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房

by 杜雯雯, at 15 June 2026, tags : 性侵张蕙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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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人，也是性侵者

性侵，是对一个人身体和心理的严重暴力犯罪。我们对此并不陌生。与此相关的事件中，针对儿童的家庭内部性侵，或许是最可怕、也最隐蔽的一种。

几乎每个孩子都曾被教导，要留意家门外的危险。不要一个人去偏僻的地方，不能接受陌生人给的玩具糖果，不可以让外人随意触碰自己的身体隐私部位。但如果，危险就在家门之内呢？

《“女童保护”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受害女童超九成，年龄最小的仅4岁。70%以上都是熟人作案。超过一半的性侵者选择多次作案。

原本意味着安全和隐私的“家”，成为一间间不被外人看到的“暗房”。家内性侵者的犯罪，时常隐蔽在照护之下，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持续数年。

从2025年9月至今，我陆续在安徽、广东、湖北、山东、上海、北京，见到了11位家内性侵受害者及其家人。讲述者都是女性。她们本人或女儿，首次遭遇性侵时都不满12岁。大部分性侵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的时期，最早的记忆可追溯至幼儿园小班。

在家庭中，性侵者往往拥有更多的金钱、话语权、关注或偏爱，未成年的受害者难以识别和对抗，威胁和利诱也常同时出现。

孩子们难以理解，最信任的家人为何会变成罪犯。这种痛苦和困惑，往往演变成生理和心理上的严重创伤，在余生与之共存。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只要行为人的性器官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性器官发生接触，即构成强奸罪既遂。

在司法流程上，一桩儿童性侵案要历经报警、立案、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开庭判决。证据是最重要的一环，但也极难取得，一些母亲不得不使用极端的方法。

母亲们通常是一个家庭里最先得知孩子被性侵的人。她们要同时照顾被伤害的孩子，处理凌乱失序的生活，面对外界甚至家人的质疑。她们是最终承受多重痛苦的人。

也因为相似的经历和困境，让散落在各地的被性侵家庭，自然而然形成民间结盟。母亲们懂得彼此的伤痛，鼓励大家讲出性侵的伤害，而不是选择沉默；她们一起找律师咨询、向未检部门写建议信、寻求妇联帮助，试图把性侵者送进监狱，拿到一个法律上的结果。

不止一位母亲告诉我，她们愿意做这些事，仅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后一个性侵受害者。

内容提示：本文涉及性暴力与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可能引起读者不适，敬请斟酌阅读。

一次密谈

2024年12月底，上海，13岁的君然偶然读到了一本书。这本深蓝色封皮的《刑法学讲义》，是她和同学互换课外读物得来的。

从234页到250页，是与“性自由权”有关的章节。在书中，她看到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是，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同意还是拒绝，都构成强奸罪。

有六种加重情节，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其中之一，是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另一个被视作情节恶劣的案例是，亲生父亲强奸生女。

这些文字，君然看得“心脏砰砰跳”，那天的作业都没有写完。她把妈妈单独叫进卧室，递上一张纸条：有件事明天告诉你，不要告诉任何人，看完记得扔掉。妈妈照做了。

《刑法学讲义》一书中关于性同意年龄的章节

第二天晚上，母亲来到房间，君然不知道如何开口，让妈妈先猜。

怀孕了吗？

没有，差不多，你不要告诉别人。

妈妈又猜了些别的。君然记得，妈妈先猜到的是这件事跟性有关，渐渐地，也猜到了爸爸的名字。起初妈妈难以置信。在反复确认细节的过程中，君然提到了爸爸侵犯过程中的一些个人习惯。君然还告诉妈妈，爸爸不仅侵犯她，也侵犯妹妹。

2026年1月，我在上海见到君然。客厅湿冷，君然套着一件明黄色的拉链运动外套，聊天时，她大部分时候都低着头，半张脸藏在淡蓝色的贝雷帽檐下，帽子两侧是猫耳朵一样的可爱造型。

记忆里，爸爸的性侵最早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发生。到小学二、三年级，君然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性质：“谁会突然找一个人过来，把隐私部位放在一起，又默默走开的？这整个行为过程就很诡异。”

实施性侵时爸爸总是沉默，不会跟她有任何交流，没有威胁的话语，也没有解释和交代，“他只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性侵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如影随形，甚至变成一种身体记忆。“他会有很奇怪的那种眼神来看着我，一看到那种眼神我就接收到信号，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不需要听他的指示，就能马上做出行动。”

让她留下最深阴影的一次侵犯是在车里。爸爸在驾驶座，她坐在副驾驶，妈妈去楼上拿东西的简短间歇，爸爸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

这一幕，被车头前经过的行人看到了。君然记得，那人一直盯着车里看。没有人制止，侵犯者的行为也没有停下。

长久以来，没有人发现这个家庭里的异常。难受的时候，君然会莫名哭出来，在学校哭，在家里哭，有时走在路上也想哭。有段时间她特别难受，但年龄小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就咬自己的手臂。

她有过两次差点讲出口的机会。六年级时，妈妈曾带着她和妹妹去上海周边一个城市，短暂生活了一段时间。和妈妈单独生活时，她原本打算告诉妈妈。但没过多久，爸爸也来了，她失去了机会，为此哭了好久。

还有一次是初中生物课上，老师讲到与性相关的话题，问同学们有谁遇到过类似的伤害？君然回忆，当时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说，但最终忍住了，“当着全班的面确实没法开口。”

