是怎样构建出来的,是怎样起作用的,就能够说明生产政体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内涵。
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邓子恢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生产政体内部来观察,例如他 1957 年从正面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 年从反面提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1959 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所讲的生产关系就不是说所有制,而是指生产场所的官民关系问题。今天的研究普遍是把这些涉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内容和主张,拔高到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甩开了这些讲话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间的针对性,就总觉得离开实际很远。
(二)湖北 HL 村成长的几个关键阶梯
回到 HL 村,这个村子的发展有几个重要阶段。1970 年之前这个村子很穷困,处在江汉平原上最低点洪湖边上,涝灾特别严重,只要一下雨,庄稼就淹掉。1970 年,村子里有 27 户在外面流浪讨生活,此外还有 150 多个劳动力平时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讨生活。
这一年叶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他在任职演说中说:“三年之内如果不能把村庄的面貌改变的话,我自动下台。” 毛时代很多基层干部都有着劳模的生理特点,比如身强力壮、干活干得比别人多,所以就很有领袖风范。叶这个人恰好是没有这些特点,而且眼睛极度弱视,只有 0.1 的视力,按照农民的说法,这算是 “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别能提振民气,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给低湖田建设一个可靠的防涝围子。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水灾之年 HL 村的围子是唯一的一个保证了收成的。此外,他还很有战略眼光。当时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个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势高的高湖田涝灾风险低,潜在价值就高,一亩高湖田可以换几亩低湖田,叶书记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围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统统换过来。因为当时耕作距离比较远,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组织群众修了一条从定居点到田畈的运河。
当然,仅仅依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从 1958 年大搞水利到 70 年代,整个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经开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 “旱包子” 和江海平原的 “水袋子” 是两大重点。到了 70 年代中期,江汉平原按照等高线开挖的排水河,逐次开始起作用。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个村庄投入几万方的水利工程围堰,就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涝作用,先于周边村庄解决水稻生产最大的限制问题。
就水利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还是跟 “时势” 之间有因果关系。仅仅三年时间,HL 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到 1980 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 120 万元,人平分配 480 元,工分日值 2.5 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 80 万元,流动资金 36 万元,储备粮 120 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 36 台,计马力 679 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
社员富裕程度也显著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②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强制分田的时候,村民思想非常统一,一致坚决反对,而叶书记也敢于冒一点点的政治风险,顶住了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顺应了民意,所以就没有分田到户。
HL 村工业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 1979 年。这年洪湖市投资建立了棉纺厂,要征用村庄的土地,当时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给招工指标,或者多要征地款,叶书记跟村委一班人讨论之后觉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标,要求帮助建设小棉纺厂。通过这个小棉纺厂的孵化作用,80 年代搞了十几个小工厂,这个村就从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了。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1979 年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国营棉纺厂在 2002 年的时候办不下去了,为了动员职工不反对改制,县委副书记亲自到场做工作,被工人包围在工厂里面 24 小时。
HL 村这个时候站出来,出资 1900 万把这个厂接下来了。HL 村接管国营厂的时候,向职工承诺稳定就业和稳定工资,这样,原国营厂的干部职工都很欢迎。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矛盾,叶书记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学者论证说,按照传统的僵化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国企必定要垮台。恰好相反,叶书记就是承诺按照老式国企的经验模式来管理,最终把纺织业经营成为 HL 村的支柱产业。
2009 年北京很多大学生社团到这个村做寒假调查,学生们听到叶书记介绍到接管国营企业的承诺时,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问:“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弃了,要是他们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办?” 叶书记当时有点激动,高声回答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焐热了。” 我当时就坐在旁边,听了很感慨,这些集体村庄的带头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我们在学校习得的管理知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相互之间不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管理知识体系的碰撞。
在这个村子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主要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我们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有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管理过程对于激励手段的依赖就很小了。直到 2003 年叶书记每年收入仅仅与普通劳动力相当,5500 元左右,到了 2009 年稍微有点差别。
(三)共同体信念或者集体主义精神的建设过程
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各种管理手段,那么就需要劳动者有相当高的自觉性作为替代,否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很难进行。而来自劳动者的 “自觉性” 或者“主人翁精神”,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很准确的理论提炼,都是应用各种相近的词汇加以经验性描述。
在 HL 村,叶书记上任之后 3 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有了让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村里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把外流的 27 户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杨的一家人,在 3 年之内就搬了 3 个省、6 个县,村里费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们;因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艰难,女主人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之下,精神已经不太正常,迁回来生活稳定之后,精神状态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重大举措,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兴旺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家人的兴旺,个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体利益进一步来实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要体现在现实当中。这件事成为全村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为管理层经常宣讲的重要事例,用于论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
HL 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长江大堤防护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所以灾年就有湖南人流落过来,在湖边的空地搭棚子安家开荒,这群人被当地老百姓蔑称为 “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认他们的村民资格,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因为靠近湖区钉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虫病的病人。
1971 年大队状况改善之后,就决定把这 40 多户拆迁出来,并说服其他村民让出宅基地,给他们建房。这也是证实村民资格 “有效性” 的重要案例,叶书记在很多年之后还说:“1971 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③今天叶书记的主要助手之一,也常强调自己是 “湖南棚子” 出身,以此隐喻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的一致性。
叶书记要求党员 “带头富服从带领富”,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我们 HL,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近 30 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 78 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 HL 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④叶书记本人长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资,后来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对集体的不认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数人脱离多数人的先富先贵现象,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间造成 “集体的心理报酬递减”,同时那一部分好起来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就构成心理上的贬低和压力,而且鼓励个人脱离集体寻找个体奋斗是一个示范作用。
按照叶书记自己的总结:“一是全力营造我们 HL 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
比如 80 年代中期,‘HL 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HL 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 在乡村的共同体中间,叶书记还很重视两项礼节性的事务:“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 HL 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
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 HL 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⑤
说教能够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迁 “湖南棚子” 和接受外流 27 个家庭的共同记忆的支持,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支撑作用,才足以让人信服;有了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不率先谋取私利,才有说教不会贬值的可靠保证——集体不是干部个人的阶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叶书记还喜欢引用毛时代就已经流行的顺口溜来说明问题:“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
管理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沟通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对于集体的普遍认同,那么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对于集体的不认同,通常与村内的社会分化和竞争有关,这些都在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叶书记说对于村民建房,绝对不容许高出邻居一片瓦一口砖。反过来,最主要的激励手段——对于利益的分配倒过来为促进集体认同来安排,视村里企业盈利状况好坏,是按村民的家庭来分配企业红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红利,与长辈一起过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则按 1.5 份分。
此外,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里提供很多福利,例如吃水和用电不要钱,为所有老人购买了社保,村卫生室已经升级为卫生院,免费治疗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设立成员资格获得年限,例如工作达到 7 年之后经本人申请可以享受村民资格待遇。
我多次去这个村庄调查,由此形成了对于管理的认识:只有在认同彻底瓦解的结构中,激励才需要管理手段,制度建设相应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
较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中间引起的主观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种增进认同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处于技术和管理高级职位上的群体而言,这是一种增进不认同的方式。在大的社会背景中间,较高的管理、技术和销售职位上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和关系网络,通常要给予较高的收益,特别是周边存在吸引高层职位的高收益时,这种外部压力就不能忽视。
南街村、华西村和 HL 村一样,都承认村民的成员资格,以及由成员资格所规定的分享企业红利的权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过 70%的按需分配来实现红利共享,华西村则是在承认职务差别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村民都得到记账红利,HL 村则每年年底按户分配红利。
有一点很清楚,集体经济村庄内部,干部的权力很少来自于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所带来的控制权和强制性,大多数来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赋权,干部对于村民的影响力主要源于认同而不是控制权的集中。但是,干部较少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权威的低下。
在 HL 村,村民告诉来访者,叶书记的权威比公检法的权威要有效一点,法院判决解决不了的纠纷,叶书记可以调处。另外,在乡村中间,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执行难度很高,但在 HL 村没有大的障碍,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长数量远低于周围村庄。自下而上的赋权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社区有潜力接管国家机器的部分镇压职能。
近年来复活的 “枫桥经验”(今天只强调矛盾就地解决,把上访最小化),在毛时代的实践中是由社区组织接管公检法机构的镇压职能:对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镇压对象改由社区组织监督改造。近三十年来,毛时代的单位制熟人社会网络彻底瓦解之后,对于国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公检法这样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扩张就很快,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不仅成本高,也远远满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区黑恶势力的抬头就是明显的标志。
在村庄企业的职工队伍里面,由于承诺稳定就业,村民还额外拥有分享企业利润的资格,这样就形成稳定的熟人社会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间,群众的风评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倾向于自我调节和自律,需要干部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纠偏的事务反而很少。
(四)村庄与国家的一致与不一致
在布洛维那里,生产政体除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外,还要与外部的大环境发生关联,市场竞争的压力要对企业内部的生产政体起作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预也是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权力机制,不能够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相冲突:微观政体与宏观政体的关系是协调一致的。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点,显然在于不合政策大环境的要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不一致,给村庄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间,每一个集体村庄经济状况都依赖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补偿水平。南街村和 HL 村不是那么富裕,关键在于村庄支柱产业的行业价格补偿水平较低,HL 是以纺织业为主导,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为主导,国内相关行业处于过度竞争状况,相应的价格补偿水平就低;
而华西村(冶金等)和河南刘庄(制药)的企业产品,行业竞争弱一些,价格补偿水平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较高。内部政体与外部的不一致产生很多困扰,南街村提出 “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但是,外圆和内方毕竟是两套截然有别的逻辑,相互之间的冲突很难彻底消除。村庄内部的党建和红色文化活动,也只能够部分抵制和消除外部的影响。
依托战争年代的政权建设经验,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农村三级政权,农业合作化或者集体化事业的推进,完全依赖于乡村政权组织的两大特点:低成本和高执行力。一个低成本的乡村政权,其主要特点就是干部 “不脱离群众” 和“起模范带头作用”,低成本的执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与各种激励手段运用和规则制度建设相关联的,而是与干部得到群众自上而下的拥护程度关联在一起的,认同建设比制度建设更具优先地位。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确实延续了一些集体农业时代的管理现象,干部起带头作用,村民拥有成员资格,干群关系上政治和经济差距较小。
在农村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政权,历代王朝都做不到,国民党也做不到,当然今天的政府也做不到。在建设年代,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也是依赖于能够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三级政权。如果把毛的很多讲话降格到面对面的管理层次来理解的话,实际上跟毛心灵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间。
史来贺他们写的纪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觉得跟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写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内部的党建活动,依然含有毛时代晚期的 “反修” 功能,目的是防止内部产生瓦解集体经济的力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问题,也很模糊。莱斯利 · 怀特在研究文化变迁的时候,强调对环境能量的开发效率的进步,同时也关注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他设想社会系统的组织要有利于技术和工具效率的发挥,而意识形态系统则要对之进行表述和维护。
以集体经济村庄而论,其社会系统——组织形态内部的官民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识形态表述对村庄运作造成很大的干扰,村庄内部不得不设法抵御外部意识形态的瓦解作用,一个村庄不可能完成其实践的意识形态建设,只能沿袭过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红歌、学毛著等等,目的是要实现对自身实践的肯定。
民国初年有一个美国人叫马罗力,他到中国访问,写了一本书叫《饥荒的中国》。他看到中国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抗旱除涝的潜在效益非常高,同时劳动力巨多,工资非常低,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改善抗旱除涝条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中介,能够引导大量剩余劳动力投入抗旱除涝工程建设呢?
毛时代的合作化,是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把中国剩余劳动力结合进潜在的抗旱除涝的效益目标。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和对照,所谓的制度创新,或者说按照怀特所说的寻求有效开发环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资源和潜在利益目标建立起有效的中介,这个中介他称为社会系统。毛时代的实践,是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在社员资格稳定的基础上肯定成员的长远利益,以此激励劳动者的高水平努力。华西村就是在短时期内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产水平;大寨的先进性就在于把 “七沟八梁一面坡” 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产率;
HL 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劳动修筑围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涝能力,实现保收。这个方面倒是很符合怀特的观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有效地开发了环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会系统或者组织形态,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来设置,像河北的周家庄,它从来都不是搞三级所有。它一开始就是大队与农户结合,自称是大集体、小自由,乡一级统筹机械化等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管理,农户承包一定数量的田间管理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土改的潜在影响很大,基本上在农村社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我老家的合作社长告诉我,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讲话了,相应地,过去那种通过向邻居放贷收租的利益实现路径不仅没有了,在新的意识形态中也完全不合法了。
潜在地,各种通过个人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先实现,也都丧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优势群体是干部,“四清” 运动否定干部多吃多占这种方式。否定优势群体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界线,今天在集体经济村庄实践中间,依然是维护集体认同的关键。即便是地处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华西村,尽管受到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高管给予更多的利润分享,但依然没有彻底剥夺村民的成员分配资格,这与那些实现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生产政体角度看,集体经济村庄有着不同的管理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样式,同时,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配合它的实践,追求一种不同的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
按照怀特的视野,集体经济村庄需要一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个新的系统中间,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碍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懒惰或者不努力,而是来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带来的认同瓦解效应。国内很少的集体村庄实践,恐怕还远远够不上新文明,其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与主流企业管理结构有异,恐怕也够不上威胁主流制度实践的力量。
南街村王宏斌回顾南街村历史时说:作为一个农村组织,在起步阶段都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必须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农村,做正规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机构方面的优势的,反过来,在认同建设方面的潜力就比较大。对企业经营而言,管理机构也好,生产政体也好,都关联到企业成员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观制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只有在面对面的管理层次里面才能建设和完善起来,最终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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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个 “一村两制” 的例子:黑龙江依安县向前乡新合村
【——从粮食种植业看。1983 年刚实行 “一村两制” 时,集体经营户与家庭承包户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基本相同,种植水平接近,单产基本相同。近年来,集体经营户依靠集体的力量,加大旱田改水田的力度,水田面积由不足千亩发展到 1.2 万亩,集体经营户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 年,集体经营户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4150 吨,亩产水稻 510 公斤,玉米 600 公斤,大豆 190 公斤。而家庭承包户的粮食种植结构变化不大,总产量仅有 1268 吨,亩产小麦 210 公斤,玉米 400 公斤,大豆 130 公斤,芸豆 150 公斤。
——从机械化水平看。1983 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 12.4 万元,总动力 598 马力;家庭承包户没有农业生产机械。2006 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已达 708 万元,总动力 23800 马力,包括胶轮拖拉机 16 台,链轨拖拉机 8 台,水稻收割机 9 台,水稻插秧机 56 台,手扶拖拉机 42 台,水稻育秧机 11 台,自走式水稻插秧机 38 台,水田 “654” 大型旋耕机 3 台,小四轮拖拉机 35 台,平地机 2 台,挖掘机 1 台,农田三轮车 39 台,大小汽车 5 辆,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家庭承包户的农机具资产总额为 54 万元,总动力 273 马力,包括小四轮拖拉机 45 台,农用三轮车 16 台,播种机 7 台,农用犁 69 部。
——从农民人均收入看。1983 年,集体经营户人均收入 641 元,家庭承包户 573 元,差别不大。2006 年,集体经营户的人均收入达到 7200 元(不含第二年的生产投入),家庭承包户收入为 3100 元(接近齐齐哈尔市的平均水平,含第二年的生产再投入)。
——从住房条件看。1983 年,全村农民住房砖瓦化率是 0.5%。现在,全村集体经营户住上砖瓦房的达到 95%,家庭承包户住上砖瓦房的为 46%。
——从社会保障水平看。教育方面:全村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生在义务教育期间的学费、书费、杂费全部由集体承担,集体经营户和家庭承包户一视同仁。医疗方面:集体村民每年缴纳 15 元统筹金,医药费实行按比例报销,其中劳动力报销 80%,家属报销 50%。村里设有卫生所,能够治疗常规疾病,进行简单的手术,村民每季度还享受一次免费体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邻村来看病的也很多。养老方面:40 岁以下的集体村民由村里办理统一的养老保险,60 岁以上的老人,根据贡献大小评等定级按年度发放养老补助金,标准由 2000 元到 6000 元不等。】
原始链接不一定能访问,不过可以看新浪网的旧新闻链接,里面有养兔厂,机械修造厂的图片:
独特体制的村庄:揭开依安新合 “一村两制” 神秘面纱(图)_新闻中心_新浪网 | https://news.sina.com.cn/c/2005-10-24/0949724650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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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村子天南地北,可能不一定能形成互补的产业链,规模比较大的似乎也就听说一个花园村 9 村联盟,最好是能进一步联合,产生类似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联合集群的实体。
有自己的联盟大学,联盟养老基金,联盟邮局,联盟医院,那样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了。
(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合作社联盟,每人一千美元或等价半薪劳动时间入一股(不过因为货币贬值现在是 1 万欧元),但股份分红长期冻结并且不断扩大再生产(即扩大投资规模),如果还不够可以发行企业内部债券,利率高于存款低于贷款;
个人去世、辞职或退休可以把分红和股份都取回,也可以让子女继承,如果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要冻结 20% 股份和分红作为违反竞业协议的惩罚。 有 4 种委员会,一、管理委员会任期 4 年,可连任 1 期,选举制,可以决策经理人任免,审批财务计划,无薪水为兼职,没有学历、资历、技能要求(类似参议院?有点发改委的意思?);
二、社会委员会,任期 2 年,可连任 1 期,每期改选 50%,选举制,一般 10 人中选举 1 人,但一个合作社里社会委员会不超过 50 人(因为有很多分支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重大提案原则上需要征求社会委员会的意见,特别是工资福利待遇的变更(类似众议院?人大?工会?),不过社会委员会主席由管理委员会主席兼任。社会委员会提交建议给管理委员会但未被采纳时,理论上可以搞全社员众裁来绕开管理委员会通过;
三、执行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总经理,这些人必须是专业人士(感觉类似技术官僚),总经理是管理委员会聘任的,各部门负责人是总经理提名并经过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期 4 年可以连任 1 期; 四、审计委员会,3 人,审计资金往来的(迷你纪委?),也是选举产生。 五、全体社员大会,众裁特别重大的政策变化……
据说早期收入差异是管理层为基层 3 倍,中期是 8 倍,遗憾的是因为蒙德拉贡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地人和外国人不能入股,在中国开分厂不让中国人入股,所以加入中国无股份工人的话,收入差异可能已经达到 20 到 30 倍,但如果只考虑蒙德拉贡地区的话, 其管理层收入是低于其他(非合作社,后同)私企的平均收入,其员工收入高于当地其他私企,其中间技术官僚层收入与当地其他私企持平。
其 10% 的利润用于社员教育、文化和福利活动。其创始人先开办技校,培训出志同道合的人才开始搞。他也是个神父,他自己认为这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种意识形态,称之为劳动控制资本。)蒙德拉贡联合公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BE%B7%E6%8B%89%E8%B4%A1%E8%81%94%E5%90%88%E5%85%AC%E5%8F%B8/3507874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选》里面其实都是大白话,把客观真理和道理用最简单、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是这种每个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文字。
我第一次看到《毛选》的时候还在上学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啥社会阅历,就是简单的停留在表面的读,当时就只觉得这些文字太朴实又很震撼。
后来毕业后我步入社会参加了工作,有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阅历之后,我才慢慢的感受到了《毛选》中的文字是多么的有力量!

拍摄于毛选
《毛选》中最有力量的一段话应该是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这段话刺痛了我。过去我总在做事前给自己打气,认为只要态度好、干劲足就行。结果呢? 不是脸厚心黑就能成功,不是仅凭主观愿望就能达成目标。
读《毛选》才明白,做事最核心的不过就是 “规律” 二字。我工作中遇到的许多挫折,根源都是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行事。
我记得在大学大三时候,我妈开了个小饭馆,凭着过硬的厨艺和热情,认定只要味道好就能生意火。一个月后每天只有几桌客人,我突然意识到根本没考虑客观规律。饭馆选在了居民区深处,人流量少;菜品定位不明确,既不是家常又不够特色;价格也没做市场调研,违背了餐饮行业的基本规律。
调整后,搬到了工厂厂区附近,主打快速工作餐,根据工人调整了菜单和出餐速度,生意就好多了。
生活中有太多牛人猛人,有人靠权谋,有人靠忠厚,有人靠实干。但无论什么方法,最终成功的核心都是一条:主观思想符合客观规律。
"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真是太重要了。人生虽长,但核心就是认识和实践这两件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就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放在那里都不过时。作为普通职场人,我把它理解为 “职场硬实力决定话语权”,有实力才能有话语权。刚开始工作那一会,我对工作的那些事物一窍不通,都是跟着“打杂” 的状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什么晋升,涨薪的轮不到我头上。
于是我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 “职场枪杆子”。我在工作时间学习工作内容,在工作外也自己继续学习一些技能。慢慢的,后来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开始自己单独做一些项目,从此我也逐渐成为跨部门协作的“大佬” 了。后来只要推新项目,领导都会把我推出来作项目负责人。

大城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 “天不变,道亦不变”[5] 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革时期这句话都写在围墙上、山墙上的。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的结尾
再补充几句短的语录吧,没有收录在四卷本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卖个关子。自行查阅。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学识阅历有限还回答不了这么深奥的问题
不过正好最近准备阅读这些书籍,大家等我的见解分享

人要不灭亡,那可不得了
《毛选》的经典语录很多,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今天,我想分享的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也是《毛选》的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
现在,我们结合历史,来看看这句话有多了不起。
1930 年新年伊始,红四军刚刚召开了一次成功的会议(古田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明确了 “党指挥枪” 的建军原则。
然而,会议的精神还没有及时传达,很多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纷纷质疑 “红旗能够打多久”。
其中,就有时任红四军 1 纵队司令员的林彪。
他给时任红四方面军前委书记教员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提出了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的疑问。
要知道,当时的红四军总共才 4 个纵队,其他 3 个纵队司令员分别是曾士娥(井冈山时期的连长,1931 年牺牲),伍中豪(秋收起义队伍的副团长,1930 年牺牲)和张鼎丞(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因此,教员高度重视,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困惑,这是大红军战士和指战员的共同困惑。
为此,37 岁的教员将自己两年来的心得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还有个人尽皆知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确实,当时的红军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①外部强敌环伺。 蒋介石调集赣、闽、粤三省军阀(金汉鼎、刘和鼎、陈维远部),企图将红四军消灭在闽赣交界处。
②上级的错误指导思想。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上海 “白区” 的党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始终将城市工作放在首位,没有重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更看不到农民的力量。
③“襁褓之困” 没有解决。新生的根据地(井冈山、赣南、闽西)缺乏建设经验,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让人看不到希望。
④红四军内部思想不统一。由于红军长期转战赣南闽西,部队成分复杂,充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虽然成功召开了古田会议,但是还没有真正落实。
⑤教员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再到转战赣南闽西的这段时光,教员在实践中摸索出的 “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的道路,被上级认为是 “右倾机会主义”,是 “流寇主义”,是 “游击主义”。
尽管如此,教员凭借其极为恐怖的政治洞察力,通过对当前社会局势的分析,作出了 “革命高潮必然来临并且马上来临” 的精准判断。
对于这个判断,这是打破苏联模式的创新思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农民,自古以来就被统治集团蔑视,被称为匪、寇、贼。
但是,教员却从农民身上感受到了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动机,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让他无比坚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只要广阔的农村还在,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果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东方不亮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陕北。
长征结束后,教员带领革命的中坚力量,坚持抗日,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政府。
星星之火,彻底燎原,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毛选,最关键的是选的什么内容?谁选的?按照什么标准选的?没有入选的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要读他们选的,也就是他们让你读的内容。一句话总结——毛泽东思想在毛选外!
“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们在我们面前颤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一定会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选核心就是一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才是根本
不要天天把那些方法论挂嘴边上
先把核心定住了,才讲行动
只要你核心目的就是这句话
那么遇到问题,翻翻毛选,你会找到各种办法
没有办法,也能想出办法
如果内心不认同这句话
毛选读多了也是浪费
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狂奔
只会越走越远
曾经有本本子,叫《毛主席语录》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 XX 的首要问题。”
普遍性: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鸡蛋因适当的条件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依据不同。
生命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特殊性:
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
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深化补充完善过程。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原则。
研究问题,切忌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不许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能把所有过程中的矛盾平等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绝不能均等看待,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其他是次要的,主要矛盾起着主导的作用。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决定。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正确)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上没有绝非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平衡论或均衡论。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相互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人的头脑不应该将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相互转化的东西。,一切矛盾都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一定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否则,一切不可能。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看毛选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句段话:
1.“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自毛主席 1956 年 4 月 29 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的谈话 。原句为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敌人变到最少,朋友愈多愈好” 也出自此次谈话 。原句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 。
《为人民服务》里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这句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深深激励过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的原则。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这段话,真是绝了!
人性的弱点就是舍不得失去,害怕失去,患得患失
反围剿中,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 “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们的原因呢,也很简单,舍不得失去土地,害怕打碎坛坛罐罐,反对战略退却
对此,教员清醒地指出了 “得” 与“失”的关系,就是上面这段话
我们在敌人第五次 “围剿” 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害怕失去土地,想把所有点都抓紧,
于是舍不得集中兵力,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
全局来看,最后失去了更多
反过来,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其他方向只剩下钳制力量
确实会损失一些土地
但要明白,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
有失就有得
算一笔账
失去土地,我们得到了什么?
1、我军确确实实拿到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
2、我军得到了敌人的补给,我们的装备弹药更加齐全
3、我军士气高涨,人心振奋,士兵战斗力暴涨
4、我军得到了休整机会
所以,主要突击方向 = 集中兵力的反向一旦取得胜利,钳制敌人方向 = 分散兵力的方向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在那里失去,在这里得到。
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几乎都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程度上土地的损失,尤其第三次围剿时,我们的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整块都要丢掉了
但是,最后全局来看,我们的土地不仅恢复了,而且还反过来得到更多土地。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事,铺开十件事,不如彻底做好一件事。
本质上,集中有限的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切切实实壮大自身实力,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啊
只要全局来看,我们的实力确确实实壮大了,敌人的力量确确实实被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且取得新的胜利,夺得新的城市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人做事情,不是一样道理的嘛
对于红军来讲,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身实力最重要
对于普通人来讲,提升自身实力,取得个人进步,才是根本的要事啊
那些喜欢分兵,同时搞很多件事情的人,看起来整天忙忙碌碌,很努力,懂的也很多
但是最致命的地方是:他样样松,他没有一件真正精通、拿得出手的
也就是说,他付出的时间精力,并没有切切实实转化为他的内在实力
他的努力,并没有让她取得真实的进步
这是假努力
长此以往,人不仅不会变强,心气还会垮掉
自信心会逐渐被侵蚀,整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成事,开始苟且度日
这是分兵的代价,即 “失”
全局统筹来看,一目了然
分兵让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失去了 “心气 + 精力 + 时间 + 自信” 这么多无形的东西
长久执行这种错误的人生战略,不失败才怪了呢
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有代价,选择了这个,就意味要放弃那个。
如果一个人做事,既要 A,又要 B,还要 C
既要又要还要,我全都要,那这压根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
也就说,这种人就算失败也不是因为太笨,更不是因为不够自信,还不是因为什么怎么样
唯一合理的失败原因只有四个字:天理不容!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该有一个。
“集中优势兵力” 干大事,透彻!!!
它像一轮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中国
《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可以吗?,不能就是这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科,任何一点调皮都不行”。这段是精髓。说明科学精神,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毛泽东思想。然《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列举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隐含的毛式科学运筹科学实践路线更有启发。
从 2018 年开始行业,工程开始走下坡路。我也是那一年接触工程可研。工可我只写了 2 个,但是工程策划思维的框架自此就有概念了。我犯的错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都有。主观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
1)意志论是主观主义,脱离组织系统能力放大,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蛮干。坚持能得到一切。狼性文化。。。
2)什么是机械教条,凡是亏损工程可研一切都不成立。基于金融亏损,量化数据显示无可作为,就全盘否定。就是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大形势不好,都不好理所应当,别人那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
3)第三条路运筹科学。典型的毛式科学路线是运筹科学。不承认蛮干,也不承认躺平。要求科学调查认识,运筹创造条件改变强弱关系结构,取得优势条件。科学运筹算赢才能赢。这点在林粟指挥运筹中体现比较突出。尤其是粟黄桥战役,还有他的一系列成果。
区别于主观在于科学,区别于机械教条在于运筹。区别于蛮干是算赢。这些启发我是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2025 年的末尾《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我这种愚笨且急躁的人,还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无限放大运筹脱离科学也是不可取的,毕竟科学是主轴。

这个回答里也不知道是串子太多还是怎么着。反正总之就是解构一切,质疑一切,机灵抖不完。
目前最喜欢的是一句诗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个问题下 “聪明人” 真多。
你们这些批的也批不到点啊,只会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含沙射影。一点实质内容也没有的。这让我又想起主席一句话。像竹笋一样嘴尖皮厚腹中空。
具体选集那篇文章我记不得了。
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
……
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缩小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
——节选于《论联合政府》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
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节选于《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竞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 年第 20~21 期
两个中国之命运(7 大开幕词)的结尾: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毛选文章是按时间排序的,从第一篇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直看到 7 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从 1937 年的四万党员、四万军队到 1945 年的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看着弱小的党在夹缝中生存、成长,一直到有能力把中国人民带入到 “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热泪盈眶。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虽然本人政治立场可能不太…… 但还是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读起来很通顺和有气势,把残酷的斗争一下就写明了,非常贴切特定历史背景。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
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
似乎只要得了它,
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现在也是……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
哪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正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只要世界上还有压迫和剥削存在,毛泽东思想就会被一次次拿出来去反抗压迫和不公平。
那如果没有压迫和剥削了呢?那就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他们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要打多久,打多久。
想不到这个回答下面还有这么多团建的,大概是机器人矩阵给顶上来的。
对于这些人,我只想送他们十二个字:
断章取义,刻舟求剑,装腔作势
选集选集,稍有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是团建壬表达的那个意思,会选进选集里面?
想挖黑料,方向都错了,真的是 xx 堪忧啊


《毛泽东选集》中结合其历史背景与现代意义分类整理,涵盖认识论、矛盾分析、实践指导、精神建设等维度,汲取斗争智慧与行动力量:
一、认识论与实践观:破除空想,立足现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行动前提:空想无用,解决问题需先深入现实。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实践真知:真理源于直接经验,行动胜于空谈。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先入为主:结论需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学用合一:知识价值在于实践转化。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反对本本主义》)调研本质:充分准备是成功的关键。
二、矛盾分析法:透视本质,抓住关键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本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矛盾论》)内驱力优先:改变的核心在自身而非环境。
“研究任何过程,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捉住了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矛盾论》)聚焦关键:避免精力分散,集中突破核心问题。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方法论定制:拒绝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 没有不出乱子的。”(《矛盾论》)深度思考:拒绝肤浅认知,需精细研究矛盾特性。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人的核心:精神与智慧胜于客观条件。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意志决胜:决心是克服万难的基石。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行动信念:坚持与勇气可突破任何障碍。
“主动权靠对情况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决策。”(《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掌控之道:主动权源于认知与准备。
四、群众路线与集体智慧:依靠人民,团结协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人民中心:智慧蕴藏于群众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工作方法:政策需源于实践并回归实践检验。
“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团结基石:协作胜于内耗。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哲学:先倾听后引领。
五、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逆境中的精神灯塔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历史视野:短期挫折不掩长期希望。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成长视角:失败是智慧的阶梯。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本篇将带您深入研读《毛选》第一卷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3-1941 年)的两篇重要文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教员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深刻思考。
阅读说明:
1. 本文旨在梳理历史脉络,帮助读者把握《毛选》核心要义
2. 特别适合初次接触《毛选》的读者建立系统认知
3. 每部分均附有现实思考, 以及每篇文章作者我认为的一些金句摘抄
阅读建议:
可按目录跳转,但推荐顺序阅读以获得完整认知框架
重点段落已作标注,方便深度研读
版本说明:
本次解读以 2008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为基准。若发现文本差异,可能是版本不同或编校所致,欢迎读者在评论区指正交流。
(新增特色说明框)
◆ 理论亮点预告 ◆
✓ 阶级分析的 “显微镜” 方法
✓ 经济政策的 “根据地” 实践
✓ 跨越时空的政策智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教员的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长达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员一共写了约 51 篇文章被收录在《毛选》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共有 16 篇文章被收入其中。
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
②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
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
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
⑤反对本本主义 (1930 年 5 月)
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 年 8 月 12 日)
⑦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 年 10 月)
⑧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年 1 月)
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年 1 月 27 日)
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
⑪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
⑫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年 12 月 28 日)
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3 日)
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 年 5 月 8 日)
⑮实践论(1937 年 7 月)
⑯矛盾论(1937 年 8 月)
本次将细读 1933 年 10 月《怎么分析农村阶级》和 1934 年 1 月《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四部分细读。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 年 10 月
背景与目的
阶级划分的意义
阶级类型:文章中列举了五种阶级类型: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这种划分是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主要依靠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来获取收益。
富农:占有较多土地,既有自己劳动,也雇用少量劳动力。
中农:占有土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贫农:土地不足,需要租种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
工人:主要在农村手工业或城市工业中工作,不依赖土地。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年 1 月
本文是教员于 193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其中 1 月 24 日至 25 日撰写了相关内容。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尚未确定,新的经济秩序也未完全走上正轨,导致农民的生产情绪存在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应运而生。它们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为了调剂劳动力、推动生产而自发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
这些组织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完成农活。在结算时,通过工数对除的方式进行核算,少做的人按工钱支付给多做的人。
此外,劳动互助社还积极优待红军家属,主动帮助孤老。为红军家属做工被视为一种义务,不收取报酬;而为孤老做工则仅提供饭食,不收取工钱。这种劳动互助组织不仅对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采取的方式也十分合理,因此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教员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均载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对此都有详细的记载。
1933 年
1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6 月 1 日:教员等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名义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从 6 月到 12 月,教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很多讲话,主持制定了一些文件。
8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 “围剿” 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 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 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0 月 18 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土地革命的推进与问题
1933 年上半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 的胜利,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 10 万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也在深入开展。
为了消灭封建和半封建势力,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央根据地开展了查田运动。然而,在查田运动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主义者,将非现阶段的农民成分划分搬到了当时饥贫交迫的中国,对地主、富农进行错误的划分和斗争。例如,将富农等同于地主,甚至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把富农当成地主。
农民恐慌:由于在运动中不向群众交代政策,而是像分田一样按家按亩普遍查田,引起了中农的恐慌。
错误划分阶级成分:导致大量农民受到错误斗争,甚至出现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的极端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农和富农的利益。
文章的起草与通过
为了纠正以上错误,教员在 1933 年 6 月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文章最早刊载于 1933 年 6 月 29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 89 期。1933 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通过该文,并将其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以下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 年 10 月)的核心解析,结合历史关键节点与矛盾焦点,揭示其诞生的时代必然性:1933 年: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三重危机倒逼理论创新
①危机维度:军事围剿
具体表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 “围剿”(50 万兵力 + 碉堡战术)
后果:苏区物资断绝,生存空间压缩
②危机维度:经济崩溃
具体表现:盐价暴涨 100 倍(1 块银元换盐仅 3 两);春荒缺粮人口达 80%
后果:根据地民心浮动
③危机维度:土改乱象
具体表现:左倾路线下 “地主富农” 扩大化(闽西查田错划率超 40%);中农恐慌性宰杀耕畜
后果:农业生产濒临瘫痪
理论诞生的四大推力
1. 路线斗争白热化
王明派推行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政策
教员在长冈乡调查发现:错划阶级导致反水事件激增(仅瑞金壬田区 8 月逃亡群众达 600 人)
2. 经济政策失效

3. 阶级阵营模糊
江西寻乌出现 “阴阳阶级” 怪象:
白天被批斗的 “富农” 夜间给红军送粮
表面 “贫农” 实为地主狗腿者煽动抗税
4. 执政能力考验
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需证明:
“红色政权不仅能打仗,更能科学治理社会”
文章的破局之道
▮ 精准打击代替盲目斗争
▮ 重建农村统一战线
历史天平的关键砝码
当博古在瑞金高喊 “御敌于国门之外” 时,教员在才溪乡的煤油灯下完成这份阶级分析指南。三个月后:
纠正错划家庭 1.2 万户(占查田对象 34%)
中央苏区秋粮产量逆势增长 17%
证明:分清敌友比军事冲锋更重要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教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范例。
它以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科学地划分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为土地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它不仅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其蕴含的注重经济基础、深入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理解这篇文章,是理解中国革命、理解教员思想、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钥匙;其核心目的:为当时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一套科学、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用以准确划分农村中的不同阶级成分(主要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 / 雇农),从而明确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确制定和执行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解读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分析农村阶级是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了正确划分阶级的重要性:只有分清敌我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避免 “左” 或右的错误(如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富农打击过宽或过窄)。
指出当时(1933 年)在查田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根源就在于阶级划分不明确、不统一。
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教员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农村(特别是苏区)的具体经济生活实际,提出了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 主要是土地、耕畜、农具、资金等。
劳动状况: 是否参加主要劳动?是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还是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
剥削方式与剥削量: 是否存在剥削?剥削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放高利贷、雇佣长工 / 短工)?剥削量的大小如何(这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点)?
地主:
核心特征:占有土地,但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主要生活来源: 完全或主要依靠剥削农民为生(收取地租、放债、雇工、兼营工商业等)。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地主本人不参加主要农业劳动(可能有轻微劳动),主要依靠剥削地租(这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
破产地主: 虽已破产,但未改变其剥削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仍应划为地主。
管公堂、收学租: 被视为地主剥削的一种方式。
富农:
核心特征:一般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
剥削方式: 主要剥削方式是雇佣劳动(雇长工、短工),其次是出租部分土地收取地租或放高利贷。
剥削量: 剥削收入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个 15% 是教员当时提出的一个量化标准,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线)。剥削量在 15% 以下者,一般划为中农。
反动富农与普通富农: 教员还特别指出,对于在革命后(尤其是查田运动后)积极反对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应视为 “反动富农”,在政策上应与普通富农有所区别(打击更严厉)。
中农:
核心特征:许多都占有土地,拥有相当的生产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
经济地位: 自给自足,既不剥削他人,也不被人严重剥削(可能受轻微剥削)。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区别在于剥削量不超过 15%;与贫农的区别在于经济状况较好,不欠债或欠债很少,生活能自给甚至略有盈余。
富裕中农(上中农): 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剥削量不超过 15%),但生活状况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其剥削收入是次要的补充。
贫农:
核心特征: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
经济状况: 一般需租入土地耕种,或出卖部分劳动力(打短工),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键点: 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生活困苦,是土地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赤贫: 指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最贫困的贫农,接近雇农。
工人(雇农在内):
核心特征:一般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雇农: 指农村中的长工、月工、零工等农业工人,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
手工业工人: 依靠手艺或出卖劳动力为生。
地位: 是土地革命中最可靠、最坚决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农村的体现)。
以经济关系为核心: 划分标准牢牢抓住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参与劳动、是否存在剥削及剥削量这些客观的经济指标,避免主观臆断或唯成分论(虽然实践中后期出现过唯成分论偏差)。
量化标准(15%): 提出剥削量 15% 作为区分富农与中农的具体界限,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尽管这个比例本身是基于当时当地情况的经验判断)。
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 明确 “主要劳动” 是指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成年男子)从事的生产上的主要工作,这是区分地主和富农的关键。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强调要考察剥削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如破产地主)。对于边缘情况(如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需要深入调查,慎重判断。
政治态度与经济成分的关联与区分: 虽然阶级分析主要基于经济地位,但毛泽东也指出,同一阶级内部(如富农)因政治态度不同(反动与否)在政策上应有区别,这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结合。
指导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为中央苏区及后来的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划分农村阶级、分配土地提供了统一、明确、可操作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调动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国化典范: 毛泽东没有生搬硬套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概念,而是深刻把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剥削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阶级基础: 清晰界定了 “依靠谁(贫雇农、工人)、团结谁(中农)、限制谁(富农)、消灭谁(地主阶级)” 的问题,为党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总路线提供了坚实的阶级依据。
方法论启示: 文章体现了教员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其以经济关系为核心、抓住主要矛盾(剥削关系与劳动状况)、注重量化分析(剥削量 15%)、强调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对后续政策的影响: 该文件确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地主、富农的划分标准)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阶级划分标准即源于此)。
历史语境: 文章产生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其首要目标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分清敌我友)。因此,标准具有鲜明的革命功利性和时代烙印(如对富农的严格限制)。
“15%” 标准的相对性: 15% 的剥削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基于苏区经验提出的一个相对标准,并非绝对真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执行中可能有调整。
实践中的偏差: 尽管文章强调科学分析,但在后来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实践中,尤其是在 “左” 倾思想影响下,曾出现过“唯成分论”、侵犯中农利益、将富农与地主同等对待甚至乱划阶级成分的偏差。
阶级概念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地主、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阶级划分标准已不再适用于分析当代农村社会。但理解这篇文章,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及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仍有重要价值。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篇特殊的文章,因为它诞生于红军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济封锁导致物资极度匮乏。教员在这个时候系统阐述经济政策,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关乎生存的战略思考。
首先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向各位看官老爷解释清楚:
①军事背景,蒋介石 50 万大军包围苏区;
②经济困境,盐、布、药品都进不来;
③党内路线斗争,当时毛泽东其实处于被排挤状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使这份报告具有特殊价值。
有意思的是,教员把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并列提出,这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他说的 “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后面,紧接着就讲经济建设如何支持战争,这种辩证思维很值得分析。
还需要注意两个细节:一是报告时间在长征前半年,可以说是苏区最后的建设方案;二是后来张闻天、陈云都引用过这个报告,说明它的影响力持续到了延安时期。
实际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篇文章已经埋藏着教员后来 “自力更生” 思想的彩蛋。
比如他特别强调 “依靠群众” 办合作社,这和后来南泥湾精神一脉相承。这个点值得在回答中点明。
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1. 根本目标:
经济建设的核心是 “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 “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并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2. 发展导向:
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需服务于革命战争需求,同时兼顾民生改善,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而非单纯依赖征税。
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
1. 农业生产为首位:
农业是经济建设的 “第一位”,需解决粮食、衣物原料(如棉花)、日用品原料(如砂糖、纸张)及林业、畜牧业问题。
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农民解决劳动力、耕牛、种子、水利等困难,设立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展览所推广技术。
2. 工业与手工业恢复:
重点发展烟、纸、钨砂、樟脑、织布、制药、制糖、农具等工业,尤其保障军需和民生必需品的生产。
对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需制定精密计划,计算原料与市场供需。
3. 发展对外贸易:
有计划组织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由红色政权直接管控关键商品流通,如输入食盐、布匹,输出粮食、钨砂,并调剂区域内部粮食供需。
4. 推广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是连接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纽带,需大力扶持,尤其在生产与消费领域。
经济结构的组成与政策
1. 三种经济成分并存:
国营经济:主导关键领域(如军工、大宗贸易),前途 “不可限量” 但规模限于必要范围。
合作社经济:作为集体所有制形式,是发展重点。
私人经济:在合法范围内 “提倡和奖励”,以满足民众与国家的需求。
2. 财政政策方针:
强调 “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 是根本,反对竭泽而渔;财政支出需贯彻 “节省” 原则,杜绝浪费。
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
打破封锁:该政策指导根据地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与军事 “围剿”,通过自给自足保障战争物资和民生需求,巩固了红色政权。
理论奠基:首次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雏形,强调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结合,为后来经济政策提供范式。
教员于 1934 年 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 “围剿” 和经济封锁,教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支持了革命战争,也为新中国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核心原则、农业基础地位、多元化经济体系、财政管理思想等维度进行系统解读,并探讨其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介绍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的苏区困境,以及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使用分段和引用方式解析 “三位一体” 的政策原则体系(战争支持、民生改善、社会主义过渡)。
**农业首位主义:**通过数据表格展示农业成就,分析劳动力组织、土地改革等具体措施。
**多元化经济体系构建:**分三部分说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的定位与协同关系。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列举财政纪律三要点(发行原则、节约方针、反贪腐)和计划实施方法。
**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总结政策对打破封锁的实效性,并关联当代乡村振兴、混合经济等实践。
1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困境中的经济突围
1934 年初,中央苏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军事 “围剿”,并在经济上实施严密封锁,企图切断红色区域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
封锁导致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同时苏区的农产品和钨砂等资源无法外销,根据地经济遭受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还散布谣言,声称红色区域 “破坏不堪”,试图动摇民众信心
面对这一困境,教员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
他同时揭示了敌人的双重目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在这一背景下,苏区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革命存亡的关键战役。
教员强调:“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这一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经济工作提升到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两条战线协同作战的革命方略。
2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
教员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这一原则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战略维度:
战争支持维度:“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 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所有经济活动都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迫切需要。
民生改善维度:“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发展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制度建构维度:通过 “巩固工农联合”、“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争取国营经济领导权” 等措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教员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务实性与阶段性。
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并不试图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是承认 “私人经济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此提出 “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基于现实条件的经济思想,为后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3 农业首位主义:经济建设的根基所在
在苏区经济建设布局中,农业被赋予了基础性地位。
教员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因为它不仅解决 “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还关乎 “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同时 “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报告以详实数据展示了土地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教员分析了这一成就的制度根源:“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
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面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困难,报告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劳动力问题:通过 “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组织调剂劳动力,尤其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动员整个农村。
生产资料问题:针对 “大约百分之二十五” 农民缺耕牛的情况,组织“犁牛合作社”,实现资源共享。
生产技术问题:强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提出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 以提高生产水平。
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生产困境,也为中国农村的集体化道路提供了初步经验。
报告中特别提到:“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已经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探索小农经济的优化路径。
4 多元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灵活务实的制度设计
在所有制结构上,教员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经济构成:“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结构设计既考虑了战时经济的现实需求,又着眼于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衔接。
国营经济:“只限于可能的和必须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关键领域如军工、金融、对外贸易等。
尽管规模有限,但毛泽东预见到 “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强调其在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报告显示合作社呈现 “极迅速的发展”:1933 年 9 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显示,“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
其中 “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毛泽东认为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配合,“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私人经济:在当时的苏区占有 “绝对的优势”,政策明确表示 “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务实包容的态度源于对革命阶段性的深刻认识:“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在工业发展方面,报告采取了重点恢复策略:“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
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
这种发展思路体现了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战略聚焦,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战争急需和民生基本领域。
对外贸易被赋予特殊重要性:“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
报告特别提到闽浙赣边区的创新实践:“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自力更生精神。
5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高效廉洁的理财之道
在财政政策方面,教员提出了根本方针:“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健康源于经济发展。报告以闽浙赣边区的实践为例,证明这一方针的有效性。
在财政支出方面,报告强调极端节约原则:“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教员提出了著名的铜板理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在金融政策上,报告特别警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这一思想体现了对货币规律的深刻认识,反对将货币发行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工具,对当前仍有重要启示。
面对战时经济的复杂性,教员提出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承认 “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
另一方面强调 “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对于计划的制定,要求 “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
为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报告介绍了创新举措:“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这种依靠群众、动员社会资金的方式,展现了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应用。
6 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现实成效上: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央苏区 1933 年农业产量显著提升(赣南闽西增长 15%,闽浙赣边区增长 20%),各类合作社发展到 1400 多个,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些成就证明,即使在战争环境下,正确经济政策也能解放生产力、改善民生。
从理论发展看,该文献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多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构想、合作社经济的定位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 “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的论述,展现了教员对中国革命阶段性的深刻把握。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教员在 1934 年提出的重要文献,其核心思想与当代政策仍具有高度关联性与启示意义,具体可概括如下:
农业是基础:当时强调农业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劳动力和耕牛问题;今天仍延续这一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业科技应用,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多元经济结构:主张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为桥梁、私人经济作补充;当前我们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延续了多种经济成分协同发展的思路。
财政稳健管理:提出 “发展经济以保障供给”,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如今实施减税降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注重财政可持续性和资金使用效率。
民生为本:政策着眼于改善群众生活、鼓励生产;当前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该文献深刻体现了经济工作应立足实际、关注民生、统筹发展的重要思想,对当前高质量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报告中的许多原则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仍具启示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在 “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 时,苏区坚持“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这一传统启示我们:越是困难时期越要聚焦发展主线
农业基础地位:将农业视为 “第一位” 的思想,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 “粮食安全” 理念高度契合。
多种所有制并存:对私营经济 “提倡和奖励” 的务实态度,为当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参。
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解决资金困难、组织劳动互助的方法,对今天推动共同致富仍有启发。
廉政建设:“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的告诫,仍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资源。
教员在报告结尾的宣言式结论,至今仍激荡人心: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这一论述将经济治理能力视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对理解当代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深刻启示。
政治与军事
1 月:
日军攻陷山海关:日本军队进攻并占领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标志着侵略矛头直指华北。
1 月 - 3 月: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 “围剿”
老蒋调集 50 万军队,对教员、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 “围剿”。
红军在周总理、朱总司令指挥下,运用灵活战术,再次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3 月:热河沦陷与长城抗战
热河沦陷:日军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迅速沦陷。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在长城各关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英勇抗击日军,但最终失利。
5 月:
《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将冀东(河北省东部)划为 “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使华北门户洞开。
9 月:老蒋发动第五次 “围剿”
老蒋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 “围剿”,实行“堡垒主义” 和“经济封锁”的新战略。
11 月:福建事变
国民党内反老蒋势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老蒋、抗日、联共。
中共由于 “左” 倾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未能给予有效支持,事变最终于 1934 年 1 月被老蒋镇压。
经济与文化
经济:国民政府推行 “废两改元” 货币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完全采用银元,为后续的 “法币改革” 奠定了基础。
文化:
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持续发展,鲁迅、茅盾等作家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作品。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出品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进步影片。
政治与军事
2 月:老蒋推行 “新生活运动”
老蒋在南昌发起以 “礼义廉耻” 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旨在从文化和思想层面巩固统治,对抗共产主义思想。
全年:第五次反 “围剿” 与红军战略转移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实行 “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阵地战,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硬拼,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约 8.6 万人被迫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1 月:
湘江战役:长征途中,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遇惨烈一战,兵力从 8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是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经济与文化
经济:
中央苏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展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供给和群众生活。教员在此期间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
文化:
左翼作家联盟等活动在国统区继续受到压迫,但影响深远。
陈寅恪、钱穆等学者在学术领域继续深耕,守护中国文化命脉。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关键的时期:
1. 民族危机深化:日本侵略步伐加快,由东北进逼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2. 国内战争转折: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 “围剿” 及其成功,迫使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国共内战的形式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3. 政治力量分化:国民党内部出现公开分裂(福建事变),但老蒋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中共因军事失利和战略错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直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才实现转折。
政治与军事
1 月 30 日:阿道夫 · 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魏玛共和国结束,纳粹德国时期开始。
2 月 27 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借此打击共产党并扩大权力。
3 月 4 日:富兰克林 · 罗斯福就任美国第 32 任总统,并发表著名演说,宣布实行 “新政” 以应对经济大萧条。
3 月 23 日: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授予希特勒独裁权力。
3 月 27 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其走上军国主义扩张和孤立之路。
4 月 1 日:纳粹德国发动了对犹太人的首次全国性抵制活动,标志着有组织的迫害开始。
10 月 14 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会议。
经济与科技
3 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 “新政”,包括设立民间资源保护队(CCC)、通过《紧急银行法》等,以挽救经济。
11 月 16 日: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社会与文化
3 月: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禁止持有和销售酒精含量超过 3.2% 的啤酒,标志着禁酒令的松动(第 21 条修正案于 12 月 5 日批准,正式废除禁酒令)。
7 月:“世纪之罪”:美国银行大盗约翰 · 迪林杰等匪徒的活动成为新闻焦点,反映了经济萧条下的社会动荡。
政治与军事
6 月 30 日:“长刀之夜”:希特勒清洗了纳粹冲锋队(SA)的领导层及其他政敌,巩固了自身权力。
8 月 2 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继任元首,并兼任总理,成为德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 ** 因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开始战略性转移,即长征。
12 月 5 日: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在瓦尔 - 瓦尔地区发生边境冲突,为次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埋下伏笔。
12 月 29 日: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加剧了与英美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
经济与科技
1 月 26 日:德国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稳定了东方局势。
美国新政继续深化:通过《证券交易法》(创立 SEC)、《通讯法》等。
社会与文化
2 月 6 日:法国爆发 “斯塔维斯基事件” 引发的政治暴乱,暴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5 月 23 日:美国警方宣布著名银行劫匪邦妮和克莱德被击毙。
12 月:苏联领导人谢尔盖 · 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成为斯大林发动 “大清洗” 运动的导火索。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世界走向新一轮大战的关键转折期:
欧洲:纳粹在德国全面掌权,开始极权统治和对外扩张准备。
亚洲: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并脱离国际社会约束。
美国:通过 “罗斯福新政” 全力应对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得以确立。
国际秩序: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加速崩溃,国际联盟无力维持和平,世界逐渐形成新的对立集团。
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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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
姿态出现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 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 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 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因此,要破除官 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 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 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 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 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 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 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 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 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
打的一拳开,免的百拳来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或者将来的美国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问题下面回答群魔乱舞,断章取义、刻舟求剑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为了诋毁抹黑刻意不用他们本就不存在的脑子。不过没关系,过一段时间风向又会变了。
人民,识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枪杆子里出政权
教员在毛选开篇文章里提到: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句话对应到很多方面都是适用的,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个人命运。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评判一个人发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取决于八字用神和忌神的数量。
你的格局用神越多,忌神越少,那么帮你的人就越多,阻碍你的人越少,这样的格局胜在完善度高,必然一路顺利很多。
如果添堵的字不少,说明这个人周围存在不良环境需要克服,敌人多朋友少,容易有情绪内耗和物质被拖累。
一个人如果只能靠一己之力去对抗全部困难,这时候哪怕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能力,大概率生存状况都不如那些助力多但相对不聪明的人。
所以,格局完善度在评价命格层次要素当中占着很大份量的位置。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教员原话,不得不感叹写的太好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要学会应用教员的智慧,识别身边的用神与忌神。
主动亲近那如春风般的助力,远离如风雨般的干扰,借助外界的支持与力量,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以上,祝各位好运!
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干就是学习
又开始开话题团建了?
《毛泽东选集》是 195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毛泽东。该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亦是对 20 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据悉,1963 年《毛主席语录》发行量高达 50 亿册,位居世界第二。毛选更是已出五版……

