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由中国支配的世界呢?
知乎用户 托卡马克之冠 发表 有的,而且很知名,只不过这部作品国内没翻译。 你听说过杰克伦敦吗? 就是那个 出身于旧金山一个破产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自幼从事体力劳动,当过童工、装卸工和水手,并在美国各地流浪。他靠劳动所得进入加州大学伯克 …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一个绝好的观察窗口,此时引领半个世纪的革命领袖已经逝世,革命的浪潮也被发展与现代化所取代,但新的风向尚未重塑整个社会,故而我们可以更好的观察革命的遗产。
在《西厂劳工》中记录了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件事,
198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10 点许,厂纪律检查小组按厂规定在全厂进行纪律检查工作时,发现铸铁车间大件组工作场地、车间内东头有 5 辆自行车,便问是谁的,无人应答,便决定将车推到存车处,**正当向外推车时,何某某站了出来,与之大吵大闹:“你们这下可发大财了,多罚工人的钱,你们可多分些奖金。”“× 领导不是给你许个什么科长?你姓 × 的是想当科长了,你们到车间随便推工人的自行车,这是强盗行为,你们这么做就是强盗!” 如此纠缠达半个小时,其间两次把车间副主任、主任叫到现场进行劝阻也没制止,造成厂内数十人停止生产出来围观。**纪检小组立即向厂领导汇报,厂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停止何某某的工作,写出检查视其态度再作处理。厂里马上将这个决定通知到车间,车间再通知到班组,最后由班组通知到何某某本人。何某某听后,气冲冲地走去厂部办公室,当时,纪厂长正在召开企业整顿验收汇报会。何某某一脚把办公室的门踢开,指着纪厂长破口大骂:“我 × 你的妈,××,你为什么停止我的工作?你混蛋!”当别人拉走何某某时,何某某还边走边骂 “你他妈的活腻歪了” 等 ···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位可敬的何老先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谩骂起检查人员,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维护自己的同事。
**何某某是铸铁车间的工人,其实,那 5 辆自行车都不是他的,他是为其他的工人打抱不平。**他为什么要打抱不平?他的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很遗憾,在西厂调查期间,笔者未能找到何某某向他询问这些问题。幸运的是,笔者查阅到了西厂第二届一次职代会某小组讨论厂长工作报告时的发言记录(记录时间是 1982 年 2 月 15 日、16 日),下面这些从中摘录的发言记录①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某某之所以那么气愤的原因。

考虑到后续的篇幅,我们这里也节选一下
——某某车间只有六七十名职工,却有四五个主任、书记,设备动力科居然有 7 个科长、副科长。提拔这么多干部,下面的工人能没有情绪?工人能口服心服吗?
——**上面的干部能不能刷下来?究竟需要多少?交工人代表大会讨论一下。**生产工人太少。正式的生产工人没有几个。不要谁有面子谁上去。尽是捣鼓上去的!
——**干部多得没地方坐,鸡多不下蛋,还想发财,不就都吃了吗?**这是不是浪费?厂长是难当,但是要怎么办?十个干部五个够不够用?要算一算,要调整嘛。
——拿工资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搞工时定额,出力的只有几百人,闲人太多!这好比比赛场,赛跑的运动员只有一个,发令员却那么多!
——职工多,干部也多,每个科室七八个干部。设备坏了扣工人,这没有道理,下面反映比较强烈。如果有生产任务不干,扣多少我都没意见。干部工作效率不高,相互扯皮,影响不好,群众有情绪。
——**科室都是为车间服务的,现在的科室,刚进厂的小年轻就上小白楼①,刚参加工作的小丫头便以电话命令车间去人拿本子,好像他们都是老爷,我们是什么?那么多干部为什么不送下来?作风太不像话了!**上届提过,这届再提,看是否可以解决。
——有一台液压剪床,受冷不能开。根据技术要求低于 0 度不能开。由于气温达不到,说坏就坏。那么大的车间两个炉子顶什么用?车间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到安技科去,林科长恶劣对待我们,太不像话!
——锻压车间夏天热,冬天冷,没有暖气,无棉袄,直接影响生产。厂里只是下达任务,但又不给创造条件。厂里搞了许多条文,都是在工人身上打主意。完不成扣工资,是土政策、土办法,不利于生产。在思想上并不愉快,思想上背了包袱。
——铸钢车间排尘无人过问,工人干活受罪!厂里干部却不去体验一下。
——科室坐着的,不流汗,不受累、不挨冻,也拿和工人一样多的奖金。
——厂长采取扣罚工资,活越少越不好完成。有任务不干,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活不多,搞得月月完不成,月月扣工资。工人一年下来,奖金还不如干部!应该鼓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除了扣就是扣呀,拿了工人来开刀,反正就这两个钱,你就扣去吧!这是邪气!
——厂里提了那么多工程师,几乎没有技术员了。我们车间马某某,在农村好多年,回来才两年,就提拔为工程师。光有指挥员,没有战斗员怎么行?
——**住房分配对干部考虑多,对工人考虑少。**不应该只注意职务和关系,尤其要端正分房人的思想,最好让作风正派、思想端正的同志担任这一工作。
这些激烈的言辞是直接震撼到作者,以至于感慨道,
透过这些意见,笔者主要有两点感触。**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②二是觉得当时的工人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或者说,他们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喜欢拿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与领导干部所享受的待遇作比较。他们评价自己的待遇是否公正合理的标准往往不是自己实际享受的绝对待遇,而是与领导干部相比较时的相对待遇,也即他们的参照群体是领导干部。当工人这样把自己和干部 “捆” 在一起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就很容易产生不公正感。**从上面摘录的 “意见” 来看,工人群体对干部群体的不满之处很多(如认为干部太多、干部办事效率低下、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部不关心工人、干部扣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干部说话不算数、在住房分配上对干部考虑得多,等等),以至于影响到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如果这种不满情绪长期积累在工人的心里,不能及时排遣,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出工人针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过激行为,或者会像何某某那样采取为其他工人打抱不平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而文中提及的 “干群之间的分化”,即便在国内其他研究中也是得以确认,比如《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国企变迁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就提及
**盛行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 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但是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本章所论的改革阶段,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供给企业负责人(厂长、经理)更加广泛、更有力度的权限,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激励去完成生产任务。
这就意味着厂长及其任命的中层管理干部在工厂生产中,越来越有可能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作为其管理决策的出发点。而对于生产一线工人的管理,就是首当其冲的。
企业利润留成的目标指挥棒,使企业管理者把目标逐步分解,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岗位,并进行严格细致的考核。而这套管理规程是在全面计划体制时代少见的。这就必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强度,所以,生产目标的推行、实现和生产过程中管理权威的树立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候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相比,大不一样了。车间里、班组里管得越来越严,经常有生产任务完不成,真扣钱。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扣就心疼,就得使劲干。车间里那些搞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了,有时候想想,他们也是没办法,一级压一级,厂长逼他们,他们就对工人严。(WWD,退休工人)
在厂里厂长是一把手,在车间里车间主任是一把手,生产、岗位安排、发奖金、评先进,大事小事都说了算,谁不听谁就试试看。工人有些不满的,有意见的,也不会提,提了说不定哪天就找个理由给你 “穿小鞋”,扣点奖金、调个差岗位,都很现成。(退休工人,ZDT)

…… 企业负责人和管理干部已经在这一个改革阶段逐渐成为企业的中心,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决策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权力。他们也在政策的定位与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自我群内认同。干部与工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一致性,在改革实践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模糊。
国家原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养着企业,这突然说不管就不管了。企业还担着那么多贷款,这对我们这些干部来说,也是个负担。·· 政策变了,但是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还是要吃饭、要生活的。国家那个时候给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了,我认为有好处。原来的时候,国家管的太多,这不能动、那不能变。后来厂长手里的自主权大了后,可以灵活的管理了。·· 要是没权力,怎么管?不管好,几千口人等着吃饭,厂子(效益)不好了咋办?(YDJ,退休干部,分厂厂长)
国企工人作为管理对象,除了能够保持全面计划体制下的优势没有丧失而言,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虽然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能基本保持满足和稳定,但是对干部群体在改革实践中的权力强化、管理实践中的严格控制、承包分配中的巧取豪夺,大家还是看得清楚。
1990 年前后的时候,厂子的效益很好,××× 成了抢手货,资金回来得快,积累的也多。厂领导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附近的县镇,谁和他关系好,只要是说需要资金支持发展个什么项目,随便近百万的钱就拨出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白做。事后的事实(领导犯法)也证明,他们拿公家的钱做了私下交易。··· 权大了、钱多了,人就会变。和过去相比,厂子里的领导干部变化大了,买好车、给自己盖别墅、把承包工程放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和工人的差别已经不是一点两点了。··· 地方本来就不大,谁都看得见,但谁也没办法,改革就这样。(LXY,退休中层干部)

工人日益感觉到,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 “外群体”。对于这个“外群体”,基于以上原因,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 的类型化想象。
什么都是他们沾光,分房子他们分大的,分奖金系数他们拿高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受苦不闻味(化工企业的刺激性气味),还比我们多拿钱,没我们累死累活的干活,他们还能完成任务?(LCL,工人)

好了,说回《西厂劳工》,作者在感叹 “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 本质仍是 RO 体制下厂长负责制尚未完全战胜劳工主权的反映,
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看,
汪桂大约当了两三年厂长之后,某天下午,厂工会主席侯汉突然召集各个二级部门、车间的工会主席去厂长办公室旁边的大会议室开会。我当时是车间的工会主席,我也去了。这些部门的工会主席,共有 30 人左右,都是职代会的工会小组长。在职代会休会期间,这些小组长可以代行职代会的职权。
开会后,汪桂厂长首先讲话,他请求职代会同意给他涨工资。他向大家解释了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说是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或者是根据承包合同,我记不太清楚了,完成承包任务的厂长可以涨一至三级工资。他说:“我呢,考虑考虑,觉得拿三级有点高了,就拿个中档吧,拿两级。” 他讲完后,侯汉念了一份事先拟好了的给汪桂厂长涨两级工资的职代会决议,请大家发表意见,可是,大家都不吭声。见大家都不吭声,汪桂便又解释了一遍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侯汉也帮着做大家的工作,可是,举手表决的结果,还是没过半数。这一下,汪桂的面色难看了,他气哄哄地走出会议室,到旁边他的厂长办公室去了。
大家为什么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我也说不好,因为大家都没吭声,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我猜想大家可能会认为:活是大家干的,凭什么只给你厂长涨工资?但谁也不想当众说这个话。**接下来,侯汉继续做大家的工作,把那些没举手的工会主席一个一个地请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谈话,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表决,决议虽然通过了,可还是有四五个人没举手。**之后,侯汉把汪桂请过来。汪桂很高兴,对大家说:“我不领这笔工资,我将拿这笔钱来请客!” 说完,汪桂就走了。见他一走,侯汉低声说:“嗨,请啥客呢?
他要是会请客,就不会向车间要烟抽了!” 汪桂不喝酒,但烟瘾很大,都是抽好烟,他常常以要接待客人为由,要求车间送烟给他。领导们开会的时候,他喜欢给大家散烟,不管人数多少,每人一支。因此,他确实需要很多烟来接待客人,用他那点工资是买不起那么多好烟的。
在当时,他也就是要求给自己涨两级工资,向车间要点烟抽,现在看来,这都不算什么,而且这都是明的,大家都知道。和这些老领导相比,后来的领导干部真是太贪了!越是年轻的干部,胆子就越大,越敢贪!


一个厂长负责制下企业的厂长,为了给自己涨两级工资(两级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十多元),竟然需要如此兴师动众,而且表决了两次才获得通过。而且,第一次举手表决时,赞成者没有过半数;第二次表决时,仍然有四五个人没有举手。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不同于匿名投票,是公开的,有这么多人竟敢在厂长面前公开表示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对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很低,也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并不怎么怕厂长。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尽管当时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可职工群众并不怎么认同厂长的权威地位。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和并不理睬 RO 掀起的新浪潮,在某些方面就尤为突出
潘平,男,当时 23 岁,是动力科锅炉工段的锅炉工。1988 年 5 月上旬的某一天,他发现输送蒸气的管子漏气,便建议工段长郭永马上维修。**郭永说:明天再修。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也没修。后来,见堵头都被顶开了,郭永才过来维修。潘平见郭永到这个时候才来,便骂了一句:“他妈的!你们早点不修?!” 郭永当时虽然没有吭声,但在此后的几天里,他老找潘平的毛病。15 日,他说潘平把分气缸的阀门弄断了,罚了潘平 10 元钱,并责令他把阀门修好。17 日,潘平上班迟到了 20 分钟,郭永批评他说:“你迟到不止一次了,以前也和你讲过,你现在是主司炉,你不在就影响生产。厂里劳动纪律抓得这么紧,你怎么老迟到!” 潘平解释说:今天是因为自行车坏了。可郭永说:这不是理由!郭永要求潘平写一份书面检查,并要求他去找动力科科长,向科长认错。**潘平一听,忙说: “这么长时间,我今天才迟到一次,怎么就不行?” 说完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手持一把约一尺长的刀,来到郭永的办公室,也没说什么,对着郭永的脑袋就砍了一刀,导致郭永头颅部 50mm 切割伤,缝合 5 针。潘平打人后,主动向厂保卫科投案自首。1988 年 5 月 27 日,厂务会议研究决定:开除潘平的厂籍,留厂察看一年,扣发当月奖金,考察期间下浮一大级工资。②

这种对抗在九十年代前后走向了高潮,成功迫使 XX 部要发布《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的事。
(3)殴打、伤害领导干部的增多。因此,1993 年公安部及时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同企业保卫部门一道,把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来完成。在此之前,一些地方也出台过类似的 “通知”,比如 1988 年 8 月 5 日《工人日报》第 1 版报道:最近,陕西省公安厅就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向全省公安保卫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定出具体防范措施,并认真查处近年来发生的伤害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的案件。

那这一切,现今何在?
于建嵘老爷子在他那本《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中有一篇采访
原来吃大锅饭时,生活还有些保障,起码还有工做。干部对你再有意见,最多是将你的工种搞得差一点,没有过硬的理由,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你开除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是说要改革吗?这一改,有些干部的权力就大了,现在他们想叫谁下岗就叫谁下岗,理由都不用找 ··· 为了让工人听话、多做事,加强管理是对的,但你不能搞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啊。**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完全可以按各种名目叫你下岗。你如果不想下岗,就得听干部的,有时还得请客送礼。**不然,就只得回家抱孩子喽。这一点,我就是想不通。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闹罢工时,就是为工人争权利啊 ···
还有更坏的,就是现在搞的改革将过去工人反对的包工头也合法化了。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搞罢工,反对的就是包工头。现在可好呢,包工头合法了,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叫承包。企业讲经济效益是对的,但总不能将工人的基本利益否定掉。现在一些工区搞承包,实际上只是少数几个人在掌权,而做工的没有权利,只有拼命干的份儿。这些掌权的人,花花肠子可多了,他们有好多克扣工人工资的办法。所以在安源煤矿,你不要看工资表,因为工资表与实发工资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些新包工头将自己的工资挂在有些老实的工人的工资表上,当这些老实的工人领了这些钱后,就得立即交给这些当官的。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他们有权、有钱,而且有政策。有时候有工人也告状,可他们就动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这些敢告状的工人。
我们这些正式工都知道矿里的实际情况,所以都不愿意做一线采煤工。现在一线采煤工主要是农民工。包工头也喜欢用这些农民工,因为这些农民工刚从农村来,不了解情况,胆子也小,而且在矿上做事要比农村强一些。但我们这些正式工可不是那么好骗的,所以,他们就要我们下岗的下岗,内退的内退。我们也不想看着他们胡来,不想为他们当牛做马。要我们退,我们就退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他们算账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不到啊,时候一到就会算总账的呢。
在柳本金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老工人附和,都说事情就是这样,柳师傅讲得对,只是还不够。有一位据说有 50 年党龄的离休南下干部的言辞更为激烈。一说到现在的社会风气,他就非常气愤 ··· 许多人就说:“还是毛子任在的时候好,我们工人是老大哥。现在不行了,是‘下等人’了 ···”


我妈曾经在我看腾讯三体的时候路过瞟了一眼,然后很震惊的指着里头年轻的叶文洁说,这个打扮和她当年在村里上学时的知青老师们一模一样。
然后她忍不住和我聊起她的过去,她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村里的孩子都跟野孩子一样,穿着土气的棉衣棉鞋,每天没事就上山下河的疯跑瞎玩,原本村里也有个私塾,但教师根本没啥水平,学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直到某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据说是北京来的下乡知青,要来给他们当老师。
她说她当时趴在窗户上,看到新老师们的打扮,梳着两个麻花辫,系着鲜艳的围巾,穿着挺括有型的蓝绿色衣服,脚上是皮鞋,真是漂亮体面极了,再回头看看自己灰头土脸和脏兮兮的棉袄,头一次升起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也第一次萌发了性别意识。
从那以后,她也开始无意识的向知青老师们看齐,每天打理干净头脸,也开始梳双麻花辫,棉衣不再用一根腰带勉强系在身上,而是老老实实扣好扣子,后来我姥姥更是开始学着给她做和老师们同款的衣服,也在赶集时给她买了皮鞋,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好好学习,新老师们水平高,讲的也好,和过去那个天天喝得醉醺醺的老先生截然不同,于是她的成绩很快突飞猛进,不但识了字,而且发现自己有很出众的数学天赋。
日子就这样幸福的度过着,直到有一天,广播里传出了一条消息,她说她听到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只看到我姥姥一下子扑到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不止我姥姥,整个村子所有人都如遭晴天霹雳一般,不是哀痛的哭嚎,就是默默的引泣,就连那些知青老师们,也都哭得不能自已。自己虽然几乎反应不过来,但也差点哭的抽过去。
原来那个消息,是毛主席过世了。
而就在这个广播之后不久,知青老师们就收拾行李,离开了村子。
不过已经没关系了,因为整个村子的孩子们,都已被彻底改变,他们有了基础的知识和文化,可以考到县里读初中,后来考不上高中的回村子里继续当老师,考上高中的则继续读书,直到高考。
最终,她们这个村子里硬生生考出了五个大学生。
当然,那个时候的大学是包括专科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专科含金量可远超现在的本科,那毕业了都是可以分配工作的,而我母亲也正是在大学里遇到了我的父亲,他们结婚以后留在城市里工作经商,最后有了我。
我小时候还被他们带回到村子里去参加过几次婚礼,但印象并不太好,只记得去时的路途很颠簸,桌上的荤菜很油腻,后来那个村子因为煤矿挖完被撤销,村里人大多数进了城,依靠着当年和后来考上大学进城扎下根的类似我母亲他们这一辈人互相帮助提携,大家都过上了挺好的日子。
所以我母亲如今虽然已经有了七八个大衣柜加一整个换衣间的华服,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打扮。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我的母亲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又会在哪里呢?真是只要想一想,就让人后怕不已啊。
有人在评论区提说,你是否逃离了乡村,就不愿意回去,其实倒也不是,甚至我也做了几年的扶贫工作,还写过相关的内容,有兴趣你也可以点进来看看↓
我并非反感乡村,但确实人人都渴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点没必要否认,有了能力去帮扶乡村,总比待在乡村只能等着别人来帮扶,要好太多了呀。
评论区有位朋友的真知灼见,但位置比较靠后,我姑且贴在这里,以供参考。