她也曾尝试逃开爸爸的侵犯。有一次家里没有其他人，爸爸进了她的房间。她从一个卧室跑到另一个房间，爸爸跟了过去。她能想到的办法是，每次在一个房间待差不多5分钟，看到他差不多开始脱裤子，就跑。两个人在两个卧室房间来来回回跑。

这一次，君然成功躲过了。

我问她，这种逃跑成功的时候多吗？君然说，不多。

家

君然的妈妈张蕙，曾和丈夫朱亮在同一所公立小学当老师。2008年两人结婚，生育了两个女儿。君然是姐姐，比妹妹大两岁。

婚后，夫妻俩先后辞掉公立学校的老师工作，开办课外培训班。在朋友眼中，这是一个努力打拼、日子幸福的四口之家，积攒了一些财富，生活算得上顺畅。张蕙从未想过，性侵会发生在自己家里。

从女儿口中她才得知，孩子出现在哪里，性侵就发生在哪里。家里的卧室、卫生间、车里、夫妻俩开办的课外培训班，都曾是犯罪现场。每一个住过的地方都有，君然说。

“女童保护”公布的2015-2023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也显示，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里，家庭成员性侵案占比稳定在8.5%-20.78%——这意味着至少每12起公开的儿童性侵案中，就有1起发生在最亲近的家人之间。

在我们访谈的11位受害者中，有4位女性陈述的性侵，施害者都是亲生父亲。

55岁的梅子母亲李女士和张蕙同在上海生活，是我在采访中第一位认识的家内性侵受害者的母亲。

梅子母亲第二段婚姻中的警察丈夫，多次猥亵她的女儿梅子，从小学持续至成年。报警后，梅子母亲自学法律与公检法部门沟通，一步步把女儿的案件推进到司法流程。性侵者最终获刑8年。

梅子的经历，也就是新闻报道里的“上海民警猥亵继女案”，曾得到媒体广泛关注。2025年夏天，我第一次联系梅子母亲时，她告诉我，已有96个性侵受害者在网上向她求助。2026年初，96变成了112。

梅子母亲曾统计过向她求助的性侵受害者信息，90%的侵犯都来自家庭内部，一半以上的侵害者是亲生父亲，其次是继父、爷爷、外公，再往后，“是其他你能想到的，所有男性亲戚的称呼。”

我联系到的十余位被性侵的当事人中，除了一位女童是被同住的房东性侵，其余施害者的角色都是社会常识里的家庭成员：4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7位分别是孩子的继父、姨父、姑父、爷爷、表哥和堂哥，有时侵害者还不止一人。

在以信任和安全为基底的家庭里，性侵者会利用对环境和人物习惯的熟悉程度，精准找到侵犯孩子们的机会。

在浙江宁海生活的琪琪妈妈，是第十个向梅子母亲李女士求助的人。她告诉我，丈夫对女儿的性侵总发生在自己离家的时候，比如她去市场卖自家种植的板栗、外出吃饭、或是被支去单独干活时。有一次，丈夫说要带女儿出去吃好吃的，后来她才从女儿那里得知，他把女儿带去了果园性侵。

她第一次感受到不对劲，是2022年疫情时期。琪琪妈妈感染新冠，在家里自建房的5楼隔离，女儿和爸爸在4层生活。连续几天，她都听到电话那头女儿叫爸爸“老公”——在日常生活里，这个词并不会出现在她和丈夫的称呼中。

她从一个母亲的本能，觉得“有问题”，但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她在电话里质问，丈夫解释，女儿只是说爸爸是老公，又没有直接叫老公。她再问，丈夫就生气了，说再这样，就关在上面，不给送饭了。

她用手机在网上搜法律援助电话，打过去问，会不会丈夫对孩子做了什么？对方告诉她，那应该不会，亲生父亲，是不是想多了。

在家庭里，侵害者更容易隐藏自己的行为，亲属身份让他们更轻易地躲开成年人的初次怀疑。而面对幼童，侵害者往往会把行为包装成“游戏”或者“身体检查”。

梅子母亲统计过，有26个案例里，侵害者们使用游戏的话术，“是爸爸和你的游戏”“爷爷跟你做游戏”“这个游戏只有爸爸和你做的。” 他们还会用零食、玩具、金钱等引诱孩子，并让孩子保守秘密。

有一次琪琪妈妈去诊所看牙，丈夫带着孩子在车上等。一个小时后她返回车上，看到丈夫给女儿买了零食，饼干、蛋卷、水果六七样。当天回家她问琪琪，女儿没说。后来她才知道，琪琪又被性侵了。

有时，利诱还伴随着对孩子们的警告和威胁。琪琪告诉妈妈，爸爸给她看过视频，是一个大人把一位妈妈和孩子叠起来杀掉。琪琪模仿爸爸的话语，“告诉妈妈的话，把你和妈妈也叠起来杀掉。”

琪琪写给妈妈的话：这些食物可不许拿走，因为我怕你饿着，你渴，但是你必须要吃完噢

在采访中，我听到施害者使用的威胁方式包括：在妈妈走过时掐住孩子的手臂，警告她不要出声；威胁孩子如果告诉其他人，警察叔叔会把你抓起来，关到笼子里；甚至恐吓孩子“拿刀砍死你”。

可信的身份、游戏化的包装、利诱、威胁，这些因素导致孩子很难说出自己的遭遇。此外，家内性侵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母亲的处境。有时即便母亲发现了问题，也很难立即带孩子逃离侵害者。