毛主席说过的话,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后就要挨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军民团结如一人 \ 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喜毛泽东说的最朴实的一句话 “为人民服务”,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这就是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公仆情怀。

附:摘编 50 句,以飨共鉴。
01、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2、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3、最谦虚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04、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5、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6、最自信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07、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8、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9、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10、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1、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2、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3、最有自尊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4、最有情意的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5、最像长辈说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6、最令台独分子胆寒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7、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8、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最具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20、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1、最乐观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22、最伤感的一句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23、最悲壮的一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4、最写意的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
25、最立志的一句话: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26、最酷酷的一句话: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27、最理智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8、最畅快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9、最潇洒的一句话: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30、最入镜的一句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31、最睿智的一句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2、最豪迈的一句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3、最深婉的一句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34、最浪漫的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36、最现实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37、最警醒的一句话: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38、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话:核战争打不起来。
39、最有紧迫感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0、最受女子欢迎的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41、 最让女人自豪的一句话:妇女要顶半边天。
42、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43、最标语式的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44、最具借鉴意义的一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5、最具高瞻远瞩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6、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7、最无奈又最神秘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48、 最具爱情观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9、最具安抚的一句话:无上光荣,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50、最具思想情感的一句话: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白求恩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这种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经得起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猫癣,是指猫的皮肤病,多发部位在脸部、躯干,四肢和尾部等处,出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的癣斑,上面覆有灰色的鳞屑,毛色会变得粗糙,癣斑部分的被毛一撮一撮脱落折断或者脱落。
被传染猫癣的猫有巨痒,所以经常会在各种物体上蹭痒。病程较长,鳞屑脱落后,形成秃斑。多见于营养不良和体弱多病的猫,增加营养特别是 B 族维生素的摄入,有利于预防该病和已染病猫的恢复。
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
矛盾,本质上道家也总结过了,一个整体总会有正反两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当一个消失的时候又会从它自身在生出来一个对立面,阴生于阳,阳生于阴。最重要的是相对的平衡。
是出自《为人民服务》的一段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时常会在心里默读一下,这句话给了我无尽的勇气。
我们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谋取个人私利,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个是思想, 一个是行动。
最喜欢的两句话。
以前毛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以后的年轻人会怎么评价他们的革命工作,这种时候换了其他领导人只会起高调,说什么年轻人会为我们的光荣事业感到骄傲之类的话,毛只是淡淡的说到以后的年轻人会结合他们当下的社会情况来评价我们这些先辈的工作
这句话不在毛选
“谁要是搞贪污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了他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贪污腐败,人民就起来割了我的脑袋!”
振聋发聩
智慧语录太多了,我整理100条经典语录,分享给大家。
建议先收藏,免得找不到。
00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0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003.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04.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00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06.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007.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008.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009.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010.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011.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012. 盲目的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013.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014.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015.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016.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017.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018.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019.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020.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021.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022. 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内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023.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024. 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025.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026. 世界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027.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028.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029.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030.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031.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
032.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033.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034.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035.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036.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037.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38. 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039.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040.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041.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042. 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04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044.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045.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046.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047.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048.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049.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050.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051.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052.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053.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054.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055. 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向导。
056. 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
057.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58.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059.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060.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
061.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06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063. 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064.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065.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066. 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
067. 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068.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069.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070. 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071.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072. 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073.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074.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7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076.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077.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078.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079.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080.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81.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082.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083.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084.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085. 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086. 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087.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
088.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
089. 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90.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091. 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092.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093. 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094. 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
095.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096.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097.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
098. 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
099.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100.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以上,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不一定收录
一次开会茶歇劝载涛去监狱探望溥仪,载涛说他早跟溥仪划清界限了。
答曰;“我们消灭对象是剥削阶级,不是人”
一生所愿不过如此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遵义会议之前的毛,被打压到那种程度,为何不出走。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没有像他那样被欺负的。
你敢相信朱元璋被欺负被打压这么多年吗?他们打长沙、打赣州死了那么多主力,毛也是骂一句:“崽卖爷田心不疼”
没有毛的四渡赤水,拿到军事指挥权,老蒋就把他们灭了。
你敢相信李世民会被打压到他那么久了吗?
一个人得疟疾无人问津,差点死掉,都没想过出走,另外再拉出一支队伍。
这帮人在上海驻扎的中央为什么上井冈山,因为他们玩砸了,党内出叛徒,然后上山夺权。
井冈山是毛秋收起义拉起来的武装,毛难道出走拉不起另外一支武装?
直到我读了点“南明史”,勿复南明旧事,毛自己受一肚子委屈、窝囊气,也不让南明旧事再现。这次日本可是灭族之战。伪满洲国台湾,全都是说日语、教育官方语言是全都换了。历史书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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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毛泽东,1943.6.28
贺 建 奎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这段话出自90多年前的《反对本本主义》。对比今天,还是很现实的,尤其是结合前段时间的层层加码。

曾经有几次,我的人生处在重大的低谷中,当我身心俱疲几乎放弃的时候,是这段话给了我力量。
主席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临别最后一句:我们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主席:那我就不送了
毛选里最他妈震撼的,是那些冷冰冰的、像手术刀一样剖开现实的句子。
我最喜欢的是《矛盾论》里的一段: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这听起来像教科书。但要是能把这句嚼碎了咽下去,这辈子都够用了。
为什么?因为这句子他妈就是 宇宙的源代码 。
像我们平常操心的那些破事,工作,婚姻,孩子,家庭啥的,把自己困在情绪里,困在道德的条条框框里。但这句子一把就把人拽出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好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坏的。所有事情都是矛盾的结合体,都在斗争,都在转化。
世界就是动态的,就是冲突的,就是混乱中出秩序。
去承认矛盾,去利用矛盾。
强者不是消灭矛盾,而是驾驭矛盾。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有点像第一性原理,直接看透本质。
还有一句,在《实践论》里: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翻译成人话就是: 别光想,去干。干完了再想。想了再干。循环往复。
大多数人在纠结的那些破心态,就是光想不干憋出来的。
真正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你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后总结出来的。
这两句话,一句告诉世界怎么运行(矛盾),一句告诉怎么认识世界(实践)。
其他的,都是注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看这么多的点赞,最近我再把前面的也拍拍发上来
也希望大家辩证的看问题和阅读,有没有用自己去读一读,用自己的方式针对现实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阴阳怪气并不好笑,反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看问题如此透彻,后悔没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
不是毛选的,是西行漫记里记录的教员说过的话。

——节选自1962年1月13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以上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不是很生动形象很有画面感?而且,开头就展现了矛盾冲突(农会与土豪劣绅),势力范围与等级(头等上海,二等汉口,三等长沙,四等县城,最低等乡里),没有堆设定和说明,对话推动剧情(却又避免了“xx说”,“xx道”的单调表达),堪称黄金三章的典范。
不服?我以原文为模板,改篇仙侠玄幻的看看:
玄天门威力之下,荒古妖兽们头等的跑到瀛洲,二等的跑到昆仑,三等的跑到归墟,四等的跑到扶桑,五等以下未结金丹的崽子则在兽域向玄天门投降。
“我出十个极品灵石,请你们准我进玄天门。”小怪兽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修士这样回答。
好些炼兽、异兽乃至妖兽,从前反对玄天门的,此刻求入门派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兽类,这样向我求情:“请内门嫡传弟子作保!”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我喜欢和黄炎培的那段窑洞对话。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忙时吃干,空时吃稀,不忙不空,半干半稀
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见,
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
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
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
我是真的大爱这段话!
搞斗争要两句话,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
我最常反复读和收藏的《毛选》50 条思想段落(整理版)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一切结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愿望出发。
3、真理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出来的。
4、世界不是静止的,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5、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6、在复杂局面中,先分清敌我,再谈策略。
7、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看事物的本质。
8、方向错了,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9、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
10、任何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判断,都会付出代价。
11、真正的力量,来自对现实条件的清醒估计。
12、成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阶段性积累的结果。
13、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条件不成熟,就等待成熟。
14、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15、要允许犯错误,但不能拒绝总结错误。
16、经验如果不能上升为认识,就只是重复消耗。
17、遇到挫折,首先检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抱怨环境。
18、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19、形式可以变,原则不能丢。
20、判断对错,最终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
21、局部服从整体,短期服从长期。
22、在力量弱小的时候,更要讲究策略。
23、不怕慢,就怕站。
24、把复杂问题拆解开来,逐个解决。
25、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26、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空洞的。
27、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阶段性。
28、不要高估自己一时的优势。
29、不要低估长期积累的力量。
30、情绪不能代替判断。
31、真正的成熟,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32、条件允许时,要主动作为;条件不成熟时,要保存实力。
33、把事情做成,比把话说漂亮重要得多。
34、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在现实中。
35、看清形势,是一切行动的前提。
36、成功经验要总结,失败经验更要总结。
37、不从失败中学习的人,一定会重复失败。
38、任何脱离实际的“理想”,都是空想。
39、斗争不是蛮干,而是有节奏、有策略。
40、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看他如何面对复杂局面。
41、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顺境。
42、有利条件要用足,不利条件要正视。
43、做长期的事,必须耐得住短期的寂寞。
44、真正的信心,来自对现实的掌控感。
45、不怕问题多,就怕不去解决。
46、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47、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48、在变化中寻找确定性。
49、判断形势,不看一时,看趋势。
50、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从来没有什么以弱胜强,从来都是以强胜弱,无非是本质强还是表面强,是局部强还是整体强。
见到问题下许多知友谈起那些可能的“回旋镖”讲话,我个人倒觉得颇有意思,我们今天几乎都是生在“新社会”的人,大概都读过思政教科书,了解过一点“辩证法”的道理,然而又由于教科书本身的“教化”性质,养成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惯式:一个东西是“红”的,那它就必须一直红,一旦出现了一点“白”的成分,那就不行,那就是“偶像失格”,该被批倒批臭,该拉出去吊起来示众、吊起来打。
但这个法子是过去农民拜神求雨失败了,走投无路,对神像的处理法子之一,我们生在现代,不该像“不那么迷人的老祖宗”(及最近七八十年的“老前辈”)那样干,我们能接受得了“不一样的蒋介石”,那自然也能接受不一样的“他”。
这方面,我比较喜欢单世联对张宗可的一个评价:
(张)既能欣赏传统昆曲又参与李xx的“京剧革命”,既为曲社的散伙伤感又鼓噪毁灭一切文化的“大革命”。这样的事,要放在瞿(秋白)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张宗可似乎并不困难,他圆融无碍地把对金石书画的高水平鉴赏与阴谋政治的角逐统一起来。
这一评价,是就张宗可对昆曲《李慧娘》及该剧改编者孟超的态度转变而做出的。1961年,张宗可还是孟超改编的新昆曲《李慧娘》的戏迷,看了公演后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但到1962 年秋,风向转变,张宗可给孟超传风声,要孟别再搞《李慧娘》。到1962年十中全会前夕,张宗可的风声更加明确:“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张宗可是文艺欣赏者,他想“保护”自己喜欢的创作者,可当1963年李xx点名《李慧娘》是鬼戏时,他就跟着政治风向翻脸不认人,大骂自己过去喜欢的《李慧娘》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到最后干脆把孟超打成叛徒,整的孟超郁郁而终。
这个转变,他不矛盾,他不痛苦,甚至还很自洽,为什么呢?单世联也有个评价可以阐述这种思想,我个人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所谓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铁的斗争意志、坚忍的极端手段、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诡谲无常的伎俩和冷血仇恨的心理。”

单世联这几个用词,是比较符合他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亲赤色的人看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其实换成类似的“同义词”,就成了正面典型,“坚忍的极端手段”可以换成“不怕牺牲”,“诡谲无常的伎俩”可以换成“灵活的斗争策略”,“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可以换成“对组织的忠诚”,“冷血仇恨的心理”更简单了,那就是“对敌人冷酷无情”。
而我们要谈什么“回旋镖”的问题,那就不能不提“斗争策略”与“忠于组织”这两点。
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在党的路线斗争里,一个人要作为一个“cp分子”坚持革命,那必然要学会接受新路线,因昨日还在宣告革命斗争进入新高潮的立三中央,今天就可能变成一条错误路线,如党员不能接受这种转变,那就休说是革命,便是日常工作也无从谈起了。
这就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矛盾统一,“特殊的人”就是这样,一面有对革命目标或至少对组织的坚定信仰,一面又能接受组织方针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片面的上级对下级的,上级、最高的领导层本身,都要时时刻刻有这种转变的思想,能够根据形势对发言风格、行动方向做改变——有的是欺骗敌人的假话,有的是确实转变方向的真话。
就比如说今天喜欢谈的民主与亲美的问题,许多人觉得这是“回旋镖”,其实毋宁说是为形势转变服务的“两面手段”:在认为美国力量有利于实现当初那个“以抗战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时,在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是需要说好话讨好的对象,不光说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甚至还说要欢迎外国资本在抗战后来投资中国。按照后来“揭发材料”的标准,这几个讲话可能都够得上“经济上爬行主义,政治上洋奴哲学”了。
比如说在经济上,1943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玉《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时,他就谈了一大通“自由资本论”:等抗战胜利了,国内的私人资本要留,外国的私人资本也要留,要用资本求发展,还要实行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
“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

当然,这几个经济承诺在后来没有完全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外政治上的变化,英美与赤色中国为敌,那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外国资本,不与我国做平等交易的国家。
而政治上的变化,就又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前面提到过,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列强就是“朋友”,这个发言是1945年3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讲的。
当时,他说“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说应当告知“中国的朋友美国”蒋介石不是实现民主的希望,希望谢伟思能把这些话带给美国人听。
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糊弄美国鬼子?很大可能是后者,因为在对党内、军内下指示时,他的态度明确的多:美国就是要扶持蒋介石,英国则是要恢复港九殖民地,南方游击队与英美“盟军”接触,要小心为上。
在同谢伟思讲“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的同一天,延安向华南方面发电,就可能的盟军登陆问题作出指示,内中明确表示“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

当然,对“丑陋的美国人”的厌恶只能内部说,在往后的大概一年时间里,政策方针还是要设法“争取美国”,设法让这个世界一极、同盟魁首亲共一点,即使是说赫尔利这个家伙明牌反共、美国的军事援助告吹,也还是要想法子缓和一下,不能直接为敌。
在1945年的抗战纪念日,这个政策体现为反对美国的错误政策、帝国主义者,拉拢美国的进步派,“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的分子(如被捕六人等)……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不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通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1946年4月,东北鏖战急、长春马德里,这个时候美国人马歇尔调停对我有利,那就也要设法争取,国民党是面前的敌人,不怕跟他弄僵,美国人是可能的敌人,暂时不要同他们弄僵,这就是斗争的策略。
“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讨好美国人是为了延缓内战爆发、尽可能争取发展的时间,如有和平解决的可能那就更好。那么当和平完全破灭、和平民主新阶段彻底破产时,也就没有必要讨好“美国反动派”了。
过去报纸上的批评、内部的暗骂是不直接同美国记者面对面讲的,现在变了,用不着两面手段了,直接让美国记者传达自己的骂声,甚至还可以像1945年3月对华南指示里那样,试着挑动英美之间的矛盾对立。
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那个教科书上的毛才“诞生”了,你说他的讲话是“回旋镖”,他可能还有奇怪——兵不厌诈,远交近攻,“丑陋的美国人”可以设法争取或暂时稳住,那为什么不扯些障眼法来做缓兵之计呢?
1946年9月29日 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话。在斯蒂尔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回答说:“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2月9日 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从今年二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在回答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时说: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它跟着美国走

矫枉必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前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极端,中庸之道多好啊,可以兼顾两方的利益,后面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也变成了自己过去认为的那种极端的人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
教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太透彻了


我不喜欢《毛选》里面任何一句单独的话,我喜欢《毛选》的整体,我甚至认为,任何把毛选中单独的话语摘出来的行为,都不是恰当的。
而且,《中国革命史》、《毛选》、《世界近现代史》和《毛泽东年谱》,这四者最好放在一块去读。不然的话,伟人的很多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你不能理解;就算是理解了,也是往往会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毛思想的精华基本都在毛选之外。
集中在1946之前十年的文章和发言里,尤其是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主张,对英美先进性的评论,见解深刻,字字珠玑。同时期其他领导人也都有相近的观点和言论。他们什么都懂,而且思想很先进
这些先进思想理念,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大批仁人志士在建国后留在了大陆,更有很多科学家和名人放弃良好的收入和生活,毅然从欧美归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新朝初立,万众一心,真理在手,思想先进
豪情万丈,壮志凌云,人定胜天,大步跃进
锐不可当,横扫千军,摧古拉朽,破旧立新
天地翻覆,颠倒乾坤,空前绝后,震古烁今
“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我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
“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
“**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毛泽东文选《寻乌调查》
我不想看选集,我想看全集,看全集才能了解他的思想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黑命贵搞不起来,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看清楚的黑豹被干了,名号被后世用来做赛博电子部落电影
一群黑人去wakanda wakanda
迪士尼高管笑着大喊:对对对就是这个你可以再来一次吗?
“wakanda forever!”
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大概知道我的出身是一个小学教员。
偶然的巧合
他说,那时,并没有想要打仗,也未想过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同你一样的民主人士。是一种什么样的偶然的巧合,使自己立志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现在,时常想起来也感到奇怪。事物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我说:“这就是说,人自己创造历史,而历史依据环境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东西。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有个疑问,就是,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回答:我自己也无从知道。他说,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点是,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接续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
说到这里,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阖了跟睛。他说,地球上的人类的条件,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列宁也一定显得不高明了。
祝美国进步
在我要告辞的时候,毛主席说:“向美国人民问候,祝他们进步。”
我想,他大概不好说美国人解放吧?他们不是已经有了投票权吗?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解放。对于那些实际上还没有解放,但衷心期望着解放的美国人,他表示了祝福。
尽管我谢绝,但,毛主席还是把我送到车里。毛主席按北京的传统的礼节,为了挥手送别,一个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天中,没有穿大衣,站了片刻。我在大门附近没有发现警卫战士。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我在开动了的汽车里,回过头来,看见毛主席微缩着双肩,由侍从人员扶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迈着徐缓的脚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望着,贪婪地望着。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开篇第一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毛泽东.1964年.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表面假仁假义,背地暗藏私心。盲目迷信所谓“纯洁之爱情”,盲目袒护伴侣,全然不顾对错是非。自己的尊严依赖于伴侣之上,绵软无力。一遇外人便极尽炫耀,一逢失恋则痛哭哀嚎。但内心的性格却极端顽固,不愿改造伴侣,也不愿被伴侣改造。二人在一起时,不思进取,只思欢愉,甚至连那共同学习都不肯了。
七、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你中了几条?
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令人尊敬的南开大学已故著名教授艾跃进博士,曾引用这段话,来严厉批评别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伟人的这番话,是高度凝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适用于所有人。
特别是艾跃进同志、陈二饼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们,谁要是不做调查,就敢胡说八道,谁就应该感到羞愧。






对吧?
欢迎群众们的批评与监督。
我这个人是有点崇拜外国的

当年恢复高考后只都去印试卷,因为国内缺纸,导致有一本书一直没有再版,你得让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停留在毛选第四本末尾的1949。
分享几句我听到的梦呓:
麻雀有巢,你捣毁了它会叫唤,Dxx,你也有一个巢……(关于修建机场强拆农民房屋)
如果大家在我的派对上玩的不开心,就可以换个派对玩。(类似的意思)
你们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我写程序就这样,以前没ai就抄CSDN和git,现在有ai就直接抄生成的代码,确实混到了现在。
知乎上有很多评论和回答动辙会扯出一个烂大街的典中典"人性",比如这个回答评论区的人性怪们,真是人人又性性啊,诸位可以站到马努斯boss房门口守门了

这些早在毛选里被伟人批烂薄纱了,所以我最喜欢毛选里这段话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拿C#的抽象属性玩个乐子,Human基类的人性显然是抽象属性,继承Human的子类都需要实现具体人性

在人性论爱好者看来,他们的代码得是这样的,Human基类里实现抽象属性,编译通不过

更新~评论区不是我关的
为什么在一两年前,也就是23-24年,写读毛选用毛选在知乎会获得高赞?甚至只是摘抄一下就有流量。为什么现在风向变了,谁能解释一下?
里面的很多话,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单独发都发不出来。
毛选说实话只看了一篇,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但是我更喜欢教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霸气回响,信心十足,彻底的践行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个人信条!


只看过封皮。
如果里面有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最喜欢这句话。
没有的话,当我没说。
毕竟为人民服务不是靠说的,而是靠做的。

这不在毛选里。
可以把毛主席生平的所有资料,训练AI,然后用AI模拟出一个毛主席一样有智慧的虚拟人吗?
我更喜欢看《资治通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昨天明明看到高赞很多经典句子,今天都被删了,最后估计这提问也会萃取到品客级回答吧。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2023年,我花一年时间,认认真真把《毛选》读了一遍。我特意找了一个靠谱的WORD版《毛选》,方便一边读一边勾画,做笔记、做批注,还可以文档内检索查找统计,前后关联贯通。与此同时,我把毛泽东传记和毛泽东年谱放在手边,都是电子版,读到一个重要内容,需要定位当时时代背景和毛主席人生经历,就马上去翻那两本书。如果还需要继续扩充,就直接用关键词或历史事件去网络上搜索信息、查找论文。这样读下来收获非常大。
通读下来,《毛选》里的好句子、好段落数不胜数。有时一页书就被标出好几个。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最最喜欢的,从历史作用、思想性、文学性等各种角度综合考量,我选下面这一段。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摘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我为什么喜欢这一段话?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这句话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二是这句话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点明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作用。三是精彩的文学性特点, 语言优美、逻辑清晰、说理透彻,振奋人心。
先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话,但没有人不知道讲出这段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程。毛主席就是那个让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人。我们站在今天,站在革命成功之后,已经见到了【燎原之势】再回过头去看【星星之火】,对革命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作出头头是道的分析、英明睿智的判断、准确无误的选择,这不难。难的是毛主席站在只有【星星之火】,根本看不到【燎原之势】的时候,甚至【星星之火】都面临风吹雨打,随时可能熄灭的时候,他就能作出深刻的分析,准确的判断和坚定的选择。而且用他独到的见解分析,理性的剖析阐述,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把他身边犹豫徘徊、迷茫困惑的人都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1月。其实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封回信。1930年1月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存亡的时刻。历史上把这个阶段称为革命的【最低谷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肆意破坏党的组织,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革命活动。毛泽东也险些惨遭毒手。这个阶段有很多人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当命若游丝的党和革命队伍重新稳下心神,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才开始逐步走向自建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爆动相继爆发。但多数以失败告终,或短暂胜利后旋即被国民党反扑。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深受苏联共产国际影响和控制的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采取了以工人力量、工人革命和城市革命为主的错误路线。
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率领各部起义残兵被国民党反动派追着四处逃窜。毛泽东部迫不得已退入反动派力量相对弱小的农村山区,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把革命力量略微壮大了一点。现在井冈山被称为【革命的摇篮】,但在摇篮里的朱毛红军过的可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进入井冈山那天起,朱毛红军就始终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井冈山地瘠人贫,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冬天冷得睡不着,半夜起来跑步、练刺刀。睡在木板床上还不如钻进稻草堆里。二是自身力量弱小。井冈山会师后约有一万人,编为红四军,含三个师,九个团。看起来人不少,但其中正规军只有一千多人,一千多条枪,大部分是扛锄头大刀的起义农民,还有被毛主席诏安的王佐、袁文才部山贼土匪一千多人。三是外有强敌追兵。自从进入井冈山,湘赣两省军阀已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进剿、两次会剿。虽然都被打退,但红四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此同时,反对派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革命根据地的物资短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革命意志动摇了。起初,大部分农军因为粮食不足被迫下山打游击。这让留在山上的人,也渐渐有了放弃、逃跑的念头。更可怕的是,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身在上海的党中央,仍然坚持错误路线,反复要求红军分兵下山攻打大城市。因为当时通讯不畅,红军才没及时接受党中央的错误指挥。直到1928年8月,湖南省委按照党中央要求派杜修经上山传达命令,终于酿成大错,造成著名的【八月失败】。
杜修经代表湖南省委再次要求朱毛红军分兵下山,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军领导坚决拒绝。但此时正逢湘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汇剿。朱德、陈毅率28、29两个团下山阻击。阻击战斗打得很顺利,但回军途中还是出了岔子。不知道为什么,杜修经也跟着阻击队伍下了山。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军。他们思乡心切,不愿回井冈山,这正与杜修经的错误分兵计划不谋而合。杜修经联合党代表龚楚挑动部队通过士兵委员会民主表决,带着队伍去打湖南(当时红军为了体现与旧式军队的差别,也为了吸引士兵加入红军,实行比较极端的士兵民主。朱德得知后立即解散了士兵委员会,同时发送消息通知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但仍无法制止部队向郴州进兵)。在郴州取得小胜,士兵抢掠大量物质,旋即被郴州部队反攻。朱德率28团往资兴撤退,命令29团紧随其后,结果撤退途中29团士兵高喊回家一哄而散,纷纷朝家乡宜章方向走去。
28团士兵也受到了影响。二营长袁崇全胁迫欺骗6个连叛逃。随后,4个连被立场坚定的连长和党代表悄悄带回。另外两个连仍然在逃。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红军领导得知后大惊失色。在商量对策时,朱德、陈毅主张武力平叛,派兵把袁崇全打回来。但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坚持自己亲自去劝降。袁崇全是王尔琢的湖南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他不愿相信袁崇全叛变革命。他更不愿让已经命如游丝、危若累卵的革命力量再受损失。这个从黄埔军校、东征、北伐、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年轻将星,太清楚此时此刻红军武装力量、任何一兵一卒的极端宝贵性了。于是王尔琢不顾危险,带着一营营长林彪打马就追。整整追了一夜才追上。接近叛逃士兵时,王尔琢一边跑一边喊,【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跟我回去,既往不咎。】很快,林彪一营把叛逃士兵团团围住。谁知,躲在暗处的袁崇全对王尔琢连开数枪并趁乱逃走。朱德赶到后抱着王尔琢的尸体泣不成声。
王尔琢是当时年轻一辈中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最杰出,最有影响的青年军事将领。王尔琢黄埔一期毕业,在校时深受周恩来赏识,吸收入党,并留校任黄埔二期、三期学生分队党代表。后参加东征、北伐。蒋介石曾以军长之职利诱王尔琢投靠国民党。南昌起义中王尔琢任团参谋长,三河坝之站王尔琢率部奋勇抗敌,激战三昼夜,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红四军参谋长。这一年他才25岁,日后的战神林彪才21岁,只是王尔琢手下的一营营长。最年轻的首长、相差4岁的大哥,令他钦佩的榜样,就这样被曾经的战友打死在自己面前。此时的林彪,内心应该是无比悲痛又无比迷茫的。
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反动派趁红四军分兵之际,猛攻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留守红军一部分下山打游击,一部分隐入大山更深处。没有了根据地,重新汇合后的红军只能继续回到四处打游击,东逃西窜、东躲西藏的日子,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反复周旋。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红军士兵士气跌落谷底。大家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坚持,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当时迷茫的人很多,悲观情绪弥漫在整个红军中。即使后来成为战神的林彪,也很迷茫。1929年底,他给战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看到以后很重视,也很担忧。就写了一封公开回信。这封回信本来没有名字。1948年中央组织部编《毛泽东文选》,决定收录这封回信。林彪得知后特意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收录该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后,编辑们删去了信中指名批评林彪的内容,并选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作为文章标题,以此流传至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话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慢着!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没错。这是高中历史课本里评价遵义会议的话。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上面这段话,没有毛泽东在革命最低谷时期为红军战士打气鼓劲,提振信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都挺不到遵义会议。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够精彩了吧,接下来再说说这段话好在哪里?为什么能给迷茫悲观的革命者们以强大的信心?
这段话是这封回信最末尾的一段话。在回信的前面,毛主席逐一批驳了当时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普遍感到悲观和担忧的错误观点,逐一阐述了支持、判断未来革命前景光明的理由。读过《毛选》的人更加清楚,在这篇文章之前,毛主席还写了很多分析判断革命形势的文章。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毛主席通过长期革命实践和理性深入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革命低谷只是暂时的,革命队伍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迎来革命的高潮,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意味着城市化不足,广大乡村存在着广阔的管控真空或薄弱地带。半殖民意味着中国被众多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切割,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与其代理人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革命活动,一定能够而且也只能够在广大乡村,在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的矛盾中找到生存空间。
第二,革命的动力就是反抗压迫的动力。通过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对封建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分析,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老百姓的苦难还在加重,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还会加深,三座大山依然重重压在老百姓的身上。革命的火药桶迟早会爆发,受压迫和奴役的人们,生活困苦的人们,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等到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把更多反抗的人拉进革命的队伍,这就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按理来说,这个判断和结论已经很有理论说服力了,不由人不信。清晰、准确,与后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那大家为什么还是没有信心,还是悲观呢?**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战略,不知道是否需要战略,怎么去评判战略的对与错,哪个战略好,哪个战略坏,是否应该相信这个战略。**即使今天,很多人依然如此。所以很多人要么对未来没方向,要么容易被忽悠。我在企业做了很多年战略规划和项目投资工作,对此深有感触,也曾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一部分人认为战略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他们认为未来不需要规划或者无法规划。所以这些人对任何战略规划都不感冒,认为所有战略规划都是忽悠人的。第二类人把战略规划跟预测、预言划上等号。战略就是目标,规划就是计划,越明确,越具体,越准确越好。得不需要动脑子,让战略规划给我讲清楚,按部就班就行,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当时红军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多好的战略规划都给不了他们信心。
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要让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战略结论,得先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战略观和战略方法论。前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最后一段话,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首先,战略规划是必要必须的吗?肯定是必要且必须的。**中国有句俗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态度看似坦然从容,但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不可能等到敌兵冲到面前,水流到脚下才开始应对。那就已经晚了。很多事情,不管对与错,准与不准,你必须提前规划和准备。规划准备后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成功,但不规划准备一定会失败。在我们的企业战略和项目投资中更是如此。我们有句名言,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生产力。你等明天已经到来了再去投资,那就只能形成后天的生产力。大多数人都喜欢确定性,排斥厌恶不确定性。但未来的事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是无可避免的,绕不开的。而且现实中的很多竞争,不是从今天、从确定了才开始的,从昨天、从不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要未来,就必须要应对不确定性。
**其次,战略规划应该具体、精确吗?不可能也不应该。**毛主席判断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许多人问他,即将到来是什么时候到来(写公开信的林彪肯定也问过这个问题)?毛主席着重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为什么呢?战略规划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未知的问题。确定的,已知的不需要战略规划,直接做计划安排即可。用精确、具体来要求或评判战略规划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有一次我们开投资项目评审会,有个财务系统的人问我,你们对未来的市场预测准确吗?能不能再细化具体一点,最好提供一些意向合同。我说等意向合同都有了,咱才来这儿讨论投资,是不是太晚了!因此,一个战略规划把未来说得太模糊不好,说得太准确、太具体也不好,肯定是瞎编乱造忽悠人的。
第三,什么样的规划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一是要有明确方向。战略规划的核心作用就是指引方向。就是毛主席说的,【应该也只能说出大的方向】,虽然大,虽然不那么精准具体,但必须要有方向。如果说了很多,分析了很多,但没方向或者只有个模棱两可的方向,那就没有意义。比如诸葛亮对刘备说的,【天下三分】。**二是判断要有依据,推论要有支撑。**战略规划不是胡编乱造。是抓住事物演进发展关键影响因素和可靠规律作出的合理推测判断。很多时候,战略好坏,现状分析都差不多,主要差别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你有没有找到发展变化的核心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国民党知不知道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现状,知不知道广大农村农民的艰苦生活,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而且是提交给国民党二大的公开报告。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都没有透过报告看到可以主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庞大的农村革命力量。陈独秀甚至不允许这篇报告在共产党的党刊发表。毛主席就看到了这个关键因素。**三是好的战略规划不是空中楼阁,要有行动意义。**要是让人能够、愿意、可以为之努力,为之奔赴的东西。探索太空乃至开发太空,放到现在,这就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放到古代,基本上就是扯淡。为什么?因为现在有行动意义,古代没有行动意义。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成功?它就符合上面说的,一个好的战略规划的三大特征。
在文学性上,最后,毛主席用了三个连续的排比句做结尾,这既是前文说理的比喻、呼应,又是一种希望的呼唤。比喻形象而生动,当前革命的【星星之火】与未来革命的【燎原之势】,就像桅杆与航船、光芒与红日、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与即将迎来的新生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力量又势不可挡。提高了感染力和说服力。读书的时候老师说,写作文少写长句。这是对语文比较差的人说的,因为句子长了容易出错。但对于驾驭文字的高手来说,长句反而有利于抒发感情、增强气势。用长句和连续排比,拉长、反复推进,把节奏带向高潮。大家可以试试一口气把这三个排比句读一遍,简直气贯长虹、排山倒海。读完精神自动就被提起来了。
不久后,红军又在江西、福建等地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瑞金等地成立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的力量一点点壮大,形势一步步好转。再之后他们又再次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五次反围剿,红色根据地再次失去。再次被迫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道路……。但此后每次遇到困难,濒临崩溃,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心中默念这几句话,想着露出尖头的桅杆、刺眼的光芒、母腹的躁动,就重新获得了坚持的信心和力量,最后终于迎来航船、红日和伟大的新生!
讲一段话,讲了这么多,到这儿终于可以结束了。见面说到我读《毛选》的经历和方法,这里给大家截一张图。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多写一点个人读《毛选》心得,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讨论。

我最喜欢毛选中的一句话是: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灰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句话,包含了教员的哲学思想,实践方法论,和个性,首先表现了教员坚韧不拔的性格,不怕困难,充满斗志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教员的这句话也是符合哲学思想,就是事物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所以不管是敌人还是困难和挫折,都是前进路上的台阶,是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教员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方法论,所以教员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与方法,因此教员才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
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学习毛选,实践毛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觉得这段非常浪漫,堪比毛主席诗词中最精华的几篇。特别是考虑到其时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全军上下都弥漫着悲观气息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做不到这些基本要求的,还自以为是和哇哇叫个不停的,可谓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最好代言人,都是恬不知耻、位不副实、欺世盗位的x物罢了(名改位,毕竟也没啥名和好名,相对于每个大小领域的所谓的领导这个位置来说)……哦,可能很多的连障目之观、盲人摸象的局部之效都做不到,这样看来基本要求是太高了嘞。
你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口号的那一位科学家。
我最喜欢毛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深入一线,你就只会纸上谈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证理论,人做事要务实,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人的眼睛和耳朵是会骗人的,只有深入第一线,自己去摸索,去探索,去研究,这样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不能轻易下自己不知道问题结论。
《毛选》:毛主席给女儿李讷的五句箴言,撕开当代教育的短视!