最近看外国留学生在留学北大期间的回忆,蛮有意思的,分享一下:
作者 61 年到北大留学,记叙从此时开始。
关于北大的生活:
北京大学每间学生宿舍的面积为 3.5x4 平方米,没有油漆过,水泥地面高低不平,墙壁曾经用白灰刷过,简陋的窗子锈迹斑斑,蚊帐大窟窿小眼睛的….. 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微型衣柜。屋顶上有一个灰暗的白炽灯泡,没有灯罩…… 北大的生活既原始又简陋,但是想一想,一万多中国学生,他们六个人,经常八个人,挤在面积同样大小的房间里,有的还没有桌子,而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房间只住两个人…… 与中国学生相比,我们外国留学生享受很多特权。我们有自己的食堂,那里有餐桌、椅子,尽管很寒酸,回声很大,不过有两个窗口,一个卖西餐,有肉丸子和菜,米饭或面条;中餐口可选的菜比较多,主要是各种蔬菜。饭菜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来自一个高蛋白质饮食的国家——富有牛肉、猪肉、鱼、奶、奶油和奶酪,到一个以蔬菜为主的地方几乎整天觉得饿,不管我吃多少。
关于食堂吃饭,又引出了另一个小故事:
有几个外籍教师也在我们食堂吃饭,其中有一位教德语的女教师,她跟一位中国人结婚了。作为外国人她当然有权在外国人食堂进餐,但是她的丈夫不能。因此每一顿饭她买的量都比较大,坐在远离卖饭的窗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往饭盒里装一些饭菜。她的脸有疤痕,头的顶骨有一块发白的刀伤。她戴一副薄薄的传教士眼镜。听说,最近一年她千方百计要使某个外国留学生与她的女儿结婚,以便能把女儿带出中国,但是直到此时仍然没有人上钩。
作为留学生,当然少不了其他留学生的故事:
当我听说曼努艾尔与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主任不愉快的会面时,我去拜访了他。曼努艾尔说,他是学表演的。由于一次偶然的原因,他在智利参加过一场京剧演出,对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感兴趣,就申请一笔中国奖学金,来华学习各种不同的剧种。他来北大差不多有一年了,但是校方还没有帮助他看一场演出。他很失望。回智利吧,做不到。他的整个旅费都是中国政府出的,他签了五年合同,没有一个人自行回国可以得到帮助——智利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他曾两次申请回国,但是校方不愿意让他这样做。在智利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如果曼努艾尔回国,会使校方很尴尬。他唯一的机会是被驱逐出境。据说一位非洲青年通过这种途径成功回国——起因是他把一位中国警察打翻在地。为了使曼努艾尔继续留下来,校方给他补了很多的课,这是我们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一年以后他的中文仍然很糟糕,因为他只想回国。
作为留学生,肯定少不了北京的游历,在作者游历北京西山时,记录了一位热情好客的老奶奶:
我沿着路往前走,经过一栋低矮的房子,房子外边坐着一位满脸皱纹的小女人。我经过时,她盯着我看。我不知道我走的路对不对,因此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问,去汽车站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我走得对。“这里是我的家,你要不要进来喝点儿开水?” 她一边说一边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领进屋里。过去穷人家没有茶叶,有陌生人经过时要请他们喝开水——这是一种好的乡俗。像我进去过的绝大多数农村房屋一样,屋里沿着墙都有炕,三至四米长,用土坯搭的,全家人都睡在上面。炕里边有烟道,生火做饭时热气可以传到炕上,就像壁炉一样,全家人睡得既暖和又舒服。冬天的时候,人们在堂屋通着炕的灶台上的大锅里做饭,热气传到有很多横竖烟道的炕里,不会从屋顶上的烟囱直接排出,所以保温效果很好。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就使用这种炕,如今农村仍然很普遍。我敢保证人们在炕上睡得很香!夏天的时候,人们找另外的地方搭一个临时灶台做饭,炕上铺薄布垫、苇席或竹席,不再用冬天厚厚的褥子,睡在上面很凉快。小孩子睡午觉的时候,老人坐在炕上休息或打毛衣、摘豆角、做衣服、做鞋。如今也有很多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靠墙的另一头放一个低柜。少先队员戴的两条红领巾挂在前边的椅子上。屋檐下挂着几颗已经晒干的白菜。这个友善的小女人径直走向门边的陶瓷大水缸,打了一汆子水,然后放在屋子中间微微燃烧的四条腿煤球炉子上。水烧开以后,她把热水倒进一个边沿已经磕碰坏的白瓷碗里递给我。“喝吧,你需要喝点儿热水。” 她友善地说。墙上挂着一张毛的画像。她发现我在看毛的画像,赶紧说:“不是我买的,是我的孩子们。” 好像在避嫌,不过我可能理解错了。听口气我觉得她她说她的男人正在地里干活。她自己有病。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部、腹部,微微笑了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病还能治好。我趁机问她关于紫罗兰和其他植物的事。为什么这些花不香?得到的回答是:偶尔可能会有香味儿,如果五六月份雨下得多的话。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天气,直到 7 月才下雨,这时候花已经凋谢了。她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为什么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边还轻轻地托着我的美丽长发,问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模样儿?我尽力向她介绍说,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国度,那里很多人的头发都跟我的一样。她摇了摇头,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她说,她一生只到过北京城内两次。我向她介绍瑞典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当我要走的时候,她谨慎地从嘴里挤出一个问题,问我能不能给她几尺布票,因为她想补一条裤子。但是我只能如实说,我是外国留学生,没有布票。每次我需要布票的时候,我必须向校领导说明我干什么用,这时候我才会得到满足。她立即接受了我的解释。然后我们告别,我继续赶路。
恰逢新年,学校放假,作者也规划了去中国南方的短期游历。游历从买火车票开始:
因为 2 月份有春节,即中国的新年,北大停课一周。为了扩大一点儿我在北大学习的空间和视野,我申请到其他一些城市旅行,其中包括上海。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只可以随便去西山和不远的明十三陵。想去其他地方需要批准,能否得到批准取决于一个人在北京的身份。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士只能访问一些较大的城市,住在被指定的、经过当地挑选的大宾馆。就挑选城市而言,我们留学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过我们也得到指定的宾馆去住,不能改变。为了获得外出旅行的许可,事先要做很多准备,管理部门管的事既多也变化无常。为了能买火车票,首先要出示本单位的介绍信,不仅要说明想访问的城市,还要说明何日何时启程、到达和离开。除此以外,还要确切知道铁路部门是否有合适车次的座位。最大的问题是,你只有获得批准才能得到车票方面的信息,反过来你必须准确知道火车开车和到达旅行目的地的准确信息才能获得批准。这个事由两个部门管,它们设在不同的地点。我想首先应该得到公安部门批准吧。人们自始至终都想从当局有关人士那里得到确切的消息,什么时候一切才能办妥——在不断催促下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可能明天吧!”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人在办这件事。据说,你要提出问题,使出自己的雄辩才能,给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到那里或者其他地方去——他们会很礼貌地听着,然后没有下文了。原因是,真要办事的时候,起初跟你谈话的人不见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为应该由地位更高的人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从头来。不过好事多磨,最后总会有结果。当一切都办好了以后才得知,从北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买单程票,不能买联票。如果我想继续访问其他城市,必须再从当地买。那个地方有没有合适的火车,最主要的是能不能买到票,在北京不可能知道,只有你到了你第一个要访问的城市,在那里才能知道。不过人们会告诉我,可以事先与我要访问的城市的外办联系,我会从那里得到帮助。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以后我如释重负,心想下半个行程没问题了。但是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我被请到留学生办公室,告知火车开出的时间变了,不能保证我会有座位。似乎整个行程都要重新安排。不过公务人员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成行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远途旅行可是件大事,单单上火车就要花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北京新火车站一进门就要严格检查。新火车站紧靠城墙东南角,楼顶有一个美丽的大钟。几百名旅客背着大包小包和孩子挤在大厅的进口处等着进站,然后在滚梯护栏前等——最终在车厢口验票才能上车。到处都要仔细验票,到处都是监视人流的武警和配备冲锋枪的士兵。如预知的那样,我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要坐一等舱,或曰 “软卧”,属于高等地位的人的座位——行政管理人员、军人和类似地位的人——那里比较舒适。靠背椅之类的设施也有别于 “硬卧”。桌子上铺着手工绣的桌布,带有葡萄藤状的白色叶子的青瓷茶杯,有着大理石灯座和绿色带褶丝质薄纱灯罩的台灯,椅子上套着钩针编织的罩布。有供沏茶用的暖水瓶,服务员多次加水。火车摇摇晃晃经过城东南的大门时,太阳正好喷薄而出。大喇叭里播放着少数民族音乐。每次火车开出或进站时,接车人员都要立正,这是一种凯旋的仪式。
到达上海后,她们拜访了一位老资本家:
有一天下午,我跟随几个外国人到一位中国人家里拜访,据说他是一位 “被改造好的旧帝国主义分子”,革命前他属于上海有钱人。他和他的家人还住在一栋大房子的底层,但是各种迹象表明,他已经不再富有。没有漂亮的硬木家具、中国国画、雕花屏风和书法条幅,也没有精美的瓷器或青铜器。他本来有一副漂亮的面孔,但现在已经风光不再,眼大无神。谈话中他有时把目光投向我们,好像他想起了某些往事,想起了他曾经用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式与外国人谈话。有好几次他突然中断谈话,目光惊恐起来,好像动物突然感到了危险,其实没有。谈话用中文,尽管他本人的英语很好,不过当翻译翻错的时候,他会谨慎地加以纠正。他兴致勃勃讲起了自己的巨大财富——二十万元,能养活一百个农民——以及他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他低价买进过期的盘尼西林,然后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利润。他用同样的手段倒卖他能弄到手的过期维他命和其他产品。直到 1949 年革命以后,他才明白这样做是多么错误。他面带微笑责怪自己和自己的前半生。“看,共产党人是多么正确!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是多么残酷,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简直是窃贼,是土匪。” 其中一位来访者问,他说的是真话吗?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当然是!他们是有罪的!毫无疑问。”但是当大家喝完茶、翻译的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他迅速转过身对刚才提问的人用英语低声说——只有室内少数人能听到——卖这种药的事,自然不是普遍现象,可能个别时候才会发生。他继续热情地说,他的孩子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这时候他重新转过头对着大家。他说,他们经常批评他和他的妻子,他们是真正的少先队员,他们接受的教育比他和妻子接受过的教育好多了。当有人问他能不能回答,他们的孩子是跟他和他的妻子亲还是跟党亲的时候,他快速回答:“跟党最亲。这还用说。”
同时,在上海参加了反美集会:
一天上午大喇叭响起,号召大家到旧跑马场参加群众集会,抗议 “美帝国主义” 谋杀刚果总理卢蒙巴。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市中心的街道交通已经封闭。当我来到广场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很明显各路队伍都是精心组织的,每一批有三十五至四十五人,大家手里拿着旗子和千篇一律的抗议标语。靠近南京路的地方搭了一个讲台,上面铺着化纤地毯,每个灯柱上都挂着一个扩音器。讲演者一个接一个从讲台上发出对 “美帝国主义” 的抗议。摄影机和麦克风对着公众、对着主席台,整个过程都录制下来。有一位中年人站在我旁边,他长着一副和蔼可亲又文质彬彬的面孔。我谨慎地问他,人们是否知道关于卢蒙巴被杀害的更详细的情况。“这件事刚刚发生几周,”我说,“人们怎么能知道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犯下了这起谋杀罪?有什么委员会能来得及调查清楚这件事?”“没有,”他用温和的法语回答,“不过事实将证明,美帝国主义要负责。”他继续用同样温和的语调说。
当然,更有意思的还是因为搞封建迷信被群众教育,不禁莞尔:
回宾馆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很热闹的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在外国人到来之前,那里是一个有围墙的小渔村。在街角处有一个说书人和一个戴着白色无沿帽拉二胡的人。周围有一群听众,主要是孩子,他们随着说书人强调重点之处的手势聚精会神地听着。远处有一位算命先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前面有一个放签的瓶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算命先生,只看到过革命前很早拍的照片。我问他算一卦多少钱,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老人向我展示我抽的签,不过我们还未来得及细说,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这是迷信,” 他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与这种人打交道?” 他们把我逼向老头和墙壁,被夹在成年人大腿中间的小孩子喊叫起来。我立即中断了与算命老头的谈话,竭力想保护自己,不再后退。我大声呼吁、打哈哈、开玩笑,请大家不要再挤了,但无济于事。不过最后我总算幸运地冲了出去。我看见不远处有一辆三轮车,赶紧跑过去。我跳上车,迅速告知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人群穷追不舍,他们高喊不要拉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号人。蹬三轮车的害怕了,我赶紧下了车,快步离开。在大街不远处,我又碰到另外一辆三轮车,我说明我要去的地方并登上车。他开始用力蹬车,但是很快就被赶上了,一群孩子把他围住,高喊他不要拉我。但是车夫使劲按着车铃,迅速甩掉那群孩子,我安全到达宾馆,毫发未损,但惊恐不已。我至今记得车夫脊背上的盐花和黑色衣服上的一圈一圈的白色汗渍。
在游历了上海后,简单评价了一下北京与上海的不同:
尽管整个上海都散发着霉气,好像立即需要戴上防范器具,但是比起北京来,还是比较有生气,人也显得更大胆一些。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大街上问我——用英语或法语——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随后我们交谈一会儿,这在北京是难以想象的。我甚至还看到一对对年轻情侣手挽手散步。
游历完上海后,作者又到了广州,慕名拜访西方以往刻画的珠江:
我是第一次访问广州,但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已经略知一二。1731 到 1831 年间,每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都从中国购买受人喜欢的商品——茶叶、丝绸,特别是瓷器,没有任何西方的公司像瑞典这家公司那样进口那么多的瓷器。很多瓷器又转口到欧洲。这种贸易活动是在珠江中一个叫沙面的小岛上的货物贮藏点进行的,它与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运河相通。1780 年的一幅著名的画上有这栋美丽的建筑,我们能看到瑞典国旗自豪地在屋顶飘扬。不到二百年后,我正好在这个地区漫步,竭力想象它曾经的模样:繁忙的商业活动,把货物装上船,太阳高照,珠江的浪花拍打着船头,苦力用扁担挑着茶叶和瓷器,喊着劳动号子。
接着就发生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往上游看,又细又长的船成排靠在码头上。很多人住在船上,他们在上面做饭、洗衣服和教育孩子。每个栈桥都有自己的街牌。我特别好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我拍了几张照片以示纪念。但是我很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朝我涌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带有威胁性。我为什么要在那里拍照?我竭力进行解释,说这些船很漂亮,整个环境对我都很有吸引力,所以我想拍几张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对于我的解释,围困我的人并不满意。他们叫来警察,警察问了一大串的问题。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几百人。警察说要没收我的相机。人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 我回答说,我已经照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和公园。为了能使围着我的愤怒群众平静下来,我提到我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并补充说我的家乡瑞典的朋友既想了解旧中国也想了解新中国。我想拿一些能证明这一点的照片给他们看——因此我拍了珠江上船屋的照片。愤怒地谴责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解释奏效了。周围的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持赞成态度。这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讨厌的外国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搞间谍活动,专门拍船民和中国的贫穷,我只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警察祝我成功,人群散开。我保住了我的相机。
游记完广州后,作者踏上了北上回京的火车:
火车开了几个小时以后停在一个小站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下车活动一下身体,但是在这个小站做不到。狭窄的月台上挤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他们背着大包,面无表情,眼睛就像破碎的玻璃,身体消瘦、弯曲。很多孩子一丝不挂、肮脏可怕,头上长疥,苍蝇在伤口周围飞来飞去,肚子鼓鼓的。女人背着婴儿坐在地上,茫然地朝前看着。上衣敞开着,被孩子吸吮得干瘪的乳房像袋子一样拉着。她们赤着脚。由于年复一年地在坚硬的土地上劳作,她们的脚很黑,上面裂着口子。她们的腿很细,筋都露在外面…… 稍后,火车停在韶关。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月台上有一个固执的人在等车。他长着灰白的头发,留着平头,手里拿着火车票。他双手叉腰,低着头,好像面对着什么大人物。“我要去北京!要坐那边那节车厢,我不坐这节!我不坐!不坐!” 列车员试图拦住他,使劲拉他的胳膊,他打挺儿,试图躺在地上。“不过毛主席想让你坐这节。” 列车员煞有其事地高声说。这个男人仍然不肯。他在叫喊声中被拖进车厢,他的东西也随他被塞进去。有几个人紧张地在月台上跑来跑去。“小心点儿!别让外国人看见,这里有外国人……”
感谢作者用朴实的文笔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有意思的记忆。
甭说新中国建立前后,你就是把中国人和台湾地区人,还有新加坡人,还有大量海外华人对比一下,也会发现像两个民族的。
然后你就会认识到,不革命确实不行,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确实就没有新中国。
小学时候被校霸抢了两块钱,打架又打不过他,
我气不过采取背后偷袭,用新华字典把他脑袋瓜子磕了个大包,他蹲下去我又用朝他屁股沟板了一脚,尾椎骨给踢骨裂了。
他父母来了以后又吵又闹,他妈恨不得用手掐死我,说要把我送进少管所。
我妈到学校以后,搞清楚情况以后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早上没吃饭肚子饿不饿,并说下次他再抢你早饭钱,你就用砖头打破他的头,别用新华字典了。
班主任和对方父母对我妈肃然起敬,他爸妈说医药费也不要我妈付了,还恭恭敬敬地对我妈赔礼道歉。
教员最伟大之处在于,让中国重新变的年轻。很多人看历史都会有一种感觉,自唐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变老了。这一点看宋朝就知道,比如,就不说宋朝保守的风气,就说宋朝的审美,乍一看确实很高级,但无不透露着中年人的暮气,和汉唐那种朝气蓬勃是不一样的。明朝是回光返照,朱元璋和朱棣虽然短暂刹住了颓势,但土木堡之变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入了衰老的快车道,这才给了满清入关的机会,到了满清时期,中国就彻底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现在的人很难感受鲁迅对当时中国的绝望,经过满清的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国人的麻木是不可想象的,教员让中国人的精神恍惚回到 18 岁充满激情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这一点,可以参考一点,香港和大陆。
前几年,网上有一些有钱人倡导引入菲佣,说菲佣服务好之类的。
但是剥开核心来看,看看菲佣具体待遇。
首先,菲佣待遇和中国的保姆月嫂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异在哪呢?
总不可能说菲佣做的饭菜和照顾人比中国月嫂更好吧?
其实,关键在于菲佣好像不是人一样。
她们休息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吃饭是躲在一个角落里。
有钱人喜欢的不是付出多少。
而是看着别人好像牲口一样生活,自己心理有一种变态的快感。
新中国之后的地主,物质上的生活,是超过新中国之前的。
关键在于不能随意折磨佃农和农民。
我想说的是: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底层农民。
就好像香港雇主和菲佣的关系。
1949 年以后,中国底层人,才普及了爱情,人格,自由。
样板戏里面的白毛女,并不算稀奇。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两个民族。
举个治理淮河的例子,就能知道新中国的组织力有多强。
1950 年 7 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受灾面积高达 4687 万亩,受灾群众 1300 多万,房屋倒塌 89 万间。
灾情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 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 998 万,死亡 489 人,581 万人断粮,109 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换成封建王朝,最多也就是中央地方调粮救灾,让灾民度荒了事,淮河该泛滥还是泛滥。
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此。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 “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 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立即向总理转发报告: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 月 25 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绝不推诿卸责。
9 月 12 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 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 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 月 14 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送到治淮指挥部。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 83 万民工、征调 8314 只大小船只、7349 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 4 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的红旗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干劲冲天。
到 1951 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 903 公里。
1950 年至 1957 年,国家为治淮投资 13.3 亿元,共完成工程土方 15.1 亿立方米、石方 700 万立方米、混凝土 166 万立方米。

光救灾肯定是不够的,想要长期解决淮河泛滥问题,必须修建水坝。
修水坝就不能光靠人民热情了,必须依赖科学。
1951 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几位专家经过 3 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修建具有好、快、省等优点的连拱坝。
从来都是话好说,事难做,
连拱坝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苏联老大哥也没有建过连拱坝,中国的技术人员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连拱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压力最终来到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力发电专业毕业归国的汪胡桢身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汪胡桢更优秀的水利人才了,
建,还是不建,就等汪胡桢一句话。
民族的期望、人民的期望、党的期望、领袖的期望,这可是比泰山还重的责任啊。
大坝要是没建好,塌了,即便党和人民不追责,汪胡桢也会自己跳进淮河里去。
经过无数次没有日夜的反复计算,汪胡桢最终决策:建。
专家下决心了,中共听专家的。
1952 年 1 月动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开工,中央统筹协调,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历经 2 年又 10 个月的艰苦建设,1954 年 11 月,佛子岭水库胜利建成。
佛子岭水库有什么用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承担着淮河防洪蓄洪的任务,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同时,佛子岭水库还是新中国水利的初始摇篮。
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水利建设知识,汪胡桢亲自授课。
等到水库建成了,这些人也成了大大小小的专家,再将自己的经验带到祖国各地。
中国水利工程领先全世界,就是从佛子岭水库简陋的教室里开始的。


与治理淮河同时进行的,是抗美援朝、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镇压反动会道门、肃清鸦片、解放妓女,等等等等。
以上的每一项,难度都不比治理淮河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才能爆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
一旦中国人将能量爆发出来,全世界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前进的路。
台湾的退役中将帅化民,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朝鲜战争期间,中共故意把改编的国军士兵,当做炮灰,送到了朝鲜战场。
相信几乎所有大陆人,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1950 年,中国大约有 500 万解放军,直接改编自国民党军队的大约是 225 万,如果算上解放战争期间,有过国军经历的,大约占三分之二。
按照帅化民的说法,不应派原国军士兵去朝鲜,去了就是被当做炮灰。
225 万,甚至三分二的解放军,不应该去朝鲜战场,这仗还怎么打?
帅化民还应该更纯粹化一些,不论什么时期,只要有过国军经历的,都不算真正的共军,不应该去朝鲜,那么,包括朱老总,彭老总等十大元帅,以及大多数将领,都不算纯粹的共军,甚至还要算上教员,教员曾经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这职务肯定比帅化民在国民党的职务要高。
尽管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志愿军的原国军比例,应该超过一半以上。
据说,黄继光,邱少云等著名战斗英雄,都是解放战士。
那么,这么高比例的原国军士兵,有没有不好的影响呢?
当然有,例如志愿军被俘了两万多人,其中约百分七十是原国军士兵,这也是大部分被俘人员去了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被称为志愿军最大叛徒的谷中蛟,也是原国民党军官,他的叛变,造成了 6700 人伤亡。
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原国民党士兵,都是好的,与从未有过国军经历的志愿军士兵,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崔建功师长,是原东北军士兵,1935 年在陕北被俘,加入红军,在上甘岭上打出了国威军威,将会永远记在中国的历史之中,甚至美军的战史之中。
东北军是什么战斗力,只要还懂点历史的人都清楚,但战功赫赫的开国少将崔建功,却出自东北军的被俘士兵。
志愿军 50 军,是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 60 军改编而成,在朝鲜战场,也打出了威名。
从可能是解放战士的黄继光,邱少云,到原东北军士兵,后成为志愿军师长的崔建功,再到起义加入解放军的五十军长曾泽生,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原来是国军,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是解放军,是志愿军。
知道曾泽生将军见到教员的时候,提的唯一要求是什么?
要求加入中共,但被教员拒绝了,说他不加入中共,对国家更有利。
一直到去世,曾泽生将军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曾泽生,和五十军,成了很多军史爱好者的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就是前后反差太大,在国民党那一边,被称为六十怂,到了朝鲜战场,却被称为五十凶。
其实,从志愿军,和解放军的原国军士兵比例,就能看出来,只要换了一个组织,换了一个领袖,同样的士兵,同样的军队,几乎就如换了一个人,换了一支军队。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中国从来都有最好的人民,也不缺勇敢的士兵,主要是统治阶级太烂,太差,才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糟糕,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更是一败涂地。
这么短的时间,消灭 800 万军队,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应该从未有过,因此,像帅化民这样的失败一方,一直都很不甘心,各种奇葩言论由此而生,要么说,共军主要是人海战术,国军不忍心打,要么说把原国军士兵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
而五百万解放军,约三分二有国军经历,这种现象,更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只要知道了国军士兵,在加入解放军志愿军前后的巨大差异,大部分完全就如换了一个人,就会明白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中华民族更是一个神奇的民族,基本的特征是上限可以很高,甚至最高,但下限也会很低,上下的波动幅度,绝对是世界第一。
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就如羊,就知道跟着头羊走,头羊走对了,跟着,头羊走错了,也跟着。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能够胜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袖。
所以,中国人的基本特征,就是无属性,缺乏其他民族那样的强烈宗教属性,和贵族属性,也不怎么在乎血统,和民族种族。
因此,有什么样的领袖,有什么样的组织,对我们这个民族太重要了,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
又到了 49 年以前造不出铁钉跟我祖宗世界第一的矛盾的时刻
第一: 1935 年,蒋介石去陆军大学演讲,物理教员束星北当众指责他对日软弱。事后束星北感觉因此事受到校方排挤,怒而辞职,去交通大学物理系当教授也。
第二:1943 年,蒋介石和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发生矛盾,两人多次当众争吵,顾孟余愤而辞职。学界大多同情顾校长,所以没人愿意去接替之。教育部长陈立夫物色多名人选,皆无法就任。蒋介石遂让陈立夫兼任,陈立夫摆手表示不敢担此重任。蒋介石遂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
此事被重庆媒体界开群嘲,有嘲笑蒋沐猴而冠的,有嘲笑蒋自不量力的。
蒋到任后,请老师吃饭,没人到场。给学生发毕业证,被学生集体抵制。不到一年,灰溜溜辞职跑路。据陈立夫会议,蒋非常狼狈,找他忏悔道:早知这么难,就不兼这个职啦。
1948 年全国大选,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总统。蒋想缓和与顾孟余的关系,邀请顾先生担任自己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余怒未消的顾孟余不领情,愤而拒绝。
第三:吴玉章先生是延安五老之一,当过人民大学校长,和四川省委书记。他在《回忆新华日报》中,曾经回忆过新华日报与蒋匪帮斗智斗勇的故事:
“新华日报像一把尖刀一样刺在敌人的心上,因此,敌人天天都想拔掉它。还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敌人就借口新华日报登了驳蒋介石一文,说什么 “侮辱了元首”,大肆叫嚷要封闭我们的报馆。后来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捏造了一些团体,在柳州、开封等地法院控告我们。柳州法院把这一控诉案转到重庆,重庆法院便想借此打击我们。但在我们严词驳斥和律师界朋友的帮助下,**重庆法院不得不批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么好来起诉呢?这个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教员的影响被严重低估。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现在的 90 后和 00 后们,怀念教员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点开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只要是刷到教员相关的视频,弹幕和评论区齐刷刷的全都是 “公者千古”、“人民万岁”、“我们怀念您” 这样的话语,在各大电商平台,《毛选》的销量也是屡创新高,不断刷新各种销售纪录,仿佛一夜之间,一股学习教员的浪潮就开始在年轻人群体里面蔓延。
看到这种反常的现象,很多人真的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90 后和 00 后压根就没有见过那个红色的年代——这代人生在改开的春风之下,成长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他们吃着汉堡、追着日漫、看着好莱坞大片,怎么可能会对教员产生独特的情感?可就是这种看似魔幻的场景,却真真切切地在现实中上演。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常的事情?答案很简单,因为在历经了现实的敲打和磨砺之后,年轻人终于读懂了教员的良苦用心,曾经所有的不解和质疑在事实面前,全都烟消云散,继而变成了对教员的理解和支持!
不信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员生前的三个伟大布局,看看他老人家是如何跨越时空来影响好几代人。
先说教员的第一个布局——人民史观。
所有人都知道,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皇权,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后真的就已经形成了吗?从 1912 年到 1945 年,依次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伪满洲国复辟的离谱事件,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出现了很多农民自立为帝的新闻。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看到我党的工作人员会跪下大喊 “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他们看到教员阅兵会齐刷刷的高呼万岁,他们打心底就没有形成“主人翁思想”,是教员一步步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人民史观” 的种子。
大家喊教员万岁,他老人家喊人民万岁。

大家说当官应该有特权,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大家都在摆架子和百姓保持距离,他老人家却拉着农民坐在路边一聊就是一整天。

没有任何套话官话,他老人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新中国的所有人——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的制度是错误的,只有少数人服务于多数人的制度才是正确的。
所以他把 “为人民服务” “人民万岁” 的精神内核留给了我们,不管现实如何变化发展,中国人始终都会记住——广大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只要这个种子种了下来,那就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还有被很多人诟病的那场运动,如今年轻人也看懂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老人家到底担心的是什么?是苏联的原子弹还是美国的航空母舰?都不是,他最担心的是我们内部的一些人,忘了自己的初心,脱离了群众,看不起农民,变成了新的权贵阶层,所以他用那场运动来告诉所有人——公权必须接受监督,人民也必须拥有质疑的权利。
不信你看看隔壁的苏联,当寡头和资本联手,当权贵与西方高层达成共识,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教员的很多布局,在当时或许很难看清,但时过境迁,现实会一次一次的教我们做人。
当前些年 996 福报论横行,当内卷、低生育率、贫富差距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所有人就看懂了他老人家当初的决定,也看懂了 “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 这两个精神内核的真正价值。

再来看教员的第二个布局——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
现在我们讨论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大多聚焦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个重点上面,但实际上当时教员的考虑远非这么简单,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老人家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个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无视国情。
另一个是长期脱离底层,不了解民间疾苦。
如果让这样一群人成为新中国的接班人,那肯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把这些未来会占据关键岗位的 “储备干部” 送到广袤的农村去锻炼,让他们看看中国最广大最艰难的群体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这样日后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国情的政策。
这种改造运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质疑,甚至某些人后来还一直拿这件事诋毁教员,尤其是某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是诋毁抹黑教员的主要群体。
但后来发生的两类事情再次证明了的教员的高瞻远瞩。
一个是中国公知横行,大量不接地气的公知大放厥词,在政策制定和舆论宣传领域制造乱局,典型的代表有主张中国应该主动销毁核武器的时殷弘,拿着美国护照到处贬低中国人的高晓松,还有收了日本人的钱写书污蔑中国的蒋方舟。
他们都是当初教员要重点改造的对象。

另一个是我党开始坚持干部下放锻炼的基本流程。
现在你进入公务员系统,不管你处于哪个关键岗位,前几年都必须去基层锻炼,因为事实证明,没有深入群众就不可能制定出接地气的政策,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国情,这实际上也是教员思想的一种延续。
教员要培养的接班人,从来都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也不是自觉高人一等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是能扎根基层,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大好青年。
最后来看教员的第三个布局——解构了西方的和平演变。
美国人的糖衣炮弹、舆论攻势、文化入侵这些招数,教员早就看得清清楚,在美国的杜勒斯刚刚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时,教员就直接指出:帝国主义无法用正面的炮火来击败我们,就一定会用其他武器来对付我们,他们的招数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那就一定会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下功夫。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老人家在杞人忧天,但在 2025 年 9 月份的时候,就连新华社都开始发文怒斥美国在搞思想殖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了破坏我们的凝聚力,依次用了控制媒体、影视娱乐入侵、奶头乐污染、教育渗透等多种和平演变手段。

那些公知的嘴脸越丑陋,那些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越极端,就越是证明了教员的高瞻远瞩。
那为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手段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因为教员留下的思想武器早就给我们指明了解决思路。
首先是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思想去看穿和平演变的本质,从思想上引起重视,从制度上进行预防。
然后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路线,让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这样就能避免成为西方的附庸。
最后是坚持群众路线,让我党始终和广大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比如说坚持扶贫,坚持提高人民收入,这才是抵御和平演变的关键。
看清楚没有,教员他老人家虽然早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思想武器,却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铺路。

现在网上很多人认为教员的事业可能要失败了,但其实教员他本人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他明白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事情的进步也是曲折上升的规律,有高峰自然就会有低谷。
而且他老人家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一代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正如网上很火的一句话说的那样——我走后,你们不必时时想念我,因为你们人人都可以成为我!

