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外被认为是列强吗?
知乎用户 山海间 发表 以前看过赵少康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全世界都怕老共,就民进党不怕,不但不怕,还一天到晚上窜下踩打老共脸,堪称奇观。 旁边一嘉宾接一句:只有老板的儿子才能这样,全厂都怕就儿子不怕。 知乎用户 大明朱公子 发表 老特这 …
你们全家就没有一个六七十年代出生活到现在的人可以问?
有很多朋友讨论当年革命老干部家庭是不是都能吃饱。我觉得我有资格勉强回答一下,不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印象里小时候肯定是能吃饱,但总觉得又饿又馋,就盼着过年能吃顿好的。

上个月我姨妈和一位老人聊天,对方问到年纪。我姨妈说是 63 年的。
那个老人吃惊问到 “怎么活下来的”。
我听着也是一愣,这老头怎么这么没礼貌。
随后那位老人就说 “63 年我家里饿死了好几个人”
我妈,甘肃人;我爸,河南人。
他们第一次认识是因为在火车上搭话,讨论了另一名乘客带的莫言的小说。
结果是车厢里大家一起骂莫言是媚上的奴才,美化了太多了东西。
河南这边不缺饿死人的记忆,老家村地里的坟,谁是饿死的,上坟时都会多带点贡品。
到了改开以后,饿死人才成为能让大家心里有较大波动的新闻。
顺便一提,我小学时学校的五六年级到初中的课外推荐读物有莫言的小说,当时有家长问老师孩子能看懂么?老师的回答是,正是因为莫言写的没现实那么残忍,才推荐给孩子们看的。
吃的饱的话,搞粮票干啥啊?
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50 后 60 后有很多男性,你自己去看,身高不足 170 甚至 165,
而现在的 00 后 10 后,很多还在上学,已经 175,180 打不住,
短短几十年不至于人种变了,基因突变吧,
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发育的关键时候吃不饱饭。
只要当事人都死光了,就可以认为从来没有发生过了,对吗?死无对证了是吧。
从 1949 出生到 2026 算最大 77 岁
从 1979 出生到 2026 算最小 47 岁
也就是说反对莫言的群体
整个家族都没有 47 岁到 77 岁的吗
下述内容节选自莫言的《吃事三篇:忘不了吃》:
我生于 1955 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老人们说,那时还能吃饱肚皮。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大跃进了,一跃进就开始挨饿。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端着盆子提着罐,好几个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干粮。我记得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 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那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
公共食堂垮台后,最黑暗的日子降临了。那时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还好,大炼钢铁期间我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玩够了就扔到墙旮旯里。祖母就用钢盔当了锅。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 弄得灰飞烟灭,狼狈不堪。我家的钢盔系精钢铸造,传热快捷,坚硬无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可怕的饥馑之年。
……
大概是 1961 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涨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涨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涨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
度过六十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 **” 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六〇年。一忆到六〇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六〇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六零年那是好多了。
……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 (我们只吃精粉),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大事不好了! 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 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包软蛋。
其实莫言说的是 60 年前后吃不饱,之后虽然依旧很苦,但比起之前已经好多了。到了七十年代更是大有好转,只是还不能放开肚皮吃。
至于说他当兵以后,在没挨过饿……
有意思吧……
用吃鸡腿举个例子吧
我美国朋友吃鸡腿,基本只吃肉,不吃筋,吃完长这样

我最早吃鸡腿是小时候吃肯德基,太好吃了,从此之后我吃完的鸡腿只剩骨头,长这样

我爸 64 年出生,我在美国没事就烤鸡腿卤鸡腿给他吃,他会把骨头嚼碎了吸干了,才算完事。
饥饿和对食物的渴望会伴随一生
很多后现代小登不知道,20 年前莫言被骂不是因为伤痕文学,而是大家认为他在美化那个年代,还有人说他是 “御用文人”“宣传喇叭”“小骂大帮忙”。当时 bbs 和博客上批判莫言奴才的文章一搜一大堆
我觉得莫言已经美化了太多了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被饿死过?”???
被饿死了怎么说话?复活还是通灵?
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只,足够吃半年。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被饿死过?”
这。。。确实没有人能这样说吧
同理,没有人说自己老死过
没有人说自己病死过
没有人说自己被打死过,
没有人说自己被淹死过,
没有人说自己被车撞死过
没有人说。。。
按 LZ 的逻辑,因为找不出一个人还能在死后说出自己的死因,所以所有死因都不存在,人类实际都是永生的?
我回答了 1 小时楼主就把标题改了, 这么没自信吗?

就我爷爷记忆而言,58 年是最惨的一年。83 年开始有正经东西吃。ip 苏南。离上海 200 公里
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主持 “改革开放” 之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是真实的历史。无需莫言等人来证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就有切身体会。
我这个 ip 算是当年生活水平最高的一批地区了吧
我姥爷小时候因为偷了家里五分钱买了两小块红方腐乳,被我太姥爷拿树枝抽的满后背是血
现在七十多了,后背还有好几道疤
回家问问你的家人,只要你家的户口本还没作废,总有一个说实话的
1972 年 12 月,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下乡知青吃不饱饭,经常挨饿的问题。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并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事甚多,容统筹解决。” 你若对莫言的记述有疑问,那么你总该相信毛主席的话吧?
别说七八十年代了,就是千禧年前后靠计生减少过亿的增长人口,已经极大压缩粮食需求,但因为农村生产倒退,导致都照样有人日常吃 CR 时期的忆苦饭。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落后叠加过量人口膨胀,结果必然就是大量人口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死于小岗村任上的沈浩书记,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过小岗村在千禧年后的农业生产现状,
二 00 五年六月九日
天道酬勤!前一段时间天气一直晴朗,这大大有利于村民午收,这不,午收刚结束,天又下起及时雨来,农民又开始忙于插秧、种豆了。
由于水利设施欠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农村还相当落后,基本上还是靠天收。这样下去,农民的现代化其路修远!但是,似乎习惯了靠天收,靠苦力劳作的人们,对现代农业生产不是那么追求和期待,这需要做大量的示范和引导工作,才能让他们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解放出来。

二 00 七年 六月三十日 大雨
正在为村民插秧发愁时,老天落下了大雨。这虽说不是及时雨,但如果能下上半天,也能够暂时缓解村民们插秧的困难。因此,心中祈愿,老天能不停地下上半天,如能下上个整天整夜,那更是要感谢老天爷不尽了。
由于小岗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之水利设施不完备,村民用水完全还要靠天。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要加强水利建设。但是,可恼的是小岗人 “分” 的意识太强,即使为他们好,要想顺利实施却非常困难。面对这一矛盾该如何处理呢?

水利设施的不完备,导致了小岗村农业生产的落后,以至于沈浩书记经年累月的感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农村还相当落后,**基本上还是靠天收。**这样下去,农民的现代化其路修远!”“由于小岗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之水利设施不完备,村民用水完全还要靠天。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要加强水利建设。”
当然,“但是,似乎习惯了靠天收,靠苦力劳作的人们,对现代农业生产不是那么追求和期待”“但是,可恼的是小岗人 “分” 的意识太强,即使为他们好,要想顺利实施却非常困难。” 这应该是小岗村的特点,不宜施加于广大农民群体。
**但是,“水利设施的不完备,导致的农业生产落后” 也只是小岗村的特点吗?**我们都知道虽然更广为人知和投入更多资源的扶贫运动是从千禧年后十年开始的,但千禧年前后,燕京就在试图为 XXX 和万里失败的农业改革买单了,沈浩也只能那一时期众多下乡扶贫干部中的优秀代表,而同一时期其余干部,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农村贫困记载,就比如:
李国志先生在陶家营子村的下乡观察中,农民们非常感叹 “尤的是没有保护好过去的水利配套设施,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几年来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几乎丧失无几”
陶家营子村距乡政府 40 公里,有 244 户,989 口人, 1680 亩耕地,其中水浇地不足 400 亩,男女劳力 265 人。今年全村有近 600 亩未落种子,有近 700 亩地有苗没产,只有不足 350 亩的耕地有低于常年 30%-50% 不等的收成。谈到灾害时,村民普遍反映既怨天、又尤人,怨天是老天爷不下雨,专与山里人对着干,尤的是没有保护好过去的水利配套设施,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几年来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几乎丧失无几。

而在东洼子五组的观察中,同样提及水利设备的难以维系,即便这已经是素有威望的政协委员亲自处理的情况,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了。
2000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北风一天来我们走访了一些农户,从中了解到一些较为真实的情况。现在,基层工作力量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村民小组一级的工作难以开展。过去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经打破,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农村经济的发展缺少有效的组织和引导,特别是村民组长更加难当。**以东洼子五组为例,这个组有近百户,组长孙秉孝是我县的政协委员,这个人很有头脑,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也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但说起工作来却是酸楚很多。一是组织生产难,这个组每年利用甸子灌渠水春汇地,水费却十分难收,要走门串户几遍才能收齐。今年春旱,组里维修水利设施,老孙头好个操持也未收上来,不得以以个人名义借了三千元钱,才把设备修好。二是管理难,集体财产难以保护,如机电井有人用,没人管,没人修,坏了件,丢了件都是组长一人张罗。**再如集体的树木没有专人管理,滥砍盗伐严重,有的树冠所剩枝杈无几,大家你不管我也不管。三是办公益事业难,组织一项公益事业如修路等相当难,你不组织修路不好走,组织起来头齐脚不齐,群众说三道四,没有规矩约束,一个村民组长的能力难以为继。听了老孙头的一席话,我觉得很同情他,一年下来,不用说工资,有时连欠帐也难以还上。一旦换届下去了,连个公道话也听不到。

同样的困难,在针对四组的走访中也被提及
今天,在四组走访的 11 家农户,跟我们昨天走访的大同小异。在这 11 户中,除牲畜贩运户李金友家外,不论是那木匠家还是那裁缝家,看起来日子都不太好过。
下午,我们和村班子一起进行了小结。归纳起来,这个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水利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二是农民致富门路狭窄,信息不灵;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搞养殖业资金短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四是村委会债务太多,包袱沉重,各项集体事业难以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打井的配套资金需要解决;二是发展养牛借不到贷款;三是发展蔬菜大棚缺技术指导;四是村小学三个教室的顶棚无钱修;五是外出打工无组织,收入没保障;六是村组干部四年没开工资,民办教师三年没开工资。

**我们这里先留一个心眼,这些水利设施只是因为使用过度、缺少投资和维护才出现崩溃的吗?**一会再来解答。因为我们不妨先看看李国志先生那一批下乡干部,XXX 和万里农业改革十几年后,在千禧年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国志先生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老百姓没饭吃,看到老百姓在饿肚皮,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看到老百姓日常吃的是 CR 时期的忆苦饭,看到基层还要担心寒冬腊月里会不会有老百姓饿死冻死,看到老百姓为了活着得去借高利贷,看到学生和基层组织成员干部大多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严重的旱灾给本来就较为困难的驿马吐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吃粮紧张。据测算,今年驿马吐村人均生产粮食 326 公斤(包括畜料),**据调查统计,大多数农户陈粮存贮不多,全村有 203 户粮食不能自给,有 141 户粮食只能吃到明年开春,有 52 户粮食只能吃到年底,分别占全村总户数的 54.8%、38.1%、14.0%。,粮食缺口约 26 万公斤。**其次,经济困难。全村农林牧副业总收入 40.16 万元,人均收入 279 元,较 1999 年人均收入 979 元减少 71.5%。第三,燃料、饲草料、肥料以及明年春耕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较为缺乏,这不仅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会影响明年正常的春耕生产。

**三组的赵进,是一名老退伍军人,今年已经 76 岁了。没有儿女,只有一个侄子,在卢家店教学,离的远,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一个人住两间破草房。屋里脏的不象样子,炕上的一床被子脏的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吃的东西真让人看不下去,打开三节柜,节节都是空的,只有炕上还有一小袋玉米。老人身体有病,自理能力很差。**我留下 100 元钱给他,让他买点粮食,他没有说什么,眼睛流泪了,我是强忍着泪,才没有掉下来,我认真地叮嘱王汉朋同志,一定要在扶贫的衣被中先给他解决一套被褥,二要找他侄子和村里一道去乡敬老院联系,抓紧把老人家送到敬老院去。大灾之年,不能发生冻死人饿死人的事,王汉朋同志讲,村里也是这样的意见。
另一户叫邵金章。也是退伍军人,他老伴说他有病,刚卖了点土豆,拿钱去乡里看病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智力不全,30 多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自己到外地打工,也不知道在哪里,老儿子结婚六年了,也没能盖上房子,分家后与父母住对面屋。两家 6 口人,要靠吃两千多斤土豆和 5 袋(约 400 多斤)玉米度日,估计可以吃到春节。老太太说,现在每天都在吃玉米面掺土豆干做的干粮,我尝了一块,确实很难下咽。同 “CR” 时吃的 “忆苦饭” 差不多。我同老太太讲,再做的时候加点盐,可能会好吃些。临走时,老太太让给她解决一床被子和几件捐献的衣服,我答应了他。

今天走访四个村民组,共 140 多户,特困户约 30 户,经了解造成特困户的原因大致相同,因天灾病业,人口多,底子薄,或因娶媳妇、生孩子无地等原因,致使家境贫困,种地化肥少,又没有农家肥,土豆产量低,寅吃卯粮,造成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高利贷造成贫困加重,雪上加霜。
今天走访的特困户张金堂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张家 4 口人,两个孩子,大孩子 15 岁,小孩子 10 岁,因老伴有病,常年吃药,家境非常贫困,致使两个孩子辍学,生活无着落,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像老张一样的特困户每组都有 4—5 户,特困户家都存在借高利贷现象。原因是在信用社借贷款当年不能还款,下年春耕时信用社不贷,就只有借高利贷一条路了,从个人手中借高利贷,利息 3 分,当年还不上就实行 “驴打滚”。今年年景不好,秋收时放高利贷户怕收不回贷款,秋收时提前将土豆收去了,造成了秋收后无粮吃现象。这种现象应引起各级组织、政府的重视,在农村,不仅是扰乱经济秩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使贫困户对组织失去信心。
晚上,同莫书记了解村两委如何带领村民生产自救时,他说,村里采取四条措施,一是组织劳力外出到盘锦割苇子,即带出一张嘴,又挣些钱养家糊口。二是针对本村的特点,组织有经济头脑的农户,搞土特产品贩运。三是搞好特困户情况统计,用好各级扶贫款、救济粮,保证特困户有饭吃、有衣穿。四是教育贫困户树立自力更生观念,千方百计摆脱贫困。

这个学校开设 4 个年级,即小学二、三、四、五,由于生源不足,一年级只能两年开一个班,今年没招生。这个小学的张校长介绍说,马营子小学生源逐年减少,5 年级 34 人,4 年级 30 人,3 年级 26 人,2 年级 18 人。**我们看到大小不等的孩子个个活泼可爱,可是他们个个穿着单薄,衣服破旧,孩子们穿的鞋,几乎找不到一双是从商店买的,都是穿家做的布鞋,还有的孩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上下共同努力,帮助这一地区摆脱贫困。
这边的会要开始了。打量一下会场的气氛使我很受教育。78 岁的老组织成员来了;53 年入党,腿脚不便的组织成员拄着拐棍来了;头一天打工刚回来,听说有个会的年轻党员也来了。会场放了 4 个杯子,一暖瓶热水,看来是为我们准备的,我拿起水杯分别给 4 位年龄大的倒了一杯水。会议开的很好,大家都说心里话,提了一些对今后发展好的想法。会议从 9 点一直开到 11 点,中午村里管的饭。**在开会时我打量了每个人的穿着,参加会的 23 人,5 人没穿补丁的衣服,其余,全穿带补丁的衣服,家做的布鞋。**在我们没来马营子村时,一位曾在该村下过乡的县直干部介绍说,马营子村民风纯朴,来到后这句话得到了证实。

这就是此国千禧年的冬天……
说回之前的疑问,“这些水利设施只是因为使用过度、缺少投资和维护才出现崩溃的吗?”,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曾主编过一本《河南农村犯罪研究》,其中便专门提及了 “农村地区破坏农机、水电设施案件调查”。
简单来说,就是伴随着分田单干,原有的水利设施立刻成为可以随时偷盗变现的财务,进而引发了两个问题,社会治安的倒退,以及农业生产的倒退。
调查表明,在老城镇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刑事案件逐年增多,特别是盗窃、破坏农机、水电设施犯罪活动猖獗,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成为影响农村治安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老城镇 1978 年至 1990 年的盗窃、破坏农机、水电设施犯罪呈阶段性发展,1978 年至 1982 年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由于集体耕作,农机、水电设施绝大部分为集体统一购置,统一安排使用,管理较严,加之农村中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相对来说这两类案件较少。1982 以后,随着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社会控制力减弱,这两类案件直线上升,1986、1987 年形成高峰。

具体来说,就是案发多、案发广,造成群众损失大,并且直接导致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倒退,“造成群众吃饭磨不成面,天旱浇不成水,照明用不成电。” 导致村民为了维护这些珍贵财产,不得已寒冬腊月还要。“睡在院里或牲口棚里,以防农机、水电设施或其它物品被盗。”,造成了极大的人身不便利,并且好像也没什么用,因为案发程度高,警务力量应接不暇,犯罪分子猖獗,还能出现 “有的犯罪分子盗割电线时被看护人发现,就将看护人锁在机开房里,明目张胆地将电线盗割走。”
一是发案多。老城镇 1987 年至 1989 年 10 月份共发生各类刑事案件 410 起,其中,盗窃、破坏价值百元以上的农机、水电设施案件 390 起,占全部案件的 95.1%。前白村 1986、1987、1988 年共发生 18 起刑案件,全部是盗窃、破坏农机、水电设施犯罪。
二是范围广,全镇 28 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这两类案件发生,有的村农用动力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盗割,粮斗桑村 1986 年 7 月一个月时间动力线即被盗割两次。
三是损失大,据不完全统计,老城镇 1978 年以来盗窃、破坏农机、水电设施犯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351900 多元,仅农用低压线就被盗割 75974 米,价值 112600 多元。
**四是危害严重,这两类犯罪活动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群众吃饭磨不成面,天旱浇不成水,照明用不成电。**1986 年麦收前,**县电业局补助官庄村 5 千元,加之村里群众集资和贷款共计 1 万 2 千元,架设了 30 空低压动力线准备打麦和种秋浇地,刚架好就被盗割 10 空计 1500 米,群众一气之下,被盗的 10 空动力线不再架设,至今还欠银行贷款 7 千多元,给集体和群众造成很大负担。**尹家堂村不仅动力线被盗割光,连照明线、电话线甚至广播线也被盗割一空,群众怨声载道。该村五组是个自然村,过去经常因村里放电影农机、水电设施被盗和破坏,发展到后来连家用电表也被人摘走。村民尹国卿 1986 当村民组长至今,为防止发生盗窃案件,规定不论红白喜事,一律不准放电影。有的村里群众一入冬就搭个棚睡在院里或牲口棚里,以防农机、水电设施或其它物品被盗。
**五是犯罪活动猖獗,菜李村的铝质低压动力线被盗割后,为防止再次被盗,换成带钢芯的高压电线,还是被犯罪分子盗割走。**李庄村群众将未被盗走的 450 米低压线盘卸下来放到村里仓库里,当天晚上犯罪分子就把仓库门撬开,将电线盗走。1987 年 7 月,尹家堂村民关宏伟、吴建生两人夜里在地里浇玉米,正浇着发现停水了,怀疑是机器出了故障,赶到机井房旁发现正在使用着的电缆线被盗割 120 米,有的犯罪分子盗割电线时被看护人发现,就将看护人锁在机开房里,明目张胆地将电线盗割走。

甚至于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作为基层干部的村支书跳出来,给犯罪分子证明 “谎称此人是他外甥,妄图使其蒙混过关,逃避打击。”
(二)防范机制不健全、不严密。第一,农村基层组织薄弱,工作棚架,社会控制力差,**个别村干部对本地的不法分子盗窃、破坏农机、水电设施的犯罪活动不闻不问,知情不报,甚至包庇纵容。一名犯罪分子将盗割的电线运到某村支书开办的治炼点销赃时被派出所干警查获,该村支书竟谎称此人是他外甥,妄图使其蒙混过关,逃避打击。**第二,农村基层治保组织,由于责、权、利不统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少村的治保会名存实亡,不起作用。第三,农村中治安巡逻队由于报酬问题无法解决,绝大多数已经解散,勉强维持下来的也不能常年坚持巡逻,有的是农闲时巡逻,农忙时停止,有的是断断续续,有的干脆不组织巡逻。由此造成防范区域的空档。在调查中发现,凡是治安巡逻坚持好的,案件就明显减少。西王庄村紧靠公路,由于常年坚持治安巡逻,1986 年以来仅发生刑事案件 7 起,与西王庄村情况大体相同的另一个村,由于没有坚持治安巡逻,1986 以来发生刑事案件 38 起。


所以,李志斌厅长他们分析到最后,几乎是不得不承认,“由于实现土地承包责任制,使过去的行政管理手段完全解体”,单新形成的管理模式下 “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因而它的行政管理权力是非常有限的,缺少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管理权力,但是基层的大量工作诸如组织生产、教育农民和收粮、收款、计划生育等行政管理工作几乎全部由村民委员会来承担。”
另外,“因为村级干部不是国家的正式干部,其工资大尺寸福利等问题完全靠农民收入的提留来负担,这样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无形中加大了村组干部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加之部分村组干部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较差,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行政管理的要求。”
由于实现土地承包责任制,使过去的行政管理手段完全解体,失去了对农民的管理控制,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增多。在调查中,基层干部反映 “现在农村象大海,农民象大海中的鱼,看不见、摸不着”。由于农民自由经营和土地减少、人口大量增多的客观原因,农村的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大量增多,在日益强化的人员流动中,基层组织对人的管理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其次是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权力下降。**由于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因而它的行政管理权力是非常有限的,缺少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管理权力,但是基层的大量工作诸如组织生产、教育农民和收粮、收款、计划生育等行政管理工作几乎全部由村民委员会来承担。其三是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的干部的管理体制导致农村行政管理职能的削弱,因为村级干部不是国家的正式干部,其工资大尺寸福利等问题完全靠农民收入的提留来负担,这样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无形中加大了村组干部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加之部分村组干部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较差,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行政管理的要求。**由于村级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导致多数村组干部不愿干、不敢管。调查中发现,多数村组干部甚至一部分乡政府干部对当前农村工作难以开展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工作中束手束脚,不敢大胆管理。同时,也有不少村组干部政治上不坚定,经济上不清白,处理不公等,失去群众的信任,在这情况下,乡政府虽然采取不少措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但也深感工作难做,干部难选,事情难办,因此组织的方针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也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之前会说 “而在东洼子五组的观察中,同样提及水利设备的难以维系,即便这已经是素有威望的政协委员亲自处理的情况,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了。” 孙秉孝老爷子没有参与犯罪,并且自掏腰包积极参与建设,然后只是抱怨几句。
而且往好处想,只是卖水利设施而已,反正毛子任那会投了够多的钱,确实不够所有人富裕,但足够少数人先富裕起来了,只要不卖人就好嘛。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些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农村干部对买卖妇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人贩子是 “长线红娘”,是 “成人之美”,“帮助光棍汉解决了老大难”。甚至有少数干部包庇、支持、直接参与这类犯罪活动。如范县高码头乡张楼村的党支部书记、村长都直接参与拐卖妇女。在他们的织容影响下,全村 143 戶村民就有 57 人参与拐卖妇女犯罪活动,拐卖妇女 80 多人,被人们称为拐卖妇女 “专业村”。

按照,当时新乡地区附录的调查,“一个变压器铜芯当废品处理能卖七、八百元,一公斤铝线能卖几元,一个晚上就能搞一两千元钱。”
(一)破坏农电设施案件的特点和发案规律。
一是农电设施本身具有易受侵害性。农电设施大都安装设置在野外,点多面广,不易看管和保护,犯罪分子仅凭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进行作案活动,达到犯罪目的。**二是农电设施价值大,对作案动机的产生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一个变压器铜芯当废品处理能卖七、八百元,一公斤铝线能卖几元,一个晚上就能搞一两千元钱,所以农电设施成为犯罪分子满足私欲的理想目标。**三是农电设施的原材料用途广,易销赃,对犯罪者有较大的诱惑性。农电设施物资社会需求量大,小到日用生活品,大到工业原材料,都可使用。被盗割的电线,可以用来制成各种铝制品,如电视天线、照明线、炊具等,而且工艺很简单;更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销赃方便,逃避侦查,当晚盗割电线当晚就铸成铝锭,以逃避打击。四是工业原材料紧缺、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不顾社会效益,明知是国家严禁收购的物品,仍照收不误,客观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由于上述因素,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把目标对准了农电设施,破坏案件屡禁不绝,时有发生。

如果,不好理解这种销赃款的数额,我们以一个更印象深刻的方式,快则三四天,慢则一周就够去苏北的人口市场买个人。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又能更进一步理解,“过量人口” 导致的结果。
1. 被拐妇女数量多,分布相对集中。近三、四年来,我县拐卖妇女案件骤增,且迅速蔓延。仅全县三分之二的乡镇,从云贵川等 11 省流入的妇女就达 1013 人,其中本人直接前往带回或经介绍双方自愿成婚的约占 40%,其余多被人贩子拐卖而来。由于先嫁入的妇女精神孤寂、语言不通和唯恐受欺,又将娘家姐妹熟人介绍来此,以求相互照应。人贩子往往通过她们牵线,“推销” 拐来的妇女。所以我县流入的妇女虽多,却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刘老庄、古寨等 7 个乡。仅 7 乡流入的外省妇女就达 643 名,约占全县半数以上,被拐卖妇女年龄一般在 20 余岁,也有十二、三岁的幼女。被拐卖妇女一般售价约 3500 元,最高达 7000 元。