一、凌晨三点,李讷的笔记本里藏着什么秘密?
北京西山的旧居里,李讷晚年常翻出一本泛白的笔记本。
扉页上是父亲用毛笔写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是1940年她刚识字时,毛主席亲手为她题的字。
据《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记载,这八个字取自《论语》,是毛主席对子女少说话多做事的期许。
如今很多家长花几万块给孩子报精英班,却很少有人想过。
当年那个总在窑洞前教女儿辨识庄稼的父亲,到底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比财富更珍贵的东西?
翻开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毛主席对子女的教导从来不是望子成龙的焦虑,而是藏着一套穿透时代的育人智慧。
就像他在《实践论》里写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这些箴言看似朴素,却道破了教育的本质。
真正的富养,是教会孩子在土地里扎根,而不是在云端筑梦。
二、第一句箴言:“夹着尾巴做人”里的生存哲学
“别把我挂在嘴边唬人”,这是毛主席对李讷最常说的话。
1950年代,李讷在育英学校读书时,同学只知道她叫“沈娟”,没人知道她父亲是谁。
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暗合了毛选里的智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为避免特殊照顾,毛主席曾明确要求李讷在住院时使用化名“沈娟”,这一细节在台海网的报道中被多次提及。
现在多少家长拼命给孩子贴“富二代”“学霸”标签,却忘了毛主席的深意。
真正的底气,不是站在谁的肩膀上,而是自己能踩稳多少土地。
就像他在延安给战士讲课说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 ”(《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活一世,最重要的不是维持光鲜的表象,而是懂得低头擦拭自己的脚跟。

三、第二句箴言:“意志可以克服病情”里的抗挫密码
1958年李讷患病住院,毛主席在信里抄了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末尾加了句:“一定要锻炼意志,这比吃药更重要。 ”
这种精神免疫力的培养,和他在《论持久战》里的观点一脉相承:“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
这封信的原文收录于《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江西日报的专题报道曾全文引用。
现在家长总怕孩子吃苦,却不知道真正的保护是教会孩子:
考试失利时,想想红军过草地的饥饿。
创业失败时,看看井冈山的星火。
毛主席当年在疟疾缠身时仍坚持工作,他传给后代的不是温室,而是“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的生存法则。
这比任何补习班都更能让孩子在风雨里站得住。
四、第三句箴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里的成事逻辑
李讷的名字取自《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
毛主席曾指着菜地对她说:“饭是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嘴里说出来的。 ”
这种实践哲学在毛选里随处可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践论》)
李讷晚年回忆,父亲常带她参与劳动,甚至让她跟战士一起种地,这种教育方式在《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中有详细描述。
现在多少年轻人沉迷“人设打造”,却不肯花三个月钻研一门手艺。
张口就是“创业蓝图”,却连摆地摊都怕丢人。
毛主席在延安时让孩子跟战士一起种地,不是缺劳力,而是要让他们明白。
所有漂亮的结果,都是笨拙的坚持堆出来的。就像他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种地的人,土地才会给收成。

五、第四句箴言:“为人民服务”里的格局密码
1947年转战陕北时,李讷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躲到安全的地方?”
毛主席指着远处的百姓说:“我们走了,敌人就会来欺负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仗。 ”
这种把“小我”融于“大我”的教导,在毛选里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家庭教育里则是:真正的出息,不是让自己活得光鲜,而是让更多人活得容易。
据李讷晚年回忆,转战陕北期间,她与父亲在南河底村团聚时,毛主席曾用“大娃娃”的昵称鼓励她理解革命的意义。
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考名校、赚大钱”,却很少说“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但毛主席给女儿的毕业礼物是《马恩全集》。
他要告诉孩子:当一个人的目标跳出“自我”的围墙,他的脚下才会有真正的远方。
就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燎原,是因为它照的是众人的路。
六、第五句箴言:“好好学习”背后的终身成长观
1952年儿童节,李讷请父亲给学校题词,毛主席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看似普通的八个字,藏着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的主张:“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周围环境……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
学习不是为了考高分,而是为了懂得“怎么看世界”“怎么解决问题”。
这一题词的由来在人民政协网的报道中有明确记载:李讷亲自请求父亲为学校题写,最终形成了育英学校影壁上的经典标语。
现在多少孩子把学习当任务,毕业后就扔掉书本。
但毛主席在长征时背着字典学英语,在延安窑洞油灯下批注哲学书。
他传给后代的不是“学历焦虑”,而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生存本能。
就像他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才是对抗时代变化的真正“铁饭碗”。
结尾:比学区房更值钱的,是毛主席的育人智慧
李讷晚年常说:“父亲没给我们留钱,却给了比钱更金贵的东西。”那些写在笔记本上的箴言,本质上是一套“反浮躁”的生存法则:
当别人教孩子争第一时,他教“夹着尾巴做人”——真正的强大是能弯得下腰;
当别人给孩子报成功学时,他抄“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正的成功是摔不碎的韧性;
当别人炫耀人脉资源时,他带孩子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资源是人心的重量。
这是教员对读书和行动的关系的描述,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毕业后步入社会的绝大部分场景
赘述一句:喜欢读毛选不仅仅是因为深刻的观点,还有教员的笔风,尽管他老人家饱读诗书且有文豪的水准,但从来不爱用晦涩难懂的字句卖弄文采,一向以“日常聊天”的语气阐述或深刻或宏伟的“道”
不是毛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的话。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
我永远都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政治老师教我,一切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和阶级性。然后给我举了个例子,博爱的例子。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总是说博爱,超阶级的博爱,可是资本家会爱上工人吗?地主会爱上佃农吗?狼会爱上羊吗?博爱看起来理论没错,可是贩卖的是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药,目的就是农民永远不造反,工人永远不罢工 ,奴隶永远是奴隶,地主永远是地主 。
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仁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他们所说的人类之爱。
可是没有超阶级的博爱难道就有超阶级的仁爱吗?说仁者爱人,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有一个是“仁者”吗?说君子喻于义,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们有一个讲“义”吗?他们一个个嘴上说着仁者爱人,却没有一个给贫下中农分地的。儒教的封建思想家们天天鼓吹和谐,孰不知他们的和谐是建立在贫下中农的水深火热之上的,农民造反破坏地主阶级的“和谐”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100年前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说的很清楚嘛。
共产党宣言里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说,文化艺术及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绝对自由。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某个节目,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因为类似所以有天然结合的基因,和谐和阶级斗争因为不同所以互补(好话歹话让他一个人说完了),我相信不久之后,某些人就开始论证仁者爱人和阶级兄弟是一回事了。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喜欢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毛主席带领共产党等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时说的话
选集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以及1956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诱敌深入才好打,无非是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名誉不要紧,问题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共产党建党之初那么多优秀的领导,有高级知识分子,有留洋精英,有实战派有军阀出身,有黄埔精英,没有一个讲清楚了这件事。
只有教员看到了,看明白了,从始至终坚持了。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毛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主席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
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总结提炼39点干货,供大家参考:
一、不照搬经验,而是应结合自身情况和现实条件有所取舍。
二、忌一成不变。
三、抓住主要矛盾。
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五、“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六、无私无我才能取得大成功,无私无我才能赢得彻底的胜利。
七、永远不要一成不变,凭经验办事。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有其可取性,也有其不可复制性。“变”才是永远唯一不变的真理。
八、一方面,大力发展队伍的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略战术。(生命力的问题)
九、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上下的一致性。
十、每一次,情况都不同,而不是相同。
十一、要有全局视角(上帝视角)和宏大气概。
十二、“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
十三、既不能轻视敌人,又不能被敌人吓倒。
十四、“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十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十六、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强有力的进攻。
十七、“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十八、客观分析,抓住关键。
十九、避敌锋芒,攻敌弱处。灵活机动,不拘一格。逆向思维,果断大胆。
二十、脱离实际,不自量力,必然失败。
二十一、没有必胜的把握和各方面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绝不轻易进攻。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
二十二、成果如何且不管,先打胜仗,树立信心很重要。
二十三、不打无把握之仗,等待是为了更好更准的进攻。
二十四、所有的步骤必须考虑,并有利于全局。否则一时的胜利也只是失败。
二十五、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到后果,并做好应对不同变化和局面的准备。
二十六、提升自我,提高认知。全局思维,走一步看三步。
二十七、始终抓住本质不放,不被表象和环境所干扰。
二十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二十九、不搞一刀切。
三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随机应变。
三十一、不忘想,不盲动。绝对“实事求是”,随时处于应对一切变化的状态之中,每分每秒。
三十二、矛盾是会转化的。但需要一个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加速转化。
三十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三十四、全局思维,利弊的相对性。
三十五、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并且随时会相互转化。
三十六、善于总结经验,并应用于新的阶段。
三十七、客服急躁情绪,即使在速决战中亦是。
三十八、必要时,反其道而行之。
三十九、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原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⑴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⑵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⑶,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⑷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⑸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⑹,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⑺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⑻,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⑼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⑽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⑾。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⑿)。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⒀,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⒁,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⒂,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⒃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⒄,福建的两次“围剿”⒅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⒆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⒇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 释
〔1〕“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注本号,学习教员,逆袭人生。
1930年初,井冈山的冬天,格外阴冷。
红四军刚刚离开那片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在赣南、闽西一带流动作战。
打了几个胜仗,但队伍却越打越少,越打越迷茫,四面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敌军,自己这点力量,不到万人,像一片汪洋中的孤舟。
从城市暴动,到引兵井冈,再到如今的四处辗转。
革命到底有没有未来?很多人都在问。
甚至连林彪这样最能打的年轻将领,也产生了动摇,私下里散布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失败的阴影,像山里的浓雾,笼罩着每一个人。
就在这种近乎绝境的时刻,毛泽东坐下来,给林彪写了一封极长的信。
在这封信的结尾,面对所有的悲观、怀疑和绝望,他写下了我平生所见,最雄壮、也最振聋发聩的一段文字: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句话,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这里的它,指的是新中国。

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加油打气,在那个时刻,任何简单的“我们能赢”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段话,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强行植入。
它在教当时所有迷茫的人,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属于未来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当下的绝境。
他说,你们不要只盯着我们眼前这点兵力,这只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必将失败的存量。
你们要去看,要去看见那些你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
去看那艘船的桅杆,船虽然还在海里,但它的方向是确定的,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去看那轮太阳的光芒,太阳虽然还在地平线之下,但它的喷薄而出,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
去看那个母腹中的婴儿,他虽然尚未出生,但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生命。
他强迫所有人,把目光从脚下的泥泞,抬起来,投向遥远的地平线。
他要大家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力量对比,而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趋势是什么?
是中国亿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整个社会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
这片广袤的、干枯的草原,才是他眼中真正的力量。
而红军,就是那个即将落上去的、小小的火星。
这段话,不是一次简单的说教,而是一次深刻的认知宣言。
它把一种看似必败的军事局面,重新定义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生事物,它把一群走投无路的战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新世界的助产士。
这封信发出后,全军上下思想为之一振。
那种只看眼前一亩三分地的悲观想法,被一种更宏大的、着眼于未来的历史观所取代。
正是靠着这种思维,这支军队,才走出了那个冬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最终走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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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生活永远都有问题,每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生活里哪儿都有矛盾,上班想多赚钱又怕累,辅导孩子写作业既想严管又怕压抑孩子的天性,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这些矛盾不是坏事,正是它们推着我们琢磨出不同的办法、不断的进步。
毛选讲“旧矛盾解决催生新矛盾”,这就像爬山,登上一个坡后才发现,眼前还有更高的山,但走出的每一步都能让我们看得更远。所以遇事别慌,不要放弃,你的每一次折腾,都是是不断往前的节奏。
解决一个问题,马上会冒出后面的新问题。比如攒够钱买了房,接着操心装修、还贷;工作升了职,又要学管理、带团队。
毛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像医生看病要对症,我们过日子也得学会看菜下饭,别拿别人的答案去硬套自己的生活。
人和人不一样,事和事也不同。同样是失眠,有的人因为压力大,有的人因为熬夜刷手机;同样是孩子成绩的波动,有的需要补知识点,有的需要调整心态。
毛选说“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就像砍柴先要找到树杈,找准了发力点,才能省劲又高效。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没长进?可能是没抓住关键点。比如想转行,与其乱投简历,不如先花时间结合自身优势打磨一项核心技能;夫妻吵架,与其纠结谁对谁错,不如先听懂对方藏在抱怨背后的需求。
年轻时觉得有了学历就稳妥了,工作后才发现时代在变,自己也在变;提前定的目标,遇到大环境的变化就得调整方向。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生气。话可能有些刺耳,但也可能有其道理;孩子没考上重点中学,别只看到分数,或许他在其他方面有闪光点。
毛选说“抓主流,兼顾支流”,就像看一幅画,先看整体意境,再琢磨细节笔触。日子要过得豁达,就得学会抓大放小。
和家人闹别扭,气头上觉得对方都是错,冷静下来发现彼此都在为家操心;工作中遇到竞争对手,一开始敌视,后来发现良性竞争能逼自己进步。
毛选讲**“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就像硬币的两面,接纳这些矛盾,反而能找到平衡的办法。
想做生意等攒够钱、想减肥等明天开始、想和解等对方先低头——等着等着,机会就等没了。
毛选说“解决矛盾要创造条件”,就像学游泳不能一直站在岸上,先呛几口水,慢慢的才能找到节奏。有时联侯能主动迈一步,僵局可能就被打破了。
年轻时总以为懂道理就能过好生活,后来才发现,知道早睡早起好不等于能做到早睡早起,明白沟通方式不等于能和人好好沟通。
毛选说“认识源于实践”,就像学炒菜,看再多菜谱,不如自己亲自倒油下锅,烫几次手、咸淡调几次,自然就会了。
刚入职场看见同事的勾心斗角,觉得很复杂;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斗争背后的真相是目标不一致、权责不清晰等问题。
毛选讲**“从感性到理性”**,就像喝茶,初尝只觉苦涩,细品才知回甘。生活同样需要走心,把经历的事多琢磨几遍,就能从外面的热闹看到内部的门道。
读了很多育儿书还是管不好孩子,学了很多沟通技巧还是吵架,这不是道理没用,是没用到点子上。
毛选说“认识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摆着当装饰。道理好不好使,关键看能不能真正的帮咱解决眼前的难。
换工作时只看薪资高,没了解团队氛围,入职后却水土不服;装修时照搬网红设计,住进去发现好看却根本不实用。
毛选强调“调查研究是基础”,就像买菜要逛菜市场,和摊主聊聊行情就能知道菜价合不合适;过日子同样需要接地气,能多问问、多看看,就可以少走些弯路。
小时候觉得找到好工作就能躺平,长大后才发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好路;做生意时跟风追热点,赔了钱才懂,自己的擅长方向比什么比做什么风口更重要。
毛选说“以事实为依据”,就像穿鞋子,别人说好看不好看没用,自己的脚舒服了才是最重要的。别被什么都应该是这样所绑架,遇事多问问自己实际情况到底啥样。
老一辈的育儿经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孩子,成功学案例也没法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
毛选提醒我们“警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像种地,去年的雨水管不了今年,自家的种子种在别人的地里不可能收获。日子是自己的,得学会活学活用。
想减肥,饿了一个月瘦十斤,结果反弹了;想存钱,一口气开始省吃俭用,结果一忍不住就报复性消费。
毛选说“量变是质变的准备”,就像种树,小苗得慢慢浇水施肥,事缓则成。日子要过得稳,就得接受进步是一点一点努力来的,有时扎实的积累比没底的突击更靠谱。
熬了几年终于攒够首付,却因为犹豫错过合适的房子;工作中想到好方案,却因为怕出错没提,被别人抢先提了出来。
毛选讲“质变需要临界点”,这就像烧水,烧到100度才会开,差一度都不行。积累足够时,就要敢于快速决断,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前期努力就都白费了。
工作中项目起起落落,婚姻中夫妻吵吵闹闹。别灰心,这些不是原地踏步。
毛选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做事就像爬楼梯,看似回到原点,其实早已站在了更高的台阶。日子就是在“试错-调整-再试中”不断往前的,你的每一次循环都会让自己比过去多了份从容。
换工作时不能仅看眼下收入的高低,还要想几年后的发展;给孩子报班不能不光看成绩,还要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成长。
毛选强调的“全局观”,就像是在下棋,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更要多想三步五步。虽然过日子难免顾此失彼,但心里装着长远的计划,眼前的取舍就有了方向。
二十岁想三十岁前要买房买车,却忽略了中间需要积累的技能、人脉;创业时想三年公司上市,却没规划每个阶段该解决什么问题。
毛选说“分阶段推进”,做事就像爬山,先定一个小目标到第一个观景台,再向下一个高峰出发。步子太大会扯着腿,踏实走好每一步,反而能更快到达。
同事用新办法解决问题,自己遇到问题却没想到换个思路;和家人吵架非争对错,却忘了赢了道理就会输了感情。
毛选说“灵活机变”,就像开车遇到堵车,死等不如绕路。问题从没有标准答案,懂得转弯的人,路上的风景才会更多,目标才会更快到达。
减肥时随时记录饮食运动,才能发现哪些习惯是有效的;工作中写复盘的日记,才能知道哪里可以继续改进。
毛选强调“注重反馈”,就像走路回头看脚印,深的地方是踏实的,浅的地方就要注意。我们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找经验。
年轻时总觉得靠自己就行,遇到难事才发现,朋友的一句提醒、家人的一声鼓励,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毛选说“个体智慧要汇聚”,就像拧麻绳,一根很容易断,多股拧在一起才结实。过日子遇到过不去的坎坷时别硬撑,也许身边人的智慧,往往藏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运动是为了健康,别为了发朋友圈打卡;赚钱是为了过好日子,别为了面子硬撑排场。
毛选讲“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就像吃饭是为了吃饱,别为了拍照好看就去饿肚子。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去伪存真,盯着真正重要的事来做。
创业时单打独斗,遇到困难时没人商量;照顾老人时独自承担,累得撑不下去。
毛选说“团结就是力量”,就像拔河,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才能赢。日子难免会有难处,别害怕开口求助,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路上就会轻松很多。
家庭里遇事别独断,和爱人孩子聊聊想法;团队里做事别拖延,讨论清楚就赶紧行动。
毛选讲“平衡民主与集中”,就像是炒菜,该放多少盐要根据大家口味商量,火候到了该翻锅就得果断。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该听的仔细听,该定的早些定。

和孩子发脾气后,别不好意思道歉,其实孩子早忘了;工作出错是别怕担责,其实团队更欣赏坦诚。
毛选说“反思与修正错误”,就像衣服脏了要洗,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日子过得才清爽。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反而能活得更自在。
同事的突然疏远,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他自己有了压力;孩子的叛逆不听话,可能不是故意气你,而是想证明自己长大了。
毛选强调“分析利益关系”,就像拼图,看清拼图的每一块的位置,才能知道后面怎么拼。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情绪区看需求。
道理听了无数,都不如自己摔一次跤;攻略看了千百次,都不如亲自走一趟。
毛选说“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就像学骑自行车,别人讲一万遍技巧,都不如自己上车摔几次。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敢试错——摔过的跤,都是个人成长的印记。
知道熬夜不好却忍不住,明白沟通重要却懒得开口,认知和行动总是对着干。
毛选讲“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明知道前面有个坑,却怎么也不绕开,这样早晚要摔跤。日子要想过得顺心,就得让明白的道理真正去指导脚下的路。
我们抱怨孩子不听话,不如先学会和孩子好好说话;嫌弃伴侣没进步,不如自己先做出改变。
毛选说“内因是根本”,就像镜子,想要看到笑脸,自己就得先笑。日子要过得顺,就得明白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才是成功的起点。
找关系找工作,不如先提升自己的能力;靠父母带孩子,不如自己多学些育儿知识。
毛选讲“内外因结合”,就像划船,顺风能省力,但得自己也得掌握方向。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把别人的帮助当助力,把自己的本事当底气。
孩子成绩差,可能和睡眠、情绪、学习方法都有关系;夫妻吵架,可能是关于压力、沟通、期待值的问题堆积。
毛选强调“普遍联系”,任何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解决问题要学会全面看问题。日子要过得细,就得学会多想想背后的关联,别头痛就只医头脚痛医就只医脚。
年轻时觉得过日子很简单,成家后才发现,柴米油盐都需要算计;创业时理想很丰满,现实中却是房租、人工、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
毛选说“物质决定意识”,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上层再漂亮也会晃动。同样的,日子要想过得稳,就得学会立足于现实看问题。
小区保安能说出哪家老人需要多留意,超市收银员知道哪种商品最畅销,他们的经验里往往藏着和自己相关的生活的智慧。
毛选讲“重视基层经验”,就像种地要问农民,打鱼得问渔民。日子要想过得巧,就得学会针对性的向身边人取经,他们的办法往往最管用。
公司部门间推诿扯皮,可能是流程太复杂了;家庭中琐事没人管,可能是分工不明确了。
毛选说“结构矛盾推动发展”,就像机器零件卡住了,得调整位置才能运转。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看看哪个位置卡壳了,改改规则、调调分工,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身体垮了,赚再多钱也没福享;家庭散了,事业再成功也孤单。
毛选讲“基础决定上层”,就像建高楼,地基打不好,楼建多高都有危险。日子要想过得长远,就得学会把底层逻辑筑牢。健康、家庭、品德,这些都是人生的地基,需要不断的去稳固。
想创业怕失败后被嘲笑,想表白怕被拒绝后难堪,想改变怕问题多,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做事,往往最后啥也做不成。
毛选说“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做事就像登山,别怕山高,先准备好装备,一步一步往上爬。日子要过得精彩,就得学会大胆去想,小心去做。
职场有职场的门道,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婚姻有婚姻的智慧,别拿着一套标准走天下。
毛选强调“把握特殊矛盾”,就像养鱼,海水鱼不能放进淡水里养。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入乡随俗,尊重每个领域的内部规律。
想解决孩子写作业拖拉,就得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他问题可以跟着改善;想提升团队效率,就得先优化核心流程,其他环节自然就能跟着顺畅了。
毛选里讲“抓重点带全局”,这就像牵牛牵鼻子,只有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整体自然就能跟着走。日子要过得更高效,就得学会拎得起重点,放得下琐碎。
上班、种地、带孩子、交朋友……生活中的每种经历都能增长见识。
毛选说“实践有多种形式”,就像吃饭,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日子要想过得丰富,就得学会多去体验,然后去举一反三,你的每段经历都是后续成功的养分。
小时候觉得父母说的都对,长大后才发现,有些道理需要自己撞了南墙才的明白;看书时觉得这个我知道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有些事实践起来细节里全是学问。
毛选讲“真理是相对的”,就像四季,春天穿棉袄热,冬天穿短袖冷,道理要应时应景。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先学会通过实践来学习,没做过的事就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去反驳,先想想有没有道理;孩子没按自己的规划走,别忙着去否定,先看看他的优势在哪里。
毛选强调“辩证与逻辑结合”,就像看天平,两边都要做比较,才能知道孰轻孰重。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站在多个角度想问题,真相不是非黑即白,还有更多缤纷的色彩!
创业失败、婚姻挫折、健康亮红灯,不管是谁都有熬不下去的时候。
毛选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但是就像阴天总会放晴,冬天过后一定有是春天。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咬咬牙坚持,难的时候挺一挺,说不定转机就在前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内向要去鼓励,有的孩子外向需要引导;同样是员工,有的员工需要压力,有的员工需要激励。
毛选讲“普遍原则结合具体情况”,就像穿鞋,统一的尺码不如量脚定做。日子要想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因人而异,别拿一个标准去丈量所有的人。
十年前觉得稳定的工作最靠谱,现在发现灵活的就业也能过得很好;十几年前觉得孩子就得听父母的,现在明白了平等沟通更加重要。
毛选提醒“避免孤立静止看问题”,就像河里的流水,永远在流动中变化。人也得跟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调整自身。日子要想过得跟上时代,就得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减肥只靠饿肚子,伤身体还反弹;赚钱只想走捷径,就容易掉进陷阱白费功夫还赔钱。
毛选说“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尊重规律”,就像种地,违背了节气去播种,再努力也会收成不好。日子要学会过得聪明,就得先学会按规律办事,顺势而为比硬拼更省力。
和家人为今晚谁洗碗吵架,没必要争出输赢;但涉及原则的问题,就一定得坚定立场。
毛选讲“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就像看病,轻微感冒就可以多喝点热水,骨折了就一定得去医院。日子要过得舒心,就得先学会该忍则忍,该争则争,别把精力浪费在小事上。
年轻时以为自己适合创业,试了才发现自己更喜欢稳定;结婚后以为自己能包容一切,磨合后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毛选说“认识具有反复性”,就像照镜子一样,光线的角度不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多去试试,在摔打中能更加清楚的认识真实的自己。
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碰到投缘的朋友、发现潜力的项目——别等准备好再动手,先抓住机会再说。
毛选讲“机遇是矛盾转化的条件”,就像下雨要收衣服,不能等太阳出来。日子要过得有转机,就得学会敏锐捕捉机会,主动伸手去争取,才不会错过。
家里水管漏水,可能和和水压、管道老化、安装工艺都有关;工作效率低,可能涉及到流程、分工、团队氛围。
毛选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系统”,就像搭积木,每块都得对上,整体才能搭的更高。过日子别孤立看问题,多想想这事儿和哪些方面有关联,解决起问题才能周全。
做生意赔了钱,才知道市场没摸透;考试没考好,才发现知识点没掌握。
毛选说“失败是实践的一部分”,就像学走路,摔得多了,才能走得更稳。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把挫折当学费,下次就长记性了。
看老一辈的经历,就能知道哪些路走得通;看行业兴衰,就能预判未来的趋势。
毛选强调“以史为鉴”,就像看天气,昨天晚上的天气就能提醒我们准备今天早晨的伞。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过去找规律,让你少走些弯路。
同事突然的热情,可能是有求于你;孩子突然的乖巧,可能是做了错事。
毛选说“现象有真象与假象”,就像插在水里的筷子看起来弯,其实是折射造成的。日子要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别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
计划锻炼身体却天天吃不健康的食品,想存钱却忍不住买买买——想法总和行动总脱节。
毛选讲“分析矛盾是为了解决问题”,就像知道饿了要吃饭,坐着不动还是会饿。日子要想过得实在,就得学会把想法转化为正确的行动,别光说不练,也别瞎练。
学了育儿理论,却管不好自家孩子;看了创业攻略,却做不起来项目。
毛选提醒“理论要结合实际”,就像种地,书上的方法得根据自家土地调整。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道理用活,别死搬硬套。
年轻时觉得努力就能成功,后来发现,时代、机遇、选择也很重要;创业时觉得模式完美,实际落地才发现,历史经验不能忽视。
毛选说“理论逻辑与历史统一”,就像盖房子,图纸得符合地基的实际情况。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让想法经得起时间检验。
和爱人吵架,别翻旧账、说狠话;和同事有分歧,别攻击人,要对事。
毛选讲“非对抗性矛盾要协商”,就像修家具,轻轻敲才能修好,用力砸只会砸的更烂。日子要想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用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别把小事吵大。
读了书不思考,等于白读;懂了道理不行动,等于白懂。
毛选说“学习是为了改造世界”,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放着不用,日子要过得有意义,就得学会把学到的用起来,让知识变成生活的养分。
工作太拼伤身体,对孩子太严压抑孩子的天性,花钱太抠影响生活质量。
毛选讲“质与量统一于度”,就像煮汤,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会不熟。日子要过得舒服,就得学会找到平衡点,别走极端。

计划周末出游,结果下雨;计划存钱买房,结果遇到急事。
毛选说“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就像天气,就算预报有雨也可能放晴。日子要过得从容,就得学会做计划时留一手,别把自己的路走死。
听说某个项目赚钱,跟风投资结果赔了;听说某种方法有效,照搬来却没效果。
毛选强调“深入一线”,就像买水果,听别人说甜不如自己尝一口。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自己去看、去问、去体验,别当消息的二转手。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就培养他的艺术兴趣;发现某个方法有效,就推广到其他事情上。
毛选讲“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就像尝一颗葡萄甜,就知道这串可能都甜,但每颗还是有细微差别。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从个别中找规律,再用规律指导个别。
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懂所有事;一代人的经验,也不能完全指导下一代。
毛选说“个人认知有限,人类认知无限”,就像接力赛,我们接棒时,要带着前人的经验,再跑出自己的路。日子要过得有进步,就得学会不断学习,别固步自封。
别人说这个方法好,试过才知道;自己觉得这样做对,结果才是答案。
毛选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像穿鞋,合不合脚走几步就知道。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用结果说话,别光听别人怎么说。
创业遇到瓶颈,就要暂时收缩战线;工作时压力大,就休息几天调整状态。
毛选说“战略退却为了进攻”,就像弹簧,压下去是为了弹得更高。日子要过得灵活,就得学会该退时退,该进时进,累了就别硬扛。
一个人搬不动沙发,几个人一起抬就轻松了;一个人创业难,团队合作机会多了。
毛选讲**“群体智慧**”,就像筷子,一根容易折,十根抱成团了。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大家的劲儿拧在一起,别单打独斗。
夫妻间太强势,容易吵架;太妥协,容易委屈自己。
毛选说“辩证思维是对立统一”,就像天平,两边平衡才能稳。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在矛盾中找平衡。
父母的教育方式在现在看来可能过时,但在他们的年代是合理的;同事的做法你不认同,但可能他有难处。
毛选提醒“历史条件限制认知”,就像看老照片,要得知道当时的背景。日子要过得宽容,就得学会设身处地的改变,别用现在的标准苛责过去的人和事。
为了家庭,暂时放弃升职机会;为了团队,牺牲个人利益。
毛选讲“全局与局部相互依存”,就像书本的一页,每页都重要,但得放在整体里才更有意义。日子要过得长远,就得学会从整体去看问题,别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二十岁学技能,三十岁拼事业,四十岁顾家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
毛选说“矛盾随阶段变化”,就像四季,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阶段定目标,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觉得自己做不到,往往真的做不到;相信自己能行,反而容易成功。
毛选讲“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开车,想着我能开好,手脚才会放松。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用正面思想指导行动,没事别自己吓自己。
没资金创业,就从小成本做起;没经验找工作,就从基层学起。
毛选反对“唯条件论”,就像走路,没路的时候,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在现有条件下找机会,别等万事俱备在动手。
为了省点钱买劣质产品,结果频繁维修更费钱;为了一时痛快吵架,伤了感情更难修复。
毛选讲“系统优化求整体效益”,就像下棋,丢个帅要卒还有什么用,日子要过得明智,就得学会权衡利弊,别因小失大。
家里水管漏水要先修,衣服晚点洗;工作中紧急任务先做,闲聊放一边。
毛选说“做事分轻重缓急”,就像救火,先扑明火,再清理余烬。日子要过得高效,就得学会把最重要的事优先做,别眉毛胡子一把抓。
孩子成绩差,可能不是笨,而是学习方法不对;夫妻吵架,可能不是感情问题,而是沟通不畅。
毛选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像淘金,把泥沙洗掉,才能看到金子。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提炼出来,别被表面现象牵着走。
创业遇到大公司竞争,别硬碰硬,找细分市场;和强势的人相处,别正面冲突,用策略化解矛盾。
毛选讲“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就像打仗,先打弱的,再打强的。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用巧劲破局。
改革公司流程,先设计新制度再废除旧制度;改变生活习惯,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习惯。
毛选说“平衡破与立”,就像拆旧房,得先搭好临时住所,再拆墙。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秩序,别搞乱了自己的阵脚。
专家的话要听,但别全信;长辈的经验要学,但别照搬。
毛选讲“辩证看待权威”,就像吃药,医生开的药要吃,但过敏了就得停。日子要过得清醒,就得学会别盲目跟风。
开车前检查车况,避免路上抛锚;投资前研究市场,降低亏损风险。
毛选说“建立预警机制”,就像天气预报,提前知道有雨,出门带伞。日子要过得安心,就得学会提前预判风险,别等问题来了才慌。
和同事比业绩,能促进进步。
毛选讲“矛盾斗争性推动发展”,就像跑步,有人追着,才能跑得快。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把竞争当动力,别让它变成压力。
对行业了解深,创业方向更明确;对自己了解深,职业选择更合适。
毛选说“认识指导实践”,就像地图,看得越清楚,走路越顺利。日子要过得有效率,就得学会深耕自己的领域,别当半吊子。
互联网兴起时,有人抓住机会创业;移动支付普及后,有人转型线上。
毛选讲“顺应时势”,就像冲浪,顺着浪头才能站得稳。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看清趋势,抓住机遇,别逆势而为。
改革公司制度,先定新规则再废除旧的;改变生活方式,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的。
毛选说“平衡破与立”,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稳定,事物衔接的时候,不能一刀切。
遇到问题,先弄清楚是什么,再分析为什么,最后想怎么办。
毛选讲“分析矛盾三步骤”,就像看病,先诊断,再找病因,最后开药。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步骤解决问题,别乱了方寸。
年轻时觉得自己啥都对,后来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读了几本书,就以为掌握真理,其实只是皮毛。
毛选说“认识具有相对性”,就像爬山,到了山顶,才发现还有更高的峰。日子要过得谦虚,就得学会保持开放心态,别自以为是。
想减肥,先定小目标减几斤;想存钱,先每月存多少钱。
毛选讲“持久战与速决战结合”,就像跑马拉松,每公里都有补给站。日子要过得有盼头,就得学会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逐个击破,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
想创业,得知道用户需要什么;想改善关系,得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毛选强调“多样化方法”,就像买菜,问不同摊主,才能知道行情。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多渠道了解需求,别闭门造车。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抽象出他的艺术天赋,再具体培养。
毛选讲“思维过程”,就像做衣服,先量尺寸(具体),再设计样式(抽象),最后裁剪缝制(具体)。日子要过得有逻辑,就得学会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别停留在表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适合鼓励,有的需要严格;同样是员工,有的适合压力,有的需要激励。
毛选说“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看情况调整方法。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没有一样的知识。
毛选说“认识的反复性”,很多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调整出最优方案,在调整中认识自己。
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_浡_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
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
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
是完全必要的。
——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
3、黑暗即将过去,
曙光即在前头。
——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4、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5、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44年9月8日《为人民服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

鉴于某些人喜欢引用猫的言论歧视文艺生,我来矫枉过正一下。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猫这里完全没提到理工生,文艺生赢麻了。
——是这样吗?
20世纪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远远不足以守住革命的成果,具体到人员上,只有理工生在那嗯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以及只有军队在那嗯造军工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这些都不够,远远不够。
不如说,生产力和战斗力是非常容易被剥削阶级窃取,被转化为反革命力量,反过来用来为剥削和镇压服务。换言之,这是一个生产力和战斗力属于谁的问题,属于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话,那就完蛋了。
化用一句名言就是说,生产关系不对,生产力和战斗力越发达越反动。
而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就必须有负责在革命意识形态阵线上战斗的文艺生。——虽然历史上的文艺生站在马主义立场上的反倒是少数,因而大多文艺生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革命意识形态,而是在破坏和侵蚀它就是了。
当然了,这里其实不仅想要为文艺生的地位辩护,我更想要做到的是,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功能问题,也就是猫所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
在如今的知识分子中,理工生喜欢说现在文艺生没水平,脱离群众,于社会无益。
但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性要素,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不脱离群众,否则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消亡了。
因为在“脱离群众”的提法的前提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乃至于阶级的差异,“脱离群众”四个字的现实基础是:
知识分子不是群众,群众也不是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作为知识分子从事物质生产、知识技术生产、文艺/意识形态生产,而是消灭自己。
具体来说,是赤脚医生和上山下乡等措施想要做到的那样,让脑力劳动者成为体力劳动者,让体力劳动者成为脑力劳动者。换言之,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群众,让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日不亡,脱离群众就一日不解。
当然了,官僚脱离群众,官僚与群众的对立也要如此处理,这也是巴黎公社最宝贵的原则之一。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签名,非常喜欢,在这里引述给大家:
这个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无法改变世界。
我自己也在知乎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无产阶级是哲学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弥赛亚,哲学家却不是任何东西的弥赛亚。
从马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一个人,无论ta是理工生还是文艺生,只要ta没有致力于消除分工固化还有知识专业壁垒——这意味着消灭阶级——那么ta就是无益于甚至根本上完全是有害于社会的,因为ta在从事着让阶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在拉着整个社会往更深的地狱狂奔。
所以,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原则上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分享给整个社会,成为公共财产,被所有人消费。
——这是消除知识文化的私有制。
传统上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往往局限在物质产品的私有制上,但这真的不够,知识文化也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在发挥着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就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所揭示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虽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脱离专门的知识技术或意识形态生产的岗位,但也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广泛调动起来成为教师,以扎根农村和工厂等各种生产场所的方式,与劳动者对接(如今有线上教育的方式了,也可以考虑用网络场所辅助),交出自己的知识,使得自己成为群众,而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在这整个过程中,群众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此乃群众路线。
虽然我个人有支教的计划,但这当然这不是说鼓励大家支教说“啊啊啊啊啊这样好革命啊”,在如今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内部搞支教其实也很容易变成单纯生产知识分子的活动——学生成了知识分子就很可能不会回到群众中了。
支教的意义不是教育孩子,而是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跟学生的父母辈接触,他们才是主要的群众。
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批判大汉族主义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纵观五域,我只领悟了一个字——
毛选实在是太经典了,句句珠玑,其中最喜欢的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就是实践,一个人知道的再多没有用,有的人感慨“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没过好这一生”其实书本知识还需要去实践滴,把道理用实践验证之后,实现美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喽。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同志,你最近的能量不足了吗?场能变弱了吗?那么,不妨来读读这9句摘自《毛选》里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读之如武松喝酒,他每喝一碗,便增一分气力,我们每读一遍,便增几分力气!
在革命最低潮、质疑声四起时,毛主席就以天纵英才的自信,对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进行了诗史性的预言。这句子本身也极好,将抽象的历史趋势,转化为三个极度生机勃发的意象:航船、朝日、婴儿。这不仅仅是比喻,更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战略信念。这种力量感,是对“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一真理的坚定。
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在逆境中奋斗的人:当你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你就能在最深的黑夜中,清晰地看见那必然到来的黎明!

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进步的代价,并非风花雪月,并非花团锦簇,而是铁与血的搏斗!这种直白而强悍的表述,能瞬间唤醒我们沉睡的意志,破除一些爱讲空话的知识分子的幻想,赋予我们以“砸碎旧世界”的精神魄力!
在民族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这句话,就是一剂强心剂,以三个“有……”的排比句式,如同三重誓言,掷地有声。它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血战到底的气概、自力更生的决心、自立于世界之林——完整地构建了中华民族自信与自强的精神大厦。
要知道,我们不是乞求外援,而是向内激发无穷的潜能;我们承认苦难,但更坚信苦难必将催生复兴!这是一种沉甸甸的、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民族骨气与志气,至今读来,依然感奋无比!
“实践”才是认知链条的最高环节,书本上的知识当然不能放弃,但知识只有在运用中才能被真正理解、检验和发展,这是一种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成长模式。

每次遇到困难,我都要大声读上几遍,因在困难时期,人的认知容易被负面信息所笼罩。此时,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发现积极因素和前进方向,是保持斗志、避免绝望崩溃的关键心理策略,这是一种极好的逆境中的认识论和心态论。
这是对人民军队精神气质的概括,也是赋予任何奋斗集体的精神鼓舞!“一往无前”、“压倒一切”,充满了主宰战局的豪迈气概。
我们的人民军队,其强大战斗力的根基,并非仅仅是武器或战术,而是 “自觉的纪律” 和 “为谁而战” 的崇高目的。纪律由“自觉”产生,而目标一旦锁定为“广大群众”和“全民族”,那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就变成了压倒一切反动派的精气神!
这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一种事业,其目标越具有人民性,其组织越能激发成员的自觉性,它所迸发出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就越不可战胜!
以逝者的崇高,唤醒生者的担当!读之能够涤荡私心,激发起继承遗志、改正缺点、继续前进的纯粹动力。真希望那些赃官污吏,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对新中国,所做的最光明、最炽热的预言,站在今天,我们回望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就会发现,毛主席为我们打下了一个怎样牢固的地基!
“太阳升起”、“辉煌光焰”、“荡涤污泥浊水”,这一系列的比喻,充满了动态的、向上的、新生的美感。其力量感的来源,是 “历史主人”的豪情:人民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将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创造力。读之令人热血沸腾,这是一种“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底气,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魄,一种“永远为了最崇高目的而奋斗”的超强能量!
今天看来,这一承诺和预言,不是早已经实现了吗?你能不服气?你敢说他老人家说了谎话、大话?除了那些至今执迷不悟、认为外面月亮更圆的人(如当年的“甜甜圈”之流),那些剥削阶级,以及被剥削但幻想自己是剥削阶级的人,应该没有人会不认可这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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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真是一本巨大的宝库啊,随处一翻,都是“千古名句”,摘录9条比较振奋的,你我共勉!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基于一定价值预设而采用所谓历史“细节”来污化、丑化、虚化或神化现实政权代表性人物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达到其否定现存政治格局的价值目的,一是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某种思想才有希望;二是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才能发展。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虚化,是“左”、右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
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时,教员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
1980-2010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想通过虚无化历史来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
我的记忆里够好,上网也够早,现在的环境比起二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但为了切题,就摘几段1966年7月8日教员那封比较著名信中的内容,送给各位回答区的牛鬼蛇神。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之路多曲折,错误常为先导,汲取教训,继续前行。
噫!早些年,看到那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也感慨的很。
然后来又想,这话是好的很,更好听的也还有的。那是让“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好方法。但一面这样说,一面又那样说,那样做。
既只肯将“燕子”捉于掌上,囚于高堂。那又怎么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呢?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伟人圣贤们确实开创其民族之“万世基业”的:或于文化,或许制度,或许科技。而且往往能发现,每个民族历史上那些伟人圣贤,定下的制度、轨迹,往往能影响这个民族数百年。这种影响中性的很:或许后世之人感觉辛苦,觉得历史的惯性沉重不堪,要有改变愈发艰难,而这艰难之处似乎明明是当初的圣贤们轻易可改变;亦或后世之人亦受之益处,为其民族开拓更远、更广的发展空间。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反对本本主义》
2: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3: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直都是这句,好多年了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搞得越少越好。
知乎上有的人把这句话用于国与国之间关系解读,那是根本没有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
实际上这句话最适合普通人,把政治改为生意、职场、人生同样适合
1、假如你是生意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客户群
2、假如你在职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跟周边同事搞好关系,搞不好关系也没关系,至少不能关系搞得太僵,否则寸步难行。
3、假如你是无业游民,要扩大自己交际圈,当宅男早晚要把自己闷死。
好好领悟这句话,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你的人生帮助非常大。

人民群众要有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
对我来说,这句话最中听。
对精英来说,这是直接民主,错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直接民主是劳动群众自我解放的工具,而不是一党统治的借口。什么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应该包括:
1.大多数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经济地位、性别等差别享有政治权利,即以投票表达意见,选举代表他们意见的人。
2.公民投票应一视同仁(每个公民计作一票)。
3.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自主地、自由地投票——公民的自主判断要尽可能自由地形成,这就要求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围绕着群众的要求自由竞争,并把这些要求转变为集体决策。
4.公民的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各种现实的替代方案,以便能在不同的方案间选择。
5.不仅集体决策而且代表们的选举要运用多数原则。
6.多数人的决策不能限制少数人的权利,这一条件尤为适用于少数形成为多数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赞同所有这些规则,主张以进一步的措施维护这些规则,即人民群众应该直接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人民民主。
正因为人民群众不能直接管理上层建筑,上述的六项规则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未曾充分地付诸实施。例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外籍公民和移民没有投票的权利。不过,最重要的事实在于,政党之间不存在真正自由平等的竞争,因为不同的政党在获取钱财和影响选民的其它手段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不能在物质条件上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利用大众传媒,从而行使平等的政治权利。
群众是否能胜任直接民主的任务?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不是应该由称职的专家来管理吗?
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社会是由金融寡头来管理的,东方社会则由上层官僚管理。而且,这种代议制民主还附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府行政部门”,这一部门没有广大群众的任何民主参与。在这方面,他们倒是把斯大林的一句话作为信条:“干部(即作为官僚的专家)决定一切。”
就拿精英们常常提在口中的民主来说吧。精英们常常说一个笑话,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各自炫耀,美国人说他们敢在街上骂尼克松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敢在红场上骂尼克松。
那些一夜美国人以此来炫耀美国的民主,其实,就算美国人敢骂总统,可是他敢骂老板吗?
精英们在误导民众,在苏联,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当然没人敢得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是统治的力量。所以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表面上开明一点,实质上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
当然,敢骂总统,这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骂骂总统就能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吗?就很了不起吗?只怕未必。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们一度可以批评和撤换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自己直接管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小气巴拉的民主。
美式民主就是小民主,因为,虽然你投票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戈尔还是布什,都不会代表你的利益,而只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
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方向,这也太看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了吧?台湾连个小民主都不是,纯粹是流氓民主。枪击案、黑金政治就不说了,议会的公开吵闹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不选举,或者说议会上鸦雀无声,那才是民主。我的意思是,那只是小民主,还远远不够。
比方说,你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
既然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既然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
什么是民主?无论受到资本统治还是受到权力统治,都不叫民主。
直接民主是乌托邦的理念?不可否认,社会正朝着自治的方向推进。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分配、会计或运输等经济活动趋向于电脑化;这一趋势中包含着削减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以及大力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集体协作的有力趋势。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演化成“二元社会”,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保护的、在经济扩张阶段甚至会“短缺”的熟练工人,[99]与另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保护的非熟练工人相并存。要么社会使劳动强行同质化,消灭失业,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30、24、20小时,提高教育、技能培训及再训练在生产者毕生中的作用。
事实上,较“开明”的资本主义雇主也理解到,国家(或人类)的宏观经济生产率更多地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及其对于新技术工艺的适应性,较少地取决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闲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将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现实。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反战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地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新社会运动,近年来有数百万人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一切意味着,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这些运动有其现实的局限。这要归因于它们缺乏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模式,或者所提出的模式有其缺陷。此外,这些运动至少在政治上还表现出新改良主义的、以及被吸纳进现存权力结构中去的趋势。尽管如此,在群众运动的层面,它们仍然极为新颖并充满解放的潜力。它们一而再地崛起,代表着群众在官僚化国家、各级政府、各类政党及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以外参与政治过程的明确趋势。这样新颖的群众运动的概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灭亡后使直接民主制度化的巨大可能性。它们事实上意味着,自治远非乌托邦,而是未来的潮流。
尽管许多宣传把“市场经济”当作万应良药,但人们日益体认到,生活压力、心理失衡、暴力、沉湎于毒品、青年丧失希望和前途、道德沦丧的普遍蔓延等对公民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甚至保守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逐渐(即使不情愿地)承认,更多的个人主义、更多的社会冲突、为追逐财富浪费更多的资源,无论如何不会为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相反正是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有能力逐步理解和控制其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不愿再忍受这些非理性的代价。在社会发展中控制那些最严重的非理性趋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尤其在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在生态灾难的威胁这一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倘若非理性继续在这些领域肆虐,人类便注定会灭绝。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争论。在我们看来,这是悲观厌世论者和适度乐观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倘若我们提高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倘若我们努力将未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人类的最终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群众的自由和自决。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并非“现实主义的”的信念;这等于假定人类天生不适于自我生存。这全然是迷信,是原罪这一神话的新版本。
最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只有当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逐渐自己掌握了“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即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
图片上的那句话也很喜欢,但最初被种草的是上面这句话。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不理解的,后来渐渐长大,那些感性的直接经验扩展和深化了我曾经在书本里的理论认识。
看到上面这句话,是一种共情,也是一种和大家分享的共勉。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年轻的教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同年2月王明刚发《为……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
对不起,没有。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
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我们也就无法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的复兴又是复兴到何时的自己?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可以概括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
是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所以在后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到:“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想必这也是调查后计算得到数据,“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自己做起!
用事实说话,公者千古!