这就是教员的核心思想,他把赌注压在了未来,把希望放在了人民身上,他就像一个园丁一样,种下了种子,至于后面开花结果的事情,那就留给后来人去考虑。
当长沙的橘子洲头站满了打卡的年轻人。
当韶山的教员故居一眼望去全是缅怀的人。
当短视频平台到处都是公者千古、人民万岁的评论。
我们就应该清楚,教员他没有输,因为他的精神一直都有人在延续!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 “枫冷慕诗”。
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能想象吗?在豫湘桂被小鬼子大败跟在朝鲜与如日中天的美国战平,只隔了不到 10 年
说这个就必须要吹一下教员了,很大程度可以说他再造了中国人性格,再造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期许。
在这个意义,可以说教员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人物(为免争议先加个之一,毕竟要考虑一两个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佬)。
虽然教员也有失误,但我很早下过一个判断: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失误将逐渐变得不值一提,而他的思想和伟绩,却散发穿透历史的光芒。
是教员,以及教员领导的党,使得新中国前后的中国人完全像不同的民族。
改变很多很大,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刷新中国人的人民观念,让大众觉得自己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中华文明原本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教员依托中国的传统,结合马克思主义,对民本观念进行再造和升级,更加凸显人民在国家的地位和价值。
传统中国也讲究家国情怀,治国平天下被儒家视作人生理想,但在新中国之前,这种情怀和理想主要停留在精英阶层、士族阶层,底层民众不觉得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自己有多大关系。
黄仁宇、史景迁曾经描述:抗日时期的国统区,随处都可看到老百姓在田间巷陌喝着茶水、扯着闲天,丝毫不觉正在进行的全国抗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对农民征兵,运送新兵到战区往往要绳索捆绑、马后牵行,因为他们会逃走。
是教员等第一代领导,通过几场战争,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改造,发动广大民众,让民众成为推动国家进步、塑造民族信念的主人。
现在经常反思 5060 年代的那些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之类出现多大失误、付出多大代价。没错,是付出了不少失误代价,但同时要想想,这些失误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对群众热情的发动,超出了科学、理性的可控范畴。然而,科学、理性是可以在之后的历史不断叠加的,但民众被唤醒的热情却是任何国家的稀缺品,会长久影响民众面向未来的主动和能动。
新中国建立之后,当群众喊出 “主席万岁”、主席向群众回喊“人民万岁” 时,这就是改变民族的伟大瞬间。
其二,确立了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和主体性。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水墨画家,他对教员其他方面都挺认可,唯一有意见的是认为教员 “破坏了太多传统文化”。
我对这个朋友说:“如果没有教员,你所谓的传统文化更有可能完蛋。”
五四时期就已经不断有人倡导全盘西化;国家元首堂而皇之信仰基督教,这代表未来的 “新生活”;2030 年代,无论国共,掌权者的大多都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 “政治精英”。
那时的确出了不少国学大师,但那时的国学是钻在故纸堆做学问,和国家未来是完全分裂的两张皮。看那时国学大师的书就知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前途是迷茫的。
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中华文明总有一天成为封闭在博物馆的静态文明。
是教员重新确立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主体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念,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是西化苏化的洋共没有成功,被嘲笑是水浒三国加孙子兵法的农民土共成功了。
依靠中华文明的特殊论、融合论,重新找到了中国本土文明面向的未来定位,从而为它在世界文明博弈另开一把创造了基础条件。
今天绝大数中国人都认同: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人不能简单复制外来文化,中华文化有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一方面,今天中国的民众,相比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民众,更乐于学习儒家、老庄这样的本国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避免重男轻女、家族拘束等糟粕,表现与时俱进的开放性。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归根到底两点:民众更有自信,民族更有自信。
关于第二点再多说几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我阐述这点时用词有时是 “文明”,有时是 “文化”。
文化和文明是不同的,即使没有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文化一样可以存在,台湾有中国文化,新加坡有中国文化,甚至国外也有中国文化,国外汉学家如史景迁、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化水平不低。
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延续、发展了中华文明,这不仅因为那些地方脱离了文明母体,而且它们的发展路径基本是西方的,和中华文明的关系不大,即使原本有些中华文明的底色,也会逐渐淡化、褪色。
比如,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新加坡也在去中国化、强调自己多元民族性。未来的台湾、新加坡,连中国文明的边缘节点都算不上。
在当今世界,唯一能够承继和发展中华文明正统的就是中国大陆。
虽然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又相关。文明是根,文化是叶,脱离了文明的根,文化也就缺乏活性,失去生长蔓延的基础,文化的价值将逐渐走低,文化的产品更多是研究、考古的对象,就像把没有根的叶制成标本。
为什么说教员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因为在新中国,中华文明的几个重要特色保留下来了:一,集体主义,二,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三,大一统国家的权力集中,四,民本思想,五,政治军事的中国智慧(《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容斋随笔》)…… 等等。
既然如此,为什么 50-70 年代,似乎中国文化又遭受不少破坏?诸如破四旧,批林批孔等。
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精华,也有不少的糟粕或过时的东西:一,封建礼法的等级秩序,二,重男轻女,三,家族礼教对个体的倾轧,四,文明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因此需要对文明的糟粕进行彻底清理,这就难免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尤其是以群众运动这种形式对传统进行清算的时候,有可能泼水把孩子都泼掉了。让群众兼具热情和理性是非常矛盾的,你很难做到既唤醒群众,又控制群众。
你看,即使 6070 年代那么强调男女平等,老说 “妇女能顶半边天”,但 8090 年代重男轻女仍然非常严重,杀女婴现象屡禁不绝;6070 年代砸毁了那么多牌坊家庙,一进入 80 年代,家族势力迅速抬头,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家族形式的黑恶组织。
传统的痼疾是非常顽固的,对于当年某些 “矫枉过正” 的行为,站在历史角度有时需要适当理解。
况且一些重要文物还是得到了保护。1961 年新中国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了 18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在后来基本没有受到破坏。甚至在 “破四旧” 十年,新中国还取得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等重大考古成就。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自我期许是在教员领导时代确立下来的。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关于中华文明的前途主要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保守主义:中华文明不需要进行变革,只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可以了。经过一番复古复辟的折腾,证明了这个方向不可行。
二,全盘西化:完全放弃自己的文明,加入世界 “先进文明” 大家庭。这个方向能不能走通难说,但肯定没有中华文明了。
虽然也有一些人主张中间路径,但中间路径具体怎么走、有没有前途,当时没有把握。
到了教员时代,具体说是 30 年代后期一直到 70 年代,教员相当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提出内外文明的结合论和适应论,即:中华文明能够与外来文明相互结合,对外来文明的吸收需要适应中国实际情况。
这就一下子打开了文明发展的格局和空间,后来中国就是延续这样的思路,包括在此基础提出 “中特社”。开句玩笑:现在的什么发展理论、发展思想,你如果前面不加一个“中国特色” 的修饰词,都不好意思见人。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能延续本国文明、本国文化的国家了。你看全球所有国家、地区(包括港澳台),哪个地方像中国大陆民众如此热衷学习书法、国画、诗词、民乐、孔孟老庄、朱子阳明等本国文化?中国家长自发送孩子学习古筝琵琶水墨书法的人数几可与学提琴油画的人数相颉颃——要知道,这不是专家的研究或收藏,不是少数人的癖好,而是无数普通人的喜好——所有这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文明在中国的传承和延续。
更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物,体现出来的注重实际、灵活变通、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气吞万里、天下大同的格局,比国学大师的著作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气质、风貌和境界,它输出并影响世界,已然是各国人民认识中国思想、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我妈出生在山沟里,生下来的时候因为太瘦小,大人说这个孩子养不大,所以连耳洞儿也没扎。能走路了,就天天上山采摘野菜,给家里补充口粮。
到 11 岁那年,她才上了小学,后来又读了初中和中专。都是不收学费的,家庭困难的,学校还给发补助,虽然钱不多。我妈还领过一次。
就在昨天,我和表弟闲聊天,他问我,你妈是哪年上的小学?我也不知道,就去问我妈。
我妈笑眯眯地说:“就在解放那一年”。
渡江战役时,不仅周围渔民踊跃献船,就连文艺界也纷纷发动舆论支持解放军。
因为文艺界受够了没完没了的创作审查,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文艺界的春天终于来了。
因为新中国,就是共和时代的汉朝。
祂如汉朝一样,雅正、典范。
祂将成为华夏文明的全新正朔,将树立万世景仰的制度范式。
什么意思呢,即祂将和汉朝一样,奠定至少未来两千年的国家范式、政治范式和叙事范式。
这个范式,说白了就是 —— 人民万岁。
如果我们的社会实践探索遭遇挫折了,中国走到了新的历史周期律里。那么未来的天下英雄,绝无可能在违背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构建长期合法政府。
祂树立了终极的圭臬:自此以后,任何大一统的长治久安的政权,只能是一个革命政权,必须是一个人民政权。
和延续了上千年的金刀之谶一样,星星之火已是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会始终在神州大地上燃烧。
这种燃烧照亮前路,当然,也会一直炙烤着未来的英雄豪杰。
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说着玩的。
我说一个例子,中国的保姆阿姨,只要混熟了,每一个都敢慢慢地替主家做主,不管这种行为对不对,你就看其他哪个国家还有吧。

漕运总督衙门,总督级别,地位非常高。
看到门口两座石狮子了吧,就是图片上面的,这是两件仿制品,不是旧的。
原先是有真的。
当年郑和下西洋,海外进贡石狮子,然后两座石狮子就放在了漕运总督衙门的门口。
1966 年,砸毁了。
现在看到的就是仿制品。
教员的伟大,怎么吹都不过分。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这个民族就像一个瘫倒在病床上的病人,是教员的雄才大略、伟大气魄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脊梁。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清朝元朝跟历史上的汉唐宋明更像两个民族
朱元璋和教员都是再造华夏,并不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华夏民族
答案只有一个,一个人:毛泽东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老人家都事实上不仅重塑了那个组织,更进一步带领那个组织重塑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人的精气神。
这种重塑不是简单地建立一个政权,而是扫荡自唐以降越来越重的老年暮色,让朝气蓬勃的秦汉雄风重新成为整个中国从国家到国民的总体气场。

这是解放前的苏北鲁南豫东皖北。
同样是这个地方,没几年,靠动员群众就把淮河修通了,修了里下河,修了淠史杭,用双手把压在黄淮地区人民头上的诅咒赶到了海里。
同样是这个地方,1978 年出生的小花梅,成年后成了铁链女。
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再造华夏之功,重塑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
个人不知道答主是依据什么说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建国前后,各方面变化很大、改变许多,但要上到说什么 “民族性” 的高度,那我想不太合适。当然,如果说 “群众感情” 变化,那肯定就有的谈,比方说有一个大家不太常提的方面,那就是当兵。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是不愿当兵、不肯当兵的,群众普遍被国民政府的义务兵役整怕了,这里的 “义务兵役” 是什么呢?那就是通常说的抓壮丁,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共同纲领》有一条是 “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这里讲 “适当的时机实行”,而不是立刻实行,就是因为群众被义务兵役搞怕了、群众都不肯接受“当兵义务” 了。这不是乱放空言,是聂荣臻元帅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参谋长在回忆录里说的。
“为了解决我国的兵源问题,我们必须向义务兵役制度过渡。**过去蒋介石的所谓征兵制度实际上是抓壮丁,使人民群众畏之若虎。所以,我们实行义务兵役制,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才能渐渐为人民所接受。办法就是先组织民兵,训练民兵,由义务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当时我们设想,凡十八岁至三十岁的公民统统编入民兵,人人有当民兵的义务,慢慢养成这个习惯。”
“前三十年” 的标签符号之一,就是用百万、千万来计数的民兵队伍,而照聂荣臻的说法,“大办民兵” 的背景应当还要提早一些,从跃进时期兴起的 “大办民兵师”,提前到建国初期对于义务兵役建设的预备——在当时中央首长的规划里,1950 年开始的义务民兵制、人人做民兵,就是为将来义务兵役制、人人要当兵做准备。

而实际上,聂荣臻回忆录里的这段话,很大程度是照搬他自己在 1950 年全军参谋工作会议讲话的内容,而当时聂荣臻的讲话是要更直接一些:1950 年开始的义务民兵建设以三年为期,待到 1953 年义务民兵制度建设完成时,就要进入义务兵役制。
届时,义务兵役就会是强制征兵制,不管人民群众愿不愿意,都要按法律规定去尽义务,容不得商量,不能随便说情,“你自愿我不自愿,我要去生产,这样,谁来服兵役”。不能像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单纯依靠民兵基础搞 “自愿性,半群众性,半武装性的” 志愿兵制。
“过去国民党的所谓兵役制,实际上就是拉壮丁,给予人民印象太坏了。我们的兵役工作是从抗战时期的民兵工作开始的,现在需要改进一下…… 以后我们要实行征兵制,这不是愿意不愿意,是法律上所规定的。若是说自愿性,半群众性,半武装性的,那好了,你自愿我不自愿,我要去生产,这样,谁来服兵役。国防军的兵源从何而来,谁来捍卫祖国。…… 我想,在三年内全国土改大体完成,老区、新区同样的加紧民兵工作,使之过渡到征兵制,解决国家兵源问题。”

聂荣臻讲这番话,先讲蒋介石的强制征兵搞得全国人民怕当兵,再讲以后新中国征兵也要应对群众的意见,征兵制度不能被群众反对轻易动摇,给全军参谋的代表们做了一个 “强制征兵” 的思想准备,这是不是 “引喻失义”,上演“自比蒋介石” 了?
其实不然,这一套话是有背景的,对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首长来说,逃兵是一种常事,就在聂荣臻讲话的几个月以前,他才做了华北军区的半年军政工作报告,开头第一件事就是逃兵的问题:“二十兵团每个军在九月份逃亡少者二三七人,多者四九一人,十月份每军只百余人。二〇五、二〇六、二〇八、二〇九四个师,六月份逃亡总数一〇三七人,七月份七〇〇人,八月份七四一人,九月份五一九人,十月份 (缺二〇九师) 一〇七人。”
仅就报告中明确提及的数据来看,光是在 1949 年的下半年,华北军区的逃兵便有 3900 余人(237+491+300+1037+700+741+519+107=3932),这一时期,华北部队没有高强度的作战需求,也没有过于艰苦的条件,结果一个 “非战斗减员”,官兵自动做逃兵,就跑掉了一个多团的兵员。

当然,熟悉近代中国军事的朋友也都知道,在近代的中国军队里,官兵逃亡、做逃兵才是兵家常事,军队内对官兵缺乏约束力、入伍者对军队缺乏归属感,使得士兵逃亡成为了中国军队非战斗减员的一大主要原因。
蒋百里在其 1922 年的作品《裁兵计划书》(今日以 “预言中日战争” 出名)中曾谈过中国军队的 “逃兵满地” 现象,其中第二编第五章第一部分 “关于人事者” 内,就以彼时的逃兵问题讨论裁军定额,提出应根据可统计到的逃兵数量来进行裁兵,提到**当时有统计的逃兵率即有五分之一。**与其留着这些兵额浪费军费、让政府头疼逃兵,不如裁去。
“一年当退伍五分之一。其根据乃在十年来逃兵之统计。前者犹为法律之空文,而后者则兵卒志愿上之事实。而政府往者方且力求其不逃不可得者也。今亦只求缺额不补斯者可耳。”

在尚且奉行志愿兵制的北洋时代,军队逃亡率即达五分之一,更遑论是征丁千万、厉行 “义务兵役” 强制征兵的抗战年代。在 1946 年何应钦所作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民政府自身官方统计出的逃亡减员数字即有 59 万余,对比起 138 万的总减员数,逃亡减员就占了国军抗战时期减员数量的 43.31%。
而这还只是战后的 “初步统计”,甚至很大程度只是国民政府对外的一个“大本营战损通报” 没压缩了实际损失,实际上的逃亡减员是只多不少。何应钦在 1943 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军事报告中就曾提及逃兵问题:全面抗战五年来国军内部统计的减员人数就达到了 250 余万,而征集壮丁已突破千万,达到 1100 余万人,但实际补入部队的只有 800 余万,这意味着有 300 万壮丁失踪。
“五年间伤亡病废,迄今二百五十余万人。而征调之壮丁,已及一千一百余万人,补入部队者八百余万,足见征调之兵,用以补充逃亡者为数实已可观。”
抛开今天胡乱计算的 “壮丁缺额肯定都是死了” 的骇人言论,结合近代中国军队逃兵常态化的现实,将这种缺额视作主要由逃亡所致(就像何应钦自己提到的“补充逃亡者数实已可观”)那我们也能认为抗战五年,国民政府自己征集的壮丁就有五分之一左右,是“未入伍即逃亡”——抗战军兴,救亡图存人人有责,但强制征兵和低劣的生活条件还是产生出了百万级别的逃兵。

显然,“历史证明了我国人不愿当兵”,这也正是当年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代首长的共识,在 1950 年,聂荣臻就做好了为实行强制义务兵役而不顾群众意见的思想准备。
那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我们今日视作 “抓壮丁” 的强制征兵,没有出现群众闹征兵呢?原因除了我国人数众多、适役人员众多之外,就是“群众入伍热情高涨”.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一亿人口,部署几十万的征兵任务,群众有不少因征兵而闹事的,现在一年部署下去几十万的征兵任务,群众是踊跃参加。
到 1952 年时,1950 年的 “顶着不满也要征兵” 的估计就成了完全的悲观的不准确的估计,群众的热情超乎了聂荣臻这个总参谋长的预料。在当年写给中央首长的报告《关于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方案的报告》里,聂荣臻就 “发现” 了中国的人民群众 “变” 了,中国人 “不怕当兵” 了,各地呈现出参军入伍的“踊跃情况”。由此认为可以提前一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去年动员新兵时报名参军的踊跃情况看来,说明人民并‘不怕当兵’,而是‘怕当一辈子兵’。青壮年轮换着服兵役,担当起保卫国家的任务,已成为较普遍的要求。”
人民群众变得踊跃报名参军的原因,除了服役制度的建立发展(此前中国军队长期没有真正落实的服役年限,青年入伍后想要退出,要么是自己逃跑,要么是伤残后被清退,即 “辈子兵”,建国后解放军也面临这一问题)就是政治动员、土改运动的深入,改变了群众的思想,让中国的大众将中国视作 “我的国”,不再回避 “保卫国家的任务”,变得愿意当兵、敢于当兵,而不是大批大批做逃兵。
“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即将于今冬完成,封建的地主阶级和土地制度已被彻底推翻,人民的觉悟程度则普遍提高。以上这些条件,成为实行义务兵役制主观和客观的有利条件,说明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仅需要,而且是可能的。”

聂荣臻这个预测算不算准确呢?从几年之后的新发展来,聂荣臻元帅说对了:1954 年国务院首次按义务兵役原则在全国试行征集制度补充兵员,同时进行义务兵役制原则的宣传,“受到了各地人民的热烈拥护”。
“许多青年妇女登台讲演,鼓励亲人报名应征,许多老年人因儿子被批准服兵役而到处夸耀,许多被批准服兵役的青年兴奋得几夜睡不好觉。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未婚妻送未婚夫、兄弟争着报名的情形,只据河北、河南、山西三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八万起。”
这一热烈拥护到人数上的表现,就是 “全国报名应征的人数达到一千零三万二千余人,而实征的人数只有八十三万多人”,是的,1954 年新中国首次秉承义务兵役的原则,像过去国民政府那样宣扬 “当兵入伍是义务”,结果是全国上千万人报名应征,超过了部队所需人数的十倍有余。
在这里,我们不妨就再拉出民国来 “作比较”: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依靠强制手段、生拉硬拽来的壮丁总计有 1355 余万。到了新中国,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政治宣传的深入和兵役制度的晚上,一个征兵季,全国报名应征者就达到了 1003 万。
这样的反差,不说是 “判若两个民族”,也实在可以说是 “换了人间”。

不不不,新中国成立后分四波人,改开前,改开后到入世,入世到疫情,疫情到现在
很多人其实意识不到清末到民国是个类似五代十国的大乱世
因为抗美援朝成功了,没有比军事上的胜利更能激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了。
即使印度这种赢学大国,也是在果阿战争击败了葡萄牙这种已经算不上列强的西方国家之后才自信爆棚,更别说击败了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了。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两个民族!
没组织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先给你们提供一串数字:20,24,25,26,28,29,30,31,38,42,46,你在这些数字前面分别加上数字 19,告诉你,那就是民国历史上特大灾荒(包括水灾旱灾)发生的年份!
那么组织起来之后呢?
举个治理淮河的例子,就能知道新中国的组织力有多强。
1950 年 7 月,解放战争还在打,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受灾面积高达 4687 万亩,受灾群众 1300 多万,房屋倒塌 89 万间。
灾情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 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 998 万,死亡 489 人,581 万人断粮,109 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换成封建王朝,最多也就是中央地方调粮救灾,让灾民度荒了事,淮河该泛滥还是泛滥。
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此。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 “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 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
“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立即向总理转发报告: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 月 25 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绝不推诿卸责。
9 月 12 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 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 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 月 14 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送到治淮指挥部。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 83 万民工、征调 8314 只大小船只、7349 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 4 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的红旗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干劲冲天。
到 1951 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 903 公里,完成土石方 2281 立方米。

但是,光救灾是不够的,想要长期解决淮河泛滥问题,必须修建水坝。
修水坝就不能光靠人民热情了,必须依赖科学。
1951 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几位专家经过 3 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修建具有好、快、省等优点的连拱坝。
从来都是话好说,事难做,
连拱坝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苏联老大哥也没有建过连拱坝,中国的技术人员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连拱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压力最终来到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力发电专业毕业归国的汪胡桢身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汪胡桢更优秀的水利人才了,
建,还是不建,就等汪胡桢一句话。
民族的期望、人民的期望、党的期望、领袖的期望,这可是比泰山还重的责任啊。
大坝要是没建好,塌了,即便党和人民不追责,汪胡桢也会自己跳进淮河里去。
经过无数次没有日夜的反复计算,汪胡桢最终决策:建。
专家下决心了,中共听专家的。
1952 年 1 月动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开工,中央统筹协调,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历经 2 年又 10 个月的艰苦建设,1954 年 11 月,佛子岭水库胜利建成。
佛子岭水库有什么用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承担着淮河防洪蓄洪的任务,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同时,佛子岭水库还是新中国水利的初始摇篮。
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水利建设知识,汪胡桢亲自授课。
等到水库建成了,这些人也成了大大小小的专家,再将自己的经验带到祖国各地。
中国水利工程领先全世界,就是从佛子岭水库简陋的教室里开始的。


与治理淮河同时进行的,是抗美援朝、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镇压反动会道门、肃清鸦片、解放妓女,等等等等。
以上的每一项,难度都不比治理淮河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才能爆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
一旦中国人将能量爆发出来,全世界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前进的路。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也已引起越来越多好奇且有头脑的老外潜心地研究了。
他们追根溯源,把根摸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领路人的对比上。
这一下,就见了真章。
他们激动不已,带着敬仰心配了图文,言简意赅,在国外最大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他们的观点:
“中国能走到今天,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根就在这个团队(教员)那辈人”!

底下的跟帖基本多是惊叹与敬佩。
另一个中国通的跟帖,即是对此贴的注解,也是做了能引起网友们再深度思考中国过去与当下的观察延伸:
“要是当年国民党赢了,中国现在也就是个印度的水平”。
这一下,搅得跟帖者甚众。
清醒者们群情激昂,混外网的国民党的后代们都只得装瞎子、扮哑巴。
因为看完跟帖后,他们也只能是哑口无言。
跟印度相比的话题里,“如果没有教员他们这个伟人天团,咱们恐怕还在不如印度呢!”
跟帖者几乎全部认同这个观点。
好了,咱们回来,我觉得今天得跟大家一起把上面的这些话说得再透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的好运,到底是从历史上的哪个岔道走过来的。
所谓的再点透一些,就是综括他们所有的跟帖讨论,其实大家已经戳中了事情的关键:
就是当年两条路的分野,早被 “信什么” 的差距给钉固了。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做了全方位的比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两条道路斗争中,只有人民战争的道路才是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也昭示我们只有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中国人民才有翻身做主的幸福日子。
抗战时期,中国有四万万人,四万万人的土地上却分裂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面是黑云压城、贪腐横行;
一面是红旗漫卷、自力更生。
何谓复杂?
何谓优越?
历史无声,自见分明。
蒋介石集团口称 “三民主义”,实则勾结官僚资本,鱼肉百姓。
他们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
一面是文恬武嬉、营私中饱,一面是饥民遍野、民生凋敝。
**经济:**囤积居奇,苛捐杂税,民穷财尽。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百姓 “终岁勤苦,不得一饱”。
**军事:**士兵面黄肌瘦,士无战心,军官克扣军饷,十万大军不如三万抗日军民之力。
**政治:**特务横行,镇压人民,疾呼民主者便是 “奸党”“叛军”。一党专政,独裁凶顽。
此等统治,早已脱离民众,沦为 “少数人的私产,大地主大银行的赌场”。
历史证明:逆人民者,必自绝于人民!
民国的常态无疑是战争,灾荒,杀戮,压榨,剥削,逃荒,饥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宋女士旗袍无数山珍海味享不尽,平民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聊生。
国民党的执政逻辑里,本质上是从来没把 “百姓” 放在核心,反而一直是把 “靠西方” 当成了救命稻草。
为了搞到美国的枪炮打内战,他们眼皮都不眨就签下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把关税主权、内河航行权全给拱手送了出去,一点不考虑国家前途后果,纯粹一帮治国盲。
这些东西签完后,小的层面,美国货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了,中国老百姓的小作坊、小生意全被冲垮,饭碗都碎了,他们根本不去不管。
大的层面上,美国军舰大摇大摆地开到咱国土最大象征之一的长江里,那种耀武扬威,就把中国内河当成了他们自家的后花园,中国俨然就成了他们的。
到了这种地步,蒋该死们却一点也不吭声,这个信耶稣而不信百姓的两口子,及他们的跟班们,只觉得 “能抱上西方大腿就稳了”。
难怪吴石等一些有民族感、家国意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怒而反水了。
国民党这种 “信西方、信权位” 的路数,也只能注定了他们把国家主权当筹码,把百姓死活当摆设。
通观那一段历史,我觉得用说他们 “卖国成了习惯”,都一点没冤枉他们。
有次跟一个有分量的国民党籍台商闲聊,我就直截了当如此说,他反而是极其认同。
可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信的不是西方的脸色,是 “为劳苦大众服务”。
我前几天又翻出来教员跟斯大林会面的图片,斯大林本来想用强国气势摆一下谱,但被主席的气势给压了一头 。
这个气势不是来自身体的伟岸,邓小平也是如此,这气势是来自泱泱中华的底气。
那个信耶稣基督的蒋委员长就没有,眼神里有的也只是逆我者亡的凶气。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另一种气象——“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
一切政策来自人民,一切力量归于人民。
**经济政策:**废止苛税,减租减息,扶持农工。
军民一体开荒屯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晋绥边区产粮千石,太行山下织布机响,老弱妇孺皆为生产战线之兵。
军事斗争:“枪杆子不脱离镢头”,人民武装与生产自救结合。
战士披星开荒,夜间歼敌,哪里有一支饿着肚子打仗的军队能如我军般愈战愈强?
**政治建设:**三三制政权包容各阶级,干部不领薪俸但领民心,村中民主选举如火如荼。
群众呼喊 “共产党是咱们的命根子”,这便是最大的合法性。
“为劳苦大众服务”,这个可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是主席伟人天团在延安窑洞里跟 “泥腿子” 农民一起算收成,琢磨怎么能让大家多收两斗粮。
是战士们自己啃窝头,也要把缴获的粮食分给受灾的老乡。
是新中国刚成立,就敢对西方拍桌子说 “不”!
中国共产党不承认所有卖国条约,让在中国作威作福近一个世纪的西方列强们震惊的是,教员竟然敢把驻在中国的美军全赶出去,连美国想赖在青岛留驻军的念头,也直接就掐灭在了摇篮里!
为啥敢这么硬?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国家才算真的好”,所以守西藏、保新疆、护东北时,才会拼了命去争,绝不让 “九 · 一八” 丢国土的悲剧再重演。
“是人民的选择”。
现在再看这句话,就特别有新体会。
你信西方,西方只把你当 “血包”,你看看现在的韩国和小日本,美国一缺钱就来榨一下。
你信百姓,百姓就愿意跟着你把破碎的国家拼起来,从 “吃不饱” 到“站起来”,再到“强起来”。
外国网友现在不少竟然把我兔说成是列强了,觉得咱们大阅兵的武器让他们头皮发麻。
所以,到如今,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
中国的今天不是碰运气捡来的,肯定是当年选对了 “信什么”:
信百姓的人,才能带百姓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是人心的必然。
蒋介石集团迷信武力与权术,却不知真正的 “铜墙铁壁” 是千百万觉醒的群众;
解放区虽处穷山恶水,却以根植人民的政策,锻造了不可战胜的伟力。
正如毛主席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谁在反人民?
国民党屠刀对内,亲日投降政策层出不穷;
解放区则携工农国际,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谁是真抗战?
正面战场溃败如山倒,敌后战场歼敌如雷霆。
解放区自始至终是中国抗日的脊梁。
国民党之溃败非因 “武器不敌”,而是因其彻底沦为人民公敌;
解放区之壮大非因 “外援便利”,而因以人民为师、以勤俭为剑、以真理为旗。
历史已然证明: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从黄土高原的窑洞走向全中国的解放;
贪污腐朽的蒋家王朝,终被人民的巨浪冲刷入海!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当前,人民群众将我们的社会风气同毛主席时代的社会风气相比较:
一个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社会风气和一个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风气,高下立见。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何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怀念毛主席时代的社会风气。
就是怀念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气,怀念那种为了革命目标而甘于奉献的风气,怀念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精神丰富而自由的社会风气。
这并不像那些反动敌人口中污蔑的要走回头路,恰恰是要玉宇澄清万里埃,是一种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
因为军事红利。
革命的效果过于彻底,反而让人质疑革命的必要性。核武威慑下的和平让许多人产生了白左式错觉,忘记了人类的底层代码是暴力,军事威信对民族自信的决定性作用。
一个不断遭受军事失败,被征服被屠杀,被打上失败主义钢印,自信心和勇气几乎被摧毁殆尽的民族,终于在一个全新政党的带领下,用不断的军事胜利重新找回了凝聚力和执行力,这是民族的活力焕然一新的真正前提。
中国的近代崛起有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模板,就是同为陆权国家的德国。没有普鲁士的 “入关”,没有野蛮其体魄的决心,没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对德意志民族的淬炼和升华,就不会有现代德国。
是毛主席和整个第一代领导人重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明清两朝的进士对比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了。
到了清朝,同个县出现的进士,大多是同一个姓。
清朝,是国家和社会教育全面崩塌的一个朝代。只有少数大家族维持了教育,而不是像明朝有公办的卫所教育,有社学。更不如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和大学了。
清朝文盲率奔着 90% 走,是很离谱的。

我从来没这么精神过
当牛马的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
之前看到的回答

本人潮汕人,老妈是广西的,在极度排外的潮汕地区就是备受歧视的外省仔。从小到大一直被土生本地人欺负,小学六年级那年再也忍无可忍,抄起那种老式的板凳痛殴那个欺负我最狠的,直接把人干骨折了
然后那人父母带着亲戚在我放学路上拦我,我当着一群吃瓜群众梗着脖子说,要么今天把我打死,要么以后我见你儿子一次打一次,打到死为止。对方不敢动手,这消息经由吃瓜群众传遍整个村子又传遍整个学校,从此再也没人敢在我面前提外省仔了
新中国成立打的那场战争,起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1967 年 5 月,在港督府门外大举张贴大字报,彼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历史上最斗志昂扬的时期,天不怕地不怕,中国人站起来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
两个民族是啥意思?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 “马克思化”、“列宁化” 了呀!