以上。
呵呵,其实莫言太过于美化那个年代了。
我就发个图
啥话也不说
这都能删帖、我也是服了

60 后都还活着就开始岁月史书了?
我老爸是 48 年生人,比共和国大 1 岁。1972 年的时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来华拍摄过一部叫《中国》的纪录片。当影片问世时普通人都看不到,只知道安东尼后来被批判这么个事情。
几年前终于在网上看后告诉我,很多画面都是假的。因为当时绝大部分人衣服满是补丁,甚至破烂衣不遮体,而影片镜头里的群众,大都仪表衣装整洁,肯定是提前安排好的。而且执行起来很简单,只需要一个通知,就没人敢穿破衣服上街。安东尼自己可能也想不到,以为躲开了随行人员就可以拍摄到真实的镜头,但他所在的整个城市、就是为他打造的巨大的摄影棚。
袁隆平可以证明

证明不了,谁也证明不了!
为啥? 很明显,你是结论先行,你已经认定了吃不饱饭是不存在的,莫言是在造谣抹黑。否则,你的问题应该是:莫言们说的七十年代吃不饱饭是真的吗?有证据吗?而不是能证明吗?
这个世界上无法证明的事实多了去了!
你能证明秦始皇存在过吗?你可能会说有史书记载,但是按照你的逻辑,那司马迁们也得拿出证据。他们怎么拿?
你能证明岳飞是被皇帝下令杀的而不是战死沙场的吗?你能证明地球是圆的吗?你能证明美国正在打伊朗吗?
你能证明自己是父母的亲生孩子吗?你能证明自己不是犯罪分子吗?
都不能。为啥?
你想啊,这么多 50 后 60 后 70 后,还活着呢,这些人的亲身经历经你都视而不见。那么你能拿出来的任何证明材料,什么亲子鉴定,什么无犯罪证明,等等,我都可以说是伪造的。
我就出生于七十年代初期,经历过挨饿受冻。长辈的经历更惨,奶奶一度差点饿死。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极少数人照样喝茅台吃牛肉。但大部分人,是吃不饱的,尤其是广大农村,饿肚子是比较普遍的,这还得是得搭配相当部分粗粮的情况下。完全吃上细粮,那得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了。
当然,这些我也无法证明。
一个正常人会从事实和论据来推导结论,多信源获取信息,比较筛选相互印证,谨慎得出结论。
有些人则刚好相反,习惯了被 “喂” 结论,看到某个议题,结论就条件反射般地蹦出来了 。然后再去找依据,必然会只相信对已有结论有利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忽略置疑乃至攻击谩骂。对于历史问题还好,如果对于现实问题也这样,那就麻烦了,很容易害人害己。
我去,你要是饿死过,还能来知乎说一声?
我以前的老板 60 后,浙江人身价至少三五亿。
他不吃芋头,因为那玩意是他小时候的主粮,一天三顿吃芋头年头吃到年尾。
而且他简直就是芋头检测机,就奶茶里那种芋泥,他能喝出来是真芋泥还是假芋泥,因为假的他喝了没感觉,真的他喝了不得劲。
但是每年尾牙的压轴菜必定是:猪油炒芋头卷心菜带点碎肉。
他会吃一碗,吃了这碗他才感觉过年了。
1960 年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爸出生了。
他出生在苏北,泰州市姜堰区鲍徐村。
家里已经有了四男一女,他行五。
1963 年,他生父母养不起这么多孩子,把他三哥过继给了自己的舅舅。
他三哥比较大了,七岁多,他舅舅住在马场村,离的不远,所以他三哥能自己跑回去。
没办法,就把我爸爸给过继了。
我爸爸小,跑不回去,所以就跟了舅舅姓,姓随他亲妈。
养父母开始没有孩子,我爸去了就是老大,俗称 “压子”。
我爸去了之后,我爷爷奶奶又生了两个男孩。就是我的二叔三叔。
我爸也就光荣的完成了 “压子” 的使命,成了真正的娘不亲、舅不爱的存在。
他上了两年小学。开始学徒。
学徒需要自己带粮食去师傅家吃饭。每半个月回家背一次粮食。来回四十多里路。
每次的粮食都是奶奶一小碗一小碗的数着数,倒在小布包。最后把小碗放进布袋,叮嘱父亲,你要用小碗舀米,不要舀的那么满,否则坚持不到半个月。
二叔已经懂事了。知道爸爸回家,就要带粮食走,所以看见他大哥就会哭的稀里哗啦。
每次吃饭,爸爸的大米都会单独装在一个蒸布里,以示师傅家没有占他的便宜。
每年,最难的是开春,俗称 “青黄不接”。
那就是稀粥掺着各种野菜,以至于直到现在,父亲也对各种野菜如数家珍,他甚至会炮制榆树皮,弄成能吃的面面。
学徒大半年,过年前,师傅给了两块钱。老爸走在回家的路上。
遇见卖饺子的小摊子,花了两毛,买了一碗饺子,要了一点点咸菜。
没吃饱。咽着口水回家,把剩下的钱交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就问了一声怎么有零有整的工钱。
我爸如实告之,被揍的满院子飞奔。
我爸不吃鸭蛋,苏北水乡,到处都是小河湾。有黄鳝、螃蟹、鸭子,缺乏食用油,也就没了什么好吃的做法。水煮,汆丸子。
水煮的鸭蛋,腥味可想而知。不吃吧,太饿。吃吧,一股子鸭屎味。
我长大了,爱吃白鳝,吃了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叫鳗鱼。
刀鱼现在一味难求,我爸爸说,他小时候吃的馄饨,都是刀鱼做的馅。因为小鱼毛,只有做成了馅料,才能吃得下去。
1973 年,我爸爸 13 岁多,怀揣 13 元巨款,来到了河南项城做木匠师傅。他是个二把刀。好在二把刀也是刀。
无他,家里兄弟渐长,嘴越来越大,吃食却不见增加,出了远门,寻一个活路。
他到了地方,过了饭点,别人给了一口袋二米饭,河南多吃面食,但知道他吃米饭,寻摸着一些二米饭,让他先垫吧一些时日。
他做了一大锅米饭,就着咸菜,吃到直不起身。
他说,13 岁,生平第一次吃饱。
1975 年一场大洪水,没把他淹死。却把他冲到了信阳。
这里是丘陵,山上总有各种吃食,虽说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倒也能糊弄个肚儿圆,便叶落生根。
他过了些年月才知道,这里在他出生的年月,发生了信阳事件。人口骤减,所以他来的时候,才觉得比之苏北家乡,够吃。
他成年长到了一米七出头。
80 年代,我父亲结婚生子,却没有本地户口,被联防队敲诈多次,都不愿意回家,因为,苏北仍然不够吃。1988 年,我爸花了 8000 + 巨款,把户口迁到了当地。不久,联防队再次敲诈,我爸不开门,联防队长翻墙入户,准备开门,被我爸和他大小舅哥拿着棒子狠狠的揍了一顿,门外的 “队员” 嗷嗷叫要让我爸回苏北老家吃屁。可他们进不来。
1997 年,南水北调东线开修,泰州开始旧貌变新颜。印象中的老街小巷、村子成片的消失。水网多成了断头的河沟,村口标志性的大树小桥再也寻不到,农村人口的持续流失,田连阡陌越来越多的土地整备,“青黄不接” 算是真正的消失在记里。
1993 年的信阳,我还在拿着粮票去换面条买馒头。
我从小不缺吃食,却极度不喜欢吃烫饭,特别是黄心菜煮烫饭,我看见就想骂人。很多人说烫饭好吃。是童年的味道。拜托,那是穷,那是不愿意浪费剩菜剩饭那一点热量,那是饥饿到温饱时期,忘却不了的饥饿的记忆。珍惜那焉吧的青菜里那一点油腥。
我爸见不得我不吃禽类,从小就逼着我吃,我吃下去就吐。他无法理解为啥有人不喜欢吃鸡肉鸭肉。那是他儿童时的求而不得吃食,却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儿时过年经常回泰州,奶奶总是把我偷偷叫到低矮的厨房,给我两个煎好的鸡蛋。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是煎好的,而不是煮好的。
后来懂了,煮鸡蛋需要更多的燃料,并且食用油也是珍贵的吃食的一种,这种事情至少持续到了 2000 年前后。至少在那个时候,奶奶的眼中,煎鸡蛋都是珍贵的吃食。
2008 年之后, 日子肉眼可见的变好。
我抽黄鹤楼,我奶奶见了,给我南京,给我大苏说: 农村人眼睛浅, 抽的烟太差会被人瞧不起。但我不喜欢大苏的香气,香的让我窒息。
我长到了一米七五。
2012 年,我爸爸的孙子出生了。
他不喝奶粉,两岁断人奶。
之后纯牛奶喝到现在,他挑剔牛奶的品牌,号称能喝出纯牛奶的味道不同。
他目前长到了一米八多。像一只长臂吗喽。
吗喽不喜欢吃野菜,灰灰菜,马齿苋,榆钱,楚不玖,几乎一口不尝。对我们吃野菜嗤之以鼻,经常发出灵魂拷问: 你们为什么爱吃草?
马齿苋焯水晒干,加了油渣肉馅,蒸成大包子,他吃的津津有味。我揶揄一句,你吃的就是鼻涕菜大包子。
03 年我父母抢盐吃到 11 年,11 年继续抢盐,吃到 19 年,19 年还他妈抢盐吃到现在,我不希望能吃完,我怕刚吃完,又发生什么事情,要继续抢盐。
一有风吹草动,我爸第一个动作就是买大米,买面。
他建了地下室,安装了货架。里面有两个大塑料周转箱,有 80 斤食用糖,密封的整整齐齐。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有各种压缩饼干,我翻到过 03 年生产的。马口铁密封包装,打开,还能吃。质量杠杠的。
有两口缸,其中一口有满满 100 斤的酒,大概是 06 年装的。
我爸爱吃甜食,膨化食品,各种 “油果子”。
他的电视柜上面永远有江米条,枕头酥之类的老式点心。
他赚了钱,买地,最纯真的想法就是,哪怕没用,种粮食也饿不着啊。
革命的太彻底,让有些人忘记了革命的必要性。
生活变化的太大,让某些人忘记了来时路。
就像我家的吗喽。他理解不了野菜甘甜,枕头酥的甜腻。他拿着钱出门,买两个雪糕,吃一个拿一个。我站在楼顶看着,略感欣慰,知道给他爹带一个了。
我下楼,看着他一会走进院子。手里空空如也。我偷偷一下,些许失落但没问。若干年后,他老了,他只记得他爱吃雪糕,父母不让吃。于是他拿了钱买了两个一路吃完。
就如同很多很多年前,我爸拿了两块钱工钱,花了两毛买一碗饺子,吃完回家被我爷爷揍的满院子飞奔一样。
让他只记住前半程的美好,后半程的不好,算了吧,免得若干年后,他再说给我的孙子。
孙子,50,60,70 饿不饿?童年饿,现在不饿。
但童年的饿,会记忆一辈子。
孙子才会忘记。
当然,做爷爷的,也希望孙子忘记。
九十年代,我老家好多人每年还青黄不接,要靠借粮借油熬过几个月。大人小孩的衣服裤子基本都有补疤,尤其是膝盖和屁股。
真正能完全吃饱穿暖,是零几年的事了。
就我老家那么穷困,听老人说,九十年代以前,都有好多外地过来讨饭的。安徽的,河南的,江苏的,山东的,都有。
无需莫言证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有很多人健在,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你们要岁月史书,未免太急了点,应该等四五十年代的人都不在了,再那啥吧。
我们记住挨饿,不是为了抹黑,而是为了铭记历史,让以后再也不挨饿。
你们急赤白脸的要否定那段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从侧面可以暴露出题主整个家族里爷爷奶奶辈的长辈在他上初中前全部去世了。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反而对题主充满了怜悯。
有人会问,难道不是题主有可能就属于特权阶层吗?注意我说的是整个家族,再特权阶层的家庭,也会有还住在乡村的亲戚,逢年过节也会走动走动,在物质极速丰富的成长阶段,也一定会有长辈在饭桌上说过 “现在大家真是都富裕了,我们当年饭都很难吃饱” 这类话。如果题主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一定是他在初步产生人格的青春期之前,这些长辈就已经全部去世了。
我爸 58 年出生,我爷爷在外地上班,我奶奶每天要去公社干活,每天就放家里没人管,据说我奶下工后他身上趴满了苍蝇。
从小没有足够的粮食,四岁才会走路。
他说小时候村里的干部吃烤红薯,小孩追在干部身后吃他扔的红薯皮,干部看到后就用脚把红薯皮在土里面碾碾防止小孩吃。
现在很爱国。
经历过 70 年代的人也没死完啊 自己去问不就得了

袁隆平院士生前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坦诚地回忆过上世纪 60 年代饥荒时期的惨痛经历。其中流传最广、最震撼人心的一次采访,是他在 2019 年 7 月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专访时的对话。
在这次采访中,面对记者的提问,袁隆平留下了几句非常经典且令人动容的回答:
1. 关于 “讨饭” 的无奈
当回忆起饥荒年代时,他说:“你年纪轻,不知道,上个世纪 60 年代,饥荒的时候,饿死人,大家都吃不饱饭。叫花子过去讨饭,饭都没有,你讨谁?”
2. 关于亲眼目睹的悲剧
他直言不讳地讲述了当时的场景:“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有饿死了人的!我至少亲眼看见 5 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 这种锥心般的刺痛,让他深切体会到了粮食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
除了央视的这次专访,袁隆平在其他场合也补充了许多令人心酸的细节:
正是因为亲历了那段没饭吃、眼睁睁看着人饿死的历史,袁隆平才立下了 “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的宏愿,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题主说的是七十年代,你自己可以脑补一下,六十年代真如袁隆平所说的
到七十年代会有多少好转??
莫言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要侮辱他
我爸 60 年生人,我从未见过他吃番薯,但我知道他吃的番薯比我这辈子吃的都要多的多的多。
哥,七十年的人还没死绝呢…… 需要有人证明嘛?
用不着莫言。
刘强东知道吧,他是江苏宿迁人,宿迁经济水平在国内算得上中流吧。他 1974 年出生,1992 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
刘强东曾在自传中提到他的童年生活,他的童年是饥饿与匮乏的代名词,全家靠父母跑船为生,红薯和玉米是餐桌上的主角,连大米都算 “改善伙食”。他回忆:“高中时看到红薯就想吐,但为了活下去只能硬塞。” 最奢侈的享受,是过年时用肥肉熬出的猪油拌饭,连洗碗水都要喝掉。
刘强东描绘的是宿迁农村八十年代的场景,而他家里条件在村里还算是好的了。
除了问候的话,啥也不想说。
看了一下问题描述,全是宏大叙事,虚构和编造的 “历史”。
我生于 1980 年,70 年代能不能吃饱饭也是听上一辈说的,我父母都是普通家庭,母亲是工人家庭出身,算是出生 “好”。父亲因为爷爷被打成 “资本家”,所以算出身不好。
但是上一辈不管是我父亲这边的还是我母亲这边的长辈,回忆起 60、70 年代,“吃不饱饭”、“没饭吃”、“穷” 是最常见的评价。
我父亲是最小一个,上面有 3 个哥哥 3 个姐姐,我母亲是最大一个,下面有 2 个妹妹,2 个弟弟。
总不可能这些长辈都联合起来骗我吧?
我再说说我自己,我最早开始记事是 80 年代初期,大概我 2、3 岁的时候。
1977 年,我父母从黑龙江省边境的漠河农场 “插队落户” 回到上海。我父亲在某区印刷厂做工人,我母亲在上汽一家汽修厂做财务,是当时典型的 “双职工” 家庭,我是独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到了月底经常没有钱吃饭,所以经常去我几个伯父、姑姑家蹭饭。去的更多的是我外公家,因为我外公外婆当时都是 100 多块的月薪,在当时算是高收入。
每次去外公家吃饭,外婆都会给我母亲带很多烧好的菜回来,所以每次从外公家回来以后我家都好几天只要做饭就行了。
但是就算这样,到了月底还是经常没有钱吃饭。
当时我家住的是父母回上海后分配的临时房子。所谓临时房子,就是临时搭建的,没有地基的一层平房,电线是从外面直接拉进来的,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盏挂在屋顶的电灯。说是电灯,其实都是夸大了,就是一个电灯泡,直接挂在房顶的钉子上。
自来水房间里是没有的,附近大概五六户人家,近 20 口人,共用一个水笼头。
厕所自然也是没有的,用的是马桶,母亲每天要提着马桶去附近的公共厕所倒马桶。
这种房子质量自然是极差,漏水非常严重,每次下小雨就要拿各种器具去屋里接雨水,如果是暴雨,那父母就要忙着从屋里往外舀水。
我父母在黑龙江戍边 11 年,回来不但一分补偿都没有,而且分到的就是这种房子,因为当时回上海的知青很多,好房子要分给那些有关系有钱可以送礼的人。
这就是某个群体心心念念无比向往的 “免费分房”。
这样的房子父母整整住了 12 年。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那时候我家特别穷。恰恰相反,这是当时很多上海普通家庭的正常生活。
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 1989 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升任印刷厂的厂长兼书记,才搬进了那种 6 层楼,没有电梯的一室户房子,大概 20 多平米,起码有独立的厨房和独立的卫浴。
到了 1994 年,父亲辞职从事法律工作,母亲所在公司成功上市,家里的生活条件才好起来,搬到了有电梯的三室一厅的高层房子,我 14 岁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没有邓公,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和欧美西方发达世界全面的合作和学习,今天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不会比朝鲜、古巴、叙利亚、伊朗好多少,甚至可能更差。
提问的人所说的那些谎言,正如它自己说的,是在 “用主观的臆想歪曲时代全貌”;
它们以为把 “人民生活极端贫穷困苦” 粉饰为“物资种类不丰富”,就可以歪曲历史,把谎言打造成真相。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令尊、令堂、叔伯、婶姨还有健在有联系的不?
如果有,带包烟或提箱牛奶,去找个唠唠……
据下面这篇学术论文的数据,在 1958 年开始实行 “人民公社”体制后的那 20 多年里,我国的 “人均年粮食消费量”(人均每年实际吃到的粮食的量) 不仅没获得增长,反而不断地下降、倒退,到 1978 年时已经下降到了 195.46 公斤,比 1957 年的 203.06 公斤少了 15.2 斤,比 1957 年的下降了 3.74%;国民所吃到的植物油的量则从 1957 年的 “年人均 2.42 公斤” 下降到了 1978 年的 1.60 公斤,变少了大约三分之一(精确的数据是 33.89%);所吃到的家禽的量则从人均 0.50 公斤降到了 0.44 公斤,下降了 12%**。**原文是这样说的:
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 年与 1957 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 203.06 公斤降到 195.46 公斤,食用植物油由 2.42 公斤降到 1.60 公斤,牛羊肉由 1.11 公斤降到 0.75 公斤,家禽由 0.50 公斤降到 0.44 公斤,水产品由 4.34 公斤降到 3.42 公斤。1957~1978 年,居住条件恶化。1978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3.6 平方米,低于 1952 年的 4.5 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 年为 10.17 平方米,比 1957 年少 1.13 平方米。在生活服务条件上,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 年分别为 41.81 个,117.17 人,到 1978 年则减少到 13.04 个,63.14 人。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答主批注:这份学术期刊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


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城镇地区居民的 “食油”——“食用油”(而非“燃油”) 的“定量”大多是每人每月 5 两油(就是说只许居民每月每人最多买 5 两油用于炒菜、烹饪、炸油条、做煎饺吃),有些省(比如辽宁和安徽)城镇居民的 “食油定量” 则只有 3 两或 4 两!(当年由于城、乡差距悬殊,农村地区居民能吃到的油更低、更少!) 而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 “国家数据” 版块的数据,2024 年我国城乡居民整体的 “年人均食用油消费量” 是 9.7 公斤(而且这只是居民自己在家里消费的食用油的数量,不包括人们“下馆子”,在外面的酒楼、早餐店等各类餐饮店用餐时消费的食用油数量),就是说,去年中国人在自己家里每人每月平均消费了大约 16.17 两食用油,是当年人们的食油消费量的 3 倍多到 5 倍多!

这张截图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这个网页: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A0A&sj=2024
《沈阳市志》丛书中《沈阳大事记 (1966-1985)》一书的 “一九六八年” 那一节里就说了:
10 月 5 日 市革委会发出文件,转发省革委会 “关于批转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关于压缩和控制粮油销售,增产节约粮油具体措施的报告” 的通知。文件决定从十月份起,食油定量由原来五两改为三两,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见下面原页面的扫描图;“革委会”是 “革命委员会” 的简称,文革时各地、各级的政府和党委合并成了“革命委员会”)