我最喜欢这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不是毛选的,但很喜欢: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我们两个见面,_我们的老朋友蒋介石_可不高兴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喜欢的话真的太多了,这里分享一句有意思的话,来自毛选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我最喜欢的还是《毛选》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我偶尔还会默念出来,尤其在做选择时。
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可是他的意思不一定都懂。你可能会说,这个谁不知道,不就是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嘛,分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好像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可还是不够懂,更别说懂得怎么用了。
我就从字面意思和当时的语境去理解,说的是分清敌友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过度解读。
在战争年代或者处于变革的社会中,只有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否则就有可能误伤了友军。

在工作生活中,这种分辨能力同样重要。
比如你是一家公司的市场经理,就必须分清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是谁,才能制定下一步的市场策略,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了解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这对赢得选举至关重要。
因此,当你读了这句话,就要学会去判断敌我双方是谁,以明确目标和方向。
除了分辨这种在立场上非此即彼的关系,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这句话。
一旦你活用了这句话,就能以找朋友和找敌人的心态去工作和生活,用心去分辨出哪些行为是自己成功的敌人,哪些是朋友。
比如在学习上,刻苦努力是「进步」的朋友,而骄傲自满则是「进步」的敌人,只要你分清了这一点,就知道继续保持刻苦努力,防止骄傲自满,你就能进步。
再比如你跟朋友交往时,除了分清人群上的朋友和敌人之外,**还可以在态度上分清敌我双方:**对朋友真诚善良的态度是朋友,而欺骗算计就是敌人,这样一来你自然知道如何与朋友友好地相处了。
这是两三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在其他方面用这个方法,去分辨出万事万物的敌我两方,然后在中间划出分界线,你就很直观地看到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
再举个例子,像这个月读什么书这样的小事,你也可以用上它。假如你迫切要读的书是市场营销类,广告类的书,那么《营销管理》、《市场营销》、《广告说服力》、《影响力》等书,就是你的朋友。
而其他类别的书,比如《阿弥陀佛么么哒》、《谁的青春不迷茫》、《因为痛,所以叫青春》之类的书,就是你的敌人。
对于敌人,你就不能接近,即使不能把它烧掉也要扔在一边,否则你就时间去照顾真正的朋友了。
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还得分清敌我双方,这样才能做出有利于当下的决定。
这个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大事小事都适用,希望你能用上它。
《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到现在仍然适用
前年认真读了一遍,非要挑一句,那就是这句,
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需要的是镇定而热烈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对人的要求是极高极高的。
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叫“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很欣赏这个观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有理。就是这么做是正当、正义(符合道义)的,合乎规定的。如果一张嘴就是“世界没有正义,只有利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就从理上已经流氓化了。
2、有利。有些人一张嘴就是,正义必胜。事实上,正义不一定能胜,我只能说,我坚决支持正义的一边。但是,也不能采取硬拼蛮干的方式,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
3、有节。就是懂得适可而止。本来是正当的,但一直往前进攻,就可能变成侵略了。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出自毛泽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可以总结为:我有自己的毛选,可以不看你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选集》第四卷,《唯心史观的破产》
他还说过一句意思类似的话,不过不在《选集》里:“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非常相信人的能动性,非常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有意志和相应素养的人,就能创造一切奇迹。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是他世界观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他大气磅礴人格的来源,以至于他以一己之力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第一位留下大量彩色照片和视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只有黑白影像,且数量不多),只要人类不灭亡,其文化符号的传播必然比秦皇汉武更广泛更持久,塑造若干代人的共同话语。
然而,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来自于人的因素、尤其是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强调。
也许天才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以为其他人都是天才,或者至少也是可塑的人才。他太牛逼了,导致他不禁觉得其他人达不到他的期望,还觉得其他人也可以变得如此牛逼且应该努力变得如此牛逼。
当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执掌大权,就会压得其他的人才甚至没法发挥优势,甚至在天才的巨大威望往下连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都没有。
但不论天才具有怎样的传奇性性,真正能运行这个庸常的、没有大结局的世界的依然是一般的人才乃至庸人。如果一个社会形态只能建立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前提上,那必然是一场乌托邦的幻梦,而最终会以灾难性的后果收场。
知乎是不是监视我手机,刚下单1-5,还没到货 看完来补
你们都看过毛选吗?不说别的,至少在25年~31年的毛选是真有实力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volution不是温良恭俭让……是一class推翻另一class的暴动。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事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现在做啥事都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再行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选里面的一句话或一段话,让你在实际中收益,那就是你读毛选的意义。这就是教员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就是为了是实践,实践也是学习。

通过毛选的学习我更觉得,需要学习教员的主动精神,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作中,都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例如教员说到,以后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字面意思是说,要夺取政权需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换在其他的领域,也是在强调我们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需要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在职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如果一个领导空降过来,没有在新岗位建立起自己的团队,或者把自己原来的团队主力带过来,那么他很难在这个岗位上待下去。之前我们公司的财务部门和网络部经常换大领导,及时这个领导本身很努力的工作,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各部门,但依然无法待过试用期。当时很不理解,读完毛选后我理解了,仅仅一个大领导的虚名挂着,无法指挥动下面的人员工作,那就是一个空架子。

在战场上也是一样,教员主张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用5-6倍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环节。这明显也是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去打有把握的仗。而十六字诀也是一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我有力量的时候去打你,用我好状态对你差状态,那是不是胜算更大呀。

说了这么多,毛选里面不只一句话喜欢,而是整个毛选都喜欢,为了方便大家使用金句,我整理了90条金句,需要的自己拿。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3.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5.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6.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7.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8.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9.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
10.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2.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
13. 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
14.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
15.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
16.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7.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8.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0.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人>发刊词》
21.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共产党人>发刊词》
22.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23.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论联合政府》
24.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论联合政府》
25.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论联合政府》
26.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7.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28.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的作风》
29.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30.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
3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33.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4.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组织起来》
35.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36.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
37.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8.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39.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40.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
41.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
42.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
43.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实践论》
44.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
45.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
46.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47.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48.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49.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
50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51.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2.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
53.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54.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
55.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6. 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7.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8.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9.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论持久战》
60.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61.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
62.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
6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64.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65. 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
66.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论政策》
67.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论政策》
68 .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69.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70.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1. 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2. 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3.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4.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5.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76.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论联合政府》
77.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79.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8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1.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2.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3.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论人民民主专政》
84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85.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实践论》
86.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87.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88.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89.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0.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
以上金句覆盖了《毛选》核心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需更具体的某篇文章摘录或扩展,可进一步说明!
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
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该内容出自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重要论述。
背景是,当时党内存在左倾(忽视农民力量)和右倾(放弃领导权)错误倾向,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革命对象与同盟军,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严密逻辑分析,得出依靠农民团结农民;坚持革命中的领导权等主张。后来历史证明,正因为他情况掌握清楚,分析透彻,所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打开方式。历次重大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选择挽救革命挽救党。
https://www.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2/049.htm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 对《矛盾论》的深度现实应用解读,全文 12300 字分五期发布,今天是第三期 ]
导语:本长文以“一分为二看问题,正反两面找办法”为《矛盾论》核心心法,全面贯通《矛盾论》各个基本原理,并以中国革命史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为案例,详细讲解该心法的实际运用。全文五期内容分别是:
第一期:为何要写《矛盾论》这个系列文章?
第二期:《矛盾论》到底说的是什么?
第三期: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第四期:《矛盾论》有什么现实作用?
第五期:《矛盾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矛盾论》?是革命发展的需要逼着毛主席要写。
正如毛主席 1959 年 12 月,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1937 年 4 月—8 月,毛主席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
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但关键是土地革命战争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在此期间,毛主席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
后来编入《毛主席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两论也成为中国哲学领域两颗璀璨的明珠。

之所以要写要讲《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主要目的是为了“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要教会那些只会死啃书本的“书生”怎样真正做事。
不教会他们如何做事,我们党就无法统一思想,就无法形成合力,就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就是血的教训。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深受“左”右倾教条主义之害,简直是苦不堪言。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段话的意思,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教条主义者认为,完全按照《孙子兵法》打仗就能打胜仗。若你问他如果交战双方都按照《孙子兵法》打仗,胜负又如何判定呢?这样的问题他就回答不了了,他可能批评你汇报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也可能批评你态度不好。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承认自己有错。
当时,像王明这样一批留苏归来者,自视为“正统”马列主义者,熟读苏联革命理论,又有共产国际支持。他们忽视中国实际:经济落后、敌强我弱、军阀割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产业工人力量薄弱……却一味纸上谈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教条,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在军事指挥上,要么盲目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发动城市进攻;要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硬碰硬的阵地战——这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可以想见,如果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未来面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两大强敌,党还将遭受多么重大的损失。
事实上,王明 1937 年 11 月 29 日回到延安后,在思想上、组织上另搞一套,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又变得十分微妙,直到 1938 年 9 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王明才消停了,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在延安整风以后。可见清除教条主义之艰难,远比“淹死一条鱼”更复杂、更曲折。

1946年内战爆发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党力量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之所以我人民解放军能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全党达成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和正确的战略共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抗战前的重要著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战路线和战略的统一,顺利推动了“敌后抗日游击战”战略落地,并由此发展了一百万的野战军和地方军,以及二百余万民兵,建立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政权,为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论》解决的是真理在谁手中的问题,《矛盾论》解决的是革命方法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党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历史遗留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这就是毛主席写《矛盾论》的原因。
<未完待续>
太喜欢老毛,往往会觉得别人就太不够看了
那天读沈从文,感慨了一番
家国破碎,山河沦陷,一个文人的挣扎与救赎,要求自己兼具艺术家与革命家两种性格,想法很好,不过,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所有文人摇的笔杆子,没有老毛一个人摇的威力大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
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

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門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
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不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坚持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制造 “两个中国”。
1958 年夏,中东地区掀起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美国派遣军队干涉中东事务,陷入中东危机的泥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对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炮击作战,即著名的“炮击金门”,以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牵制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炮击金门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军从金门、马祖撤离,以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隔离,达到其 “两个中国” 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派出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补给护航,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而蒋介石也反对 “两个中国”,不愿从金门、马祖撤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以抵制美国的阴谋。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反对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 的图谋,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对外发表,宣布暂以 7 天为限,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毛主席的这篇《告台湾同胞书》,里面的很多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过时了,就out了。
相反,时间隔得越远,老人家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让我们这些后辈在深感敬佩之余,也为我们现在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镜鉴。
谈不上是最喜欢,就是有点感触的一句话。在《井冈山的斗争》一篇文章里面,关于割据地区问题一部分,开头是: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这句话很平淡无奇,但是仔细想一下,整个罗霄山脉地方的大概面积是2.5万平方公里,从27年的秋收起义到写出来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时间是1年2个月左右,里面蕴含的寻找落脚点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而作者时年大概是35岁左右(1893/12/25—1928/11/25)在这一年中走了多少山路,跑了多少公里?磨坏了多少鞋子?估计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另外还有频繁的战斗也是少不了的。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了,只凝结成了我们都走遍了这几个字里面。读万卷书后,再走万里路,在主席的身上都题现了出来,但估计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伟人走完了万里长征,但罗霄山脉里的这个小长征是没有什么人注意了。最后再感叹一下,伟人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好。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妥妥的杀人诛心啊,几句话就能瓦解千军万马
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
毛主席的这句话,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中国革命人民的人生那简直是太重要了啊!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领会、理解和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这句话,这对于你们所有人的人生那是万分之重要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把敌人(代理人)当成了朋友,而又远离了真正的朋友(工人阶级)。
因为1978年我16岁刚刚上初三时就直接面对了改开,从此《毛选》就被整个社会所边缘化了,而我在16岁之前所背诵《语录》因我年少理解不了而又忘得是一干二净。从此,我就走上了我人生最大的歧途。
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交友一定要慎重,尽可能地“门当户对”,不然你就会被你的对立阶级所坑害。
今天某些不良专家忽悠年轻人去**“攀高枝”**,我认为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极度误人子弟、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
因为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那些比你高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这个底层去超越他的,不然的话他高人自己也就完蛋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此时只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其乐无穷。
如果你一个底层去与有钱人交朋友,那么此时你这个底层最后只会沦为这个有钱人的佣人、仆人或侍从,从而让你彻底丧失尊严使得你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得到平衡;如果你这个文盲去与有文化的人交朋友,那么你这个文盲就只会沦为这个文化人的下属且永远无法翻身。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所有的方面。
因此,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做法是,只有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相应的实力之后,这个时候你才能找那些高人去“分庭抗礼”。不然的话,你永远只能在他们高人之下而无法入流,这对于你这个底层来说是极度难受的,因为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学习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所在的阶层,你只有在你自己的阶层群体中才有可能出类拔萃。此时,你一定要坚信阶层和阶层矛盾的必然存在,你必须要明白你的老板与你根本不是一路人,不然的话你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是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欺负的。
三、当年,我一个工人阶级在代理人的忽悠下,我居然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对此,我只能说一句——我草!
根本不是一路人嘛,我一个工人阶级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我这不是找抽吗!
你们大家好好想想看,我一个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自修大学)这些垃圾文凭跑到公知们那里去请求一官半职,你们认为这有用吗?
狗屁用没有!——这是张雪锋老师在解读**“计划外招生”**时所说的一句世界名言。
大家再好好想想看,连他们自己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们都一时还安排不下,代理人怎么可能会安排我们这些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垃圾文凭的工人阶级呢!
不是一个阶层的,你怎么看齐?上下高低都不一样。
你们再想想看,你一个工人阶级怀揣着一张连今天的野鸡大学文凭都不如的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你有资格去与天之骄子们的学士学历看齐吗?简直就是胡闹嘛!
当时我们工人阶级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好好学习《毛选》,之后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工人阶级,用工人阶级们最强有力的“一声吼”去与公知们商量着办事,此时我们工人阶级才能有出头之日。
如果我们工人阶级拿着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去找公知们理论,此时工人阶级就已经被公知们降维打击了,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手中的这些垃圾文凭在公知们眼里一文不值。
也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这些垃圾文凭去与公知们的全日制本科学士文凭去相提并论的话,这无异于当年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方式去与洋人先进的洋枪洋炮进行对抗,其只有彻底失败的唯一可能性。
最近,我们大武汉出了规定,以后提拔“人才”必须是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以上的学历,那么此时我们工人阶级就只能在宪法上继续担任着领导职务了,社会中的琐事就不用劳驾我们工人领导阶级去操心了。
四、决定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在于其高低贵贱,而是在于你所在的这个阶层是否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阶层?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迷恋于跨越阶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阶层不是一个团结的阶层,而是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而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必定是一个被动挨打的阶层。
阶层的团结不是为了去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捍卫你这个阶层最后的底线,因为跨越阶层只是极极少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因此,当年易中天叫嚷着要守住的那个底线,不应该是那个道德的底线,而应该是你自己阶层的底线。可见,易教授揣着枪跑错了阵地,其可笑至极到了最低之下限值了。
我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你人生中的所有方面。
结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同样是所有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首要问题。
如果你敌我不分,那么你的人生就只有死路之一条。
必须的!
(本文为本人原创,仅代表本人一个人的观点)

我最喜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第一名话,就开宗名义的讲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书。并背诵里面的语录。在我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写学习心得。当我翻开毛选,首先看到毛泽东的像片,在像片上,用透明纸张做成的页面,会因为其独特的材质和光学特性,给人一种高贵、精致且略带脆弱的视觉感受,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人觉得显得比较重要或庄重。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纵观世界风云变幻,只要搞清楚了这个问题,那就会旗帜鲜明的站对自己的位置。
我在快手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画面:国际在线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5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11月25日向英国议会提交新的政府开支计划(Spending Review),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当时的中国人,都是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我们都在认真地学习它,还背会了书中的语录。学习让我们提高了个人的思想觉悟。让我们也从毛泽东思想的眼光看问题,学会了观察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的著作中充满深刻的洞察与磅礴的力量,若说最触动我的一段,当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段文字的力量在于三重境界的融合:
1. 穿透黑暗的预见性
1930年,革命根据地被围剿、党内弥漫悲观情绪时,毛泽东以“桅杆尖头”的航船意象,将抽象的革命前景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存在。这不仅是军事判断,更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至暗时刻洞见微光,源于对矛盾本质的清醒认知。
2. 哲学高度的时空观
三个比喻构成时空的阶梯:航船(空间上的由远及近)—朝日(时间上的破晓临界)—婴儿(生命孕育的必然律)。这种递进将革命置于自然法则与生命规律中,消解了暂时的挫折感,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
3. 诗性语言的政治动员力
不同于口号式的鼓动,毛泽东用“躁动于母腹”这样充满生命张力的比喻,将革命合法性植根于新生命诞生的必然性。这种文学感染力,让艰深理论转化为燎原的精神火种。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
这段话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成为所有“艰难转型期”的精神灯塔。它提醒我们:
- 判断趋势需抓住根本矛盾(航船桅杆的“尖头”即关键变量)
- 量变到质变需突破临界点(朝日喷薄前的光芒是持久积累的结果)
- 新生事物必然经历阵痛(婴儿躁动恰是生命力的证明)
-–
*(注:引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你最喜欢毛选里的那一句段话?
当今时代以此为杆,于黑暗处可以见未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的教诲和激励是那样的质朴,却拥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
没有人民的原子弹,都是空弹。
这句话基本上是一切核心点,是一切魄力收拾一切纸老虎的底气。
卷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完全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此情此景,甚是适合。
懒得吵设定为我关注的人才能评论了。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王景新 潘毅 曹锦清等 集体经济村庄|http://www.snzg.net/article/2015/0208/article_40513.html
【 今天上午彭海红老师讲到毛泽东一说“人民公社好”,就掀起全国的热潮。其实这个“人民公社好”是经过后人加工的,毛原来并不是对人民公社进行价值判断,原说法是“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人反对人民公社搞工业呢?有!1958年在大搞农业的同时,中央发了个文件,提出大办地方工业,其中包括农村中的社办企业。但当时一搞就搞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治理整顿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把农村社办企业给取消了。为此,中央发了许多文件,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俗称“六十条”。其实,这个取消我认为加深了毛泽东跟当时中央其他一线的人的分歧与矛盾。因为你不给办企业,农村人民公社只能成为一个纯农的生产单位。
毛泽东为什么当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不要叫别的,就是要你不能把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搞成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只搞农业,让农民永远成为农民。现在你把办工业这一条卡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成为中国版的集体农庄了。
而且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不给人民公社办工业,就等于把很多人圈起来去种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的田地,这样的人民公社肯定是要死掉的。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领导人中还有质疑社队企业的,如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你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他们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张银锋把乡村工业与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外在性关系去考虑,是可以商榷的。】
那么允许农村办社办企业有啥好处呢?其实就是保留了集体经济的火种,像洪林村,可以用拆前土地补偿金置换附近纺织厂扩大后淘汰的二手机器,搞村办纺织厂,并衍生出其他相关产业,不断经营,最后反过来在国企大下岗时期,兼并了原来的地方国企纺织厂!
后来也引入外资扩大规模,变成了纺织业龙头企业,经济上有余力后,还在灾年向周边村提供了粮食,水泵的无偿支援。
下文同样来自《开放时代》,《集体经济村庄一文》,HL村就是洪林村,百度百科里可以搜到了:洪林村|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6%9E%97%E6%9D%91/37528
估计以前的风气就是小岗村是政治正确,保持集体经济的洪林村,周家庄,嘎措人民公社等等都是政治不正确,所以提都要用HL替代,但从现在百度百科可以收录洪林村这个词条来看,对政治正确已经开始反思了~~
【老田:作为一种生产政体的集体经济村庄
我今天介绍的是湖北的HL村,以这个村为例,来观察集体经济村庄对管理理念,跟现在提倡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对比;借鉴生产政体的概念,来对照集体存在与现代企业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处置方式。
(一)作为一个观察视野的生产政体
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的概念,是试图考察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观察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及更为宏观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影响。在这个观察视野里面,一个集体经济村庄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有其经济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殊性,就在于干群关系不同于私企,也与改革后确立主流劳动雇佣关系相区别,这既体现在劳动过程中间,更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间。很多人都讲到集体经济村庄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到底是怎样构建出来的,是怎样起作用的,就能够说明生产政体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内涵。
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邓子恢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生产政体内部来观察,例如他1957年从正面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所讲的生产关系就不是说所有制,而是指生产场所的官民关系问题。今天的研究普遍是把这些涉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内容和主张,拔高到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甩开了这些讲话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间的针对性,就总觉得离开实际很远。
(二)湖北HL村成长的几个关键阶梯
回到HL村,这个村子的发展有几个重要阶段。1970年之前这个村子很穷困,处在江汉平原上最低点洪湖边上,涝灾特别严重,只要一下雨,庄稼就淹掉。1970年,村子里有27户在外面流浪讨生活,此外还有150多个劳动力平时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讨生活。
这一年叶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他在任职演说中说:“三年之内如果不能把村庄的面貌改变的话,我自动下台。”毛时代很多基层干部都有着劳模的生理特点,比如身强力壮、干活干得比别人多,所以就很有领袖风范。叶这个人恰好是没有这些特点,而且眼睛极度弱视,只有0.1的视力,按照农民的说法,这算是“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别能提振民气,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给低湖田建设一个可靠的防涝围子。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水灾之年HL村的围子是唯一的一个保证了收成的。此外,他还很有战略眼光。当时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个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势高的高湖田涝灾风险低,潜在价值就高,一亩高湖田可以换几亩低湖田,叶书记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围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统统换过来。因为当时耕作距离比较远,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组织群众修了一条从定居点到田畈的运河。
当然,仅仅依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从19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整个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经开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旱包子”和江海平原的“水袋子”是两大重点。到了70年代中期,江汉平原按照等高线开挖的排水河,逐次开始起作用。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个村庄投入几万方的水利工程围堰,就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涝作用,先于周边村庄解决水稻生产最大的限制问题。
就水利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还是跟“时势”之间有因果关系。仅仅三年时间,HL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到1980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80万元,流动资金36万元,储备粮120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36台,计马力679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
社员富裕程度也显著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②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强制分田的时候,村民思想非常统一,一致坚决反对,而叶书记也敢于冒一点点的政治风险,顶住了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顺应了民意,所以就没有分田到户。
HL村工业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1979年。这年洪湖市投资建立了棉纺厂,要征用村庄的土地,当时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给招工指标,或者多要征地款,叶书记跟村委一班人讨论之后觉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标,要求帮助建设小棉纺厂。通过这个小棉纺厂的孵化作用,80年代搞了十几个小工厂,这个村就从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了。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1979年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国营棉纺厂在2002年的时候办不下去了,为了动员职工不反对改制,县委副书记亲自到场做工作,被工人包围在工厂里面24小时。
HL村这个时候站出来,出资1900万把这个厂接下来了。HL村接管国营厂的时候,向职工承诺稳定就业和稳定工资,这样,原国营厂的干部职工都很欢迎。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矛盾,叶书记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学者论证说,按照传统的僵化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国企必定要垮台。恰好相反,叶书记就是承诺按照老式国企的经验模式来管理,最终把纺织业经营成为HL村的支柱产业。
2009年北京很多大学生社团到这个村做寒假调查,学生们听到叶书记介绍到接管国营企业的承诺时,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问:“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弃了,要是他们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办?”叶书记当时有点激动,高声回答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焐热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听了很感慨,这些集体村庄的带头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我们在学校习得的管理知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相互之间不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管理知识体系的碰撞。
在这个村子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主要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我们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有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管理过程对于激励手段的依赖就很小了。直到2003年叶书记每年收入仅仅与普通劳动力相当,5500元左右,到了2009年稍微有点差别。
(三)共同体信念或者集体主义精神的建设过程
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各种管理手段,那么就需要劳动者有相当高的自觉性作为替代,否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很难进行。而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性”或者“主人翁精神”,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很准确的理论提炼,都是应用各种相近的词汇加以经验性描述。
在HL村,叶书记上任之后3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有了让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村里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把外流的27户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杨的一家人,在3年之内就搬了3个省、6个县,村里费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们;因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艰难,女主人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之下,精神已经不太正常,迁回来生活稳定之后,精神状态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重大举措,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兴旺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家人的兴旺,个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体利益进一步来实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要体现在现实当中。这件事成为全村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为管理层经常宣讲的重要事例,用于论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
HL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长江大堤防护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所以灾年就有湖南人流落过来,在湖边的空地搭棚子安家开荒,这群人被当地老百姓蔑称为“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认他们的村民资格,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因为靠近湖区钉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虫病的病人。
1971年大队状况改善之后,就决定把这40多户拆迁出来,并说服其他村民让出宅基地,给他们建房。这也是证实村民资格“有效性”的重要案例,叶书记在很多年之后还说:“1971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③今天叶书记的主要助手之一,也常强调自己是“湖南棚子”出身,以此隐喻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的一致性。
叶书记要求党员“带头富服从带领富”,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我们HL,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近30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HL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④叶书记本人长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资,后来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对集体的不认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数人脱离多数人的先富先贵现象,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间造成“集体的心理报酬递减”,同时那一部分好起来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就构成心理上的贬低和压力,而且鼓励个人脱离集体寻找个体奋斗是一个示范作用。
按照叶书记自己的总结:“一是全力营造我们HL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
比如80年代中期,‘HL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HL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在乡村的共同体中间,叶书记还很重视两项礼节性的事务:“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HL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
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HL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⑤
说教能够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迁“湖南棚子”和接受外流27个家庭的共同记忆的支持,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支撑作用,才足以让人信服;有了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不率先谋取私利,才有说教不会贬值的可靠保证——集体不是干部个人的阶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叶书记还喜欢引用毛时代就已经流行的顺口溜来说明问题:“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
管理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沟通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对于集体的普遍认同,那么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对于集体的不认同,通常与村内的社会分化和竞争有关,这些都在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叶书记说对于村民建房,绝对不容许高出邻居一片瓦一口砖。反过来,最主要的激励手段——对于利益的分配倒过来为促进集体认同来安排,视村里企业盈利状况好坏,是按村民的家庭来分配企业红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红利,与长辈一起过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则按1.5份分。
此外,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里提供很多福利,例如吃水和用电不要钱,为所有老人购买了社保,村卫生室已经升级为卫生院,免费治疗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设立成员资格获得年限,例如工作达到7年之后经本人申请可以享受村民资格待遇。
我多次去这个村庄调查,由此形成了对于管理的认识:只有在认同彻底瓦解的结构中,激励才需要管理手段,制度建设相应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
较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中间引起的主观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种增进认同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处于技术和管理高级职位上的群体而言,这是一种增进不认同的方式。在大的社会背景中间,较高的管理、技术和销售职位上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和关系网络,通常要给予较高的收益,特别是周边存在吸引高层职位的高收益时,这种外部压力就不能忽视。
南街村、华西村和HL村一样,都承认村民的成员资格,以及由成员资格所规定的分享企业红利的权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过70%的按需分配来实现红利共享,华西村则是在承认职务差别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村民都得到记账红利,HL村则每年年底按户分配红利。
有一点很清楚,集体经济村庄内部,干部的权力很少来自于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所带来的控制权和强制性,大多数来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赋权,干部对于村民的影响力主要源于认同而不是控制权的集中。但是,干部较少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权威的低下。
在HL村,村民告诉来访者,叶书记的权威比公检法的权威要有效一点,法院判决解决不了的纠纷,叶书记可以调处。另外,在乡村中间,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执行难度很高,但在HL村没有大的障碍,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长数量远低于周围村庄。自下而上的赋权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社区有潜力接管国家机器的部分镇压职能。
近年来复活的“枫桥经验”(今天只强调矛盾就地解决,把上访最小化),在毛时代的实践中是由社区组织接管公检法机构的镇压职能:对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镇压对象改由社区组织监督改造。近三十年来,毛时代的单位制熟人社会网络彻底瓦解之后,对于国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公检法这样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扩张就很快,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不仅成本高,也远远满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区黑恶势力的抬头就是明显的标志。
在村庄企业的职工队伍里面,由于承诺稳定就业,村民还额外拥有分享企业利润的资格,这样就形成稳定的熟人社会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间,群众的风评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倾向于自我调节和自律,需要干部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纠偏的事务反而很少。
(四)村庄与国家的一致与不一致
在布洛维那里,生产政体除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外,还要与外部的大环境发生关联,市场竞争的压力要对企业内部的生产政体起作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预也是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权力机制,不能够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相冲突:微观政体与宏观政体的关系是协调一致的。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点,显然在于不合政策大环境的要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不一致,给村庄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间,每一个集体村庄经济状况都依赖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补偿水平。南街村和HL村不是那么富裕,关键在于村庄支柱产业的行业价格补偿水平较低,HL是以纺织业为主导,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为主导,国内相关行业处于过度竞争状况,相应的价格补偿水平就低;
而华西村(冶金等)和河南刘庄(制药)的企业产品,行业竞争弱一些,价格补偿水平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较高。内部政体与外部的不一致产生很多困扰,南街村提出“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但是,外圆和内方毕竟是两套截然有别的逻辑,相互之间的冲突很难彻底消除。村庄内部的党建和红色文化活动,也只能够部分抵制和消除外部的影响。
依托战争年代的政权建设经验,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农村三级政权,农业合作化或者集体化事业的推进,完全依赖于乡村政权组织的两大特点:低成本和高执行力。一个低成本的乡村政权,其主要特点就是干部“不脱离群众”和“起模范带头作用”,低成本的执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与各种激励手段运用和规则制度建设相关联的,而是与干部得到群众自上而下的拥护程度关联在一起的,认同建设比制度建设更具优先地位。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确实延续了一些集体农业时代的管理现象,干部起带头作用,村民拥有成员资格,干群关系上政治和经济差距较小。
在农村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政权,历代王朝都做不到,国民党也做不到,当然今天的政府也做不到。在建设年代,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也是依赖于能够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三级政权。如果把毛的很多讲话降格到面对面的管理层次来理解的话,实际上跟毛心灵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间。
史来贺他们写的纪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觉得跟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写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内部的党建活动,依然含有毛时代晚期的“反修”功能,目的是防止内部产生瓦解集体经济的力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问题,也很模糊。莱斯利·怀特在研究文化变迁的时候,强调对环境能量的开发效率的进步,同时也关注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他设想社会系统的组织要有利于技术和工具效率的发挥,而意识形态系统则要对之进行表述和维护。
以集体经济村庄而论,其社会系统——组织形态内部的官民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识形态表述对村庄运作造成很大的干扰,村庄内部不得不设法抵御外部意识形态的瓦解作用,一个村庄不可能完成其实践的意识形态建设,只能沿袭过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红歌、学毛著等等,目的是要实现对自身实践的肯定。
民国初年有一个美国人叫马罗力,他到中国访问,写了一本书叫《饥荒的中国》。他看到中国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抗旱除涝的潜在效益非常高,同时劳动力巨多,工资非常低,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改善抗旱除涝条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中介,能够引导大量剩余劳动力投入抗旱除涝工程建设呢?
毛时代的合作化,是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把中国剩余劳动力结合进潜在的抗旱除涝的效益目标。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和对照,所谓的制度创新,或者说按照怀特所说的寻求有效开发环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资源和潜在利益目标建立起有效的中介,这个中介他称为社会系统。毛时代的实践,是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在社员资格稳定的基础上肯定成员的长远利益,以此激励劳动者的高水平努力。华西村就是在短时期内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产水平;大寨的先进性就在于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产率;
HL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劳动修筑围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涝能力,实现保收。这个方面倒是很符合怀特的观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有效地开发了环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会系统或者组织形态,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来设置,像河北的周家庄,它从来都不是搞三级所有。它一开始就是大队与农户结合,自称是大集体、小自由,乡一级统筹机械化等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管理,农户承包一定数量的田间管理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土改的潜在影响很大,基本上在农村社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我老家的合作社长告诉我,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讲话了,相应地,过去那种通过向邻居放贷收租的利益实现路径不仅没有了,在新的意识形态中也完全不合法了。
潜在地,各种通过个人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先实现,也都丧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优势群体是干部,“四清”运动否定干部多吃多占这种方式。否定优势群体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界线,今天在集体经济村庄实践中间,依然是维护集体认同的关键。即便是地处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华西村,尽管受到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高管给予更多的利润分享,但依然没有彻底剥夺村民的成员分配资格,这与那些实现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生产政体角度看,集体经济村庄有着不同的管理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样式,同时,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配合它的实践,追求一种不同的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
按照怀特的视野,集体经济村庄需要一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个新的系统中间,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碍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懒惰或者不努力,而是来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带来的认同瓦解效应。国内很少的集体村庄实践,恐怕还远远够不上新文明,其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与主流企业管理结构有异,恐怕也够不上威胁主流制度实践的力量。
南街村王宏斌回顾南街村历史时说:作为一个农村组织,在起步阶段都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必须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农村,做正规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机构方面的优势的,反过来,在认同建设方面的潜力就比较大。对企业经营而言,管理机构也好,生产政体也好,都关联到企业成员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观制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只有在面对面的管理层次里面才能建设和完善起来,最终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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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个“一村两制”的例子:黑龙江依安县向前乡新合村
【——从粮食种植业看。1983年刚实行“一村两制”时,集体经营户与家庭承包户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基本相同,种植水平接近,单产基本相同。近年来,集体经营户依靠集体的力量,加大旱田改水田的力度,水田面积由不足千亩发展到1.2万亩,集体经营户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150吨,亩产水稻510公斤,玉米600公斤,大豆190公斤。而家庭承包户的粮食种植结构变化不大,总产量仅有1268吨,亩产小麦210公斤,玉米400公斤,大豆130公斤,芸豆150公斤。
——从机械化水平看。1983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12.4万元,总动力598马力;家庭承包户没有农业生产机械。2006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已达708万元,总动力23800马力,包括胶轮拖拉机16台,链轨拖拉机8台,水稻收割机9台,水稻插秧机56台,手扶拖拉机42台,水稻育秧机11台,自走式水稻插秧机38台,水田“654”大型旋耕机3台,小四轮拖拉机35台,平地机2台,挖掘机1台,农田三轮车39台,大小汽车5辆,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家庭承包户的农机具资产总额为54万元,总动力273马力,包括小四轮拖拉机45台,农用三轮车16台,播种机7台,农用犁69部。
——从农民人均收入看。1983年,集体经营户人均收入641元,家庭承包户573元,差别不大。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人均收入达到7200元(不含第二年的生产投入),家庭承包户收入为3100元(接近齐齐哈尔市的平均水平,含第二年的生产再投入)。
——从住房条件看。1983年,全村农民住房砖瓦化率是0.5%。现在,全村集体经营户住上砖瓦房的达到95%,家庭承包户住上砖瓦房的为46%。
——从社会保障水平看。教育方面:全村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生在义务教育期间的学费、书费、杂费全部由集体承担,集体经营户和家庭承包户一视同仁。医疗方面:集体村民每年缴纳15元统筹金,医药费实行按比例报销,其中劳动力报销80%,家属报销50%。村里设有卫生所,能够治疗常规疾病,进行简单的手术,村民每季度还享受一次免费体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邻村来看病的也很多。养老方面:40岁以下的集体村民由村里办理统一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贡献大小评等定级按年度发放养老补助金,标准由2000元到6000元不等。】
原始链接不一定能访问,不过可以看新浪网的旧新闻链接,里面有养兔厂,机械修造厂的图片:
独特体制的村庄:揭开依安新合“一村两制”神秘面纱(图)_新闻中心_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05-10-24/0949724650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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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村子天南地北,可能不一定能形成互补的产业链,规模比较大的似乎也就听说一个花园村9村联盟,最好是能进一步联合,产生类似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联合集群的实体。
有自己的联盟大学,联盟养老基金,联盟邮局,联盟医院,那样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了。
(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合作社联盟,每人一千美元或等价半薪劳动时间入一股(不过因为货币贬值现在是1万欧元),但股份分红长期冻结并且不断扩大再生产(即扩大投资规模),如果还不够可以发行企业内部债券,利率高于存款低于贷款;
个人去世、辞职或退休可以把分红和股份都取回,也可以让子女继承,如果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要冻结20%股份和分红作为违反竞业协议的惩罚。 有4种委员会,一、管理委员会任期4年,可连任1期,选举制,可以决策经理人任免,审批财务计划,无薪水为兼职,没有学历、资历、技能要求(类似参议院?有点发改委的意思?);
二、社会委员会,任期2年,可连任1期,每期改选50%,选举制,一般10人中选举1人,但一个合作社里社会委员会不超过50人(因为有很多分支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重大提案原则上需要征求社会委员会的意见,特别是工资福利待遇的变更(类似众议院?人大?工会?),不过社会委员会主席由管理委员会主席兼任。社会委员会提交建议给管理委员会但未被采纳时,理论上可以搞全社员众裁来绕开管理委员会通过;
三、执行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总经理,这些人必须是专业人士(感觉类似技术官僚),总经理是管理委员会聘任的,各部门负责人是总经理提名并经过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期4年可以连任1期; 四、审计委员会,3人,审计资金往来的(迷你纪委?),也是选举产生。 五、全体社员大会,众裁特别重大的政策变化……
据说早期收入差异是管理层为基层3倍,中期是8倍,遗憾的是因为蒙德拉贡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地人和外国人不能入股,在中国开分厂不让中国人入股,所以加入中国无股份工人的话,收入差异可能已经达到20到30倍,但如果只考虑蒙德拉贡地区的话, 其管理层收入是低于其他(非合作社,后同)私企的平均收入,其员工收入高于当地其他私企,其中间技术官僚层收入与当地其他私企持平。
其10%的利润用于社员教育、文化和福利活动。其创始人先开办技校,培训出志同道合的人才开始搞。他也是个神父,他自己认为这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种意识形态,称之为劳动控制资本。)蒙德拉贡联合公司|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BE%B7%E6%8B%89%E8%B4%A1%E8%81%94%E5%90%88%E5%85%AC%E5%8F%B8/3507874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选》里面其实都是大白话,把客观真理和道理用最简单、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是这种每个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文字。
我第一次看到《毛选》的时候还在上学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啥社会阅历,就是简单的停留在表面的读,当时就只觉得这些文字太朴实又很震撼。
后来毕业后我步入社会参加了工作,有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阅历之后,我才慢慢的感受到了《毛选》中的文字是多么的有力量!

拍摄于毛选
《毛选》中最有力量的一段话应该是“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这段话刺痛了我。过去我总在做事前给自己打气,认为只要态度好、干劲足就行。结果呢?不是脸厚心黑就能成功,不是仅凭主观愿望就能达成目标。
读《毛选》才明白,做事最核心的不过就是“规律”二字。我工作中遇到的许多挫折,根源都是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行事。
我记得在大学大三时候,我妈开了个小饭馆,凭着过硬的厨艺和热情,认定只要味道好就能生意火。一个月后每天只有几桌客人,我突然意识到根本没考虑客观规律。饭馆选在了居民区深处,人流量少;菜品定位不明确,既不是家常又不够特色;价格也没做市场调研,违背了餐饮行业的基本规律。
调整后,搬到了工厂厂区附近,主打快速工作餐,根据工人调整了菜单和出餐速度,生意就好多了。
生活中有太多牛人猛人,有人靠权谋,有人靠忠厚,有人靠实干。但无论什么方法,最终成功的核心都是一条:主观思想符合客观规律。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真是太重要了。人生虽长,但核心就是认识和实践这两件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就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放在那里都不过时。作为普通职场人,我把它理解为“职场硬实力决定话语权”,有实力才能有话语权。刚开始工作那一会,我对工作的那些事物一窍不通,都是跟着“打杂”的状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什么晋升,涨薪的轮不到我头上。
于是我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职场枪杆子”。我在工作时间学习工作内容,在工作外也自己继续学习一些技能。慢慢的,后来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开始自己单独做一些项目,从此我也逐渐成为跨部门协作的“大佬”了。后来只要推新项目,领导都会把我推出来作项目负责人。

大城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革时期这句话都写在围墙上、山墙上的。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的结尾
再补充几句短的语录吧,没有收录在四卷本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卖个关子。自行查阅。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学识阅历有限还回答不了这么深奥的问题
不过正好最近准备阅读这些书籍,大家等我的见解分享

人要不灭亡,那可不得了
《毛选》的经典语录很多,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也是《毛选》的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
现在,我们结合历史,来看看这句话有多了不起。
1930年新年伊始,红四军刚刚召开了一次成功的会议(古田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然而,会议的精神还没有及时传达,很多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纷纷质疑“红旗能够打多久”。
其中,就有时任红四军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
他给时任红四方面军前委书记教员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
要知道,当时的红四军总共才4个纵队,其他3个纵队司令员分别是曾士娥(井冈山时期的连长,1931年牺牲),伍中豪(秋收起义队伍的副团长,1930年牺牲)和张鼎丞(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因此,教员高度重视,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困惑,这是大红军战士和指战员的共同困惑。
为此,37岁的教员将自己两年来的心得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还有个人尽皆知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确实,当时的红军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①外部强敌环伺。 蒋介石调集赣、闽、粤三省军阀(金汉鼎、刘和鼎、陈维远部),企图将红四军消灭在闽赣交界处。
②上级的错误指导思想。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上海“白区”的党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始终将城市工作放在首位,没有重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更看不到农民的力量。
③“襁褓之困”没有解决。新生的根据地(井冈山、赣南、闽西)缺乏建设经验,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让人看不到希望。
④红四军内部思想不统一。由于红军长期转战赣南闽西,部队成分复杂,充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虽然成功召开了古田会议,但是还没有真正落实。
⑤教员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再到转战赣南闽西的这段时光,教员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被上级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流寇主义”,是“游击主义”。
尽管如此,教员凭借其极为恐怖的政治洞察力,通过对当前社会局势的分析,作出了“革命高潮必然来临并且马上来临”的精准判断。
对于这个判断,这是打破苏联模式的创新思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农民,自古以来就被统治集团蔑视,被称为匪、寇、贼。
但是,教员却从农民身上感受到了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动机,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让他无比坚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只要广阔的农村还在,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果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东方不亮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陕北。
长征结束后,教员带领革命的中坚力量,坚持抗日,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政府。
星星之火,彻底燎原,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毛选,最关键的是选的什么内容?谁选的?按照什么标准选的?没有入选的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要读他们选的,也就是他们让你读的内容。一句话总结——毛泽东思想在毛选外!
“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们在我们面前颤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一定会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选核心就是一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才是根本
不要天天把那些方法论挂嘴边上
先把核心定住了,才讲行动
只要你核心目的就是这句话
那么遇到问题,翻翻毛选,你会找到各种办法
没有办法,也能想出办法
如果内心不认同这句话
毛选读多了也是浪费
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狂奔
只会越走越远
曾经有本本子,叫《毛主席语录》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XX的首要问题。”
普遍性: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鸡蛋因适当的条件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依据不同。
生命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特殊性:
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
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深化补充完善过程。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原则。
研究问题,切忌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不许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能把所有过程中的矛盾平等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绝不能均等看待,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其他是次要的,主要矛盾起着主导的作用。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决定。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正确)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上没有绝非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平衡论或均衡论。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相互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人的头脑不应该将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相互转化的东西。,一切矛盾都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一定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否则,一切不可能。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看毛选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句段话:
1.“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自毛主席1956年4月29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的谈话 。原句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敌人变到最少,朋友愈多愈好”也出自此次谈话 。原句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 。
《为人民服务》里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这句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深深激励过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这段话,真是绝了!
人性的弱点就是舍不得失去,害怕失去,患得患失
反围剿中,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们的原因呢,也很简单,舍不得失去土地,害怕打碎坛坛罐罐,反对战略退却
对此,教员清醒地指出了“得”与“失”的关系,就是上面这段话
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害怕失去土地,想把所有点都抓紧,
于是舍不得集中兵力,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
全局来看,最后失去了更多
反过来,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其他方向只剩下钳制力量
确实会损失一些土地
但要明白,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
有失就有得
算一笔账
失去土地,我们得到了什么?
1、我军确确实实拿到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
2、我军得到了敌人的补给,我们的装备弹药更加齐全
3、我军士气高涨,人心振奋,士兵战斗力暴涨
4、我军得到了休整机会
所以,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的反向一旦取得胜利,钳制敌人方向=分散兵力的方向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在那里失去,在这里得到。
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几乎都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程度上土地的损失,尤其第三次围剿时,我们的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整块都要丢掉了
但是,最后全局来看,我们的土地不仅恢复了,而且还反过来得到更多土地。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事,铺开十件事,不如彻底做好一件事。
本质上,集中有限的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切切实实壮大自身实力,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啊
只要全局来看,我们的实力确确实实壮大了,敌人的力量确确实实被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且取得新的胜利,夺得新的城市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人做事情,不是一样道理的嘛
对于红军来讲,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身实力最重要
对于普通人来讲,提升自身实力,取得个人进步,才是根本的要事啊
那些喜欢分兵,同时搞很多件事情的人,看起来整天忙忙碌碌,很努力,懂的也很多
但是最致命的地方是:他样样松,他没有一件真正精通、拿得出手的
也就是说,他付出的时间精力,并没有切切实实转化为他的内在实力
他的努力,并没有让她取得真实的进步
这是假努力
长此以往,人不仅不会变强,心气还会垮掉
自信心会逐渐被侵蚀,整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成事,开始苟且度日
这是分兵的代价,即“失”
全局统筹来看,一目了然
分兵让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失去了“心气+精力+时间+自信”这么多无形的东西
长久执行这种错误的人生战略,不失败才怪了呢
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有代价,选择了这个,就意味要放弃那个。
如果一个人做事,既要A,又要B,还要C
既要又要还要,我全都要,那这压根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
也就说,这种人就算失败也不是因为太笨,更不是因为不够自信,还不是因为什么怎么样
唯一合理的失败原因只有四个字:天理不容!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该有一个。
“集中优势兵力”干大事,透彻!!!
它像一轮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中国
《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可以吗?,不能就是这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科,任何一点调皮都不行”。这段是精髓。说明科学精神,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毛泽东思想。然《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列举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隐含的毛式科学运筹科学实践路线更有启发。
从2018年开始行业,工程开始走下坡路。我也是那一年接触工程可研。工可我只写了2个,但是工程策划思维的框架自此就有概念了。我犯的错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都有。主观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
1)意志论是主观主义,脱离组织系统能力放大,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蛮干。坚持能得到一切。狼性文化。。。
2)什么是机械教条,凡是亏损工程可研一切都不成立。基于金融亏损,量化数据显示无可作为,就全盘否定。就是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大形势不好,都不好理所应当,别人那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
3)第三条路运筹科学。典型的毛式科学路线是运筹科学。不承认蛮干,也不承认躺平。要求科学调查认识,运筹创造条件改变强弱关系结构,取得优势条件。科学运筹算赢才能赢。这点在林粟指挥运筹中体现比较突出。尤其是粟黄桥战役,还有他的一系列成果。
区别于主观在于科学,区别于机械教条在于运筹。区别于蛮干是算赢。这些启发我是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2025年的末尾《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我这种愚笨且急躁的人,还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无限放大运筹脱离科学也是不可取的,毕竟科学是主轴。