新中国成立后,禁止绝大多数百姓中的男性穿民国时很多男性会穿的这种长衫,只许相声演员在说相声时穿长衫。

50 年代初期,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有一次穿着旗袍参加 “文代会” 之类的会议,结果遭到了参加会议的其他人的批评,指责她不该在解放后还穿旗袍!(当时流行穿苏联发明的 “列宁装”)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我国的公章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解放后我国的公章向苏联学习,改成了苏联那样的圆形,而且在公章的中央会加一个五角星的图案!
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大陆制定的 “文字改革” 的计划是逐步淘汰汉字,最终用“汉语拼音”取代汉字,直接当字用。“腾讯”网的编辑部自办、自写的名叫 “短史记” 的专栏 2019 年有一期的文章是《汉字简化的曲折过程与历史教训》,文中就说了:
(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
上世纪 50 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 “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 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
“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吴玉章《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26 日)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3 页)
1952 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郭沫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关于 “汉字简化” 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
“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10 页)
这种 “过渡性质” 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11 页)
鲁迅生前就主张逐步废除汉字!当年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36 年 10 月他接受一份名叫《救亡情报》的报纸记者的采访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篇采访录、访谈录随后以《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为标题,作为鲁迅写的文章收录在了鲁迅的各种文集里,比如解放后的 1951 年出版的书《鲁迅论语文改革》中就收录了他说的这段话 (见下面原书的实拍照片) 《救亡情报》报是当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主办的一份爱国报纸。



早在 “抗战” 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是主要的领导者。1940 年 12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4 年暂停。


























婉转版: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直接版:在思想文化层面,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给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造成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换个问法,其实答案就在谜面上。
突出前朝的腐朽才能体现今朝的无与伦比的新。
然后,你就看到了巨大的割裂。
蛮族灭亡罗马之后,西欧人成了一生洗三次澡的野蛮人。
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之后,文明辉煌的古印度文明人民也成了抽象的拟人生物。
殖民不是只有先进殖民落后的案例,落后殖民先进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一台用 “封建社会系统” 运行了千百年、只在版本更替时打几次补丁的电脑,一直没有清灰,还进了蟑螂,遇到最新软件时内存撑爆支持不了,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慢,直到彻底卡死。
而新中国的成立,就是把电脑打开彻底清了灰,把蟑螂全部赶跑,再把老旧不堪无法再运行最新软件的 “封建社会系统” 卸载更换成最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时时根据现有软件进行热更新,以便对现有软件进行解析以进行最佳适配。
这一套下来电脑几乎就跟换成新的一样,自然看着就变得不一样了。

并没有,欺下媚上仍然是普遍现象,等级观念大量存在。
因为在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循环,王朝更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老这么来一轮一轮的人都疲了,谁爱来谁来吧,鞑子也行鬼子也行,都一样。
而教员给了中国人新的希望,那就是突破帝王将相们的往复循环,可以努力创造一个没有老爷的社会。
为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为这是打破旧世界循环的利器。打破了就循环才有新希望。新的希望激活新的热情,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激情燃烧的令人害怕了。
这精气神已经一千多年没有了,甚至可以成从来就没有如此广泛的精神过!
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可以创造物质,真不是瞎说。你就是把原子弹给到某些人手里,都能当成烫手的山药扔掉,没有了精神比什么都可怕。
看到很多回复提到建国之后的大工程的
老实说 GCD 确实伟大,但是大规模基建,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会去做的事情,如果感兴趣看看汉唐的地方志会发现古人也没有到几乎人人文盲的程度
到底为什么现在大家印象里的古代中国是饿殍遍地人人文盲基建落后的样子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好难猜啊
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

新中国把鬼变成了人。

因为毛泽东,没有其他原因,
论一个国家有一个雄才大略领导人以及一个优秀国家组织的重要性,
教员重塑了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扫除了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
让一个活了 2000 多年的封建老人返老怀童,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一个有着 2000 年重生经验的年轻人,这是真的,不是穿越小说!
一句话: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我反对皇汉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习惯性的否定土共和教员的作用,把中国的成就错误地归因于自己的民族优越性。
清朝的出现是不幸,也是大幸事。
它让中国人幡然悔悟,永远永远不可以让异族统治华夏。
这是几乎灭绝种族的教训!
甚至因为如此艰难卓绝的境地,而诞生了一位圣人来指引华夏。
当代中国人的自尊自信是 gcd 给的,汉唐衣冠断了 300 多年,是 49 年以后才续上的
经历了
土改、文化大 XX
根基发生变化了
清朝刚建立的时候,朝鲜使臣来访时路边老百姓看到后无不落泪。
一百年以后老百姓看着朝鲜使臣只觉得是一群穿奇装异服的人。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
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两个民族。
信教的汉人叫回族,和汉族已经是两个民族了。
就是清朝的锅。
清朝时期,属于中国文明被动异化时期。清朝的民族大防政策,严重削弱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导致中国人成了清末民初时期那种 “麻木的中国人” 的状态。
看看晚清时期那些老照片里如痴呆儿一般,耷拉着眼睛,张着嘴,眼神空洞,面部僵硬的表情… 那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精神上的匮乏。
为什么?因为他们找不到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而凝聚的理由。
夏商周为什么而凝聚?为天下。我们要给全天下那些蒙昧的连字符都不会写的人带来文化和文明。
秦汉晋为什么而凝聚?为家国。我们要让大大小小的开化家族和家庭能够在文明的护佑下,抵挡野蛮,安全保存。
隋唐宋为什么而凝聚?为文明。我们要在野蛮群体也掌握了文字、冶炼和制度机器之后,成为我们主体文明的次生文明,我们要守住我们文明的相对优势,让文明薪火相继。
但辽金元,是一波重创。因为当汉人守文化之后,彷佛这文明给了谁都一样。但元朝的速亡和明朝的崛起,意味着不是谁都能治理这样庞大的族群。能够稳定我们文明的,只有我们自己。
清是一个异类。清朝强迫我们放弃了我们的部分文明特征,但同时他们也放弃了他们的一些文明特征。清是披着散装民族外衣的军事贵族,他们再次用宋明的守文化制度,套住了汉人士大夫,和他们形成了一个满人打仗而汉人耕读的契合态。从顺治到乾隆,凡是满人还在打仗,清朝就还算稳定。从嘉庆开始,满人只想做贵族而不好好去替耕读的汉人开辟各方商路,开辟增量利益,想舒坦的吃存量了,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汉人的反抗也就一波接一波了。
但腐朽的满清,此时原本有一次机会,像昔日交还权力给汉家的宇文鲜卑一样,只要完成最后的汉化,其实汉人也是能接受这个连自己语言和文字都已经快要消亡的少数民族入汉。可晚清到了后期,满汉大防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这之后,就如前边所说,在错误的民族政策下,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动员能力你建立不起来。
洋务运动时期那些拿着火枪的清兵,虽然手上有枪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拿着这杆枪在守护一个什么玩意儿。出工不出力的军队,能守护这个国家吗?显然不行。
汉人被抽掉了精神气儿,这个国家只能越来越烂。于是到了晚清,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战不赢,内斗不止…
这种王朝能在全球工业革命扩散期,带领中国走向坦途?开玩笑嘛。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文化框架就是民族主义。偏偏朽清在这块拉中国的后腿拉到不行。
就这么说吧。明朝晚期确实腐朽。但明朝攒一支精兵挡住满清毕竟还挡了三代人,是能挡住的。但明朝腐朽本应是顺朝来替代。可偏偏,对方趁我方中场换衣服的时候踢进球… 偏偏这个世界就没有裁判和规则,这球还真就算进了。
汉人的更迭时间差正好遇上他们兴起初期,周期对位真的不好。后金建国不说像满清二百多年吧,少数民族但凡像北宋契丹那样刚建个百十年,基本也就周期到头了,就算晚期依然强势,至少进不来入主汉地。
可偏偏最后一个要在工业革命期和西方对位对打的汉人更迭期,遇上了强劲期的满清。这天下,丢的确实有运气不好的成分。比如李自成确实流寇主义有点重。但凡他把中西部基本盘多巩固上几年,和辽东明军集团也分好蛋糕,凭这个地缘优势,天下最终不见得就是满清的。
如果是一个汉人政权,即使可能有一些封建习气,但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速度应该也是满清的十倍速。也就是说,满清开启了中国人的百年耻辱,那汉人政权可能十年耻辱也就完事了。
再退一步说,即使汉人政权腐朽的厉害,但因为没有民族大防,不用把国家资源都用到防汉,那汉人平民起义建立轻装上阵的新政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速度会快很多。满人当年能统治全中国,是因为满人接受了科举制,汉语汉字这些。前者其实是传统中国的那一套封建的东西。但洋人不会接受,也不会搞这个。因为洋人不是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压根是不搭噶的另一种文明。洋人在甲午前后即使能攻破中国,也无法接受和玩转中国的这一套。因为大家没有共享一套文化基因,所以汉族主导的中华文明反而会对西洋文明的排抑作用更强。就像我们地球人会感染地球病毒,是因为有共同的基因历史,但到了外星,那里生命有没有炭基,有没有 DNA 都不一样,也许物理差距大,但不会像次生文明夺舍主体文明这样感染和异变。
但很可惜,满清这种异变后的中国文明,面对外来文明是孱弱不堪的。因为它为了自保,要出卖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康有为他们说的,保都畿而不保国家。实际上,是保贵族而不保百姓。
现代文明是民族主义为核的,合法性来源不在君权神授,而在于人民赋予。你不保多数派的百姓,你只能被现代国家碾压成酱。连日本这种华夏的寄生虫文明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中国就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客观的说,慈禧老太婆晚年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她交政给光绪,是想让光绪团结保皇的汉人士大夫。她用义和团强莽,也可能是团结基层汉人保皇那派,看看能不能打造全民动员力…
但她最终什么也没做成。戊戌变法百日即死,义和拳就一堆神棍。问题在哪?问题在她以为团结一下就行了,动员一下就行了,但这些其实都没用。因为都是表面装样子,没里子。
里子是什么?里子是彻底消除民族欺压,打破民族隔阂,完成民族融合,提振民族凝聚力。
第一她可借鉴是北周宇文鲜卑,主动交权给汉族,然后融入汉族。当时南方士大夫前期还愿意撑她,就是因为她当时确实在这块给了南方汉人士大夫一些念想。但终归这些人是封建的,你搞现代化就不能继续用落后的儒士治国了。宇文鲜卑这块做的就不错,所以没人认为宇文化及、宇文成都,然后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还有后来的宇文融、高仙芝、李光弼这些人是夷。就是说,少数民族要想软着陆,唯一出路就是融入汉族,让汉族主导中华现代化国家的构建。
第二她可借鉴是日本明治天皇。明治上来,其实是日本版的剃发易服,全部西化,或者说是现代化。这些也是面的。但这些是先进国家的经验。清朝留辫子穿褂子这些,是落后国家的落后经验。仅仅是为了满足旗人贵族的优越感。要这个干嘛?如果满清皇帝当时带头剪辫子,留短发,去胡须,换现代化的便装,一切都为了国家向强盛去,我想君主立宪派可能也不会瞬间就垮台和臭掉了。根子上,还是满清那套民族政策,它不代表先进而是落后,它是为贵族服务而不是人民。所以近代史对晚清的定义是反动封建落后腐朽。
如果够先进,有人说明治天皇剃发易服是自阉日本国、大和族传统吗?
再就是,得打造一支强军整合华夏。日本明治维新,背后是把日本真正统一一遍,然后离开京都去江户建立东京。把日本内部打造成铁板一块…
但看看晚清满人贵族那个怂样,北京丢了一条街就恨不得赶紧割掉半个中国去换大本营的完整,光速赔款只为赶紧回紫禁城… 想动员起现代化的汪洋大海战术,想搞大后方,简直无法想象。
清烂如此,直接耽误了中国在全世界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跟进列强的窗口期。百年泥潭,90 年以上的责任都是满清的。
其实要看华夏族的起源,从裴李岗时代到仰韶时代再到龙山时代,看华夏族的发展,夏商周秦汉,我们都能看到,华夏族是一个海纳百川,从满天星斗走向月朗星稀的文明。不是没给过满清机会,只是满清在错误的道路上拉着中国人殉葬,放弃了机会。
民国建立,为什么还是烂呢?因为清帝是逊位的,北方那帮清朝的遗老继续掌权,只是把主子换了。这帮清朝遗老,封建习气根本没革掉,反而还用与革命党相互妥协的方式,放慢了中国革命转型的脚步。一度装都不想装,还想当皇帝,搞贵族制。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反动落后体系的继承者,怎么可能先进。甚至说,如果没有教员这样的天纵轴人非要干成革命这件事,中国还不知道在黑暗里探索几十年见不到黎明呢。
那么教员这代人,到底给了中国人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理想,以及共产主义的那套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
这个东西直接清扫了中国人最后残存的封建习气。主要是让本来陷入死水的中国革命重焕新生。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奋斗,自己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又为什么要着眼未来。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建立了以结果论,实事求是的思维特征…
这叫什么?这叫如虎天翼。中国人有最厚重的历史底蕴,几千年的历史素材库,什么案例找不到?汉族重新成为主导民族,意味着这种历史精神回归了。现在又有了最不让百姓自欺欺人的理论方法。有经验有方法,也有了最具崇高性的民族奋斗目标,什么人能拦住中国的崛起?
不要觉得共产主义,每个人没有去认真学习就是没有这个理想。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将普通人也能生活的富足,且拥有公平的权利,视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西方人就是在公园当流浪汉,吸毒吸成一句街头死尸,也不觉得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但我们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共同的责任心和理想。当全民还能维系这个共识,中国的国运就依然会向上。但一旦这个共识被撕裂,
从中国近两千年的大主线就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被三个男人注入性格的文明与国家。
第一个是汉武帝,从此华夏族以汉自称。
第二个是唐太宗,自此汉人家乡是唐山。
第三个是毛教员,此汉唐找到大同道路。
汉武帝是开疆扩土,暴打环敌的领袖。。。
唐太宗是威加万方,建立霸主的领袖。。。
毛教员是文治武功,引进大同的领袖。。。
其中毛教员的贡献最突出,其不仅要开民智,终内战,制两极,还要继续形成内政的惯性足够强大,不容易被任何阶层所动摇,以免人亡政息,以免前功尽弃。
原格来讲,汉武帝对中国的强大影响要持续到三国阶段,后面晋朝的开始,中国人就进入数百年的沉沦。
唐太宗对中国的强大影响则持续到安史之乱前后阶段,晚唐就开始,中国进入数百年的沉沦。
而毛教员目前的强大影响,目前来看,党、军、人民三体之间仍然拥有浓烈的教员思想,尤其是人民这个主体,党和军的生力军都来自人民,只要人民这个群体足够纯粹,那么党军内部的高层就不可能永远脱离群众,成为焊死车门的权贵。
最重要的是,由于工业科技的发展,中国人追求近三千年的大同世界,将有可能在无限电力,智能机器人的帮助下,让所有中国人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只不过这个业不再搞吃的业了,而是生活娱乐的业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像两个星球上的人。
你看看国民党在大陆在台湾省干的事都是人干的事吗?
因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中融入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使得每个中国人重建了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让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人被封建地主和西方侵略者剥削压迫了 100 年。这期间,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中华民族骨子里一直都有不屈不挠的精神,5000 年来从未改变。
毛主席将中华民族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精神凝聚成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带领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推翻 “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 A 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华民族虽然不断抗争但前途迷茫。毛泽东成为人民领袖之后,中华民族精神中融入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予以摧枯拉朽的打击,让那些走资派至今心有余悸,不敢公然与人民为敌。
因为教员给全体人民刻下了 “不许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精神烙印,并且还用毛选手把手教你怎么实操,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过去世家大族视如珍宝的屠龙之术教员给每个人民整了一套,你说呢?终结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气象,圣人也没他伟大,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逆天一生
我妻子的父亲,就是我岳父,是民国的军人官僚资本家,因为帮助过共产党,营救过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其中一个人建国后授予中将军衔,一个担任某部副部长。所以建国后岳父成为民主人士,很受优待,岳母是盐商的女儿。
岳父有两个老婆,前妻于民国时生了三个孩子,活下来两个。建国后岳父五十多岁又续弦,生了五个子女,包括我的妻子,她是最小的孩子。
民国时出生的两个哥哥都接受了民国的中小学教育,于 1949 年前参加革命,后来一个成为主任医师,一个成为政府官员,都享受离休待遇。我对这两个哥哥的评价就是外表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对待兄弟姊妹很关心,总之就是一幅谦谦君子形象,当然也可以说是有点迂腐木讷 ,但是和他们相处感觉很舒服。
而建国后出生的几个兄弟姐姐,则完全另一个类型,他们外人看起来也算比较成功的人了,但是性格张扬跋扈,待人傲慢,自以为是,出口伤人,不懂得尊重别人。尤其是喜欢指点江山,议论时政,我有时开玩笑说,咱们家吃饭聚会就像政治局开会,谈论的都是国内外大事。
从我妻子家里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真好像是不同的人。
更新一次。
不是贬低建国后出生的几个兄妹,实际上如果没有建国前两个大哥做对比,这几个兄妹在同龄人中间,算是人品很好,性格正常,事业成功的人了。
1944 年豫湘桂抱头鼠窜的国军战士,也许 1950 年攻克汉城的时候也在现场,为什么呢?
看了评论还有些拿主席一些历史说事,历史本就是螺旋上升的。在共产党带领下我们取得了这多成就,可以说是全球最伟大的政党了,我个人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今天看来绝对是正确的。而没有毛主席塑造的共产党,可能也会成为历史一笔。所以毛主席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新中国不提三纲五常,不认为血统之间有尊卑区别,不用科举制选拔和皇帝共天下的举人进士,不认为山上的少数民族是野蛮人。如果用传统王朝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可以说是斯文扫地,道德沦丧。
但新中国根本不在乎传统社会的评价,因为我们把传统社会直接消灭了。革命以后,统治技巧不再由少数人垄断,政治军事权力不允许世袭,完全重新定义了一套新的社会规则。
为了新规则顺利运行,新中国需要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糟粕,集中拆了很多庙,烧了很多神像,砸了很多孔子牌位,批判了一大批人,写了一大批书揭露旧时代,包括学术著作,也包括儿童看的小人书。最重要的是,新中国夺走了旧时代统治者的财产,拆掉了旧时代的全部统治集团,完全不给旧时代的文化留生存空间。
新中国在抛弃这些旧制度旧文化旧人物以后,建立了一个能够正常运行,而且蓬勃发展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来源。
来了美国之后去唐人街,总感觉那些老一辈华人像是化石切片,精神面貌停在了他们来美国的那个年代。这种感觉在和一些香港人聊过之后也是似曾相识,尽管他们都生活富足,但是精神内核就有一种还是清朝的感觉。我愿称其为 colonized Chinese, 从没有经历过独立革命的华人。
我十几年前马娘娘还在的时候去过台湾,那个时候台湾精神面貌还没有现在这么糟糕,赛德克巴莱还是最卖座的电影,台湾经历过光复和土改,远不是香港能比的。现在自主台独无望,台湾只能依赖日本和美国,谁都知道美国靠不住,日本就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整体精神面貌越来越滑向日据时期,开始向 colonized Chinese 发展了。
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雇了个住家阿姨,帮助带小孩和做饭打扫卫生。
这个阿姨比我妈小一岁,来我家时已经是六十多了,当地农民,几乎不识字。据她说从五十来岁开始一直做住家阿姨,爱干净、勤快,但脾气有点差,老是喜怒无常。
我们都和女儿一起叫她阿姨。记得她刚来没多久时,有次我妈过来,叫了声 “保姆 “,她马上不高兴了,认为我妈不尊重她。之后大家和她的相处一直是平等且正常的,一桌吃饭,次卧给她住,一个月休息两天,她回家。
有次我的一个老板同学告诉我,他家是菲佣,通过特殊渠道进来的,非常非常好用,年轻,体力好,又勤快,会英文,而且都是自动带入仆人角色,对主人恭恭敬敬,从不和主人一桌吃饭,都是等主人吃完后再去自己的小房间吃。他得意地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介绍这个渠道给我。
我当时听了也挺心动的,因为我们家的阿姨脾气不好,有时不开心了会怼我们,是个人都不想被人怼,何况她年纪也有点大了,没什么文化,对女儿的教育一点正面作用都没有,如果有个会英文的菲佣岂不是很爽?
但想了半天还是作罢了,毕竟这类菲佣入境都是不合法的,怕有后患。更何况我们觉得住家阿姨只是一种工作的类型,谁也不比谁低一等,没必要非得对我们恭敬有加。
因为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这个觉悟不奇怪。但我们家的阿姨,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她的内心里也有很强的独立平等意识,不愿意别人看低她,认为只要靠劳动能独立自主,就应该被尊重,这就让我们心生佩服了。
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 “人民万岁”、“妇女能顶半边天”,让这位新中国后出生的阿姨,哪怕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有了潜移默化的平等意识。
大家都说满清的不好,我来说一个好处。
那就是减少了封建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让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进行的更加彻底,也加强了现代汉族民族主义的纯粹性。
现今的其他的国家的民族主义中掺杂了一定的封建性。
就拿皇俄来说吧。一部分的皇俄是君主主义的支持者,妄想回到昔日贵族统治的荣光中。
法国的波旁王朝也在革命过后复辟过。
其他的像什么东亚的韩国 / 日本等国家,他们的民族主义者中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一些封建复辟主义,对旧贵族制度有一定的怀念。
甚至像印度,民族主义丝毫不影响其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
但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由外族人所掌控的,王朝中贵族都是满洲人或当时满洲人的走狗。
这就导致现阶段复辟主义的生态位被满遗占据着,复辟主义一定程度上和异族压迫者的形象绑定了。
这无形中就让封建主义和中国最广大的基本盘对立起来,即使其中有少部分人渴望自己回到过去当老爷,也要考虑满洲人把不把你当自己人的问题。
因为毛主席
因为中国共产党
因为教员,现代中国人很多共通的优点,其实都能在他身上找到
很久前写过一篇长文,关于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和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总被中国人骗的话题,后来觉得容易起争议就删了,今天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忍不住再说一句,不管在哪里,骗中国人,坑中国人,整中国人的群体,大概率都是 WG 教育出的那一代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他最伟大的地方是保留了毛泽东思想,并要求后人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传承下去。
列宁也改造过苏联,可惜后面一代不如一代,斯大林因为形势所迫改了很多,后面也没有恢复,更可恶的是赫鲁晓夫直接彻底否定,苏联在赫鲁晓夫开始就注定了解体,思想被否定了,别人自然可以乘虚而入,被颜色革命解体也是时间的问题。
你看现在的台湾也同理,他们也是没有任何思想武器的,说白了就是看到那里有利就去哪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他们只是喊台独喊得凶,真打起来都坚持不了三个小时,我觉得大陆可以给足够时间台湾等救援,看看他们心目中的美日来不来救就行,让他们心死了,后面才能改造,不然他们还会阳奉阴违,表里不一。
毛爷爷 共产党 中华民族 缺一不可
因为 “崖山之后无中华” 是对的。
你了解一下唐宋的中华,再了解一下朱元璋 “恢复” 的“中华”,你会发现这完全就是俩东西。
中国从 1368 年明朝建立开始就进入了东方人自己的黑暗时代,失去了汉唐宋的文明荣耀,只记得如何给地主老爷磕大头。
一直到德先生赛先生传入,以人类文明底层共通的光辉唤醒了沉睡 600 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才有今日自由民主开放包容科技进步自信富强,终于可以称得 “驱逐二猪,恢复中华”
满清杀死了古典中国,现代中国和古典中国没有多少关系。
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 “借魂还尸”,这个“魂” 是近代民族革命和西方科学民主之魂,这个 “尸” 是古典中国早已灭亡的残留躯壳
因为教员
因为教员思想
这是灵魂最根基的原因
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他带领人民走上阳光大道啦
开国皇帝(领袖)的性格和智慧,会决定这个朝代(时代)的国人总体气质。
知道为什么教员不杀末代皇帝,留着他吗?
因为教员早就料算到: 几十年后又会有牛鬼蛇神,炫耀自己的血统有多高贵,说自己是正黄旗,有通天纹,骂别人是臭外地的,上京城来要饭。



2021 年 6 月,北京公交警方:

留着末代皇帝,就是等着打这些人的脸:
拉 JB 倒吧,朕的大清都亡了,说这些还有个卵用?我都在给新中国扫大街了,你们能不能干点人事?