琪琪第一次开口，是在2023年的一个夏夜。睡觉前，琪琪告诉妈妈，妈妈不在家时，爸爸“咕一下”把裤子脱下来了。琪琪用儿童的语言，描述了她看到的画面。琪琪妈妈赶忙打开了手机录音，再问，女儿就不愿意说了。

从那之后，一旦丈夫跟女儿单独相处过，她倍感煎熬，只能每次趁丈夫不在悄悄问女儿。

2023年9月底的一天清晨，琪琪妈妈在女儿大小便用的痰盂里看到血，是“接了水都红红的”程度。琪琪妈妈几乎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她在直播间连线咨询了好几个律师，都让她带着孩子赶紧跑。

但逃跑对那时的琪琪妈妈来说，是需要拆解成步骤的。从那个家里出来，自己便一无所有。家里的收入都掌握在丈夫手里，琪琪妈妈买东西都得张口向他要钱。她不敢找丈夫当面对质，也不知道跑了该怎么办。

2023年10月的一个周日晚上，妈妈不在家，琪琪是和爸爸一起睡的。第二天带孩子上学路上，女儿说了又被爸爸性侵的事。她还说，妈妈，我很勇敢，爸爸把我弄疼我都不说。

琪琪妈妈在公众号里找到一位姓黄的律师，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黄律师告诉她，再继续留在那儿，对母女俩都不安全，要不去报警吧。

在律师的鼓励下，琪琪妈妈在送孩子去幼儿园上学的间隙，第一次去了派出所。她记得警察说，没有证据的话立不了案的，可能关一个星期就放掉了。琪琪妈妈想，关一个星期就放掉，回家不是更危险吗？

同年11月底，琪琪妈妈又一次得知了女儿被性侵。在陆续的问话中，女儿不记得被侵犯的具体次数，只说很多次。琪琪妈妈说，光是她自己听女儿说的地点起码有六七次。她决定正式报案。

那天在派出所，丈夫做完笔录出来，发生了她至今难以忘记的一幕。

一家三口在派出所大厅里，她和女儿坐着，丈夫站着用手指着女儿吼，我对你做过吗？孩子回答，做过。问话继续。

我对你做过吗？做过。

做过吗？做过。

就这样重复问了六七遍。直到最后一次女儿说出，我自己想的。

男人说，那行了，走，吃饭去。

琪琪妈妈身上没钱，手机也被留在派出所做鉴定。三个人在派出所旁边吃面。餐桌上，她记得丈夫说，你这样搞我，你死好了。她还记得丈夫也对女儿说，你不要爸爸了，边上去吃。

当天晚上回到家，丈夫没有再提任何和报案相关的事，而是让琪琪妈妈去洗澡，配合他的性生活。

结束后，琪琪妈妈陪女儿在另一个房间睡觉。女儿小声问她，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啊？第二天起床，琪琪妈妈只拿了女儿的几件衣服，带着孩子，一起逃走了。

你有证据吗？

琪琪妈妈报案后，收到一份落款时间为2023年11月27日的立案告知书。警方认为，琪琪妈妈以女儿被猥亵的报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立案侦查。两年多过去，案件至今还在侦查中。

困难在于证据。在司法流程上，一桩性侵案要历经报警——警方侦查——检察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判决。每一环，证据都很重要。

但除了孩子的讲述，琪琪妈妈当时并不了解还能提供哪些证据。

张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女儿君然向她讲述自己和妹妹受到侵害后，张蕙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午，12月19日，她来到了所在区的法律援助中心。一位值班律师接待了她，律师问，有证据吗？

在受访者中，梅子母亲是为数不多目前拿到法律判决结果的人。除了供述和证人证言，梅子母亲手里得到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丈夫刘某涛在2015年手写的那份承认猥亵的保证书，他写下，“最不可饶恕的是2015年8月16日早上进女儿房间对继女猥亵。”

这份书证，成为后来案件推进到司法流程最关键的证据。终审判决书上，法院认定，她的第二任丈夫刘某涛犯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为了收集证据有底气报案，2025年2月5日，30岁的黄林在微信上联系了堂哥。

黄林：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从我小学到初中大概5-6年期同対我做的事情吧

那些猥亵行为包括但不限于XXX、XXXXXXX还有XX的行为

我觉得你该给我个交代了

（拒接堂哥打过来的一个语音电话）

黄林：我不想听你的声音也不想看到你你这就打字就行

堂哥：这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以前是我错了。

黄林：从我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初中二年级长达6年期间对我做的XXXXX，那这些你都记得吧，我也没冤枉你吧

堂哥：小学三年级-初中二年级，时间周期我记不太清

黄林：那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说错吧。

堂哥：嗯，没有

黄林：都认了就行

堂哥：那要我怎么做啊

2025年2月13号19:36分，黄林在工作地打110报警，得知须回老家处理。3月10号，黄林和妈妈回到村里的派出所再次报警。次日，派出所警察带着母女俩去了县里的刑警大队。

报警后，黄林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成为除母亲之外的唯一证人。她向警方陈述，在2018年与黄林工作同屋共住时期间，曾听黄林倾诉过其遭受堂哥侵害的经历。