从下面这篇 “采访录**”** 可知,接受记者采访的 “60 后” 们都说在他们自己小的时候(也就是六、七十年代时),自己家里每年只有春节时才舍得做荤菜吃。
转自《金华日报》2012 年 1 月 17 日的那一期 (金华是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设区市)
**摘要:**过年有猪肉和鸡肉吃,还有新衣服穿,这在平时是吃不到和穿不上的。…… 过年是我最想念的,因为可以吃到鸡、鸭、鱼, 鸡和鸭是家里养的,平时舍不得吃,到了过年才留一只给自己吃,其余全部卖掉,以添置一点生活用品。
一个红包高兴好几个晚上
●人物档案:沈远明,男,1964 年 1 月出生,金华开发区苏孟乡种植专业户(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名“浙江金华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1992 年 6 月。——答主附注)
我们家兄弟三个,我是老大。因为兄弟都还小,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干活,母亲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当时我们家里很穷。
那个时候的春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生产队的田大部分种紫云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农药和化肥,紫云英是用于肥田的,到了耕种的季节,生产队的社员就牵着牛到紫云英田里耕田。我们和小伙伴就拿着菜篮子到刚耕过的紫云英田里抓泥鳅,那时候田里的泥鳅可多了,只要将菜篮放在田里,用脚轻轻地在水里蹬几下,然后将菜篮拎起来,菜篮里至少有六七条泥鳅,多的时候有十来条。这些泥鳅都胖乎乎的,吃起来特别过瘾。
过年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平时我们家里的菜都是酱、梅干菜和腌菜。家里虽然养有一头猪和一只羊,因为没有什么食物喂养,都很瘦,杀了也没有几斤肉,而且基本上都卖掉,这钱用于添置农具。自己虽然会留一点,但主要用于招待客人。
正月初二,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到亲戚家拜年开始了。拜年时我们一般拎着 500 克白糖、500 克油金枣、500 克红回回到亲戚家 (“红回回” 是金华的一种特产,一种传统糕点。——答主附注),如果认为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是两包,这些东西是到供销社买的,外面用草纸包着,上面放一张红纸,以讨吉利。
到亲戚家拜年一定要吃一餐饭,否则主人会不高兴。去拜年前大人都会吩咐我们,不要轻易去吃鲤鱼冻和猪爪冻,这两碗冻只有在主人将其划开来时才可以吃,鸡肉也只有主人夹在你碗里才可以食用,因为在当时这几碗是最好的荤菜。不过一般来说,如果吃不到这两碗冻,那么肯定能吃到一块白切鸡肉,否则主人会觉得自己招待不周,对客人不够客气。
拜年的时候,我可以收到几个红包,那时的红包一般是 0.5 元,如果拜年的对象家里生活条件好,红包会比较大,一般是 1 元或者 2 元,得到了钱一般都交给父母。记得有一次拜年回家,父母将一个 0.5 元钱的红包分给我,我高兴得好几个晚上没睡。
酱油拌饭是最好的美味
●人物档案:郑春生,男,1964 年 2 月出生,婺城区洪坞社区农民
我们一家三代有 3 个人是龙年出生的,母亲、我和我儿子。
上世纪 60 年代,物质非常匮乏,平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一日三餐基本上是梅干菜、腌菜和青菜,菜里看不到一丁点油。因为我正在长身体,再加上摄入的油水过少,肚子很快就饿。往往到了下午 4 点钟肚子就已饿得咕咕叫,这时我就会到菜橱里找东西吃,如果能找到一点冷饭,用酱油拌起来,再放点猪油,那就是最好的美味佳肴了。那时生产队基本上种水稻,有几年还会种几亩甘蔗、花生,到收获的季节分点给农户,但我们舍不得吃,都将其卖掉,所获得的钱用于添置家里的生活用品。别说能吃上水果,平时村里连水果的影子都看不到。
番薯收获的季节,是我们小伙伴最高兴的日子。村集体养有许多牛,将牛粪晒干,然后烧成灰,当肥料用。在烧的时候,我们就将番薯从地里挖出来,埋进去烤,烤熟后大家一起分享。小伙伴吃着香喷喷的烤番薯,手舞足蹈的,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楼主批注:牛粪里烤出来的番薯不嫌脏吗?) 打豆的时候,我们会到晒场上抓一把,放进去 “爆”,有时 “爆”焦了或者 “爆” 得半生不熟的,也舍不得丢掉,全都将其吃下,吃得津津有味。
过年,是我最企盼的日子,元宵一过,我就开始想下个春节赶快到来,因为过年有猪肉和鸡肉吃,还有新衣服穿,这在平时是吃不到和穿不上的。
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到城里玩,都是走路的。记得我八九岁那年,我们村有一个人在外地当干部,大年三十带回来一辆自行车,全村人都感到很新鲜,因为当时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而且都是高干家庭才有,大家没有真正看到过自行车。他家有自行车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村,全村人都赶到他家里看,把他家围得严严实实的,我被堵在里面憋得气都喘不过来。
松树枝照明看电影
●人物档案:汪作成,男,1964 年 10 月出生,金华市某机关单位公务员
我老家在杭州市淳安农村,当兵转业到金华工作。(淳安是杭州的一个县。——答主附注)
我家共有六口人,父母生了 4 个孩子,我是老三。我家住在一个山沟沟里,当时我们村里很穷,我家也一样。记得我六七岁时,家里一年到头基本上吃玉米糊;如果收成不好,连玉米糊也吃不上,只有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吃得连大便都解不出来。
每年到了 11 月,我就盼望着春节早点到来,因为除夕夜,我可以吃到一餐白米饭,这是用家里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到山外买的。我还可以有新衣服和新鞋子穿。新衣服是用 “卡其” 面料做的,这套衣服要穿一年四季,穿到来年的春节已经是补丁加补丁了;鞋子也一样,是母亲做的布鞋,一年到头就这么一双,穿到第二年春节,早就破得不成样子了。
那时的春节,我家还吃不上猪肉,但桌上的菜会比平时多添几碗,分别是青菜、豆腐、青菜炒豆腐、萝卜块、萝卜丝、萝卜炒豆腐。
外出拜年是我最向往的,因为有白米饭吃,还能吃上一块肉。外出拜年如果遇上下雪或者下雨,是我最为苦恼的。因为我只有这么一双布鞋,在雪地或者雨水里踩湿后双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甚至将皮磨破。还好冬天山里人都烤火,鞋子弄湿后,每到一户亲戚家我就将鞋子脱下来烤。(楼主批注:作者的每户亲戚差不多都是山里人,那么作者走亲戚,大多数走的就是起起伏伏,甚至可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 拜年结束后,我的布鞋已基本上穿得半旧了。
要是村里哪天能放上一场露天电影,那一定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们村一年到头只放一次电影,是县里的放映队来放的。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是用发电机发电的,放映队一般会提前一天通知村里,然后把发电机从山下抬到山上,一个村一个村轮流抬,轮流放。我们如果知道邻村放电影,哪怕是爬 10 公里山路也会去看。那时还没有手电筒,我们去看电影时,都是八九个人一群,由一个人背着一筐松树枝,然后用火柴将松树枝点着,作为照明。而我一般是家人背着去看的。
人挂在梯子上盼长高
●人物档案:马赛英,女,1964 年 9 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是金东区孝顺镇人,我丈夫是婺城区西关街道人,结婚后,我随丈夫住在西关街道。
我家共有 4 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
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过年,那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做冻米糖和米酒。吃年夜饭前我们先拜祖宗,然后再吃年夜饭。一般来说,吃年夜饭要赶早,最好比别人提早半个小时吃。吃好以后,大人们还要到邻居家和村里的亲戚朋友家吃,十分热闹。在邻居和亲戚朋友家转了一圈后,大人们回家炒花生、瓜子。炒熟后,我们就把花生和瓜子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和小伙伴出去玩了。
大人们会将我们一群小伙伴召集到有梯子的人家里,把我们抱得高高的,叫我们双手抓住梯子的木档,把整个人挂在上面,说这样人会长高。到了晚上十来点钟,我们就回家了。奶奶已经将红包(压岁钱)包好分给我们,叫我们把红包放在枕头下,到了正月初一早上才能将其打开。还有母亲已经将新衣服和新鞋子放在床边,正月初一可以穿上。
正月初一早上我醒得特别早,人特别兴奋,盼望着赶快天亮,因为有压岁钱,有新衣服和新鞋子穿。那时的压岁钱一般是 1 元钱或者是 2 元钱。我们各自穿着新衣服,新鞋子和新袜子,心情特别好,一般先和兄弟姐妹比,谁的漂亮,然后再和村里的小伙伴比。如果别人评价自己的衣服很漂亮,比什么都高兴。记得有一年,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绿色的卡其面料西装,我特别喜欢。正月初一我穿去拜年,结果天下起了雨,不小心将其弄脏了,回家后只有将其换掉,穿上原来的旧衣服,心里特别不高兴,那种失落感至今我记忆犹新。
记得读初中时,家里条件好起来了,母亲给我买了一双 36 码的丁字形皮鞋,说买得大一点,人大起来也可以穿,哪知我的脚到现在也只有 35 码,还是穿不着。
花一角钱买 50 个小鞭炮
●人物档案:廖继承,男,1964 年 11 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家兄弟姐妹 7 个,我是老五,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母对我特别宠爱。
我家条件和其他人家比算好的,因为当时村里办了一个粉干厂,父亲在里面搞管理。
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零食很多,肚子饿了嘴巴馋了,可以到超市里买。我们那个时候三餐饭能吃饱就已经算不错了,零食根本没有,水果店只有市区兰溪门和小码头开了两家,是公家的副食品公司开的,苹果个头很小。父亲如果有钱,会给我们买两只回来,然后平均切成 7 份,一个人分到一小块。我们都舍不得吃,用舌头舔了很久,才将其吃下。
过年是我最向往的,因为过年有冻米糖吃,还可以放鞭炮,还有猪肉、鸡肉和鱼肉吃。
我们家一般距春节一个月前开始做冻米糖,做好后,父母会将其装在 8 个坛子里,每个孩子一坛,父母自己留一坛,父母那坛最大,是过年用于招待客人的,我舍不得吃自己坛子里的冻米糖,因为吃光就没有了,于是我经常到父母的坛子里拿冻米糖。等父母那坛吃得差不多了,才吃自己的。为了防止姐妹到我坛子里拿冻米糖,我每天都给坛子做记号,经常打开看看,有没有少去。
那时候的鞭炮很便宜,小鞭炮一角钱 50 个,在过年时父亲会买三四串回来。在除夕夜我拿着小鞭炮和小伙伴一起,到这家放放,到那家放放。大的炮仗那时也有得卖,比小鞭炮要贵一些。大炮仗冲上天往地上掉时,大家都去抢,原因是里面有几层草纸,因为那时草纸很少,有些人就用这些草纸擦屁股。
过年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说高兴的事,否则父母要责怪,说一年的运气都被说掉了,过年时我们讲话格外小心。
点蜡烛过大年
●人物档案:俞燕滨,女,1964 年 6 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原是开发区秋滨街道人,结婚后住在西关街道。我家兄弟姐妹 6 个,我是老五。我小时候家里虽然比较穷,但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因为我上面有四个兄弟姐妹,他们承担了家里的一些家务,相对来说,我要比他们生活得舒服一些。
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时候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东西吃,更不要说水果了。我盼着梨成熟的季节快点到来,因为到了梨成熟的时候,我们家会到隔壁村买两三斤品质比较差的梨吃,是隔壁村大队里种的,售价是每公斤 3 角钱。记得有一次我在吃梨时,小朋友羡慕得连口水都流下来了。糖梗成熟的季节也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生产队收割糖梗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偷偷地躲进糖梗地里,拔几根出来,在小腿上一放,双手用力往后将其掰成两半,然后坐在里面吃。
过年是我最想念的,因为可以吃到鸡、鸭、鱼,鸡和鸭是家里养的,平时舍不得吃,到了过年才留一只给自己吃,其余全部卖掉,以添置一点生活用品。鱼是生产队养的,一般到了过年前几天才会抓,因为塘里的鱼没有食物喂养,所以鱼的产量特别低,一个农户家最多能分到一两条,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不仅自己可以尝一尝鲜,拜年时客人来了还可以用于招待客人,不需要到市场上买。
到了秋天,天气冷起来了,我们就没有条件洗澡了,身上脏得长 “壳”。当时城里有两个浴室,但家里没有钱,洗不起。不过在过年的前两天,我可以洗一次澡,金华化工厂有一个锅炉房,开有浴室,对外开放,收费要比城里的浴室低得多,父母会带着我们到那里洗。将近 5 个月没洗澡了,有幸洗了一个澡,有多惬意,整个人轻松得像会飞一样。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没有电灯,平时晚上都点洋油灯,除夕夜为了使家里亮堂一点,我们就在桌上插上三支蜡烛,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吃年夜,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浪漫,但那时我们想如果村里有电灯该有多好。
放个反常识的观点:
人人吃饱饭是 90 年代才实现的
人人有肉吃是 02 年加入世贸组织才实现的
而所谓的 70 年代
只有 5% 的人才能吃饱饭
一张粮票就能证明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没人提到呢?

如果能吃饱饭,那还要粮票干什么?
吃得饱还何必凭粮票购粮?
我就一张图,你们随便猜

粮票是 1993 年才取消的,解释一下为啥有粮票这个东西,又因为啥取消。
不需要证明,因为你们根本不相信,即使铁证如山你也不相信。
现在农村大把 50 年代、60 年代的老人,你问问他们在 70 年代吃的饱吗?
都吃出高血压了,怎么可能吃不饱饭?

数据说话
根据 1926 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原文记载
“佃农和他的妇人每人每年吃谷七石二斗,小孩吃谷三石六斗……”
成年男女(佃农和妻子):7 石 2 斗 = 7.2 石 × 120 斤 / 石 ≈ 864 斤
小孩(儿子):3 石 6 斗 = 3.6 石 × 120 斤 / 石 ≈ 432 斤
三口之家一年总消费:18 石 × 120 斤 / 石 ≈ 2160 斤
1949-1978 年:粮食紧张时期
1949 年人均粮食产量仅约 209 公斤(原粮),口粮更低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在 250-300 公斤左右徘徊
1978 年改革开放前,人均粮食产量约 318 公斤
这一时期不仅总量不足,还要扣除种子、饲料、工业用粮等,实际人均口粮远低于 400 斤 / 年(注意是 “斤” 不是 “公斤”)
1978 年后:逐步增长
1978 年:约 318 公斤
1984 年:突破 390 公斤
1996 年:首次突破 400 公斤(约 414 公斤)
所以,吃不饱是一种客观描述。
我奶奶还活着呢,她说那时候很多女的吃野菜吃的都 “不来血”。我奶奶没啥动机骗我吧。
莫言能证明的是七二年他去县城花钱看电影《卖花姑娘》,还能吃两碗肉丝面。这时候莫言只是生产队一名最普通的未成年社员,自己加油把活干完,省出来的时间自己决定,跑去省城去电影了。 这和你们所知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有什么不同?你所被告知的前三十年的农村,家家都是赤贫对吧?莫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看看莫言是怎么说的:
**我们黎明即起,挥汗如雨,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那一大圈肥挖了出来,赢得了一个下午的宝贵时间。**匆匆吃了一点午饭,便向县城进发。村子距离县城有 50 里路,没有公共汽车,有公共汽车我们也坐不起。村子里只有两辆自行车,拥有自行车的人,都是村子里的干部。**他们的自行车,给我们骑,我们也不敢骑;万一骑坏了,只怕是砸锅卖铁也难以偿还。**我们只有用脚来完成这段旅途。我们悄悄地出了村庄,没让任何人看到。出村之后,一直小跑前进。尽管上午出了大力气,但《卖花姑娘》吸引着我们,也没有感到有多累。赶到县城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急忙跑到电影院售票处,想买晚上七点的票。但售票处挂出的小黑板上写着,晚上七点的票已经卖完,不但七点的票卖完了,连九点那场的票也卖完了。而此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着《卖花姑娘》,那幽怨优美的音乐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让我们的心境无比凄凉。我们在电影院前面的广场上沮丧地转悠着。不时有人来问我们有没有多余的票。**只有一个油头滑脑的人悄悄地问我们要不要票。**我们很兴奋。**当时的电影票价是每张两毛五分钱,但这个人跟我们每张要一元。我们三个人身上的钱凑起来也不够买一张。**我们劳动一上午,奔波一下午,非常疲倦,非常饥饿。**我们原来计划着,买上电影票后,就到饭店里,每人花三毛钱、四两粮票,买两碗肉丝面条,犒赏一下自己。**电影票买不到,我们连吃肉丝面的心都没有了。
莫言这篇散文想证明什么,我不清楚,但他的文字确实给我们证明了人民公社时期不一样的东西:
一是农民有一定的自由。自己的活早干完,自己的时间自己支配,并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二是外出不需要介绍信。莫言三个青年去县城,并不需要介绍信。
三是莫言会骑自行车。莫言虽然阴阳怪气地说村里只有两名干部有自行车,但他说他不敢骑,怕骑坏了赔不起,显然他会骑自行车。既然只有干部有自行车,莫言他们三个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
四是莫言消费能力不低。莫言作为一个普通不满十八岁的少年,一般不能拿全工分,但他的消费并不低,不但可以花二毛五分钱看电影,还能每人花三毛钱、四两粮票,买两碗肉丝面条犒劳自己一下。
当时在国营饭店一碗素面条,二两粮票加八分钱,一碗肉丝面,需要二两粮票加一毛三分钱。莫言他们三个直接预备了要每人吃两碗肉丝面。你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挨饿,莫言自己都不答应。

五是地主家庭没传说那么惨。莫言这两个伙伴,有一个是地主家庭出身,仍然可以豪掷三毛钱四两粮票,吃两碗肉丝面,说明地主家庭和普通社员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加上莫言是富农出身,他父亲一直是大队会计,他叔叔一直是供销社职工,同样说明富农在当时基本没受什么影响。
有人会说这是莫言的虚构,大家都知道,散文是必须反映真实生活,是不能虚构的。如果写散文还虚构,只能说明作家人品有问题了。而且莫言不止一次提起这起看《卖花姑娘》电影的经过,据此推断,这个经过是真实的,在莫言的印象里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莫言家到底是什么生活状态?虽然莫言在很多作品里买惨,但有时候不经意透露的东西,却证明他家的小日子其实还是很滋润的:
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 290 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
能吃大碗吃肉的莫言家,到底是什么生活,不需要我们多说了吧?莫言家仅仅分钱就分了 290 多元,相当于城里一个普通工人 10 个月的工资总数,你能说这样的日子是穷日子?这样的村子会挨饿?
莫言家能大碗吃肉的这一年是那一年?莫言没说,莫言的作品里基本都没有时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不过我们可推断一下,莫言参军是 1976 年,所以这个时间在参军之前,在 1976 年之前。大概在七三年的时候,莫言到棉场做临时工,做了三年多,直到他参军之时。在棉厂的时候,莫言在棉厂的食堂吃饭,是经常可以吃肉的,而且棉厂每月给他四十元的工资,二十元交生产队,二十元归他家。也就是说,他家仅他的工资,每年就 240 元的收入,不至于看见肉就不要命,还抢母亲碗里的肉,吃到肚子疼。而且 73 年莫言已经十八岁了,更不会抢母亲碗里的肉了。也就是说,这年分红 290 块钱,应该是在 1973 年之前。

这是莫言在棉厂做临时工时拍的照片,里面唯一的小胖子就是莫言。
莫言家的村子条件好吗?不好,非常不好,不好得让莫言充满了仇恨:
十八年前, 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 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 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
在 “东北乡贫瘠的土地” 上,他们家还能分红 290 多块钱,就当莫言说得夸张些,不至于很贫瘠,他这村子也就是中国最普通的农村,对吧?普通农村能分红这么多,其他地方的农村,即使差些,不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不能人家莫言家大块吃肉,你们连饭都吃不上吧?一个北方的普通农村,一年能分红这么多,说明这不是孤立的,应该是相当一部分农村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
对此,很多人不信,我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大概七零前后,我家一年分红一百块钱,就买了一台缝纫机,南京熊猫牌的。这也是一个例证吧,那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并不是一直那样,是一直在变好,这个连莫言也是承认的。
一说起当时是不是挨饿,有人就喜欢拿人均粮食说事,人均这事,有时候还真不好说,让一个乞丐和马云人均一下,能说明乞丐不挨饿吗?美国的乞丐还人均 8.6 万美金 GDP、人均 4 万多美元年收入呢,你能证明他不挨饿吗?当时全国会议上给出的数字:
农林部部长杨立功说,1977 年人均粮食 598 斤,比 1957 年还少 13 斤。社员人均分配 413 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 400 斤以下者,占 37.9%,1/3 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 1.1 斤(原粮);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 300 斤以下者,占 25.7%,1/4 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 0.82 斤(原粮)。超支户占 33.5%,累计欠款 72.7 亿元,户均欠款 132 元。
这是对人民公社不满的数字,但反过来看,南方人均 1.1 斤粮食以上的农民占三分之二,北方人均口粮食 300 斤以上的占 75%。这已经说明,大部分农民自己打的粮食是够吃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自己收的粮食不够吃的。但是不是就挨饿呢?当然不是,国家有摊销粮和救济粮,能保证绝大多数人口能吃饱饭。比如江西的情况是这样的:
也有江西的发言。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介绍: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 70.2 元,口粮只有 463 斤;1977 年人均年收入低于 50 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 21.5%;人均口粮低于 400 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 27.7%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平均每人分粮 463、分钱 70 元,如果一家四口人,可以分 1850 斤粮食和 280 元钱。这个数学,不知道那个说前三十年农民赤红的人,有什么说法?莫言家一年分 290 元,江西每家平均分 280 元,这足够证明当时的基本情况了吧?

人均粮食低的这部分人家,国家并没有不管,这次会议上有人这么说:
根据当时参与农业工作的杜润生文章回忆:“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也证明了,国家对于粮食不够的地区和人家,是给予粮食救济的。
另外,到九十年代,中国贫困人口仍然有 7000 万人,也就是,分田单干后十几年后,仍然有 7000 万的人吃不饱饭,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原来吃不饱的,单干后仍然吃不饱饭。那么,真正因为干活不积极吃不饱饭的人口占多少呢?10%,15%?因为这一少部分人就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是不是以偏盖全呢?
所以,关于前三十年农民家家赤贫,家家挨饿的说法,是赤裸裸的谎言,是和奋勉严重不符的,好在莫言用他的作品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七十年代的普通农村的真实样子,揭露了这谎言的可笑,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莫言,感谢他记录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真实的历史,感谢他还原了真像。
我爷爷给我讲过一个笑话。
关于我爸爸和我叔叔童年趣事的,正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
笑话很简短。
我爸和我叔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吃不饱,饿呀,饿急眼了,逮着家里能吃的东西都不放过。
他俩翻箱倒柜找到了爷爷治病吃的药,药上面有一层糖衣,甜的。
等我爷爷下工回来,就看到他俩把药片上面的糖衣舔的干干净净,俩人也在躺在地上,嘴里吐着白沫。
所幸,救回来了,没有丢掉小命。
无言以对,唯有图一幅,聊表心意:

证明不了,莫言虽然出生于 1955 年,但是那时的中国,已经超英赶美了,家家有轿车,户户住 HOUSE,顿顿吃牛排,天天迪斯科。
莫言家当时是因为高杠杆,加上美国的制裁,陷入了 “斩杀线”。当然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后期组织已经拯救了他家,让他可以衣食无忧的安心创作,才能写出那些极具想象力的、完全跳脱中国美好现实、描述美国人民悲惨遭遇的作品。
啊!没有莫言的时代,只有时代的莫言!
装什么外宾呢。
我上小学那会,四点半放学,农村娃回家第一件事是就着咸菜喝粥,否则等下下地干活准没力气。
为什么要喝粥呢?
因为中午就是喝粥,粥不顶饿。
为什么中午不吃饭呢?
因为喝粥可以省点米。
早上煮一大锅,可以吃一天,有剩的就和糠、菜叶子混一起喂牲畜。
好在那会生态好,到处是吃的,河里有鱼,田里有蛇有青蛙,树上有果子,饿是不会饿了,就是一个个精瘦个头矮。
这还是 21 世纪头几年。那个年代你就自己判断吧。
我 92 年的,我家族最大的哥哥煮好饭给太爷爷吃,他说等再饿一点再吃,等了一会再去问,已经死了
川菜里有一道很普遍的家常菜——粉蒸肉,也是我妈的拿手好菜,每次出锅我一个人能炫一整盘。
我家的基本做法是把二刀圆尾切成 5cm*8~10cm 的中等厚片,裹上五香粉和米粉,再放到垫有配菜的碗里(码放方式参考烧白),然后上锅蒸。配菜有两种,洋芋和红苕,但我妈做十次粉蒸肉大概有九次底下垫的都是洋芋。
某日,又一次粉蒸肉吃爽了之后,我向我妈抛出疑问:“红苕软嫩吸油,且是甜口,跟咸口的粉蒸肉相得益彰,如此完美的搭配你为啥总是换成洋芋?” 答曰:“小时候粮食不够,顿顿红苕,吃伤了”(我妈生于 60 年代末)
原答案被 ban 了,我也是扶器。

在村里,我家和另外一家是世仇,我一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直到前年我爷爷去世,另外一家来吊唁,我姑姑才和我把之前的事说出来,原来是特殊时期那几年,家里饿的不得了,村里都去田里挖豆种吃,对方正好是村里民兵队长,拿着土枪守着门口不让出门挖豆子导致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爷爷的弟弟和父母)饿死,从此两家就成了世仇。
我是上海人,卢湾区的。76 年的。我自己对小时候的很多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说真话不怎么记得。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隔壁家哥哥姐姐,他们一家四口,在我 6-7 岁时候有一天在阳台上吃晚饭,我家阳台看过去非常近,2-3 米这样子,我很清楚记得他们一家人的晚饭菜就是一个咸鸭蛋。
那是上海,82 83 左右。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
88 年 生人 湖南省益阳沅江市熙和乡草尾镇保裕村 9 队.
我能保证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小学时 碳水还不能管够. 吃肉基本别想 猪油菜籽油是稀罕物. 但多少沾点. 稻草要做成耙子 用来烧火做饭. 小学需要自己带课桌椅. 自己带米去学校. 学校统一帮你蒸熟. 用铝制饭盘. 然后用泥工铲. 把米饭分成四方形. 没人一份. 自己带剁椒或者辣椒萝卜当配菜. 吃一顿中饭. 城乡差距巨大. 父母未成年时常以红薯代替米饭. 至今厌恶红薯. 母亲偶尔出去城里卖豆腐. 看到城市人吃面 不仅有肉汤肉沫. 还有荷包蛋. 愤而感概 农村没有出路. 必须出去.
稍大后. 父母外出打工寻求生路.. 第一次一起吃饭. 我说了一句话——《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母上大人至今记忆犹新. 碳水堪堪吃饱. 半大小子 吃垮老子真不是戏言.
后改开 猪头肉比猪肉便宜. 但经常有毛发未处理干净. 但脂肪厚重. 入口嚼之. 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至今对于猪头肉有执念. 每回家常去菜市场买卤猪头肉.
我们就是历史
我妈我爸都说那个年代吃不饱,袁隆平说那个年代吃不饱,各种名人回忆录说那个年代吃不饱。你叽哩咕噜一大堆,不如问你认识的中老年农村亲戚。
我姥爷
负责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运输排排长
参加越南战争的军功参战老兵
三十多岁的正团级转业电器厂长
这种背景下,我姥顶天了把花生擀碎了放白菜里充当油水
实在忍不住再讲两句,粮票一直到 80 年代才取缔。70 年代能不能吃饱饭还用说?
?
基本盘说不能
荒诞程度就像,问你
“大米怎么来的”
你答 “超市里买的”
莫言坏就坏在这里,很多人读过他写的书之后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们只有 70 年代才是吃不饱饭的,80 年代改革一开放就过上了好日子。
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地区到了 90 年代都还普遍存在吃不饱饭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多打工人冒着被送去砸石头的风险,也要想方设法去城里打工。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互联网有一种舆论风气,管 2000 年以前出生的 80 后 90 后为老年人。
因为 00 后和他他们之间真的存在很严重的代沟,00 后基本上从他们记事开始,日子都不会太差。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 80 后 90 后整天说过去这不好那不好,明明我们出生开始每一天都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他们这些老登就是对国家的建设不努力不认真。
某个 AC 之间的网站上就出现了很奇葩的一幕,明明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却是死气沉沉,老保味比谁都重。
有人或许会说,不能怪他们,他们是被象牙塔里的教育蒙蔽了双眼,暂时分不清现实社会是怎么样的,挨两年社会的毒打就好了。
这种话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那就是现在的小年轻哪个手里没有手机,哪个不会上网?你真的以为他们看不到现实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吗?
莫言说:煤块很好吃。
莫言说:东北乡人住在猪圈里。
莫言说:高密人 15 岁以前没有穿过衣服
……
他说 70 年代吃不饱,你信不信?
这个问题是明粉实黑,故意抛出暴论,得以引出大量反驳回答来带节奏,这样只要节奏过了头,就可以对前三十年进行完全否定。
知乎上已经有了无数回答,吃饱饭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吃饱饭需要有粮食,粮食需要有水利,需要化肥,需要牲口,需要能源,需要农用机械。
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
前三十年是很艰苦的,有很多的饥饿记忆。
我父亲老家是山西,出生于 1951 年,他幼年的记忆就充满了饥饿和辛劳。
老是吃杂粮、红薯,没有油水和肉,鸡蛋要攒起来去换钱,很小要挑担子干活,以至于他 17 岁去当兵时身高只有 167 厘米,到了部队里狠狠吃了饱饭之后,终于长到了 169 厘米。
但是他的记忆里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从小就去村里小学上学认字,病了可以去乡卫生所看病,我爷爷跟着大队里的壮劳力一起去挖河泥肥田,修河渠和水库,生产队大喇叭宣传要喝开水。
我祖父母一共生育了七个子女,按七个人的顺序排,我父亲是老五。
但实际上,我父亲在家里却排行老二。
因为 49 年之前,他有几个哥哥和姐姐,都夭折了,只活下来我大伯一个。
49 年之后,53 年出生的我三叔,56 年出生的我四叔,都活了下来长大成人。
吃到第五个馍你吃饱了,说明前四个就没用?
我爷爷奶奶一辈子都说党和毛主席好。
最基本的事实,**如果七十年代中国人民整体 “吃不饱” 的话,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能持续变高,变胖,人均寿命持续快速增长?**当中国人是怪胎吗?所以说又是一群社会主义巨婴在这里混淆概念 “我家在七十年代(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 吃不好,就是吃不饱”,“某些地方吃不饱,就等于全体中国吃不饱”——哪怕 2000 年以后论绝对数还有很多贫困地方吃得不好,甚至不饱,巨婴们要不要喊 “2000 年代整体中国人吃不饱饭” 啊?
我们用最基本的数据来看一看,1974 年全国青少年军检报告证明 18 岁以上青少年人均身高超过 1955 年青少年人均身高 2.5cm,体重增加 2.1 公斤。 平均年增长 0.13 厘米,0.11 公斤。而对应的 2001 年全国青少年军检报告证明 18 岁以上青少年人均身高超过 1974 年青少年人均身高 4.1cm,体重增加 3.5 公斤。平均年增长 0.15 厘米,0.13 公斤。很明显,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少年的身高体重是保持增长的,而且年均增长绝对值和八九十年代都是相差甚微。这是你家 “吃不饱饭饿肚子” 能导致的现象?