1959 年 12 月 4 日,关押在功德林里的 10 名国民党战犯获得特赦,特赦后的几天,周公安排他们几位与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的溥仪在旅馆里见面。
在一个谈笑风生的时刻,旅馆服务生把溥仪叫了出去,站在楼梯过道,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信封交给了他,请他下楼会客。溥仪接过信封,竟勃然大怒,对服务生说道:“叫他们滚,现在就滚,我不想见他们。” 十位将军闻声而来,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服务生虽已下楼,然溥仪余怒未消,一把将大红信封塞到王耀武手里。众人定睛看时,“恭叩年安” 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落款则是臣某某顿首。10 位将军围在溥仪身旁,好言相劝,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两个身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不顾服务生的百般劝阻,冲锋一般地跑上楼来,眼见皇帝高高在上,便止步立地,双手一揖,在楼梯上跪了下去。溥仪见状,更是怒火中烧,趁来人向他叩头之际,一步抢先,抬起脚来向下踢去。幸亏将军们眼疾手快,猛一伸手,反把溥仪拉了个趔趄。溥仪站稳身子前,倒先伸直了手指,指着两个老头怒斥道:“我自己都认为过去太可可耻了,你们今天还要存心来这里给我出丑,还不快给我滚!” 两个老头待溥仪骂完,慌忙从楼梯上爬起来,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弯着身子退了下去。10 位将军大笑不已,眼望溥仪躲在楼角出着大气……

早期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几年改造,1959 年溥仪成为第一批被释放的战犯。
这 14 年中,溥仪和杜聿明、王耀武、沈罪、黄维等人长期相处,在管理人员的各种影响下,溥仪慢慢放下了身份,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开始写书,他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我的前半生》。
此书在 1959 年印了大字本,供内部人观看。
就在 1959 年,经过中央的商榷,签署了一个特赦令,将功德林里的那一批战犯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特赦,而溥仪就是 001 号特赦犯人。

1959 年的 12 月 4 日,溥仪被特赦,同时被特赦的还有杜聿明等一批人。溥仪终于获得自由了,他无比地高兴,比当皇帝还高兴。
1960 年,溥仪开始了新的工作,是在北京植物园工作。那时的他已经 55 岁了。
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后来变成植物园的园丁。
看起来,这落差很大,但溥仪坦然接受,还是老百姓自在!

毛泽东对溥仪的书提出了建议
1962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邀请了一些人参加家宴,其中就包括溥仪。
严格来说,年轻的毛泽东,曾经是溥仪的民众啊!
在家宴上,毛泽东和溥仪聊了起来,他建议溥仪写回忆录。
溥仪有些紧张,回答道:“写了,名字叫《我的前半生》。”
毛泽东笑着说道:“我看过你那部没有完全定稿的书,感觉写得不怎么样,我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主要是里面的检讨太多了!”
溥仪的眼睛亮了,领导竟然看过他写的书,他一边点头,一边等待着毛泽东的下文。
毛泽东继续说道:“原来,你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今天不同了,你是公民,是人民大众的一份子。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反映当时历史就好,不要写成检讨书了,可以写得细致些!”
回去后的溥仪,开始认真琢磨领袖说的话,并开始重新润色、加工。
就在这一年的 4 月 30 日,溥仪娶了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

在李淑贤的照顾下,溥仪写回忆录更方便了,至少不用操心吃饭、洗衣这些事情了。
这一次,溥仪 写完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为此,全国政协还搞了《我的前半生》书稿座谈会,参加者有翦伯赞、申伯纯、刘大年、李侃、侯外庐等学者。
不久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著名满族作家老舍等人,纷纷给这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是老舍,作为和溥仪同一个民族的同志,对 “书搞成型” 帮助很大。
如此,看来这书具备出版的条件了。
但是,仍然没有出版。

1962 年的 5 月,《我的前半生》的一些章节,在当时的不定期内部刊物《文史资料选辑》中刊发,第一个刊发的是《复辟的形形色色》,引起了领导干部们的强烈反响。
巧的是,毛泽东也看了那篇文章,就此对张勋复辟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次,毛泽东对溥仪的文章表示了认可。
听说只付了 150 元稿费,毛泽东说:人家是皇帝,稿费要从优嘛!
过了几日,毛泽东问相关的同志:“溥仪的稿费给了多少?”
有人回答道:150 元。
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人家是皇帝,写了稿子,稿费要从优嘛!怎么给这么点?可以多给点。
这话一出,溥仪的稿费也就涨了。
经过内部刊发,各方又给溥仪提出了一些意见。
终于,书成了。
1964 年的 3 月,《我的前半生》终于出版了。
此书一经出版,得到了国内外的一片赞誉之声。
而毛泽东在一次坐火车时读完了全部,对于内容,他基本满意,认为改得不错,只是,一些数据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读到 “日本每年从东北掠夺 300 万吨粮食…” 时,表示数字有些不对,不精确。
1967 年 10 月 17 日,溥仪因病去世。

他们一方面觉得香港人雇佣菲佣是不平等,另一方面又把压榨底层人民才能享受到的廉价产品和快递服务当做是合理应当。
我们感受到的 “平等”,其实是因为有人把“不平等” 制度化了。
很简单,中华民族被改造了。
人都不愿意承认错误,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都愿意甩锅。
下面我说的就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都想甩的锅。
这个锅就是西方的崛起从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开始,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事实上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帝国就都开始衰落了。
这个锅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汉族军队,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确切地说是在万历三大征之后,基本上就没打过太大的胜仗了。我们都是汉族人,谁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为了甩掉这口锅,无数杠精提出无数假设,都成固定句式了:
假如不是满清而是汉人的军队,就不会。。。。结果就会。。。。所以责任在满清,满清罪该万死。
事实上杠精们所说的说的 “假如” 在后世基本都发生了,然而历史并未按照杠精想象中的如果运行。
1,比如无数人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的兵力投放能力在外东北就上万人,结果一政治讹诈满清就跪了,丢掉大片领土,满清很烂。
张学良上台之后,要收回中东铁路控制权,张小六子可没跪下吧,张学良也是汉人把。而也是汉族军队吧。
和苏联干了一仗之后,结果败的太惨了,1600 人战死,9500 人被俘。把张学良打出了列强恐惧症,直接导致 918 一枪不放放弃东北。
清朝的满清军队被沙俄吓得割让外东北,张学良的汉族军队被苏联吓得丢掉整个东北。一个水平。
注意,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在 1929 年 7 月,当时苏联的大规模工业化还没有开始,苏联的工业化是在大萧条以后开始极速狂飙的。而当时的东北的工业化水平并不次于日本本土太多,且当时奉系军阀的武装战力在中国算是一流水平。
2,再比如无数杠精说的,甲午战争海战可能打不过,但如果陆战是汉族军队,汉族军队不会出工不出力,不会输。
结果 50 年后的 1945 年,日本帝国都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眼看二战胜利在望了,而且美国给了委员长无数的援助。这应该是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实力最接近的一次了,可以报甲午一箭之仇了吧。结果就在这么大好局面之下,国军打出了豫湘桂如此耻辱的惨败!
打败仗就没有话语权,直接导致中国这个主要战胜国在二战之后要割让外蒙。
满清军队打了败仗,割地赔款。汉族军队是二战的战胜国,也要割地。汉族军队还不如满清。
3,不管你是否承认,明朝中后期开始到现在,中国两只最能打的军队都不是纯粹的汉族军队。
第一只是清朝前期的八旗军,从漠北打到西域,再打到中南半岛,甚至打到尼泊尔。清朝八旗军的人员构成很复杂,但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满族东北本部的索伦人,也就是现在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缅甸的历史就记录过,清军中的汉族军队战斗力很差,多有鄙夷,索伦人都是好汉子。
第二只就是共军,也就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这支军队在朝鲜战场暴打美利坚,一扫中国军队百年耻辱!
为什么共军就能做到明军,湘军淮军,北洋新军,北洋军阀军,国民政府中央军都做不到的事情呢?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
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军队是个什么认识?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对吧。在老百姓的意识中,军人保家卫国,是个神圣的职业,当你看到解放军,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肃然起敬。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常态。
传统中国文化中,中国人对军人的看法则是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这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旧社会)对军人的看法,明清民国的时代,中国人认为军人是低贱下三滥的职业,处在社会鄙视链的底端,只有社会上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当兵。
一边是全社会对军人的崇拜尊敬,一边是对军人的鄙夷甚至歧视。仅从两种对军人认识的天差地别,你就清楚为什么共军可以战无不胜,而共军之前的汉族军队已经 400 年难以打大的胜仗了。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我的一位粉丝讲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共军会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共产主义是德国人创立的,而共产党这个组织形态则是俄国人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本来就是苏共在中国的分部。
这导致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深受苏共的影响,而苏共在创立之初深受俄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俄国的传统文化又是什么呢?
在军队这个层面,就是全社会尊敬军人,爱戴军人,仰慕军人。
所以,共军做所以战斗力超强,原因在于虽然这支军队从高层组织到基层官兵都是汉人,但其组织思想来自俄国,属于集欧洲的先进思想主义(马列),俄国人的战斗精神(战斗民族),中国人的勤劳聪慧,三者优点于一身,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而当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以后,自然就改造了中华民族,所以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像两个民族。
4,不仅历史,而且此时此刻的现实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在今天,世界上依然保留一只延续中国传统的纯粹汉族军队,这就是台军。看到台军的做派,以及台湾省对待台军的态度,我想是个人就不会认为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5,所以,为什么满清评价这么差?
原因在于太多太多汉族人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不愿意承认中华文明的衰落。为了掩饰这一事实,就得找一口锅来甩。偏偏满清征服了奴役了汉族,而且也确实做了很多的恶。满清不背锅谁来背呢。
甩锅,其实是人的本性,全人类都是如此。
比如今天美国的无数问题,枪支暴力,毒品横行,美国人自己做的一塌糊涂,就开始甩锅。
比如美国的贫富差距,中产阶级萎缩这些问题。明明是美国资本家获利太大,不肯像老百姓分利,却要把锅甩给中国,说中国偷了美国的就业。
比如美国芬太尼的问题明明是美国人自己禁毒不利,却要把锅甩到中国身上。
真正的奢侈品,可以炫耀的奢侈品,是人。
菲佣就是这个低端奢侈品,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有钱人只是想用菲佣来试探国家的底线,一旦开了菲佣的口子。
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人 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为了自己而劳作 有了精气神儿 。
请听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 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三面红旗迎风飘扬
六亿人民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向前进 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的歌声传四方
革命风暴席卷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向前进 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向前进 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大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
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
我们爱家乡
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太阳升起 万丈光芒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我们领袖毛泽东
指点着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 繁荣富强。



1950 年,华北的报纸上就在讨论小资产阶级能不能做文艺作品的主角了,在上海的张爱玲都不得不顺应号召,写了一个叫小艾的小说。
这个小说的主角小艾就是女佣 + 女工,政治立场上绝对正确,比之前写的十八春又前进了一大步,也算是响应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了。
只是,两年后张爱玲出走的时候,这两部小说都没带走,后来被人找出后,一开始也不打算认领,因为小艾算是她自认写的最差的作品。今天的半生缘和小艾都是后来经过大修的版本了。
三个冷知识:
1、南宋灭亡到明朝建立,隔了 89 年。
2、1840 到 1940,隔了 100 年。
3、1940 到 2026,隔了 86 年……
多少人要是不看我罗列的这三个冷知识,就会在这三个时间段上,一直会有一些错觉?
前几年,景区打轿子的服务引起了热议,游客上山不想步行,坐着轿子上山,结果是被自己老婆呵斥:下来,不够丢人的,咋那么爱坐轿子。有的人打轿子视频被发到网上,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也有。
为何打个轿子就引起轩然大波呢?深究起来,坐轿这个行为,长期以来给人的感觉是封建官老爷坐的,一种人上人的象征。新中国人人平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这种思想无疑就是毛爷爷带给我们的,他从组建自己的军队开始,就强调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以至于人人平等,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巨大的改造。所以现在我们看台湾:会道门黑帮成堆,那整个就一旧社会。看香港:菲佣低人一等,好像个会说话的机器。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军校毕业演讲中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一支军队的军魂主要来自于军队的第一任首长风格。
国家也希望,而毛主席就是那个给新中国注入灵魂的人。毛泽东思想带领中国军队从缩小到强大,带领中国人民从一团散沙到抱成一团。直到今天,无论是对内施政,还是对外外交,毛泽东思想都在贯穿其中,这种思想表现甚至是无意识的表达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才是根本原因。
因为毛主席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是毛泽东让中国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他扫清了封建积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留下了一个以 “毛泽东思想” 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系,他提出“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实现了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他将中国人民组织了起来从一盘散沙变成一个拳头,他建立了全新的军民关系;他普及文化扫除文盲全面彻底地解放了妇女;他大规模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移风易俗、爱国卫生运动;他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他建立了防灾救灾体制、卫生保健体制、义务教育体制、义务兵役动员体制、社会安全养老保障体制;他从制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满门抄斩、闹市处决、监狱虐囚、虐俘杀降的社会规则……
是他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留下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延安精神”、“上甘岭精神”、“雷锋精神”、“大寨精神” 等等宝贵精神遗产。新中国各族人民亲如兄弟、各民族和谐平等相处,社会风气昂扬向上。
上述所有那些都是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过去的中国从来没有,是毛泽东领导亿万人民用扎扎实实的努力、实实在在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的。
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对他谩骂诋毁的人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改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分一毫。诚所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是啥状态?
三个字:没灵魂。
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看客,伸长了脖子像鸭子一样看杀头,麻木得让人心疼。
那时候,你问一个老农:“你是哪里人?”
他大概率会说:“我是赵家庄的。”
你跟他谈 “国家”,谈 “民族”,他一脸懵逼地看着你,觉得你在说什么外星语。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谁当皇帝无所谓,只要不耽误我种地就行。
这就是典型的 “原子化社会”,大家都是散沙,风一吹就散,水一冲就垮。
洋人几千人的军队就能横穿大半个中国,
为啥?
因为没人在乎。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盘散沙突然被加了水、加了水泥(组织力),搅拌成了坚不可摧的混凝土。
教员用一双大手,把所有人的命运强行捆绑在了一起。
你不再是赵家庄的老赵,你是 “中国人民!”。

这时候你再看,同样是那群农民,同样拿着简陋的步枪,在朝鲜半岛的冰天雪地里,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蓝星第一强国,他们敢冲锋,敢拼命,敢用胸膛堵枪眼。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这仗是为谁打的——是为了保住刚分到的那二亩地,是为了不让闺女再去当喜儿。
其实在纪录片里眼神里的光,是演不出来的。
我有一次看晚清纪录片,那个眼神真的是…… 空洞、畏缩、绝望。
那是一种被生活锤了几千年,锤到放弃抵抗的眼神。
看着镜头的样子,就像是被捕兽夹夹住的小动物。 那个时候的人,活得像个 “NPC”。
你再看看建国初期的那些纪录片,比如修建红旗渠,比如大炼钢铁(虽然有点激进,但那个精气神是真的)。

那脸上洋溢的笑容,那眼神里的光,真的是能灼伤人的。
那是一种 “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狂拽酷炫,是一种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豪情壮志。
哪怕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补丁衣服,但那种 “我们在创造历史” 的主人翁感,是挡不住的。
这时候的人,活成了 “主角”。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真的是神来之笔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人力资源解放运动”。
以前的一半中国人(女性)在干嘛?裹小脚、当童养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新中国一声令下:妇女能顶半边天!
小脚放开了,书读起来了,甚至开着拖拉机上田野了,背着药箱当赤脚医生了。
这不仅是劳动力的翻倍,更是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彻底重塑。
为什么像两个民族?
这中间差的不是基因,不是血统,而是那一声声唤醒了四万万沉睡灵魂的怒吼: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致敬那一代人,是他们把我们从 “鬼” 变成了“人”。
还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立国之战不是吹出来的,
毛主席的那句 “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这一口气基本上就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了
人是靠精气神活着。有了希望才有干劲,有了梦想才有自我努力的追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靠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团结起来的。这些梦想的核心精神,是毛主席总结的老三篇。
“老三篇” 讲了三个人的事。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发表的三篇文章,后来被简称为 “老三篇”。这就是 1944 年 9 月 8 日的《为人民服务》,1939 年 12 月 21 日的《纪念白求恩》,1945 年 6 月 11 日的《愚公移山》。在“老三篇” 中,毛泽东讲述了古今中外、跨越时空的三个道德榜样: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一个外国人、一个神话人物。与当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英雄相比,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凡人不凡”。
由小想大、用小说大、以小见大,“老三篇”讲述了三个 “凡人不凡” 之事,书写了共产党人的宗旨观、群众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当时革命斗争的环境下,成为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凝心聚力,推动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巨大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发现大庆油田,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共产党人起带头作用的革命队伍,涌现出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等一大批先进个人和英雄集体,在全国人民面前牢固树立了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自觉的发扬忘我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带领各行业劳动者积极投身国家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的历史发展中,“老三篇” 所树立的典型、讲述的事迹、传递的精神,激励并鼓舞一代代的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建设祖国。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优秀青年的价值追求、人生意义与精神境界。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工业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100 年来,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一代一代的人民英雄和共产党员,优秀青年们,以 “老三篇” 所折射的价值、主张和追求,所阐释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坚定的理想信念等,回答了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的本源性问题,他们以民族复兴为己念,聚精会神,矢志不渝的不忘初心使命,积极投身国家建设。
时代的优秀奋斗者,以及毛主席代表党和国家,民族所肯定的人民英雄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以同心戮力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一代代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中,共同铸造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群体画像。而愚公移山精神,就是我们民族新时代最好的精神和信念。
“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新中国已经是 “第三共和国”。经历了晚清立宪改革、第一共和国(北洋)、第二共和国(南京)、新中国四个版本的迭代,中国革命群体在斗争中反复提纯,最终产生出的先进分子,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把自身先进性扩展到了全民族,从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全新面貌。
换句话说,在以上过程中,革命力量的成份越来越单纯,群体规模却越来越大;而 “统战对象” 的成份越来越复杂,群体规模却越来越小。最终量变引起质变,让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毛主席总结的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法宝中,“武装斗争”是手段,而 “党的建设” 简单讲就是革命队伍的反复提纯。至于提纯后剩下的杂质怎么办?这不是还有 “统一战线” 么。
晚清立宪改革时期,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推动力量。虽然在救亡的具体路径上有分歧,但二者的目标都是要为中华民族谋一条生路。在满清朝廷搞出《钦定宪法大纲》和皇族内阁把立宪派彻底推向对立面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满清因立宪派倒戈迅速崩溃。立宪派与满清残余势力、军阀合流,篡夺了中华民国的权柄,从进步力量堕落为反动势力。中国进入北洋时代,是为第一共和国,革命派只能独自踏上征途。
北洋时代前期的总体形势,是以国民党代表的革命派与深受革命派影响的西南军阀(主要是粤、滇、桂)联合对抗以进步党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与北洋军阀、满清遗老的联盟的过程。在革命过程中,革命派内部也在经历着不断的提纯,一些力量最终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而一些更加进步的力量也在加入革命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共的成立,革命派增加了更先进的新鲜血液。国、共在苏联支持下联合起来,通过国民大革命推翻了第一共和国,但国民党蒋、汪先后叛变革命合流成立南京政权,是为第二共和国。
蒋、汪先后叛变,既是革命的重大损失,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根本性提纯。但革命队伍的提纯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此后的革命历程中,革命队伍提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党内路线斗争。最终,通过整风运动,革命队伍的提纯达到了一个阶段顶点。相关成果通过党的七大以文件和组织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此开始,革命先进分子的先进性,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扩展到了全党,并在建立新中国后扩展到全国。
总之,从晚清到建国,革命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中华民族不断排除杂质的过程,最先被排除的是满清贵族及其走狗,其后是北洋军阀和立宪派,再其后,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最后是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杂质都被归入了统战对象。
可见,“统战” 就是个垃圾箱,是杂质的暂时容身之所,给杂质一个自然消亡的空间,从而缓和冲突。统战只是第一步,让杂质消亡才是根本目标。如果反而把这些杂质当成什么上古遗迹保护起来,那是真的倒行逆施。
选择和杂质勾结,或许会如同蒋介石一般一时得势,但骤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最终必将在群众的铁拳之下土崩瓦解。
把视野,格局放的小一些
时隔不过几个月,很多人高中和大学就完全是俩人了,尤其是山河四省的高中生们,高中生活的压抑,死板,机械,也算是能极浅层次的重温一下螨清生活了
朝鲜人跟韩国人不也是,尿得到一壶里吗?
解放后,中国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就开始重视教育了。我父母都是那个时候读的书,因为非常优秀读了大学,分配在企业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包括日子人)都讨厌国民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所有人都能在未来的承诺里看到自己想要的美好未来。
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只要敢骂国民党,就能获得道德光环的加成,泡妹子也要容易许多。
国通区的穷人对各种拗口的理论并不感兴趣,在他们心里,那是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不管别的,只要能让有钱人倒霉,那也值得幸灾乐祸。
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基层士兵,尤其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口口相传,那边可好了,吃得好,穿的好,还给发老婆…
国民党也有基本盘,城市的工人和青年学生,传统知识分子,包括留美留日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从解放区叛逃出来的还乡团。
这个答案太明显了——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文启十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士。
这个原话说韩愈 “文启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实际上是夸张了。但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共产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
无论你对 tg 持什么态度,你都不可否认这批人和共产主义思想全面而彻底的改造了大陆人的思想。
崔健的《花房姑娘》讲的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事,其中两句写的很好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中国人民是世上最坚强的人民)
“我说你世上最善良”(共产主义是世上最善良的主义)
我个人对 tg 前三十年的一些政策是很反感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两句歌词写的好。
一个并不贫穷的人,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他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他探索研究了数千年的历史,总结了客观规律,他出发了,不顾身家性命出发了,他行动着思考着改进着,床上堆满了书。对于留下美名还是骂名他全然不顾,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民利益第一,他要让人民有尊严有保障,他要消灭任何威胁人民的斩杀线,就算没有参照没有先例,可能犯错背上骂名,他也要打破利益固化的圈层,提供公平的门槛条件给人民,晚年还在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态抢时间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是中华民族不世出的伟人 - 毛泽东。
从比亚迪的判决书来看,一个月 441 个工时工资 9000。

这就是党和教员的最伟大之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从袁世凯蒋介石的民国到处找洋戴迪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这不仅是军事上打出来几十年的和平统一,更是精神变得自信了,性格上变得向上了。
当然土殖会对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句不提,只会揪住那些曲折说事,其实这也是老共的伟大之处,知错能改百折不挠。当然几千年来的封建流毒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肃清,但这几十年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巨变以证明那都不是事。尤其是从 90 后开始,年轻人更加自信理性包容积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有了质的提升,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教员和他的团队,重塑了中华民族
1898 年 9 月 21 日,谭嗣同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 月 28 日,谭嗣同在刑场英勇就义,年仅 33 岁。
临刑前,谭嗣同留下绝命诗: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有很多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叫蔡锷。
蔡锷一生做了两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第一件事在云南领导新军起义,推翻了腐朽落后的清帝国。第二件事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起了护国军起义,维护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
而蔡锷也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后来是红军之父,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他创建的军队在谭嗣同就义 50 多年后吊打全球最强的国际联军,比谭嗣同畅想过的最强军队都强。
谭嗣同还有一位学生叫杨昌济。
杨昌济专攻教育,一生的愿望就是 “愿栽大树柱长天”。
1915 年,杨昌济发现了一个 “资质俊秀” 的学生,不仅尽心栽培,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杨昌济的这位学生,在谭嗣同就义的 51 年后,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为了站起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
从 1840 年 - 1949 年,我国近代这 109 年的时间里,军民伤亡达 1 亿 1 千五百万人。如果算上因战争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伤亡总和约达 1.5 亿。
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查,从 1921 年建党时的时候算起,到 49 年建国,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共有 2100 万人,其中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的革命者是 370 多万。
这就是说,在这 1 万多个日子里,平均每天至少有 370 名共产党员牺牲!
另据七大时的估计,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革命者有 76 余万,其中有共产党员 32 万;1927 年至 1932 年,仅在刑场上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少在 100 万以上。
改革?革命!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的浮雕是什么?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渡江战役。
虎门销烟:林公禁烟,民族初醒;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晚清摇坠;
武昌起义:晚清落幕,民国开启;
五四运动: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五卅运动:打倒帝国,反对独裁;
南昌起义:南昌枪响,红军成立;
抗日战争:团结一心,抵御日寇;
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天翻地覆。
为何?
虎门销烟时的林则徐、甲午战争时的丁汝昌、八国联军时的义和团,他们虽生在晚清,却用生命维护民族尊严。
民国时的孙中山先生,抗日战争的张自忠将军,还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们。他们虽是不同党派,却用毕生精力甚至生命,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来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烈士们慷慨赴死,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岂是简简单单的改革就能做到的?
中华民族的人民用无数生命,无数鲜血,用上百年时光,用师死徒继,用父死子续,用十几代人不屈探索,才寻找出了自己的路。
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新中国,脱胎换骨理所当然!
最后,用镇国神器上的祭文来结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很简单,两个原因
1、因为消灭了地主阶级就是重生的开始。
2、教员真正的把顶级的教育给到了底层。
老百姓有了知识,利用所学的去探索世界,没有地主阻碍生产力发展,自然就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顶级的教育学府都是教过时的知识,让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上的学,等于打水漂。
新地主通过房租、平台流量费等 “新地租” 来剥削,哎,都是轮回
.
永乐开关、文帝维新前后的唐人那才是两个民族。
毕竟一个穿的确良、一个穿尿素裤。
49 年以前的中国,其实都是台面上的那些人在玩儿。
跟庄稼户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士农工商,是不是以为农民真的就排在官员后来当老二。
那个农是指地主,包税人。
跟你个佃农,奴工没半毛钱关系。在那个社会你娶房媳妇儿,还得先让地主老爷睡一晚再说。
49 年以后,农村有了村支部。
农民有了党的领导,才真正成为国家公民。
2025 年 11 月 10 日、11 日,我游览了黄河游览区,黄河博物馆。粗略了解了一下黄河历史概括和中国治黄历史。
建国前黄河因堤防薄弱、缺乏系统治理,长期深陷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的困境,洪水灾害频发且破坏力极强。两千多年间累计决口 1500 余次,重大改道 26 次,其中多场典型洪水造成了毁灭性灾害。

1843 年,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区间的强暴雨引发千年一遇的洪水,

经推算陕县站洪峰流量达 36000 立方米每秒,

下游中牟堤防决口,洪水顺着贾鲁河等河道夺淮入洪泽湖,沿途房屋、农田全被冲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1933 年洪水同样惨烈,当年 8 月河口镇至陕县出现大范围暴雨,雨区面积达 10 万平方千米,陕县站洪峰流量达 22000 立方米每秒,且全年输沙量高达 39.1 亿吨。此次洪水导致黄河下游堤防决口 62 处,北岸长垣、南岸兰封等地均出现溃口,淹没土地 3000 - 4000 平方千米,受灾面积达 1.1 万余平方公里,364 万民众受灾,1.8 万人死亡,河道也因大量泥沙淤积而进一步恶化。此外 1938 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虽为人为因素导致,但洪水蔓延至豫皖苏多地,造成了长期且严重的生态与民生灾难。
自从有了他,黄河的洪水情况发生了转变。