黄林报警后，家族里的男性长辈劝她放弃法律追责

在侦查中，堂哥只承认了一次自己14岁以前对黄林的猥亵，但已过追诉期（猥亵儿童罪，一般情节追诉期5年，加重情节追诉期10年）。

性侵案件中，许多受害者要等到成年后很久，才有能力处理儿时受到的伤害，但猥亵罪的追诉期最高为10年，强奸罪最高20年，很多受害者不得不因此放弃。2025年4月14日，黄林收到了县公安局不予立案的通知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夏菲曾在《失败的刑事司法？——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中提到，警察部门应当确立“被害人中心”立案原则。她建议，性侵犯罪立案可遵循以下原则：对于强奸犯罪报案，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没有犯罪发生，都应当立案；对于猥亵犯罪报案，在不能确定是否有犯罪发生时，可以治安案件立案。

像梅子母亲和黄林一样得到施害者承认犯罪的情况，在性侵案件中很少见。更多案件中，被告人不会认罪。

一位来自安徽蚌埠的母亲发现女儿遭受父亲和爷爷性侵，报警后，带女儿去医院做妇科检查。病历显示，女儿处女膜多点位可见陈旧性裂伤。但在侦查中，孩子的父亲和爷爷都不承认对孩子的侵害，侦查至今仍在进行中。

山东枣庄的可心妈妈，掌握的性侵证据是女儿的遗书。2024年10月13日，上初三的女儿可心从小区29层天台跳楼自杀，只有14岁。

在遗书中，可心写道：

我学业没希望了，学个锤子啊亲爱的大姑父在我小时候干了什么事自己清楚哈，如果不记得了没事我记得，如果我当时再大点恐怕我已经有一个妹妹一样的孩子了哈。不用担心，我会一直看着你的（一个笑脸表情）

可心妈妈记得，女儿7岁时曾在大姑父家留宿，那是她从小到大唯一在外留宿过的地方。根据遗书的线索，可心妈妈认为，是女儿去姑父家被性侵的经历，导致她后面几年的抑郁，甚至死亡。

尤其是2023年11月，可心哥哥的结婚现场，大姑父要见可心，但孩子不想去。妈妈和哥哥那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拽着可心去。如今回想起来，可心妈妈觉得，这是对孩子非常严重的二次伤害。

可心妈妈把女儿生前的奖状、玩偶都保留着，房间也维持原样，她自己则搬到另一个地方租住

女儿去世后，她去过派出所、刑警队、妇联、检察院，要求彻查女儿被性侵的事。女儿自杀半年前的2024年5月，曾在枣庄市立医院医学心理科，被诊断出焦虑抑郁状态和睡眠障碍。病历显示，她有自残行为。

据可心妈妈讲述，孩子去世后的第三天，孩子的大姑曾来家里找她要那封遗书。警方立案后开始侦查，从大姑父的电脑里找到了三张可心光着身子的照片。

另外，警方摸排女儿的周边关系时，一位同班同学提到，可心曾说，小时候在亲戚家睡觉的时候被晃醒了，她看到男性亲戚正在她身上，想跟她发生性关系。同学还提到，可心也说过自己有抑郁症，后来好了，已经不吃药了。

侦查期间，大姑父曾被警方羁押，但都否认对可心性侵。后来检察院告知可心妈妈，因证据不足不予批捕，大姑父已取保候审。

2025年12月1日，可心妈妈以自诉人身份向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对可心大姑父的控诉，起诉被告人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2025年12月11日，她收到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法院以证据不足，对她的起诉不予受理。

不得已的取证

取得证据对张蕙来说同样困难，她能想到的办法是：如果性侵再发生，得拍下来。

2024年12月19日、20日两天，张蕙先后在网络购物平台下单了18个摄像头和8支录音笔。她专门选高清、不闪光的摄像头，“还不知道哪个快点到，哪个最快到就先用哪个。”

张蕙告诉丈夫要外出旅游。12月23号是个周一，凌晨三点多，张蕙带着一个空的蓝色行李箱和一个双肩背包离开了家。实际上，张蕙开车去了家附近的派出所，她一共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凌晨三点多到的，只有值班民警，她简单说了下情况，她记得警察问了句，“是亲爸爸还是后爸爸”。没有做文字记录。警察让她上班后再来。

第二次到派出所是早上八点多钟，两个男警察接待了她。她告诉警察，两个女儿被父亲性侵，一个11岁，一个13岁。这次报案她印象很深，警察告诉她，“插入才算强奸”，她觉得警察不专业，这与她查询到的法律信息不一致，“我明明连夜查了，未成年孩子（14周岁以下）性器官接触，就叫强奸。”她也告诉警察，家里装了摄像头，在等取证。

那天张蕙待在酒店房间，通过手机看视频监控。下午五点半，小女儿先到家，爸爸在做饭。六点一刻，爸爸把大女儿接了回来。君然的房间里有一台可以发图片、打电话的智能台灯，她和妈妈用台灯沟通。

君然回到房间吹头发时，爸爸进来了。最终，一枚对着君然床铺的摄像头，拍到了12月23日晚上七点半左右，丈夫性侵的视频画面，动作熟练。性侵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张蕙录下了大概10分钟的截屏。

中途，小女儿还进姐姐房间来问爸爸题目怎么做，爸爸给了她一台手机，让她去问一款在线教育App。

全程，张蕙就坐在酒店床头，眼睛一直盯着床头柜上的手机。她记得手一直在抖，心里的感受复杂，很震惊、非常失望，但又感觉“终于拿到证据了”。她心想，永远不可能原谅这个人。