而另一份对七到二十五岁青少年儿童的身高统计显示类似的数据:“一九七九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在十六个省、市(南、北方各八个)的一千二百一十所大、中、小学,对二十多万七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儿童进行了测量。同一九五五年十一省、市的资料对比,七岁到十八岁的年龄组,男生平均身高增长五点六厘米,女生增长五点一一厘米。按推算,每十年各年龄组的男生平均增长了二点三厘米,女生为二点一三厘米,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这已是五年前(1979 年) 的数字,近两年可能又有变化。”

有人指责这期间 “中国人的身高被日本赶超”, 不过根据 2001 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日两国国民身高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 论,中国男子从 29 岁以下身高低于日本同龄人,女子身高从 15 岁以下低于日本同龄人,2000 年前后当时学生身高预示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可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发育数字,被日本人赶上并反超,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日本人的发育特别好,不证明同时中国人的发育差,但很明显右→们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1)中国男子的身高从 29 岁以下开始低于日本同龄男子,并表现出年龄越小差值越大的特点。45 岁以上年龄人群高于日本同龄人群;2)中国成年女子的身高总体上还高于日本,但从 15 岁以下年龄开始低于日本同龄女子。中国南方年轻女子的身高已表现出低于日本同龄人的迹象;3)中国南方成年男子的身高从 54 岁以下均低于日本同龄男子;4)从学生的比较结果可以推测,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身高还将继续表现出低于日本同龄人群身高的现象。


至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三大核心指标之首的人均预期寿命更不要说了。新中国只用了不到三十年,在 1975 年就使八亿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远超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区区三五千万人口的韩国,墨西哥相匹敌。这是因为 “不够温饱”?右→们是在哪里学的 “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益于提升人均预期寿命”?
人均预期寿命可见下图,世界银行的七十年代前期(1970 年——1975 年)世界 “主要各国” 的分性别预期寿命:
别看中国似乎排位低,当时中国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是 62.5 岁,远好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埃及(50.8 岁),墨西哥(60.1 岁),巴西(57.6 岁),印度(51.2 岁),印度尼西亚(48 岁),韩国(59.3 岁),巴基斯坦(52.4 岁), 菲律宾(56.4 岁),女性人均预期寿命是 63.9 岁,同样对应领先发展中国家的埃及(53.4 岁),墨西哥(65.2 岁),巴西(62.2 岁),印度(49.3 岁),印度尼西亚(50.5 岁),韩国(66.1 岁),巴基斯坦(51.5 岁), 菲律宾(59.9 岁)。

三十年,人口从四亿多增长到九亿多,吃不饱饭怎么来的人
三十年,全国各行业各项成就历史课本都有,从火柴都要进口,到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发射,卫星上天,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长期吃不饱饭的人是没力气没脑子干那么多事的
老动画片,绝对的艺术品,老少皆宜。
老电影,从主角到龙套,唇红齿白,精神饱满,看着就比现代的人有劲头。。六十年代初电影不少,演员看着就气血充足,比现实中人健康多了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不得不支持莫言了。今天开始我是莫言的粉丝
那时候的人还没死光呢,就要指鹿为马了吗?
5060 的人还没死光呢! 人家是亲身经历过,我三姑五姑就是家里养不了给人家当童养媳,她们现在还在世!
太着急了吧,等 2060 年,70 年生人都死光了,再把当时粮票肉票油票销毁,再岁月史书行吗
七十年代的人还没死完呢,这么着急就想岁月史书啊?
等我们 50 后,60 后,70 后都死光了,题主这样的人再来颠倒黑白吧。
证明,证明什么?
亲身经历过的人都还活着,证明什么?
还有人说什么,哎呀,吃不饱怎么生那么多孩子。
说的什么鬼话?
首先,那个年代孩子早夭率很高,“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五岁以下儿童夭折率高达千分之 25。
生多容易,养大难。
其次,如果只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吃饱,更不需要吃好。吃糠咽菜一样能把一个人养活大。如果以养活了多少人做为吃得饱的证据,那么民国那么乱都养活了四亿人,难道说民国就能吃饱了?
过春节才吃点猪肉,在这些人眼里,已经是吃饱了?我建议他们从今天开始每天吃馒头和甜菜,过年才吃肉。
我的童年在农村度过,我的家乡距离省会城市仅仅 20 多公里路程。
但是我小时候吃的是什么?奶奶到外面刨点野菜煮熟了给我吃,还有就是偶尔去池塘里捞小鱼回来吃。
后来我父母工作稳定了,把我接到城里。
有一说一,城市的大单位,吃饱还是可以的,因为有公家食堂,每天凭饭票可以吃到肉骨头粥。
但是我还是难以忘记,就在不远的村里吃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仅仅是饿不死,那真的就太可悲了。
这两天看到提问者在到处喷别人 “没有基本的生理科学常识”,理由是中国有六亿老人,如果他们小时候吃不饱,怎么能成为老人。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言论。
人的寿命最直接的相关因素,除了基因以外,就是成年后的经济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
托改革开放的福,从 78 年以后,我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都快速提高,是这个原因,才让我们这些童年挨饿的 50 后 60 后 70 后活过了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我来说一个真正和青少年时期营养水平高度相关的生理水平,那就是身高。
人的身高除了基因决定上限以外,青少年时期的营养水平直接决定身高的下限。
我国 1992 年全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是 165.3…… 同时期日本成年男性平均身高是 171.02!
还整天说人家 “小日子”,真正的小日子竟是我自己!
有 180 的基因有什么用,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成年后身高普遍偏矮。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青少年营养水平快速提高,根据统计,从 85 年开始,每十年我国青少年平均身高增长 1.3 厘米。2020 年我国 20 到 24 岁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为 172.6。
中国男性年轻时候如果吃得饱,身高会只有 165?你们埋汰谁呢?
辛苦了,尊敬的网络评论员同志
您的姓名无人知晓,您的功绩永世长存

在知乎你总能见到丧良心的提问
我寻思我爹这辈人还正值当打之年呢,你就急着篡改集体记忆了?
补充: 我爹是 70 后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被饿死过?”
饿死的人能说话?现在网络这么反智了么?咋审核的
题主的原标题是 “莫言们能证明七十年代吃不饱饭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被饿死过?”
后来自己修改了,看来也意识到自己的智商问题了
我也有个问题,中国法律不是禁止近亲结婚吗?为何还有这么多的唐氏儿
本来对莫言的定位是公知,
但是你们非要用他的偏执去否定前 30 吃不饱饭的事实,
我倒是有些理解他经历的愤懑了。
不能证明,你满意了吧,是你想要的答案了吧


我 80 年代人,小时候都吃不饱饭的,
当时全国人都吃饱饭,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天天吃花生米、因为很香。
第一次喝大米粥,是 14 岁,感觉真顺滑,一下子上头了,至今记得。因为我平时吃的都是粗糙的煎饼。
我第一次吃螃蟹,是 2008 年,我研究生同学送的,我宿舍的其他同学都没有吃过。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吃过螃蟹。
即使今天,我们村的 90% 的老年人,70 多岁还在干重体力劳动!!!
实际上,中国人吃饱饭,是 90 后开始的。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刚吃饱饭没几天,就上蹿下跳、胡说八道。
大家散了吧,能说出 “拿 1 亿五千万打赌”“上亿张照片”“家家户户调查照片” 这种话,题主最需要的不是你们的证据,而是大夫的药物。

家里早早就没有老人的是容易问这种问题,大家也别太苛责了。
不知道粉红怎么这么爱洗,七十年代就是吃不饱饭啊,顿顿黄面,白面都不能一直吃到,更别说吃得营养均衡了。
你要是说人现在吃得比以前好多了也没人说什么,非要去扭曲历史是吧?
我不说 70 年代的事情,因为我是 90 后。
童年的时候是留守儿童,和奶奶一起生活,住在破旧低矮的茅草屋里。

小时候,一年吃不上几次肉,只有逢年过节能吃上几回。
例如村里人杀猪,找奶奶借一口杀猪烧水用的大锅,还锅时会送两斤卖剩下的猪肉当报酬。
由于常年不吃荤腥,胃对荤菜和油腻很敏感,吃到油腻就恶心干哕。直到后来十六七岁到城里饭店做了两年学徒才能适应油腻的菜和肥肉。
平时,一周可能连续三四天是咸菜萝卜干,我又瘦又黄,偶尔炒一次大白菜我都要吃的很饱才行,生怕吃不到了,奶奶就对我各种嫌弃。
其实我奶奶和我吃的一样,主要的口粮都是到别人收完庄稼的地里拾荒,拾来的……
二伯夏秋两季会给两袋小麦和水稻,但是里面有很多土和杂草,是打麦场收完粮食,最后剩下的。
每次轧面舂米前要用水淘洗好几遍,铺在蛇皮袋上晾晒干之后才能去舂磨。
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零食吃,一次,我忍不住偷了奶奶卷在手帕里的两毛钱,被发现后,遭受了很严厉的毒打,从此奶奶就经常打我。
尤其是小时候贪玩,经常跑出去一天也不知道回去。
奶奶围着村子喊我回家吃饭,找到先打我一顿。
唯一一次的例外,是 8 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天我回来的很晚,奶奶出奇的不仅没有打我,还说给我留了一个西瓜让我吃,邻居送的,她没有舍得吃。
我吃了,很甜……
那晚,奶奶喝农药自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之前一次和邻居张奶奶吵架,奶奶喝农药自杀被及时送医救了回来,这次晚了……
是发前几天,奶奶去二伯家要口粮还是什么事,我已经记不清了,被二伯用棍子打了一顿……
对奶奶而言,活着太苦了,死才是解脱吧……
我一直对奶奶的死耿耿于怀,是我害了她……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也就敢欺负莫言了,描写那个年代的影视,书籍多了去了。你去上面告发一下啊。你也不敢吧。我们 70 后平均还能活几十年呢,岁月史书早了点。
我姨父 178cm
我姨妈 165cm
我表哥 1960 年生,160cm
中国真正能吃饱饭,也就这二十来年吧
不用莫言证明,你就活了这么几年,没见过的事情不等于没有。
我就可以证明当年是吃不饱饭的,因为就是怎么过来的。当年城市户口有粮票,粮票按照定量发,具体忘了一个月多少了,是按照面年龄来的,你外出饭店吃饭必须粮票,没有就吃不了饭。粮食分全国,省,市,对应各自区域,没有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全国粮票比人民币都值钱,因为这是出差才有换的。
那时候肉,蛋,糖,油,布都是限量凭票,食物没那么多油水,小时候每天就是感觉吃不饱。生病了有个糖水鸡蛋那是天赐美食了。那是城市,农村就没那么好待遇,我叔叔农村,三个孩子,粮食基本不够,每次都是我家里接济,来了我家给的是大米,玉米粉,红薯干(这些都是买大米的时候,粮站搭售,你的定粮不能全买大米,因为不够卖),有时候给几斤省下来的全国粮票,因为当年父亲出差很多。你想想,现在去亲戚家,你送玉米粉给人家,不甩你脸上算不错了。
孩子,你能吃饱饭,真的要感谢邓公,没有他你现在还是吃不饱饭。
现在的小视频是坏的带着蠢的一路狂奔,多了解历史,少看小视频。看坏了眼睛不说,人也都看傻了。
讲一下我的高中同学们
我 2000 年上高中,一学期学费 650
2001 分文理后学费涨了一点辅助材料费,主要是模拟卷的钱,学费涨到了 850 左右
刚开学一个同学就说不读了,要去打工,家里供不起了
我们是分班前的同学,感情都不错,觉得怎么可能是 850 块钱的原因,是不是就不想读了,于是轮番上阵劝他,但也没劝住,就忽然有一天他不来学校了
于是班里就私底下开始捐钱,我们是小县城,高中同学很多小学、初中就是同学的,相互交叉,基本上感情都不错,于是我们这个五块那个十块,全班五十来个人,一个多星期凑够了八百五,都是零票,然后派班里几个男生作为代表给他送钱,于是我们蹬着自行车去他村里找他,到村里一路打听到他家
我第一次知道 “家徒四壁” 这个词就是去我这个同学家
他爹很早就病故了,他妈慢性病没有劳动能力,我们去的时候他妈蜷缩在 “炕” 上,山东农村的炕和东北的差不多,只不过一般是东西向。而他家堂屋(农村客厅 + 卧室),除了炕,什么都没有
就是字面意义,什么都没有
你能想到的一切,什么电灯电话桌椅板凳,一概没有,我们去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院子里,大眼瞪小眼,因为看了这个情况,我们都无话可说,没有话,不知道说什么,在小县城同学一半是农村的,物质上匮乏是正常现象,但是这么匮乏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一起来的几个同学,也属于平常活跃、爱折腾的,但那一刻我们都沉默了,哪怕我们是象牙塔里的学生,没经历过社会,也能看出来,对我同学这个家来说,850 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他也不知道我们会来,看我们来了很激动,他妈也挣扎着下炕要给我们烧点水喝,我们劝住了,他妈就坐炕上看着我们说话
我们把班里大家的意思说了,要把钱给他,但是他死活不要,我们就开始来回掰扯,他妈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坐在炕上哭
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什么叫 “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他面临的问题,不是学费,是每个月生存问题,但我们那时候也考虑不了那么多,只是单纯的觉得希望他能回到学校,以为回到学校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但他已经经历过苦难,先于我们看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在那一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这个 “不是一个世界”,没有褒义贬义,就是讲述事实
我们这个倔强的同学死活不要这笔钱,但带着任务来的我们更加倔强,于是开始了塞钱和推脱的掰扯,那一刻我觉得把钱给他就能解决问题
扯到最后,大家都要哭出来了,他也知道是我们全班人的心意,收了一百块钱,其他坚决不要,最终没办法,我们只好就这么走了。
回来以后,我们把消息转达给了班里其他同学,钱出了一百,所以每个人均摊大概 2 块,零的算班费,留着运动会买糖吃。
没多久他就随着同村的亲戚一起去打工,先后去了北京、济南,最后学了门手艺,去了广州,期间他会给我们寄信,向我们说自己的情况,信会在班里传阅一番,然后交给他当年的同桌保管
那会儿广州正蓬勃发展,他去了广州很快就在那边扎下根,后来也没回来过。
一眨眼二十年,他不断打拼,现在也已经在广州安家置业,过得不错。
2003 年,高考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本科升学率也没那么高,所以中间辍学的很多,也不全是家庭条件不好,有的就是觉得考不上,或者上学没有太大意义,家里又需要劳动力,高三也正好都到十八岁了(我那时候是小学 5 + 初中 3 + 高中 3,6、7 岁上学的,高三正好都在 17~19 岁),所以高三辍学的最多
你知道什么叫 “穷” 吗?
实际上 “穷” 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相对的
什么是条件好?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没有那么多老板、企业家,一般双职工家庭收入有保障就算条件好,为什么,就只是因为有收入,不需要孩子成年后立即赚钱补贴家用,所以可以继续考学、上学,再工作
家里条件差点的,可以支持孩子上个技校,学个技术再去打工,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当时学技术其实很花钱,说起山东都知道蓝翔挖掘机,其实蓝翔是技校,除了挖掘机,它还教授各类如轧路机、钩机、塔吊等特种车辆,以及美容美发、修车技术,还有各类电焊氩弧焊等,在 2003 那时候,房地产方兴未艾,学了技术出来很吃香,熟练工真的是比大学生赚的多
再差一些,家里什么条件没有的,现在说就是 “进厂” 了,因为家里急需把劳动力换成钱,连上学的时间都没有,立即需要钱
而因为没有钱学技术,所以就恶性循环,只能去参加一些劳务派遣类工作,当时主要是缝纫、电子这些劳动密集产业,或者就是 “做工”,真正意义上去工地搬砖、拉沙子,再豁出去的,就去拼一把,去挖煤、做船工或去外国打工,那时候挖煤、船工和涉外劳工工资最高,能五七千一个月,但也是九死一生,但没办法,解决温饱排在了命前面。
我其中一个同学也是家里条件不好,当时他叔叔在北京做蔬菜批发类生意(山东人在北京做这一行的很多),家里就让他去跟着学做生意,然后也辍学了,因为高三辍学的太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消磨完了热情,已经不劝了,就由他去吧
没想到他辍学俩月就回来了,并且立志考学,再也不打工,一问才知道,去了俩月,因为干蔬菜批发,所以天天凌晨两点到三点就要卸车,4.2 的货车,一车拉几吨蔬菜,他和他叔婶卸,必须半小时卸完,好批发给来取货的,卸车还没什么,主要那时候暂住证制度严格,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打工的被抓住一概当 “盲流” 处理,他这俩月只能睡在批发市场门市的档口,白天是柜台,晚上铺上被褥睡觉,但就这样,在第二个月还是被抓住了,于是被发配到昌平筛沙子,筛了三天给了八十五块路费,由帽子押着去西站买绿皮送回户籍地,为什么是八十五,是因为当时北京到济南绿皮七十,剩下十几块让你坐大巴回县里。
他回来给我们看两手,双手皮都蜕完又结茧了,社会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知道了相较于学习的苦,肉体的苦更难吃。
这其实也是我懒得深入讨论这个话题的另一个原因:知乎上真正底层和纯体力劳动者是最少的,远远低于抖音、快手。大家已经无法相互体谅了。
我这个同学也很有趣,后来考了个不甚好的学校,但好歹是上了学,毕了业更是不服气一样继续去北漂了,至今北漂中。
2003 年考前
迎来了更大规模的辍学(或者说分流)潮
作为高中,也是有 kpi 的,所以班级开始分级,有奥班(也有的地方叫尖子班、a 类班等),a 班、b 班、c 班,奥班上限就是清华北大浙大保送类,全校力保,我们学校也是出过全省状元的重点,所以踏入奥班基本就是踏入大学。
而 c 班,则基本上就是丧失了一切希望,是历次摸底考试全校成绩最垫底的一批,进入 c 班,就意味着几乎没有上学的可能,就是混日子了。
所以 c 班大批考前辍学的。
我因为初中高中都踢球,所以队友众多,我一个队友就在 c 班,他是学习也不好,家庭条件也不好,所以最终选择了去著名的 “蓝翔” 学一门技术,早早出来打工,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他在 03 年家里给他凑了三千多学费,去学了“塔吊”,成了一名塔吊司机。
2010 年前后,我参加工作也三四年了,忽然一个很久没联系的高中队友在 qq 给我留言要手机号,我看到消息的时候都过去一星期了,我给他我手机号,他没一会儿就拨过来了,我接起来,他给我说,xx 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啊,他说他死了。啊?我说咋死的?他说工地塔吊事故,摔死了,那几天发丧,想联系你,问问你回来么,你没回,我们就一起去了,给你添了 20 块钱 “帐子”(本地丧葬习俗,就是送一块布)给你说一声。
放下电话,我沉默无语,我当时在北漂,08 奥运余势仍在,放眼望去欣欣向荣,所见所听所感都是美好的。
然后来个电话给我说,老家同学在工地开塔吊摔死了。
当时心情已不可赘述,无外乎嘻嘻嗟叹,世事无常,但是那种割裂感记忆尤深。
这一切,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全都发生在我身上,是我的经历和感想。
我生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尚小,对社会认知懵懂,千禧年时,我逐渐成年,开始对世界有了认识,我观察到的现在回忆起来,可以明确的说,至少在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人在过苦日子的,那种差距还是存在的。
在更早一些的九十年代,这些情况更加普遍,因为九十年代各方面条件更差,在山东的冬天,我印象里每天都是白菜、萝卜、白菜、萝卜,偶尔土豆,然后是白菜、白菜白菜。你以为是新鲜白菜吗,不是的,是入冬买一百棵,堆一起,然后每天吃,吃到最后外面叶子砍完了,就扒掉外面,吃里面好的一点。而水果,就只有苹果,不是鲜苹果,是因为苹果耐储,所以是给你一筐苹果,全家人吃一冬天,到最后掏出来苹果都坏了一半,削掉坏的吃。而作为主食的馒头,完全不是现在白胖的样子,就是淡黄色小小的,如果你当天不吃完,第二天就会硬出一层壳。
这一切,我走过来,组成了现在的我,写这些,也无意去争吵,或者反驳题主,因为这是我真实的人生经历,我是如此一路走来的,写在这,只是希望年轻的人,知道我们以前的人经历了什么、是如何活着的。
60 后有一半还没退休呢,你家没有就去问。
这需要莫言来证明?
就算你奶奶不在了你爹妈还没死对不?你就问问你爹妈,他们从你爷爷奶奶那里听说过的,七十年代关于吃饱饭的问题这很难?
我都搞不懂,你是真心的,还是反串的。
这也没什么不能证明的,何止七十年代,我觉得我生长的八十年代副食品都很少,得凭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怆,在我这个七零后看来,很多九零后零零后在生产线上打螺丝也挺悲怆的,这种重复性劳动,对一个人成长毫无价值,根本学不到什么。几乎回到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只剩下肌肉记忆。
其实很多伤痕文学作家年轻时的教育是 “忆苦思甜” 追忆的事解放前的苦,他们当时应该也是不信的。是嘲笑的。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质疑。
已家访,查看提问日志及用户提问
10 个提问有 6 个和莫言有关,近 400 个提问有 300 多个和莫言有关
来源:《炎黄春秋》2008 年第 5 期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 1959 年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经过,他的老部下 74 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 张申,1953 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
* 周化民,在 1958 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 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 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 年,被称为 “农民运动专家” 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 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 “小脚女人”,1955 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 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 “右” 了。
1958 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 (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 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 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 “共产主义” 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
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 50 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他是个老实农民,把 “党中央” 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 1958 年钢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1070 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 5 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 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 35 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 5 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
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 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 “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 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 “四无” 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 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 40 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 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 年 12 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 5 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 21 个县,1100 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 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郫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 “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 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 “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 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 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 “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 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 猫肉? 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 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 59 年 8 月,我被打成了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 年 8 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 “反右倾” 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 1957 年的 “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 (1958 年) 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 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 “卫星号外” 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 “卫星号外” 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 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思想情况,承认思想 “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 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 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 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 “右倾” 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 (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3 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 1960 年元月 31 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括。我们一行 8 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 60 万人口,已活活饿死 10 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 8 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 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 你们不要谎报灾情! 不要上当受骗! 不要右倾!”
我顶着 “右倾” 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 年 2 月 20 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 “工作证” 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 月 25 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 10 级降到 12 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 57 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 “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 1961 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 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准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 “卫星”。
1958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 9 分地亩产:3800 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 200 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 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 “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 “卫星”。
1958 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 “气可鼓不可泄”! 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 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 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 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 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 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遂平县实际粮产 2440 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 9000 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 100279 万斤,比去年增长 31 倍。
这能怪谁呢? 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 产量人均粮食已达 1565 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 9000 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 “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 500 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 9000 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 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 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 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 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 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 9000 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 年 8 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奠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 “小彭德怀” 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 361 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 458 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 1774 人,36 人死在狱中,拘留 10720 人,死在拘留所的 667 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 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 300 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 300 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 300 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 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 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吗?