他在时,时刻惦记人民。
1952 年 10 月,中央政治局建议毛主席休假,他提出利用这段时间去考察黄河。
1952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毛主席先后到济南、徐州、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考察黄河。他登上济南泺口大坝,得知黄河底比济南城里地面高出 6 至 7 米后,强调要把大坝修好。
在徐州云龙山顶,毛主席眺望黄河故道,指出要依靠人民力量治理好黄河故道;在兰考东坝头,他察看 1855 年黄河决口改道处,感叹 “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开封柳园口大堤,他看到 “悬河” 景象,嘱咐发大水时党政军民要一齐上,不能出事。
在郑州,毛主席登上邙山小顶山,察看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

过黄河到北岸后,他查看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并亲手摇开了引黄灌溉大闸。
此次考察中,毛泽东发出了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的伟大号召,这一口号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毛主席 1952 年视察黄河,核心聚焦黄河防洪这一关键问题,直接推动了新中国黄河防洪建设的系统性开展。

毛主席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的号召,成为黄河防洪建设的根本遵循,催生了以 “上拦下排、两岸分滞” 为核心的防洪体系规划——上游建水库拦洪、中游治沙减淤、下游加固堤防,还修建了东平湖等滞洪区。

毛主席此次视察奠定了新中国黄河防洪的工作方向,后续陆续建成三门峡、小浪底等关键防洪工程,加固了下游千余公里堤防,让黄河从 “三年两决口” 的水患河,逐步转变为安澜河,保障了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新中国通过构建的 “上拦下排、两岸分滞” 的防洪体系,虽仍遭遇多次大洪水,但均未造成大规模决口的全局性灾害彻底扭转了频繁决口改道的局面,逐步实现了长期安澜。

1958 年洪水:这是 1919 年黄河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当年 7 月三花区间的强暴雨使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 22300 立方米每秒。洪水导致京广铁路桥被迫中断交通 14 天,豫鲁两省滩区 1708 个村庄被淹,74 万多灾民无家可归,304 万亩耕地被毁。不过得益于此前加固的堤防和组织的防汛力量,核心堤防未出现溃决,成功抵御了此次险情。
1982 年洪水:作为建国后第二大洪水,当年 8 月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降暴雨,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 15300 立方米每秒。下游除少数高滩外,大部分滩区被淹,1303 个村庄、217 万多亩耕地受灾,93 万民众受影响,倒塌房屋 40 万余间。但依靠分滞洪工程和堤防防护,有效控制了洪水蔓延,避免了灾害扩大。
其他中小洪水:此外 1981 年上游连降 30 多天阴雨,兰州地区出现洪水,造成 12 万多人受灾、数万亩农田被淹;1951 年、1955 年山东利津曾发生凌汛决口,1961 年因三门峡水库蓄水导致渭河河口洪水倒灌,但这些灾害均通过及时处置得到控制,未引发大范围连锁灾害。后续随着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建成、堤防持续加高加固,黄河更是实现了连续 70 余年伏秋大汛堤防不决口的历史奇迹。

他虽然离开了很多年,但人民却时刻怀念他。


2025 年 11 月 10 日拍摄于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地,左下方为京广铁路黄河老铁桥,正下方为黄河水,右下方为京广铁路新黄河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可以理解为是现代中国政权的第一个开端,将来它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就算后世沧海桑田,改朝换代了,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的接力下去,不管是谁,追溯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共和国身上来,都是在共和国的框架和基础上打补丁,谁也不敢否认它,否则就是在否认自己的正统性。
教员的伟大之处在于,让底层的普通人意识到自己是为什么而活,明确了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现在某些人已经变质了,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依然框在他们头上。
谁敢否认这句话?哪怕装样子你也得去落实这个口号。
因为中国共产党啊。
顺便我指出一下,可能很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是【当前】及【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同时,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没意识到可能出于成见,可能中国低调,这些可以再论——但请注意,中国重返世界第一,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跃居世界第一,那么你根据既有历史形成的旧世界观,再不更新,你就要做遗老遗少了。
这不就是我之前说的吗?你再讨厌康米,你也得承认,因为满清的存在,苏俄文化就是一次大整容。
没有苏俄文化洗礼,汉人现在的处境会更加糟糕。
信儒釋道的和信馬列的幾乎算兩個種族
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军阀。能一样么?
格局、境界、思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建国之前是民族叙事、儒家道统叙事,建国之后是阶级叙事,现在是既想提民族叙事,又不愿意放弃阶级叙事,但这个阶级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巨大的失败,于是就是各种融合。
环境不同所造就的,而且历史上有过先例。
满清入关时,明朝遗民们本以为朝廷倒了,不过是换个皇帝,税款照交,日子照旧。但是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江阴人失了算,满清要求剃度头发,只留一小串后脑的发辫,编成可以穿过铜钱的 “金钱鼠尾”。因为太丑且违反当时的价值观认知,便视其为奇耻大辱,于是遭到江阴父老的激烈抵抗,江阴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发冠血流成河,在留发不留头和留头不留发的残酷镇压下,江阴人活下来的没几个人,共计死难 9.7 万人,满清在这一战也死伤惨重,前后阵亡三个贝勒,18 名参将,战死 7.5 万余人。江阴城下就是血流成河
然而诧异的是,在满清灭亡,也就是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开始实行剪辫子的政策,还颁布了一部《剪辫令》。
但是在剃发易服进行了整整 9 代人之后,汉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原本的发冠和服饰,**以为汉人原本就是留辫子穿马褂的,因此对剪辫子极为抗拒,还把剪辫子视为一种奇耻大辱,**尤其是在孔孟之乡山东。
在山东昌邑县的宣讲会上,民国官员为了示范和震慑,用暴力手段将当时顽固想要留辫子的乡绅梁怀思、魏桂武、许殿魁的辫子剪掉,这几人当时没发作,但是梁这几人如丧考妣,后来就带头报复,关上城门,杀死了民国的官员,不仅如此,还连同当地那些主动剪辫子的乡民也一起杀死,手段残忍,直到民国派兵镇压处决了暴动的人才暂时完事。
但是,和历史一样,这次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发冠(金钱鼠尾)可不会轻易屈服,仅仅半个月后,新到任的山东昌邑县县令再推剪发令,当地县的官员又不服,又带头造反,又大肆屠杀剪辫子的人,有个主张剪辫子的乡绅庞某,直接被灭了门,一家老幼三十多人全部遇害,这个县又再一次血流成河。
当初为了自己不留辫子,江阴人血流成河,这次却为了保住自己的辫子,山东人又血流成河
不仅汉人有认知错位,作为统治阶级的满人也有认知错位,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墩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写过,很多满人认为留辫子本来就是汉人的传统,所以在推行剪发令的时候,还通过剪掉自己的辫子来表达自己对民国的不满,说这是汉人的辫子,我就是要剪掉
当初为了留住长发血流成河,而后为了留住辫子也血流成河的,都是汉人。当初命令汉人留辫子,而后觉得自己留的辫子是汉人传统的,也都是满人。
这两个民族,单独拎出来看,在前后两个时间点,那可不就分别像是两个民族嘛。然而他们的人种、文化改变了吗?并没有。是制度,是环境改变了,因此才会有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间点上看,像是两个民族的差别。
只不过这种差别,究竟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这就只能由后人评价了,只是你我身在局中,今生恐怕是无缘看见了。
建国以来一系列运动和改造,将中国自己碾成泥,然后重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样貌。这是真正的浴火重生,而非周边国家的维新变法。经过彻底重构后的中国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别说两个民族,简直是两个文明。
竟然有人说朝鲜战争打平了?

能说这种话的人智商绝对有问题!理由竟是一个在家门口打,一个是不远万里,咋不说一个是工业极其落后,一个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呢?
咋不说这是一个 1vs17 的战争呢?
并且,美国虽然没想占领中国,却想将中国瓦解成若干小国!
再来说一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战争之前,美国把战火推到鸭绿江,无视中国退出 38 线的警告!
战争之后,英国二战最高元帅说:“如果谁想和中国陆军打仗,那一定是疯子!”。
后来在越战的时候,在得到中国 “不许跨 17° 线” 的警告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永不敢越线!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一群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交战,完成了既定的军事政治目标,粉碎西方世界统一朝鲜半岛和瓦解中国的阴谋。
这叫平手?

上初中时,老师课堂上所讲的朝战,几百万人以死为代价顶着炮火,最后敌人心软,不想杀了,退了。
了解之后,现实中的朝战一直在追着敌人打,每次想的都是怎么把敌人全都给杀了,而不是放跑了。
教员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么多年,对他们的宣传保守又保守,低调又低调,历经了无良媒体的各种抹黑,诽谤。
可是到如今,无论怎么复盘,都会发现老人家是对的。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没有更好的路可走,不然上限就是现在的日本韩国,下限根本不敢想。
越是到了现代,国家越强大,越发敬佩毛主席。

古人云: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而毛主席的意志之坚定,谋划之深远,才使得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共和国元年,太祖即位,复中国之统。
补充一下很多人说的汉字拼音化,其实这个有正在推行的方案,也就是东干语,就是比较好笑,因为基本退化掉了大量书面语,尊敬老人就变成了 “把老人当人”……
因为有了共产党,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有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共产党之于中国,犹如教员之于共产党。
毛主席不仅留给党,也留给了中国人宝贵的思想武器。
中国人民不仅是觉醒的人民,
更是觉醒 ² 的人民。
觉醒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觉醒 ² 是 “人民万岁”
不要把满清三百年殖民统治下中国人的面貌当中国人固有的面貌,
中国人因为陈胜吴广而到达一次觉醒境之后就比一切梵系民族要高等得多,
更别说因为毛主席跟共产党而到达觉醒 ² 境的当代中国人。
基本上中国普通网民的见识水平都远超梵系民族的精英水平。
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很多回答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实际上他解决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个孔子曾经回答过的问题:中国人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
对于这个问题,《尚书》里的上古诸贤给出了第一个回答: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回答了何为理想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从个人的道德修为,到家庭的和睦,再到上层的治理体系乃至更高层次的列国邦交合作,都应该达到公正和谐。这是中华文明的初音,也是自历史齿轮转动之始,偶然与必然交错间构造的使命。
《论语》中的孔子给出了第二个回答: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回答了如何实现理想的世界的问题。作为一个文明的领袖,应该构建自身符合客观规律(道德本意指的是宇宙规律的具体描述),且具有指引性的价值来引领众人,从而实现理想的世界。可以说,这个方法论是两千多年来思想的总结,对于此后的两千多年依旧意义非凡。
然而,这一去就是两千多年的沉寂。
文明演进有如震雷,当中华文明的衰朽已经无法展现 “德行” 时,被 “众星侵位” 那就是必然的下场。中华文明的 “德” 如何重构,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执著优劣,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面对历史给出了第三个回答,这个回答铸造了中国人的现代精神世界与前进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重构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历史文明演进中的主体性。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所反复强调的: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与国内外先进的思想理论结合,直面矛盾,在实践中寻求建设理想世界的真理。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5 月)
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三问三答,迈过了 5000 年。
自 18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色彩的原罪。对于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民族来说,近现代化意味着 “英 / 法 / 西 / 葡 / 俄语化”。而这背后则是国破家亡与暴力 / 资本侵袭的苦难。如何立足民族自主,踏出各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国家没能回答,由此造成了上层外语精英与广大民众的割裂,也让整个国家虽然形式上摆脱了殖民体系,但实际上仍然在枷锁中起舞。更要命的在于,由于各民族之间历史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导致很多民族不得不以丧失主体性换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最后很可能是两者皆失。
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在人类文明的尺度上的意义,在于其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类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与自身存亡问题。这项事业塑造了现代的中华民族的特征,是尊重传统、立意创新、包容开放、自力更生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我们当然需要看到,中国的革命道路也有中国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所在。较大的文明与民族体量,以及本就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它在对抗外来侵袭时有更强的韧性,在发展自身的道路上也有着更强的张力。今天的中国人在尝试为世界,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选择,一种尊重各民族发展道路与价值取向,一种尊重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主体性,一种实现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出发点正是毛泽东同志等先烈们的努力与选择,而他们的事业的第二幕也许才刚刚开始。
民国时期,大家都是少爷,小姐光鲜亮丽。
共产后,人人投胎贫民阶层,穿着灰布麻衣。
要我说,穷人就不该照相。就不该留下那些肮脏,耻辱,罪恶的影像。
那中国近代史的厚度,估计能减少一半。
百年国耻?别逗了。
哪个国家不长眼,敢碰瓷东亚美利坚

周总理怎么说的,觉得主席不对,也不要轻易反对,因为后来总会证明他是对的。
比如:学阀,学术资本家。
比如高高在上的不接地气的法条专家。
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危害就是挺大的,上山下乡是挺苦的,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不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胡适之流当道,那确实挺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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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笔杆子的人屁股歪了,就难怪洗白地主的生万物会堂而皇之了。
民国人和清朝人,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台湾人和大陆人也像两个民族
就是主席重塑了中国人
社会规则变化了。
以前的绝大部分权贵、富人失去了,旧规则的保护,苟起来了,温驯了。
但是新规则,总是会变成旧规则,时间问题,历史总是会重复的。
打个比方:
很多人,去国外了,为什么不横了,因为别人的社会规则,可能会真的收拾你。
歌颂马云,和咒骂马云的,会不会是同一批人。
小时候,有个亲戚当村干部,村里都是一个姓,基本上村民不满意,都敢当着他的面,辱骂他,他不敢还嘴,只能一味说:骂人不对,骂我祖宗就是骂你自己。现在谁敢骂,都是客客气气的。
本质上是和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人表现出的那种战争狂热。
但是这种狂热只要几十年就消耗殆尽了,因为你已经释放了第三阶级的全部力量,也不能再产生了,后来的法国就是战绩洼地,所以不要认为现在还是和建国时是一回事,很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只惨胜了一场抗日战争,把自己家里打了个稀巴烂。
新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逼退了苏修和美帝,没输过一场对外战争,一般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几十年的和平。
不管怎么样,最能激发民族自信的永远是赢得对外战争。
而新中国之所以能赢得这些对外战争却没有陷入战争泥潭,是因为新中国赢了一场对内战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革命战争。
再说下去又会提共产党、毛主席了,我知道有些人不爱听,我就不提了。
不管你对这两个词有怎样的 PTSD,你都得承认:最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对中国人民的力量最有自信的就是共产党、毛主席。
新王上位,必需要击败旧王。
中国人立足世界上的信心是抗美援朝给的。
打败了美国,就是打败了美国。
连躲在小岛上的光头都感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是毛的对手。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才能敢叫日月换新天。
看看这词,王道霸道,还文气。
共产党美国也有,日本都有共产党。
区别只在于,哪个地方诞生一个教员。
因为中国共产党,把麻木了几百上千年的最底层最多的劳苦大众,重新组织起来了
毛主席教得好,他老人家亲自用实践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也是可以翻身做主人的
再发生侵略和殖民老百姓就开始重来 1837-1945
再发生贪官民贼欺男霸女就重来
1945-1949
我认为是因为赢了。
赢了美国。
起码打了个平手。
如果抗美援朝输了,估计……
新中国像网文中带着记忆穿越到少年身体,既拥有少年的体魄和精气神,又拥有前世超人一等的智慧和文化。
许多人都说新中国像秦汉中华文明的青春时代,但新中国携带前世的智慧又摒弃掉秦汉青春期的莽撞,以及没有经验的茫然探索。
所以新中国既朝气,又智慧,完美融于一身。既对美国霸权产生强烈冲击,又有足够定力与其斗智斗勇。
这一切的原因是 “毛思想” 对中华文明底层代码的改动。
自 1840 至 1949,110 年历经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大革命失败、农村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集大成出 “毛思想”,这是历史通过教员之脑之手最终凝结成的血的智慧结晶。它有多惨烈沧桑,它烙印在文明里就有多深。
远古三代春秋战国至秦朝,中华文明底层代码基本完善。近代凝聚出的 “毛思想” 是几千年来再一次对文明底层代码进行改动修正,祛除掉几千年证明落后的不好的,又添加进先进的新的,最终呈现出一个富有朝气而又智慧的新文明新民族。
改变底层代码有多难?
对一个人而言,改变十多年的习惯或性格,难不难?
对一个国家而言,如美国,想改动 250 年的国家模式,难不难?
对一个浅短文明而言,如欧洲,从蛮族到进入文明也就千把年,想改变掠夺本性,难不难?
对一个长文明而言,如印度,想真正统一改变种姓制度,难不难?
唯有中国,一个拥有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四千年王朝史,三千年文字信史的文明,居然还能整体性改动底层代码,对一座五千层的高楼进行修正地基,而且还成功了,简直不可思议!
而代价就是,110 的血泪牺牲,30 年的改天换地铸就新基,40 多年在竞争海洋里茁壮成长,共计 180 多年累计数十亿人的持续奋战,才有新文明新根基新人民新世界。
而他,毫无疑问是这个过程中最高的峰,最长的河,最明的日,最深邃的思想的最主要贡献者。而人民是提供他产生思想,实践思想的最坚实的根基。
人民说他万岁,他说人民万岁,理当如此。
而现实又恰恰为新文明提供了一系列对照组。近的如两岸三地,远的如日韩越,迷信、邪教、封建等级、贵族、殖民,充斥其间,满目皆是。同样的文明,没有经历改造,最终分叉走向另一个方向,演化出另一种人。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新的中华文明是地球文明唯一的未来。全世界都将感谢有它有他,历史将不断证明。
以上。
也有人问为什么斩杀线下的美国人有枪却不反抗?这就是不同视角下的同一个问题。
当一个民族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写进教科书,确定了革命的合法性。人民当家做主又确定了人民作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合法性,人民的腰杆子肯定会挺起来。
高赞提到了上山下乡,其实教员当时在实施的,用今天很流行的话来说,叫去中心化。当时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集中在某一部分人手中。于是就有了知青下乡,赤脚医生。用政策将资源向农民工人倾斜。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朱元璋时代,因为科举被江南垄断,所以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分南北两榜录取,来抵制垄断。
新中国那十年,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专家教授问题。一个政权最重要的三件事,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我们今天讲媒体问题,话语权,定义权这些问题,教员早就想到了。他的目的是让群众掌握话语权,摒弃西方的定义,用自己的定义走自己的路。
已经掌握了话语权的学阀,掌握定义权的西大,会将这些身份地位出让吗?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人的社会性,讲自由主义的,连动物的群体属性都抛弃,人在自然界中早就消亡了,谈何发展进化。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一套,是斩杀线的一套。动物群体里强大的当然生活得很好,人类群体里掌握了金权政权军权话语权的,当然也会生活得很好。确定自己属于这个阶层,去支持,也是很正常正确的。
这就关乎每个人的认知和阶层,有不同的选择。
人民当家做主,是民为重的进化版本,是教员在几千年无数次朝代更迭中摸索出来的,并推广给我们所有人。
节选几句教员对于自己的预测。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 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 到: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 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 呢? 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 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 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 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 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 了,何况我们呢?
为什么我高一高二和高三像两个人?

因为高一高二有精气神,高三没有。
同理,建国后,中国人有了精气神。
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对于左派来说,新中国成立,象征着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完成。
1919 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凡是被新文化的的光芒,启蒙的人都是文明的现代人,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左派大多认为中国人是原始人,无道德,无科学,粗俗野蛮。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左派宣称 1919 年以前与之后是两个不同的人种,现在是接受了现代性教育的 “新汉族”。
左派认为,民国还残留着旧汉族的道德习俗和文化,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把这些东西一扫而空,向着纯粹而伟大的共产事业前进。
可惜呀,在 80 年代以来的文人看来,左派同样是受了旧汉族的文化的影响才搞出了如此大的破坏。
真正的新汉族必须要接受西方纯正典雅的文化才能被称为新汉族。
以上这些但凡有任何历史常识的人都会予以承认,归根结底,新汉族与旧汉族之间除了带有 “汉族” 两字相同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顺便一说,要是接下来继续推进中华民族,就连所谓的新汉族也不必当了。
论 “文化大革命” 中四人帮的破坏力:



图 1:《新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婺源县人民政府官网
新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_ 政务动态_ 婺源县人民政府 -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图 2:《毛泽东与计划生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图 3:《清代大理寺正卿——邓时敏》——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
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各种革命肃清遗毒,历史上应该没有哪一次起义能有这般彻底,不仅把旧势力全部带走,还搞了新文化运动等出来
因为共产主义救了中国。
历史也已证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发优势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共产主义将广大普通劳动者从被奴役者解放、改造成了国家的主人。
于是由广大普通劳动者汇聚而成的革命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长期压榨他们的三座大山。
中国自古就有着朴素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和西方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可谓是一见如故。
怎么像两个民族了?
国力变强了,经济发展了,但是民族特性可是一点没变……
虽然说引入了马克思的学问体系,但是跟德国人犹太人那种文明体系也是完全不沾边的。
很多人的思想和清朝,民国时期,差别不大…… 都是一脉相承的。
倒也没那么快。
但是新中国确实把汉族人从古代人进化成了现代人,功德无量。
唯有共产主义,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重回世界之巅。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其他思想、文化、制度,都尝试过,都失败了。
——————详解——————
共产主义和周礼、儒家,天生一脉相承。
共产主义讲 “人的解放”,讲 “科学社会主义”;列主义讲 “先锋队”;
那么对于儒家而言就是 “换个头”,即 “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要讲君臣父子,是因为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受限,长子是能够选出来的最好的先锋队”。
同样的,周礼讲 “天下大同”,讲 “君贱民贵”,我们讲 “为人民服务”。
所以孔子学院不是出不去,而是被这群软骨头投降派,里通外敌,勾结犹太资本出卖了。
他们很早就知道,孔子遇见马克思,真的会爆发前所未有的力量。
一切要从抗美援朝说起。
这一战不仅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自信。连功德林的那些顽固派都被打服了,这也是老蒋彻底放弃反攻大陆的标志性事件。
别忘咯,抗美援朝之前近 200 年中国没有打赢任何一场对外战争,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极大的打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电影南京照相馆有这么一句台词: 万一我们打赢了呢?。。。怎么可能打赢呢?不可能。这就是当然人们的心态,觉得自己谁都打不赢,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汉奸为什么会成为汉奸?汉奸为什么要帮着日本人抓杨靖宇?说白了因为它们压根就不认为中国能赢。
老百姓不会骗人,50 年前的老百姓那是真心崇拜教员,话可能会骗人,但眼神不会骗人,眼泪不会骗人。他们看教员的眼神都拉着丝呢,教员去世全国上下一片嚎啕,那是对伟人发自肺腑的爱戴。
抗美援朝之前国内反党反教员的人多的是,老共去村里搞土改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记着仇呢,明里暗里给你制造麻烦。抗美援朝之后,这些人就安分了,开始真正去了解共产党了。这才是抗美援朝的最大意义,也是中国人重拾信心的重要转折。
所以你这个问题的最佳回答就四个字
抗美援朝!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 “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 “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 “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 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 “士为知己者死” 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 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 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 “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 45 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 于是自上刑具,而 “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 48 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 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 “盘桅鼠”、“混江鼠” 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 “死” 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 “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 “道” 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 “圣人” 自期,追求 “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 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 “绕指柔” 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 “清水出芙蓉” 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 500 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 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 “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中国人像一堆木柴,你用满清封建的糟粕去腐蚀它,它就变成一堆朽烂的腐殖质;你用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去压迫它,它就变成松散的木屑;你用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去引燃它,它就在辉煌的火光中升腾出不屈的气概,涅槃重生为革命的火种;你用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栽培它,它就在泥土里重新扎根,默默厚积薄发出磅礴的生命力,执着生长为参天的巨树。
在中国,只要你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你的方法论是科学的,那你就能将一盘散沙凝聚为万众一心。真正值得问的,也许是:为什么只有中国能从绝境中再度复兴崛起?而美国却不能 MAGA?
因为美国是一个由昂撒强盗、犹太资本、墨西哥偷渡移民、中东难民、黑奴后代、润人们组成的国家,是由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拼凑起来的,可以同甘而绝对不能共苦。但自秦朝起,大一统观念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就深深植入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这种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不分高潮低潮,顺境逆境。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所以一个个戚继光、文天祥、李鸿章、谭嗣同、毛泽东、钱学森、袁隆平、邓小平会不断涌现,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回答:中国人民现在是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核心的区别就是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组织和武装起来了,虽然硬件条件差一点,但是中国人民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弥补了一定差距,同时努力发展科技,进行工业化,逐渐补齐了短板,从气多钢少,一路发展到现在的气多钢也多。
至于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没有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人多地大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有什么力量呢?
首先可以问问拖死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这还只是部分组织起来的状态;
其次就是美国人,他们算是完整的体验到中国人民的力量了,在朝鲜、在越南,一直斗到现在。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儒家文化从宋开始就变成了便便山。一堆人在山里挖呀挖,只有个别人能挖到有用的,大多数挖的全是便便。
本朝初始就打倒牛鬼蛇神,普及屠龙术。太祖手把手告诉你,如何做个人。
从此气象焕然一新,我怀疑甚至已经跳出了制乱循环。
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代表中国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主体. 或者说统治中国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主体.
新中国成立之前, 代表中国的是门阀世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代表中国的是人民群众.
也不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门阀世家了, 但是他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完全代表着中国.
特别是在某个特殊时期, 对门阀世家进行了长期压制和清洗.
这就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地方, 单单将政权还给人民大众这一点, 就已经是开创人类历史了. 至少是让门阀世家回到了和普通人民大众同样的起点.
总是说着那些阶级固化, 阶级固化的, 都他妈是放屁, 好好看看历史, 什么是阶级.
新中国新在哪,同样是一个民族,同样是这 4 万万同胞,新在哪?
在于有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在于有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带领,在于人民意识的觉醒,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事业开天辟地的大事。

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在党成立前,中国是怎样的状态呢。
1924 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他认为这是中国长期受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
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治,对国人的统治是奴化性的,在文化上实行文字狱,具体表现是在称呼上都成为自己为奴才,把一个普通的百姓成为奴才,完全没有任何权益。更可怕的是,思想的愚昧麻木,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这么一幕,午门斩首时,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围着,手里拿着碗,就为了接人血就馒头来治疗孩子的疾病。真是鲁迅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吃人的时代无疑。普通民众都已经愚昧无知到如此地步,所以新文化运动是开明智,是民众的觉醒。

天道中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众没有真理,只有好恶。
丁元英在评价王庙村村民时,间接点出民众的无主见:农民种地靠天,打工靠力,从来没想过靠脑子。他们的好恶是别人给的,比如有钱就是好,有面子就是好,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国民就是没有真理,只有好恶,都是随大流。在加上统治者的愚昧宣传,更加剧了国民麻木和随大流。
再看看党成立后有哪些变化。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通过对比俘虏兵加入红军前后的表现,指出: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党成立之处就讲究民主、平等,所以在军队中也是官兵平等,官军不允许打骂士兵,军官同吃同住,才会让国军士兵在短时间内形成 180 度的转变。