录到监控后，张蕙立刻在微信上把视频发给了凌晨接待她的那位警察。可以立案了吗，她问。对方说，可以。当晚八点，张蕙和来帮忙的表哥一起到了派出所，看到刑警队也过来1男1女两名警察，她把家里的钥匙给了警察。八点半左右，两辆警车开进了小区。

朱亮被逮捕和拘留通知书

家在6楼，警察让张蕙站在5楼的消防楼梯间等待。她听到了警察从电梯带走朱亮的声音，但没有亲眼看见。

警察赶到家里的时候，君然正在房间里做作业。性侵结束爸爸离开房间的那一刻，也是君然见到他的最后一面。她记得父女间的最后一次对话是，爸爸让她好好写作业，不要玩手机。她关着房门，只记得外面很吵，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她觉得应该是警察。

后来警察也进到她的房间，有女警拿棉签在她下体做证据采集。当天，警察还带走了一条橘色毛巾，原本是女儿的洗澡巾，性侵结束后丈夫用来擦过下体。

母女三人随后在警察陪同下被带去医院，给两个孩子做妇科检查，结束后又返回派出所做笔录，直到12月24日凌晨三点。

君然并不害怕。她记不清是笔录还是做妇科检查的环节，一个警察问她，你当时怎么不哭啊？

“他以为我一个女的好像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哭一样。我没做错事情，我也不以此羞耻，为什么要哭呢？”君然说，关于报案，她早就想了好几年了，“我心里都已经走过几遍路了。”

性侵者的面貌

丈夫朱亮被捕后，同学朋友很快发现联系不上他了。2025年1月中旬，张蕙接到了朱亮最好的朋友，董先生的电话。张蕙告诉董先生，丈夫性侵两个女儿，被警察带走了。

2026年初，董先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表示，他当时不敢相信。他和朱亮从大学开始认识23年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朱亮会做出这样的事。他和其他朋友们都感到震惊。

和张蕙通话后，董先生在一场饭局中叫出一位律师朋友询问，对方告诉他，“这种事情在我们律师界都觉得很‘昂三’（上海话：表示这人或事很差劲下作）。”

董先生也试图问过其他警法圈的朋友。一位公安局的朋友接到他的电话，语气也不太好，“你什么朋友？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董先生是唯一接受我们访谈的，性侵施害者一方的朋友。他的讲述，帮助我们更多还原了一个性侵犯罪嫌疑人在生活里的不同面貌。

董先生是朱亮的大学室友，从2003开始，董先生对朱亮从学生、工作、成为父亲的每个阶段都很熟悉，交往从未断过。在他印象里，朱亮是一个憨厚的人，对学业很上进。当时大学全班20个学生，最终只有包括朱亮在内的4位外省学生留在了上海工作。

他很认可朱亮在专业上的能力。离开公立学校后，他看到朱亮几乎所有时间都扑在课外培训班上。董先生每次开车经过朱亮开的培训班，不打招呼就上来看看，朱亮经常在忙。

张蕙也曾同样欣赏朱亮身上的勤奋，讲求一个人社会的贡献、价值和地位，她觉得这是在自己父母身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弥补了我的一些部分”。张蕙的原生家庭不算幸福，父母不允许她报考上海之外的学校，连在家打破鸡蛋都会被骂。

她一度把对家的憧憬都建立在自己的小家庭上，在婚姻中也有过感到幸福的时刻。只要放假，一家人都出去旅游，杭州、厦门、广东、三亚、苏州、千岛湖。过生日，她自己的爸妈从没买过一个蛋糕，婚后，朱亮一次都没忘记。

朱亮的一台旧手机里，留存着一家四口去海边旅行的照片

照片里的朱亮微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会穿长褂，“像个先生一样。”张蕙说，丈夫的日常爱好是买各种茶叶、杯子和壶，抽烟，不酗酒。

他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是最主要的交往圈子。两人结婚时，除了一个在日本赶不回来的女同学，其余同学全部到场祝贺。

在董先生印象里，这对夫妻经济收入状况算是不错的，偶尔听到两人有过争吵，但都是寻常夫妻的那些口角，没什么特别。关于两个女儿，董先生印象中只听到朱亮有时会提到，孩子感冒了，肺炎了，要送去儿童医院之类的。

董先生告诉我，这么多年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喝酒吃饭，没有聊到过关于性经历的话题，也没听朱亮提及在婚姻之外有其他的亲密关系。“好像一切都非常正常。”

董先生和朱亮最后一次见面是2024年12月16号——也就是女儿君然给妈妈递纸条的前一天。晚上六点，一个大学同学请吃烧烤，朱亮是从培训班打车赶去的饭局。就像以前的聚会一样，大家聊了些跟工作有关的事，也喝了一点酒，朱亮啤酒白酒都能喝一点，但不会喝多。结束后，大家各自打车回家，没有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直到现在，董先生也难以理解朱亮的行为。他的分析是，朱亮心理上应该出现问题了，“现在社会解决性的这个需求的渠道多了。对自己的女儿，肯定是心理上面有问题了。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了。不算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作为朱亮最好的朋友，董先生也感到为难。他相信，在法院判决之前，朱亮还是清白的。但这件事又不像其他事情，他说就算有资源去帮，“你说怎么帮？”

在伤害发生之前，侵害者们都曾在生活中展露过值得信赖的一面。梅子母亲总是说起丈夫刘某涛此前的形象：婚后，梅子母亲给丈夫买1000元以上的衣服，他执意退掉，换成60元一件的。家里做了一桌子菜，好的东西他不动筷子，先往妻儿碗里夹，吃剩下的再扒拉给自己。