这个回答里也不知道是串子太多还是怎么着。反正总之就是解构一切,质疑一切,机灵抖不完。
目前最喜欢的是一句诗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个问题下“聪明人”真多。
你们这些批的也批不到点啊,只会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含沙射影。一点实质内容也没有的。这让我又想起主席一句话。像竹笋一样嘴尖皮厚腹中空。
具体选集那篇文章我记不得了。
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
……
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
——节选于《论联合政府》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
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节选于《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竞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年第20~21期
两个中国之命运(7大开幕词)的结尾: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毛选文章是按时间排序的,从第一篇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直看到7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从1937年的四万党员、四万军队到1945年的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看着弱小的党在夹缝中生存、成长,一直到有能力把中国人民带入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热泪盈眶。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虽然本人政治立场可能不太……但还是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读起来很通顺和有气势,把残酷的斗争一下就写明了,非常贴切特定历史背景。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
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
似乎只要得了它,
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现在也是……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
哪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正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只要世界上还有压迫和剥削存在,毛泽东思想就会被一次次拿出来去反抗压迫和不公平。
那如果没有压迫和剥削了呢?那就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他们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要打多久,打多久。
想不到这个回答下面还有这么多团建的,大概是机器人矩阵给顶上来的。
对于这些人,我只想送他们十二个字:
断章取义,刻舟求剑,装腔作势
选集选集,稍有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是团建壬表达的那个意思,会选进选集里面?
想挖黑料,方向都错了,真的是xx堪忧啊


《毛泽东选集》中结合其历史背景与现代意义分类整理,涵盖认识论、矛盾分析、实践指导、精神建设等维度,汲取斗争智慧与行动力量:
一、认识论与实践观:破除空想,立足现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行动前提:空想无用,解决问题需先深入现实。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实践真知:真理源于直接经验,行动胜于空谈。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先入为主:结论需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用合一:知识价值在于实践转化。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反对本本主义》)调研本质:充分准备是成功的关键。
二、矛盾分析法:透视本质,抓住关键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本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矛盾论》)内驱力优先:改变的核心在自身而非环境。
“研究任何过程,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捉住了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矛盾论》)聚焦关键:避免精力分散,集中突破核心问题。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方法论定制:拒绝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没有不出乱子的。”(《矛盾论》)深度思考:拒绝肤浅认知,需精细研究矛盾特性。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人的核心:精神与智慧胜于客观条件。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意志决胜:决心是克服万难的基石。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行动信念:坚持与勇气可突破任何障碍。
“主动权靠对情况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决策。”(《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掌控之道:主动权源于认知与准备。
四、群众路线与集体智慧:依靠人民,团结协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人民中心:智慧蕴藏于群众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工作方法:政策需源于实践并回归实践检验。
“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团结基石:协作胜于内耗。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哲学:先倾听后引领。
五、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逆境中的精神灯塔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历史视野:短期挫折不掩长期希望。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成长视角:失败是智慧的阶梯。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本篇将带您深入研读《毛选》第一卷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3-1941年)的两篇重要文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教员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深刻思考。
阅读说明:
1. 本文旨在梳理历史脉络,帮助读者把握《毛选》核心要义
2. 特别适合初次接触《毛选》的读者建立系统认知
3. 每部分均附有现实思考, 以及每篇文章作者我认为的一些金句摘抄
阅读建议:
可按目录跳转,但推荐顺序阅读以获得完整认知框架
重点段落已作标注,方便深度研读
版本说明:
本次解读以2008年6月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为基准。若发现文本差异,可能是版本不同或编校所致,欢迎读者在评论区指正交流。
(新增特色说明框)
◆ 理论亮点预告 ◆
✓ 阶级分析的"显微镜"方法
✓ 经济政策的"根据地"实践
✓ 跨越时空的政策智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教员的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长达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员一共写了约51篇文章被收录在《毛选》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共有16篇文章被收入其中。
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②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⑤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⑦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⑧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⑪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⑫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
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
⑮实践论(1937年7月)
⑯矛盾论(1937年8月)
本次将细读1933年10月《怎么分析农村阶级》和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四部分细读。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背景与目的
阶级划分的意义
阶级类型:文章中列举了五种阶级类型: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这种划分是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主要依靠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来获取收益。
富农:占有较多土地,既有自己劳动,也雇用少量劳动力。
中农:占有土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贫农:土地不足,需要租种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
工人:主要在农村手工业或城市工业中工作,不依赖土地。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本文是教员于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其中1月24日至25日撰写了相关内容。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尚未确定,新的经济秩序也未完全走上正轨,导致农民的生产情绪存在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应运而生。它们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为了调剂劳动力、推动生产而自发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
这些组织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完成农活。在结算时,通过工数对除的方式进行核算,少做的人按工钱支付给多做的人。
此外,劳动互助社还积极优待红军家属,主动帮助孤老。为红军家属做工被视为一种义务,不收取报酬;而为孤老做工则仅提供饭食,不收取工钱。这种劳动互助组织不仅对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采取的方式也十分合理,因此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教员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均载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对此都有详细的记载。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6月1日:教员等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名义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从6月到12月,教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很多讲话,主持制定了一些文件。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土地革命的推进与问题
1933年上半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也在深入开展。
为了消灭封建和半封建势力,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央根据地开展了查田运动。然而,在查田运动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非现阶段的农民成分划分搬到了当时饥贫交迫的中国,对地主、富农进行错误的划分和斗争。例如,将富农等同于地主,甚至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把富农当成地主。
农民恐慌:由于在运动中不向群众交代政策,而是像分田一样按家按亩普遍查田,引起了中农的恐慌。
错误划分阶级成分:导致大量农民受到错误斗争,甚至出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农和富农的利益。
文章的起草与通过
为了纠正以上错误,教员在1933年6月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文章最早刊载于1933年6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通过该文,并将其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以下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的核心解析,结合历史关键节点与矛盾焦点,揭示其诞生的时代必然性:1933年: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三重危机倒逼理论创新
①危机维度:军事围剿
具体表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50万兵力+碉堡战术)
后果:苏区物资断绝,生存空间压缩
②危机维度:经济崩溃
具体表现:盐价暴涨100倍(1块银元换盐仅3两);春荒缺粮人口达80%
后果:根据地民心浮动
③危机维度:土改乱象
具体表现:左倾路线下"地主富农"扩大化(闽西查田错划率超40%);中农恐慌性宰杀耕畜
后果:农业生产濒临瘫痪
理论诞生的四大推力
1. 路线斗争白热化
王明派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
教员在长冈乡调查发现:错划阶级导致反水事件激增(仅瑞金壬田区8月逃亡群众达600人)
2. 经济政策失效

3. 阶级阵营模糊
江西寻乌出现"阴阳阶级"怪象:
白天被批斗的"富农"夜间给红军送粮
表面"贫农"实为地主狗腿者煽动抗税
4. 执政能力考验
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需证明:
“红色政权不仅能打仗,更能科学治理社会”
文章的破局之道
▮ 精准打击代替盲目斗争
▮ 重建农村统一战线
历史天平的关键砝码
当博古在瑞金高喊"御敌于国门之外"时,教员在才溪乡的煤油灯下完成这份阶级分析指南。三个月后:
纠正错划家庭1.2万户(占查田对象34%)
中央苏区秋粮产量逆势增长17%
证明:分清敌友比军事冲锋更重要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教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范例。
它以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科学地划分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为土地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它不仅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其蕴含的注重经济基础、深入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理解这篇文章,是理解中国革命、理解教员思想、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钥匙;其核心目的:为当时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一套科学、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用以准确划分农村中的不同阶级成分(主要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雇农),从而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确制定和执行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解读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分析农村阶级是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了正确划分阶级的重要性:只有分清敌我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避免“左”或右的错误(如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富农打击过宽或过窄)。
指出当时(1933年)在查田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根源就在于阶级划分不明确、不统一。
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教员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农村(特别是苏区)的具体经济生活实际,提出了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 主要是土地、耕畜、农具、资金等。
劳动状况: 是否参加主要劳动?是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还是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
剥削方式与剥削量: 是否存在剥削?剥削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放高利贷、雇佣长工/短工)?剥削量的大小如何(这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点)?
地主:
核心特征:占有土地,但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主要生活来源: 完全或主要依靠剥削农民为生(收取地租、放债、雇工、兼营工商业等)。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地主本人不参加主要农业劳动(可能有轻微劳动),主要依靠剥削地租(这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
破产地主: 虽已破产,但未改变其剥削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仍应划为地主。
管公堂、收学租: 被视为地主剥削的一种方式。
富农:
核心特征:一般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
剥削方式: 主要剥削方式是雇佣劳动(雇长工、短工),其次是出租部分土地收取地租或放高利贷。
剥削量: 剥削收入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个15%是教员当时提出的一个量化标准,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线)。剥削量在15%以下者,一般划为中农。
反动富农与普通富农: 教员还特别指出,对于在革命后(尤其是查田运动后)积极反对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应视为“反动富农”,在政策上应与普通富农有所区别(打击更严厉)。
中农:
核心特征:许多都占有土地,拥有相当的生产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
经济地位: 自给自足,既不剥削他人,也不被人严重剥削(可能受轻微剥削)。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区别在于剥削量不超过15%;与贫农的区别在于经济状况较好,不欠债或欠债很少,生活能自给甚至略有盈余。
富裕中农(上中农): 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剥削量不超过15%),但生活状况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其剥削收入是次要的补充。
贫农:
核心特征: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
经济状况: 一般需租入土地耕种,或出卖部分劳动力(打短工),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键点: 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生活困苦,是土地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赤贫: 指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最贫困的贫农,接近雇农。
工人(雇农在内):
核心特征:一般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雇农: 指农村中的长工、月工、零工等农业工人,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
手工业工人: 依靠手艺或出卖劳动力为生。
地位: 是土地革命中最可靠、最坚决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农村的体现)。
以经济关系为核心: 划分标准牢牢抓住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参与劳动、是否存在剥削及剥削量这些客观的经济指标,避免主观臆断或唯成分论(虽然实践中后期出现过唯成分论偏差)。
量化标准(15%): 提出剥削量15%作为区分富农与中农的具体界限,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尽管这个比例本身是基于当时当地情况的经验判断)。
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 明确“主要劳动”是指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成年男子)从事的生产上的主要工作,这是区分地主和富农的关键。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强调要考察剥削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如破产地主)。对于边缘情况(如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需要深入调查,慎重判断。
政治态度与经济成分的关联与区分: 虽然阶级分析主要基于经济地位,但毛泽东也指出,同一阶级内部(如富农)因政治态度不同(反动与否)在政策上应有区别,这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结合。
指导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为中央苏区及后来的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划分农村阶级、分配土地提供了统一、明确、可操作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调动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国化典范: 毛泽东没有生搬硬套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概念,而是深刻把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剥削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阶级基础: 清晰界定了“依靠谁(贫雇农、工人)、团结谁(中农)、限制谁(富农)、消灭谁(地主阶级)”的问题,为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总路线提供了坚实的阶级依据。
方法论启示: 文章体现了教员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其以经济关系为核心、抓住主要矛盾(剥削关系与劳动状况)、注重量化分析(剥削量15%)、强调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对后续政策的影响: 该文件确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地主、富农的划分标准)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阶级划分标准即源于此)。
历史语境: 文章产生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其首要目标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分清敌我友)。因此,标准具有鲜明的革命功利性和时代烙印(如对富农的严格限制)。
“15%”标准的相对性: 15%的剥削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基于苏区经验提出的一个相对标准,并非绝对真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执行中可能有调整。
实践中的偏差: 尽管文章强调科学分析,但在后来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实践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曾出现过“唯成分论”、侵犯中农利益、将富农与地主同等对待甚至乱划阶级成分的偏差。
阶级概念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地主、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阶级划分标准已不再适用于分析当代农村社会。但理解这篇文章,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及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仍有重要价值。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篇特殊的文章,因为它诞生于红军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济封锁导致物资极度匮乏。教员在这个时候系统阐述经济政策,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关乎生存的战略思考。
首先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向各位看官老爷解释清楚:
①军事背景,蒋介石50万大军包围苏区;
②经济困境,盐、布、药品都进不来;
③党内路线斗争,当时毛泽东其实处于被排挤状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使这份报告具有特殊价值。
有意思的是,教员把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并列提出,这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他说的“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后面,紧接着就讲经济建设如何支持战争,这种辩证思维很值得分析。
还需要注意两个细节:一是报告时间在长征前半年,可以说是苏区最后的建设方案;二是后来张闻天、陈云都引用过这个报告,说明它的影响力持续到了延安时期。
实际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篇文章已经埋藏着教员后来“自力更生”思想的彩蛋。
比如他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办合作社,这和后来南泥湾精神一脉相承。这个点值得在回答中点明。
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1. 根本目标:
经济建设的核心是“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并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2. 发展导向:
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需服务于革命战争需求,同时兼顾民生改善,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而非单纯依赖征税。
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
1. 农业生产为首位:
农业是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需解决粮食、衣物原料(如棉花)、日用品原料(如砂糖、纸张)及林业、畜牧业问题。
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农民解决劳动力、耕牛、种子、水利等困难,设立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展览所推广技术。
2. 工业与手工业恢复:
重点发展烟、纸、钨砂、樟脑、织布、制药、制糖、农具等工业,尤其保障军需和民生必需品的生产。
对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需制定精密计划,计算原料与市场供需。
3. 发展对外贸易:
有计划组织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由红色政权直接管控关键商品流通,如输入食盐、布匹,输出粮食、钨砂,并调剂区域内部粮食供需。
4. 推广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是连接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纽带,需大力扶持,尤其在生产与消费领域。
经济结构的组成与政策
1. 三种经济成分并存:
国营经济:主导关键领域(如军工、大宗贸易),前途“不可限量”但规模限于必要范围。
合作社经济:作为集体所有制形式,是发展重点。
私人经济:在合法范围内“提倡和奖励”,以满足民众与国家的需求。
2. 财政政策方针:
强调“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是根本,反对竭泽而渔;财政支出需贯彻“节省”原则,杜绝浪费。
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
打破封锁:该政策指导根据地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通过自给自足保障战争物资和民生需求,巩固了红色政权。
理论奠基:首次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雏形,强调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结合,为后来经济政策提供范式。
教员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教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支持了革命战争,也为新中国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核心原则、农业基础地位、多元化经济体系、财政管理思想等维度进行系统解读,并探讨其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介绍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的苏区困境,以及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使用分段和引用方式解析“三位一体”的政策原则体系(战争支持、民生改善、社会主义过渡)。
**农业首位主义:**通过数据表格展示农业成就,分析劳动力组织、土地改革等具体措施。
**多元化经济体系构建:**分三部分说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的定位与协同关系。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列举财政纪律三要点(发行原则、节约方针、反贪腐)和计划实施方法。
**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总结政策对打破封锁的实效性,并关联当代乡村振兴、混合经济等实践。
1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困境中的经济突围
1934年初,中央苏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并在经济上实施严密封锁,企图切断红色区域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
封锁导致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同时苏区的农产品和钨砂等资源无法外销,根据地经济遭受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还散布谣言,声称红色区域“破坏不堪”,试图动摇民众信心
面对这一困境,教员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
他同时揭示了敌人的双重目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在这一背景下,苏区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革命存亡的关键战役。
教员强调:“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这一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经济工作提升到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两条战线协同作战的革命方略。
2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
教员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这一原则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战略维度:
战争支持维度:“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所有经济活动都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迫切需要。
民生改善维度:“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发展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制度建构维度:通过“巩固工农联合”、“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争取国营经济领导权”等措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教员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务实性与阶段性。
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并不试图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是承认“私人经济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此提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基于现实条件的经济思想,为后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3 农业首位主义:经济建设的根基所在
在苏区经济建设布局中,农业被赋予了基础性地位。
教员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因为它不仅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还关乎“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同时“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报告以详实数据展示了土地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教员分析了这一成就的制度根源:“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
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面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困难,报告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劳动力问题:通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组织调剂劳动力,尤其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动员整个农村。
生产资料问题:针对“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缺耕牛的情况,组织“犁牛合作社”,实现资源共享。
生产技术问题: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提出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以提高生产水平。
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生产困境,也为中国农村的集体化道路提供了初步经验。
报告中特别提到:“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已经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探索小农经济的优化路径。
4 多元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灵活务实的制度设计
在所有制结构上,教员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经济构成:“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结构设计既考虑了战时经济的现实需求,又着眼于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衔接。
国营经济:“只限于可能的和必须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关键领域如军工、金融、对外贸易等。
尽管规模有限,但毛泽东预见到“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强调其在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报告显示合作社呈现“极迅速的发展”: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显示,“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
其中“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毛泽东认为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配合,“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私人经济:在当时的苏区占有“绝对的优势”,政策明确表示“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务实包容的态度源于对革命阶段性的深刻认识:“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在工业发展方面,报告采取了重点恢复策略:“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
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
这种发展思路体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聚焦,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战争急需和民生基本领域。
对外贸易被赋予特殊重要性:“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
报告特别提到闽浙赣边区的创新实践:“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自力更生精神。
5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高效廉洁的理财之道
在财政政策方面,教员提出了根本方针:“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健康源于经济发展。报告以闽浙赣边区的实践为例,证明这一方针的有效性。
在财政支出方面,报告强调极端节约原则:“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教员提出了著名的铜板理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在金融政策上,报告特别警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这一思想体现了对货币规律的深刻认识,反对将货币发行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工具,对当前仍有重要启示。
面对战时经济的复杂性,教员提出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承认“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
另一方面强调“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对于计划的制定,要求“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
为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报告介绍了创新举措:“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这种依靠群众、动员社会资金的方式,展现了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应用。
6 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现实成效上: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央苏区1933年农业产量显著提升(赣南闽西增长15%,闽浙赣边区增长20%),各类合作社发展到1400多个,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些成就证明,即使在战争环境下,正确经济政策也能解放生产力、改善民生。
从理论发展看,该文献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多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构想、合作社经济的定位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论述,展现了教员对中国革命阶段性的深刻把握。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教员在1934年提出的重要文献,其核心思想与当代政策仍具有高度关联性与启示意义,具体可概括如下:
农业是基础:当时强调农业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劳动力和耕牛问题;今天仍延续这一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业科技应用,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多元经济结构:主张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为桥梁、私人经济作补充;当前我们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延续了多种经济成分协同发展的思路。
财政稳健管理:提出“发展经济以保障供给”,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如今实施减税降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注重财政可持续性和资金使用效率。
民生为本:政策着眼于改善群众生活、鼓励生产;当前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该文献深刻体现了经济工作应立足实际、关注民生、统筹发展的重要思想,对当前高质量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报告中的许多原则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仍具启示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时,苏区坚持“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这一传统启示我们:越是困难时期越要聚焦发展主线
农业基础地位:将农业视为“第一位”的思想,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理念高度契合。
多种所有制并存:对私营经济“提倡和奖励”的务实态度,为当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参。
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解决资金困难、组织劳动互助的方法,对今天推动共同致富仍有启发。
廉政建设:“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告诫,仍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资源。
教员在报告结尾的宣言式结论,至今仍激荡人心: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这一论述将经济治理能力视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对理解当代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深刻启示。
政治与军事
1月:
日军攻陷山海关:日本军队进攻并占领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标志着侵略矛头直指华北。
1月-3月: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老蒋调集50万军队,对教员、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总理、朱总司令指挥下,运用灵活战术,再次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3月:热河沦陷与长城抗战
热河沦陷:日军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迅速沦陷。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在长城各关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英勇抗击日军,但最终失利。
5月:
《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将冀东(河北省东部)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使华北门户洞开。
9月:老蒋发动第五次“围剿”
老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主义”和“经济封锁”的新战略。
11月:福建事变
国民党内反老蒋势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老蒋、抗日、联共。
中共由于“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未能给予有效支持,事变最终于1934年1月被老蒋镇压。
经济与文化
经济: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货币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完全采用银元,为后续的“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文化:
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持续发展,鲁迅、茅盾等作家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作品。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出品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进步影片。
政治与军事
2月:老蒋推行“新生活运动”
老蒋在南昌发起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旨在从文化和思想层面巩固统治,对抗共产主义思想。
全年:第五次反“围剿”与红军战略转移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硬拼,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约8.6万人被迫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1月:
湘江战役:长征途中,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遇惨烈一战,兵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是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经济与文化
经济:
中央苏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展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供给和群众生活。教员在此期间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
文化:
左翼作家联盟等活动在国统区继续受到压迫,但影响深远。
陈寅恪、钱穆等学者在学术领域继续深耕,守护中国文化命脉。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关键的时期:
1. 民族危机深化:日本侵略步伐加快,由东北进逼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2. 国内战争转折: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及其成功,迫使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国共内战的形式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3. 政治力量分化:国民党内部出现公开分裂(福建事变),但老蒋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中共因军事失利和战略错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直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才实现转折。
政治与军事
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魏玛共和国结束,纳粹德国时期开始。
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借此打击共产党并扩大权力。
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并发表著名演说,宣布实行“新政”以应对经济大萧条。
3月23日: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授予希特勒独裁权力。
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其走上军国主义扩张和孤立之路。
4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了对犹太人的首次全国性抵制活动,标志着有组织的迫害开始。
10月14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会议。
经济与科技
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包括设立民间资源保护队(CCC)、通过《紧急银行法》等,以挽救经济。
11月16日: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社会与文化
3月: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禁止持有和销售酒精含量超过3.2%的啤酒,标志着禁酒令的松动(第21条修正案于12月5日批准,正式废除禁酒令)。
7月:“世纪之罪”:美国银行大盗约翰·迪林杰等匪徒的活动成为新闻焦点,反映了经济萧条下的社会动荡。
政治与军事
6月30日:“长刀之夜”:希特勒清洗了纳粹冲锋队(SA)的领导层及其他政敌,巩固了自身权力。
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继任元首,并兼任总理,成为德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性转移,即长征。
12月5日: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边境冲突,为次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埋下伏笔。
12月29日: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加剧了与英美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
经济与科技
1月26日:德国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稳定了东方局势。
美国新政继续深化:通过《证券交易法》(创立SEC)、《通讯法》等。
社会与文化
2月6日:法国爆发“斯塔维斯基事件”引发的政治暴乱,暴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5月23日:美国警方宣布著名银行劫匪邦妮和克莱德被击毙。
12月:苏联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索。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世界走向新一轮大战的关键转折期:
欧洲:纳粹在德国全面掌权,开始极权统治和对外扩张准备。
亚洲: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并脱离国际社会约束。
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全力应对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得以确立。
国际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速崩溃,国际联盟无力维持和平,世界逐渐形成新的对立集团。
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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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
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 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 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 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因此,要破除官 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 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 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 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 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 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 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 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 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
打的一拳开,免的百拳来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或者将来的美国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问题下面回答群魔乱舞,断章取义、刻舟求剑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为了诋毁抹黑刻意不用他们本就不存在的脑子。不过没关系,过一段时间风向又会变了。
人民,识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枪杆子里出政权
教员在毛选开篇文章里提到: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句话对应到很多方面都是适用的,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个人命运。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评判一个人发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取决于八字用神和忌神的数量。
你的格局用神越多,忌神越少,那么帮你的人就越多,阻碍你的人越少,这样的格局胜在完善度高,必然一路顺利很多。
如果添堵的字不少,说明这个人周围存在不良环境需要克服,敌人多朋友少,容易有情绪内耗和物质被拖累。
一个人如果只能靠一己之力去对抗全部困难,这时候哪怕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能力,大概率生存状况都不如那些助力多但相对不聪明的人。
所以,格局完善度在评价命格层次要素当中占着很大份量的位置。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教员原话,不得不感叹写的太好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要学会应用教员的智慧,识别身边的用神与忌神。
主动亲近那如春风般的助力,远离如风雨般的干扰,借助外界的支持与力量,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以上,祝各位好运!
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干就是学习
又开始开话题团建了?
《毛泽东选集》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毛泽东。该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亦是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据悉,1963年《毛主席语录》发行量高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毛选更是已出五版……

毛主席说过的话,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后就要挨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喜毛泽东说的最朴实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这就是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仆情怀。

附:摘编50句,以飨共鉴。
01、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2、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3、最谦虚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04、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5、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6、最自信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07、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8、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9、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10、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1、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2、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3、最有自尊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4、最有情意的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5、最像长辈说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6、最令台独分子胆寒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7、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8、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最具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20、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1、最乐观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22、最伤感的一句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23、最悲壮的一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4、最写意的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
25、最立志的一句话: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26、最酷酷的一句话: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27、最理智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8、最畅快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9、最潇洒的一句话: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30、最入镜的一句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31、最睿智的一句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2、最豪迈的一句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3、最深婉的一句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34、最浪漫的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36、最现实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37、最警醒的一句话: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38、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话:核战争打不起来。
39、最有紧迫感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0、最受女子欢迎的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41、 最让女人自豪的一句话:妇女要顶半边天。
42、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43、最标语式的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44、最具借鉴意义的一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5、最具高瞻远瞩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6、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7、最无奈又最神秘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48、 最具爱情观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9、最具安抚的一句话:无上光荣,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50、最具思想情感的一句话: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白求恩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这种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经得起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猫癣,是指猫的皮肤病,多发部位在脸部、躯干,四肢和尾部等处,出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的癣斑,上面覆有灰色的鳞屑,毛色会变得粗糙,癣斑部分的被毛一撮一撮脱落折断或者脱落。
被传染猫癣的猫有巨痒,所以经常会在各种物体上蹭痒。病程较长,鳞屑脱落后,形成秃斑。多见于营养不良和体弱多病的猫,增加营养特别是B族维生素的摄入,有利于预防该病和已染病猫的恢复。
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
矛盾,本质上道家也总结过了,一个整体总会有正反两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当一个消失的时候又会从它自身在生出来一个对立面,阴生于阳,阳生于阴。最重要的是相对的平衡。
是出自《为人民服务》的一段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时常会在心里默读一下,这句话给了我无尽的勇气。
我们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谋取个人私利,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个是思想, 一个是行动。
最喜欢的两句话。
以前毛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以后的年轻人会怎么评价他们的革命工作,这种时候换了其他领导人只会起高调,说什么年轻人会为我们的光荣事业感到骄傲之类的话,毛只是淡淡的说到以后的年轻人会结合他们当下的社会情况来评价我们这些先辈的工作
这句话不在毛选
“谁要是搞贪污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了他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贪污腐败,人民就起来割了我的脑袋!”
振聋发聩
智慧语录太多了,我整理100条经典语录,分享给大家。
建议先收藏,免得找不到。
00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0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003.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04.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00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06.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007.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008.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009.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010.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011.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012. 盲目的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013.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014.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015.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016.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017.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018.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019.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020.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021.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022. 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内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023.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024. 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025.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026. 世界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027.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028.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029.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030.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031.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
032.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033.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034.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035.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036.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037.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38. 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039.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040.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041.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042. 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04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044.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045.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046.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047.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048.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049.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050.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051.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052.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053.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054.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055. 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向导。
056. 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
057.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58.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059.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060.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
061.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06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063. 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064.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065.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066. 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
067. 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068.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069.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070. 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071.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072. 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073.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074.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7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076.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077.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078.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079.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080.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81.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082.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083.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084.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085. 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086. 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087.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
088.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
089. 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90.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091. 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092.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093. 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094. 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
095.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096.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097.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
098. 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
099.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100.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以上,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不一定收录
一次开会茶歇劝载涛去监狱探望溥仪,载涛说他早跟溥仪划清界限了。
答曰;“我们消灭对象是剥削阶级,不是人”
一生所愿不过如此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遵义会议之前的毛,被打压到那种程度,为何不出走。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没有像他那样被欺负的。
你敢相信朱元璋被欺负被打压这么多年吗?他们打长沙、打赣州死了那么多主力,毛也是骂一句:“崽卖爷田心不疼”
没有毛的四渡赤水,拿到军事指挥权,老蒋就把他们灭了。
你敢相信李世民会被打压到他那么久了吗?
一个人得疟疾无人问津,差点死掉,都没想过出走,另外再拉出一支队伍。
这帮人在上海驻扎的中央为什么上井冈山,因为他们玩砸了,党内出叛徒,然后上山夺权。
井冈山是毛秋收起义拉起来的武装,毛难道出走拉不起另外一支武装?
直到我读了点“南明史”,勿复南明旧事,毛自己受一肚子委屈、窝囊气,也不让南明旧事再现。这次日本可是灭族之战。伪满洲国台湾,全都是说日语、教育官方语言是全都换了。历史书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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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毛泽东,1943.6.28
贺 建 奎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这段话出自90多年前的《反对本本主义》。对比今天,还是很现实的,尤其是结合前段时间的层层加码。

曾经有几次,我的人生处在重大的低谷中,当我身心俱疲几乎放弃的时候,是这段话给了我力量。
主席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临别最后一句:我们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主席:那我就不送了
毛选里最他妈震撼的,是那些冷冰冰的、像手术刀一样剖开现实的句子。
我最喜欢的是《矛盾论》里的一段: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这听起来像教科书。但要是能把这句嚼碎了咽下去,这辈子都够用了。
为什么?因为这句子他妈就是 宇宙的源代码 。
像我们平常操心的那些破事,工作,婚姻,孩子,家庭啥的,把自己困在情绪里,困在道德的条条框框里。但这句子一把就把人拽出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好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坏的。所有事情都是矛盾的结合体,都在斗争,都在转化。
世界就是动态的,就是冲突的,就是混乱中出秩序。
去承认矛盾,去利用矛盾。
强者不是消灭矛盾,而是驾驭矛盾。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有点像第一性原理,直接看透本质。
还有一句,在《实践论》里: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翻译成人话就是: 别光想,去干。干完了再想。想了再干。循环往复。
大多数人在纠结的那些破心态,就是光想不干憋出来的。
真正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你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后总结出来的。
这两句话,一句告诉世界怎么运行(矛盾),一句告诉怎么认识世界(实践)。
其他的,都是注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看这么多的点赞,最近我再把前面的也拍拍发上来
也希望大家辩证的看问题和阅读,有没有用自己去读一读,用自己的方式针对现实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阴阳怪气并不好笑,反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看问题如此透彻,后悔没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
不是毛选的,是西行漫记里记录的教员说过的话。

——节选自1962年1月13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以上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不是很生动形象很有画面感?而且,开头就展现了矛盾冲突(农会与土豪劣绅),势力范围与等级(头等上海,二等汉口,三等长沙,四等县城,最低等乡里),没有堆设定和说明,对话推动剧情(却又避免了“xx说”,“xx道”的单调表达),堪称黄金三章的典范。
不服?我以原文为模板,改篇仙侠玄幻的看看:
玄天门威力之下,荒古妖兽们头等的跑到瀛洲,二等的跑到昆仑,三等的跑到归墟,四等的跑到扶桑,五等以下未结金丹的崽子则在兽域向玄天门投降。
“我出十个极品灵石,请你们准我进玄天门。”小怪兽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修士这样回答。
好些炼兽、异兽乃至妖兽,从前反对玄天门的,此刻求入门派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兽类,这样向我求情:“请内门嫡传弟子作保!”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我喜欢和黄炎培的那段窑洞对话。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忙时吃干,空时吃稀,不忙不空,半干半稀
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见,
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
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
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
我是真的大爱这段话!
搞斗争要两句话,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
我最常反复读和收藏的《毛选》50 条思想段落(整理版)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一切结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愿望出发。
3、真理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出来的。
4、世界不是静止的,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5、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6、在复杂局面中,先分清敌我,再谈策略。
7、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看事物的本质。
8、方向错了,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9、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
10、任何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判断,都会付出代价。
11、真正的力量,来自对现实条件的清醒估计。
12、成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阶段性积累的结果。
13、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条件不成熟,就等待成熟。
14、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15、要允许犯错误,但不能拒绝总结错误。
16、经验如果不能上升为认识,就只是重复消耗。
17、遇到挫折,首先检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抱怨环境。
18、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19、形式可以变,原则不能丢。
20、判断对错,最终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
21、局部服从整体,短期服从长期。
22、在力量弱小的时候,更要讲究策略。
23、不怕慢,就怕站。
24、把复杂问题拆解开来,逐个解决。
25、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26、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空洞的。
27、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阶段性。
28、不要高估自己一时的优势。
29、不要低估长期积累的力量。
30、情绪不能代替判断。
31、真正的成熟,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32、条件允许时,要主动作为;条件不成熟时,要保存实力。
33、把事情做成,比把话说漂亮重要得多。
34、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在现实中。
35、看清形势,是一切行动的前提。
36、成功经验要总结,失败经验更要总结。
37、不从失败中学习的人,一定会重复失败。
38、任何脱离实际的“理想”,都是空想。
39、斗争不是蛮干,而是有节奏、有策略。
40、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看他如何面对复杂局面。
41、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顺境。
42、有利条件要用足,不利条件要正视。
43、做长期的事,必须耐得住短期的寂寞。
44、真正的信心,来自对现实的掌控感。
45、不怕问题多,就怕不去解决。
46、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47、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48、在变化中寻找确定性。
49、判断形势,不看一时,看趋势。
50、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从来没有什么以弱胜强,从来都是以强胜弱,无非是本质强还是表面强,是局部强还是整体强。
见到问题下许多知友谈起那些可能的“回旋镖”讲话,我个人倒觉得颇有意思,我们今天几乎都是生在“新社会”的人,大概都读过思政教科书,了解过一点“辩证法”的道理,然而又由于教科书本身的“教化”性质,养成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惯式:一个东西是“红”的,那它就必须一直红,一旦出现了一点“白”的成分,那就不行,那就是“偶像失格”,该被批倒批臭,该拉出去吊起来示众、吊起来打。
但这个法子是过去农民拜神求雨失败了,走投无路,对神像的处理法子之一,我们生在现代,不该像“不那么迷人的老祖宗”(及最近七八十年的“老前辈”)那样干,我们能接受得了“不一样的蒋介石”,那自然也能接受不一样的“他”。
这方面,我比较喜欢单世联对张宗可的一个评价:
(张)既能欣赏传统昆曲又参与李xx的“京剧革命”,既为曲社的散伙伤感又鼓噪毁灭一切文化的“大革命”。这样的事,要放在瞿(秋白)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张宗可似乎并不困难,他圆融无碍地把对金石书画的高水平鉴赏与阴谋政治的角逐统一起来。
这一评价,是就张宗可对昆曲《李慧娘》及该剧改编者孟超的态度转变而做出的。1961年,张宗可还是孟超改编的新昆曲《李慧娘》的戏迷,看了公演后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但到1962 年秋,风向转变,张宗可给孟超传风声,要孟别再搞《李慧娘》。到1962年十中全会前夕,张宗可的风声更加明确:“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张宗可是文艺欣赏者,他想“保护”自己喜欢的创作者,可当1963年李xx点名《李慧娘》是鬼戏时,他就跟着政治风向翻脸不认人,大骂自己过去喜欢的《李慧娘》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到最后干脆把孟超打成叛徒,整的孟超郁郁而终。
这个转变,他不矛盾,他不痛苦,甚至还很自洽,为什么呢?单世联也有个评价可以阐述这种思想,我个人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所谓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铁的斗争意志、坚忍的极端手段、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诡谲无常的伎俩和冷血仇恨的心理。”

单世联这几个用词,是比较符合他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亲赤色的人看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其实换成类似的“同义词”,就成了正面典型,“坚忍的极端手段”可以换成“不怕牺牲”,“诡谲无常的伎俩”可以换成“灵活的斗争策略”,“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可以换成“对组织的忠诚”,“冷血仇恨的心理”更简单了,那就是“对敌人冷酷无情”。
而我们要谈什么“回旋镖”的问题,那就不能不提“斗争策略”与“忠于组织”这两点。
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在党的路线斗争里,一个人要作为一个“cp分子”坚持革命,那必然要学会接受新路线,因昨日还在宣告革命斗争进入新高潮的立三中央,今天就可能变成一条错误路线,如党员不能接受这种转变,那就休说是革命,便是日常工作也无从谈起了。
这就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矛盾统一,“特殊的人”就是这样,一面有对革命目标或至少对组织的坚定信仰,一面又能接受组织方针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片面的上级对下级的,上级、最高的领导层本身,都要时时刻刻有这种转变的思想,能够根据形势对发言风格、行动方向做改变——有的是欺骗敌人的假话,有的是确实转变方向的真话。
就比如说今天喜欢谈的民主与亲美的问题,许多人觉得这是“回旋镖”,其实毋宁说是为形势转变服务的“两面手段”:在认为美国力量有利于实现当初那个“以抗战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时,在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是需要说好话讨好的对象,不光说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甚至还说要欢迎外国资本在抗战后来投资中国。按照后来“揭发材料”的标准,这几个讲话可能都够得上“经济上爬行主义,政治上洋奴哲学”了。
比如说在经济上,1943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玉《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时,他就谈了一大通“自由资本论”:等抗战胜利了,国内的私人资本要留,外国的私人资本也要留,要用资本求发展,还要实行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
“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

当然,这几个经济承诺在后来没有完全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外政治上的变化,英美与赤色中国为敌,那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外国资本,不与我国做平等交易的国家。
而政治上的变化,就又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前面提到过,仍有可能拉拢一下美国人时,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列强就是“朋友”,这个发言是1945年3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讲的。
当时,他说“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说应当告知“中国的朋友美国”蒋介石不是实现民主的希望,希望谢伟思能把这些话带给美国人听。
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暖味不明的……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糊弄美国鬼子?很大可能是后者,因为在对党内、军内下指示时,他的态度明确的多:美国就是要扶持蒋介石,英国则是要恢复港九殖民地,南方游击队与英美“盟军”接触,要小心为上。
在同谢伟思讲“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的同一天,延安向华南方面发电,就可能的盟军登陆问题作出指示,内中明确表示“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

当然,对“丑陋的美国人”的厌恶只能内部说,在往后的大概一年时间里,政策方针还是要设法“争取美国”,设法让这个世界一极、同盟魁首亲共一点,即使是说赫尔利这个家伙明牌反共、美国的军事援助告吹,也还是要想法子缓和一下,不能直接为敌。
在1945年的抗战纪念日,这个政策体现为反对美国的错误政策、帝国主义者,拉拢美国的进步派,“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的分子(如被捕六人等)……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不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通迫美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1946年4月,东北鏖战急、长春马德里,这个时候美国人马歇尔调停对我有利,那就也要设法争取,国民党是面前的敌人,不怕跟他弄僵,美国人是可能的敌人,暂时不要同他们弄僵,这就是斗争的策略。
“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讨好美国人是为了延缓内战爆发、尽可能争取发展的时间,如有和平解决的可能那就更好。那么当和平完全破灭、和平民主新阶段彻底破产时,也就没有必要讨好“美国反动派”了。
过去报纸上的批评、内部的暗骂是不直接同美国记者面对面讲的,现在变了,用不着两面手段了,直接让美国记者传达自己的骂声,甚至还可以像1945年3月对华南指示里那样,试着挑动英美之间的矛盾对立。
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那个教科书上的毛才“诞生”了,你说他的讲话是“回旋镖”,他可能还有奇怪——兵不厌诈,远交近攻,“丑陋的美国人”可以设法争取或暂时稳住,那为什么不扯些障眼法来做缓兵之计呢?
1946年9月29日 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话。在斯蒂尔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回答说:“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2月9日 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从今年二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在回答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时说: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它跟着美国走

矫枉必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前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极端,中庸之道多好啊,可以兼顾两方的利益,后面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也变成了自己过去认为的那种极端的人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
教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太透彻了


我不喜欢《毛选》里面任何一句单独的话,我喜欢《毛选》的整体,我甚至认为,任何把毛选中单独的话语摘出来的行为,都不是恰当的。
而且,《中国革命史》、《毛选》、《世界近现代史》和《毛泽东年谱》,这四者最好放在一块去读。不然的话,伟人的很多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你不能理解;就算是理解了,也是往往会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毛思想的精华基本都在毛选之外。
集中在1946之前十年的文章和发言里,尤其是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主张,对英美先进性的评论,见解深刻,字字珠玑。同时期其他领导人也都有相近的观点和言论。他们什么都懂,而且思想很先进
这些先进思想理念,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大批仁人志士在建国后留在了大陆,更有很多科学家和名人放弃良好的收入和生活,毅然从欧美归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新朝初立,万众一心,真理在手,思想先进
豪情万丈,壮志凌云,人定胜天,大步跃进
锐不可当,横扫千军,摧古拉朽,破旧立新
天地翻覆,颠倒乾坤,空前绝后,震古烁今
“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我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
“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
“**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毛泽东文选《寻乌调查》
我不想看选集,我想看全集,看全集才能了解他的思想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黑命贵搞不起来,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看清楚的黑豹被干了,名号被后世用来做赛博电子部落电影
一群黑人去wakanda wakanda
迪士尼高管笑着大喊:对对对就是这个你可以再来一次吗?
“wakanda forever!”
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大概知道我的出身是一个小学教员。
偶然的巧合
他说,那时,并没有想要打仗,也未想过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同你一样的民主人士。是一种什么样的偶然的巧合,使自己立志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现在,时常想起来也感到奇怪。事物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我说:“这就是说,人自己创造历史,而历史依据环境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东西。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有个疑问,就是,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回答:我自己也无从知道。他说,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点是,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接续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
说到这里,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阖了跟睛。他说,地球上的人类的条件,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列宁也一定显得不高明了。
祝美国进步
在我要告辞的时候,毛主席说:“向美国人民问候,祝他们进步。”
我想,他大概不好说美国人解放吧?他们不是已经有了投票权吗?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解放。对于那些实际上还没有解放,但衷心期望着解放的美国人,他表示了祝福。
尽管我谢绝,但,毛主席还是把我送到车里。毛主席按北京的传统的礼节,为了挥手送别,一个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天中,没有穿大衣,站了片刻。我在大门附近没有发现警卫战士。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我在开动了的汽车里,回过头来,看见毛主席微缩着双肩,由侍从人员扶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迈着徐缓的脚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望着,贪婪地望着。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开篇第一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毛泽东.1964年.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表面假仁假义,背地暗藏私心。盲目迷信所谓“纯洁之爱情”,盲目袒护伴侣,全然不顾对错是非。自己的尊严依赖于伴侣之上,绵软无力。一遇外人便极尽炫耀,一逢失恋则痛哭哀嚎。但内心的性格却极端顽固,不愿改造伴侣,也不愿被伴侣改造。二人在一起时,不思进取,只思欢愉,甚至连那共同学习都不肯了。
七、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你中了几条?
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令人尊敬的南开大学已故著名教授艾跃进博士,曾引用这段话,来严厉批评别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伟人的这番话,是高度凝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适用于所有人。
特别是艾跃进同志、陈二饼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们,谁要是不做调查,就敢胡说八道,谁就应该感到羞愧。






对吧?
欢迎群众们的批评与监督。
我这个人是有点崇拜外国的

当年恢复高考后只都去印试卷,因为国内缺纸,导致有一本书一直没有再版,你得让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停留在毛选第四本末尾的1949。
分享几句我听到的梦呓:
麻雀有巢,你捣毁了它会叫唤,Dxx,你也有一个巢……(关于修建机场强拆农民房屋)
如果大家在我的派对上玩的不开心,就可以换个派对玩。(类似的意思)
你们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我写程序就这样,以前没ai就抄CSDN和git,现在有ai就直接抄生成的代码,确实混到了现在。
知乎上有很多评论和回答动辙会扯出一个烂大街的典中典"人性”,比如这个回答评论区的人性怪们,真是人人又性性啊,诸位可以站到马努斯boss房门口守门了

这些早在毛选里被伟人批烂薄纱了,所以我最喜欢毛选里这段话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拿C#的抽象属性玩个乐子,Human基类的人性显然是抽象属性,继承Human的子类都需要实现具体人性

在人性论爱好者看来,他们的代码得是这样的,Human基类里实现抽象属性,编译通不过

更新~评论区不是我关的
为什么在一两年前,也就是23-24年,写读毛选用毛选在知乎会获得高赞?甚至只是摘抄一下就有流量。为什么现在风向变了,谁能解释一下?
里面的很多话,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单独发都发不出来。
毛选说实话只看了一篇,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但是我更喜欢教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霸气回响,信心十足,彻底的践行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个人信条!