再就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军队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而成立,而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而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目标不偏离,才能聚拢各方力量。教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有了党的领导,还需要人民的支持,因为谁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教员说战争的伟力在于人民,教员提出的土地革命就是解决农民的问题,和广大农民站一起,解决农民的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教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把广大工人、农民、小地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把为民族存亡奋斗的所有都凝聚在一起。让更多的人明白谁才是为民族存亡着想的政党,谁才是在守护人民的利益。
教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重申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科学民主的政党,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带领整个民族自我觉醒,向前发展,那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记得有次在天津火车候车,因为不想出站去广场,就在站外的空地坐着,遇到一位清洁工大爷也坐在我旁边。于是就和他打招呼随便聊起来,我提到毛主席,大爷瞬间眉飞色舞整个人都精神了,年轻的时候有激情,曾经还做过红卫兵,对教员是非常的崇敬。他说他们那一代人非常的纯粹,就单纯的相信,然后踏踏实实的做事。每天拿着毛主席语录在那读,顺口给我来了几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当时挺佩服他,语录是脱口而出,对教员的崇敬也是发自内心。你说,这样状态的人民精神是丰富,内心积极向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怎么不是一个新生力量呢。
周公推广礼制前后的华夏,也像是两个民族似的,以至于殷商之后的孔子都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力量,就连革命这个词,都是来自《周易》。
在我的另一个回答里,我认为近代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重塑道德,周公建立礼制,确立了三千年中国文明的道德体系,这套体系原本主要约束上层阶级的,而宋以来,这套体系逐步瓦解,上层依托权力为所欲为,道德对他们毫无约束,士大夫反而将这套体系加之于社会中下层身上,成了平民身上的枷锁。士大夫绝大多数都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甚至海瑞之类遵守者反而成了异类。道德与人心的腐朽,才是文化腐朽的核心。
而革命依托阶级叙事,将民主共和和平等灌入文化之中,而且革命者身体力行,用同样的道德要求来约束自己,重塑了道德,最终使中国重新获得生命力。
因为毛主席!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万类霜天竞自由”
“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
所有的历史老师真的应该去好好学习历史再给孩子们讲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是一个超强的帝国,最出圈的是郑和下西洋
假如把一个出生内陆城市的小题做题家拉到郑和舰队面前,我告诉你,一个 21 世纪的现代人都会被这些 600 年前的文物震撼得无以复加
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在 600 年前就造出了能暴打各国的天顶星科技
所以明帝国陨落后,周围一圈小国都争先恐后说自己才是明朝的正统继承人
大清,你好好想一想为啥没人抢着当你的继承人呢
这正是教员的伟大之处。
汉族本是一个高傲、气质昂扬的民族,但经过三百年的摧残,变成了一群气质委靡的东亚病夫。民国也是失败连连,民族气质改变不了。教员用一场场的胜利让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彻底政变了这个民族的气质,现在连外国人也感受到了中国人那没有被人欺负过的气质。这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
历史书上介绍中国人的特质:勤劳勇敢善良。
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遍地吸大烟的何谈勤劳,被八国联军几号人就打得丢盔弃甲的(更有甚者帮他们扶云梯) 何谈勇敢,遍地麻匪娼妓赌馆黑社会骗子何谈善良。
乃至查看当年那些海外名人那些游历中国后写下的游记,他们笔下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都是愚昧无知,狡黠懒散的。
比如以下(出自 ai 搜索):
- 爱因斯坦 :1922 年爱因斯坦游历中国,他在日记中形容中国人 “迟钝、无精打采”,认为中国人表情呆板,神情木讷,还对中国人习惯随地便溺、便后在地上吃饭的行为表示极度不满,觉得他们的行为像是猴子。他甚至称若是中国人以后会取代其他种族,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 明恩溥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 1872 年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他还列举了中国人的 26 种性格特点,包括不守时等,其中一章标题为 “absence of nerves”,中译本译作 “不紧不慢”,暗示中国人处于一种不敏感和麻木的状态。
- 马戛尔尼勋爵: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在他的出使中国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 “妇女被禁止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充满着 “粗俗的亲近、低劣的玩笑、露骨的引喻”,赌博盛行,“将女人的小脚塞进婴儿的鞋中”,他还称华夏帝国是一个古老、狂热、产生一流战争狂人的国家。
- 笛福:英国作家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主观地认定 “中国人不诚实”,他借鲁宾逊之口宣称中国人几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
恐怕真实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特质是 “贫穷”。
当然今天的我们的确颇有底气的说:勤劳勇敢善良是中国人的传统特质。
虽然当代中国人依然有封建主义残留,但是再也不似鲁迅先生笔下那些近代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人物。
毫不客气的说,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重塑了中国人的特质,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
民国建立前后,中国人也像两个民族
新中国之前,中国人行的是周礼,那是古典中国文化的起源
新中国之后,行的是共产主义,那是所有中国人的毕生梦想
哪怕至今,中国对文明的认知,也是源于周礼。
因为你是在建国快 80 年的时候,49 年建国的时候,渣滓洞都还没解放;
90 年代到 10 年代,那一片咩咩的;
由于宣传部门以积极向上为基调,想看看各地基层实际情况,一是问自家老人,二是看党内文件,哪个好瞧看哪个;
总的来讲,新中国成立前,基层还要靠下猪仔对抗死亡率;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 50 年代就开始考虑计划生育,无它,没了蒋改石,老百姓是真能生,粮食快不够了;
至少从种群数量增长曲线上,新中国建立前后确实可以算两类;
但从文化角度,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有奶就是娘,才是常态;
到 90 年代,主食没问题,最大问题是油水不够,不抗饿,所以老一辈一顿干两大盆米饭是常态,也是崇洋媚外的根源,现在没人喜欢 1 美元炸鸡了吧?
新中国建立,让中国从封建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截然不同了。
中国跳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是由国情决定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适合搞资本主义,但近代世界又没发展到能搞社会主义的阶段,于是从明朝后期到清朝、民国的这一时期,中国就卡住了。
明朝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就类似于得了艾滋,免疫系统崩溃,必然会染上其他重病。至于具体什么重病,还不确定,什么都有可能。
最后我们知道了,明朝先是得了白银依赖症,财政被江浙士绅势力搞垮,进而满清拔得先筹,染上了中国,折腾得中华文明几乎彻底灭亡。
不过幸好,只是几乎,中华文明毕竟足够强壮,经得起折腾。后来十月革命让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教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的思想刷新,中华文明刷新,就像一个老人返老还童了。
你可以说改头换面,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旧貌换新颜…… 但你非说像 “两个民族” 就很耐人寻味了……
今天日本的校服像民国校服,不知道是谁抄谁的。今天大陆的校服一律运动装。改开前没有校服,一律军装和中山装。
看看日本校服



看看民国校服




看看现在的校服


看看六七十年代校服




给自己干活和给别人卖命。
跟今天 996 大行其道,牛马怨声载道一样。
牛马为什么意见大
因为 996 是给老板赚钱,为资本牟利,给别人的别墅增砖添瓦。
马云为什么鼓吹 996 是福报。
因为对他来说,别人的 996 真的是他的福报。
我有一次在博物馆,看见某个展厅在播放百年前的纪录影像,有一段是当街审理案子的场景。
那些人搬来一张很像戏台上围着帷幕的长方形桌案,一个应该是官员的人坐在一边,受审的平民扶着桌子跪在另一边,下跪的动作无比丝滑纯熟自然。
没几句后就趴在地上挨板子,整个过程没有丝毫反抗,顺从得像掉帧动画一样不可思议。
我站在那个展厅里看了很久,这才第一次体会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句话,有多么弥足珍贵。
跪着的只是天子牧下的羔羊,站起来了才叫人民,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
人人平等,再也不用跪。
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最珍贵的馈赠,一定要好好珍惜。
民族本来就是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并没有哪种缺陷或者美德是强行和某个民族绑定的
过去千百年来,人民只有跪着,只有毛主席让人民站起来了!
因为毛主席,因为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对比一下晚清、民国、新中国这三个时期的中国人,会发现简直像是三个不同的民族。
晚清的人,大多数是活得没有希望的人。
他们不识字,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觉得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人活着就是 “祖祖辈辈就这样”,小脚、鸦片、跪着见官、磕头纳税。
西方人船一开到口岸,他们就跪下了。
他们习惯了跪,也不觉得跪有什么不对。
到了民国,虽然说是 “共和”,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根本改变。
社会依旧动荡,军阀割据,兵匪一家。
新式教育只照进了城市一角,多数人依旧活在愚昧中,依旧是 “命苦” 二字概括一生。
换了一个牌匾,改了一个国号,但底层的人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要说民国人比晚清人有骨气,那也是一小撮人,而不是大多数。
但到了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 “脱胎换骨” 发生了。
这个民族站了起来,不是嘴上说说,而是骨子里站起来了。
你能感觉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种 “我也可以”“我不服就干”“我凭劳动吃饭” 的底气,这不是自来就有的,是一点一点被打出来、争出来、干出来的。
毛主席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能让一个民族发生这么大变化?
不是他喊口号喊得响,而是他在具体的制度上,彻底把中国人从过去几千年的 “被统治者” 身份中翻了身。
我一个个说。
第一件事,扫盲。
全国那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文件不识,告状不会,教训也听不懂。
毛主席说,这不行,国家要进步,首先要识字。
于是全国推广扫盲班,夜校、墙报、识字课,干部下乡一村一村教。
你以为这只是文化教育?
不是,是让人从 “沉默的奴隶” 变成“有语言的人”。
扫盲是政治,扫盲是觉醒,是把 “人” 这个字还给他们。
第二件事,土地改革。
地主几百年压着农民,租地收租,种得再多,粮食还是别人的。
毛主席说:“打土豪,分田地”,这八个字听着粗,却是几千万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
你有了地,就有了饭,有了饭,你就有了自信。
你自己种的,你心里硬气,谁再敢欺负你,你也敢拼命了。
中国人的底气,从这里来的。
第三件事,赤脚医生。
以前生病了基本就是等死,特别是农村。
谁家有个头疼脑热,送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只能熬。
毛主席说,这不行。
医生不够,那我们就自己培养。
培训三个月、半年,给他们一个药箱,让他们回村里去救人。
你说他们水平不高,可就这批人,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三十几岁拉到七十岁。
真正做到了 “让人民活下来”。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中国从亡国感走向国家感的基础:你得先活着。
第四件事,禁毒禁赌剿匪。
那时候全国吸鸦片的太多了,赌博成风,晚上有黑枪响就是常态。
毛主席说:一个新国家,这些必须清。
于是你能看到,全国上下掀起肃毒、禁赌、剿匪三大战役。
贩毒的抓,吸毒的戒,赌坊全关,土匪全部清剿。
你可能觉得这些是 “社会治安” 问题,但你要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 “民族净化” 工程。
一个国家想要有精神面貌,首先得把烂习气清干净。
这一步,民国做不到,清朝不敢动,毛主席动了。
第五件事,抗美援朝。
新中国才刚立,就有人想来 “教训” 我们。
美国、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谁都觉得中国肯定不敢动,最多就是喊几句口号。
毛主席说:“打,一定要打。”
于是我们用几十万志愿军的命,把对方打回三八线。
这不是为了 “输赢”,而是告诉全世界:今天的中国人,不跪了。
这仗一打,全国的士气、民族的凝聚力,一下子稳了。
你今天能骄傲地说 “我是中国人”,就是从这仗开始的。
第六件事,工业化。
过去中国靠人拉车、靠人磨面,工业几乎是空白。
毛主席说: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体系。
于是搞三线建设,搞重工业,炼钢、造机器、办工厂,从零开始干。
今天你看到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起步。
国家要有底气,必须先能自己造东西。
第七件事,“两弹一星”。
别人有原子弹,我们也得有;别人能上天,我们也要上。
这不是面子问题,是生存问题。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那这个国家随时有被拿捏的可能。
可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哪怕穷几年,也要有。”
最后,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一个从来被看不起的民族,第一次在科技层面站了起来。
还有恢复联合国席位,定下 12 海里领海权,推动农业集体化、工业现代化……
太多了。
你说毛主席有没有做错过?
有。
但你不能否认,他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让 “底层人站起来” 的人。
不是让少数人强,是让绝大多数人先活下来、有尊严、有安全感、有盼头。
从晚清那个被打了还要跪着认罪的国,到新中国那个敢跟世界最强硬碰硬的国,从麻木、自卑,到自信、争气,中国人的性格真的变了。
这不是自然演变,是被一代人,特别是毛主席这一代人,一点一点硬干出来的。
所以你对比三个时代的中国人——晚清是跪着的,民国是散着的,新中国是站着的。
那谁让中国人站起来的?
答案很简单:毛主席。
哈哈哈,我爷爷香港资本家,外公河南保安司令部军官,我都支持毛主席,支持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有一帮祖上三代贫农、下中农的竟然怀念当蝼蚁的日子来了,哈哈哈哈,你们怀念民国,你们配吗你们,哈哈哈哈。
日本国力远不及美国,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既然没有胜算,不开战的话也只能向美国屈服。
到时候会怎么样呢?日本必须从战斗了四年的中国全面撤退,结果是…… 满洲是很难保住的…… 朝鲜的统治也会出现困难……
选择开战的话又如何呢?战败的结果当然是被迫放弃满洲、朝鲜、台湾,但以日本的地位来看,反正也不可能更小了。
不仅如此,近代历史上举国作战失败的大国,没有不重新振作起来的,这是因为后代的青年会追忆战时的祖国,奋起反抗。
与此相反,没有抗争勇气就对敌人屈服的国家,思想会日渐混乱、堕落,从内部崩溃,不可能再成为大国。
从这一历史教训来看,开战也好,不开战也好,都是陷入困守四岛的窘境,虽然结果是一样的,对于国家能否重新崛起却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准备战斗的理由。
不考虑他甲级战犯的身份和最后的结果,这话本身是对的。日本的战后一代很快的重建了国家,而到了平成一代签署了广场协议,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任由美国收割,导致失落的三十年。
而到了中国,中国现代民族的形成,归因于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那时的中国面临着和日本珍珠港时一样的问题
抗日战争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处何方,在中国这片大地上,都为抗日而战。
朝鲜战争锤炼了中国的民族性,中国彻底摘去压在中华民族上百年的东亚病夫的帽子。
有人说,建国之初的行为决定了一个国家百年的底色。
我想,这就是最大的 mao’s legacy
《亮剑》里李云龙的毕业论文里面有一句话:
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
新中国成立后,给新中国、中国人注入灵魂的人物,就是教员。

1953 到 1956 年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内容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可以认为这是对生产力、制度、经济基础所进行的改造,这种改造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基础,物质基础。
但是这种改造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成功完成了转变,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初期必然会进行这方面的改造,只是不同的国家进行到不同的程度。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做法,很快就会产生 “革命果实被窃取” 的结果,取得的成就也就变成了昙花一现。
真正对中国人气质改变的是在文化领域的改造:
比如:1951 年 5 月 5 日通过《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 “五五指示”):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的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
比如:1950 年 1 月 19 日由孙玉奎、侯宝林、常宝霆等相声名家发起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对低俗内容、反映不正常价值观的内容进项改造。
比如:孙悟空、哪吒的形象与精神也是在这种指导下,完成了改造,成为如今熟悉的形象。
……
对中国人注入现代灵魂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会有反复,
比如,现在经常说的那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把报告呈给他,说明大家对报告的内容并无异议,觉得这样做没什么错,或者说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
这本质就是一种旧有思想的不断侵蚀,不断影响着当时的人,
还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实当许多人并不理解,反而认为这是讴歌劳动人民,
反而到了现在,大家才逐渐明白他所关心的内容是什么,
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新中国成立,许多人、许多成年人,恰恰是把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带到了新社会里面,
甚至,许多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有问题,觉得是以前就这样,现在这样也没有错,
这种在短期内可能没什么影响,长期内必然会造成思想回到以前的时候,甚至影响到年轻的一辈,
当时的许多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恰恰是教员意识到了,
所有才有了最后一次的努力。
让旧有的思想与习惯,不要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年轻人。
因为受教育程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要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我个人认为是教育的普及。
民国期间中国的文盲率是 80%,在农村地区超过 90%。
而中央苏区的文盲率则是不到 10%。
当然,当时识字率的统计很松,只要认识 200(印象是这么多,可能有出入)个汉字就不算文盲了。
也就是说,超过 80% 的中国人连 200 个字都认不到。
封建社会其实一直这样。
所以,所谓的 “家国情怀”,对底层人没有什么感召力。你的檄文写得再好,也只是上流社会的文化人能看懂,布衣百姓一窍不通。
清末进步人士陈天华写得《警示钟》,上来就是一首七律: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写得是挺动人的。
问题是,在 80% 的文盲听来,这和鸟叫没有区别,都听不懂。
相比之下,看看义和团写的: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你别管迷信不迷信,起码老百姓能看懂。
张三拉一杆迷信的大旗,人们或许将信将疑。
但李四拉了一杆大旗,旗子上写得字都没人能看懂,那人们肯定是半点不信。
所以,你可以说旧社会的人们愚昧无知。
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上层都不愿意和底层分享知识,你让底层人怎么摆脱愚昧?
清朝的时候,清庭皇帝自己请西洋人来教自己天文、数学。
转手立法,禁止民间自学天文,谁学谁死罪。
连历法都安排西洋的大臣编纂,汉人大臣被防得死死的。
直到洋务运动的时候才解禁(因为发现八旗子弟的智力学不会西学)。
一本《几何原本》,前一半在明末的时候就被徐光启翻译好了。后一半居然要等到二百年后的李善兰才翻译。
期间清庭皇帝垄断了数学的学习权长达二百年,狗屁没学会。
这就是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麻木、愚昧之根源。
当然,这个锅不仅仅是清政府的。
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没做到该做的事情。
直到解放区的出现。
中央苏区定都瑞金之后,几年里把瑞金的识字率提升到 90%。
后来反围剿失败,面对这帮已经被开智的人民,国民政府提出了 “石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的口号,把解放区的人屠杀殆尽。
所以,内战时候两边士兵的素质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老红军都是识字的人,而对面抓的兵丁都是文盲。
如果军人互相之间留个字条,写个信。
解放军这边随便一个士兵都能看懂字条,看懂信。但国军那边就得找长官,才能知道友军给自己留了什么信息。
现在的人回头学历史的时候,看到 “农村包围城市” 这句话,很容易先入为主觉得 “农村” 一边落后、土,“城市”一边高端大气上档次。
其实恰恰相反,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村民要学纺织、学冶金、学造纸。
反而是上海 “洋太太” 们,整天打麻将,啥都不懂。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面记录过一个事情:
斯诺和彭德怀一起在延安走的时候,过了一个儿童团把守的关卡。
儿童团的孩子才十二三岁,他们说要过去需要彭老总签字的条子,否则不放行。
彭德怀说我就是彭老总。
孩子们不认彭德怀的脸,坚持要字条。
彭德怀只好现场给自己写了张通行字条,这才过去。
书里面把这个当做一个幽默的小插曲,但其实这个事情信息量很大。
解放区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就已经接受了相对不错的教育,能识字,能辨别彭老总的签名。
这个事情,解放区之外 80% 的成年人都做不到。
其实在那个时候,红区和白区的底层人民就已经像两个民族了。
中国其实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只不过清朝到民国时期,穷人着实没条件接受教育。
新中国崛起其实也靠这一点。
中国这几十年的高等教育质量,比欧美一直有差距(直到现在也是)。
但起码把能做到的中小学教育做好了。
这也是中国学生出去留学相对受欢迎的一点,就是基础比较扎实。
而贸易战这几年,中国靠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硬啃各种技术封锁,也是受益于几十年钱就开始的教育普及政策。
百因必有果。
然而这种事情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
十几年前,北大提出 “推荐入学制度”。理由是 “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其实一千年前 “举孝廉” 制度就存在了,只是 “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听上去正确。
当然,有推荐权力的人会不会舍己为人地推荐底层学生,不得而知。
至少发达国家的推荐入学制度最后只是方便 “学二代” 上名校了。
包括现在愈演愈烈的 “市场化教育”,私立学校的师资水平逐渐在反超公立学校。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但至少大家都能知道,这是迈向知识垄断的一步。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穷人为了上一个好大学,要背上几十年的贷款。
到时候,被很多学生讨厌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在课本的必修课里了。
然后,中国人就会又像是变了一个民族。
教员不禁缔造了新中国,更是重新缔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这个缔造不只是打赢了几场战争的事,更重要的在于重新确定了汉民族在世界上的定位和历史使命——也就是推动和领导第三世界革命。
为什么学生时代的人激情昂扬,而工作之后的人迷茫低沉呢?根本原因就是对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定位出了问题。
在学生时代,自己和家庭,和学校乃至国家的定位都是确定的,自己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报答父母,为学校争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等等,在这一定位中,人是鲜活的人,是大写的人,是昂扬向上的人。
但是进入社会工作后,这一定位就失衡了,人们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而言是一种传宗接代和养老的工具,对社会而言是多有不多少有不少的凡人,对国家而言是用完就丢的耗材,所以人会消沉内耗,会自我怀疑,甚至隐隐产生自毁倾向。
比如人越来越喜欢熬夜,其实就是带着一种想要将自己从现有的工具定位中拔除的毁灭倾向而导致的。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自己,那么就会做熬夜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了,可大多数人就是不够爱自己,心中隐隐意识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每一个外在群体其实都是在剥削自己。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一度失去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敬畏,也失去了进取之心,从保守走向保守,人们不知道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其他地域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而教员领导的第三世界革命则重新塑造了这一精神世界,将中国人和世界牢牢结合起来,开拓出更广大的空间。
在那个时代,随着科技扩散,欧美等第一世界国家的辉煌开始走到尽头,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众则没有能力接过和领导世界革命的能力,因为他们很多连自身民族认识都还没构建完成。
所以在那个时代,就只能由中国接过这杆旗帜,日本全共斗、美国黑豹党、香港六七风暴、法国五月风暴、对世界各国的影响都非常深远。
直至今日,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依然是两种,
一种是旗袍舞狮、孔子围棋、麻婆豆腐大熊猫。
另一种就是教员时代、小红本和工农红色联盟。
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走资派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行剥削之事。
在国外,列强走向衰落,革命此起彼伏,世界秩序处在旧秩序破灭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的交界之处。
——这一思想遗产其实才是教员诸多思想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世界观的认识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当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后,你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就非常清楚了。
“站起来,不许跪!”
新中国与旧中国 “判若两国” 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毛主席。
他重塑了中国人的 “人格”,从习惯于被奴役、被剥削里彻底解放出来。
“解放” 这个词仔细品以下,带有很深的哲学意味。
解开的是束缚、释放的是人性。
什么叫 “当家做主”?怎么 “当家做主”?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怎么 “当家做主”?
为了能够让中国人 “当家做主”“自立自强”,毛主席在多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
这里头不得不说的就是 “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才算是
真正掌握了 “指挥权” 和“话语权”,而此前,都是唯“共产国际”,或者说李德博古等人是瞻

李德虽然是个中国名字,但是他其实是德国人,1932 年由苏联指派来到中国。既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想要掌权,在他们的 “错误” 思想指导下,红军几乎快被团灭了。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 “围剿”。毛泽东这时虽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工作,但他始终关心着军事问题。从一开始,他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 和以后的 “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李德不但拒绝了这一正确意见,反而在节节失利时,要追究战场上一线指挥员的责任。甚至于在长征之前,李德都不打算带毛主席走,打算把他扔下,因为威望太高,不得已才带走。
与前四次反 “围剿” 的巨大胜利相比,第五次反 “围剿” 的严重失败,使红军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军事上的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使这种不满情绪 “达到了顶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遵义会议的召开,前提是血的事实和失败的教训,让很多人对 “路线” 产生了怀疑。
在毛主席极力的争取和说服下,大家开始反思 “左” 的错误,并且组织大家开始在政治上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军事指挥权的争夺,更是自主权的争夺,是思想独立的表现。从遵义会议开始,毛主席彻底奠定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统一了全党,甩掉了共产国际的枷锁。
自此以后,毛主席根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思想,这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不仅重塑了中国人的人格,砸烂了旧社会的封建制度,还对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深远。
一个长期被称为 “东亚病夫” 的民族,能够结束一百多年屡遭侵略、任人宰割的历史,自立于世界,无疑是 20 世纪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凭的是什么?获得民族独立的法宝是什么?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股 “学习中国” 的热潮,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与中国建立联系,纷纷来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顺理成章地受到一些国家、政党领袖和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不曾到过法国,但毛泽东的思想却在那里掀起巨大思想波澜,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每一种思潮似乎都与 “毛泽东主义”(Maoism)相关联。
在亚、非、拉地区,有相当一批政党领导人,都阅读过毛泽东著作并深受影响。穆加贝总统曾经被白人殖民地当局关押了 10 年时间,在监狱里牢房一再转移,扔下不少物品,但他总是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每当提起中国,穆加贝总是充满感激:“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
今年在互联网上最火的非洲国家,就是学中国学到骨髓的卢旺达。作为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卢旺达全国推广汉语教育,学生学习《三字经》《弟子规》。总统卡加梅以 “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推动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将 “妇女能顶半边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等理念融入政策。卢旺达 73% 的现役军官在中国军事院校接受培训,军队战术、装备(如 81 式自动步枪、59G 坦克)及仪仗队训练均参照中国标准。其军队以弱胜强,在与刚果(金)的冲突中展现高效战斗力,被西方媒体称为“非洲最整齐的军队”。不仅如此,卢旺达全面向东方看齐,在国内推行土地改革,引入农机,种植咖啡茶叶,实行 12 年免费义务教育,推行“数字政务”,还设了“经济特区”。
这味就太浓了。
不止卢旺达,还有很多非洲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再次转换,进行本地化革新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比如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被许多外国人拿过去,变成自己的民族语汇,并且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如非洲一些领导人就把“纸老虎” 引申为“被阉割的纸老虎”,“逃不脱被碾成肉酱命运的纸老虎”。再如“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在莫桑比克人那里,就转变成“为国家而死,保卫人民利益而死,这种死的分量像戈龙戈萨山(Gorongosa,位于莫桑比克境内,现有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一样沉重”。