他还时常把“老婆”挂在嘴边。老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你不跟我发脾气，跟谁发脾气。梅子母亲说，连生理期她晚上睡沉了，刘某涛都能帮着把卫生巾换掉。

再加上他的职业是警察，又在纪委工作过。刘某涛过去在亲友面前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以至于梅子母亲的亲生母亲知道后，以为女儿在诬陷他，母亲一直哭一直闹，怪梅子母亲把这个家拆了，还说要去上海把女婿救出来。

琪琪妈妈和丈夫结婚，也是看中他的文雅，长得一表人才，口才好，书法也写得好。谈恋爱的时候，他对异性表现出很强的边界感，有女人打电话到他手机上，他当着琪琪妈妈的面把对方拉黑。

结婚后，丈夫没有打骂过琪琪妈妈，连责怪也就“你怎么这么笨”这种程度。在市场上卖枇杷，他让女顾客都加琪琪妈妈的微信。这么乱的社会，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是一个可靠的人，琪琪妈妈想。

妈妈们

当孩子受到性侵，推动法律流程的总是母亲。接触过100多个案例的梅子母亲曾试图和父亲们联系过，她告诉我，如果（性侵）不是父亲们做的，他们即便支持，通常也不会出面，“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孩子以后能不能嫁人，但实际上应该考虑的是孩子能不能长大。”

即便打赢了官司，面对女儿，梅子母亲也总觉得愧疚，“如果她（人生）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生活过得不如意，我会觉得都是我的错，是我对女儿的亏欠。” 她说没有在第一次知道后就报警，自己也成了伤害女儿的人。

黄林在30岁时决定报案，妈妈是家里唯一支持她的人。和家族成员沟通协商、报警、和亲戚闹翻，都是母亲冲在前面帮她。她对黄林说，你想怎么处理我就怎么陪，工作辞掉我都跟你跟后面。

她还告诉了黄林一个童年时的“秘密”。十、三四岁时，她在家里放牛，刚到进牛棚，同村一个和她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就跟了进来。小时候她穿松紧裤，一下被对方把裤子扒了。她边喊边用脚蹬，直到那个人跑掉。多少年过去了，每次回村碰到那个男人，黄林妈妈见一次骂一次，直到现在。

来自安徽安庆的母亲方静也一直积极推动女儿案件的法律程序。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她的女儿在5岁时被60多岁的房东猥亵、强奸。报警之前，方静的爸妈不同意，“孩子要名声的，以后怎么嫁人啊？”她的亲弟弟不支持，甚至有一次用家乡话吼她，“你给老子（把这件事）ten（吞）下去！”

方静说，她总会想到另一位孩子——已经去世的可心。方静对自己的母亲，孩子的外婆说，“我的目的，不就是希望女儿知道她身后永远有我吗？希望她（如果有一天）站在顶楼，想想我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就不能做傻事。我已经很自责了。难道因为我累，我就退缩吗？我就任由女儿以后站在那阳台上毫无犹豫地就跳下来吗？”

方静的女儿原本三岁时就戒掉尿不湿了，但从四岁开始尿床，频率也越来越高，从偶尔——陆续——连续，到后来“难得有一天不尿”的程度。最严重的时候，方静一晚上要起来换两次床单。

被性侵后，方静读一年级的女儿还是会尿床

除了尿床，女儿还失眠、做噩梦，在梦里会拳打脚踢地哭起来。卧室里，罩着及地碎花布的长条桌成了她的“秘密基地”，下面堆着布娃娃和玩具，她时常蜷在里面。方静最近一次带女儿去医院检查，是2025年9月19日。安庆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病历上，女儿的心理测验提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一天，趁着女儿去上学的空档，她带我和梅子母亲来到女儿的卧室。走到床边，她揭开床单，一层、两层，全是女儿晚上尿床后留下的黄色污渍，怎么也洗不干净。房间里另一张床也是如此。

梅子母亲愤怒地说，“真该叫那些畜生来看看！让所有人都看看，什么是具体的伤害。”

我见过梅子母亲李女士五六次。大多数时候是跟着她去跟受害者母亲们见面。母亲们聚在一起大多是为了卡住的案子。除了讨论各自的案件进展，也互相安慰和鼓励。

在她上海家中的电脑文件夹里，留存着她从法考老师那里要来的免费资料，《行政法》《理论法》《民法》《刑诉法》的PDF，还有性侵案相关的判决案例，她说自己“最长一次学了14个小时，饭都不吃，中途只去厕所。”

这也让梅子母亲成为妈妈里最懂“法言法语”的人。她经常带着妈妈们一起，去派出所、检察院、法院、妇联去“讨公道”，“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里的细则，她脱口而出。

她在一些地方得到了相关部门欢迎交流的开放态度，也在一些地方被安上了“社会闲杂人员”“负能量”的名号。梅子母亲气不过，“我为孩子们维权，这是妈妈一个正当的权利，对吧？”她说自己只是做公益、呼吁大家关注被性侵的孩子，“负到哪里去了？我又不收钱。”

梅子母亲李女士的法律知识都是靠自学

除了自己的孩子，妈妈们也总是会想到更多。搬离房东家之前，方静犹豫再三，还是把女儿的遭遇告诉了房东家的另一个租户，因为那家有三个女儿，“如果他们的孩子因为我没有提醒而遭受到了（伤害），我良心上过不去，我该怎么办呢？”

