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推崇国外原版教材？
知乎用户 譚大娘 发表 说实话，美国教科书是真的很能打。 能打到什么程度？细细的读了你根本就不用老师教。 选一本大出版社（HMH， Mcgraw Hill，Pearson）的教材，一章一章的跟着学，你就无敌了。 评论区太多人问哪里买教材， …
蒙语课改五年后，语言夹缝中的蒙古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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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_樟子松
编辑_Ethan
平台编辑_cc
现在，当人们说起五年前的那一场波及境内外的蒙语课本之争，会隐晦地说那是 “那个秋天的事”。
2020 年秋季学期起，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的三门科目——语文、政治和历史将逐步采用国家统编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_（即汉语普通话）_授课，到 2025 年实现 “全国大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全覆盖”。这项政策在内蒙古、甘肃、吉林、辽宁、青海、四川等六省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同步实施，也包含了对于高考科目、语言的要求，后来被普遍称为 “课改”。
这一改革不仅影响蒙古族学生的中考、高考安排，对蒙语的延续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余震从未停歇，沉默、温吞而持续地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因为，语言从来不只是交流和表达的工具，更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参与构建个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当语言传承的路径从教育政策层面开始断裂，身处其中的蒙古族青年们不得不在裂缝中重新找寻自我与民族的位置。
如今，五年的时间过去，课改几乎彻底从公共讨论中消失。随着改革的 “第一个五年” 走入尾声，对于蒙古族青年来说，课改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个秋天的事”
2020 年，在就读于区内高校的大四学生杭格尔眼中，课改风波始于 6 月份 “蒙古语教学将被取消” 的传言，尽管网络上的讨论沸沸扬扬，但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件事。8 月末，正式的政策文件公开——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分三年逐步实施，并使用汉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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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图_网络）
在过去的双语教学中，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 “汉语授课”_（简称 “汉授”）与 “蒙语授课”（简称 “蒙授”）_两个独立的学校系统，后者以民族语言授课为主，教授相对简单的汉语。二者都能够一路从幼儿园读到博士，如果蒙授学生选择汉授学校或科系学习，则享受一定程度的考试加分。该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3 年颁发的《关于加强民族文教卫生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双语教学制度的构想。在许多人眼中，课改是对这一模式的颠覆。
区内多所高校学者撰写联名信表示，在过去的双语教学制度中，汉语始终作为工具性质的 “第二语言” 推广和学习，这遵循了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规律，尊重其生活生产方式与历史文化。因此，其认为新的政策改变的不仅仅是民族学校的教材和授课语言，更会削弱既有的民族文化教育传统。
与最初的传言相比，实际政策似乎是相对温和的，并没有取消蒙古语的教学语言地位，而是将语文、历史和政治三科改为普通话教学。同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新疆和西藏早已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起，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统编教材、汉语授课。
但它依旧引发了如潮的质疑和抗议。