只看过封皮。
如果里面有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最喜欢这句话。
没有的话,当我没说。
毕竟为人民服务不是靠说的,而是靠做的。

这不在毛选里。
可以把毛主席生平的所有资料,训练AI,然后用AI模拟出一个毛主席一样有智慧的虚拟人吗?
我更喜欢看《资治通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昨天明明看到高赞很多经典句子,今天都被删了,最后估计这提问也会萃取到品客级回答吧。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2023年,我花一年时间,认认真真把《毛选》读了一遍。我特意找了一个靠谱的WORD版《毛选》,方便一边读一边勾画,做笔记、做批注,还可以文档内检索查找统计,前后关联贯通。与此同时,我把毛泽东传记和毛泽东年谱放在手边,都是电子版,读到一个重要内容,需要定位当时时代背景和毛主席人生经历,就马上去翻那两本书。如果还需要继续扩充,就直接用关键词或历史事件去网络上搜索信息、查找论文。这样读下来收获非常大。
通读下来,《毛选》里的好句子、好段落数不胜数。有时一页书就被标出好几个。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最最喜欢的,从历史作用、思想性、文学性等各种角度综合考量,我选下面这一段。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摘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我为什么喜欢这一段话?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这句话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二是这句话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点明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作用。三是精彩的文学性特点, 语言优美、逻辑清晰、说理透彻,振奋人心。
先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话,但没有人不知道讲出这段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程。毛主席就是那个让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人。我们站在今天,站在革命成功之后,已经见到了【燎原之势】再回过头去看【星星之火】,对革命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作出头头是道的分析、英明睿智的判断、准确无误的选择,这不难。难的是毛主席站在只有【星星之火】,根本看不到【燎原之势】的时候,甚至【星星之火】都面临风吹雨打,随时可能熄灭的时候,他就能作出深刻的分析,准确的判断和坚定的选择。而且用他独到的见解分析,理性的剖析阐述,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把他身边犹豫徘徊、迷茫困惑的人都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1月。其实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封回信。1930年1月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存亡的时刻。历史上把这个阶段称为革命的【最低谷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肆意破坏党的组织,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革命活动。毛泽东也险些惨遭毒手。这个阶段有很多人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当命若游丝的党和革命队伍重新稳下心神,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才开始逐步走向自建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爆动相继爆发。但多数以失败告终,或短暂胜利后旋即被国民党反扑。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深受苏联共产国际影响和控制的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采取了以工人力量、工人革命和城市革命为主的错误路线。
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率领各部起义残兵被国民党反动派追着四处逃窜。毛泽东部迫不得已退入反动派力量相对弱小的农村山区,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把革命力量略微壮大了一点。现在井冈山被称为【革命的摇篮】,但在摇篮里的朱毛红军过的可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进入井冈山那天起,朱毛红军就始终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井冈山地瘠人贫,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冬天冷得睡不着,半夜起来跑步、练刺刀。睡在木板床上还不如钻进稻草堆里。二是自身力量弱小。井冈山会师后约有一万人,编为红四军,含三个师,九个团。看起来人不少,但其中正规军只有一千多人,一千多条枪,大部分是扛锄头大刀的起义农民,还有被毛主席诏安的王佐、袁文才部山贼土匪一千多人。三是外有强敌追兵。自从进入井冈山,湘赣两省军阀已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进剿、两次会剿。虽然都被打退,但红四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此同时,反对派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革命根据地的物资短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革命意志动摇了。起初,大部分农军因为粮食不足被迫下山打游击。这让留在山上的人,也渐渐有了放弃、逃跑的念头。更可怕的是,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身在上海的党中央,仍然坚持错误路线,反复要求红军分兵下山攻打大城市。因为当时通讯不畅,红军才没及时接受党中央的错误指挥。直到1928年8月,湖南省委按照党中央要求派杜修经上山传达命令,终于酿成大错,造成著名的【八月失败】。
杜修经代表湖南省委再次要求朱毛红军分兵下山,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军领导坚决拒绝。但此时正逢湘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汇剿。朱德、陈毅率28、29两个团下山阻击。阻击战斗打得很顺利,但回军途中还是出了岔子。不知道为什么,杜修经也跟着阻击队伍下了山。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军。他们思乡心切,不愿回井冈山,这正与杜修经的错误分兵计划不谋而合。杜修经联合党代表龚楚挑动部队通过士兵委员会民主表决,带着队伍去打湖南(当时红军为了体现与旧式军队的差别,也为了吸引士兵加入红军,实行比较极端的士兵民主。朱德得知后立即解散了士兵委员会,同时发送消息通知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但仍无法制止部队向郴州进兵)。在郴州取得小胜,士兵抢掠大量物质,旋即被郴州部队反攻。朱德率28团往资兴撤退,命令29团紧随其后,结果撤退途中29团士兵高喊回家一哄而散,纷纷朝家乡宜章方向走去。
28团士兵也受到了影响。二营长袁崇全胁迫欺骗6个连叛逃。随后,4个连被立场坚定的连长和党代表悄悄带回。另外两个连仍然在逃。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红军领导得知后大惊失色。在商量对策时,朱德、陈毅主张武力平叛,派兵把袁崇全打回来。但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坚持自己亲自去劝降。袁崇全是王尔琢的湖南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他不愿相信袁崇全叛变革命。他更不愿让已经命如游丝、危若累卵的革命力量再受损失。这个从黄埔军校、东征、北伐、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年轻将星,太清楚此时此刻红军武装力量、任何一兵一卒的极端宝贵性了。于是王尔琢不顾危险,带着一营营长林彪打马就追。整整追了一夜才追上。接近叛逃士兵时,王尔琢一边跑一边喊,【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跟我回去,既往不咎。】很快,林彪一营把叛逃士兵团团围住。谁知,躲在暗处的袁崇全对王尔琢连开数枪并趁乱逃走。朱德赶到后抱着王尔琢的尸体泣不成声。
王尔琢是当时年轻一辈中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最杰出,最有影响的青年军事将领。王尔琢黄埔一期毕业,在校时深受周恩来赏识,吸收入党,并留校任黄埔二期、三期学生分队党代表。后参加东征、北伐。蒋介石曾以军长之职利诱王尔琢投靠国民党。南昌起义中王尔琢任团参谋长,三河坝之站王尔琢率部奋勇抗敌,激战三昼夜,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红四军参谋长。这一年他才25岁,日后的战神林彪才21岁,只是王尔琢手下的一营营长。最年轻的首长、相差4岁的大哥,令他钦佩的榜样,就这样被曾经的战友打死在自己面前。此时的林彪,内心应该是无比悲痛又无比迷茫的。
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反动派趁红四军分兵之际,猛攻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留守红军一部分下山打游击,一部分隐入大山更深处。没有了根据地,重新汇合后的红军只能继续回到四处打游击,东逃西窜、东躲西藏的日子,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反复周旋。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红军士兵士气跌落谷底。大家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坚持,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当时迷茫的人很多,悲观情绪弥漫在整个红军中。即使后来成为战神的林彪,也很迷茫。1929年底,他给战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看到以后很重视,也很担忧。就写了一封公开回信。这封回信本来没有名字。1948年中央组织部编《毛泽东文选》,决定收录这封回信。林彪得知后特意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收录该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后,编辑们删去了信中指名批评林彪的内容,并选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作为文章标题,以此流传至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话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慢着!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没错。这是高中历史课本里评价遵义会议的话。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上面这段话,没有毛泽东在革命最低谷时期为红军战士打气鼓劲,提振信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都挺不到遵义会议。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够精彩了吧,接下来再说说这段话好在哪里?为什么能给迷茫悲观的革命者们以强大的信心?
这段话是这封回信最末尾的一段话。在回信的前面,毛主席逐一批驳了当时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普遍感到悲观和担忧的错误观点,逐一阐述了支持、判断未来革命前景光明的理由。读过《毛选》的人更加清楚,在这篇文章之前,毛主席还写了很多分析判断革命形势的文章。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毛主席通过长期革命实践和理性深入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革命低谷只是暂时的,革命队伍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迎来革命的高潮,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意味着城市化不足,广大乡村存在着广阔的管控真空或薄弱地带。半殖民意味着中国被众多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切割,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与其代理人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革命活动,一定能够而且也只能够在广大乡村,在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的矛盾中找到生存空间。
第二,革命的动力就是反抗压迫的动力。通过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对封建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分析,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老百姓的苦难还在加重,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还会加深,三座大山依然重重压在老百姓的身上。革命的火药桶迟早会爆发,受压迫和奴役的人们,生活困苦的人们,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等到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把更多反抗的人拉进革命的队伍,这就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按理来说,这个判断和结论已经很有理论说服力了,不由人不信。清晰、准确,与后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那大家为什么还是没有信心,还是悲观呢?**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战略,不知道是否需要战略,怎么去评判战略的对与错,哪个战略好,哪个战略坏,是否应该相信这个战略。**即使今天,很多人依然如此。所以很多人要么对未来没方向,要么容易被忽悠。我在企业做了很多年战略规划和项目投资工作,对此深有感触,也曾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一部分人认为战略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他们认为未来不需要规划或者无法规划。所以这些人对任何战略规划都不感冒,认为所有战略规划都是忽悠人的。第二类人把战略规划跟预测、预言划上等号。战略就是目标,规划就是计划,越明确,越具体,越准确越好。得不需要动脑子,让战略规划给我讲清楚,按部就班就行,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当时红军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多好的战略规划都给不了他们信心。
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要让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战略结论,得先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战略观和战略方法论。前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最后一段话,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首先,战略规划是必要必须的吗?肯定是必要且必须的。**中国有句俗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态度看似坦然从容,但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不可能等到敌兵冲到面前,水流到脚下才开始应对。那就已经晚了。很多事情,不管对与错,准与不准,你必须提前规划和准备。规划准备后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成功,但不规划准备一定会失败。在我们的企业战略和项目投资中更是如此。我们有句名言,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生产力。你等明天已经到来了再去投资,那就只能形成后天的生产力。大多数人都喜欢确定性,排斥厌恶不确定性。但未来的事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是无可避免的,绕不开的。而且现实中的很多竞争,不是从今天、从确定了才开始的,从昨天、从不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要未来,就必须要应对不确定性。
**其次,战略规划应该具体、精确吗?不可能也不应该。**毛主席判断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许多人问他,即将到来是什么时候到来(写公开信的林彪肯定也问过这个问题)?毛主席着重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为什么呢?战略规划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未知的问题。确定的,已知的不需要战略规划,直接做计划安排即可。用精确、具体来要求或评判战略规划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有一次我们开投资项目评审会,有个财务系统的人问我,你们对未来的市场预测准确吗?能不能再细化具体一点,最好提供一些意向合同。我说等意向合同都有了,咱才来这儿讨论投资,是不是太晚了!因此,一个战略规划把未来说得太模糊不好,说得太准确、太具体也不好,肯定是瞎编乱造忽悠人的。
第三,什么样的规划才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一是要有明确方向。战略规划的核心作用就是指引方向。就是毛主席说的,【应该也只能说出大的方向】,虽然大,虽然不那么精准具体,但必须要有方向。如果说了很多,分析了很多,但没方向或者只有个模棱两可的方向,那就没有意义。比如诸葛亮对刘备说的,【天下三分】。**二是判断要有依据,推论要有支撑。**战略规划不是胡编乱造。是抓住事物演进发展关键影响因素和可靠规律作出的合理推测判断。很多时候,战略好坏,现状分析都差不多,主要差别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你有没有找到发展变化的核心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国民党知不知道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现状,知不知道广大农村农民的艰苦生活,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而且是提交给国民党二大的公开报告。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都没有透过报告看到可以主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庞大的农村革命力量。陈独秀甚至不允许这篇报告在共产党的党刊发表。毛主席就看到了这个关键因素。**三是好的战略规划不是空中楼阁,要有行动意义。**要是让人能够、愿意、可以为之努力,为之奔赴的东西。探索太空乃至开发太空,放到现在,这就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放到古代,基本上就是扯淡。为什么?因为现在有行动意义,古代没有行动意义。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成功?它就符合上面说的,一个好的战略规划的三大特征。
在文学性上,最后,毛主席用了三个连续的排比句做结尾,这既是前文说理的比喻、呼应,又是一种希望的呼唤。比喻形象而生动,当前革命的【星星之火】与未来革命的【燎原之势】,就像桅杆与航船、光芒与红日、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与即将迎来的新生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力量又势不可挡。提高了感染力和说服力。读书的时候老师说,写作文少写长句。这是对语文比较差的人说的,因为句子长了容易出错。但对于驾驭文字的高手来说,长句反而有利于抒发感情、增强气势。用长句和连续排比,拉长、反复推进,把节奏带向高潮。大家可以试试一口气把这三个排比句读一遍,简直气贯长虹、排山倒海。读完精神自动就被提起来了。
不久后,红军又在江西、福建等地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瑞金等地成立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的力量一点点壮大,形势一步步好转。再之后他们又再次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五次反围剿,红色根据地再次失去。再次被迫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道路……。但此后每次遇到困难,濒临崩溃,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心中默念这几句话,想着露出尖头的桅杆、刺眼的光芒、母腹的躁动,就重新获得了坚持的信心和力量,最后终于迎来航船、红日和伟大的新生!
讲一段话,讲了这么多,到这儿终于可以结束了。见面说到我读《毛选》的经历和方法,这里给大家截一张图。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多写一点个人读《毛选》心得,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讨论。

我最喜欢毛选中的一句话是: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灰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句话,包含了教员的哲学思想,实践方法论,和个性,首先表现了教员坚韧不拔的性格,不怕困难,充满斗志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教员的这句话也是符合哲学思想,就是事物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所以不管是敌人还是困难和挫折,都是前进路上的台阶,是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教员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方法论,所以教员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与方法,因此教员才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
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学习毛选,实践毛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觉得这段非常浪漫,堪比毛主席诗词中最精华的几篇。特别是考虑到其时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全军上下都弥漫着悲观气息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做不到这些基本要求的,还自以为是和哇哇叫个不停的,可谓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最好代言人,都是恬不知耻、位不副实、欺世盗位的x物罢了(名改位,毕竟也没啥名和好名,相对于每个大小领域的所谓的领导这个位置来说)……哦,可能很多的连障目之观、盲人摸象的局部之效都做不到,这样看来基本要求是太高了嘞。
你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口号的那一位科学家。
我最喜欢毛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深入一线,你就只会纸上谈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证理论,人做事要务实,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人的眼睛和耳朵是会骗人的,只有深入第一线,自己去摸索,去探索,去研究,这样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不能轻易下自己不知道问题结论。
《毛选》:毛主席给女儿李讷的五句箴言,撕开当代教育的短视!

一、凌晨三点,李讷的笔记本里藏着什么秘密?
北京西山的旧居里,李讷晚年常翻出一本泛白的笔记本。
扉页上是父亲用毛笔写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是1940年她刚识字时,毛主席亲手为她题的字。
据《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记载,这八个字取自《论语》,是毛主席对子女少说话多做事的期许。
如今很多家长花几万块给孩子报精英班,却很少有人想过。
当年那个总在窑洞前教女儿辨识庄稼的父亲,到底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比财富更珍贵的东西?
翻开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毛主席对子女的教导从来不是望子成龙的焦虑,而是藏着一套穿透时代的育人智慧。
就像他在《实践论》里写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这些箴言看似朴素,却道破了教育的本质。
真正的富养,是教会孩子在土地里扎根,而不是在云端筑梦。
二、第一句箴言:“夹着尾巴做人”里的生存哲学
“别把我挂在嘴边唬人”,这是毛主席对李讷最常说的话。
1950年代,李讷在育英学校读书时,同学只知道她叫“沈娟”,没人知道她父亲是谁。
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暗合了毛选里的智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为避免特殊照顾,毛主席曾明确要求李讷在住院时使用化名“沈娟”,这一细节在台海网的报道中被多次提及。
现在多少家长拼命给孩子贴“富二代”“学霸”标签,却忘了毛主席的深意。
真正的底气,不是站在谁的肩膀上,而是自己能踩稳多少土地。
就像他在延安给战士讲课说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 ”(《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活一世,最重要的不是维持光鲜的表象,而是懂得低头擦拭自己的脚跟。

三、第二句箴言:“意志可以克服病情”里的抗挫密码
1958年李讷患病住院,毛主席在信里抄了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末尾加了句:“一定要锻炼意志,这比吃药更重要。 ”
这种精神免疫力的培养,和他在《论持久战》里的观点一脉相承:“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
这封信的原文收录于《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江西日报的专题报道曾全文引用。
现在家长总怕孩子吃苦,却不知道真正的保护是教会孩子:
考试失利时,想想红军过草地的饥饿。
创业失败时,看看井冈山的星火。
毛主席当年在疟疾缠身时仍坚持工作,他传给后代的不是温室,而是“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的生存法则。
这比任何补习班都更能让孩子在风雨里站得住。
四、第三句箴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里的成事逻辑
李讷的名字取自《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
毛主席曾指着菜地对她说:“饭是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嘴里说出来的。 ”
这种实践哲学在毛选里随处可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践论》)
李讷晚年回忆,父亲常带她参与劳动,甚至让她跟战士一起种地,这种教育方式在《李讷口述:真实的毛泽东》中有详细描述。
现在多少年轻人沉迷“人设打造”,却不肯花三个月钻研一门手艺。
张口就是“创业蓝图”,却连摆地摊都怕丢人。
毛主席在延安时让孩子跟战士一起种地,不是缺劳力,而是要让他们明白。
所有漂亮的结果,都是笨拙的坚持堆出来的。就像他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种地的人,土地才会给收成。

五、第四句箴言:“为人民服务”里的格局密码
1947年转战陕北时,李讷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躲到安全的地方?”
毛主席指着远处的百姓说:“我们走了,敌人就会来欺负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仗。 ”
这种把“小我”融于“大我”的教导,在毛选里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家庭教育里则是:真正的出息,不是让自己活得光鲜,而是让更多人活得容易。
据李讷晚年回忆,转战陕北期间,她与父亲在南河底村团聚时,毛主席曾用“大娃娃”的昵称鼓励她理解革命的意义。
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考名校、赚大钱”,却很少说“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但毛主席给女儿的毕业礼物是《马恩全集》。
他要告诉孩子:当一个人的目标跳出“自我”的围墙,他的脚下才会有真正的远方。
就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燎原,是因为它照的是众人的路。
六、第五句箴言:“好好学习”背后的终身成长观
1952年儿童节,李讷请父亲给学校题词,毛主席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看似普通的八个字,藏着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的主张:“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周围环境……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
学习不是为了考高分,而是为了懂得“怎么看世界”“怎么解决问题”。
这一题词的由来在人民政协网的报道中有明确记载:李讷亲自请求父亲为学校题写,最终形成了育英学校影壁上的经典标语。
现在多少孩子把学习当任务,毕业后就扔掉书本。
但毛主席在长征时背着字典学英语,在延安窑洞油灯下批注哲学书。
他传给后代的不是“学历焦虑”,而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生存本能。
就像他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才是对抗时代变化的真正“铁饭碗”。
结尾:比学区房更值钱的,是毛主席的育人智慧
李讷晚年常说:“父亲没给我们留钱,却给了比钱更金贵的东西。”那些写在笔记本上的箴言,本质上是一套“反浮躁”的生存法则:
当别人教孩子争第一时,他教“夹着尾巴做人”——真正的强大是能弯得下腰;
当别人给孩子报成功学时,他抄“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正的成功是摔不碎的韧性;
当别人炫耀人脉资源时,他带孩子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资源是人心的重量。
这是教员对读书和行动的关系的描述,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毕业后步入社会的绝大部分场景
赘述一句:喜欢读毛选不仅仅是因为深刻的观点,还有教员的笔风,尽管他老人家饱读诗书且有文豪的水准,但从来不爱用晦涩难懂的字句卖弄文采,一向以“日常聊天”的语气阐述或深刻或宏伟的“道”
不是毛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的话。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
我永远都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政治老师教我,一切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和阶级性。然后给我举了个例子,博爱的例子。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总是说博爱,超阶级的博爱,可是资本家会爱上工人吗?地主会爱上佃农吗?狼会爱上羊吗?博爱看起来理论没错,可是贩卖的是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药,目的就是农民永远不造反,工人永远不罢工 ,奴隶永远是奴隶,地主永远是地主 。
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仁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他们所说的人类之爱。
可是没有超阶级的博爱难道就有超阶级的仁爱吗?说仁者爱人,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有一个是“仁者”吗?说君子喻于义,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们有一个讲“义”吗?他们一个个嘴上说着仁者爱人,却没有一个给贫下中农分地的。儒教的封建思想家们天天鼓吹和谐,孰不知他们的和谐是建立在贫下中农的水深火热之上的,农民造反破坏地主阶级的“和谐”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100年前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说的很清楚嘛。
共产党宣言里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说,文化艺术及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绝对自由。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某个节目,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因为类似所以有天然结合的基因,和谐和阶级斗争因为不同所以互补(好话歹话让他一个人说完了),我相信不久之后,某些人就开始论证仁者爱人和阶级兄弟是一回事了。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喜欢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毛主席带领共产党等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时说的话
选集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以及1956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诱敌深入才好打,无非是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名誉不要紧,问题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共产党建党之初那么多优秀的领导,有高级知识分子,有留洋精英,有实战派有军阀出身,有黄埔精英,没有一个讲清楚了这件事。
只有教员看到了,看明白了,从始至终坚持了。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毛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主席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
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总结提炼39点干货,供大家参考:
一、不照搬经验,而是应结合自身情况和现实条件有所取舍。
二、忌一成不变。
三、抓住主要矛盾。
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五、“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思索。”
六、无私无我才能取得大成功,无私无我才能赢得彻底的胜利。
七、永远不要一成不变,凭经验办事。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有其可取性,也有其不可复制性。“变”才是永远唯一不变的真理。
八、一方面,大力发展队伍的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略战术。(生命力的问题)
九、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上下的一致性。
十、每一次,情况都不同,而不是相同。
十一、要有全局视角(上帝视角)和宏大气概。
十二、“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
十三、既不能轻视敌人,又不能被敌人吓倒。
十四、“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十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十六、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强有力的进攻。
十七、“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十八、客观分析,抓住关键。
十九、避敌锋芒,攻敌弱处。灵活机动,不拘一格。逆向思维,果断大胆。
二十、脱离实际,不自量力,必然失败。
二十一、没有必胜的把握和各方面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绝不轻易进攻。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
二十二、成果如何且不管,先打胜仗,树立信心很重要。
二十三、不打无把握之仗,等待是为了更好更准的进攻。
二十四、所有的步骤必须考虑,并有利于全局。否则一时的胜利也只是失败。
二十五、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到后果,并做好应对不同变化和局面的准备。
二十六、提升自我,提高认知。全局思维,走一步看三步。
二十七、始终抓住本质不放,不被表象和环境所干扰。
二十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二十九、不搞一刀切。
三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随机应变。
三十一、不忘想,不盲动。绝对“实事求是”,随时处于应对一切变化的状态之中,每分每秒。
三十二、矛盾是会转化的。但需要一个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加速转化。
三十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三十四、全局思维,利弊的相对性。
三十五、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并且随时会相互转化。
三十六、善于总结经验,并应用于新的阶段。
三十七、客服急躁情绪,即使在速决战中亦是。
三十八、必要时,反其道而行之。
三十九、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原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⑴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⑵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⑶,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⑷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⑸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⑹,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⑺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⑻,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⑼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⑽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⑾。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⑿)。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⒀,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⒁,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⒂,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⒃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⒄,福建的两次“围剿”⒅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⒆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⒇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 释
〔1〕“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注本号,学习教员,逆袭人生。
1930年初,井冈山的冬天,格外阴冷。
红四军刚刚离开那片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在赣南、闽西一带流动作战。
打了几个胜仗,但队伍却越打越少,越打越迷茫,四面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敌军,自己这点力量,不到万人,像一片汪洋中的孤舟。
从城市暴动,到引兵井冈,再到如今的四处辗转。
革命到底有没有未来?很多人都在问。
甚至连林彪这样最能打的年轻将领,也产生了动摇,私下里散布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失败的阴影,像山里的浓雾,笼罩着每一个人。
就在这种近乎绝境的时刻,毛泽东坐下来,给林彪写了一封极长的信。
在这封信的结尾,面对所有的悲观、怀疑和绝望,他写下了我平生所见,最雄壮、也最振聋发聩的一段文字: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句话,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这里的它,指的是新中国。

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加油打气,在那个时刻,任何简单的“我们能赢”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段话,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强行植入。
它在教当时所有迷茫的人,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属于未来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当下的绝境。
他说,你们不要只盯着我们眼前这点兵力,这只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必将失败的存量。
你们要去看,要去看见那些你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
去看那艘船的桅杆,船虽然还在海里,但它的方向是确定的,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去看那轮太阳的光芒,太阳虽然还在地平线之下,但它的喷薄而出,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
去看那个母腹中的婴儿,他虽然尚未出生,但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生命。
他强迫所有人,把目光从脚下的泥泞,抬起来,投向遥远的地平线。
他要大家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力量对比,而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趋势是什么?
是中国亿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整个社会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
这片广袤的、干枯的草原,才是他眼中真正的力量。
而红军,就是那个即将落上去的、小小的火星。
这段话,不是一次简单的说教,而是一次深刻的认知宣言。
它把一种看似必败的军事局面,重新定义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生事物,它把一群走投无路的战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新世界的助产士。
这封信发出后,全军上下思想为之一振。
那种只看眼前一亩三分地的悲观想法,被一种更宏大的、着眼于未来的历史观所取代。
正是靠着这种思维,这支军队,才走出了那个冬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最终走到了天安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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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毛选》里早就点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这90条破解矛盾的思维要点,全是教我们把日子过更通透的实在智慧!

毛选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生活永远都有问题,每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生活里哪儿都有矛盾,上班想多赚钱又怕累,辅导孩子写作业既想严管又怕压抑孩子的天性,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这些矛盾不是坏事,正是它们推着我们琢磨出不同的办法、不断的进步。
毛选讲“旧矛盾解决催生新矛盾”,这就像爬山,登上一个坡后才发现,眼前还有更高的山,但走出的每一步都能让我们看得更远。所以遇事别慌,不要放弃,你的每一次折腾,都是是不断往前的节奏。
解决一个问题,马上会冒出后面的新问题。比如攒够钱买了房,接着操心装修、还贷;工作升了职,又要学管理、带团队。
毛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像医生看病要对症,我们过日子也得学会看菜下饭,别拿别人的答案去硬套自己的生活。
人和人不一样,事和事也不同。同样是失眠,有的人因为压力大,有的人因为熬夜刷手机;同样是孩子成绩的波动,有的需要补知识点,有的需要调整心态。
毛选说“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就像砍柴先要找到树杈,找准了发力点,才能省劲又高效。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没长进?可能是没抓住关键点。比如想转行,与其乱投简历,不如先花时间结合自身优势打磨一项核心技能;夫妻吵架,与其纠结谁对谁错,不如先听懂对方藏在抱怨背后的需求。
年轻时觉得有了学历就稳妥了,工作后才发现时代在变,自己也在变;提前定的目标,遇到大环境的变化就得调整方向。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生气。话可能有些刺耳,但也可能有其道理;孩子没考上重点中学,别只看到分数,或许他在其他方面有闪光点。
毛选说“抓主流,兼顾支流”,就像看一幅画,先看整体意境,再琢磨细节笔触。日子要过得豁达,就得学会抓大放小。
和家人闹别扭,气头上觉得对方都是错,冷静下来发现彼此都在为家操心;工作中遇到竞争对手,一开始敌视,后来发现良性竞争能逼自己进步。
毛选讲**“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就像硬币的两面,接纳这些矛盾,反而能找到平衡的办法。
想做生意等攒够钱、想减肥等明天开始、想和解等对方先低头——等着等着,机会就等没了。
毛选说“解决矛盾要创造条件”,就像学游泳不能一直站在岸上,先呛几口水,慢慢的才能找到节奏。有时联侯能主动迈一步,僵局可能就被打破了。
年轻时总以为懂道理就能过好生活,后来才发现,知道早睡早起好不等于能做到早睡早起,明白沟通方式不等于能和人好好沟通。
毛选说“认识源于实践”,就像学炒菜,看再多菜谱,不如自己亲自倒油下锅,烫几次手、咸淡调几次,自然就会了。
刚入职场看见同事的勾心斗角,觉得很复杂;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斗争背后的真相是目标不一致、权责不清晰等问题。
毛选讲**“从感性到理性”**,就像喝茶,初尝只觉苦涩,细品才知回甘。生活同样需要走心,把经历的事多琢磨几遍,就能从外面的热闹看到内部的门道。
读了很多育儿书还是管不好孩子,学了很多沟通技巧还是吵架,这不是道理没用,是没用到点子上。
毛选说“认识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摆着当装饰。道理好不好使,关键看能不能真正的帮咱解决眼前的难。
换工作时只看薪资高,没了解团队氛围,入职后却水土不服;装修时照搬网红设计,住进去发现好看却根本不实用。
毛选强调“调查研究是基础”,就像买菜要逛菜市场,和摊主聊聊行情就能知道菜价合不合适;过日子同样需要接地气,能多问问、多看看,就可以少走些弯路。
小时候觉得找到好工作就能躺平,长大后才发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好路;做生意时跟风追热点,赔了钱才懂,自己的擅长方向比什么比做什么风口更重要。
毛选说“以事实为依据”,就像穿鞋子,别人说好看不好看没用,自己的脚舒服了才是最重要的。别被什么都应该是这样所绑架,遇事多问问自己实际情况到底啥样。
老一辈的育儿经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孩子,成功学案例也没法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
毛选提醒我们“警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像种地,去年的雨水管不了今年,自家的种子种在别人的地里不可能收获。日子是自己的,得学会活学活用。
想减肥,饿了一个月瘦十斤,结果反弹了;想存钱,一口气开始省吃俭用,结果一忍不住就报复性消费。
毛选说“量变是质变的准备”,就像种树,小苗得慢慢浇水施肥,事缓则成。日子要过得稳,就得接受进步是一点一点努力来的,有时扎实的积累比没底的突击更靠谱。
熬了几年终于攒够首付,却因为犹豫错过合适的房子;工作中想到好方案,却因为怕出错没提,被别人抢先提了出来。
毛选讲“质变需要临界点”,这就像烧水,烧到100度才会开,差一度都不行。积累足够时,就要敢于快速决断,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前期努力就都白费了。
工作中项目起起落落,婚姻中夫妻吵吵闹闹。别灰心,这些不是原地踏步。
毛选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做事就像爬楼梯,看似回到原点,其实早已站在了更高的台阶。日子就是在“试错-调整-再试中”不断往前的,你的每一次循环都会让自己比过去多了份从容。
换工作时不能仅看眼下收入的高低,还要想几年后的发展;给孩子报班不能不光看成绩,还要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成长。
毛选强调的“全局观”,就像是在下棋,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更要多想三步五步。虽然过日子难免顾此失彼,但心里装着长远的计划,眼前的取舍就有了方向。
二十岁想三十岁前要买房买车,却忽略了中间需要积累的技能、人脉;创业时想三年公司上市,却没规划每个阶段该解决什么问题。
毛选说“分阶段推进”,做事就像爬山,先定一个小目标到第一个观景台,再向下一个高峰出发。步子太大会扯着腿,踏实走好每一步,反而能更快到达。
同事用新办法解决问题,自己遇到问题却没想到换个思路;和家人吵架非争对错,却忘了赢了道理就会输了感情。
毛选说“灵活机变”,就像开车遇到堵车,死等不如绕路。问题从没有标准答案,懂得转弯的人,路上的风景才会更多,目标才会更快到达。
减肥时随时记录饮食运动,才能发现哪些习惯是有效的;工作中写复盘的日记,才能知道哪里可以继续改进。
毛选强调“注重反馈”,就像走路回头看脚印,深的地方是踏实的,浅的地方就要注意。我们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找经验。
年轻时总觉得靠自己就行,遇到难事才发现,朋友的一句提醒、家人的一声鼓励,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毛选说“个体智慧要汇聚”,就像拧麻绳,一根很容易断,多股拧在一起才结实。过日子遇到过不去的坎坷时别硬撑,也许身边人的智慧,往往藏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运动是为了健康,别为了发朋友圈打卡;赚钱是为了过好日子,别为了面子硬撑排场。
毛选讲“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就像吃饭是为了吃饱,别为了拍照好看就去饿肚子。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去伪存真,盯着真正重要的事来做。
创业时单打独斗,遇到困难时没人商量;照顾老人时独自承担,累得撑不下去。
毛选说“团结就是力量”,就像拔河,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才能赢。日子难免会有难处,别害怕开口求助,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路上就会轻松很多。
家庭里遇事别独断,和爱人孩子聊聊想法;团队里做事别拖延,讨论清楚就赶紧行动。
毛选讲“平衡民主与集中”,就像是炒菜,该放多少盐要根据大家口味商量,火候到了该翻锅就得果断。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该听的仔细听,该定的早些定。

和孩子发脾气后,别不好意思道歉,其实孩子早忘了;工作出错是别怕担责,其实团队更欣赏坦诚。
毛选说“反思与修正错误”,就像衣服脏了要洗,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日子过得才清爽。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反而能活得更自在。
同事的突然疏远,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他自己有了压力;孩子的叛逆不听话,可能不是故意气你,而是想证明自己长大了。
毛选强调“分析利益关系”,就像拼图,看清拼图的每一块的位置,才能知道后面怎么拼。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情绪区看需求。
道理听了无数,都不如自己摔一次跤;攻略看了千百次,都不如亲自走一趟。
毛选说“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就像学骑自行车,别人讲一万遍技巧,都不如自己上车摔几次。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敢试错——摔过的跤,都是个人成长的印记。
知道熬夜不好却忍不住,明白沟通重要却懒得开口,认知和行动总是对着干。
毛选讲“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明知道前面有个坑,却怎么也不绕开,这样早晚要摔跤。日子要想过得顺心,就得让明白的道理真正去指导脚下的路。
我们抱怨孩子不听话,不如先学会和孩子好好说话;嫌弃伴侣没进步,不如自己先做出改变。
毛选说“内因是根本”,就像镜子,想要看到笑脸,自己就得先笑。日子要过得顺,就得明白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才是成功的起点。
找关系找工作,不如先提升自己的能力;靠父母带孩子,不如自己多学些育儿知识。
毛选讲“内外因结合”,就像划船,顺风能省力,但得自己也得掌握方向。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把别人的帮助当助力,把自己的本事当底气。
孩子成绩差,可能和睡眠、情绪、学习方法都有关系;夫妻吵架,可能是关于压力、沟通、期待值的问题堆积。
毛选强调“普遍联系”,任何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解决问题要学会全面看问题。日子要过得细,就得学会多想想背后的关联,别头痛就只医头脚痛医就只医脚。
年轻时觉得过日子很简单,成家后才发现,柴米油盐都需要算计;创业时理想很丰满,现实中却是房租、人工、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
毛选说“物质决定意识”,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上层再漂亮也会晃动。同样的,日子要想过得稳,就得学会立足于现实看问题。
小区保安能说出哪家老人需要多留意,超市收银员知道哪种商品最畅销,他们的经验里往往藏着和自己相关的生活的智慧。
毛选讲“重视基层经验”,就像种地要问农民,打鱼得问渔民。日子要想过得巧,就得学会针对性的向身边人取经,他们的办法往往最管用。
公司部门间推诿扯皮,可能是流程太复杂了;家庭中琐事没人管,可能是分工不明确了。
毛选说“结构矛盾推动发展”,就像机器零件卡住了,得调整位置才能运转。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看看哪个位置卡壳了,改改规则、调调分工,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身体垮了,赚再多钱也没福享;家庭散了,事业再成功也孤单。
毛选讲“基础决定上层”,就像建高楼,地基打不好,楼建多高都有危险。日子要想过得长远,就得学会把底层逻辑筑牢。健康、家庭、品德,这些都是人生的地基,需要不断的去稳固。
想创业怕失败后被嘲笑,想表白怕被拒绝后难堪,想改变怕问题多,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做事,往往最后啥也做不成。
毛选说“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做事就像登山,别怕山高,先准备好装备,一步一步往上爬。日子要过得精彩,就得学会大胆去想,小心去做。
职场有职场的门道,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婚姻有婚姻的智慧,别拿着一套标准走天下。
毛选强调“把握特殊矛盾”,就像养鱼,海水鱼不能放进淡水里养。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入乡随俗,尊重每个领域的内部规律。
想解决孩子写作业拖拉,就得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他问题可以跟着改善;想提升团队效率,就得先优化核心流程,其他环节自然就能跟着顺畅了。
毛选里讲“抓重点带全局”,这就像牵牛牵鼻子,只有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整体自然就能跟着走。日子要过得更高效,就得学会拎得起重点,放得下琐碎。
上班、种地、带孩子、交朋友……生活中的每种经历都能增长见识。
毛选说“实践有多种形式”,就像吃饭,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日子要想过得丰富,就得学会多去体验,然后去举一反三,你的每段经历都是后续成功的养分。
小时候觉得父母说的都对,长大后才发现,有些道理需要自己撞了南墙才的明白;看书时觉得这个我知道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有些事实践起来细节里全是学问。
毛选讲“真理是相对的”,就像四季,春天穿棉袄热,冬天穿短袖冷,道理要应时应景。日子要想过得通透,就得先学会通过实践来学习,没做过的事就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同事提了反对意见,别忙着去反驳,先想想有没有道理;孩子没按自己的规划走,别忙着去否定,先看看他的优势在哪里。
毛选强调“辩证与逻辑结合”,就像看天平,两边都要做比较,才能知道孰轻孰重。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站在多个角度想问题,真相不是非黑即白,还有更多缤纷的色彩!
创业失败、婚姻挫折、健康亮红灯,不管是谁都有熬不下去的时候。
毛选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但是就像阴天总会放晴,冬天过后一定有是春天。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咬咬牙坚持,难的时候挺一挺,说不定转机就在前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内向要去鼓励,有的孩子外向需要引导;同样是员工,有的员工需要压力,有的员工需要激励。
毛选讲“普遍原则结合具体情况”,就像穿鞋,统一的尺码不如量脚定做。日子要想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因人而异,别拿一个标准去丈量所有的人。
十年前觉得稳定的工作最靠谱,现在发现灵活的就业也能过得很好;十几年前觉得孩子就得听父母的,现在明白了平等沟通更加重要。
毛选提醒“避免孤立静止看问题”,就像河里的流水,永远在流动中变化。人也得跟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调整自身。日子要想过得跟上时代,就得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减肥只靠饿肚子,伤身体还反弹;赚钱只想走捷径,就容易掉进陷阱白费功夫还赔钱。
毛选说“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尊重规律”,就像种地,违背了节气去播种,再努力也会收成不好。日子要学会过得聪明,就得先学会按规律办事,顺势而为比硬拼更省力。
和家人为今晚谁洗碗吵架,没必要争出输赢;但涉及原则的问题,就一定得坚定立场。
毛选讲“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就像看病,轻微感冒就可以多喝点热水,骨折了就一定得去医院。日子要过得舒心,就得先学会该忍则忍,该争则争,别把精力浪费在小事上。
年轻时以为自己适合创业,试了才发现自己更喜欢稳定;结婚后以为自己能包容一切,磨合后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毛选说“认识具有反复性”,就像照镜子一样,光线的角度不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多去试试,在摔打中能更加清楚的认识真实的自己。
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碰到投缘的朋友、发现潜力的项目——别等准备好再动手,先抓住机会再说。
毛选讲“机遇是矛盾转化的条件”,就像下雨要收衣服,不能等太阳出来。日子要过得有转机,就得学会敏锐捕捉机会,主动伸手去争取,才不会错过。
家里水管漏水,可能和和水压、管道老化、安装工艺都有关;工作效率低,可能涉及到流程、分工、团队氛围。
毛选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系统”,就像搭积木,每块都得对上,整体才能搭的更高。过日子别孤立看问题,多想想这事儿和哪些方面有关联,解决起问题才能周全。
做生意赔了钱,才知道市场没摸透;考试没考好,才发现知识点没掌握。
毛选说“失败是实践的一部分”,就像学走路,摔得多了,才能走得更稳。日子要过得有韧性,就得学会把挫折当学费,下次就长记性了。
看老一辈的经历,就能知道哪些路走得通;看行业兴衰,就能预判未来的趋势。
毛选强调“以史为鉴”,就像看天气,昨天晚上的天气就能提醒我们准备今天早晨的伞。日子要想过得明白,就得学会从过去找规律,让你少走些弯路。
同事突然的热情,可能是有求于你;孩子突然的乖巧,可能是做了错事。
毛选说“现象有真象与假象”,就像插在水里的筷子看起来弯,其实是折射造成的。日子要过得通透,就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别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
计划锻炼身体却天天吃不健康的食品,想存钱却忍不住买买买——想法总和行动总脱节。
毛选讲“分析矛盾是为了解决问题”,就像知道饿了要吃饭,坐着不动还是会饿。日子要想过得实在,就得学会把想法转化为正确的行动,别光说不练,也别瞎练。
学了育儿理论,却管不好自家孩子;看了创业攻略,却做不起来项目。
毛选提醒“理论要结合实际”,就像种地,书上的方法得根据自家土地调整。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道理用活,别死搬硬套。
年轻时觉得努力就能成功,后来发现,时代、机遇、选择也很重要;创业时觉得模式完美,实际落地才发现,历史经验不能忽视。
毛选说“理论逻辑与历史统一”,就像盖房子,图纸得符合地基的实际情况。日子要过得稳,就得学会让想法经得起时间检验。
和爱人吵架,别翻旧账、说狠话;和同事有分歧,别攻击人,要对事。
毛选讲“非对抗性矛盾要协商”,就像修家具,轻轻敲才能修好,用力砸只会砸的更烂。日子要想过得和谐,就得学会用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别把小事吵大。
读了书不思考,等于白读;懂了道理不行动,等于白懂。
毛选说“学习是为了改造世界”,就像买了工具要用来干活,别放着不用,日子要过得有意义,就得学会把学到的用起来,让知识变成生活的养分。
工作太拼伤身体,对孩子太严压抑孩子的天性,花钱太抠影响生活质量。
毛选讲“质与量统一于度”,就像煮汤,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会不熟。日子要过得舒服,就得学会找到平衡点,别走极端。

计划周末出游,结果下雨;计划存钱买房,结果遇到急事。
毛选说“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就像天气,就算预报有雨也可能放晴。日子要过得从容,就得学会做计划时留一手,别把自己的路走死。
听说某个项目赚钱,跟风投资结果赔了;听说某种方法有效,照搬来却没效果。
毛选强调“深入一线”,就像买水果,听别人说甜不如自己尝一口。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自己去看、去问、去体验,别当消息的二转手。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就培养他的艺术兴趣;发现某个方法有效,就推广到其他事情上。
毛选讲“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就像尝一颗葡萄甜,就知道这串可能都甜,但每颗还是有细微差别。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从个别中找规律,再用规律指导个别。
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懂所有事;一代人的经验,也不能完全指导下一代。
毛选说“个人认知有限,人类认知无限”,就像接力赛,我们接棒时,要带着前人的经验,再跑出自己的路。日子要过得有进步,就得学会不断学习,别固步自封。
别人说这个方法好,试过才知道;自己觉得这样做对,结果才是答案。
毛选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像穿鞋,合不合脚走几步就知道。日子要过得实在,就得学会用结果说话,别光听别人怎么说。
创业遇到瓶颈,就要暂时收缩战线;工作时压力大,就休息几天调整状态。
毛选说“战略退却为了进攻”,就像弹簧,压下去是为了弹得更高。日子要过得灵活,就得学会该退时退,该进时进,累了就别硬扛。
一个人搬不动沙发,几个人一起抬就轻松了;一个人创业难,团队合作机会多了。
毛选讲**“群体智慧**”,就像筷子,一根容易折,十根抱成团了。日子要过得顺,就得学会把大家的劲儿拧在一起,别单打独斗。
夫妻间太强势,容易吵架;太妥协,容易委屈自己。
毛选说“辩证思维是对立统一”,就像天平,两边平衡才能稳。日子要过得和谐,就得学会在矛盾中找平衡。
父母的教育方式在现在看来可能过时,但在他们的年代是合理的;同事的做法你不认同,但可能他有难处。
毛选提醒“历史条件限制认知”,就像看老照片,要得知道当时的背景。日子要过得宽容,就得学会设身处地的改变,别用现在的标准苛责过去的人和事。
为了家庭,暂时放弃升职机会;为了团队,牺牲个人利益。
毛选讲“全局与局部相互依存”,就像书本的一页,每页都重要,但得放在整体里才更有意义。日子要过得长远,就得学会从整体去看问题,别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二十岁学技能,三十岁拼事业,四十岁顾家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
毛选说“矛盾随阶段变化”,就像四季,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阶段定目标,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觉得自己做不到,往往真的做不到;相信自己能行,反而容易成功。
毛选讲“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就像开车,想着我能开好,手脚才会放松。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用正面思想指导行动,没事别自己吓自己。
没资金创业,就从小成本做起;没经验找工作,就从基层学起。
毛选反对“唯条件论”,就像走路,没路的时候,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在现有条件下找机会,别等万事俱备在动手。
为了省点钱买劣质产品,结果频繁维修更费钱;为了一时痛快吵架,伤了感情更难修复。
毛选讲“系统优化求整体效益”,就像下棋,丢个帅要卒还有什么用,日子要过得明智,就得学会权衡利弊,别因小失大。
家里水管漏水要先修,衣服晚点洗;工作中紧急任务先做,闲聊放一边。
毛选说“做事分轻重缓急”,就像救火,先扑明火,再清理余烬。日子要过得高效,就得学会把最重要的事优先做,别眉毛胡子一把抓。
孩子成绩差,可能不是笨,而是学习方法不对;夫妻吵架,可能不是感情问题,而是沟通不畅。
毛选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像淘金,把泥沙洗掉,才能看到金子。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提炼出来,别被表面现象牵着走。
创业遇到大公司竞争,别硬碰硬,找细分市场;和强势的人相处,别正面冲突,用策略化解矛盾。
毛选讲“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就像打仗,先打弱的,再打强的。日子要过得聪明,就得学会用巧劲破局。
改革公司流程,先设计新制度再废除旧制度;改变生活习惯,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习惯。
毛选说“平衡破与立”,就像拆旧房,得先搭好临时住所,再拆墙。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秩序,别搞乱了自己的阵脚。
专家的话要听,但别全信;长辈的经验要学,但别照搬。
毛选讲“辩证看待权威”,就像吃药,医生开的药要吃,但过敏了就得停。日子要过得清醒,就得学会别盲目跟风。
开车前检查车况,避免路上抛锚;投资前研究市场,降低亏损风险。
毛选说“建立预警机制”,就像天气预报,提前知道有雨,出门带伞。日子要过得安心,就得学会提前预判风险,别等问题来了才慌。
和同事比业绩,能促进进步。
毛选讲“矛盾斗争性推动发展”,就像跑步,有人追着,才能跑得快。日子要过得积极,就得学会把竞争当动力,别让它变成压力。
对行业了解深,创业方向更明确;对自己了解深,职业选择更合适。
毛选说“认识指导实践”,就像地图,看得越清楚,走路越顺利。日子要过得有效率,就得学会深耕自己的领域,别当半吊子。
互联网兴起时,有人抓住机会创业;移动支付普及后,有人转型线上。
毛选讲“顺应时势”,就像冲浪,顺着浪头才能站得稳。日子要过得有突破,就得学会看清趋势,抓住机遇,别逆势而为。
改革公司制度,先定新规则再废除旧的;改变生活方式,先培养新习惯再戒掉旧的。
毛选说“平衡破与立”,日子要过得稳当,就得学会在变革中保持稳定,事物衔接的时候,不能一刀切。
遇到问题,先弄清楚是什么,再分析为什么,最后想怎么办。
毛选讲“分析矛盾三步骤”,就像看病,先诊断,再找病因,最后开药。日子要过得有条理,就得学会按步骤解决问题,别乱了方寸。
年轻时觉得自己啥都对,后来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读了几本书,就以为掌握真理,其实只是皮毛。
毛选说“认识具有相对性”,就像爬山,到了山顶,才发现还有更高的峰。日子要过得谦虚,就得学会保持开放心态,别自以为是。
想减肥,先定小目标减几斤;想存钱,先每月存多少钱。
毛选讲“持久战与速决战结合”,就像跑马拉松,每公里都有补给站。日子要过得有盼头,就得学会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逐个击破,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
想创业,得知道用户需要什么;想改善关系,得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毛选强调“多样化方法”,就像买菜,问不同摊主,才能知道行情。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多渠道了解需求,别闭门造车。
看到孩子喜欢画画,抽象出他的艺术天赋,再具体培养。
毛选讲“思维过程”,就像做衣服,先量尺寸(具体),再设计样式(抽象),最后裁剪缝制(具体)。日子要过得有逻辑,就得学会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别停留在表面。
同样是孩子,有的适合鼓励,有的需要严格;同样是员工,有的适合压力,有的需要激励。
毛选说“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日子要过得贴心,就得学会看情况调整方法。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没有一样的知识。
毛选说“认识的反复性”,很多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日子要过得明白,就得学会调整出最优方案,在调整中认识自己。
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_浡_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
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
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
是完全必要的。
——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
3、黑暗即将过去,
曙光即在前头。
——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4、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5、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44年9月8日《为人民服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