处理丈夫性侵两个女儿的案子时，张蕙也有更深一层的担忧。

2023年8月，一位大学同学告诉张蕙，她曾在多年前来张蕙家里玩，晚上留宿那次，朱亮曾在半夜进过她的房间，那时张蕙正怀孕。

在公立小学时，朱亮是全校唯一的全职某学科老师，教全校约1000个学生。工作的8年里，他还在少年宫等地方兼职，学生年龄从四岁到十四五岁不等。

后来他开始做培训班，从2015年到2024年案发，几乎全年无休地在接触学生。张蕙算过，培训班一年差不多有200个学生，9年下来保守估计也有1800个学生，她记得，朱亮带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培训班女学生，是从2016年到2024年；另一个男孩是从二年级带到了到初三。

张蕙回想起朱亮对待孩子的方式，他很熟悉孩子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幽默，很会逗孩子，以前学生和家长都评价他教课很会抓重点。她害怕的是，除了两个女儿，朱亮的学生里会不会还有受害者？

家的变化

2026年1月底，我在上海与张蕙待了一个星期。那时，她的丈夫羁押在看守所，案件在等待一审开庭。一周的相处令我意识到，性侵带给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多重的、持久的，司法层面的救济有效，但也有限。

丈夫朱亮被警察带走后，张蕙带着两个女儿搬了家，住进一套两居室里。女儿每人一个卧室，张蕙只能睡在客厅地板的沙发床上。

上海的冬天湿冷，我和张蕙坐在客厅聊天。客厅里只有一台电暖扇，我们得来回给热水袋充电，脖子或腿上还得铺上一条加热毯。

两个女儿的卧室里有空调，但她们都不许张蕙在房间里长待。她经常冷得受不了，下午去附近的小宾馆睡一会儿。后来她和宾馆老板娘熟了，待一个下午只要80元。

午后，我和张蕙聊完天，她躺在宾馆床上睡着了。她说自己每天要睡很久，否则没有力气和精力。

她原本以为把朱亮送进去，一切会慢慢平静下来。但两个孩子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报案后两个月，2025年2月开始，两个孩子除了上厕所开始不出房门，最长一次持续了三个月。2025年五一假期前后，她从孩子们的房间里收拾出小山一样的垃圾，饮料、蛋糕、麻辣烫的外卖袋子，有的都生了蛆。去年，大女儿去了几个月学校，到今年，就不再愿意去了。

母女三人最近一次一起出门还是2025年国庆节期间，去厦门待了四天。后来，她尝试过很多办法让孩子出门，比如提议吃美食、旅游、看电影、购物，但都无济于事。

一些隐形的变化也在家庭里发生。张蕙说，以前女儿很骄傲，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家里经济比较宽裕，爸爸被抓进去后，她不得不节约起来，盘算起实际的花销，课外班的工作停滞后，她一直在用之前的存款维持生活。

张蕙还发现，两姐妹的关系也变差了，已经有一年多不说话。很多时候，姐姐会表达她看不惯妹妹以前讨好爸爸的行为，也厌恶小孩子。张蕙的理解是，“其实妹妹的行为就是她过去的行为，她曾经做过的行为。”

她觉得，姐姐跟妹妹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姐姐和自己内心的矛盾。“她是把自己内心的仇恨，迁移到我身上么，迁移到妹妹身上，就像踢猫效应一样，找一个比她更弱的人发泄掉。”

朱亮被带走后没几天，小女儿找张蕙要4500元钱买游戏皮肤，她不同意，小女儿说要用菜刀杀了她。张蕙害怕便报了警。警察来家里得搞清楚缘由，张蕙提到了孩子被性侵的事。事后，大女儿说她泄露了隐私，抽了妈妈耳光。还有一次，晚上出门，她不同意给大女儿买奶茶喝，大女儿也是在街上抽了她一个耳光。

张蕙讲话总是柔和的语气。无论是诉说多么糟糕的经历，她的语言表达上都不会使用带有强烈恨意的词句，也从不说脏话。她和两个女儿相处总是小心翼翼，尤其是和大女儿，尽量避免冲突。“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做是正确的。”

两个孩子的房门时常紧闭，只有拿外卖和上厕所的时候出来

每周有一位社工来家里和孩子们沟通，希望能改善她们的状态。她告诉张蕙，养宠物对孩子们的精神恢复有好处。

家里多了一只狗，孩子们还是老样子，但生出来的一堆杂事张蕙不得不做。狗在阳台拉尿排便，屋里也带着排泄物的气味。张蕙一回到家就停不下来，清理狗尿、铲狗大便，收拾屋里满地的垃圾。狗进入发情期，一直拱客厅沙发床的被子，口水粘在她的衣服和家具上。后来她实在受不了，带着狗去宠物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采访进入尾声的2月1日晚上，我接到了张蕙打来的电话。那时上海的夜间温度只有4度，她没回家，说想聊聊。

强奸案受害者维权的艰难，是她反复说起的事。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性器官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性器官发生接触，即构成强奸罪既遂，无须达到插入的程度。

丈夫对女儿也是非插入式的性侵，张蕙说，拿到证据非常困难，“我没有证据，拿什么告呢？我在家里装了摄像头，我是没有办法。”“让孩子再去这么弄一次，我也很痛苦啊。”

和孩子紧张的关系让她也同样痛苦。两个女儿只在需要钱的时候找张蕙，其他时候都无视她。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女儿用言语侮辱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人。“你看你多懦弱，你爸妈也不喜欢你，你老公也是个变态，你一辈子都没有幸福过。”