8 月 27 日，东乌旗学生代表曾向锡盟教育局的政民信箱留言，“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绝无仅有的世界观、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 孩子在刚刚能够组织语言的最佳年龄段里，如若汉语课比母语课更多，便会更加快母语流失的速度，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锡盟教育局并未正面回复担忧，而是坚称统编教材是 “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 的教材，能够促进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利于让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享受更加公平、更加有质量的教育”。
台湾新闻网站《报道者 THE REPORTER》评论认为，在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中，“蒙语能够以教育系统为媒介，持续更新语汇及表述方式，避免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消亡。然而，2020 年秋季学期的新政策实施之后，虽然当局不断宣称既有的‘双语教学制度’不会改变，但事实上，教育的内容及过程却阻碍了蒙语更新现代词汇的管道，间接导致未来蒙语将逐渐被定位为落后的、不进步的、无法与时代接轨的语言。”
“我们很震惊很气愤，你说不出来那种气愤来源于哪。” 杭格尔说，他的学校里，学生和老师们自发写请愿书，并盖上红手印。曾分享于社交媒体的一份请愿书可以看到，数十位牧民的签名和手印围成圆形，圆的中央写着蒙汉双语的诉求——“我们恳求按原来的双语教学模式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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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有红手印的请愿书。（图_网络）
杭格尔的大学的对面是一所包含蒙授部、汉授部和国际部的高中，“闹得最厉害” 的时候，蒙授部和汉授部的学生一起聚集在学校门口，高喊保护蒙语的口号。一门之隔是全副武装的特警和黑压压的警车。他的宿舍楼同样被警察围住，不允许成群结队出入。听着窗外的口号声，杭格尔的心难以平静。网上流传的视频中，有些学校的大门被学生们破开，有些家长聚在学校周边，被一排警察挡住，空旷的马路上，他们站在原地，只是齐声唱蒙古族民歌。
据报道，抗议迅速蔓延至内蒙古全区。呼和浩特市、赤峰市、通辽市等地都出现了抗议或者罢课活动。内蒙古广播电台三百名职工联署签名反对政府改革双语教学；内蒙古大学两千多名大学生联合签字拒绝执行这一方案；越来越多的蒙古官员、教师、校长辞职，甚至有人因此自杀。2020 年 9 月初，至少有一位小学校长和一位公务员自杀身亡，她们的家人曾在采访中表示，与语言政策带来的压力相关。这些抗议也引发了蒙古国、日本等邻国的响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些个人和组织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外，抗议中国用汉语取代蒙古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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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有数十名示威者聚集。（图_BBC NEWS 中文）
这场群体性抗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迅速平息。9 月 2 日，内蒙古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批以 “寻衅滋事” 为罪名的悬赏通缉人员名单，已排至 129 位，附有的照片并非证件照，而像是从视频中截取的人脸，被认为是课改抗议人士。9 月 15 日，锡林浩特市国家通用教材相关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如家长不在规定时间内_（9 月 16 日）_送子女入学，将暂停发放草原生态保护补助等奖补资金，取消惠农惠牧政策性补贴，并在五年内停办贷款手续；高中阶段学生退学，小学、初中阶段取消各类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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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浩特市国家通用教材相关工作指挥部公告（第 1 号）（图_微信公众号锡林浩特市教育）
杭格尔解释道，除了 “触犯法律” 的危机感，牧民 “没有（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很难过日子”。自 2014 年开始，内蒙古地区实施“十个全覆盖” 工程，包括危房改造、修路、电力村村通等十个方面，旨在提升农牧区居民生活水平。但以危房改造为例，牧民获取的政府补助较少，不足以支撑房屋改造。与此同时，21 世纪初自治区开始推广的禁牧休牧政策，使得牧民收入锐减。如此，人们不得不“贷款跟上国家发展”。
另一层原因，蒙古族侨民在海外大使馆门口抗议，提出 “民族自决”“蒙古地区独立成国” 等口号，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国内就觉得（抗议）都是‘境外势力’搞的，我们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情绪就慢慢下来了。”
说不变但已巨变