鉴于某些人喜欢引用猫的言论歧视文艺生,我来矫枉过正一下。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猫这里完全没提到理工生,文艺生赢麻了。
——是这样吗?
20世纪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远远不足以守住革命的成果,具体到人员上,只有理工生在那嗯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以及只有军队在那嗯造军工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这些都不够,远远不够。
不如说,生产力和战斗力是非常容易被剥削阶级窃取,被转化为反革命力量,反过来用来为剥削和镇压服务。换言之,这是一个生产力和战斗力属于谁的问题,属于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话,那就完蛋了。
化用一句名言就是说,生产关系不对,生产力和战斗力越发达越反动。
而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就必须有负责在革命意识形态阵线上战斗的文艺生。——虽然历史上的文艺生站在马主义立场上的反倒是少数,因而大多文艺生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革命意识形态,而是在破坏和侵蚀它就是了。
当然了,这里其实不仅想要为文艺生的地位辩护,我更想要做到的是,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功能问题,也就是猫所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
在如今的知识分子中,理工生喜欢说现在文艺生没水平,脱离群众,于社会无益。
但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性要素,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不脱离群众,否则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消亡了。
因为在“脱离群众”的提法的前提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乃至于阶级的差异,“脱离群众”四个字的现实基础是:
知识分子不是群众,群众也不是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作为知识分子从事物质生产、知识技术生产、文艺/意识形态生产,而是消灭自己。
具体来说,是赤脚医生和上山下乡等措施想要做到的那样,让脑力劳动者成为体力劳动者,让体力劳动者成为脑力劳动者。换言之,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群众,让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日不亡,脱离群众就一日不解。
当然了,官僚脱离群众,官僚与群众的对立也要如此处理,这也是巴黎公社最宝贵的原则之一。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签名,非常喜欢,在这里引述给大家:
这个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无法改变世界。
我自己也在知乎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无产阶级是哲学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弥赛亚,哲学家却不是任何东西的弥赛亚。
从马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一个人,无论ta是理工生还是文艺生,只要ta没有致力于消除分工固化还有知识专业壁垒——这意味着消灭阶级——那么ta就是无益于甚至根本上完全是有害于社会的,因为ta在从事着让阶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在拉着整个社会往更深的地狱狂奔。
所以,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原则上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分享给整个社会,成为公共财产,被所有人消费。
——这是消除知识文化的私有制。
传统上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往往局限在物质产品的私有制上,但这真的不够,知识文化也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在发挥着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就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所揭示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虽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脱离专门的知识技术或意识形态生产的岗位,但也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广泛调动起来成为教师,以扎根农村和工厂等各种生产场所的方式,与劳动者对接(如今有线上教育的方式了,也可以考虑用网络场所辅助),交出自己的知识,使得自己成为群众,而群众成为知识分子。
在这整个过程中,群众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此乃群众路线。
虽然我个人有支教的计划,但这当然这不是说鼓励大家支教说“啊啊啊啊啊这样好革命啊”,在如今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内部搞支教其实也很容易变成单纯生产知识分子的活动——学生成了知识分子就很可能不会回到群众中了。
支教的意义不是教育孩子,而是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跟学生的父母辈接触,他们才是主要的群众。
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批判大汉族主义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纵观五域,我只领悟了一个字——
毛选实在是太经典了,句句珠玑,其中最喜欢的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就是实践,一个人知道的再多没有用,有的人感慨“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没过好这一生”其实书本知识还需要去实践滴,把道理用实践验证之后,实现美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喽。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同志,你最近的能量不足了吗?场能变弱了吗?那么,不妨来读读这9句摘自《毛选》里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读之如武松喝酒,他每喝一碗,便增一分气力,我们每读一遍,便增几分力气!
在革命最低潮、质疑声四起时,毛主席就以天纵英才的自信,对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进行了诗史性的预言。这句子本身也极好,将抽象的历史趋势,转化为三个极度生机勃发的意象:航船、朝日、婴儿。这不仅仅是比喻,更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战略信念。这种力量感,是对“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一真理的坚定。
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在逆境中奋斗的人:当你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你就能在最深的黑夜中,清晰地看见那必然到来的黎明!

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进步的代价,并非风花雪月,并非花团锦簇,而是铁与血的搏斗!这种直白而强悍的表述,能瞬间唤醒我们沉睡的意志,破除一些爱讲空话的知识分子的幻想,赋予我们以“砸碎旧世界”的精神魄力!
在民族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这句话,就是一剂强心剂,以三个“有……”的排比句式,如同三重誓言,掷地有声。它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血战到底的气概、自力更生的决心、自立于世界之林——完整地构建了中华民族自信与自强的精神大厦。
要知道,我们不是乞求外援,而是向内激发无穷的潜能;我们承认苦难,但更坚信苦难必将催生复兴!这是一种沉甸甸的、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民族骨气与志气,至今读来,依然感奋无比!
“实践”才是认知链条的最高环节,书本上的知识当然不能放弃,但知识只有在运用中才能被真正理解、检验和发展,这是一种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成长模式。

每次遇到困难,我都要大声读上几遍,因在困难时期,人的认知容易被负面信息所笼罩。此时,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发现积极因素和前进方向,是保持斗志、避免绝望崩溃的关键心理策略,这是一种极好的逆境中的认识论和心态论。
这是对人民军队精神气质的概括,也是赋予任何奋斗集体的精神鼓舞!“一往无前”、“压倒一切”,充满了主宰战局的豪迈气概。
我们的人民军队,其强大战斗力的根基,并非仅仅是武器或战术,而是 “自觉的纪律” 和 “为谁而战” 的崇高目的。纪律由“自觉”产生,而目标一旦锁定为“广大群众”和“全民族”,那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就变成了压倒一切反动派的精气神!
这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一种事业,其目标越具有人民性,其组织越能激发成员的自觉性,它所迸发出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就越不可战胜!
以逝者的崇高,唤醒生者的担当!读之能够涤荡私心,激发起继承遗志、改正缺点、继续前进的纯粹动力。真希望那些赃官污吏,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对新中国,所做的最光明、最炽热的预言,站在今天,我们回望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就会发现,毛主席为我们打下了一个怎样牢固的地基!
“太阳升起”、“辉煌光焰”、“荡涤污泥浊水”,这一系列的比喻,充满了动态的、向上的、新生的美感。其力量感的来源,是 “历史主人”的豪情:人民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将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创造力。读之令人热血沸腾,这是一种“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底气,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魄,一种“永远为了最崇高目的而奋斗”的超强能量!
今天看来,这一承诺和预言,不是早已经实现了吗?你能不服气?你敢说他老人家说了谎话、大话?除了那些至今执迷不悟、认为外面月亮更圆的人(如当年的“甜甜圈”之流),那些剥削阶级,以及被剥削但幻想自己是剥削阶级的人,应该没有人会不认可这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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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真是一本巨大的宝库啊,随处一翻,都是“千古名句”,摘录9条比较振奋的,你我共勉!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基于一定价值预设而采用所谓历史“细节”来污化、丑化、虚化或神化现实政权代表性人物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以达到其否定现存政治格局的价值目的,一是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某种思想才有希望;二是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才能发展。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虚化,是“左”、右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
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时,教员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
1980-2010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想通过虚无化历史来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
我的记忆里够好,上网也够早,现在的环境比起二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但为了切题,就摘几段1966年7月8日教员那封比较著名信中的内容,送给各位回答区的牛鬼蛇神。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之路多曲折,错误常为先导,汲取教训,继续前行。
噫!早些年,看到那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也感慨的很。
然后来又想,这话是好的很,更好听的也还有的。那是让“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好方法。但一面这样说,一面又那样说,那样做。
既只肯将“燕子”捉于掌上,囚于高堂。那又怎么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呢?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伟人圣贤们确实开创其民族之“万世基业”的:或于文化,或许制度,或许科技。而且往往能发现,每个民族历史上那些伟人圣贤,定下的制度、轨迹,往往能影响这个民族数百年。这种影响中性的很:或许后世之人感觉辛苦,觉得历史的惯性沉重不堪,要有改变愈发艰难,而这艰难之处似乎明明是当初的圣贤们轻易可改变;亦或后世之人亦受之益处,为其民族开拓更远、更广的发展空间。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反对本本主义》
2: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3: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直都是这句,好多年了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搞得越少越好。
知乎上有的人把这句话用于国与国之间关系解读,那是根本没有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
实际上这句话最适合普通人,把政治改为生意、职场、人生同样适合
1、假如你是生意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客户群
2、假如你在职场,你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跟周边同事搞好关系,搞不好关系也没关系,至少不能关系搞得太僵,否则寸步难行。
3、假如你是无业游民,要扩大自己交际圈,当宅男早晚要把自己闷死。
好好领悟这句话,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你的人生帮助非常大。

人民群众要有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
对我来说,这句话最中听。
对精英来说,这是直接民主,错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直接民主是劳动群众自我解放的工具,而不是一党统治的借口。什么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应该包括:
1.大多数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经济地位、性别等差别享有政治权利,即以投票表达意见,选举代表他们意见的人。
2.公民投票应一视同仁(每个公民计作一票)。
3.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自主地、自由地投票——公民的自主判断要尽可能自由地形成,这就要求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围绕着群众的要求自由竞争,并把这些要求转变为集体决策。
4.公民的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各种现实的替代方案,以便能在不同的方案间选择。
5.不仅集体决策而且代表们的选举要运用多数原则。
6.多数人的决策不能限制少数人的权利,这一条件尤为适用于少数形成为多数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赞同所有这些规则,主张以进一步的措施维护这些规则,即人民群众应该直接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人民民主。
正因为人民群众不能直接管理上层建筑,上述的六项规则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未曾充分地付诸实施。例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外籍公民和移民没有投票的权利。不过,最重要的事实在于,政党之间不存在真正自由平等的竞争,因为不同的政党在获取钱财和影响选民的其它手段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不能在物质条件上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利用大众传媒,从而行使平等的政治权利。
群众是否能胜任直接民主的任务?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不是应该由称职的专家来管理吗?
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社会是由金融寡头来管理的,东方社会则由上层官僚管理。而且,这种代议制民主还附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府行政部门”,这一部门没有广大群众的任何民主参与。在这方面,他们倒是把斯大林的一句话作为信条:“干部(即作为官僚的专家)决定一切。”
就拿精英们常常提在口中的民主来说吧。精英们常常说一个笑话,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各自炫耀,美国人说他们敢在街上骂尼克松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敢在红场上骂尼克松。
那些一夜美国人以此来炫耀美国的民主,其实,就算美国人敢骂总统,可是他敢骂老板吗?
精英们在误导民众,在苏联,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当然没人敢得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是统治的力量。所以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表面上开明一点,实质上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
当然,敢骂总统,这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骂骂总统就能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吗?就很了不起吗?只怕未必。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们一度可以批评和撤换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自己直接管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小气巴拉的民主。
美式民主就是小民主,因为,虽然你投票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戈尔还是布什,都不会代表你的利益,而只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
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方向,这也太看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了吧?台湾连个小民主都不是,纯粹是流氓民主。枪击案、黑金政治就不说了,议会的公开吵闹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不选举,或者说议会上鸦雀无声,那才是民主。我的意思是,那只是小民主,还远远不够。
比方说,你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
既然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既然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
什么是民主?无论受到资本统治还是受到权力统治,都不叫民主。
直接民主是乌托邦的理念?不可否认,社会正朝着自治的方向推进。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分配、会计或运输等经济活动趋向于电脑化;这一趋势中包含着削减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以及大力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集体协作的有力趋势。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演化成“二元社会”,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保护的、在经济扩张阶段甚至会“短缺”的熟练工人,[99]与另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保护的非熟练工人相并存。要么社会使劳动强行同质化,消灭失业,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30、24、20小时,提高教育、技能培训及再训练在生产者毕生中的作用。
事实上,较“开明”的资本主义雇主也理解到,国家(或人类)的宏观经济生产率更多地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及其对于新技术工艺的适应性,较少地取决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闲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将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现实。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反战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地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新社会运动,近年来有数百万人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一切意味着,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这些运动有其现实的局限。这要归因于它们缺乏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模式,或者所提出的模式有其缺陷。此外,这些运动至少在政治上还表现出新改良主义的、以及被吸纳进现存权力结构中去的趋势。尽管如此,在群众运动的层面,它们仍然极为新颖并充满解放的潜力。它们一而再地崛起,代表着群众在官僚化国家、各级政府、各类政党及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以外参与政治过程的明确趋势。这样新颖的群众运动的概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灭亡后使直接民主制度化的巨大可能性。它们事实上意味着,自治远非乌托邦,而是未来的潮流。
尽管许多宣传把“市场经济”当作万应良药,但人们日益体认到,生活压力、心理失衡、暴力、沉湎于毒品、青年丧失希望和前途、道德沦丧的普遍蔓延等对公民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甚至保守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逐渐(即使不情愿地)承认,更多的个人主义、更多的社会冲突、为追逐财富浪费更多的资源,无论如何不会为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相反正是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有能力逐步理解和控制其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不愿再忍受这些非理性的代价。在社会发展中控制那些最严重的非理性趋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尤其在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在生态灾难的威胁这一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倘若非理性继续在这些领域肆虐,人类便注定会灭绝。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争论。在我们看来,这是悲观厌世论者和适度乐观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倘若我们提高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倘若我们努力将未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人类的最终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群众的自由和自决。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并非“现实主义的”的信念;这等于假定人类天生不适于自我生存。这全然是迷信,是原罪这一神话的新版本。
最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只有当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逐渐自己掌握了“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即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
图片上的那句话也很喜欢,但最初被种草的是上面这句话。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不理解的,后来渐渐长大,那些感性的直接经验扩展和深化了我曾经在书本里的理论认识。
看到上面这句话,是一种共情,也是一种和大家分享的共勉。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年轻的教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同年2月王明刚发《为……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
对不起,没有。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
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我们也就无法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的复兴又是复兴到何时的自己?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可以概括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
是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所以在后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到:“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想必这也是调查后计算得到数据,“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自己做起!
用事实说话,公者千古!

我最喜欢这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不是毛选的,但很喜欢: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我们两个见面,_我们的老朋友蒋介石_可不高兴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喜欢的话真的太多了,这里分享一句有意思的话,来自毛选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我最喜欢的还是《毛选》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我偶尔还会默念出来,尤其在做选择时。
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可是他的意思不一定都懂。你可能会说,这个谁不知道,不就是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嘛,分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好像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可还是不够懂,更别说懂得怎么用了。
我就从字面意思和当时的语境去理解,说的是分清敌友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过度解读。
在战争年代或者处于变革的社会中,只有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否则就有可能误伤了友军。

在工作生活中,这种分辨能力同样重要。
比如你是一家公司的市场经理,就必须分清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是谁,才能制定下一步的市场策略,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了解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这对赢得选举至关重要。
因此,当你读了这句话,就要学会去判断敌我双方是谁,以明确目标和方向。
除了分辨这种在立场上非此即彼的关系,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这句话。
一旦你活用了这句话,就能以找朋友和找敌人的心态去工作和生活,用心去分辨出哪些行为是自己成功的敌人,哪些是朋友。
比如在学习上,刻苦努力是「进步」的朋友,而骄傲自满则是「进步」的敌人,只要你分清了这一点,就知道继续保持刻苦努力,防止骄傲自满,你就能进步。
再比如你跟朋友交往时,除了分清人群上的朋友和敌人之外,**还可以在态度上分清敌我双方:**对朋友真诚善良的态度是朋友,而欺骗算计就是敌人,这样一来你自然知道如何与朋友友好地相处了。
这是两三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在其他方面用这个方法,去分辨出万事万物的敌我两方,然后在中间划出分界线,你就很直观地看到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
再举个例子,像这个月读什么书这样的小事,你也可以用上它。假如你迫切要读的书是市场营销类,广告类的书,那么《营销管理》、《市场营销》、《广告说服力》、《影响力》等书,就是你的朋友。
而其他类别的书,比如《阿弥陀佛么么哒》、《谁的青春不迷茫》、《因为痛,所以叫青春》之类的书,就是你的敌人。
对于敌人,你就不能接近,即使不能把它烧掉也要扔在一边,否则你就时间去照顾真正的朋友了。
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还得分清敌我双方,这样才能做出有利于当下的决定。
这个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大事小事都适用,希望你能用上它。
《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到现在仍然适用
前年认真读了一遍,非要挑一句,那就是这句,
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需要的是镇定而热烈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对人的要求是极高极高的。
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叫“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很欣赏这个观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有理。就是这么做是正当、正义(符合道义)的,合乎规定的。如果一张嘴就是“世界没有正义,只有利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就从理上已经流氓化了。
2、有利。有些人一张嘴就是,正义必胜。事实上,正义不一定能胜,我只能说,我坚决支持正义的一边。但是,也不能采取硬拼蛮干的方式,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
3、有节。就是懂得适可而止。本来是正当的,但一直往前进攻,就可能变成侵略了。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出自毛泽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可以总结为:我有自己的毛选,可以不看你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选集》第四卷,《唯心史观的破产》
他还说过一句意思类似的话,不过不在《选集》里:“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非常相信人的能动性,非常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有意志和相应素养的人,就能创造一切奇迹。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是他世界观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他大气磅礴人格的来源,以至于他以一己之力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第一位留下大量彩色照片和视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只有黑白影像,且数量不多),只要人类不灭亡,其文化符号的传播必然比秦皇汉武更广泛更持久,塑造若干代人的共同话语。
然而,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来自于人的因素、尤其是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强调。
也许天才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以为其他人都是天才,或者至少也是可塑的人才。他太牛逼了,导致他不禁觉得其他人达不到他的期望,还觉得其他人也可以变得如此牛逼且应该努力变得如此牛逼。
当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执掌大权,就会压得其他的人才甚至没法发挥优势,甚至在天才的巨大威望往下连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都没有。
但不论天才具有怎样的传奇性性,真正能运行这个庸常的、没有大结局的世界的依然是一般的人才乃至庸人。如果一个社会形态只能建立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前提上,那必然是一场乌托邦的幻梦,而最终会以灾难性的后果收场。
知乎是不是监视我手机,刚下单1-5,还没到货 看完来补
你们都看过毛选吗?不说别的,至少在25年~31年的毛选是真有实力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volution不是温良恭俭让……是一class推翻另一class的暴动。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事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现在做啥事都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再行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选里面的一句话或一段话,让你在实际中收益,那就是你读毛选的意义。这就是教员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就是为了是实践,实践也是学习。

通过毛选的学习我更觉得,需要学习教员的主动精神,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作中,都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例如教员说到,以后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字面意思是说,要夺取政权需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换在其他的领域,也是在强调我们需要自己把握主动权,需要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在职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如果一个领导空降过来,没有在新岗位建立起自己的团队,或者把自己原来的团队主力带过来,那么他很难在这个岗位上待下去。之前我们公司的财务部门和网络部经常换大领导,及时这个领导本身很努力的工作,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各部门,但依然无法待过试用期。当时很不理解,读完毛选后我理解了,仅仅一个大领导的虚名挂着,无法指挥动下面的人员工作,那就是一个空架子。

在战场上也是一样,教员主张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用5-6倍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环节。这明显也是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去打有把握的仗。而十六字诀也是一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我有力量的时候去打你,用我好状态对你差状态,那是不是胜算更大呀。

说了这么多,毛选里面不只一句话喜欢,而是整个毛选都喜欢,为了方便大家使用金句,我整理了90条金句,需要的自己拿。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3.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5.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6.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7.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8.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9.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
10.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2.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
13. 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
14.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
15.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
16.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7.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8.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0.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人>发刊词》
21.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共产党人>发刊词》
22.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23.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论联合政府》
24.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论联合政府》
25.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论联合政府》
26.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7.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28.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的作风》
29.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30.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
3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2.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33.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4.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组织起来》
35.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36.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
37.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8.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39.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40.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
41.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
42.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
43.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实践论》
44.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
45.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
46.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47.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48.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49.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
50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51.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2.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
53.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54.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
55.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6. 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7.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8.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9.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论持久战》
60.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61.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
62.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
63.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64.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65. 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
66.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论政策》
67.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论政策》
68 .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69.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70.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1. 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2. 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3.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4.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75.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76.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论联合政府》
77.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79.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8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1.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2.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3.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论人民民主专政》
84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85.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实践论》
86.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
87.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88.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89.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0.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
以上金句覆盖了《毛选》核心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需更具体的某篇文章摘录或扩展,可进一步说明!
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
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该内容出自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重要论述。
背景是,当时党内存在左倾(忽视农民力量)和右倾(放弃领导权)错误倾向,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革命对象与同盟军,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严密逻辑分析,得出依靠农民团结农民;坚持革命中的领导权等主张。后来历史证明,正因为他情况掌握清楚,分析透彻,所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打开方式。历次重大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选择挽救革命挽救党。
https://www.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2/049.htm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 对《矛盾论》的深度现实应用解读,全文 12300 字分五期发布,今天是第三期 ]
导语:本长文以“一分为二看问题,正反两面找办法”为《矛盾论》核心心法,全面贯通《矛盾论》各个基本原理,并以中国革命史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为案例,详细讲解该心法的实际运用。全文五期内容分别是:
第一期:为何要写《矛盾论》这个系列文章?
第二期:《矛盾论》到底说的是什么?
第三期: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第四期:《矛盾论》有什么现实作用?
第五期:《矛盾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毛主席为什么写《矛盾论》?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矛盾论》?是革命发展的需要逼着毛主席要写。
正如毛主席 1959 年 12 月,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1937 年 4 月—8 月,毛主席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
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但关键是土地革命战争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在此期间,毛主席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
后来编入《毛主席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两论也成为中国哲学领域两颗璀璨的明珠。

之所以要写要讲《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主要目的是为了“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要教会那些只会死啃书本的“书生”怎样真正做事。
不教会他们如何做事,我们党就无法统一思想,就无法形成合力,就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就是血的教训。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深受“左”右倾教条主义之害,简直是苦不堪言。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段话的意思,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教条主义者认为,完全按照《孙子兵法》打仗就能打胜仗。若你问他如果交战双方都按照《孙子兵法》打仗,胜负又如何判定呢?这样的问题他就回答不了了,他可能批评你汇报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也可能批评你态度不好。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承认自己有错。
当时,像王明这样一批留苏归来者,自视为“正统”马列主义者,熟读苏联革命理论,又有共产国际支持。他们忽视中国实际:经济落后、敌强我弱、军阀割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产业工人力量薄弱……却一味纸上谈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教条,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在军事指挥上,要么盲目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发动城市进攻;要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硬碰硬的阵地战——这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可以想见,如果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未来面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两大强敌,党还将遭受多么重大的损失。
事实上,王明 1937 年 11 月 29 日回到延安后,在思想上、组织上另搞一套,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又变得十分微妙,直到 1938 年 9 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王明才消停了,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在延安整风以后。可见清除教条主义之艰难,远比“淹死一条鱼”更复杂、更曲折。

1946年内战爆发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党力量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之所以我人民解放军能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全党达成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和正确的战略共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抗战前的重要著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战路线和战略的统一,顺利推动了“敌后抗日游击战”战略落地,并由此发展了一百万的野战军和地方军,以及二百余万民兵,建立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政权,为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论》解决的是真理在谁手中的问题,《矛盾论》解决的是革命方法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党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历史遗留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这就是毛主席写《矛盾论》的原因。
<未完待续>
太喜欢老毛,往往会觉得别人就太不够看了
那天读沈从文,感慨了一番
家国破碎,山河沦陷,一个文人的挣扎与救赎,要求自己兼具艺术家与革命家两种性格,想法很好,不过,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所有文人摇的笔杆子,没有老毛一个人摇的威力大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
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

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門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
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不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坚持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制造 “两个中国”。
1958 年夏,中东地区掀起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美国派遣军队干涉中东事务,陷入中东危机的泥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对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炮击作战,即著名的“炮击金门”,以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牵制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炮击金门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军从金门、马祖撤离,以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隔离,达到其 “两个中国” 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派出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补给护航,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而蒋介石也反对 “两个中国”,不愿从金门、马祖撤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以抵制美国的阴谋。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反对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 的图谋,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对外发表,宣布暂以 7 天为限,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毛主席的这篇《告台湾同胞书》,里面的很多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过时了,就out了。
相反,时间隔得越远,老人家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来的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让我们这些后辈在深感敬佩之余,也为我们现在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镜鉴。
谈不上是最喜欢,就是有点感触的一句话。在《井冈山的斗争》一篇文章里面,关于割据地区问题一部分,开头是: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这句话很平淡无奇,但是仔细想一下,整个罗霄山脉地方的大概面积是2.5万平方公里,从27年的秋收起义到写出来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时间是1年2个月左右,里面蕴含的寻找落脚点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而作者时年大概是35岁左右(1893/12/25—1928/11/25)在这一年中走了多少山路,跑了多少公里?磨坏了多少鞋子?估计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另外还有频繁的战斗也是少不了的。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了,只凝结成了我们都走遍了这几个字里面。读万卷书后,再走万里路,在主席的身上都题现了出来,但估计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伟人走完了万里长征,但罗霄山脉里的这个小长征是没有什么人注意了。最后再感叹一下,伟人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好。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妥妥的杀人诛心啊,几句话就能瓦解千军万马
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
毛主席的这句话,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中国革命人民的人生那简直是太重要了啊!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领会、理解和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这句话,这对于你们所有人的人生那是万分之重要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把敌人(代理人)当成了朋友,而又远离了真正的朋友(工人阶级)。
因为1978年我16岁刚刚上初三时就直接面对了改开,从此《毛选》就被整个社会所边缘化了,而我在16岁之前所背诵《语录》因我年少理解不了而又忘得是一干二净。从此,我就走上了我人生最大的歧途。
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交友一定要慎重,尽可能地“门当户对”,不然你就会被你的对立阶级所坑害。
今天某些不良专家忽悠年轻人去**“攀高枝”**,我认为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极度误人子弟、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
因为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那些比你高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这个底层去超越他的,不然的话他高人自己也就完蛋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此时只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其乐无穷。
如果你一个底层去与有钱人交朋友,那么此时你这个底层最后只会沦为这个有钱人的佣人、仆人或侍从,从而让你彻底丧失尊严使得你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得到平衡;如果你这个文盲去与有文化的人交朋友,那么你这个文盲就只会沦为这个文化人的下属且永远无法翻身。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所有的方面。
因此,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做法是,只有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相应的实力之后,这个时候你才能找那些高人去“分庭抗礼”。不然的话,你永远只能在他们高人之下而无法入流,这对于你这个底层来说是极度难受的,因为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学习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所在的阶层,你只有在你自己的阶层群体中才有可能出类拔萃。此时,你一定要坚信阶层和阶层矛盾的必然存在,你必须要明白你的老板与你根本不是一路人,不然的话你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是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欺负的。
三、当年,我一个工人阶级在代理人的忽悠下,我居然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对此,我只能说一句——我草!
根本不是一路人嘛,我一个工人阶级跑去与天之骄子们看齐,我这不是找抽吗!
你们大家好好想想看,我一个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自修大学)这些垃圾文凭跑到公知们那里去请求一官半职,你们认为这有用吗?
狗屁用没有!——这是张雪锋老师在解读**“计划外招生”**时所说的一句世界名言。
大家再好好想想看,连他们自己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们都一时还安排不下,代理人怎么可能会安排我们这些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垃圾文凭的工人阶级呢!
不是一个阶层的,你怎么看齐?上下高低都不一样。
你们再想想看,你一个工人阶级怀揣着一张连今天的野鸡大学文凭都不如的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你有资格去与天之骄子们的学士学历看齐吗?简直就是胡闹嘛!
当时我们工人阶级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好好学习《毛选》,之后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工人阶级,用工人阶级们最强有力的“一声吼”去与公知们商量着办事,此时我们工人阶级才能有出头之日。
如果我们工人阶级拿着什么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文凭去找公知们理论,此时工人阶级就已经被公知们降维打击了,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手中的这些垃圾文凭在公知们眼里一文不值。
也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拿着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的这些垃圾文凭去与公知们的全日制本科学士文凭去相提并论的话,这无异于当年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方式去与洋人先进的洋枪洋炮进行对抗,其只有彻底失败的唯一可能性。
最近,我们大武汉出了规定,以后提拔“人才”必须是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以上的学历,那么此时我们工人阶级就只能在宪法上继续担任着领导职务了,社会中的琐事就不用劳驾我们工人领导阶级去操心了。
四、决定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在于其高低贵贱,而是在于你所在的这个阶层是否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阶层?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迷恋于跨越阶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阶层不是一个团结的阶层,而是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而一个一盘散沙的阶层必定是一个被动挨打的阶层。
阶层的团结不是为了去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捍卫你这个阶层最后的底线,因为跨越阶层只是极极少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因此,当年易中天叫嚷着要守住的那个底线,不应该是那个道德的底线,而应该是你自己阶层的底线。可见,易教授揣着枪跑错了阵地,其可笑至极到了最低之下限值了。
我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你的对立阶层的所有言论对你来说那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个逻辑可以以此类推到你人生中的所有方面。
结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同样是所有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首要问题。
如果你敌我不分,那么你的人生就只有死路之一条。
必须的!
(本文为本人原创,仅代表本人一个人的观点)

我最喜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第一名话,就开宗名义的讲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书。并背诵里面的语录。在我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写学习心得。当我翻开毛选,首先看到毛泽东的像片,在像片上,用透明纸张做成的页面,会因为其独特的材质和光学特性,给人一种高贵、精致且略带脆弱的视觉感受,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人觉得显得比较重要或庄重。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纵观世界风云变幻,只要搞清楚了这个问题,那就会旗帜鲜明的站对自己的位置。
我在快手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画面:国际在线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5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11月25日向英国议会提交新的政府开支计划(Spending Review),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当时的中国人,都是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我们都在认真地学习它,还背会了书中的语录。学习让我们提高了个人的思想觉悟。让我们也从毛泽东思想的眼光看问题,学会了观察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的著作中充满深刻的洞察与磅礴的力量,若说最触动我的一段,当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
>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段文字的力量在于三重境界的融合:
1. 穿透黑暗的预见性
1930年,革命根据地被围剿、党内弥漫悲观情绪时,毛泽东以“桅杆尖头”的航船意象,将抽象的革命前景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存在。这不仅是军事判断,更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至暗时刻洞见微光,源于对矛盾本质的清醒认知。
2. 哲学高度的时空观
三个比喻构成时空的阶梯:航船(空间上的由远及近)—朝日(时间上的破晓临界)—婴儿(生命孕育的必然律)。这种递进将革命置于自然法则与生命规律中,消解了暂时的挫折感,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
3. 诗性语言的政治动员力
不同于口号式的鼓动,毛泽东用“躁动于母腹”这样充满生命张力的比喻,将革命合法性植根于新生命诞生的必然性。这种文学感染力,让艰深理论转化为燎原的精神火种。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
这段话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成为所有“艰难转型期”的精神灯塔。它提醒我们:
- 判断趋势需抓住根本矛盾(航船桅杆的“尖头”即关键变量)
- 量变到质变需突破临界点(朝日喷薄前的光芒是持久积累的结果)
- 新生事物必然经历阵痛(婴儿躁动恰是生命力的证明)
-–
*(注:引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你最喜欢毛选里的那一句段话?
当今时代以此为杆,于黑暗处可以见未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的教诲和激励是那样的质朴,却拥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
没有人民的原子弹,都是空弹。
这句话基本上是一切核心点,是一切魄力收拾一切纸老虎的底气。
卷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零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完全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此情此景,甚是适合。
懒得吵设定为我关注的人才能评论了。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王景新 潘毅 曹锦清等 集体经济村庄|http://www.snzg.net/article/2015/0208/article_40513.html
【 今天上午彭海红老师讲到毛泽东一说“人民公社好”,就掀起全国的热潮。其实这个“人民公社好”是经过后人加工的,毛原来并不是对人民公社进行价值判断,原说法是“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人反对人民公社搞工业呢?有!1958年在大搞农业的同时,中央发了个文件,提出大办地方工业,其中包括农村中的社办企业。但当时一搞就搞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治理整顿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把农村社办企业给取消了。为此,中央发了许多文件,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俗称“六十条”。其实,这个取消我认为加深了毛泽东跟当时中央其他一线的人的分歧与矛盾。因为你不给办企业,农村人民公社只能成为一个纯农的生产单位。
毛泽东为什么当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不要叫别的,就是要你不能把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搞成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只搞农业,让农民永远成为农民。现在你把办工业这一条卡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成为中国版的集体农庄了。
而且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不给人民公社办工业,就等于把很多人圈起来去种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的田地,这样的人民公社肯定是要死掉的。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领导人中还有质疑社队企业的,如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你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他们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张银锋把乡村工业与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外在性关系去考虑,是可以商榷的。】
那么允许农村办社办企业有啥好处呢?其实就是保留了集体经济的火种,像洪林村,可以用拆前土地补偿金置换附近纺织厂扩大后淘汰的二手机器,搞村办纺织厂,并衍生出其他相关产业,不断经营,最后反过来在国企大下岗时期,兼并了原来的地方国企纺织厂!
后来也引入外资扩大规模,变成了纺织业龙头企业,经济上有余力后,还在灾年向周边村提供了粮食,水泵的无偿支援。
下文同样来自《开放时代》,《集体经济村庄一文》,HL村就是洪林村,百度百科里可以搜到了:洪林村|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6%9E%97%E6%9D%91/37528
估计以前的风气就是小岗村是政治正确,保持集体经济的洪林村,周家庄,嘎措人民公社等等都是政治不正确,所以提都要用HL替代,但从现在百度百科可以收录洪林村这个词条来看,对政治正确已经开始反思了~~
【老田:作为一种生产政体的集体经济村庄
我今天介绍的是湖北的HL村,以这个村为例,来观察集体经济村庄对管理理念,跟现在提倡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对比;借鉴生产政体的概念,来对照集体存在与现代企业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处置方式。
(一)作为一个观察视野的生产政体
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的概念,是试图考察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观察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及更为宏观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影响。在这个观察视野里面,一个集体经济村庄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有其经济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殊性,就在于干群关系不同于私企,也与改革后确立主流劳动雇佣关系相区别,这既体现在劳动过程中间,更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间。很多人都讲到集体经济村庄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到底是怎样构建出来的,是怎样起作用的,就能够说明生产政体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内涵。
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邓子恢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生产政体内部来观察,例如他1957年从正面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所讲的生产关系就不是说所有制,而是指生产场所的官民关系问题。今天的研究普遍是把这些涉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内容和主张,拔高到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甩开了这些讲话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间的针对性,就总觉得离开实际很远。
(二)湖北HL村成长的几个关键阶梯
回到HL村,这个村子的发展有几个重要阶段。1970年之前这个村子很穷困,处在江汉平原上最低点洪湖边上,涝灾特别严重,只要一下雨,庄稼就淹掉。1970年,村子里有27户在外面流浪讨生活,此外还有150多个劳动力平时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讨生活。
这一年叶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他在任职演说中说:“三年之内如果不能把村庄的面貌改变的话,我自动下台。”毛时代很多基层干部都有着劳模的生理特点,比如身强力壮、干活干得比别人多,所以就很有领袖风范。叶这个人恰好是没有这些特点,而且眼睛极度弱视,只有0.1的视力,按照农民的说法,这算是“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别能提振民气,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给低湖田建设一个可靠的防涝围子。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水灾之年HL村的围子是唯一的一个保证了收成的。此外,他还很有战略眼光。当时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个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势高的高湖田涝灾风险低,潜在价值就高,一亩高湖田可以换几亩低湖田,叶书记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围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统统换过来。因为当时耕作距离比较远,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组织群众修了一条从定居点到田畈的运河。
当然,仅仅依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从19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整个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经开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旱包子”和江海平原的“水袋子”是两大重点。到了70年代中期,江汉平原按照等高线开挖的排水河,逐次开始起作用。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个村庄投入几万方的水利工程围堰,就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涝作用,先于周边村庄解决水稻生产最大的限制问题。
就水利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还是跟“时势”之间有因果关系。仅仅三年时间,HL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到1980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80万元,流动资金36万元,储备粮120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36台,计马力679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
社员富裕程度也显著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②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强制分田的时候,村民思想非常统一,一致坚决反对,而叶书记也敢于冒一点点的政治风险,顶住了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顺应了民意,所以就没有分田到户。
HL村工业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1979年。这年洪湖市投资建立了棉纺厂,要征用村庄的土地,当时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给招工指标,或者多要征地款,叶书记跟村委一班人讨论之后觉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标,要求帮助建设小棉纺厂。通过这个小棉纺厂的孵化作用,80年代搞了十几个小工厂,这个村就从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了。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1979年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国营棉纺厂在2002年的时候办不下去了,为了动员职工不反对改制,县委副书记亲自到场做工作,被工人包围在工厂里面24小时。
HL村这个时候站出来,出资1900万把这个厂接下来了。HL村接管国营厂的时候,向职工承诺稳定就业和稳定工资,这样,原国营厂的干部职工都很欢迎。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矛盾,叶书记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学者论证说,按照传统的僵化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国企必定要垮台。恰好相反,叶书记就是承诺按照老式国企的经验模式来管理,最终把纺织业经营成为HL村的支柱产业。
2009年北京很多大学生社团到这个村做寒假调查,学生们听到叶书记介绍到接管国营企业的承诺时,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问:“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弃了,要是他们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办?”叶书记当时有点激动,高声回答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焐热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听了很感慨,这些集体村庄的带头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我们在学校习得的管理知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相互之间不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管理知识体系的碰撞。
在这个村子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主要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我们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有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管理过程对于激励手段的依赖就很小了。直到2003年叶书记每年收入仅仅与普通劳动力相当,5500元左右,到了2009年稍微有点差别。
(三)共同体信念或者集体主义精神的建设过程
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各种管理手段,那么就需要劳动者有相当高的自觉性作为替代,否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很难进行。而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性”或者“主人翁精神”,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很准确的理论提炼,都是应用各种相近的词汇加以经验性描述。
在HL村,叶书记上任之后3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有了让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村里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把外流的27户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杨的一家人,在3年之内就搬了3个省、6个县,村里费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们;因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艰难,女主人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之下,精神已经不太正常,迁回来生活稳定之后,精神状态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重大举措,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兴旺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家人的兴旺,个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体利益进一步来实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要体现在现实当中。这件事成为全村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为管理层经常宣讲的重要事例,用于论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
HL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长江大堤防护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所以灾年就有湖南人流落过来,在湖边的空地搭棚子安家开荒,这群人被当地老百姓蔑称为“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认他们的村民资格,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因为靠近湖区钉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虫病的病人。
1971年大队状况改善之后,就决定把这40多户拆迁出来,并说服其他村民让出宅基地,给他们建房。这也是证实村民资格“有效性”的重要案例,叶书记在很多年之后还说:“1971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③今天叶书记的主要助手之一,也常强调自己是“湖南棚子”出身,以此隐喻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的一致性。
叶书记要求党员“带头富服从带领富”,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我们HL,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近30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HL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④叶书记本人长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资,后来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对集体的不认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数人脱离多数人的先富先贵现象,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间造成“集体的心理报酬递减”,同时那一部分好起来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就构成心理上的贬低和压力,而且鼓励个人脱离集体寻找个体奋斗是一个示范作用。
按照叶书记自己的总结:“一是全力营造我们HL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
比如80年代中期,‘HL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HL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在乡村的共同体中间,叶书记还很重视两项礼节性的事务:“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HL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
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HL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⑤
说教能够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迁“湖南棚子”和接受外流27个家庭的共同记忆的支持,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支撑作用,才足以让人信服;有了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不率先谋取私利,才有说教不会贬值的可靠保证——集体不是干部个人的阶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叶书记还喜欢引用毛时代就已经流行的顺口溜来说明问题:“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
管理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沟通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对于集体的普遍认同,那么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对于集体的不认同,通常与村内的社会分化和竞争有关,这些都在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叶书记说对于村民建房,绝对不容许高出邻居一片瓦一口砖。反过来,最主要的激励手段——对于利益的分配倒过来为促进集体认同来安排,视村里企业盈利状况好坏,是按村民的家庭来分配企业红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红利,与长辈一起过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则按1.5份分。
此外,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里提供很多福利,例如吃水和用电不要钱,为所有老人购买了社保,村卫生室已经升级为卫生院,免费治疗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设立成员资格获得年限,例如工作达到7年之后经本人申请可以享受村民资格待遇。
我多次去这个村庄调查,由此形成了对于管理的认识:只有在认同彻底瓦解的结构中,激励才需要管理手段,制度建设相应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
较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中间引起的主观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种增进认同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处于技术和管理高级职位上的群体而言,这是一种增进不认同的方式。在大的社会背景中间,较高的管理、技术和销售职位上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和关系网络,通常要给予较高的收益,特别是周边存在吸引高层职位的高收益时,这种外部压力就不能忽视。
南街村、华西村和HL村一样,都承认村民的成员资格,以及由成员资格所规定的分享企业红利的权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过70%的按需分配来实现红利共享,华西村则是在承认职务差别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村民都得到记账红利,HL村则每年年底按户分配红利。
有一点很清楚,集体经济村庄内部,干部的权力很少来自于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所带来的控制权和强制性,大多数来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赋权,干部对于村民的影响力主要源于认同而不是控制权的集中。但是,干部较少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权威的低下。
在HL村,村民告诉来访者,叶书记的权威比公检法的权威要有效一点,法院判决解决不了的纠纷,叶书记可以调处。另外,在乡村中间,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执行难度很高,但在HL村没有大的障碍,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长数量远低于周围村庄。自下而上的赋权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社区有潜力接管国家机器的部分镇压职能。
近年来复活的“枫桥经验”(今天只强调矛盾就地解决,把上访最小化),在毛时代的实践中是由社区组织接管公检法机构的镇压职能:对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镇压对象改由社区组织监督改造。近三十年来,毛时代的单位制熟人社会网络彻底瓦解之后,对于国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公检法这样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扩张就很快,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不仅成本高,也远远满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区黑恶势力的抬头就是明显的标志。
在村庄企业的职工队伍里面,由于承诺稳定就业,村民还额外拥有分享企业利润的资格,这样就形成稳定的熟人社会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间,群众的风评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倾向于自我调节和自律,需要干部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纠偏的事务反而很少。
(四)村庄与国家的一致与不一致
在布洛维那里,生产政体除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外,还要与外部的大环境发生关联,市场竞争的压力要对企业内部的生产政体起作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预也是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权力机制,不能够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相冲突:微观政体与宏观政体的关系是协调一致的。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点,显然在于不合政策大环境的要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不一致,给村庄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间,每一个集体村庄经济状况都依赖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补偿水平。南街村和HL村不是那么富裕,关键在于村庄支柱产业的行业价格补偿水平较低,HL是以纺织业为主导,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为主导,国内相关行业处于过度竞争状况,相应的价格补偿水平就低;
而华西村(冶金等)和河南刘庄(制药)的企业产品,行业竞争弱一些,价格补偿水平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较高。内部政体与外部的不一致产生很多困扰,南街村提出“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但是,外圆和内方毕竟是两套截然有别的逻辑,相互之间的冲突很难彻底消除。村庄内部的党建和红色文化活动,也只能够部分抵制和消除外部的影响。
依托战争年代的政权建设经验,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农村三级政权,农业合作化或者集体化事业的推进,完全依赖于乡村政权组织的两大特点:低成本和高执行力。一个低成本的乡村政权,其主要特点就是干部“不脱离群众”和“起模范带头作用”,低成本的执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与各种激励手段运用和规则制度建设相关联的,而是与干部得到群众自上而下的拥护程度关联在一起的,认同建设比制度建设更具优先地位。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确实延续了一些集体农业时代的管理现象,干部起带头作用,村民拥有成员资格,干群关系上政治和经济差距较小。
在农村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政权,历代王朝都做不到,国民党也做不到,当然今天的政府也做不到。在建设年代,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也是依赖于能够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三级政权。如果把毛的很多讲话降格到面对面的管理层次来理解的话,实际上跟毛心灵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间。
史来贺他们写的纪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觉得跟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写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内部的党建活动,依然含有毛时代晚期的“反修”功能,目的是防止内部产生瓦解集体经济的力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问题,也很模糊。莱斯利·怀特在研究文化变迁的时候,强调对环境能量的开发效率的进步,同时也关注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他设想社会系统的组织要有利于技术和工具效率的发挥,而意识形态系统则要对之进行表述和维护。
以集体经济村庄而论,其社会系统——组织形态内部的官民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识形态表述对村庄运作造成很大的干扰,村庄内部不得不设法抵御外部意识形态的瓦解作用,一个村庄不可能完成其实践的意识形态建设,只能沿袭过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红歌、学毛著等等,目的是要实现对自身实践的肯定。
民国初年有一个美国人叫马罗力,他到中国访问,写了一本书叫《饥荒的中国》。他看到中国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抗旱除涝的潜在效益非常高,同时劳动力巨多,工资非常低,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改善抗旱除涝条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中介,能够引导大量剩余劳动力投入抗旱除涝工程建设呢?
毛时代的合作化,是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把中国剩余劳动力结合进潜在的抗旱除涝的效益目标。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和对照,所谓的制度创新,或者说按照怀特所说的寻求有效开发环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资源和潜在利益目标建立起有效的中介,这个中介他称为社会系统。毛时代的实践,是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在社员资格稳定的基础上肯定成员的长远利益,以此激励劳动者的高水平努力。华西村就是在短时期内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产水平;大寨的先进性就在于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产率;
HL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劳动修筑围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涝能力,实现保收。这个方面倒是很符合怀特的观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有效地开发了环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会系统或者组织形态,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来设置,像河北的周家庄,它从来都不是搞三级所有。它一开始就是大队与农户结合,自称是大集体、小自由,乡一级统筹机械化等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管理,农户承包一定数量的田间管理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土改的潜在影响很大,基本上在农村社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我老家的合作社长告诉我,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讲话了,相应地,过去那种通过向邻居放贷收租的利益实现路径不仅没有了,在新的意识形态中也完全不合法了。
潜在地,各种通过个人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先实现,也都丧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优势群体是干部,“四清”运动否定干部多吃多占这种方式。否定优势群体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界线,今天在集体经济村庄实践中间,依然是维护集体认同的关键。即便是地处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华西村,尽管受到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高管给予更多的利润分享,但依然没有彻底剥夺村民的成员分配资格,这与那些实现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生产政体角度看,集体经济村庄有着不同的管理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样式,同时,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配合它的实践,追求一种不同的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
按照怀特的视野,集体经济村庄需要一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个新的系统中间,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碍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懒惰或者不努力,而是来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带来的认同瓦解效应。国内很少的集体村庄实践,恐怕还远远够不上新文明,其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与主流企业管理结构有异,恐怕也够不上威胁主流制度实践的力量。
南街村王宏斌回顾南街村历史时说:作为一个农村组织,在起步阶段都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必须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农村,做正规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机构方面的优势的,反过来,在认同建设方面的潜力就比较大。对企业经营而言,管理机构也好,生产政体也好,都关联到企业成员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观制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只有在面对面的管理层次里面才能建设和完善起来,最终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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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个“一村两制”的例子:黑龙江依安县向前乡新合村
【——从粮食种植业看。1983年刚实行“一村两制”时,集体经营户与家庭承包户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基本相同,种植水平接近,单产基本相同。近年来,集体经营户依靠集体的力量,加大旱田改水田的力度,水田面积由不足千亩发展到1.2万亩,集体经营户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150吨,亩产水稻510公斤,玉米600公斤,大豆190公斤。而家庭承包户的粮食种植结构变化不大,总产量仅有1268吨,亩产小麦210公斤,玉米400公斤,大豆130公斤,芸豆150公斤。
——从机械化水平看。1983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12.4万元,总动力598马力;家庭承包户没有农业生产机械。2006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已达708万元,总动力23800马力,包括胶轮拖拉机16台,链轨拖拉机8台,水稻收割机9台,水稻插秧机56台,手扶拖拉机42台,水稻育秧机11台,自走式水稻插秧机38台,水田“654”大型旋耕机3台,小四轮拖拉机35台,平地机2台,挖掘机1台,农田三轮车39台,大小汽车5辆,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家庭承包户的农机具资产总额为54万元,总动力273马力,包括小四轮拖拉机45台,农用三轮车16台,播种机7台,农用犁69部。
——从农民人均收入看。1983年,集体经营户人均收入641元,家庭承包户573元,差别不大。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人均收入达到7200元(不含第二年的生产投入),家庭承包户收入为3100元(接近齐齐哈尔市的平均水平,含第二年的生产再投入)。
——从住房条件看。1983年,全村农民住房砖瓦化率是0.5%。现在,全村集体经营户住上砖瓦房的达到95%,家庭承包户住上砖瓦房的为46%。
——从社会保障水平看。教育方面:全村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生在义务教育期间的学费、书费、杂费全部由集体承担,集体经营户和家庭承包户一视同仁。医疗方面:集体村民每年缴纳15元统筹金,医药费实行按比例报销,其中劳动力报销80%,家属报销50%。村里设有卫生所,能够治疗常规疾病,进行简单的手术,村民每季度还享受一次免费体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邻村来看病的也很多。养老方面:40岁以下的集体村民由村里办理统一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贡献大小评等定级按年度发放养老补助金,标准由2000元到6000元不等。】
原始链接不一定能访问,不过可以看新浪网的旧新闻链接,里面有养兔厂,机械修造厂的图片:
独特体制的村庄:揭开依安新合“一村两制”神秘面纱(图)_新闻中心_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05-10-24/0949724650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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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村子天南地北,可能不一定能形成互补的产业链,规模比较大的似乎也就听说一个花园村9村联盟,最好是能进一步联合,产生类似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联合集群的实体。
有自己的联盟大学,联盟养老基金,联盟邮局,联盟医院,那样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了。
(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合作社联盟,每人一千美元或等价半薪劳动时间入一股(不过因为货币贬值现在是1万欧元),但股份分红长期冻结并且不断扩大再生产(即扩大投资规模),如果还不够可以发行企业内部债券,利率高于存款低于贷款;
个人去世、辞职或退休可以把分红和股份都取回,也可以让子女继承,如果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要冻结20%股份和分红作为违反竞业协议的惩罚。 有4种委员会,一、管理委员会任期4年,可连任1期,选举制,可以决策经理人任免,审批财务计划,无薪水为兼职,没有学历、资历、技能要求(类似参议院?有点发改委的意思?);
二、社会委员会,任期2年,可连任1期,每期改选50%,选举制,一般10人中选举1人,但一个合作社里社会委员会不超过50人(因为有很多分支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重大提案原则上需要征求社会委员会的意见,特别是工资福利待遇的变更(类似众议院?人大?工会?),不过社会委员会主席由管理委员会主席兼任。社会委员会提交建议给管理委员会但未被采纳时,理论上可以搞全社员众裁来绕开管理委员会通过;
三、执行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总经理,这些人必须是专业人士(感觉类似技术官僚),总经理是管理委员会聘任的,各部门负责人是总经理提名并经过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期4年可以连任1期; 四、审计委员会,3人,审计资金往来的(迷你纪委?),也是选举产生。 五、全体社员大会,众裁特别重大的政策变化……
据说早期收入差异是管理层为基层3倍,中期是8倍,遗憾的是因为蒙德拉贡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地人和外国人不能入股,在中国开分厂不让中国人入股,所以加入中国无股份工人的话,收入差异可能已经达到20到30倍,但如果只考虑蒙德拉贡地区的话, 其管理层收入是低于其他(非合作社,后同)私企的平均收入,其员工收入高于当地其他私企,其中间技术官僚层收入与当地其他私企持平。
其10%的利润用于社员教育、文化和福利活动。其创始人先开办技校,培训出志同道合的人才开始搞。他也是个神父,他自己认为这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种意识形态,称之为劳动控制资本。)蒙德拉贡联合公司|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BE%B7%E6%8B%89%E8%B4%A1%E8%81%94%E5%90%88%E5%85%AC%E5%8F%B8/3507874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选》里面其实都是大白话,把客观真理和道理用最简单、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是这种每个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文字。
我第一次看到《毛选》的时候还在上学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啥社会阅历,就是简单的停留在表面的读,当时就只觉得这些文字太朴实又很震撼。
后来毕业后我步入社会参加了工作,有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阅历之后,我才慢慢的感受到了《毛选》中的文字是多么的有力量!