那天的电话说到这里，张蕙哭了，随后又说，没事的，我已经习惯了。她告诉我，她在自学筹备法考，也想考雅思，就像是一个出口，“我觉得（女儿们）就是在欺负我，在践踏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强大。”

张蕙常在家附近的一个自习室，筹备2026年9月的法考

与创伤共存

在所有的受访者里，32岁的小温是唯一一位没有报警的女孩。幼年性侵她的父亲，在她初中时因肝癌去世，她失去了追责的主体。

2025年10月17日，我和小温在她湖北的家里聊了近七个小时。一半的时间，她在讲述父亲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对她的性侵，另一半，在回忆母亲的忽视、回避，带给自己的二次创伤。

第一次性侵在五年级下半学期，是被父亲带去了家门外的杂物间。小温能想起来的画面，是自己躺在地上，天花板上有一个三叶吊扇。回到家门口，她看到母亲站在门口等，母亲打了她一巴掌，还骂“不要脸。”

与性侵有关的许多记忆都是片段的，她只能用搬过几次家，来对应被性侵的地点。从五年级到高中，家里一共换租过三次房子，性侵发生在前两套房子里。至于次数，已经记不清了。

初中时，父亲肝癌，从发现到死亡速度很快，没有超过一年。去世前，父亲还找到当地的媒体，说想做遗体捐赠。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还给她家拍了一个小纪录片做成光碟。

父亲的死亡，让小温当时感受非常割裂。“一方面想着我父亲终于死掉了，是有喜悦心情的，因为我身边少了一个巨大的危险。”但她看到光碟里父亲说对不起我们，她记得自己流泪了。“好像身体里有两种对立的情感，非常矛盾。”

到了高中，小温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已经很严重，辍学后，她经历了长达十几年漂泊的打工生活，她卖过化妆品，做过ktv酒托、进过烘焙行业、卖过宝石、当过餐厅经理。情绪问题也没好转，被诊断出重度狂躁、重度焦虑、重度抑郁。在自己的手臂上，她拿刀划、拿烟烫，再纹身盖掉。左手腕上自杀的痕迹至今还在，留下一道长疤。

小温曾在另一本带锁的日记里，写父亲侵犯自己的事，但被父亲撬开锁撕掉了

过去几年，她和母亲的关系越发紧张。起因就是小温一直想从母亲嘴里得到答案，是否知道这么多年父亲对自己的侵犯。她最介意的，是2021年母亲埋怨她“当时不说”，以及现在出来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她说，母亲对她的伤害比较久，父亲给她带来的伤害比较深。

不同于陌生成年人遭受的单次偶发性侵，孩子们被性侵的过程通常伴随着成长同步进行——这是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孩童的长期性剥削。张蕙说，丈夫对女儿的性侵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就像小狗一样被驯化了，（孩子们被性侵）就像吃一顿饭一样正常。”

有些伤害是显性的，比如孩子会开始尿床、常被噩梦惊醒、怕见生人，害怕生活中出现和施暴者身上相似的标志。另一些伤害则是更隐性的，但会持久地作用在受害者身上。

在广东，我见到一位医学硕士毕业的受害者，40多岁。她被性侵的时间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开学不久。生理上不明原因的打嗝、肠绞痛从她小学五年级持续至今。失眠、日夜生活颠倒，无法正常工作，最终辞掉了体面的工作，至今仍在网上举报性侵她的人。

她说，“假装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实际上不可以，你不可能再正常了，那种悲伤是瞬间就涌回来了。那种记忆一瞬间回来，整个人就垮掉了。”

还有一位女士幼年时曾被姨夫性侵，还险些被姨夫溺死。拒绝让任何男性（包括亲戚）单独进到家中。她的丈夫曾带一个男性朋友来家里做客。客人走后，她难以接受，连他坐过的椅子都扔掉了。

过早以不正确的方式接触到性，也让一些受害者对性关系变得淡漠、恐惧或无所谓。一位母亲发现，上初中的女儿在被性侵后与陌生网友频繁聊性议题，直到警察上门提醒。另一位在幼年长期遭受性侵的受害者告诉我，成年后找工作的过程中也被强奸过，但她不在乎多一次，因为“一次和十次没什么区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者的生活只能是全然无力的。成年后，小温一直努力不让自己的人生被性侵这件事完全掠夺。2024年回到湖北老家后，她用工作攒下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独居。中断的学业也捡了回来，她完成了成人自考，拿到大专学历，在冲刺专升本的考试。

早在2021年，她就去派出所给自己改了新的名字，叫温知新。她原本想把姓也改掉，但查了资料据说很难就放弃了。

2025年12月中旬，小温来了一趟北京，她来见心理咨询师，顺便去了故宫、北大和清华转了转，我们一起吃了顿北京烤鸭，她告诉我，她正在考心理咨询师证。

2026年5月7日晚上，小温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长串文字，是她看完韩国电影《世界的主人》的感受：

整个电影最后看到那个字条的时候我确实有被感触到，也哭了。但是电影都是被美化过的，我知道现实跟影视的差距……我们这些女孩子遭遇的这些事，确实人生不会完蛋，但是也不会像电影中那么灿烂。我这一年多一直在等，也不怎么出门了，具体说不出来在等什么，好像是在等XXX(其他类似性侵受害者)案件的结果….但是我好像有更大的期待，好像在等一场巨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