为了平息争议，政府很快于 2020 年 8 月末做出回应，承诺 “五个不变”——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后，全区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其他学科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文、朝鲜语文课时不变，现有双语教育体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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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自治区教育厅开设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有问必答”。（图_呼和浩特融媒体传播中心）
现实的走向并非如此。
那时，小学四年级学生额日乐沁和很多同学一样，在争议有所平息后才返校。额日乐沁发现最大的变化在于教材，他们改用难度更高的统编语文教材学习汉语，“一开始根本跟不上，古诗文也不会，听写基本没及格过。”不过，他坦言 “我们汉语肯定比老师好呀，毕竟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学一个语言和三、四十岁之后学一门语言，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升入五年级不久后，额日乐沁便适应了新的教材。
回忆起小学生活，额日乐沁清晰地记得，每周一，他和同学们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蒙古袍、戴上红领巾参加升旗仪式。但在课改不久后，学生们只允许穿成套的校服升旗。如今，这所三百人规模的民族小学由于生源缺乏、教学改革等因素影响，已经变为汉族小学。
2022 年上初中后，额日乐沁发现事情进一步发生改变。除蒙古语文课以外的科目，学校会同时发两本教材，一本为标准统编教材，另一本则来自内蒙古出版社，为统编教材的蒙文翻译版本。由于当地政策不够清晰，老师们并不知道近在眼前的中考会要求使用何种语言考试。他们最后默契地选择了统编教材，操着一口 “草原普通话” 给学生们上课。从初二开始，除了实在不擅长说普通话的生物老师，额日乐沁和同学们的课堂语言都变成了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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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 2022 年审定的统编数学一年级教材（右）与其蒙文翻译版本（左）。（图_网络）
初中毕业后，额日乐沁没有选择继续升入民族高中，而是凭借较高的成绩来到汉族高中就读。原本，这所高中会在高一时组织蒙古族学生上蒙古语文课，每周 1 至 3 节，课时呈减少趋势，“学校顶着压力（上课）”。上课地点并不固定，多是实验室或者弃用的教室。等到额日乐沁入学的那一届，这种程度的蒙语课也取消了。
2025 年 11 月，听说初中母校开始招收汉族学生，额日乐沁决定去看望他初中的蒙古语文老师。这位五十多岁的、和善的女性不无感伤地分享着她的近况，在她就职的初高中一体的蒙古族中学，初中部已经不设置蒙文课，她不得不转岗。大部分时间教劳动课，偶尔给高一的蒙古族学生讲授与考试无关的蒙文课。
“课改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家长对政策不满，还是坚持把小孩送到蒙古族学校，想让孩子用自己的母语去接受教育，但是现在这个政策都已经五六年了，家长意识都比较强了，渐渐就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蒙古族学校了。如果蒙古族学校和汉校学生授课的教材、科目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汉族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一位要求匿名的民族中学教师如是说。
对教育风向影响最深的是高考。
蒙古族学生诺敏总是庆幸自己早生了一年，因为她高考的 2024 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传统蒙授高考模式的最后一年。和过去四十年来的蒙授学生那样，除了每周不到 5 节的汉语课，诺敏从小到大都接受蒙语教育、使用蒙语学习和生活。在这套高考模式中，蒙古语文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所有科目的试卷也都会翻译成蒙文供考生作答，汉语考试则相对简单、分数占比小，被称为 “民族汉考”。
而从 2025 届高考开始，蒙授考生需要和所有汉族考生一样，使用统编语文卷考试_（150 分满分，90 分及格）_，且必须使用汉语作答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蒙古语文不再是必考科目，而是只适用于部分专业录取的选择性 “加试”。这意味着，缺乏汉语经济文化背景、学习基础薄弱的蒙古族考生们，面临着极为现实的升学压力。而从应试教育的角度，民族语言的地位急剧下降，汉语知识变得比蒙语知识更重要。
2025 届的蒙授考生娜仁告诉水瓶纪元，初中毕业时，她们的汉语水平和汉族六年级小学生相当，但在升入高中后，却需要直接学习语文统编教材，和汉族学生一起考试。最难的是文言文，老师会找一些通俗易懂的视频，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帮助学生理解历史背景，再逐字翻译，一篇文言文需要四节课以上的时间学习。