拍摄于毛选
《毛选》中最有力量的一段话应该是“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这段话刺痛了我。过去我总在做事前给自己打气,认为只要态度好、干劲足就行。结果呢?不是脸厚心黑就能成功,不是仅凭主观愿望就能达成目标。
读《毛选》才明白,做事最核心的不过就是“规律”二字。我工作中遇到的许多挫折,根源都是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行事。
我记得在大学大三时候,我妈开了个小饭馆,凭着过硬的厨艺和热情,认定只要味道好就能生意火。一个月后每天只有几桌客人,我突然意识到根本没考虑客观规律。饭馆选在了居民区深处,人流量少;菜品定位不明确,既不是家常又不够特色;价格也没做市场调研,违背了餐饮行业的基本规律。
调整后,搬到了工厂厂区附近,主打快速工作餐,根据工人调整了菜单和出餐速度,生意就好多了。
生活中有太多牛人猛人,有人靠权谋,有人靠忠厚,有人靠实干。但无论什么方法,最终成功的核心都是一条:主观思想符合客观规律。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真是太重要了。人生虽长,但核心就是认识和实践这两件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就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放在那里都不过时。作为普通职场人,我把它理解为“职场硬实力决定话语权”,有实力才能有话语权。刚开始工作那一会,我对工作的那些事物一窍不通,都是跟着“打杂”的状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什么晋升,涨薪的轮不到我头上。
于是我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职场枪杆子”。我在工作时间学习工作内容,在工作外也自己继续学习一些技能。慢慢的,后来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开始自己单独做一些项目,从此我也逐渐成为跨部门协作的“大佬”了。后来只要推新项目,领导都会把我推出来作项目负责人。

大城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革时期这句话都写在围墙上、山墙上的。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的结尾
再补充几句短的语录吧,没有收录在四卷本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卖个关子。自行查阅。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学识阅历有限还回答不了这么深奥的问题
不过正好最近准备阅读这些书籍,大家等我的见解分享

人要不灭亡,那可不得了
《毛选》的经典语录很多,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也是《毛选》的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
现在,我们结合历史,来看看这句话有多了不起。
1930年新年伊始,红四军刚刚召开了一次成功的会议(古田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然而,会议的精神还没有及时传达,很多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纷纷质疑“红旗能够打多久”。
其中,就有时任红四军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
他给时任红四方面军前委书记教员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
要知道,当时的红四军总共才4个纵队,其他3个纵队司令员分别是曾士娥(井冈山时期的连长,1931年牺牲),伍中豪(秋收起义队伍的副团长,1930年牺牲)和张鼎丞(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因此,教员高度重视,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困惑,这是大红军战士和指战员的共同困惑。
为此,37岁的教员将自己两年来的心得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还有个人尽皆知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确实,当时的红军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①外部强敌环伺。 蒋介石调集赣、闽、粤三省军阀(金汉鼎、刘和鼎、陈维远部),企图将红四军消灭在闽赣交界处。
②上级的错误指导思想。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上海“白区”的党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始终将城市工作放在首位,没有重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更看不到农民的力量。
③“襁褓之困”没有解决。新生的根据地(井冈山、赣南、闽西)缺乏建设经验,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让人看不到希望。
④红四军内部思想不统一。由于红军长期转战赣南闽西,部队成分复杂,充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虽然成功召开了古田会议,但是还没有真正落实。
⑤教员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再到转战赣南闽西的这段时光,教员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被上级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流寇主义”,是“游击主义”。
尽管如此,教员凭借其极为恐怖的政治洞察力,通过对当前社会局势的分析,作出了“革命高潮必然来临并且马上来临”的精准判断。
对于这个判断,这是打破苏联模式的创新思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农民,自古以来就被统治集团蔑视,被称为匪、寇、贼。
但是,教员却从农民身上感受到了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动机,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让他无比坚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只要广阔的农村还在,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果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东方不亮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陕北。
长征结束后,教员带领革命的中坚力量,坚持抗日,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政府。
星星之火,彻底燎原,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毛选,最关键的是选的什么内容?谁选的?按照什么标准选的?没有入选的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要读他们选的,也就是他们让你读的内容。一句话总结——毛泽东思想在毛选外!
“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们在我们面前颤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一定会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选核心就是一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才是根本
不要天天把那些方法论挂嘴边上
先把核心定住了,才讲行动
只要你核心目的就是这句话
那么遇到问题,翻翻毛选,你会找到各种办法
没有办法,也能想出办法
如果内心不认同这句话
毛选读多了也是浪费
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狂奔
只会越走越远
曾经有本本子,叫《毛主席语录》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XX的首要问题。”
普遍性: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鸡蛋因适当的条件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依据不同。
生命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特殊性:
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
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深化补充完善过程。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原则。
研究问题,切忌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不许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能把所有过程中的矛盾平等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绝不能均等看待,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其他是次要的,主要矛盾起着主导的作用。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决定。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正确)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上没有绝非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平衡论或均衡论。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相互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人的头脑不应该将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相互转化的东西。,一切矛盾都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一定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否则,一切不可能。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看毛选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句段话:
1.“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自毛主席1956年4月29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的谈话 。原句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敌人变到最少,朋友愈多愈好”也出自此次谈话 。原句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 。
《为人民服务》里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这句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深深激励过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这段话,真是绝了!
人性的弱点就是舍不得失去,害怕失去,患得患失
反围剿中,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们的原因呢,也很简单,舍不得失去土地,害怕打碎坛坛罐罐,反对战略退却
对此,教员清醒地指出了“得”与“失”的关系,就是上面这段话
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害怕失去土地,想把所有点都抓紧,
于是舍不得集中兵力,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
全局来看,最后失去了更多
反过来,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其他方向只剩下钳制力量
确实会损失一些土地
但要明白,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
有失就有得
算一笔账
失去土地,我们得到了什么?
1、我军确确实实拿到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
2、我军得到了敌人的补给,我们的装备弹药更加齐全
3、我军士气高涨,人心振奋,士兵战斗力暴涨
4、我军得到了休整机会
所以,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的反向一旦取得胜利,钳制敌人方向=分散兵力的方向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在那里失去,在这里得到。
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几乎都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程度上土地的损失,尤其第三次围剿时,我们的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整块都要丢掉了
但是,最后全局来看,我们的土地不仅恢复了,而且还反过来得到更多土地。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事,铺开十件事,不如彻底做好一件事。
本质上,集中有限的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切切实实壮大自身实力,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啊
只要全局来看,我们的实力确确实实壮大了,敌人的力量确确实实被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且取得新的胜利,夺得新的城市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人做事情,不是一样道理的嘛
对于红军来讲,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身实力最重要
对于普通人来讲,提升自身实力,取得个人进步,才是根本的要事啊
那些喜欢分兵,同时搞很多件事情的人,看起来整天忙忙碌碌,很努力,懂的也很多
但是最致命的地方是:他样样松,他没有一件真正精通、拿得出手的
也就是说,他付出的时间精力,并没有切切实实转化为他的内在实力
他的努力,并没有让她取得真实的进步
这是假努力
长此以往,人不仅不会变强,心气还会垮掉
自信心会逐渐被侵蚀,整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成事,开始苟且度日
这是分兵的代价,即“失”
全局统筹来看,一目了然
分兵让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失去了“心气+精力+时间+自信”这么多无形的东西
长久执行这种错误的人生战略,不失败才怪了呢
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有代价,选择了这个,就意味要放弃那个。
如果一个人做事,既要A,又要B,还要C
既要又要还要,我全都要,那这压根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
也就说,这种人就算失败也不是因为太笨,更不是因为不够自信,还不是因为什么怎么样
唯一合理的失败原因只有四个字:天理不容!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该有一个。
“集中优势兵力”干大事,透彻!!!
它像一轮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中国
《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可以吗?,不能就是这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科,任何一点调皮都不行”。这段是精髓。说明科学精神,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毛泽东思想。然《改造我们的学习》全文列举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隐含的毛式科学运筹科学实践路线更有启发。
从2018年开始行业,工程开始走下坡路。我也是那一年接触工程可研。工可我只写了2个,但是工程策划思维的框架自此就有概念了。我犯的错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都有。主观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
1)意志论是主观主义,脱离组织系统能力放大,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蛮干。坚持能得到一切。狼性文化。。。
2)什么是机械教条,凡是亏损工程可研一切都不成立。基于金融亏损,量化数据显示无可作为,就全盘否定。就是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大形势不好,都不好理所应当,别人那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
3)第三条路运筹科学。典型的毛式科学路线是运筹科学。不承认蛮干,也不承认躺平。要求科学调查认识,运筹创造条件改变强弱关系结构,取得优势条件。科学运筹算赢才能赢。这点在林粟指挥运筹中体现比较突出。尤其是粟黄桥战役,还有他的一系列成果。
区别于主观在于科学,区别于机械教条在于运筹。区别于蛮干是算赢。这些启发我是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2025年的末尾《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我这种愚笨且急躁的人,还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无限放大运筹脱离科学也是不可取的,毕竟科学是主轴。

这个回答里也不知道是串子太多还是怎么着。反正总之就是解构一切,质疑一切,机灵抖不完。
目前最喜欢的是一句诗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个问题下“聪明人”真多。
你们这些批的也批不到点啊,只会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含沙射影。一点实质内容也没有的。这让我又想起主席一句话。像竹笋一样嘴尖皮厚腹中空。
具体选集那篇文章我记不得了。
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
……
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
——节选于《论联合政府》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
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节选于《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竞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年第20~21期
两个中国之命运(7大开幕词)的结尾: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毛选文章是按时间排序的,从第一篇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直看到7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从1937年的四万党员、四万军队到1945年的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看着弱小的党在夹缝中生存、成长,一直到有能力把中国人民带入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热泪盈眶。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虽然本人政治立场可能不太……但还是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读起来很通顺和有气势,把残酷的斗争一下就写明了,非常贴切特定历史背景。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
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
似乎只要得了它,
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现在也是……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
哪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正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只要世界上还有压迫和剥削存在,毛泽东思想就会被一次次拿出来去反抗压迫和不公平。
那如果没有压迫和剥削了呢?那就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他们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要打多久,打多久。
想不到这个回答下面还有这么多团建的,大概是机器人矩阵给顶上来的。
对于这些人,我只想送他们十二个字:
断章取义,刻舟求剑,装腔作势
选集选集,稍有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是团建壬表达的那个意思,会选进选集里面?
想挖黑料,方向都错了,真的是xx堪忧啊


《毛泽东选集》中结合其历史背景与现代意义分类整理,涵盖认识论、矛盾分析、实践指导、精神建设等维度,汲取斗争智慧与行动力量:
一、认识论与实践观:破除空想,立足现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行动前提:空想无用,解决问题需先深入现实。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实践真知:真理源于直接经验,行动胜于空谈。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先入为主:结论需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用合一:知识价值在于实践转化。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反对本本主义》)调研本质:充分准备是成功的关键。
二、矛盾分析法:透视本质,抓住关键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本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矛盾论》)内驱力优先:改变的核心在自身而非环境。
“研究任何过程,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捉住了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矛盾论》)聚焦关键:避免精力分散,集中突破核心问题。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方法论定制:拒绝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没有不出乱子的。”(《矛盾论》)深度思考:拒绝肤浅认知,需精细研究矛盾特性。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人的核心:精神与智慧胜于客观条件。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意志决胜:决心是克服万难的基石。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行动信念:坚持与勇气可突破任何障碍。
“主动权靠对情况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决策。”(《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掌控之道:主动权源于认知与准备。
四、群众路线与集体智慧:依靠人民,团结协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人民中心:智慧蕴藏于群众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工作方法:政策需源于实践并回归实践检验。
“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团结基石:协作胜于内耗。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哲学:先倾听后引领。
五、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逆境中的精神灯塔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历史视野:短期挫折不掩长期希望。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成长视角:失败是智慧的阶梯。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本篇将带您深入研读《毛选》第一卷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3-1941年)的两篇重要文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教员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深刻思考。
阅读说明:
1. 本文旨在梳理历史脉络,帮助读者把握《毛选》核心要义
2. 特别适合初次接触《毛选》的读者建立系统认知
3. 每部分均附有现实思考, 以及每篇文章作者我认为的一些金句摘抄
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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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本次解读以2008年6月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为基准。若发现文本差异,可能是版本不同或编校所致,欢迎读者在评论区指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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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亮点预告 ◆
✓ 阶级分析的"显微镜"方法
✓ 经济政策的"根据地"实践
✓ 跨越时空的政策智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教员的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长达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员一共写了约51篇文章被收录在《毛选》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共有16篇文章被收入其中。
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②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⑤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⑦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⑧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⑩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⑪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⑫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
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
⑮实践论(1937年7月)
⑯矛盾论(1937年8月)
本次将细读1933年10月《怎么分析农村阶级》和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四部分细读。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背景与目的
阶级划分的意义
阶级类型:文章中列举了五种阶级类型: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这种划分是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主要依靠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来获取收益。
富农:占有较多土地,既有自己劳动,也雇用少量劳动力。
中农:占有土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贫农:土地不足,需要租种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
工人:主要在农村手工业或城市工业中工作,不依赖土地。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本文是教员于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其中1月24日至25日撰写了相关内容。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尚未确定,新的经济秩序也未完全走上正轨,导致农民的生产情绪存在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应运而生。它们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为了调剂劳动力、推动生产而自发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
这些组织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完成农活。在结算时,通过工数对除的方式进行核算,少做的人按工钱支付给多做的人。
此外,劳动互助社还积极优待红军家属,主动帮助孤老。为红军家属做工被视为一种义务,不收取报酬;而为孤老做工则仅提供饭食,不收取工钱。这种劳动互助组织不仅对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采取的方式也十分合理,因此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教员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均载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对此都有详细的记载。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6月1日:教员等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名义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从6月到12月,教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很多讲话,主持制定了一些文件。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土地革命的推进与问题
1933年上半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也在深入开展。
为了消灭封建和半封建势力,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央根据地开展了查田运动。然而,在查田运动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非现阶段的农民成分划分搬到了当时饥贫交迫的中国,对地主、富农进行错误的划分和斗争。例如,将富农等同于地主,甚至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把富农当成地主。
农民恐慌:由于在运动中不向群众交代政策,而是像分田一样按家按亩普遍查田,引起了中农的恐慌。
错误划分阶级成分:导致大量农民受到错误斗争,甚至出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农和富农的利益。
文章的起草与通过
为了纠正以上错误,教员在1933年6月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文章最早刊载于1933年6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通过该文,并将其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以下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的核心解析,结合历史关键节点与矛盾焦点,揭示其诞生的时代必然性:1933年: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三重危机倒逼理论创新
①危机维度:军事围剿
具体表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50万兵力+碉堡战术)
后果:苏区物资断绝,生存空间压缩
②危机维度:经济崩溃
具体表现:盐价暴涨100倍(1块银元换盐仅3两);春荒缺粮人口达80%
后果:根据地民心浮动
③危机维度:土改乱象
具体表现:左倾路线下"地主富农"扩大化(闽西查田错划率超40%);中农恐慌性宰杀耕畜
后果:农业生产濒临瘫痪
理论诞生的四大推力
1. 路线斗争白热化
王明派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
教员在长冈乡调查发现:错划阶级导致反水事件激增(仅瑞金壬田区8月逃亡群众达600人)
2. 经济政策失效

3. 阶级阵营模糊
江西寻乌出现"阴阳阶级"怪象:
白天被批斗的"富农"夜间给红军送粮
表面"贫农"实为地主狗腿者煽动抗税
4. 执政能力考验
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需证明:
“红色政权不仅能打仗,更能科学治理社会”
文章的破局之道
▮ 精准打击代替盲目斗争
▮ 重建农村统一战线
历史天平的关键砝码
当博古在瑞金高喊"御敌于国门之外"时,教员在才溪乡的煤油灯下完成这份阶级分析指南。三个月后:
纠正错划家庭1.2万户(占查田对象34%)
中央苏区秋粮产量逆势增长17%
证明:分清敌友比军事冲锋更重要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教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范例。
它以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科学地划分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为土地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它不仅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其蕴含的注重经济基础、深入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理解这篇文章,是理解中国革命、理解教员思想、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钥匙;其核心目的:为当时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一套科学、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用以准确划分农村中的不同阶级成分(主要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雇农),从而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确制定和执行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解读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分析农村阶级是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了正确划分阶级的重要性:只有分清敌我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避免“左”或右的错误(如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富农打击过宽或过窄)。
指出当时(1933年)在查田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根源就在于阶级划分不明确、不统一。
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教员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农村(特别是苏区)的具体经济生活实际,提出了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 主要是土地、耕畜、农具、资金等。
劳动状况: 是否参加主要劳动?是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还是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
剥削方式与剥削量: 是否存在剥削?剥削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放高利贷、雇佣长工/短工)?剥削量的大小如何(这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点)?
地主:
核心特征:占有土地,但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主要生活来源: 完全或主要依靠剥削农民为生(收取地租、放债、雇工、兼营工商业等)。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地主本人不参加主要农业劳动(可能有轻微劳动),主要依靠剥削地租(这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
破产地主: 虽已破产,但未改变其剥削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仍应划为地主。
管公堂、收学租: 被视为地主剥削的一种方式。
富农:
核心特征:一般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
剥削方式: 主要剥削方式是雇佣劳动(雇长工、短工),其次是出租部分土地收取地租或放高利贷。
剥削量: 剥削收入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个15%是教员当时提出的一个量化标准,是区分富农和中农的关键线)。剥削量在15%以下者,一般划为中农。
反动富农与普通富农: 教员还特别指出,对于在革命后(尤其是查田运动后)积极反对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应视为“反动富农”,在政策上应与普通富农有所区别(打击更严厉)。
中农:
核心特征:许多都占有土地,拥有相当的生产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
经济地位: 自给自足,既不剥削他人,也不被人严重剥削(可能受轻微剥削)。
关键区分点: 与富农的区别在于剥削量不超过15%;与贫农的区别在于经济状况较好,不欠债或欠债很少,生活能自给甚至略有盈余。
富裕中农(上中农): 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剥削量不超过15%),但生活状况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其剥削收入是次要的补充。
贫农:
核心特征: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
经济状况: 一般需租入土地耕种,或出卖部分劳动力(打短工),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键点: 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生活困苦,是土地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赤贫: 指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最贫困的贫农,接近雇农。
工人(雇农在内):
核心特征:一般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雇农: 指农村中的长工、月工、零工等农业工人,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
手工业工人: 依靠手艺或出卖劳动力为生。
地位: 是土地革命中最可靠、最坚决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农村的体现)。
以经济关系为核心: 划分标准牢牢抓住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参与劳动、是否存在剥削及剥削量这些客观的经济指标,避免主观臆断或唯成分论(虽然实践中后期出现过唯成分论偏差)。
量化标准(15%): 提出剥削量15%作为区分富农与中农的具体界限,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尽管这个比例本身是基于当时当地情况的经验判断)。
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 明确“主要劳动”是指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成年男子)从事的生产上的主要工作,这是区分地主和富农的关键。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强调要考察剥削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如破产地主)。对于边缘情况(如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需要深入调查,慎重判断。
政治态度与经济成分的关联与区分: 虽然阶级分析主要基于经济地位,但毛泽东也指出,同一阶级内部(如富农)因政治态度不同(反动与否)在政策上应有区别,这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结合。
指导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为中央苏区及后来的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划分农村阶级、分配土地提供了统一、明确、可操作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调动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国化典范: 毛泽东没有生搬硬套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概念,而是深刻把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剥削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阶级基础: 清晰界定了“依靠谁(贫雇农、工人)、团结谁(中农)、限制谁(富农)、消灭谁(地主阶级)”的问题,为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总路线提供了坚实的阶级依据。
方法论启示: 文章体现了教员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其以经济关系为核心、抓住主要矛盾(剥削关系与劳动状况)、注重量化分析(剥削量15%)、强调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对后续政策的影响: 该文件确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地主、富农的划分标准)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阶级划分标准即源于此)。
历史语境: 文章产生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其首要目标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分清敌我友)。因此,标准具有鲜明的革命功利性和时代烙印(如对富农的严格限制)。
“15%”标准的相对性: 15%的剥削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基于苏区经验提出的一个相对标准,并非绝对真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执行中可能有调整。
实践中的偏差: 尽管文章强调科学分析,但在后来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实践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曾出现过“唯成分论”、侵犯中农利益、将富农与地主同等对待甚至乱划阶级成分的偏差。
阶级概念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地主、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阶级划分标准已不再适用于分析当代农村社会。但理解这篇文章,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及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仍有重要价值。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篇特殊的文章,因为它诞生于红军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济封锁导致物资极度匮乏。教员在这个时候系统阐述经济政策,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关乎生存的战略思考。
首先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向各位看官老爷解释清楚:
①军事背景,蒋介石50万大军包围苏区;
②经济困境,盐、布、药品都进不来;
③党内路线斗争,当时毛泽东其实处于被排挤状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使这份报告具有特殊价值。
有意思的是,教员把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并列提出,这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他说的“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后面,紧接着就讲经济建设如何支持战争,这种辩证思维很值得分析。
还需要注意两个细节:一是报告时间在长征前半年,可以说是苏区最后的建设方案;二是后来张闻天、陈云都引用过这个报告,说明它的影响力持续到了延安时期。
实际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篇文章已经埋藏着教员后来“自力更生”思想的彩蛋。
比如他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办合作社,这和后来南泥湾精神一脉相承。这个点值得在回答中点明。
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1. 根本目标:
经济建设的核心是“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并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2. 发展导向:
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需服务于革命战争需求,同时兼顾民生改善,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而非单纯依赖征税。
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
1. 农业生产为首位:
农业是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需解决粮食、衣物原料(如棉花)、日用品原料(如砂糖、纸张)及林业、畜牧业问题。
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农民解决劳动力、耕牛、种子、水利等困难,设立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展览所推广技术。
2. 工业与手工业恢复:
重点发展烟、纸、钨砂、樟脑、织布、制药、制糖、农具等工业,尤其保障军需和民生必需品的生产。
对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需制定精密计划,计算原料与市场供需。
3. 发展对外贸易:
有计划组织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由红色政权直接管控关键商品流通,如输入食盐、布匹,输出粮食、钨砂,并调剂区域内部粮食供需。
4. 推广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是连接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纽带,需大力扶持,尤其在生产与消费领域。
经济结构的组成与政策
1. 三种经济成分并存:
国营经济:主导关键领域(如军工、大宗贸易),前途“不可限量”但规模限于必要范围。
合作社经济:作为集体所有制形式,是发展重点。
私人经济:在合法范围内“提倡和奖励”,以满足民众与国家的需求。
2. 财政政策方针:
强调“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是根本,反对竭泽而渔;财政支出需贯彻“节省”原则,杜绝浪费。
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
打破封锁:该政策指导根据地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通过自给自足保障战争物资和民生需求,巩固了红色政权。
理论奠基:首次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雏形,强调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结合,为后来经济政策提供范式。
教员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教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支持了革命战争,也为新中国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核心原则、农业基础地位、多元化经济体系、财政管理思想等维度进行系统解读,并探讨其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介绍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的苏区困境,以及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使用分段和引用方式解析“三位一体”的政策原则体系(战争支持、民生改善、社会主义过渡)。
**农业首位主义:**通过数据表格展示农业成就,分析劳动力组织、土地改革等具体措施。
**多元化经济体系构建:**分三部分说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的定位与协同关系。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列举财政纪律三要点(发行原则、节约方针、反贪腐)和计划实施方法。
**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总结政策对打破封锁的实效性,并关联当代乡村振兴、混合经济等实践。
1 历史背景与战略目的:困境中的经济突围
1934年初,中央苏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并在经济上实施严密封锁,企图切断红色区域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
封锁导致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同时苏区的农产品和钨砂等资源无法外销,根据地经济遭受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还散布谣言,声称红色区域“破坏不堪”,试图动摇民众信心
面对这一困境,教员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
他同时揭示了敌人的双重目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在这一背景下,苏区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革命存亡的关键战役。
教员强调:“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这一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经济工作提升到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两条战线协同作战的革命方略。
2 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
教员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这一原则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战略维度:
战争支持维度:“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所有经济活动都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迫切需要。
民生改善维度:“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发展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制度建构维度:通过“巩固工农联合”、“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争取国营经济领导权”等措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教员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务实性与阶段性。
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并不试图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是承认“私人经济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此提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基于现实条件的经济思想,为后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3 农业首位主义:经济建设的根基所在
在苏区经济建设布局中,农业被赋予了基础性地位。
教员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因为它不仅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还关乎“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同时“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报告以详实数据展示了土地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教员分析了这一成就的制度根源:“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
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面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困难,报告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劳动力问题:通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组织调剂劳动力,尤其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动员整个农村。
生产资料问题:针对“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缺耕牛的情况,组织“犁牛合作社”,实现资源共享。
生产技术问题: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提出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以提高生产水平。
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生产困境,也为中国农村的集体化道路提供了初步经验。
报告中特别提到:“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已经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探索小农经济的优化路径。
4 多元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灵活务实的制度设计
在所有制结构上,教员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经济构成:“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结构设计既考虑了战时经济的现实需求,又着眼于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衔接。
国营经济:“只限于可能的和必须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关键领域如军工、金融、对外贸易等。
尽管规模有限,但毛泽东预见到“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强调其在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报告显示合作社呈现“极迅速的发展”: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显示,“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
其中“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毛泽东认为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配合,“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私人经济:在当时的苏区占有“绝对的优势”,政策明确表示“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这种务实包容的态度源于对革命阶段性的深刻认识:“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在工业发展方面,报告采取了重点恢复策略:“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
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
这种发展思路体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聚焦,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战争急需和民生基本领域。
对外贸易被赋予特殊重要性:“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
报告特别提到闽浙赣边区的创新实践:“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自力更生精神。
5 财政管理与经济规划:高效廉洁的理财之道
在财政政策方面,教员提出了根本方针:“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健康源于经济发展。报告以闽浙赣边区的实践为例,证明这一方针的有效性。
在财政支出方面,报告强调极端节约原则:“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教员提出了著名的铜板理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在金融政策上,报告特别警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这一思想体现了对货币规律的深刻认识,反对将货币发行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工具,对当前仍有重要启示。
面对战时经济的复杂性,教员提出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承认“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
另一方面强调“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对于计划的制定,要求“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
为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报告介绍了创新举措:“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这种依靠群众、动员社会资金的方式,展现了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应用。
6 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现实成效上: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央苏区1933年农业产量显著提升(赣南闽西增长15%,闽浙赣边区增长20%),各类合作社发展到1400多个,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些成就证明,即使在战争环境下,正确经济政策也能解放生产力、改善民生。
从理论发展看,该文献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多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构想、合作社经济的定位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论述,展现了教员对中国革命阶段性的深刻把握。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教员在1934年提出的重要文献,其核心思想与当代政策仍具有高度关联性与启示意义,具体可概括如下:
农业是基础:当时强调农业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劳动力和耕牛问题;今天仍延续这一思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业科技应用,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多元经济结构:主张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为桥梁、私人经济作补充;当前我们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延续了多种经济成分协同发展的思路。
财政稳健管理:提出“发展经济以保障供给”,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如今实施减税降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注重财政可持续性和资金使用效率。
民生为本:政策着眼于改善群众生活、鼓励生产;当前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该文献深刻体现了经济工作应立足实际、关注民生、统筹发展的重要思想,对当前高质量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报告中的许多原则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仍具启示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时,苏区坚持“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这一传统启示我们:越是困难时期越要聚焦发展主线
农业基础地位:将农业视为“第一位”的思想,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理念高度契合。
多种所有制并存:对私营经济“提倡和奖励”的务实态度,为当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参。
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解决资金困难、组织劳动互助的方法,对今天推动共同致富仍有启发。
廉政建设:“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告诫,仍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资源。
教员在报告结尾的宣言式结论,至今仍激荡人心: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这一论述将经济治理能力视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对理解当代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深刻启示。
政治与军事
1月:
日军攻陷山海关:日本军队进攻并占领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标志着侵略矛头直指华北。
1月-3月: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老蒋调集50万军队,对教员、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总理、朱总司令指挥下,运用灵活战术,再次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3月:热河沦陷与长城抗战
热河沦陷:日军进攻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迅速沦陷。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在长城各关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英勇抗击日军,但最终失利。
5月:
《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将冀东(河北省东部)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使华北门户洞开。
9月:老蒋发动第五次“围剿”
老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主义”和“经济封锁”的新战略。
11月:福建事变
国民党内反老蒋势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老蒋、抗日、联共。
中共由于“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未能给予有效支持,事变最终于1934年1月被老蒋镇压。
经济与文化
经济: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货币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完全采用银元,为后续的“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文化:
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持续发展,鲁迅、茅盾等作家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作品。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出品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进步影片。
政治与军事
2月:老蒋推行“新生活运动”
老蒋在南昌发起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旨在从文化和思想层面巩固统治,对抗共产主义思想。
全年:第五次反“围剿”与红军战略转移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硬拼,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约8.6万人被迫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1月:
湘江战役:长征途中,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遇惨烈一战,兵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是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经济与文化
经济:
中央苏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展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供给和群众生活。教员在此期间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
文化:
左翼作家联盟等活动在国统区继续受到压迫,但影响深远。
陈寅恪、钱穆等学者在学术领域继续深耕,守护中国文化命脉。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关键的时期:
1. 民族危机深化:日本侵略步伐加快,由东北进逼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2. 国内战争转折: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及其成功,迫使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国共内战的形式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3. 政治力量分化:国民党内部出现公开分裂(福建事变),但老蒋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中共因军事失利和战略错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直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才实现转折。
政治与军事
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魏玛共和国结束,纳粹德国时期开始。
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借此打击共产党并扩大权力。
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并发表著名演说,宣布实行“新政”以应对经济大萧条。
3月23日: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授予希特勒独裁权力。
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其走上军国主义扩张和孤立之路。
4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了对犹太人的首次全国性抵制活动,标志着有组织的迫害开始。
10月14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会议。
经济与科技
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包括设立民间资源保护队(CCC)、通过《紧急银行法》等,以挽救经济。
11月16日: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社会与文化
3月: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禁止持有和销售酒精含量超过3.2%的啤酒,标志着禁酒令的松动(第21条修正案于12月5日批准,正式废除禁酒令)。
7月:“世纪之罪”:美国银行大盗约翰·迪林杰等匪徒的活动成为新闻焦点,反映了经济萧条下的社会动荡。
政治与军事
6月30日:“长刀之夜”:希特勒清洗了纳粹冲锋队(SA)的领导层及其他政敌,巩固了自身权力。
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继任元首,并兼任总理,成为德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性转移,即长征。
12月5日: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边境冲突,为次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埋下伏笔。
12月29日: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加剧了与英美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
经济与科技
1月26日:德国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稳定了东方局势。
美国新政继续深化:通过《证券交易法》(创立SEC)、《通讯法》等。
社会与文化
2月6日:法国爆发“斯塔维斯基事件”引发的政治暴乱,暴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5月23日:美国警方宣布著名银行劫匪邦妮和克莱德被击毙。
12月:苏联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索。
总结与宏观视角
这两年是世界走向新一轮大战的关键转折期:
欧洲:纳粹在德国全面掌权,开始极权统治和对外扩张准备。
亚洲: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并脱离国际社会约束。
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全力应对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得以确立。
国际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速崩溃,国际联盟无力维持和平,世界逐渐形成新的对立集团。
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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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
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 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 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 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因此,要破除官 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 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 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 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 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 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 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 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 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 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
打的一拳开,免的百拳来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或者将来的美国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问题下面回答群魔乱舞,断章取义、刻舟求剑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为了诋毁抹黑刻意不用他们本就不存在的脑子。不过没关系,过一段时间风向又会变了。
人民,识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枪杆子里出政权
教员在毛选开篇文章里提到: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句话对应到很多方面都是适用的,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个人命运。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评判一个人发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取决于八字用神和忌神的数量。
你的格局用神越多,忌神越少,那么帮你的人就越多,阻碍你的人越少,这样的格局胜在完善度高,必然一路顺利很多。
如果添堵的字不少,说明这个人周围存在不良环境需要克服,敌人多朋友少,容易有情绪内耗和物质被拖累。
一个人如果只能靠一己之力去对抗全部困难,这时候哪怕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能力,大概率生存状况都不如那些助力多但相对不聪明的人。
所以,格局完善度在评价命格层次要素当中占着很大份量的位置。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教员原话,不得不感叹写的太好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要学会应用教员的智慧,识别身边的用神与忌神。
主动亲近那如春风般的助力,远离如风雨般的干扰,借助外界的支持与力量,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以上,祝各位好运!
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干就是学习
又开始开话题团建了?
《毛泽东选集》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毛泽东。该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亦是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据悉,1963年《毛主席语录》发行量高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毛选更是已出五版……

毛主席说过的话,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后就要挨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喜毛泽东说的最朴实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这就是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仆情怀。

附:摘编50句,以飨共鉴。
01、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2、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3、最谦虚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04、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5、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6、最自信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07、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8、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9、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10、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1、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2、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3、最有自尊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4、最有情意的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5、最像长辈说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6、最令台独分子胆寒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7、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8、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最具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20、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1、最乐观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22、最伤感的一句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23、最悲壮的一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4、最写意的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
25、最立志的一句话: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26、最酷酷的一句话: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27、最理智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8、最畅快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9、最潇洒的一句话: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30、最入镜的一句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31、最睿智的一句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2、最豪迈的一句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3、最深婉的一句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34、最浪漫的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36、最现实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37、最警醒的一句话: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38、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话:核战争打不起来。
39、最有紧迫感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0、最受女子欢迎的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41、 最让女人自豪的一句话:妇女要顶半边天。
42、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43、最标语式的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44、最具借鉴意义的一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5、最具高瞻远瞩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6、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7、最无奈又最神秘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48、 最具爱情观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9、最具安抚的一句话:无上光荣,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50、最具思想情感的一句话: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白求恩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这种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经得起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猫癣,是指猫的皮肤病,多发部位在脸部、躯干,四肢和尾部等处,出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的癣斑,上面覆有灰色的鳞屑,毛色会变得粗糙,癣斑部分的被毛一撮一撮脱落折断或者脱落。
被传染猫癣的猫有巨痒,所以经常会在各种物体上蹭痒。病程较长,鳞屑脱落后,形成秃斑。多见于营养不良和体弱多病的猫,增加营养特别是B族维生素的摄入,有利于预防该病和已染病猫的恢复。
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不要被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
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
矛盾,本质上道家也总结过了,一个整体总会有正反两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当一个消失的时候又会从它自身在生出来一个对立面,阴生于阳,阳生于阴。最重要的是相对的平衡。
是出自《为人民服务》的一段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时常会在心里默读一下,这句话给了我无尽的勇气。
我们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谋取个人私利,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个是思想, 一个是行动。
最喜欢的两句话。
原创 朱昌俊 风声OPINION ** 凤凰网原创 **在蓝天与温暖之间,不应存在非此即彼的“两难”。 作者丨朱昌俊 媒体特约评论员 连日来,河北多地农村居民的取暖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煤改气”政策推行后,部分农户因天然气费用过高, …
知乎用户 漢者天下 发表 越跟中国谈利益的国家,越支持中国。 越天天讲友谊,牢不可破,责任感强的,都特么是把中国当冤大头的国家。 知乎用户 Mune 发表 答朝鲜的真的可以散一散了 沈志华教授的中朝关系分析可以去看一看 和大家认知相反 朝鲜 …
知乎用户 狗骨一郎 发表 手机年检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每台手机都要都要去年检站年检,每年一次,一次费用 100 块, 手机年检后,会在手机后面贴个标,全国联网可查。 不去年检的手机,无法通过安检,地铁,火车,高铁,飞机,都不能上, …
知乎用户 八骏 发表 你别在这里提问了。 你来我们工厂干半年活怎么样? 月薪保证不会低于三千,但也不会多于四千。 天天都在招人,只要体检没问题,进厂就没问题。 平均每天 12 到 13 个小时,星期天都会休息。 你来不? 真想来的话就联系 …
知乎用户 FBC 退役探员 发表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瑞士人问去北京旅游一周带 5w 人民币够不够 下面评论里有人说这已经比很多人的年收入要高的时候瑞士人开始不信,后来讲的人多了他被震惊到了 知乎用户 拉宾诺维奇 发表 澳大利亚人均 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