建国后不仅有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甚至有饿死人的时候
我母亲生于 1965 年,家里存活兄弟姐妹 5 人。
我问母亲,为啥我养一个孩子,都费劲巴拉的,每天累的够呛,那时候 5 个孩子怎么养大的。
母亲回答道:你说的两点不对。
我说:哪两点?
母亲说:第一,不是 5 个孩子,是 8 个,其中 3 个死了。第二,不是你养 CC(我孩子小名)这般养大的,准确说应该是靠生命力自己长大的。
我疑惑:8 个,怎么没人跟我说起过这事。
母亲说:那个时代,家家户户只要能生都会生,因为一个人口一个公分,也没有计划生育,只要有条件就生呗。
我说:孩子小的时候,吃喝拉撒怎办,父母要去干活,怎么照顾啊?
母亲说:谁有时间照顾孩子,都想着在地里干活拿公分啊!一般女的生完孩子,7 天就要去农地里面干活。
我说:刚出生 7 天的孩子,妈妈去地里干活,谁照顾啊?
母亲说:去地里干点活后,孩子饿了就回来呗,然后继续干活。
我说:那中间谁看着?
母亲说:要么老人,要么老大、老二看着。
我说:那老大、老二也不大,就几岁咋办?
母亲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在农村,5 岁还不会做饭,扫地,干家务,就会被暴打一顿,何况照顾弟弟妹妹呢。10 岁不上学就要去挣工分(感觉是不是涉嫌童工啊)
我说:万一照顾不好,怎么办?
母亲说:那就是命啊,孩子就死了呗?
我说:死了家里不伤心么?
母亲说:孩子死了就死了呗,反正可以生啊,有啥可伤心的。我家死了 3 个,多的家里死了 5-6 个,也没听长辈们说谁家哭的死去活来的,一般哭几天就完事了?
HFj0-tKL"> 我说……….
更新:
前几天,跟母亲微信聊天,为了再次确认之前写的对不对,又问了母亲一些问题。我母亲在小地方活了一辈子,在 90 年代末为了养活孩子上学,到县城里先打工然后自己做点小生意,算是我家里见过世面比较早、比较多的人。
我问:妈,您说那个时代吃不饱饭导致许多孩子饿死的么?
母亲:吃不饱饭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也不是这一个原因,不然兄弟姐妹其他人为啥活下来了?那时候营养跟不上、医疗条件差,也没人尽心照料,如果按现在的标准,那时候的孩子都死不了。现在生孩子还有筛查,能发现孩子是不是傻子,以前哪有这条件啊。所以,我之前跟你讲,孩子没那么娇贵,不过跟你说了,你们也不懂。
我说:很多人极其怀念那个年代,认为那个年代一切都是公平的,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美好的…..
没等我说完,母亲打断我:说这话的人,纯属吃饱撑的。现在算来,大概有 20 多年前,我在县里做生意,有次请领导吃饭,有个领导当时就讲到朝鲜那边发生大饥荒,据说出现 “人吃人” 的事件。当堂再做的,当时在镇上甚至县里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痛骂:朝鲜的政权真真该死,有个 PCS 的副所长说:让老百姓吃不饱饭比杀人犯还要坏。
我说:网上很多人都说,大家生活水平一致,哪怕穷点,难点也能接受。
母亲说:你让他天天吃不饱饭试试。这群人,就是吃多了撑得慌。什么公平、生活水平一致,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方设法吃饱饭。吃不饱饭,根本没心思想其他的。我在县城做生意甚至后来去 HF、JS、ZJ,跟那么多大老板、领导们吃饭,只听他们为家里孩子甚至邻居能够去美国、澳洲而感到高兴的,从来没听说过谁家孩子、亲戚、朋友去朝鲜的,一个都没有。对朝鲜都是打心眼里讨厌,觉得坏。朝鲜这么好,怎么一个都不去啊?
我说。。。。。。
还好我爸爸那边老家是河南省驻马店市(当时应该是信阳地区还是驻马店地区)上蔡县,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
真希望题主体验一下板桥水库飞渡。
七十年代太远了。
三年口罩期间刚过去吧,尤其是最后放开了,相信很多人都感染了,严重的都住院了。你去复印病历,看看主诊断都是什么,是不是社区获得性肺炎而不是新冠肺炎。原因当然都是你懂的。
以后按照统计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口罩,都是谣言,你看看病历统计都不支持。
否认吃不饱饭最大的问题是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还没死干净,他们是最鲜活的,最真实的证据,你只是假装看不见。
很多四零后,五零后的老人还活着,你多观察观察,他们有个共同的习惯(二代除外),新衣服总要放一放再穿,好吃的点心水果总要放一放再吃。
为什么?为什么吃的东西总要放得快坏了才舍得吃?
官方口径,我国是什么时候全面解决温饱的呢? 2001 年。
我三姑,十四五岁时候瘦的的跟猴子一样,月经都没来,一直到我大姑嫁给城里工人,我三姑 16 岁去寄住了一段时间,期间大姑生孩子她也负责照顾,过年回来时候,家里人都不认识她了。就是一下子变成大姑娘了。
我爸老幺也一样,饿的不行,有时候甚至吃糠,到了年纪也是去大姑家学手艺,寄住了一段时间,回来时候,爷爷就说了句长大了,奶奶直流眼泪,说在家没养好他。
我爸几个兄弟姐妹都很感谢大姑一家,对大姑一家后人也是倾尽回报,这么说吧,98 年我大姑家大儿子要创业,我爸二话不说借给他 20 万。听说借完后全家就剩千把块钱。
咱不说别的——说别的我这篇回答可能也发不出——就说我国建政后第一条 “贫困线”——“1978 年标准”
“1978 年标准” 是一条低水平的生存标准,按 1978 年价格每人每年 100 元。在该标准下食物支出比重约 85%,基本能保证每人每天 2100 大卡热量,但食物质量较差,主食中粗粮比重较高,副食中肉蛋比重很低,只能勉强果腹。[1]
——国家统计局
在 1978 年——也就是 70 年代末设立的我国第一条贫困线,是基于 “人把 85% 的花费都用在食物上、然而这些食物也就仅仅能‘勉强果腹’的生存状态”。
即便用国家统计局自己原话,这也是妥妥的 “低水平生存标准”!
按照这一 “低水平生存标准”,我国彼时的贫困人口是多少?
2.5 亿![2]
跨过这条贫困线,也就仅仅是 “勉强果腹”;那没跨过这条线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作者为什么不等俺这个 70 年出生的糟老头死后,再来岁月史书??
在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还活跃的时期,莫言是受到批评的,批评内容是谄媚官方,美化那个年代。
官方都说浩荡十年,特殊年代来说 70 近代. 还有那么多人来洗. 浩荡啥意思看不懂就去搜,难不成丰衣足食会用浩荡来形容.
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要是那个年代真没问题,后面怎么有那么多人平反?
改开到现在 40 多年走在正确道路上,有几个需要平反的. 感谢邓公吧.
吃不饱的情况知友们讲的够多的了,我给你讲几个吃的饱的情况,你感觉感觉哈。先交代背景,俺北京人哈,俺爹是学部委员,他解放前教会大学毕业,入的地下共青团,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硕士,五十年代末就是处级干部了。
俺爹后来就挺腐败了,什么谭家菜,仿膳啥的常吃,我问过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啥?他说是北新桥副食商店的桃酥。1960 年别人都饿浮肿了,不知道是哪个政策给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几斤黄豆票,人称黄豆干部。你可以换点油或者豆腐啥的。俺爹当时是单身,所以用的最奢侈的法子,去副食店换两斤桃酥。然后每天一块半块的自己补身体防浮肿,手指头都得嗦喇好几遍,那叫一个香,香到骨头里。
我从小就知道香蕉这个东西,课本上画着呢,副食店一直摆了个脏兮兮的塑料模型,可惜没吃过。你猜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尝到真香蕉?八十年代后期。我老婆是东北人,比我更晚,第一次拿到香蕉,是不知道剥皮的,她连皮咬。
还是俺爹,1980 年第一次出国到美国考察。回家后掏出飞机上发的纸盒飞机餐,全家围着一起探宝,一样一样掏出来撕开每人尝一小口。什么小面包,小块黄油都是没见过的。别的东西都能猜出来尝出来是啥,就是一个细长的塑料包装,里面的东西看着湿湿软软白白的,觉着是糖或者甜品。一尝才知道是湿纸巾。小时候总觉得俺爹自私只顾自己。后来自己第一次坐跨洋飞机才意识到,他是这个行程自己基本上啥也没吃,省下飞机餐带给老婆孩子尝的,也算顾家。
坏人不一定是蠢人,但蠢人一定会是坏人。坏人的坏不会写在脸上,故一般难以甄别;但蠢人的蠢,是那种一目了然的道德缺陷。所以远离蠢人,可以规避掉生活中的大部分丑恶事件,显著提升人生体验。
我寻思莫言搁二十年前在反建制人眼中都是 “御用” 文人的,怎么到现在给人家推成公知了?
题主,你无知也好,选择性记忆也好,如果仅仅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那没有问题。但是在知乎这个平台上你公开这么说,那就是歪曲历史。
莫言们何必要证明七十年代吃不饱饭,1978 年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 1981 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都有体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状况的文字,甚至还有: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样的表述,你不妨在网上自己查一下。
或者你可以问问家里的长辈,难不成你家没有一个经历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长辈吗?就像抗日神剧里说的那样,爷爷奶奶在 7 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还需要莫言们证明?60、70 年代的人现在还几乎都活着呢好吧。
2000 年,一勺酱油,一点猪油,水,葱花,知道这样叫什么吗?
这叫神仙汤
我爷爷老三 1936 年的,比四爷爷大 7.8 岁,中间还有一个奶奶,这奶奶几岁的时候就没了,你猜怎么没得
袁隆平 证明行吗?真正能吃饱分两部分,80-90 年代城市能吃饱,2000 年左右农村能吃饱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在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的人能吃饱吃胖,有的人却在挨饿?为什么?




不需要证明,经历过七十年代饿肚子的两代人还在呢
亲身经历。
生于 1960 年代,宝县某人民公社某生产大队第五生产小队。
记忆比较深刻的事,从踏入校门算起。
1972 至 1976 年读本大队小学,五年制,未见过大米饭,每三集(15 天)吃一次猪肉,每年中秋,春节各吃一回鸡。
1976 至 1978 年读公社初中,两年制,有生第一次吃到了大米饭。
1978 至 1980 年读县城高中,还是两年制,学生食堂每周供应大米饭、肉包子各一次,我们高兴的象过年。
有人问,那你们依靠什么主食渡的命呢?
地瓜,地瓜,还是地瓜!
早晨地瓜(鲜薯或干)玉米稀饭,中午地瓜干煎饼,晚上还是地瓜干煎饼。
有什么好吃的菜吗?
排前三的分别是猪油渣,咸菜炒鸡蛋,面猴子(过油的小麦面糊)。
如果父母心情好,用地瓜干面蒸一锅大角(包子),南瓜或韭菜或豆角加点荤油(猪大油)为馅,算是日常改善生活了。
最怕连阴天,学校中午不放学上连堂,回家只好喝两顿地瓜秧(冬干夏鲜)萝卜汤,偶而加点豆饼或花生饼渣当佐料。
1980 年升入大学,才终于能天天吃上小麦面馒头,包子,大米饭,白菜豆腐肉了。
从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因公因私应酬,如果有自主权,首要杜(谢)绝上煮地瓜、地瓜汤、地瓜面大角、地瓜干煎饼、地瓜秧渣豆付等等菜或饭,一见这些太熟悉的东西胃里便冒酸水。
宝县是纯山区,莫言老师的家乡是平原,小时候挨的饿应该比我们轻或少。
还是要谢谢莫言老师!
这样吧,这也不跟你扯有的没的, 咱来点官方数据,1975 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 307.6 公斤 ,
1982 年是 348 公斤,而联合国设定的粮食安全风险线,是人均粮食年产量为 400 公斤。
看得懂吗?
75 年,全国各地合成氨化肥生产厂家,处于第一波建设高潮后期,也就是因为这个,才刚刚能让 75 年达到 307 公斤的低生存温饱线,也就是不再会有大规模饿孚了, 要肯定,要感谢我们国家的建设成果,但不要吹,不要妄自尊大,一味歌功颂德,要理解万里长征是一步步走出来的,要承认缺点和不足。
1975 年的粮食产量,就按平均分配算,一个人一个月才 51 斤粗收成,换成米面,也就 40 斤左右。注意,这全是粮食,没有计算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换成副食品,肉,蛋,奶,和白酒等等。
就是不换,你一个月 40 斤米面,也就只能一天提供 2100 多大卡热量, 不干活的细狗,现在的减肥女性,也许够吃了,但是有点活动,那就不够,我以前曾经说过,人类不过是一种每天需要 2500 大卡热量和 2 平米睡觉的家伙罢了, 实际上,重劳力,和参加体育运动的,每天要 3500 左右是合适的。
而且这是纯米面,不带任何菜,不带油的,白米饭,白水面条,你们吃过没? 但凡能吃一点,谁不想吃点副食品,只要一换热量连勉强够都极其困难了。
每餐都有肉,大约摸蛋白质够人健康生长,要 95 年以后了。
事实上,广东人民在 70 年代中后期,大部分人是可以吃饱饭的。
本人 1975 年出生在粤西农村,而在 1980 年去广州的,就回忆我 3 岁到 5 岁之间的伙食情况。
第一,饭是够吃的,早餐是青菜粥或者米粉或者野葱炒饭 (前提是昨晚有剩饭),午餐跟晚餐都是吃饭 (冬天有时宵夜,就是水煮红薯芋头花生之类,有时有块年糕已经很开心了)。

第二,下饭的基本是新鲜的或者腌制的瓜果蔬菜,比如青瓜冬瓜茄子豆角南瓜通心菜,加上点腐乳咸菜咸虾酱就是一顿饭了 (记得妈妈那时候吃饭,是一大盆的米饭加下饭菜,主食份量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油水少)。

第三,牛是生产工具,羊是从没见过。猪肉一年吃一次 (生产队杀猪,每人一斤),鸡是用来生蛋的(乖乖的芦花鸡生的蛋给妈妈存起来,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去供销社换东西的,比如油盐煤油之类)。能经常(每周两三次的频率) 吃到的肉类是杂鱼小虾黄鳝田螺(我们村靠近西江),偶尔能吃到的狗蛇青蛙肉(来源不稳定,有啥吃啥)。我记忆最深的是吃过一次野猪肉,爸爸他们进山用火药枪打死的 (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观看野猪,它又大又黑,给四个人抬回来的)。

第四,零食是附近村民的自制的大饼或者牛耳仔 (一种外形像牛耳的零食),偶尔有散装的饼干。糖就是三种颜色的水果硬糖 (红绿黄)。雪条 (也就是冰棒) 要镇子上才有买,一年吃个三五次的样子。汽水要妈妈去兔毛厂做临工才有(夏天工厂自制发的盐汽水,她舍不得喝留给我,第二天还瓶子)。水果老三样: 番石榴,杨桃,粉蕉。记忆中吃过一次西瓜,是爸爸到佛山运木材带回来的小半个。夏天,妈妈会给我到村口买豆腐花或者凉粉吃,是附近的流动小贩挑过来卖的。

因为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其实我上述的伙食水平在村子里面已经是孩子中的头部存在了。有些几个孩子的家庭,能吃饱就不错了,好不好不是考虑范围。

补充说明 1:
我当时有一套积木跟一个脚踏车 (爷爷广州带回来),6 本连环画 (镇上书报点买的《武松打虎》《闹江州》《大闹天宫》《人参果》《通天河》《狮驼岭》),1 捆彩色铅笔 (舅舅参军是炮兵,在驻地买的),还有一只很懒的狸花猫 (路上捡的小野猫养大,老鼠不抓,天天睡觉)。

每天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 (爸爸是去大队部看《参考消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吃的食物,就是供销社里面的糖水水果罐头,北方出的玻璃瓶装的那种。

最后说明一下,当时我爸爸没有务农,在公社的车队拉大板车 (走我舅舅后门,他当时是人武部头目),妈妈务农。爷爷(他曾在粮食系统工作,1957 年給打成右派) 当时恢复了生活待遇在广州,每个月会寄钱寄物回来(我记得他给我买过积木,罐装饼干,儿童脚踏车,衣服,塑料雨衣等等)
补充说明 2:
事实上在文革后期 (1974 年之后),广东的农村已经不太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了,而且在中山,紫金等地小范围分田到户。1978 年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人均粮食从 1975 年的 580 斤一跃到 800 斤,部分地区一千斤。给大家个对比,印度 2023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是 460 斤。
我现居广州天河 (广州三套房已经供完),是一个大模型应用架构师,写下这篇文字,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至于我 5 岁去广州后的生活,想了解请看:
至于我家为啥只有我一个孩子,想了解请看:
至于我现在的生活,想了解请看:
以下来自我母亲的口述:
1981 年我父母结婚去北京旅游。
到北京后买了几个糕点去看望我母亲这边在北京的远房姑姑。姑姑看到我父母非常高兴,姑父特意去买了半斤肉,没错,就是半斤肉。用这半斤肉做了四个菜,招待我父母吃了一顿饭。然后,热情的把他俩送回招待所,因为他家住的小平房住不下多余的人了。后来我爸开玩笑的说:赔了,买糕点花了 10 几块呢!
还有一个事儿同样来自这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俩到饭店吃饭,看到有穿中山装,胸前插钢笔,一看就是来北京开会的中年人,就在外国人饭桌旁边一言不发的站着。等外国人结账走了以后,直接坐下吃剩菜剩饭,吃完一抹嘴走了,全程 20 分钟一点羞涩的意思都没有。我爸在旁边补刀:那时候真穷啊,大家伙都吃不饱!
本人是实例:
生于七零年,六周岁知饥饱吧。
七六年,差点几次饿的动不了,当时自己不明白,怎么就走不动路了呢。是我妈把我拉了回来。
七七年上小学一年,能稍微强了一点点而已。|
七八年才没有被 “太” 饿的感觉。
直到八五年,才知道饱食是什么体验,也仅仅是几次而已。
以后,就是越来越强于往年罢了。
说句丢人的话,如果在六几年,我爸能把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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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眼疾,发现最后一句有丢字,现在补上,加理新一些。
说句丢人的话,如果在六几年,我爸能把卖了,这是轻的,估计能把炖了。
我爸看上去很孝顺,其实不是的,他是因为馋,才显的孝顺罢了。
小时侯我家很穷,吃不上好一点的东西,只能回我奶家蹭,要回去就得有理由,那就是孝。
然后,他可以仿效 “二十四孝” 里的埋儿救母。
可以设想,他确实能干的出来,事实上,他把我辛苦换来的职业拱手让给了他亲妹妹。为的是我姑请他喝一、两顿小酒,亲昵的叫他几声 “二哥,办事靠谱”。
滑稽的是,当姑接侄儿的班,真是倒反天罡了。
不说了,话可能越聊越远。
我就说一件事情,本人 88 年出身,那个时候承包责任制已经好几年。
小学那会儿,家里秋收晒谷,第二天还得继续晒,就把谷子聚拢,用尼龙盖住,结果第二天去看没了。被人偷走了,吃饱饭?吃饱饭来偷人家谷子
现在 00 和 10 脱产学生们家里都没有稍微长寿点的长辈了?或者说它们家里没有 50、60 生人的的亲戚了??
2024 年的各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里就只能写「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了,咱就不用这么费事证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儿吧,你说啥是啥呗,听你的👌
其实很多地方 80、90 年代也吃不饱。
还用莫言证明吗?
你铆足了劲憋红了眼,连六十年代都不敢问,那还用回答吗?
你怎么不让莫言证明九十年代吃不饱呢?那腰杆子不是更坚挺吗?
其实七十年代绝大部分是能吃饱的,但吃好肯定是不可能的。
要把你现在扔回那个年代,你大概率不会饿死,但一个月就应该馋抑郁了。
八十年代一个半月馋抑郁。九十年代才好多了,感谢改革开放吧。
能问这种问题的孩子,大多数是家里没老人可以讨论这种书面无法记载的野史,毕竟只要禁言禁得快,世界就会更美好。
我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他在我父亲小时候就饿死了。
我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断断续续跟我讲述家里的旧事。从解放时家里被洗劫一空开始,一直讲到我出生… 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老头子躺在床上没等到锅里的粥开锅就走了。
不那么黑暗的案例两则
我的一位领导,和我们聊闲天的时候说,他这辈子最自豪的那一刻,不是什么升职提干,买房买车,是他闺女出生的时候,他站在产房外头攥着一个包,包里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粮票,肉票和布票。
我爷爷,1922 年生人,八级工,工资有八十多,他临终前忽然说了一件事儿,说挺遗憾没吃我给他烤的红薯(我小学春游烤的,特意给爷爷带回来的),他知道一定好吃,但是年轻的时候为了活命吃怕了。
说个身边的类似故事,能验证一些事情的真伪但是也能间接说明一些事情
今年五一的时候,在家里闲聊天,妈妈讲起年轻时很多事情,扯到了一个亲戚和妈妈身上是关于生育的问题,
我妹听得一直在那里:“啊?啊?啊?” 的感叹,“你别说了,听得好可怕………….,是真的吗?”
我:是啊,真要到处躲的,我小时候的玩伴,阿景,家里有两个姐姐,父母还整了他出来,还好没被捉到,只是清空了家里。
我妈就说我肚子还留有当时 “上环” 留下的疤痕……………..
我妈 60 后,等那代人走光了我觉得真能美化,看我妹妹的反应就知道了,自己人不说她真不知道那时候多紧张,因为这些学校里是不带提的,别人不提一嘴勾起你的兴趣也不会刻意去查,更不会有人没事就到处提这些事,
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去美化,人还在,硬洗会影响公信力的
1959 年 9 月 19 日,教员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农场视察
教员问农场负责人,亩产多少斤?农场负责人说,亩产八九千斤。教员不相信,这么多?
农场负责人信誓旦旦,还说这是保守教字呢,搞好了,能到一万斤
那个时候的浮夸风太厉害了!要知道教员是近代领 导人中唯一跟田地打过交道的人。一亩地能够打多少粮食,他是有数的

卫士封耀松回忆,1958—1959 年,他随教员视察各地时,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
教员当时就批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 10 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教员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经常去地里帮忙干农活的,这个怎么可能信
浮夸风一两年就被叫停了,教员把身边的警卫人员派了一部分到各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有人能吃饱吃好穿好,有人吃不饱饭穿不好衣。而后者,是大多数。

别说七十年代吃不饱饭,我是北京的,到 1988 年,还经常吃不饱饭啊。
那时候赚钱太难了,家里孩子多的话,不吃食堂,你想吃饱,怎么可能。
那时候人均粮食和肉蛋奶的拥有量,就是完全不够吃啊……
想问问,提问的人,您几岁啊,家里岁数大点的人,都不在了么?
别说吃饱饭了,穿不上裤子的都多的很。
1978 年的时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考察。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事先不打招呼,直接到了村里。
万里的汽车停在肥东县城 5km 左右的一个村子,他们下车,一行人走进了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这家的主人姓张,两个大人,5 个小孩,屋子里头空空荡荡,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颜色的破棉被,按照这种情况,万里问 “就一床被?” 主人回答有被盖就不错了,万里又问 “一床被 7 个人怎么盖?” 回答是“凑合着呗”。
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又走到外屋,灶台上有一口锅,还是个破锅,上面的盖子是用稻草编织的,万里揭开锅盖一看,锅里面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万里问 “家里有粮吗?” 主人回答,“有粮还吃这个?”听到主人的回答,万里默默的走出房门,上了车之后,万里问同行的人 “怎么样?” 陪同他的人说:“没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万里手指街上用石灰写的大标语说 “我问的是这个,” 墙壁上写的标语是“大干快上,一年普及大寨县”。接着汽车继续往前开,看见路边有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万里告诉司机说停车,我和这个老乡聊聊,“你这是干什么呢?”老乡回答,往地里挑粪,这个老乡身穿着破旧的空心棉袄,说话也是有气无力,万里就问他,“怎么就你一个人挑粪?”“饿了,走不了那么快”老乡回答,万里又问他 “现在就没有粮了?”“有点儿也不够吃的,还有老人和孩子呢”,老乡这样回答,万里又问他家里的情况,问他有什么要求,这位老乡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对他说“我们是省里的,你说说除了吃饱还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老乡拍拍肚皮说:“这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对此万里很有感慨,他也想不到农民会这样贫困。
但是后来的视察更让他震惊,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来到了一位红军烈属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打招呼,喊了几声老人都没有动身,当地陪同的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老人才站起身来,当老人站起来的时候,万里大吃一惊,这老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屁股,万里问他,“你家有几口人?”“四口人,我们两口和两个闺女。”“孩子呢?”这时候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她指着屋里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陪同的村干部说 “别叫了,她们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看到这样的情景,万里很心酸,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中午的时候他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我们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新中国成立都 28 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我爷爷和奶奶都是济南局的铁路职工,我爸和我姑从小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双铁路职工家庭子女,在那个年代的生存环境绝对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就这样,我爸他们这一代铁路子弟也都是受冻挨饿长大的。
我们小时候但凡浪费一点儿粮食,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给我们讲爷爷家当年差点儿饿死的经历,能讲一个钟头。
你不行就回家问问老一辈人呢?不会都没有了吧?
想起来我很久之前被系统删除的一个评论。
我当时只是客观描述了一下我妈妈小时候的经历。
坐标苏北农村,我妈 1970 年生人,她小时候和我外婆要过饭,说是要饭,实际上别人家里也没有吃的,只能给你几根番薯干,方言叫做(山芋干)。
我外公外婆 5 个孩子,顺序为男,女,女,女,男,我妈妈排行老三。我妈妈和我大姨因为家里穷,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
直到什么时候家里才真正意义上的吃饱饭呢——分田到户。
你去读读阿城的《棋王》吧。
在这本书中,写了很多冷静到残忍的饥饿,写人对食物的本能执念,非常震撼。其中有几个片段是王一生吃饭的细节。
他饿极了,吃一块干硬的压缩饼干,一点点舔、磨、嚼,连渣都不放过,吃饭时全身紧绷,眼神专注到可怕。包括知识青年如何吃一条蛇,如何喝汤,如何吃野菜,如何填饱肚子。阿城本人当过云南知青,饥饿是他最真实的经历。他把长期慢性饥饿、饿到麻木、饿到尊严崩塌写透了。
你再去读读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
他写主人公没有吃的,只能去野地里捡别人留下的几个土豆烤着吃。
书中写道:“此刻,我脑子里只跳动着一堆红火,以及那些烤得焦黄的土豆、爆得雪白的玉米花儿。脚步匆忙,像一个赴宴的人生怕迟到。对于一个饿得心神不安的人来说,即将吃到一顿烧土豆外加爆玉米花,那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你再去读读杨 xx 的《定西孤儿院》、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我是农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看看当年饥饿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其实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莫言写饥饿已经算是比较克制的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作家全都在胡说八道,那么我建议你去看看国家统计局、农业部门史料《中国农业年鉴》《当代中国的农业》明确记载:
1970 年代,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在 300 公斤以下,1978 年人均粮食 319 公斤,农村口粮普遍不足,贫困地区常年缺粮,需要国家返销粮救济。
我只问题主一句:
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一批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长辈,难道已经全部死光了吗?
他们死之前都没来得及告诉你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看来都不是寿终正寝,你真是够不幸的!
我本人出生于 1978 年,我的母亲今年八十六岁、父亲八十四岁,身体尚好;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我上大学之后才过世的,过世的时候都是八十几岁。因为他们都算是高寿,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晚辈那几十年的真实情况。
我老家是 1950 年才真正解放的,1950 年至 1956 年间一直在剿匪,接着就是所谓的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 的饿殍遍野有多惨,老一辈人现在提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十年文革,经济凋敝。一直到 1981 年实现包产到户,农村才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那时候还谈不上真正吃饱,因为我老家那儿地处乌蒙山腹地,土地贫瘠,人多地少,产出有限。而且在 1980 年代,交农业税、交 “三提五统”、交公余粮负担极重,完成这些上交任务后,农民家庭还是吃不好饭,甚至吃不饱饭。
整个 1980 年代乃至 1990 年代,除了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状态虽然逐步好转,但 “穷” 仍然是农村的基本面貌。根据党和国家的官方文件表述,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标志性年份,具体如下: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经过此前多年的努力,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这表明从全国范围看,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0 年,“七五” 计划(1986-1990 年)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2000 年,通过《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到 2000 年底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人减少到 2000 年的 3000 万人,标志着中国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也就是说,从全国整体层面看,直到 2000 年,才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请注意,只是基本解决,因为直到 2000 年,全国仍然还有多达 3000 万的贫困人口。
1970 年代,农民吃不饱饭是非常普遍的状态,这是党和国家的官方文件都承认的事实。题主为了否定那些如实描述历史场景,真实记录历史状况的作家,难道是要连党和国家官方文件承认的事实都想否定掉吗?其心可诛啊!