高一刚开学时，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过渡，学校开设了衔接课，花一周带学生过一遍初中统编教材中基础的知识，比如《桃花源记》。娜仁坦言，衔接班的效果很好，但依旧有种 “赶鸭子上架” 的意味。老师们都是第一次教语文统编教材，会组织定期培训，和学生一起摸索着学。
相比在牧区长大的同学，从小在县城生活的娜仁汉语水平要好很多，但高考语文成绩依旧不算理想，刚过了及格线，而她所在的学校，最高分也不到 110 分。
自治区外的应试教育模式略有不同。同为 2024 届高考生的蒙古族学生若风来自辽宁省喀喇沁旗左翼蒙古族自治县_（后简称 “喀左县”），这座小县城早已和其他东北县城没什么区别，甚至没有独立蒙授的民族高中。作为蒙古族学生，若风从幼儿园开始学习蒙文。她和汉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上课，但需要额外上一门蒙古语文课，中考、高考时有单独的蒙古语文和汉语语文考试（即 “二类语文”）_，二者加在一起折算双语成绩，二类语文的难度远低于统考语文。这一模式也将止于 2026 届高考。
若风特意提到，初高中的蒙文教材其实是两套。初中学的蒙文，考的是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等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而高中的蒙文教材，学的是李时珍和四大发明，几乎都是汉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版本的新编教材从她上高中开始使用。
2025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_（该法最初于 2000 年通过）_的修订。**此次修订保留了第十一条第一款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的要求，删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该法时，认为这一表述“已没有必要，建议删去”。**尽管在现行法律中，各民族依旧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至少在教育层面，早已无法称之为 “自由”。
校园之外母语的消退
教育领域的影响进一步扩散到更广大的社会空间中，蒙古语被边缘化甚至排除，越来越多的公共标识以汉语优先，甚至直接采用单语中文，“讲蒙语” 这件事逐渐从规范、复杂的公共表达退缩为家庭内部交流的 “厨房语言”。
2005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将蒙语与自治权紧密联系，是每一位民众应当受到保障的权利，如 “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蒙古族公民学习、使用、研究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的权利，鼓励各族公民学习、使用、研究蒙古语言文字。”
但该条例随着 2022 年起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而废止，后者强调了汉语在教学上的基本用语地位，而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用词变为了 “尊重和保障”。可以说，旧条例的废除剥夺了蒙古语在该地区作为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地位。
在内蒙古地区的公共空间，能够同时看到三个时代的语言形态遗存。第一阶段可追溯至文革十年，其语言形态中汉语为主导、蒙古语为附属。第二阶段为 2022 年之前，蒙古语与汉语并行，且蒙古语占优先位置，如 “蒙古语在上、汉语在下”“蒙古语在左、汉语在右” 等布局规范，蒙古语作为地区官方通用语言之一，在公共空间中拥有明确的合法地位和可见性，小到商铺招牌、大到公共设施标识，都能看到规范的双语呈现。
2022 年之后，新的公共标识要么采用 “汉语在上、蒙古语在下” 的布局，要么直接使用单语中文。同时，部分旧有蒙古语标识被物理抹除，如石雕上的蒙古文被刮去、地名雕塑被移除，仅留下模糊痕迹。
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元上都遗址的三语石刻标牌，在 2022 年之前，三种语言自上而下分别是蒙古语、汉语和英语，但 2022 年后，汉语被置于最上方。石碑上依旧可见原标语被刮掉后不均匀的白色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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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分别拍摄于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7 月的元上都遗址三语标志。下图依旧可见因修改标语产生的白色刻痕。（图_网络）
公共视域内，最近一次大范围的更名发生在学校。2025 年 10 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赤峰市等多地民族学校改名，如 “通辽蒙古族中学” 改名为 “通辽第二中学”，“赤峰蒙古族中学” 改名为 “赤峰第一中学” 等等，悉数弱化甚至抹消了民族元素。网络视频显示，有学校拆除了教学楼顶的蒙文立牌，部分当地民众感到不满和感伤，前往原校门口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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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下旬，通辽蒙古族中学改名为通辽第二中学。（图_网络）
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城市还是牧区，说蒙语的人都越来越少。在日设计师阿木尔硕士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蒙语和蒙文化的科普。他清楚地记得，在他小时候，大街上会看到很多穿蒙古袍的人，民族身份总是能轻而易举地被识别，蒙语沟通也十分平常。如今，当他回到家乡采风，刻意地走访不同城市的传统奶制品店、寻找蒙语母语者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会讲蒙语了。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克里斯多夫 · 阿特伍德_（Christopher Atwood）_曾在其文章中指出，“这一变化（课改）将削弱那些在蒙古族中学的蒙古族孩子用母语全面表达自己的能力。识字并不是一个开关的事情，而是发生在一系列的社会功能中，必须经过实践才能顺利掌握。将政治、道德和伦理、历史从蒙古族儿童接受母语读写听讲的主题范围中剔除，将进一步削弱蒙古语，使其更接近于只能用于家庭内部对话的‘厨房语言’，缺乏公开书面和口头使用的词汇和修辞复杂性。”
更为悲观的事实是，即使是 “厨房语言” 式的家庭内部蒙语交流，也存在着瓦解的迹象。2025 年夏天，在内蒙古东部的一家面馆，阿木尔遇到一位奶奶带着孙女吃饭。奶奶正在用流利的蒙语打着语音电话，但和孙女交流时，则用汉语很自然地说，“你快点吃，不要弄撒。”
语言和身份焦虑
当课程改革的政策在 2021 年落实到喀左县时，若风刚升入高中，对此并没有什么感知。但在大学接触到民族学之后，她开始觉得 “不太公平”。做语言相关项目时，她检索不到相关的红头文件，包括最开始政策出现在喀左县时，老师们也只是口头和她说明 “不学了”。如今县政府官网称，喀左县依旧在教授蒙语，“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学了”。这让她感到困惑。
民族学带给她的另一个影响是对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往，由于缺乏文化传统的熏陶，若风不曾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蒙古族”，学习蒙文也只是为了考试。如今，她开始感受到蒙文的珍贵之处，民族认同感也越来越深。对她而言，语言是这种认同唯一牵系着的东西。
“我弟弟今年上初二，他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不学蒙文了，现在忘得基本上没有了，那他以后出去还会说自己是蒙古族吗？我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以后他离开家乡，他的民族认同应该从何建立？”
而那些熟悉母语的年轻人们，在母语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选择了 “抱团” 取暖。许多人的社媒主页会打上 “蒙古族” 的标签，便于认出彼此。他们之中的多数生活在城市，因为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经常聚在一起吃饭、交流。
相比之下，同为蒙古族，但常年在国外上学、也不会说蒙语的博士生塔拉，在聚会里感觉自己有点 “被排除在外”。在 2025 年秋天的线下聚餐里，其他年轻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蒙语，共享相似的家乡记忆——住在哪个嘎查_（内蒙古自治区的村一级行政单位）_和旗县、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后来聊到尽兴，几位留到最后的朋友顺其自然地唱起蒙古族民歌，但塔拉并不会唱，不得不拒绝友人的邀请。她觉得自己破坏了聚会的氛围。“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很聚合的集体，一起唱歌、一起喝酒，里面最不在气氛里的人就是我。”
语言带来的隔阂显而易见。额日乐沁也曾经提到，在他的心目中，蒙古族和汉族、蒙古族中的蒙授和汉授，交往的意义都截然不同。“作为蒙古族怎么能不会说蒙语？” 他的好朋友，基本都是以蒙语为第一语言的同龄人。
塔拉将其理解为一种 “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对于生活传统的坚持上。去年，塔拉将博士研究课题确定为蒙语文化传承，希望了解如今的蒙古族青年如何看待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她意外地发现，许多年轻人对于生活的想象局限于民族身份。在几个月的调研中，她问起每一位受访者的择偶观和未来规划，绝大部分人都会告诉她，自己希望找一位蒙古族伴侣、回到家乡生活。