玩笔杆子的武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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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90 后的,小时候还吃不饱饭呢!
我们那好几个四川跑过来的媳妇,都是六十年代从四川跑过来的,我们河南的,跑上千里跑到我们这边,然后嫁给一个从来都没见过面的男人,你猜,她们为啥跑到我们这里。
四川那边是真饿死人,成片成片的饿死,我们这边好歹只是部分人饿死。
我太爷是六十年代饿死的。六十年代饿死的人比较多。
我爷爷一米八多,饭量大,傻大个。他把粮食让给了我爷爷,我爷爷活了,他死了。我爷爷愧疚了一辈子,我太奶和我二爷恨了我爷爷一辈子。
七十年代之后就没啥人饿死了,主要是因为大量种植红薯。大规模种植红薯。
70 年代之后,涨死的比较多,饿死的几乎没有。因为天天吃红薯,肚子里面有涨气,总觉得没吃饱,可能撑死了还觉得饿。
七十年代倒没有饿死人,但是吃不饱是普遍现象。
红薯产量大,随便吃!

莫言怎么你了?太抽象,看不懂
一个莫言证明不了,但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可以听他们讲一讲。而且文学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也不只莫言,太多了,比如最近播过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平凡的世界》,一个反映北京四合院,一个陕西农村,都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还有很多很多……。那段历史刚过去不久,很难瞎说。
没良心的问题。你家就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吗?
我爷爷 6 几年骑车一百公里多去南山里买地瓜皮,就是吃地瓜剥下来晒干了喂猪的,回来掺野菜里煮熟一起吃
我父亲在青岛纺织厂做工人,食堂没得吃,饿得跑海边捞海藻吃,后来自愿下放回农村,放弃工人身份,就为了农村孬好有点吃的
我自己小时候已经不缺粮食,能吃饱但是吃不好,母亲吃地瓜不舍得剥皮,我一直都记得
我儿子从小衣食无忧,从来没有饥饿记忆。
担心我孙子连自己祖宗挨饿都不相信了,会跑知乎上提问:吃不饱是真的吗?是不是摸黑啊
真孙子
这个问题好,越扒越有。
刚才看一个回答说事实一个月 28 斤大米什么的。
说一下我父母那时候的,是三斤大米三斤白面,剩下的 22 斤粮食全是粗粮,比如高粱米,小米,苞米面之类的东西。你说不够吃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己偷摸,记住了,是偷摸下农村去买,而且还得认识的可靠的农村亲戚,要不然被抓就是投机倒把罪。
你想吃 28 斤大米?你长那个嘴了吗?
对于经历过 70 年代的老一辈而言,那是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说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了,我不需要拿史料去证明,因为我的父母经历过,他们吃不吃得饱是有切身体会的。
你写的这些东西全是宏大叙事,把你扔到 76 年以前的农村,你都扛不过 1 个月,还跟这叭叭叭拿数据说,你说个屁
一直以来别人骂莫言说他是抹黑中国,
包括我在某回答里提到了莫言的著作。
转而被攻击说我是殖人。
我虽然并非来自那个年代,
但是我出生在 90 年代的鲁西南小县城。
我大概 5 岁有些记忆:我是在祠堂上幼儿园,是要自己走着去。
那会儿还没有饥饿的概念,只记得某一次妈妈偷偷塞给我一个鸡蛋,让我路上吃。
我剥开鸡蛋,想掰着吃。蛋黄掉了,我哭的很伤心。
一年吃不了几次肉。
一般麦子打了面,然后压成面条的时候。因为面条还是湿的,刚好可以做焖面。
这时候会吃上点肉,我会端着碗把面和菜都吃完。 最后剩下的都是肉,最后吃掉。
所以我没有觉得莫言先生抹黑了什么,我也不觉得那有多难为情。 这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时代的变迁让我们过上了好的生活。 但也不能否定过去才对。
楼主。我没有恶意,你家里没有 70 年之前出生的人了?
60 年代前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稻谷亩产三万斤……(敢说亩产低于 1000 斤的,可以扣上资本主义走狗、汉奸、卖国贼)

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

人比牛壮
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
然而民间私下说的是:
当年谁敢公开质疑的,都会被批斗,带上反革命、资本主义走狗。
直到后面结束,提出这是左倾,历史课本成为 “大跃进”
要不题主 ip 回到那个年代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这样,40 后的还活着不少呢,你去各地农村走走,找老头老太太打听打听问问,最好每个省都走一趟,总不能全国各地的老人都能串一起糊弄你,比你各种揣测来的真实。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年的亲历者还没死绝就靠臆想改历史呢?什么※※玩意儿
莫言当了 21 年兵,转业后去了检察日报工作。
这 21 年的军旅生涯,是实实在在的从战士开始干起来的,居然还会有人质疑莫言不爱国?
发布的文章是经过检察日报审核之后再发布出来的,检察日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直属单位。我不知道回答里这些人在质疑什么?
否定老百姓经历的苦难是又蠢又坏,不知道不去查证或者捂着耳朵眼睛愣说没有没发生,是偏执的蠢,只要是老百姓切实受过的苦都否定,是良心坏透了。“和平年代” 也是有苦受的,文革不苦吗?我爸妈都挨过饿,有吃的时候弄成稀得凑合吃,没得吃了饿了就睡,睡不着硬睡。
不是?知乎还有这么逆天的文章了?
我看还是改革开放功劳巨大,吃的太饱,穿得太暖,生活太好了
说一下,水库里的鱼和螃蟹是公家的,你想抓是犯法的!即使是靠海,你也不能随意捕捞的,必须走流程,怕你跑了。
还有看电影纪录片里的人来证明更可笑,30 年后是不是要看现在的电视剧,来证明一个小沪漂随便就能租一套别墅,住房完全不是问题。
七十年代,我爸妈十几岁,他们都吃过蚂蚱。
90 年代,也就是江浙沪这种少数地方能吃饱。安徽,河南,四川,贵州这些农村基本吃不饱,小孩子没什么吃的,疯狂去来江浙打工,一直到了 2000 以后,才开始减少。
需要莫言证明吗?50 年代生人的也还没有死绝呢,欺负他们不会上网吗?
先不说莫言,美国有大量人能证明美国七十年代吃不饱饭,我之前在某书上跟一个俄亥俄州的玩乐器的老头聊过,他们当地就有饿肚子的。一条街都吃上顿没下顿。
咋的?这能代表纽约还是能代表西雅图?
这种论证已经累了,没意思。
也许再过几十年,会有人发问,50 年前的人真的能拿到退休金?
提问者就不学学毛主席语录吗?“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如果你高中毕业,逻辑基本正常,那你认为毛主席的话能作为证据吗?
八十年代,北方某省会城市,每月定量里还雷打不动 70% 粗粮呢,主要是棒子面,做成窝窝头下咽是都拉嗓子,吃多了烧心(应该是胃酸分泌不正常)。但棒子面,那时候广大农村都不是全年能吃上的。粮票九十年代才取消。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周围棚户区,住着很多农村来城市讨生活的,他们不是赤贫,完全没有钱,但就是买不到粮食。他们养鸡,我记得我们学生用八斤半到九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斤鸡蛋。这是八十年代末期了,取消粮票的前夜。以前,估计鸡蛋很难换到全国粮票。
你说前三十年太平盛世,才真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新中国成立,其实那个时间段还没有站稳脚跟,并非一开始建国就太平。
在 1949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衡宝战役。
1949 年 10-11 月,广州战役,解放广州。
注意,是战争期间宣布建国。
1949 年 10 月 24 日金门战役。
1949 年 11 月登步岛战役。
1949 年 11-12 月,广西战役,解放广西全境。
1949 年 11 月起,西南战役,解放重庆、成都,蒋介石逃离至台湾。
1950 年 3 月至 5 月海南岛战役。
1950 年 5 月舟山群岛战役。
台湾久攻不下,而蒋介石则叫嚣反攻大陆,至 1979 年二十余年间,频繁派小股部队和特务窜扰东南沿海制造军事威胁。
1950 年国内还尚有 200 余万土匪和大量特务分子,经过 1950-1953 年大规模剿匪和镇压才得以稳定。
1950 年 - 1953 年除了剿匪,还进行了抗美援朝战役,迎来了西方的全面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家,对中国长期实施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禁运,严重制约发展空间。
更严重的是,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主张用原子弹挽回谈判主动,提议对开城地区的中朝军队实施战术核打击。《1959 年原子弹研究要求》还曾设想对中苏发动核战争,包括用约 870 枚核弹覆盖中国 117 座城市。
抗美援朝战役后,美国势力从朝鲜转移至越南,对越南进行了长期战争。
唇亡齿寒,援越抗美抗法,向越南提供长达二十多年总计约 200 亿美元的巨大援助。
1959 年平定西藏叛乱。
可以说新中国是成立在一片战争残垣断壁的土地之上,蒋介石逃离台湾带走了大量黄金,在大陆留下一地烂摊子。
当时大陆还有哪些配置,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极少的军工业,采矿业,化工业,且设备落后,由于经济封锁,基本断绝零件更换。这样的工业基础,连汽车都造不出来。而文化方面教育又极端落后,大量文盲。
按理说刚建国应该休养生息,渐渐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但外部威胁并没有给予喘息机会。面对欧美军事威胁,尤其是挂在头顶上的核威胁,迫切需要我们建立自己的重工业来支撑军工,尤其是核弹这种恐怖的顶级武器。
但想建立起重工业,何其之难。缺钱,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又被经济封锁。外国的重工业发展史,伴随着血腥的对外殖民掠夺,掠夺他国的原材料和金钱。但中国能对外掠夺吗,不能,也没有那个条件,只能依赖农业的支持。
中国重工业的基本盘,就是农业。
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源,尤其是农业生产,都要集中力量到重工业上。代价是什么,是群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农民的汗水浸透的辛苦劳作。
盛世在哪里?和平在哪里?看到的只有危险局势和艰难求存。
但话至此,原子弹要不要搞,重工业要不要搞,抗美援朝要不要打,越南该不该援助,没有办法。
按某些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看来,都不应该搞。
言归正传,我们需要建设重工业,1950 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3 亿美元的贷款年息仅 1%,这在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为购买工业设备和物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苏联还帮助中国设计了以重工业为主的 156 个大型工业项目,实际施工 150 项,涵盖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军工等关键领域。
这些项目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这批项目的建成,让中国一举跨越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发展历程,从无到有地建立了飞机、汽车、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现代工业部门。
苏联不仅提供了最先进的工业设计方案和生产工艺,还派遣了上万名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专家来华,手把手地教中国工人如何安装设备、如何管理现代化工厂。同时,苏联还接收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为中国培养了自己的第一代工业人才。
如此援助,按理说苏联有需求,中国是不是应该鼎力相助呢。
1958 年苏联以共同防御为名,建议和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中方认为此举侵犯主权,坚决拒绝。
于是苏联在 1959 年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同年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表面中立实则偏袒印度,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1960 年 7 月,苏联突然宣布在 9 月 1 日前,将 1390 名在华专家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而之前苏联对中国的 11 笔贷款,到现在快要陆续到期。
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中国此时正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各种因素叠加,带来了饥饿苦难的时期。
1960 年还苏联 33 亿,到 1965 年还清内债和外债。
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工业颇有成果,第一枚仿制导弹发射。
1962 年印度侵犯中国边境,开始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核技术颇具成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 。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
1969 年 3 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三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欲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历史的残酷玩笑来到顶点,援助你重工业核技术的老大哥,今天要对你核打击。
面对苏联核威胁,中国开始三线建设,并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来积极应对。
1969 年 8 月,苏联向美国试探反应,希望其保持中立。
美国将消息报给媒体,导致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被曝光,苏联面临巨大国际舆论压力,其战略重点又在欧洲,最终被迫放弃了核冒险计划。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
1971 年基辛格访华,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 年尼克松访华。
这意味着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逐渐放开,对外开放的核心条件具备了。
1971 年中国为弥补基础原材料巨大缺口,决定引进外国成套设备,包括武钢 1.7 米轧机、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1 个烷基苯工厂、3 个大电站、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的制造厂和斯贝发动机、43 套综合采煤机组等项目,成交总额约 39.6 亿美元,最终合同总额追加至 51.4 亿美元。
这就是四三方案,购买的设备主要聚焦民生与轻工业等基础工业,项目在 1982 年全部投产。
分别从美国、荷兰、日本、法国引进了 13 套大化肥装置,极大提高粮食产量。
从日本、西德引进 4 套大化纤设备,引进武钢一米七轧机。
从意大利引进天津大港电厂发电机组。
43 套综合采煤设备从 1974 年开始投入使用,引进的发电设备建成了高水平的国营发电厂,国营武钢 1.7 米轧机建成并投产,冷轧、热轧、硅钢片等产量大幅提高。此外,国营企业的塑料、合成橡胶、洗衣粉等多种化工产品的产量也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1977 年底 13 套大化肥项目,已有 7 套投产。到 1978 年 6 月,累计生产尿素 361 万吨,这对促进当时我国农业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轻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原计划在投产后 10 年左右实现外汇收支平衡。也就是说,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生产的东西是可以对外卖的。
70 年代的几次石油危机期间,中国向日本等国出口过石油。
武钢一米七轧机产出的优质钢铁,以及多余的化肥、化纤等,都成为了重要出口商品。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至此中国外部战争和军事威胁基本没有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没有太大威胁,迎来了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再加上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的成功研发,不用挤压民生到重工业军工上,于是开始提高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四三方案引进的,满足吃穿用的各类轻工业设备就是明证,这是往后吃的饱的系列条件。
轻重工业硬件配置俱全,外加西方经济封锁解除,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
太平盛世的通途这才徐徐展开。
而前三十年,并非什么太平盛世,负重前行求生罢了。
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 · 昆德拉
别说 70 年代,90 年代我家都吃不饱饭,那时候我 5-6 岁,1998 年,我家在黑龙江盛产水稻的地方,却吃不起米饭,饿的我直哭,还去偷东西吃,跑到别人家蹭饭吃,上高中的时候我才 140 多 cm 的身高,从小到大严重营养不良,初中的时候每天就一块钱的吃饭,每天就是两个馒头和咸菜,偶尔不想吃馒头了就吃一元三根的小狗火腿肠,或者两片炸冷面。
五十年后,有个小朋友在未来的知乎问,
谁能证明 2019-2023 发生了什么?
老一辈人的话只能信一半,不能全信
老一辈会告诉年轻人: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才多少斤粮食,根本吃不到油,一年到头饿肚子
老一辈又会教训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天天干重活,有的是力气,长的还比你们现在这群小年轻壮,老夫年轻的时候,一顿能吃 3 碗饭,晚上食堂里肉包子一次就吃 12 个
你看出矛盾来了没?
长期饿肚子的人,不仅没有得胃病,反而身体健壮,干活都更加有力气
回去问问你奶奶你姥姥
你到底是真蠢还是反串?我 90 后,小时候村里听大人念叨最多的,就是以前天天想,能满满地吃一碗白米饭,死了也甘心,感慨现在米饭不稀奇。我妈到现在都念叨,小时候的油,也就是锅里过一下,润个锅就倒出来,舍不得用来炒菜。甚至到我小时候,还有种汤,叫洗锅汤,菜炒完了舍不得锅里那点油,直接下一瓢水,就是一锅汤。
你要颠倒黑白,好歹等那些亲历者、和亲历者的孩子都死绝了,再来颠倒黑白。
题主能证明自己是真实的人类?为什么题主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一个真实的活人?
不要被带偏,吃不饱是因为第一代领导人嘛?还不是因为地主财阀、买办,清廷搜刮一波,洋人搜刮一波,老蒋搜刮一波,留下来只有一穷二白,建国初期还要面临着人口急剧增长 (计划生育五几年就有人提了,被教员否了,他老人家说,人民幸福了,愿意生是好事,作为官员应该想办法让人民吃饱吃好),有人可能会提大跃进,那是有时代背景 (苏联关系闹僵,撤援建,还要归还借苏联的钱),还有人为因素 (有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实事求是),种种原因造成的,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吃饱,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前 20 年,富起来和饱了的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惠及到普通人民群众的也只能是入世之后了
需要莫言证明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有几亿了。
他们从不说遍地的日寇侵华万人坑累累白骨,从不说还乡团残害人的暴虐和恶毒(一大家子杀绝,故意留老大娘活口)。在中国人民从万丈深渊爬出来,造出两弹一星解除全民族生存危机,开始全球领先的反导研究建设等一系列赶超冲锋,人口翻倍,经济开始活泛,正要逐步解除配给制的时候,他们说还吃不饱,还比发达国家天差地别,你还没法指责它们说谎。
饿死的人,应该,大概,也许不会说话了吧
那些常年刻意抹黑过往岁月、肆意泼脏水的人,始终绕不开一个最直白的现实数据:建国初期我国人口仅四点七亿,物资匮乏、温饱尚且艰难,可到改革开放前夕,人口已然增至八亿。
八零、九零一代的父辈多为六零、七零后,不妨回望家中长辈,细数身边的叔伯姑姨、舅婶亲眷,几乎家家户户皆是多子女家庭。倘若当年真如流言所言常年食不果腹、日子难以为继,彼时民众又为何愿意接连生育?老一辈祖辈绝非狠心之人,断然不会执意让子孙降生在饥寒交迫、难以为生的困苦境遇之中,这一实实在在的民生事实,足以戳破诸多不实谣言。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回答。还好我爷爷他还在。
我在想七十年代的确挨饿,2020 年的确封城。但是莫言的书和方方日记真的能代表历史吗?
我告诉你们,亲生经历者还没死那,用不着你们在这里颠倒黑白,等我们死了,你们这种人再来,你们现在太心急了
4000 高赞那个 50 年代大哥的回答果然被删了,不出所料啊哈哈哈。
我一开始以为题主看到最近岁月史书得厉害,用心良苦在反串,直到我点开他的主页,太逆天了,这要是在反串也串得太像了。
鲎:你们这些恐怖直立猿,通过丑化我,丑化古生代,丑化亿万生物参加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啊!我在地球上生存了 5 亿年整了,可能还不止,共患难了!奥陶纪末硬刚伽马射线暴的只有我一个老资历,你们这些哺乳动物都跑到哪去了?我承认我和其他节肢动物有斗争,但我什么时候说过它们是饿死的?我至今还生活在地球上,恰恰就是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最好证明!

这个提问,非蠢既坏。
别说 70 年代了,就是 2010 年以后,我们照样有 6000 万人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
然后我们搞出来了伟大的脱贫攻坚,全面脱贫。
什么叫绝对贫困人口?
就是吃饭都是问题的人口!
那是 1970 年!
不是 1870 年!
经历那个年代的人还活着呢!
你们就这么开始胡说八道吗?

这就是母亲用 oppo 手机的孩子,找不到亲生父亲
现在我们的宣传口都在干这些事儿吗?
如果是个别俊福干的还好,如果是领导们私下的安排了就太恶心了啊
70 年代我不知道,9 几年我家交完公粮都不够吃,土地太少了,我爸一个人的地三个人吃,我爸没活就得去打工
各位为啥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去看看提问者的主页就知道了。
他把我拉黑了,估计各位也快了。
人再魔怔也没有这样的,这精神状态类似波波说:难道我是很残暴人的么?
我是 80 后,老家黄淮平原,一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小村庄,小时候经常听家里人说逃荒,我不理解逃荒什么意思?我爸我叔都没有逃荒,后来,我婶告诉我,怎么逃荒的:
我婶 60 后,她有个妹妹,大概是 65 年左右的生人,死于 1977 年,死在南京边上。每年春节过后,粮食快要见底了,就要出去逃荒,我婶的父亲带着她和妹妹,跟着逃荒的队伍,一直往南走,要饭,吃草根树皮等,越往南条件越好些,这样出去 2-3 个月,再回家。这一年,她们走到长江边,天气暖和了,觉得这个冬天要过去了,又熬过了一个鬼门关。不幸,这年倒春寒,农历 3 月气温骤降,我婶的妹妹冻饿交加,死在了南京边上。
我婶说起来,总会感叹妹妹命不好,如果能再活几年,分地以后,就不用逃荒,就不用挨饿了。我有一次问他,你弟弟不也没逃荒,不是活的好好的,她说,如果她,她父亲和妹妹不逃荒,她弟弟,她妈就要饿死。
我爸和我叔不用逃荒,是因为我在徐州的姑姑托关系,帮他们找到一份活,给徐州西站抗麻袋,不仅管饭,每月还能给 5 块钱,没错,他兄弟两每月 11 块钱,就这样,不用逃荒了。
我爷爷小时候经常说,我是祖宗多少代,第一代从出生就白面馒头管饱的。我奶奶一辈的人看到不好好吃饭的孩子,都会说: 让你过一次 58 年,诗都吃!
我出生于 1988 年,我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辈所有人都曾多少说过六七十年代的饥饿和穷困
不撒谎,没收钱,家里祖辈分别是工人和农民
我母亲家农村,到了 80 年代还吃不饱饭
袁老能证明吗?是不是也是抹黑?
我们国家是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要正视,错了就是错了,认识到错误,转变过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所以我们的国家才蓬勃向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奇迹。
正视曾经的弯路是为了惩前毖后,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而有些人,妄图否定历史,企图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妄图让中国再次走上弯路。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你们那地方有县志吧?
你自己查一下当年人口和粮食产量,做下加减乘除就能得到差不多的数字。以我这个 ip 为例子:

1971 年长沙户籍和区县人口为:


拿 1971 年同年的粮食产量除以人口可得:

人均 136.62 公斤粮食,换成斤,再打成谷子,重量降低三成,那么出米量是:

这是每人每年得到的粮食,换算成每天的口粮是:

524 克米煮成米饭大概有 681 克,就以下这个 200ml 小方盒的盒子,压一压装满三盒,这就是你一天三顿的饭量,算你 700 克米饭吧,大概能提供 840 大卡。
当然这是人均粮食占有率,也包括小孩,小孩子吃的没有成年人多,但我就给你算小孩消耗是成人的一半,多给你 400 大卡,那也是 1300 不到。
在平时几乎没有肉类,猪油都很稀缺,稍微有点应季蔬菜,其他主要靠咸菜和酱菜的年代,工人一天大概消耗 1500-2000 大卡,你自己掂量一下吃不吃得饱吧。

这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这大米到你这的过程,还得因为保存运输的问题,折损 10-15% 上下,最后都得摊你头上。
看图表就是七十年代前中期靠周边两县支援,78 年春风增产,83 年并了周边两县才勉强补上主粮缺口。