“无论是自己的文化还是生产方式，他们都没有主宰的感觉，只能被动承受。” 塔拉这样解释。政策影响下，蒙语教育几番起落。从自治区建立最初近二十年大力推广蒙古语学习、到文革十年蒙古族学校被迫关停、改为汉族学校；从改革开放时期逐步恢复蒙语教学、并在知识分子中掀起蓬勃的蒙古文化运动浪潮，到九十年代以来，在城市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掌握汉语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蒙校生源逐年减少、学校关停，真正会说蒙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2020 年的课改，无疑让本就形势严峻的蒙语教育陷入更深的危机。
用什么把你留住
阿木尔经常问父母，怎么在某个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说蒙文——比如煮奶茶。父母讲了很多做奶茶的蒙语词汇，一个一个解释给他听。阿木尔从来没听过这些词，他很诧异，从前父母只是让他站在旁边，告诉他要 “怎么做”，但从来没有教过他 “是什么”。原来每一个步骤都有自己的名字。
在熬煮时，为了让奶与茶充分融合，需要用长柄勺将茶汤反复扬洒，这在一些地区的蒙文中被称为 “ᠴᠠᠢ ᠴᠡᠷᠢᠶᠡᠬᠦ”，源于古萨满祭酒仪式的词汇的简化，寓意着对天地馈赠的感恩，在汉语中只能依据动作翻译为 “扬洒”。一些地方的蒙古族会在熄火后利用余温让茶、奶、盐进一步融合，并将这一阶段称为 “ᠲᠥᠩᠬᠡᠬᠦ”，但这一静态的过程在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形容。
高中毕业后，阿木尔前往日本留学。身处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他不再是制度、文化被动的承受者，而有机会成为主动的观察者。他得以从外部重新审视个体与民族语言的关系，以及更进一步的——他可以做什么。
阿木尔从小就读于汉族学校，只能做到最基础的蒙语听说，但在家庭浓厚氛围的影响下，他很早就有了自学蒙文的想法。中学时，他周末抽空就去新华书店淘书，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字典难啃、教材难读。
“蒙古语本来就很难学了，如果教材还这么难的话，要有多大决心的人才能学会蒙古文呢？”为此，他决定将 “做一本更好读的蒙古文入门图解” 作为研究生时期的课题，并以之为契机，开始了漫长艰苦的自学。
学习和阅读蒙文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水瓶纪元所接触到的多数受访者都会回答——这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尽管他们是蒙古族、甚至从小接受蒙授教育。
在确定博士课题后，塔拉也开始尝试自学蒙语。她很快锚定了一所位于北京的蒙古文化学院，从最基础的小班课上起。理想情况下，五节课过后，学生能够读出来每一个蒙文单词，并完成 “你去哪”“你叫什么名字” 这类简单的对话，接近蒙授小学一年级的熟练程度，但塔拉依旧觉得这很难，因为她缺乏能够不断练习和记忆的语言环境。她的父亲只会说地方蒙语方言，无法支撑她的学习。
很多不同的字母有着完全一样的写法，一个音节可以出现四个音。有时候她会问老师要怎么确定读音，老师说母语者也不一定知道，需要查字典，懂得多就知道了。“那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语言环境、又不会用字典，就学不会了？”
现就读于一所湖北高校的蒙授学生巴雅尔几乎从来不会阅读蒙古文的文学书籍，因为 “太晦涩太艰难”，在他的阅读体验中，即使是用白话表述的东西，读起来还是很痛苦。今年下半年，他特意找了一本蒙语书来读，但二三十页后便无法继续下去。
但它又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在异乡上大学之后，巴雅尔才开始重新理解民族语言。在他的心目中，蒙古语和汉语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 “边界感”。蒙古语有着两套不同的书写系统，一套用来书写自己民族固有的、或是借用历史悠久的词语，另一套则专门书写外来词汇。像巴雅尔一样从小学习蒙语的小孩，看到某种表达，就会立马不由自主地反应出来，“这不是我们的词语”。相比之下，汉语则能够将不同文化系统的借用词不留痕迹地融入到日常表达中。
在异乡求学的两三年里，因为名字和别人不一样，巴雅尔总是被很多人问起语言和文化。最初，他很热情地讲述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彰显某种独特性。然而，他渐渐意识到这种 “独特” 并不意味着任何优越或者卑劣，便不再习惯于自我坦陈。他认为，“如果我把语言太当做一种身份的象征，我会禁锢自己、原地踏步。有时候忘掉一些以前的身份，才能更好地融入现在的处境。”
塔拉也有着类似的想法。她发现自己接触的蒙古族青年们都倾向于牢牢抓住民族语言之后，生出了这样的困惑：“语言是一个工具，如果说其他语言给你更广阔的世界，那你为什么要死守在这个语言上？”
巴雅尔说，一个人的母语是他在梦里面会讲的语言。在大二之前，巴雅尔的梦里一直是蒙古语，即使是汉族人也在用蒙古语交流。突然有一天，他的梦里面突然出现了汉语。醒来之后，他特别诧异，“是不是蒙语真的太久没用了？是不是在这样的汉族聚居区住了太久，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雅尔的梦里基本上是双语的形态。到了现在，梦里面已经变得很少出现蒙语了。
（杭格尔、额日乐沁、诺敏、娜仁、若风、阿木尔、塔拉、巴雅尔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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