自共和国建国以来到今天这个成就,尤其是前四十年,城里还能吃上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广大农村的农民给兜着底。
吃得饱啊,红苕管饱啊。
我老家,有句骂人的方言。
“我看你是红苕涨多咯….”
翻译一下,
红苕(红薯)吃多了,
指被骂者神志不清、犯蠢、脑子不灵光。
光吃红苕,理论上确实吃得饱,
高饱腹低热量,
不信邪的可以试下,一天三顿,光吃红苕,
血糖快速上升,吃完不晕的简直是天生饥荒圣体。
但是话说回来,
没得粮的时候,红苕确实是块宝,
红苕叶子,红苕颠颠,红苕坨坨,
蒸红苕煮红苕炒红苕,
交完公粮就开始吃红苕。
主食红苕坨坨,配菜红苕颠颠,一种植物管三顿。
至于红苕稀饭红苕干饭,这是逢年过节的配置。
已经过去五十多年,
屋头老辈子看到红苕还是摇脑壳,
看到红苕,真的一口都吃不下去。
至于他当时吃红苕吃得饱不,我不清楚。
但是我看提这个问题的,
多半就是红苕涨多了。
什么叫 “莫言们”?如果你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你是失忆了吗需要别人来证明?如果你是新生代,你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吗?不能叫你父母托梦跟你讲讲?
不需要莫言们证明,我妈就可以。
小时候,每次吃东西狼吞虎咽时,我妈总对我说:「吃慢点,别跟六零年投生的一样。」
我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直到上了初中,自己看书了解了六零年前后的大饥荒,才终于明白这句俗语是多少人命换来的。
我老家在安徽合肥,每年过年,我妈都会跟舅舅、几个姨妈去合肥以东一百来公里的全椒县,给外公的兄弟拜年。
我也去过几次。记得有一年下雨,因为都是土路,我的一只鞋直接陷进泥里拔都拔不出来,最后只能单着脚去镇上重新买了一双。
外公的兄弟为什么会在全椒县呢?就是因为六七十年代太穷了,家里实在养不起,其中一个兄弟不得不自谋生路,往更富裕的东边跑,一路从合肥边上的长丰县,乞讨到南京边上的全椒县扎了根。
当时要是再使把劲儿跑到南京就好了。也可能压根没气力跑那么远了。
每次听 B 哥的《热河》唱到「老板和她的妹妹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一言不发,他们的老家在身后在岸边在安徽全椒县」,我都会想起这家远房亲戚。
看到评论里这么多洗白的,
挺好的,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一旦为了立场掩盖真相,后面肯定还会遇到类似的事
(当然现在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会饿死人,但会有其他的问题)
以后我们要是遭遇了,那也是我们值得这种

七十年代,我们这里有个县长叫杨裕光。
那个年代,穷得不行,全靠洋芋果腹,我奶奶带着我爸爸,我姑姑,三个人,一年大概只有二百多斤粮食。(仔细确认了,是带壳的谷子大概 400 斤,晒干大概还剩百分之八十,三百二十斤,再去了糠,二百八十多斤。)
没吃的啊,怎么办?
天天吃洋芋。
后来我爸不知道跟谁学的,人家问他,今天你吃啥了?
我爸会奶声奶气地说,“尽吃洋芋光。”(尽吃杨裕光。)
我外公因为是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毕业的(后来并入复旦),毕业后工作在某肿瘤医院。
于是外公的绍兴老家若有人来上海看病(当时绍兴一带的亲戚好多得了肝癌,不知道为啥。家里人说可能是饮水问题。现在我才知道,大部分原发性肝癌是 HBV 病毒感染引起的),外公总是会去帮忙,让他们临时住在家里(本来我们南市区的家很小,棚户,才 20 多平,两层楼,加上孩子多,打地铺非常挤。),带他们去找医生,有时候还要给他们垫钱。走的时候还会塞很多吃的用的。
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即便是上海市民配给也不多,绍兴老家的几个亲戚听说了,就背了一大麻袋蚕豆来。外婆和我妈就去十六铺码头(现在没了)把蚕豆拖回来。然后家里本来人也很多,我外婆生了七个子女。所以每人定量 20 粒蚕豆当一顿饭。
绍兴的亲戚偶尔还会送来梅干菜,苋菜梗,咸鱼鲞。
于是我们家那时候也算是囫囵度过了那段时期。
还记得那时候四牌楼路附件好像有个上海罐头厂的门市部,偶尔下午的时候会卖边角料,不要肉票。我外公就去想办法买一点回来改善生活。据说后来知道这个地方有边角料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卖了。那个门市部我记得 2010 年的时候还在。最近很久没去南市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50 年代的人还没死光,就有人开始不认历史了。
我父母都是 50 年代出生的,他们和他们的同学,每到聚会的时候,都会感叹当年要有现在生活条件的一半,身高至少能高一点。他们的回忆都是吃不饱。

这个题真是送上门来。题主自己把所有逻辑漏洞写得明明白白——刚好可以拆。
题主整篇文章的论证骨头,一句话能浓缩——
“活到 2026 的六亿 50/60/70 后,证明 70 年代不挨饿。”
把这句话翻译成等价表述——
“我访问了 100 个跳过桥的人,他们 100% 都还活着,所以跳桥不会死。”
读不出哪里不对劲的,往下看,有意思了。
死人不接受访谈
题主的” 六亿物证” 里,从一开始就有一群人不在样本里——1959-1961 那几年走的、70 年代营养不良早夭的婴儿、还没来得及结婚就病死的姑娘、肝病肺痨拖到 40 多岁就没扛过去的中年人。
他们没活到 2026,所以不能给题主签字画押。
这套方法论你随便套——
证明 1942 年河南没有饥荒?活到 1980 年的河南老人几千万呢,眼神明亮腰板硬朗,所以 1942 没死人。
证明 19 世纪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是假的?爱尔兰人现在还有四百多万呢,能跑能跳能喝酒,所以 1845 年大家都吃得挺好。
这逻辑通杀。唯一的小毛病——死人不在样本里。
统计学课本第一章会用整整一节讲这个,叫**幸存者偏差**。题主一上来就踩进去了,然后用六千字的字数把这个坑越填越深。
堂屋相框的滤镜,比 2026 的朋友圈还狠
我承认题主写的相框是真的。
我也承认照片里的人脸颊圆润、眼角带笑。
可你打开过任何一户人家的相框吗?
里面挂的永远是结婚照、参军照、毕业照、抱孩子的全家福、过年穿新衣的合影——人生最体面的几十个瞬间。
挂的不是” 我大哥发烧那年的夏天”,不是” 我妈把口粮全省给我那顿晚饭”,不是” 队长家爷爷饿到下不来床那个冬天”。
那年代拍张照要走十几里地去县城照相馆,胶卷贵、相纸贵、洗印贵——这事本身就是” 舍得花钱才干” 的事。能挂上墙的,从源头就经过了一层” 高光时刻” 的筛子。
用 70 年代农村堂屋的相框证明那年代生活都好——等同于用 2026 的朋友圈证明中国人天天满汉全席。
更要命的还在后头:黑白照片对营养状态的判别能力,几乎为零。
ASA 200 的黑白胶片,灯光打好了、姿势摆正了,一个面黄肌瘦的人脸颊一样圆润,一个浮肿性营养不良的人甚至会显得” 福相”。这是摄影基础。
题主拿黑白胶片的物理特性给自己造证据,这一招挺巧妙。可惜被懂行的人一翻就穿。
身体证据,反过来打题主
题主说,那代人身体强壮,所以营养够。
我们打开国民体质监测和健康调查的公开数据——
1980 年代中期到 2020 年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男青年的平均身高至少长了 6cm 以上。农村数据涨得更猛。
如果 70 年代真像题主说的” 主食扎实、肉蛋奶隔三差五”——这 6cm 是 80 后吃空气吃出来的?
还有个更冷的数据:那一代人的糖尿病、心血管病、骨质疏松发病曲线,跟” 幼年营养匮乏 + 中年突然营养过剩” 的国家发育模型——严丝合缝地对得上。营养医学里这套有个专门名字叫**营养转换型代谢病**。
至于” 扛得动重物”——
那不是营养证据。是没别的活法。
一个人能扛 100 斤,不是因为吃了 100 斤的肉,是因为不扛就没工分,没工分就没口粮。幸存者和被时代逼到必须用身体折损换工分的那一批——是同一拨人。
题主把这批人重新包装成” 幸福、强壮、营养充足、生活有尊严”——这才是对那代人最深的不尊重。他们用一辈子身体的折旧换来你今天能挂朋友圈的高度,你回头说他们是因为吃得好才扛得动。
把刀塞回他们手里,刀刃朝自己。

最致命的一句
题主原文里有一句话我反复读了三遍——
“大米白面始终稳稳地占据着主食的核心地位。”
这一句放在 70 年代的山东、河南、安徽、四川、陕西、贵州——随便哪个农村老人脸上的反应都一样:先愣三秒,然后笑。
那年代的主食是什么?
地瓜干、玉米饼子、高粱糊糊、红薯叶、土豆、窝头。一年到头能见到几顿白面馒头,叫” 打牙祭”。
票证制度白纸黑字写在那儿——粗粮票和细粮票分两套发。城市职工的细粮配额长期在三成上下,工种重的能挪到四成。农村按工分分口粮,连票都没有,吃啥看队里今年长啥。
这不是回忆,是档案,是国家粮食部历年的发放数据,是每个粮店玻璃柜里贴的告示。
题主一句话写下来——把一整个国家二十多年的粮食供应制度抹掉了。
写文章可以煽情,可以热血。但把” 大米白面” 按到 70 年代农村主食头上,是直接和地方志、和上亿份粮票存根、和所有还能开口说话的爷爷奶奶硬刚。
这不叫角度新颖,这叫硬掰。

1978 年那个晚上的十八个红手印
如果 70 年代真是题主笔下的” 扎实、有尊严、有盼头”——
1978 年 11 月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 个农民半夜聚在一间土屋里按手印搞包产到户。字据上写着——如果出了事,剩下的人帮他养孩子到 18 岁。
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干的是改种地的法子。
请问——一群” 主食扎实、肉蛋奶隔三差五、生活有温情有盼头” 的人,会跟自己的命这么过不去吗?
人不会无缘无故走到那一步。
这十八个红手印,比堂屋里的相框硬一万倍。

莫言到底写了什么
题主把莫言定义为” 文字垃圾”“文化武器”。
莫言 1955 年生在山东高密。
他和题主想保护的” 六亿物证” 是同一代人。他不是听来的,他是吃过那碗红薯叶、喝过那锅稀汤、亲眼看着邻居家小孩出门讨饭的人。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写法。骂他用力过猛、骂他刻意卖惨、骂他迎合诺奖口味——这都是审美讨论范畴内的事,理性的人甚至可以参与一下。
但你要说他写的事是假的——你得指出他哪一段虚构了,而不是拿堂屋相框来说事。
更何况——你骂得到莫言,你骂不到刘震云、骂不到贾平凹、骂不到阎连科、骂不到余华、骂不到王安忆。这一整代作家都写过那一代人的饥饿。
一个人胡说,可能。
两个人胡说,少见。
一整代作家集体胡说——你信不信?
写到最后,给题主递一句话
我大概能理解题主写这篇文章的劲是从哪来的。
他不是在为粮食辩护。他是在为自己的青春辩护。
每代人都希望自己的青春被记住的是好的那一面——是相框里的笑容,不是灶台上的红薯干。这是人之常情,挺动人的。
可用自己个人的幸存去否认整个时代的另一半真相——这中间隔着的不是观点的差异,是 1959-1961 那串国家自己都承认的数字,是 78 年那十八个红手印,是矮了一代人 6cm 的身高曲线,是阎连科那本《我与父辈》、是余华那本《活着》、是刘震云那本《温故一九四二》。
历史不需要被” 击碎”。
历史只需要被认真读。
那些活下来、长大了、扛得动重物的 50/60/70 后——
他们不是为了证明那个年代有多好而活下来的。
他们活下来,只是因为他们运气好。
仅此而已。
题主喷莫言喷了几年了。
“作案手法” 参见:
一直带节奏带的 “酣畅淋漓”,今天终于翻车一次。原因应该是这个问题关注度太高了,正常人比例大了就控制不住舆论了。
我早就注意到题主的伎俩了,然而我直到今天也没明白他到底怎么变现。
我自认为指出这一问题是在保护知乎的交流环境,然而这条回答下面所有评论都被知乎秒删了,不是很理解发生了什么。
提问试图否定国家为扶贫工作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我去年减肥,就用的 70 年代人均每日主食量做的减肥餐,效果特别好。但只是主食这样,我额外还吃几百克肉(尽量蒸),喝两杯酸奶,一个香蕉,一个橘子,另外如果炒菜的话油不限量。
就这种情况下我从不到半年瘦了 40 多斤, 从接近 180 斤瘦到 130 几斤。你想想 70 年代的人是没有我这个肉、油、酸奶的量的,他们还要干重体力活儿。
在你乎甚至可以看见晋惠帝转世提问
当年的主食供应扎实,肉蛋奶更是隔三差五就能吃到,实实在在地满足了身体发育的刚需。
我爹妈天天跟我说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鸡蛋,另一边知乎网友告诉我七十年代早就粮食自由,肉蛋奶经常吃了。
路遥也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吃不起粮食;
刘醒龙也写大家只舍得用猪油擦擦锅来沾点油水;
苏童也写不找关系吃不上猪头肉;
怎么大作家们都这么坏啊,怎么茅盾文学奖这么坏啊,全都在撒谎!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去证明,真的吃不饱,也可以换个说法,就是喝饱了,然后一会又饿了,因为顿顿喝粥,喝稀粥!
我是 68 年出生的,生我的那天晚上,父亲去队里开大会,那个时候几乎天天开会,母亲自己在家里把我生出来。
当父亲在半夜散会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我洗完,放在了炕席上,她自己也收拾的很利索。
不可思议吧,但这就是真实存在的,我是 7 月份出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只有一点点粮食,粮食熬的粥给父亲喝,我的哥哥们喝青菜拌粥,因为父亲要起早贪黑干活,白天在队里劳动,晚上编筐贴补家用。
所以我没有吃到多少奶水,大部分是靠米汤和布子(就是过年分的那几斤面,拿出一点用水煮熟),妈妈把这个抹在我的嘴里充饥。
等到记事的时候是 1970 年,那时候我已经虚岁三岁了。我记得我们夏天是三顿粥,是苞米带皮上碾子压出来的那种,粗糙的,连皮一起煮,很稀的,大家一定见过电视剧里赈灾时放粥,我记得一个电视剧里,放粥时,把筷子插进熬粥的锅里,要是筷子倒了,负责赈灾的官员会人头落地,可是我们喝的粥别说筷子插不住,都能当镜子。
当时是计划经济,实行供应制度,城里的工人每人每月 20 斤细粮,大米和白面各一半,还有十斤粗粮,是苞米面,他们每月供应猪肉大概四两,都得凭票去买,其余的就不太清楚了。
我是农村的,我们生产队把粮食收割回来,用碌碡给庄稼脱粒,然后全部无偿献给国家。
过几天国家再给我们返回来一些粗粮,大多都是苞米粒子,有时还有豆饼,但是我们得用工分去买,有的人家工分不够,还得欠生产队钱,我们管这个叫倒挂。就是干了一年活,到了还欠国家钱!
返回来的苞米粒子,大概是每人每天一斤,如果这家男孩多,那必须得挨饿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嘛,女孩多的,再掺点野菜,就差不多够吃了,女孩子胃小,吃的少。
我们家五个男孩,总不够吃,我们这里有一种野菜,叫抽老婆条子,每年五一前后,都要用业务时间去山上撸回来,晾干装口袋,留着过年蒸豆包当馅儿,平常拌粥,苦不拉几的,难吃死了。
粮食少必须省着吃,能吃的野菜都得吃,我们春天有一种野菜叫曲麻菜,小伙伴儿们放学成群集队的去挖,回来蘸酱吃,弥补粮食的不足,略微有点苦。
据说这种菜原来不苦,是王宝钏天天吃,一边吃一边说苦啊苦啊,她不是娘娘嘛,嘴开光了,生生的把这个菜给喊苦了。
我们是到 1981 年,国家实行包产到户,不再实行所有粮食上交国家,只是上交一部分,我们当年就够吃了,但是也不能顿顿吃干饭,要干稀搭配。
随着一年一年的上交的公粮越来越少,我们也越来越吃饱,真正放开肚皮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我最挨饿的时候是上中学,那时候我 14 岁,在学校住宿,我们每天两顿饭,每顿四两粮的饭,早晨一海碗高粱米饭,晚上一块小发糕,食堂的师傅,把饭扒拉过来,再扒拉过去,把饭整的喧腾的,然后拿着饭叉子一挑,碗满了,可是下面都是空的,几口就没了。
我们那个大师傅贼拉色,要是女生他就给一大叉子,满满的一碗,我去,呵呵!
晚上一块发糕,冬天两顿饭,下午四点放学吃饭,一小块发糕,要挺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晚上还有晚自习,把我们饿的呀,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有的人家还行,可以带点地瓜干,垫吧垫吧,有的没有,就得咽吐沫解饿。
那种日子,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酸酸的,你们不用质疑,真的是吃不饱,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等我们这一代人没了,你们就可以爱咋说就咋说了。
四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没死呢,你们就开始想做大记忆消除术啊!
我家就是农村的,记得七十年代,白馒头是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才能吃上,平时就是杂面馍(不是现在的高级杂粮),没有感觉吃不饱饭。
邻居的生活,也都差不多,水平不高,但并没有挨饿的。
1993 年取消粮票,人民才开始吃饱。
2001 年入世,人民才开始吃好。
不要忘记过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六七十年代农村长期粮食紧张、普遍吃不饱,局部偏远山区灾年依旧有人饿死;1980 年包产到户全面落地,粮食连年大丰收,彻底杜绝饥荒性死亡 。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是所有人都吃不饱,而是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吃不饱。这是事实,不需要证明。
首先,吃不饱饭不丢人,否定这样的事实不是丢人,而是坏透了的坏。
其次,有部分人吃得饱,不是光荣事,也说明不了大家都吃得饱。与何不食肉糜一样,是耻辱。
第三,教训深刻,值得警省。不忘记苦难,才能不重蹈覆辙,未来可期。
第四,计划生育,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吃饭不是问题时,要珍惜。但吃饭是问题时,就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的吃饭问题就是大问题。
历史已经在历史,否认历史,让世人耻笑,后人蒙羞。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 “饿痨病” 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 700 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 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 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 “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 46 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 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 支持他的所作所为; 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 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 1990 年 5 月 20 日。
莫言不能,路遥可以。
路遥笔下的七十年代,如《平凡的世界》开篇所说:
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而后:
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又借孙少平的心理来反应: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 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 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 – 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
然而从现代营养学角度看,全谷物和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比 “白面馍馍” 更优质的碳水来源。
当然这么说有刻舟求剑之嫌,但我想那个年代的苦难不是共识吗?
是现在学校和考试不需要读《平凡的世界》了吗
80 后还没死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听 50 后讲过 70 年代的生活
你们要岁月史书,最好再忍五六十年
日本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平均身高下降到几十年前中国的水平了。
认为几十年前吃不饱,那么也可以认为过去几十年日本一直吃不饱。
你们都天天讲个人小故事长辈怎么怎么凄惨,到我这里怎么完全不是这么个情况?
我姥爷家里是大地主,他爸爸有 3 个小妾,才生了他们兄弟 7 个,但是日本侵略时候有个汉奸抢了他们地,只有 5 个活到成年,留在本地的存有 3 支,1 支 30 年代外出逃荒(走西口去了,后定居于山西我没见过这家人),1 个被抓壮丁杳无音信(我怀疑是主动参加刮民党只不过后来怕定成分时候故意美化成 “被抓壮丁”)。我爷爷家里只是小地主,没有小妾,爷爷只有兄弟三个成活(家景差,一个未娶)。
到了解放后,我姨舅(3 支分出来 17 个)伯叔姑(2 支分出来这一代 13 个),他们这批人涵盖了 20-70 年代,解放后生育存活率远高于解放前,生活质量营养水平也远高于解放前。
我这也是个人样本,怎么就因为不够惨所以不算数?而且要注意,我家里两边都是地主才尚且如此,普通人在解放前后差距只会更大。
都说以前营养不足所以身高低,现在营养好所以个子高,这个话没错,只是对比中刻意忽略了解放前的人罢了。
国家建设太好的结果就是,后现代人直接混淆了 “吃不饱” 和“吃不好”之间的巨大差距,直接把 “吃粗粮” 等同 “吃不饱” 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和了解过历史的人眼里就很不可思议。
就以华北平原来说,粮食一年两季,两季粮食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新中国农业的进步状况。
最穷困地区需要把夏粮卖掉买秋粮(高粱、玉米、红薯),因为夏粮口感好产量低价格贵,秋粮口感少产量高价钱低,所以换成秋粮就能换更多粮食(大概一斤能换两斤到两斤半),搭配野菜、榆钱等果腹。
随着情况稍微好转,粮食收成提高,仍然以吃秋粮为主,搭配野菜等调剂,主要区别是夏粮卖出后少购或不购秋粮,而是换生活物资,例如棉花、麻油或者干脆攒钱用于盖房等。
六十 - 七十年代就是这个阶段。
随着工业完整产业链建设完成开始转向轻工行业投资带来大量非农人口就业拉高非农收入以后,夏粮再卖掉换取物资已经不具备性价比,与其卖掉夏粮不如自己吃掉,这才是吃好的真正原因。
真正吃不饱的情况是什么?
直接绝收,夏粮秋粮收成全换了也吃不饱,野菜也没得吃。
这种情况即使在古代也不常见,更多见于旱灾涝灾蝗灾之后的情况。只要风调雨顺,哪怕是佃农也能有个安稳年过,要是连着 3 年丰年,佃农还能换个新衣服穿。但是一旦遭灾,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都得遭殃,好一点是卖地,差一点就是卖儿卖女。
很幸运的是,随着 50 年代后期开始到七十年代收尾的水利工程大量建设,「遇灾即成灾,吃饭全看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有个东西叫粮票,我小时候 80 年代还有,90 年代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那时候买几斤散装米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你现在只会研究五常大米有多少是真的。
我也问个问题:宣传员还是串儿?
饿不死,也吃不饱。
我爸现在每次跟我叔他们聚餐都还要说他们小时候怎么被生产队欺负的故事。
谁是历史虚无主义?是莫言们?还是你?
任何一个长辈、一个过来人都知道文革、饥荒、人民公社的时代是很苦的。粮票、历史书籍都是铁证。
我们不应该否定这段历史的悲惨,更要正视!不是说文学化就一定是炒作!
Permanent Head Damage, PhD,即: 高强度智力活动带来的永久脑损伤综合征
用 deepseek 和 gpt 交叉验证归纳的省流版:
这个症状其中一个分支的典型表现:
这在科研、政策、官僚 / 管理体系里都非常常见。
长期高强度的学术 / 技术训练,包括日常的超时机械读书、参与官僚程序运作等等,这种就会造成:
极度强化前额叶的符号处理与规则系统
同时抑制情境直觉(右半球 + 边缘系统)
包括快速模式识别,社会 / 人际推断能力
结果就是:大脑 “只会在有清晰评分标准的自己轨道上运转”
但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
很多关键变量本来就不可测
很多决策必须在信息不完备下完成,或者是需要越级。
这些状态在体系内部往往是 “高适配” 的:
比如说在学术评价、技术岗位、官僚系统、大型组织管理
但一旦脱离体系,回到生活,回到复杂人际,甚至回到无明确标准的某些现实领域,问题就会集中暴露。
这也是为什么:
上述包括有三种 “稳定化风险”:
这三种一旦固化,表现就会长期维持在 “网络低能态”。这也是现阶段你经常会看到一些现实中学历 / 工作履历非常高,但是网络言论归纳总结却显得十分幼稚或者是内容看起来很轴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0-1980 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人还没全消失,你就已经开始急不可耐的否认了。
我村里有一个经典的俗语:好好学习考大学,考上大学当干部,当上干部吃白馍。
在当年大学生如此稀有的情况下,百姓的目标是吃上白馍。
1950 年代生的人还有 1.59 亿人,这些人有 85% 都是当年的农村人口,能不能吃饱饭还需要莫言来证明?
好在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人还在,要不吃不饱苦难日子真的被有人一笔勾销了。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那是一段物质极端缺乏痛苦的回忆。我从出生开始母亲就没有奶,靠的是每天二两米熬成的稀粥,维持着婴儿期的生命。要不是我外婆据理力争,提前把我、小姐姐和外婆她自已每天二两米的份额给领出来单独做,到 1960 年下半年大集体食堂米粒儿见不着,也许我就饿死了,还好我外婆这米缸里还有一点艰难度日。
从文革中后期我记事开始,每年除了过年能吃饱几天米饭,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每人每顿也就分上 2 两米饭,其余靠的是红薯、南瓜以及玉米饼玉米糊填饱肚子。有时候吃的胃很难受,直涌酸水。
我问过很多离休老干部,他们当年都能吃饱饭。当年的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搞特殊化,不搞贪污腐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们能吃饱,说明底下的人也能吃饱。
莫言虽然是个伟大的作家,不过他的这段记述可能是艺术加工。
对不起,我 90 后没资格评判六七十年代的痛苦!
我父辈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我时常听他们说小时候吃不饱,他们小时候的饥饿记忆伴随了一生!这就是童年创伤!
我讨厌网佐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并不关心人们到底吃没吃饱,他们只想证明自己有多 “进步”!
这个问题要看怎么去看。
这几年还有人饿死在日本呢,能说日本人吃不饱饭?
九十年代国家还在强调要实现温饱,说明那个时候还真有人吃不饱饭。
建国前三十年,人口增加了近一倍,又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所以能让老百姓实现温饱已经是莫大的功绩了。
从我个人和我周边的人来看,确实没有人挨过饿,有事儿耽误了吃饭不算。
看了一下题主的个人资料,我不禁想起了多年前遇到的一个知乎账号。对比了一下,这俩不是同一个人吗?https://www.zhihu.com/people/wo-xin-fei-xiang-99-16

大家不用一本正经回答了,白费精力,再怎么回答,题主都不会满意的。
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也不重要了。我就纯粹很好奇,题主究竟跟莫言有什么仇什么怨?
知乎也很有意思,竟然又给我推了这个问题😂
ISBN: 7-03-001726-9
题名: 生存与发展
编者: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出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份: 1989
再附上一个来自本站的截图自己看。

如果你们家还有 50-60 年代出生的普通人活着,问问他们,吃不吃的饱。
如果 50-60 年代出生的普通人全没了,吃不吃的饱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你得问题在于太迫不及待了,在等个三五十年,等亲身经历的人都死了,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岁月史书了。
看了题主 ip 湖北,我这么说吧,别的地方不知道,但是如果安徽的那个年代没有大量的去你们湖北讨食,那必然你们湖北的也有大量的来我们江西讨食。。
别的地方惨不惨我不清楚,我家长辈没提过,但是安徽那个年代的人确实很惨。。
大量的安徽人在江西讨食,不是活不下去了,谁特么的背井离乡去讨口饭吃。
当然题主家户口本就题主一个,那是这样子的,不然随便问问上年纪长辈都知道。
关于安徽人在江西讨食也是听我外婆讲的,说那时候安徽人很可怜,村子里都好多来讨饭的(是真讨饭)。那就是纯属逃荒了。
我外婆那里是南昌城郊,以前老洪城大市场那片地方,因为我外公是木材厂会计,所以我妈小时候没饿过肚子,最多就是不富裕。我爷爷是南昌航运公司的工人,所以连带我爹也没饿过肚子。
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依然能通过大量的安徽人背井离乡来南昌讨饭感受到那时候的情况,那时候讨饭真的只是讨饭,而不是讨钱。。。
老太爷当年闯过关东,从山东一路跑到漠河。然后因为太冷了,加上好像是地太少条件太苦,总之就是在东北还不如在老家,又回来了。在东北生了仨孩子,都没保住,最后只有我大爷活下来了。
老太爷以前经历过啃树皮的阶段,但是什么感觉,他从来不说。我忘了小时候电视上什么剧还是电影有一段啃树皮的桥段,老太爷看到之后一整天不说话。
说到闯关东,老太爷当年闯关东路上救过一家人,那家孩子就认老太爷当干爹,家里有事必来。21 年老太爷走了,那位大爷来跪棚(按辈分我是得管人叫大爷,可我估摸着其实比老太爷也小不了多少,也可能年纪一大看不出来区别了),家里担心他身体,毕竟跪棚、守灵本就是遭罪的事,那位大爷执意戴孝。后来老太君过世了、二奶奶过世了,他也来了。
老头儿出生的时候家里有点负担不起了,有过送人的念头,结果人刚抱走没多远,老太爷老太君后悔了,又要回来了。
那会儿住得房子,墙用大块的青石垒起来,外面在抹一层粘土,我记得老太爷还聊过,这粘土和的时候得加点枯草,不然容易裂。屋里除了堂屋的正厅白天有点光亮,左右卧室、仓房、厢房什么的,一年四季没有光亮。夜里用的灯是那种泛着黄光的老灯泡,开了之后你也会有种没开的错觉。
堂屋的正厅摆着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灵位,以及列祖列宗的神位,正厅房梁上吊着一巨大的藤条编得篮子,上面还盖着块布,这是放着一些重要的食物,防止老鼠啃咬。
这种房子老太爷和老太君一直差不多住到 12 年 13 年左右,才因房屋过于破败而搬出去。
老头儿后边还有俩弟弟,七叔没成人。而且,六叔都是七零年的了。老头儿对七叔的印象不多,只记得七叔天天喊饿,饿急眼了就叫唤着想吃好东西,发馋,即便如此,叫唤的也是想吃鸡蛋面糊、白煮面条这种在现在人看来甚至都得有那显眼包吐槽一嘴的食物。
老头儿他们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地瓜、窝头,或者地瓜掺了什么杂粮面的窝头。老头儿笑称,他们兄弟几个玩心眼子,都抢窝头的眼儿小的,因为那种窝头面多。
家里来了客人或者谁过生日,才会吃白煮面条,什么叫年少求之不得之物困其一生?老头儿到现在依旧钟爱白煮面条,小时候老太太出差,一周不在家,老头儿愣是摁着我一天三顿白煮面条吃了一个星期。所以哄老头儿成本特低,我说有个什么馆子我发工资了咱开个洋荤,老头儿就犯倔,就是不去。我说和府面馆做得是苏式面,老头儿老太太去了之后,喝得汤都不剩。
我家条件一般,照比以前强的没边,即便如此,二老小时候穷习惯了。哦对了,老头儿上学上出来了,到了县城工作,所以,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县城和乡下的生活就是一张纸决定的,那会儿上学是真能改变命运。
饺子在以前,对他们来说,这都不是开洋荤这么简单的事了。一年,就过年吃一顿,一个人还分不了多少。因为家里人多,老太君得一碗水端平。
所以二老现在没事就包饺子,吃鲜得,包多了就冻起来。还追求饺子馅儿得成 “肉丸” 的样。
好事,由于以前过得太苦,导致现在即便经济下行,对他们来说,经济下行也高于他们的满足点。
老太太小时候村里有户人家,也是饿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有家人给了那家人一豆饼,赶巧了当时农忙,一家人心疼当家的出苦力,于是不舍得吃,那当家人吃了半块豆饼,然后一喝水,豆饼一涨,活生生撑死了。村里人都说这年头能撑死也是享福了,因为更多的是饿死的。
老头儿他们兄弟几个小时候实在馋了,就摸鱼、打鸟、逮兔子,一抹嘴回了家发现老太爷老太君那么辛苦,后来再逮了活物就带回家,然而一条鱼没多大,不够一大家子分,一人吃不了两口。老头儿他们又逮蚂蚱、摸蠽蟟螝(金蝉,知了的幼虫),然后用火烤着吃。
小时候回老家,老太君炒了一大盘子鸡蛋,不停地给我夹,说这是家里的鸡下得蛋,香得很。我当时理解不了,后来才知道,以前家里的鸡下得蛋,得拿集市上换钱,自己是不舍得吃的。
以前年景好的时候,过年家里会炸酥肉,这东西一直到我出生后,都被老一辈视作珍馐,小时候过年回了老家,老太君会趁着其他孩子都不在,从房梁的藤条篮子里取出来,让我随便吃——但是,为了长期保存,肉炸得很硬。虽然不喜欢,但老太君期待的表情,我也得硬着头皮啃。
挨饿的事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依旧存在的。
老头儿单位发不下来工资,他下了班就在家属院门口给人修自行车补贴家用,老太太去菜市场捡菜叶。半年我家就吃了两顿肉,其中一顿还是因为喝喜酒搂席,红烧肉用大盆端上来,几乎所有人都是抢着吃的——这还是老头儿单位同事的喜事。
是的,年少求而不得之物困其一生,困我一生的就是红烧肉,桌上有红烧肉朋友们也就吃一两块,我一个人能干半锅——二姨有时候做红烧肉,一炖一大锅,大家吃不了多少就觉得腻,我一个人能干半锅。
关于粮票,经历过,但我那个成长阶段,主食已经不需要焦虑了。但油和肉依旧是紧缺的,而且不是你有粮票就能换到的。
大概到了零零年,我家才基本上不用因为吃的事犯愁。但是我记得同学有很多家里依旧吃不饱,有个同学只能靠在馒头店里进馒头,然后用篮筐装了小三轮拉着卖赚点钱。我姥姥姥爷退了休后也摆地摊,顺带着卖个馒头,我记得那会儿五毛钱半斤,三个馒头,姥姥说这半斤馒头的利其实很小,具体多小,那会儿我还没这个概念,只记得这些。
即便是这样,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家里条件也十分困难,困难到他一个月生活费才三百块,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八九百。
满打满算中国人吃得上饭的好日子,其实没多久——即便如此,这个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了——然而这才没几年,就有人质疑那个砥砺前行的年代了。所以,在我看到题主的问题,以及他那矫情的问题描述时,我不理解。
这种自以为是的言论的背后到底是阴毒的用心,还是幼稚的哗众取宠?你家里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吗?我觉得当你提出一个离谱的观点时,所有佐证的方法论,如果不接地气,那你就是在自以为是。
虽然见日月不为目明,闻惊雷不为耳聪,强行为了证明自己真知灼见而哗众取宠,那你就是个孩子。如果你硬要说自己成年了什么的,这种生理和心理的不匹配,那叫心理疾病。
经评论区朋友提醒,我忘了写关于民间偏方了。
以前民间偏方,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省医药费。因为在过去很长一点时间,看病花钱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很多小诊所,你感冒就给你开抗生素,好得快,一个纸包里几个花花绿绿小药片,便宜,但抗生素用多了,回头有个大病,抗生素的作用可就削弱了。
关于偏方,这冷不丁提起来,还真有点懵。
我记得我姥爷肺不好,抽烟抽得。有个偏方是,拿白煮鸡蛋塞青蛙嘴里烤了吃,据说管用。加上我姑姥姥家是渔民,就弄了点。什么效果不知道,加上我小时候看到青蛙就腿发软,根本没胆子吃。所以不知道什么味。估计也不好吃,因为不放盐。
我小时候发高烧把声带烧坏了(以至于自带老烟嗓),以至于小时候我一激动,或者一哭,就说不出来话。用了很多偏方,比如拿蒲公英泡水喝,尼玛这味道我到现在想想就浑身不自在,跟灌麻筋儿上似得,那位味道贼别扭,都不是苦的事,喝一口恨不得跟抽风似得,浑身抽搐——因为难喝。
一、先别管 50 后、60 后、70 后是否都还活着,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能吃饱饭很简单,那就是看它此时的科研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
如果此时能够上马很多科研项目,那就说明此时是能够吃饱饭的;如果此时下马了很多科研项目,那就只能说明此时的粮食是极度紧张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定的定律,其与当事人是死是活没有任何毛的关系,这个逻辑放眼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全都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是否能吃饱饭的。
因为科研项目是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而且你还不能保证这些科研项目最后能够绝对研制成功,所以科研项目是必须要有强大的农业来支撑的。再说简单一点大家就明白了——所有的科研项目全都是吃饱了饭之后没事干才能进行或实施的。
打个比方,你抱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到前方去打仗,如果此时你的粮食供应不上来的话,那么此时你的对手哪怕是赤手空拳你也会败下阵来,这是一定的。你的粮食能支撑几天,你就能打几天的仗。如果你的粮食断供了,此时你是一天都撑不下去的,其与你手中的武器先进与否没有任何毛关系。
当年日本鬼子扫荡敌后根据地时,根据地的军民们在我党的领导下瞬间把粮食都埋藏了起来,再把水井全都填满堵死,此时日本鬼子不战自败。
二、如果大家还不理解,那我再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那个黑暗时期与新中国进行对比,一目了然:
(1)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的那个最黑暗时期,当时的旧中国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民国大师,然而当时的民国却什么科研项目都没有不说,还差一点导致旧中国被小日本吞并。
这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国时期的粮食是极度短缺的,从而也导致了 1941 年的大饥荒,那么此时民国哪怕拥有再多的民国大师那也只能是无用武之地而只能前往美国去做嫁衣裳了。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的三十八年间,其科学技术的研发还不如大清时代,因为大清国至少还能保证其臣民们每餐有一个红薯充饥且在身高上还不输欧美人。
(2)反观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其实只有 26 年),大师还是那些大师,然而我们新中国在当时全球所有的高新科技领域全都是紧跟苏美而不落下风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作为支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当时勒紧裤腰带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之后才大搞了科技研发。
我对此的反驳是——你牺牲农民的利益一天、两天时间还可以。如果你牺牲农民的利益长达 26 年之久你试试看,你就不怕农民们质疑你的合法性吗?
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攻击温铁军的原因。
因为温铁军关于前三十年的发展是 “提取农业剩余” 才发展起来的这个观点,本质上就是在证明前三十年的粮食是很充足的。
因此,一旦 “提取农业剩余” 的这个观点被大众所接受的话,那么前后在进行对账时就容易自相矛盾了。
四、网上有一个 “农业学大寨”的段子——1978 年,大寨 “铁姑娘” 郭凤莲随中国代表团访美,每到一处都要演讲宣扬“大寨精神”,如何吃苦!谁知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应,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美国一家兄弟农场,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很是吃惊……
这个段子是后来的一些人用来批判 “农业学大寨” 的极左路线的,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理解 “谁知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应” 这个逻辑。
你们就一定认为 “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应” 的这个逻辑是因为美国对当时中国的农业不屑一顾吗?
我认为,当时美国是 “非常清楚” 中国的农业科技是 “非常落后” 的。但当时美国却又死活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新中国的农业那么的落后,那为什么新中国还能搞出 “两弹一星” 等当时世界上所有最前沿的高新科技呢?
我敢肯定,后来美国方面听了大寨 “铁姑娘” 的演讲后,美国方面这才终于明白了,中国有了大寨精神之后,再封锁中国已经毫无意义了。恰好正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那个姓沈的所谓历史学家的问题就产生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
假设,如果 1978 年美国对 “铁姑娘” 在美国宣传的 “大寨精神” 不屑一顾的话,那么当时那个姓沈的存在与否对于美国来说就根本没什么意义了。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 的极左路线受到了批判,人民公社全部解散,农村全面实行了以个体为单位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 年 5 月至 1984 年 5 月姓沈的出了问题,最后 “运十” 等一大批高新科技项目只好停滞,,,,,,
五、粮食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成正比的,这是铁定的定律。
前因就是农业,结果一定是 “科研”。——这是必然规律。
因此,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只要粮食充足,那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大事了。
否则,那就只能是恰恰相反。
把这个逻辑放在苏联的身上也是如出一辙——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保障,苏联不可能在高科技上与美国相提并论,这是一定的。
因此,逻辑规律是根本无法造假的。
结论:
有人可能会疑惑不解了——既然粮食充足,那为什么当年要凭票供应呢?
我的这篇文章只是想证明那个年代我们的粮食是充足的。而凭票供应也正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全体民众全都有足量的粮食来保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提取农业剩余” 的有利条件下迅猛发展自己的高新科技而不落欧美列强之下风。
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当时我们的粮食产量到底有多少,把全年发放的粮票上的数值一相加不得出来了吗?在当时,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 “提取粮票剩余” 来换取农民手中的鸡鸭鱼肉蛋,这都是人们所经历过的实事。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之所以敢向居民们发放粮票,就是因为我们不担心民众们拿着粮票来挤兑粮食。有了粮票的绝对保障,此时大家才能安下心来去大搞科技研发了。
反观后来,我们的确是比之前吃好了,但问题是后来我们吃的这些粮食是否是 “安全” 的,这是一个问题?我这里的 “安全”,不是食品的质量或品质问题,而是粮食的来源问题?不然的话,运十等一大批科研项目是不可能停滞发展的,因为后来我们必须要用一大笔资金去进口国外的粮食而再无能力让“运十” 飞上西天了。
直到今天、目前的现在为止,我们《新闻联播》的头版头条仍然是 “三农” 问题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其实,这个 “三农” 问题最早是由朗咸平提出来的,后来被上面所采纳。不然,我们今天 C919 等在没有 “农业剩余” 的支撑下是很难再上马的。
(本文为本人原创,仅代表本人一个人的观点)
我能证明 2008 年左右中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还吃不饱。 我清晰地记得是央视新闻里的报道,贫困山区的孩子是这样的,冬天鞋子穿着夏天的,衣服也是破烂的,每天早上天还是半黑就要起床走路几公里去上学(一起走路的有 4-5 个孩子),每天只吃两顿饭,中午就是干饿着,饭是什么呢?榨菜 + 白米饭,对每天就是这个,孩子们吃的很香。(他们好像说从小就这么吃,就是吃两顿)
后面,我记得浙江台的美食行天下有个营养午餐的公益项目,我还记得会搜索的去网上搜搜就知道。 再后面过去几年,好像国家级别的营养餐就开始了,这是后面的记忆了。
以上全部可查,视频,新闻,全部都有。
我没有删评论、我的评论也被删了、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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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需要莫言们来证明?
我 86 年出生、大概在 98 年之后才能顿顿吃白米饭、因为 98 年之后父亲去工地干活、开拖拉机拉货、贩卖点小牲口、可以花钱买米吃、买的最便宜的 6 毛一斤的米、很难吃!但比玉米面红薯干疙瘩汤好吃多了!
在之前是按季吃的、比如现在 5 月顿顿离不开土豆、再过一段时间麦子要收了、就吃疙瘩汤面条、暑假是收玉米和水稻时候、父母会把玉米挑一部分籽粒饱满的压成细面人吃、剩下的喂猪喂鸡!深秋时候收红薯、也会挑一部分红薯去皮刨丝晒干、收起来人吃、剩下晒干一部分、一部分当季就喂猪了!
所以夏末开始一般到正月出可以吃白米饭、然后就要吃杂粮饭了、我依然记得那个雨天老父亲去压面粉、我把谷仓里最后一点稻谷装袋跟着一起去压米、老父亲挑着麦子我背着半袋谷子走着泥泞小路去村头加工厂、老父亲担着箩筐、宽厚的肩膀像一座山一样、扫开泥泞小路两边沾着雨水的枝丫、我打着赤脚踩在老父亲踩过的脚印里面、被他踩过的脚印不扎脚!
所以那一段时间父母吃疙瘩汤、吃玉米饭、我一个人煮一小锅白米饭吃.
虽然农村养了鸡养了猪、但是因为缺少粮食、以草饲为多、可别向往这种纯天然的养殖牲畜了、没有足够的粮食鸡下蛋很少的、几天才一个蛋、(现在吃粮食的鸡一天一个蛋)还要攒起来留着孵小鸡以及有客人的时候吃、就用家里一对青花大瓷罐、用盐水做咸蛋、咸蛋泡久了有一股腐臭味、有时不知道是咸蛋的腐臭、还是漏风的瓦房腐臭味!
猪肉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来客人、农忙、或者节日才有吃的、吃草的猪长得很慢、普遍喂个一年半 2 年、3 年也不奇怪、才能长个 200 多 300 斤. 这时候的猪已经成熟了、常见食物都要成熟才好吃、但猪是个例外、2 年的生长期已经完全成熟了、成熟到有了猪的味道、养殖的环境很差、一生都是脏兮兮的、直到死的那天才洗干净!我小时候的手也是黑黑的脏兮兮的好像洗不干净、有一次被老师说过以后、我回家用很烫的热边烫边用丝瓜瓤搓、搓破了皮、疼的我哇哇叫、但不及老师当众批评的疼、其实小手是因为冬天冻的全是裂口子加上环境不好导致的!
猪洗干净也并不好好吃、2 年的生长让肉里面长了很多筋膜、瘦肉很柴肥肉很油、做成烟熏腊肉吃到下一次杀猪、刚刚说到破败的瓦房是没法好好保存腊肉的、夏天温度高就会发臭、有哈拉味、长虫子!
我上初中是寄读、每周日带 5 斤米 1 盒咸菜 5 块钱零花钱去学校、5 斤米交给食堂换饭票、5 块钱买学习用品、买个作业本要 1 块. 每天吃米饭配咸菜、150 的个子 70 多斤!
我知道我在吃疙瘩汤吃到吐的时候有人吃大龙虾吃到吐!
但不要试图美化那个年代、至少我们这代人还没死完!
这要么是个来洗地的,要么就是个被洗了脑的。
做为经历过那个年代人,我是吃窝窝头长大的。现在无论什么样的窝窝头,只要是玉米面做的,我都不吃。就是小时候吃的太多了。
还记得 1992 年,我有个同学喜欢吹牛,当着很多人的面说 “我家天天吃肉”,话未落地,就被老师傅指着鼻子骂:你吹什么牛逼,你家有多少钱,还天天吃肉?
而更可怕的,并不是我们当年吃了多少窝窝头,而是等我们这一茬人都死了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就没有了知道那个年代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了。
发个答案还被和谐了。。我没明白那三年。,不是我党都承认了么,,怎么写一下也被和谐。
我来帮这位答主总结一下:符合最高指示,能吃饱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红薯芋头野菜之类。
我只是好奇,这位答主真的是神童,还能 “回忆我 3 岁到 5 岁之间的伙食情况”。一般人不可能记得 5 岁之前的事。
事实上,广东人民在 70 年代中后期,大部分人是可以吃饱饭的。 本人 1975 年出生在粤西农村,而在 1980 年去广州的,就回忆我 3 岁到 5 岁之间的伙食情况。 第一,饭是够吃的,早餐是青菜粥或者米粉或者野葱炒饭 (前提是昨晚有剩饭),午餐跟晚餐都是吃饭 (冬天有时宵夜,就是水煮红薯芋头花生之类,有时有块年糕已经很开心了)。

95 后。2000 年记事的,一直到 08 年农村生活才完全改善。2000 年左右的时候,我堂姐还做过尿素裤子省衣服穿,她家床上冬天还铺过稻草。2004 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偷别人家的酸毛桃吃。2006 年前后,我们哪里还流行种植朝天椒,朝天椒配大蒜捣碎,卷上机器煎饼,配上 2 元钱大桶水,是很多农村人家夏天的每日两餐的标配,顶多擀个面条换换。小时候的零食是夏天地里的生花生、生豆角、生红薯,冬天地里的白萝卜、胡萝卜,热的是烧麦穗,烧玉米,烧花生藤上的干花生,烧蚂蚱,烧龙虾,烧麻雀。跟着奶奶走路去赶集,奶奶兜里五块钱,我手里二毛钱。五毛钱给我绞个头,2 块钱买一包苹果回去分给几个孙子吃,我两毛钱买一根糖葫芦都回去翩着吃。因为你在学校里面糖精配上压井水灌进塑料桶,已经是学校里面众星捧月的王了。没经历过饿,但经历过困,所以谁要走逆改革开放倒行逆施的路,我就反对谁!改革不止有经济改革,也要有政治改革,这是写进中学教科书的,谁特么罔顾事实规律,大谈赢学,倒行逆施,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谁!
对了 那个年代只允许一种声音!赞美的不到位都可能有瓜落吃。你质疑不可怕,质疑是我们都应拥有的权利,而不是只有你权力质疑,不是以你的质疑就来封别人的口。谁都有说错话的可能,谁都有违心说话的时候,而我们是新时代新时期,我们更应该可以说不同的话。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死绝,就这么着急抹掉那段历史吗?
不提可以,但绝不能否认!
莫言们是吃过苦受过罪的。
这个问题还用在这儿问?还需要参考文献?还需要证明材料?
又不是很久远,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问他们就行了,正常 1960 年前后出生的长辈在七十年代都记得怎么过的。
79 年出生的老登路过。
我湖北省襄阳市的,八几年我上小学记事开始,白米饭是管够的,肉一个月也能尝下味,不然我也长不到一米八。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就是七十年代中后期了,怀我的时候我几个叔叔还去汉江抓黄骨鱼给她吃。
只能说七十年代,物产丰富省份的平原地区,吃饱饭问题不大。物质贫瘠省份的边远山区,吃饱有困难。
我说江汉平原鱼米之乡 70 年代温饱问题不大有啥纠结的?饥荒的时候平原地区占优势,战乱的时候边远山区占优势,发展经济的时候沿海地区占优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淡定。
有个词叫做颠倒黑白,得到了陈伯达张春秋姚文元等的真传……
当事人都还活着呢,
而且数据都是清晰的,好的城市商品粮居民,,每人每月供应 3 至 5 两油,少量肉,蛋奶稀缺,28 斤粮食(其中三分之二是玉米高粱米豆类等粗粮,今天是作为饲料)。
花季孩子,只能宣传以打补丁衣服为荣。
农村户口的农民就更惨了。
用不着旁敲侧击地考古推理。
当时有个措施叫做忆苦思甜,如今的孩子们恐怕需要这一课。
家里长辈坐在一起经常喜欢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当年谁过得更差,谁过得更苦。说着说着甚至会吵起来。我家上一代有一堆粉红,但就是没有网咗,因为他们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
60,70 年代那群人现在还活着呢,要骗怎么着也再等 20 年吧。
这个不需要证明吧,多找几个 60 以上的人问问就行,如果他还没有老年痴呆的话肯定能记得自己年轻时候吃什么。
我家还有我爸年轻时候下乡的合影,几十个年轻人就找不到一个微胖的,能长到超过一米七就属于大个子。
证明,证明啥,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又没死绝,大部分都还在六十到八十岁这个区间,吃不吃得饱,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多问,多调查,你在这急头白脸的写这么多,又是铁证又是绝不又是必然的,你去调查过嘛你,就在这喊口号。
一切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事求是四个字还挂在那里呢。
我与莫言是一年当兵的,77 年到高密具接兵住了两个月,正好赶上春节,那里人非常朴实厚道,县招待所住宿条件跟现在比都差不多,有时为了走访也住在公社招待所,虽然条件差点,但是人都非常好。那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了。大年三十招待所为我们包饺子,好多服务员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跟着一块包。当地人有踩高跷活动,服务员个个都是踩高跷能手。过年是一派祥和和高兴的氛围,莫言与高晓松一样,就是说错话了也不会说新中国一个好字儿。
真不是来反串的? 谁能说自己饿死过? 意思是饿死了三天又复活了是吗
还需要七十年代?我是 97 年的小时候最大的期待就是过年能吃很多肉,平时都吃不上,四年级开始就要走山路去公路旁等公交,礼拜天回家家里才会给吃肉。15 年国家修路,那个时候吃肉才是真正的便利了
5,60 年代只能吃个 5,6 分饱。
70 年代只能吃 7,8 分饱。
80 年代可以吃个 9 分饱。
90 年代可以吃个饱。
现在大家个个吃的太饱,天天在网上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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