说回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建树总和,就是汇成开篇的第一句话,“站起来、不许跪”。姜文在让子弹飞里,手握枪械,喊出 “站起来、不许跪” 的时候,真的泪目了,只有经过那种前后对比、巨大转折的人,才能知道这 6 个字的含金量。
建国后,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以后。中国人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 因为没有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只能照抄照搬苏联。熟悉的剧情又出现了。
但是,为了能够独立自主,毛主席可以不惜放弃所有苏联的援助。
总而言之,还是 1932 年面对李德的那句话,我不跪。(毛主席真是汉子中的汉子,男人中的男人。)
早期经济建设学苏联的时候,毛泽东就说: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缺乏创造性, 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由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有丰富的克服教条主义的经验, 因而能够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 毛泽东是紧紧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探索的。
毛泽东认为, 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 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是一个严重教训, 要以此为鉴戒。
在他看来, 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 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 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 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
正是因为从未放弃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在经济建设时期的许多大风大浪,我们都惊险地安全度过了。比如温铁军教授,有一本《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该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八次危机的 “软着陆” 的载体就是三农(农民、农村、农业),三农就像是中国经济这条大船上最稳重的压舱石。这是全书最核心、最具独创性的主张。
温铁军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多次实现 “软着陆”,关键在于存在一个能够吸纳和消化危机的“蓄水池” 或“稳定器”——广大的农村和数量庞大的农民。
具体转嫁机制包括:
上山下乡(如 60-70 年代的危机):将城市无法就业的过剩劳动力(知识青年、干部等)转移到农村,由农村集体经济来承担其生存成本,避免了城市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
乡镇企业(如 80 年代的危机):通过 “离土不离乡” 的方式发展乡镇企业,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部分城市工业化调整产生的失业压力,实现了“农村内部的工业化”。
农民工与土地(如 90 年代末及 21 世纪初的危机):当国企改革导致数千万工人下岗时,农村劳动力以 “农民工” 形式进入城市,承担了最艰苦、最廉价的工作。同时,农村的土地作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当他们在城市失业或遇到经济衰退时,可以返回家乡,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生计,从而避免了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和社会撕裂。2008 年金融危机后,数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未引发社会动荡,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时至今日,我们从未放弃过农村,“精准扶贫”主要扶的是农村,“乡村振兴”也是反哺农村。包括 “两山” 理论,也是通过全域规划、生态修复和业态创新,将 “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
1954 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写下《浪淘沙 · 北戴河》。这是他第一次到北戴河,看到了浩瀚壮阔的渤海。北戴河所在的幽燕之地,毗邻历史上曹操征伐乌桓时经过的碣石山。
曹操在公元 207 年取得胜利后,曾写下著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此时,新中国成立已近五年。抗美援朝战争已于 1953 年结束,国内的土地改革也基本完成。国家的重心正全面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1953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旨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处在一个充满希望和建设热情的历史时期。
《浪淘沙 ·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往事越千年,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是 “破四旧” 之后。“破四旧”的目的不是在物理上破坏文物。写得很清楚,“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变了,当然就不是原来的民族了。
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毛主席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着想,毛主席的一生什么都不图,图的就是中国人民! 直到他老人家走的时候还不忘为中国人民做最后的贡献,毛主席万岁!
其实说到底就是新中国终结了一个持续千年的悲剧
这是一个在整个华夏文明最繁盛的时期开始接连不断爆发的悲剧
第一个悲剧的缔造者是武则天,她因一己私利把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演绎到了极致,作为妻子夺夫家家业屠尽夫家人并杀害亲生儿子,一生致力于让娘家人掌权最终失败,她的所作所为彻底断送了华夏女性不断提升的社会地位,从此贤能的女性也难被重用
第二个悲剧来自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在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对当时的整个民族来说负面作用明显大于正面,士族阶层被连根拔起也拔掉了整个民族的武装组织力和规矩意识,从此大多数华夏民族的军人再无荣誉感可言
第三个悲剧来自宋朝,宋朝没有重新树立起汉唐军人该有的样子和新的有效统治阶层,反而以抑制自身武力和屈辱求和的方式逃避现实,最终导致了神州陆沉,民族血性全无
第四个悲剧是在明朝统治者没能有效建立华夏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国家败亡的时候给了满清以收买人心的方式一统天下的可乘之机,清朝的统治彻底打断了整个民族的脊梁,让中国人彻底沦为 “东亚病夫”
按以往的历史规律,华夏人当如当年的古埃及和罗马人一样,留下灿烂文明后被彻底灭亡,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后来也幸亏了有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让华夏族群在最可能灭族的时代由衰败开始复兴,真是幸运,这次没死成我们开始走上坡路了,下次不会给外族机会了
因为以教员为首的革命团队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文化上中国人属性的火种,其他几亿人只是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并不是完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唤醒了这批人算是文化觉醒,使他们变成了真正的我们认知里古代典籍中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你会说解放前怎么其他几亿人就不算文化上的中国人了?是的,因为文化上的中国人那批最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在满清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种灭族运动中屠戮殆尽,偶有几条漏网之鱼苟延残喘撑到了清朝覆灭,其他的中国人即使有中国人勤劳勇敢舍生取义的精气神也都由显性基因转为了隐性基因,相当于种子蛰伏起来等待合适的土壤再次发芽。
教员来了,革命团队建立起来了,中国人的基因终于迎来了被唤醒的一天。有的连中国人的隐性基因都没有那就通过教育感化重新栽上。哪怕是前朝君主溥仪也是转基因作物最终变成社会主义公民。
所以回到问题,并不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像两个民族,而是少部分有中国人基因的革命团队最终将这片大陆的每个人都改造成了文化上的中国人,而不是空有躯体的普通居民,也算告慰了那些上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顽抗不屈的人民英雄们!
你再看看台湾,经过日本人长期的耕耘,很多人已经彻底日化变成了精神日本人,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一自萧关起战尘:从萧关开始,战乱频繁,烽烟不断。河湟隔断异乡春:河湟地区与中原隔离,春景异乡,生活疏离。汉儿尽作胡儿语:中原汉人在此地逐渐说起胡人的语言、习俗受到影响。却向城头骂汉人:胡人反而讥讽或责骂汉人,形成文化上的颠倒与矛盾。
中国的历史足够长,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所以能做到真正的四十不惑,而今岛上青蛙骂我们何尝不是穿越千年后的” 却向城头骂汉人”!
北京,我最想去拜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杨靖宇烈士故乡下次回国看能否抽空去拜谒一下,没有这些真正具备中国之魂的人矢志不渝的努力,那么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中国也就彻底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了!
所以,新中国成立至今,借用《项脊轩志》的话来讲就是:
配图: 1912 年 2 月 15 日,推翻满清政府后孙中山率众祭拜明孝陵,也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了。现在这片土地上 14 亿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这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回归!教员希望我们坚守的也不是去崇拜他,而是一份生于斯长于斯的作为中国人的荣光!


而你不够敏锐的是,两个民族的替代并不是 “新中国建立前后” 进行,而是 1840 年开始,1949 年完成的。
新中国历史的两个关键时间点,第一个是 1840 年西方列强侵华,把现代国家、现代民族概念带入中国。
同时,西方带来的工业经济,为中国民族主义制造了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他者化对待,加快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
这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起点。
在这之前,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社会。
小农生产的低效、零碎和稳定,使得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限制在血缘纽带维系的小共同体里,99% 的人是不存在超出宗族、村庄的社会性认同的。
那 1% 高阶层的意识形态,同样服从于农业经济基础。社会资源低增长带来的零和博弈,造就了森严的等级秩序,能够直接调配社会资源的行政权力成为最高认同,哪怕是产生了朴素族群意识的、所谓 “忧国忧民” 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社会性认同也是君臣高于族类。
在这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工业化阶段。
工业生产方式,哪怕是最低端的手工工场,也比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需求,这直接瓦解了农业社会的血缘小共同体,为底层民众产生社会性认同奠定了基础,高增长的社会财富也消解了等级秩序的合法性。
在这个基础上,一个覆盖广大地域、非血缘纽带、以平等个体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性认同——中华民族才得以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对古典族群的认同也被现代民族认同替代,汉人、满人、蒙古人、僮人变成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壮族。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僮人,这些现代民族只是在概念构建上使用了传统族群作为素材。
在现实中,现代民族和古典族群并没有实质性继承关系,反倒是一种 “孙子决定爷爷” 的状态。
也就是说,是先有近代以后对中华民族、汉族、壮族等等共同体的构建,才产生了现代人对古代华夏、汉人、僮人作为共同体的想象。
之后虽然代表 “中华民族” 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但是发展过程充满反复,经历了 30 年反复斗争,加上日本侵华的外部压力,直到 1949 年才最终完成彻底的现代中国建构。
新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一方面宣告了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彻底成型,比其他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都彻底;另一方面是内部主动 “去民族化”,转而采用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当然 “去民族化” 的意识形态也不是 1949 年才开始的,只是这时候才成为主导意识形态。
对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而言,真正的 “去民族化” 是无法做到的,但更高级的意识形态确实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这个新面貌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切切实实是和过去不同的,所以“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1949 年政协会议上确定要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教员为此题写了三句话: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什么选中了 “三年(1946 年)”“三十年(1919 年)”“一千八百四十年”(1840 年)这 3 个时间点?
又为什么有的描述是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有的用 “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都是很有分寸的。

来源于这本书:

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所著《生存与发展》
首先,不要因为建国后国人的焕然一新而贬低之前的国人,因为之前的国人遭受了 200 余年满清的愚化奴化教育统治。
其次,不要因为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时期国人的辉煌而看不到新中国教员为主的团队对国人的重塑再造。
满清之前的中国,除元以外是 “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格局。此“士大夫”,由诸侯贵族奴隶主,进化到军功贵族外戚世家,进化到读书人为主(藩王功勋集团有,但可以忽略)。而氏族则在其下发挥作用与士大夫共生相融(另一层身份当然都是地主)。
(相比之下西方长期还在贵族封建领主那一层。)
在这个阶段,士大夫(族老)是作为草民的 “父母(官)” 存在的。是具备相当组织度和执行力的,直到土地兼并士大夫与草民的阶级矛盾占主导地位。或士大夫与皇权的激烈矛盾。而儒家思想成为这套体系的润滑剂与粘合剂。
而元与满清在这种结构外还有一层种族民族阶梯。元朝 4 层阶梯已经直追三哥了,但好在元的治理能力不行,极为粗犷,只好采取 “包税制”(与殖民相似),士大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而到了满清,皇帝,八旗,包衣,汉臣士大夫是一层层的主奴关系,士大夫这一层被彻底奴化了。所以满清时代中国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史上之最差。而且文字狱等一系列措施使满清时代的文盲率都是历史之冠。
满清一朝在西方入侵和触发太平天国前,士大夫从来未威胁皇权与满族特权,更不要说共享。此作为满清达到封建社会控制能力,集权顶峰的 “丰功伟绩”(而康熙同期的彼得大帝却从农奴制的低起点开始追随世界潮流跨入资本主义社会)。但麻木僵化则作为国民特征。
满清的组织动员只能靠严刑峻法指挥一些战战兢兢的士大夫奴才与僵尸状态的 p 民。
西方入侵同时带来平等思路,尽管西方直到今天都有隐性种族等级,但击破了满清的牢牢控制,激活了士大夫阶层的活力。但底层民众的动员仍不超过满清前太多。民国出大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再叠加军阀混战。此时的国人状态如何,你可以想象。
教员从农民调查报告开始,到建立农会,到支部建在连队上都是直面中华民族的基本盘,动员他们,启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把 “主观能动性” 植入之前的草芥,而不是通过士大夫间接统治他们。而同时期他的同志,却始终想在大城市搞工运占领大城市与光头争夺精英准精英,直到碰壁。
人民史观政观,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动员组织人民,这一条教员再造之功,遗惠至今,恐怕还会遗惠千年。
这与西方的平等口号不同,由于西方自文艺复兴起过度强调自由与市场经济,意味着底层主要靠自己自生自灭,努力不努力解释一切各安天命。而教员的政治经济学屠龙术却教到每个人。学时觉得无味,关键时刻却使全民有约束的观念思维与能力。而且组织触角深入基层班组村镇。其全民组织动员能力现在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优越性。阳谋而无解。
教员的另一大贡献是把 “仁义礼智信” 里面的 “礼” 字含义改为“礼貌礼节”(这个里面应该有集体贡献),既为人人平等铺了路,又与传统文化无缝衔接。于无声中使中华文明得到传承与焕发新生。
而且东大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借鉴优化了科举的。先进者入组织,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能力与经验。而西方的选票制不仅能使演员一步登天,也能创造肯尼迪,布什,克林顿这样的家族世家,叠加资本的深层政府。
所以,西方的组织形态撑死了东晋门阀世家叠加平等口号的形式选举,世家门阀垄断这课还没上完呢,更不要说党争。
东大并非一帆风顺。有操作失误,有复辟有反攻倒算。士大夫肯定大多喜欢两宋,肯定喜欢西方。因为同为自由,他们的自由才是最真实的。
教员曾经被这群人踩到谷底,黄段子都编得满天飞。但被他启蒙组织的民众最终逆势翻盘。当时在士大夫公知的节奏下不理解教员的高瞻远瞩,士大夫和资本再次试图骑在人民头上时,不仅明白了,也知道怎么看怎么办。
精英也有人民的精英。与士大夫精英伪精英的区别,简单的判断就是第一心里真正怎么看待教员,第二怎么看待义和团。
而公知士大夫则必陷入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等级分明的窠臼。西方可以高喊平等口号百年,在朝鲜,越南,阿富汗屠村。人人生而平等一点儿不妨碍他们蓄奴百年,种族隔离 200 年,殖民 400 年。
洒家可能也是叶公好龙,有很深的厌蠢症。曾经因创业与工地工友打交道。这些在民国时期不是大师也是小师的工友,我接触起来还是相当费劲。更难以想象教员和他的团队当年是如何拓荒的。
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洒家虽做不到做不好,但至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大势已定,坎坎坷坷,一时的乌云黑暗挡不住。
另外,士大夫是中性词,我这里取了贬义。实际上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4 次大危机,都有士子站出来救亡图存,甚至是中华文明脊梁的主力。但祸国殃民的主力也是他们。毕竟他们掌握着知识,技能,甚至资源。核心区别就是站在人民利益一边还是集团(阶级)私利一边。
当士大夫阶层集体失能废柴,就是义和团 “愚民” 们的悲壮冲锋。尽管义和团的闹大推手可能是慈禧,义和团过程中可能杀的国人比洋人还多(有该杀的,有冤杀的),在洋枪洋炮面前也会做鸟兽散,但一点不改变这是高层失能废柴下最后的血勇。嘲笑义和团的人本质上就是采纳士大夫阶层的居高临下视角。也是改开后公知知识分子的主流。
从组织动员来看,
满清是指挥一群奴才与僵尸,随时可做鸟兽散。
满清之前的中华民族,依赖血缘,宗族,文化,利益纽带,能够比较高级的组织动员,少数情况下能产生岳家军,戚家军那样理想理念团体,也会有因阶级矛盾严重时的一触即溃,杀良冒功。重文轻武,坐而论道也能产生乌合之众式组织动员。
西方依赖现代科技后勤和现代科学化管理可以高效动员,但过度的个性自由强调,既有创造力强的一面,也有各唱各调互相扯皮扯后腿的 DNA 级无解属性。顺风易,遇难点则诺亚方舟式逃离逃避。
教员重塑后的数风流人物看今朝人民群众,始终需要和激活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明白为何而战为何而做。叠加中华几千年文明以家庭家族家国为单位的集体主义。形成了既守纪律重合力,又主观能动。
于是我们看到:
中国在贫穷时能组织起两弹一星(西方组织动员的顶峰是海量资金砸下的曼哈顿计划与阿波罗计划)。
被击散时,包抄脱队时,两三个人甚至单人能主动执行作战计划。
疫情能全民憋家里憋死病毒。
重庆山火,人民能自发形成救火物流的洪流并纳入已有组织的调动。热血还不乱。
。。。
这些区别不仅先人在遇洪水时选择了不同道路,在现在与未来的科技,社会发展中也会显出不同。
当科技超过了个人(比如牛顿),几个教授小团体能解决的范畴,需要大规模团体协作攻关的瓶颈期,中国的集体主义叠加主观能动性将再现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显现,典型代表就是华为)。
即使被妖魔化的前 30 年,也是世界上唯一不掠夺完成全体系工业化,重工业化的存在。
中华文明永存,教员千古。
缅北也知道身份证 110 开头的人不能抓

自张角以来,农民起义利用宗教来动员,不足为奇。但一般只是破局时的工具,不会用来治天下,你能想象朱元璋用明教来代替儒家吗?
满清以小制大,崽卖爷田不心疼。
新中国建立后,主体民族重新回归中心,五族共和,同气连枝
另外 有些人扯皇汉我就觉得好笑,100 个人 99 个都是汉族人,你说他皇汉????对你皇了?你不是汉人?
14 亿人 13 亿都是汉,壮族 1.74%,满族 0.7%,汉文化几乎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是最强大的主干,其他各族在此基础上长出枝丫,同气连枝,友好相处,有什么问题?
非得天天自己受迫害… 你才 0.7% 迫害你什么了?
苏联和俄罗斯,苏联和沙俄也像两个民族。
索仁尼琴的作品一直喋喋不休的说,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被一些奇怪的主义给限制住了,抛弃那些俄罗斯民族会更伟大!
但事实是没有那个主义的俄罗斯民族就真的没那么伟大。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应看他们的风俗,看他们的习惯,看他们的历史。而是要看他们的当代人到底为什么而活,为了生存而活的,为了尊严而活的,为了还贷款而活的,为了理想而活的。信仰什么,怀疑什么。每个时代背后的目的不同,精神自然不同。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球拥有了超一亿的党员!
世界第一大党、世界最坚强的政党、世界最受人民拥护的政党!

这些赞誉,属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这光辉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是一部充满无比艰难困苦的历史…
建党之初,在上海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谁会看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1921 年建党,当时中国社会有 200 多个政治党派,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党就是在那样凄风苦雨中成立。当时,党更像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至于这孩子能长多大,没有人知道。
我党刚刚成立不久,就出现问题。1922 年,陈公博脱党,1923 年李达脱党,1924 年李汉俊脱党,1924 年周佛海脱党,1927 年包惠僧脱党;1930 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 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 个代表,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 7 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那 7 个人,我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他们会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之事?当然,如果可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这 13 个人中,王尽美,1925 年牺牲;邓恩铭,1931 年牺牲;何叔衡,1935 年牺牲;陈潭秋,1943 年牺牲。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董必武在!

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党内的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
周恩来曾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而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培养一个领袖”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还有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等,统统当了叛徒。
早期的领导者极度的现实,现实到葬送了自己。张申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共建党初期,素有 “南陈北李”,如果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还有第三个重要领导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张申府。
张申府,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与李大钊共同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发展夫人刘清扬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历史地位是相当重要。
张申府与毛泽东也有渊源,毛泽东当时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也就是临时工。做这项工作要填写图书卡片,毛泽东的字写的龙飞凤舞,经常被张申府将他训斥一番,要求重新填写。
1925 年,因党的发展前景不明甚至暗淡,张申府脱党了。1938 年发起成立民盟。1948 年被民盟开除。
为什么呢?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局已定。张申府在这时写文章《呼吁和平》,支持蒋介石,骂解放军是 “共匪”。
张申府夫人、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世人惊呼:“申府糊涂啊!”
张申府回道:“我那篇文章得了 3000 块大洋的稿费,我很需要这 3000 块钱。” 真是令人又惊又怒。
还有一个人叫龚楚,是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与澎湃、毛泽东相提并论。

1928 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由龚楚带领上了井冈山。
1928 年 6 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 后来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称之为 “朱、毛、龚”。
1935 年龚楚背叛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1949 年龚楚又背叛了国民党。1949 年,解放军解放两广,龚楚作为国民党中将被迫起义,向当年他作为朱毛龚红军高级领导人时手下的连长后成为营长的林彪投降。
后来,龚楚跑到了香港,又前往南美。1995 年 7 月,龚楚在家乡广东乐昌市长来镇去世。
再有一个大佬人物就是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共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张国焘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点。两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两个人都完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
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卓有成效地创建和领导了两块最大的苏区。
按照共产国际的眼光,两人脑后都有反骨,两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且都有一把刷子。
1938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周恩来带着李克农追,一路从延安追到武汉,苦口婆心劝张国焘。但,他未回头。
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距离中共胜利还有 11 年。1947 年,张国焘任军统中将,是戴笠手下的特务。
1947 年至 1948 年,张国焘见中共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立刻急于撇清与国民党的关系,成立第三党,他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调和。但是大势已去,1949 年,张国焘跑到香港,1976 年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我一直想:张国焘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记得 1935 年 6 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

历史还是公正的,最终中国共产党还是选择了毛泽东成为了党的核心!
早期毛泽东长期处于我党的边缘,从 1921 年建党,到 1935 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人都失败了,反而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按照苏俄的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必将撞磕得头破血流。
1935 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渴望的选择。
14 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
还有其他道路?全试过了,没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的一句人民万岁,永远站在广大穷苦大众的一方,他使一个东亚病夫的混乱之国,实现大统一,奠基了华夏民族复兴之初业。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终上所述,所以,才会不一样!
新中国清扫了旧利益集团,空出了大量的上升通道。
新朝新气象就新在这里了。
国祚悠久的王朝无一不是马上得天下,对旧势力剿灭得相对彻底。
发育不良的王朝则恰好相反,比如司马篡魏。
都特么自己人,怎么下手啊!
可不下手,哪有位置腾出来呢?更别说什么上升通道了。
因为新中国让中国人特别是主体民族汉族重新获得了自信力(鲁大师语)
强汉盛唐,强和盛的根源是周边诸势力 “尽败之”
强和盛反馈在每个人心里就是,虽然我 3 对 50,但是 “敌人非但不投降,竟胆敢向我们还击?!”
绝对自信,是强盛的表象。
这个表象是什么?是班超 16 个人敢于经略西域,是王玄策孤身一人面对鼠辈的无礼 “怒发冲冠”,敢于借兵 “灭之”
一句话,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动土?!
可是中国从挫宋开始,自废武功加思想控制,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军人就开始被看不起,被看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被制衡,被拆解。
于是有了蒙古人的入主,明朝开国回光返照,再次被清朝掌控
然后就是鸦片战争和百年沉沦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眼看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土崩瓦解不可救药。
可是我朝,建立了!
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微末,手握乾坤,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戮力同侪,生死以之。首创共党,太祖与焉。几近颠覆,屡救不堕。于是跨江涉河,据有甘陕,八载蛰伏,一朝奋起,挥师东进,取极北,越长江,削平天下,奄有四海。遂济世康民,深自躬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立国明年,有强夷哓哓,陈兵三韩,太祖独断,一败于高丽,再败于安南。北挫苏俄,西平印度,其余意、荷、西、比等皆匍匐战栗,莫敢启衅。太祖以甫立之国、孱弱之民,鞭笞天下,威震四海,中华武德,至此一振,庚子之耻,此为尽净。
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宇内宾服。匡正之功异乎先代,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高皇帝高才英睿,博览群书,洞幽烛微,深达原理,辞章煌煌,下笔辄越千年,动云气,睥睨百代,气吞河岳,自古得国者所无也!
(以上是拙作《太祖赞》部分引文)
有这样的开国气象,怎么能不脱胎换骨?
现在和解放前,又差不多了。
鲁迅说中国人冷漠,现在的中国人敢不冷漠?
那三十年只不过黄粱一梦而已。
因为新中国真的是攒了一批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把中国的疆域犁了一遍的,然后又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赶出汉城直到 37 线的水原。
这一套下来,百年屈辱的痛苦就削减了大半。
以前的人认为我们事事不如人,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怎么打都是个输,腰杆子不直。现在能赢了,那么就说明我们不是事事不如人,可以挺直腰杆子了。
二战结束了,美苏明白为了人类未来必须维持世界平衡,否则下一次就是毁灭人类了,所以过去几十年是人类历史最和平发展最快的几十年。
要论不一样的程度,韩国和日本那更是翻天地覆。
日本人怀念麦克阿瑟吗?
不妨把时间线再拉长,看看是不是只有满清时期的中国人不类诸夏。
1949 年 5 月 27 日,进入上海。6 月 10 日,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当场逮捕涉嫌投机的交易商 238 名,上海证券交易所自此关闭。
1990 年 11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办成立,中国经济从此迈向高速发展。
感觉前后像两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前,那都不能叫一个国家。四分五裂都不够,得有几十裂。虽然名义上共凯申为主,可凯申他实际也管不了呀。
山西阎锡山、云南龙云、广东陈济棠、新疆盛世才等等这种大军阀不说了。河南有个土皇帝别廷芳,最盛的时候十三县土皇帝,自己养军队、造军火、发钞票,连本乡弟子出去读书都不能,老蒋都得捏着鼻子给他封官,还谈什么精神面貌?
1947 年,英属印度实现独立,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那么平和,经历了海军起义、工农大规模示威,迫使伦敦开始移交权力谈判,最终确立了印巴分治方案。
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数百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迁往印度,而数百万穆斯林则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
这两拨人一边换家一边打架,结果打死 50 多万人,1200 多万人沦为难民。

你或许会奇怪,究竟是什么矛盾能让一个民族疯狂的彼此仇杀?
但这场杀戮不只是宗教冲突,更多是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战斗。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还有很多国家脱离殖民地,纷纷独立。
1945 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摆脱荷兰殖民统治。
1945 年,越南宣布独立。
1946 年,叙利亚脱离法国独立。
1946 年,约旦脱离英国独立。
1946 年,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
1947 年,新西兰独立。
1948 年,缅甸宣布脱离英联邦独立建国,同年斯里兰卡独立,以色列成立,韩国成立,朝鲜成立……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这些国家独立的时间都差不多,而新中国是 1949 年成立的,之所以晚了几年,只是我们多打了几年内战。
至于这些国家为什么都在二战后纷纷独立了?
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学过《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兴国家的发展》,核心知识就是随着现代民族意识觉醒 ,终结了殖民扩张。
没错,这是初中的历史知识。
题主好奇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答案就是觉醒了民族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从未想过自己是谁,看见皇帝倒头就拜,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皇帝缺女人了,我们就把女儿送进宫里,3000 佳丽够不够?
皇帝死了要人陪葬,我们只能去做殉葬者。
在压迫中麻木,在剥削中不仁。
后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大家纷纷剪辫子。
再后来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大家又纷纷把辫子接回来。

但是随着西方先进的民主共和思想传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 “君权神授” 的统治逻辑,让国人意识到:民族的核心不是效忠君主或王朝,而是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
孙中山先生将 “民主共和” 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结合,提出“三民主义”,明确将反对清朝统治,反民族压迫与谋国民共同福利绑定,使“中华民族” 的概念从模糊的文化认同,转变为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集体身份——这正是民族意识觉醒的核心标志。
我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祖先传说。
我们不能再被外人统治,应该自己管理自己。
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家要团结成一个整体去为自己争取权利,甚至建立独立国家。
一句话:“我们是谁”+“我们该当家做主”=民族意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法西斯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法西斯的野蛮扩张,全世界被压迫屠戮的国家都在经历民族意识觉醒。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抗战 8 年?
我们宁愿把矿产卖给美国,也要换武器装备打跑日本人,因为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失去了国家,我们将失去一切,世代为奴!

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就义,用鲜血和生命浇铸了一座丰碑,上面写着:主权在民!
无数人倒在血泊中,用最后的力气嘶吼着:站起来,不准跪!
不跪权贵,不跪皇帝,不跪神仙,也不必跪列强。
我们初中时就学了国际歌,至今仍热血沸腾。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武力可以征服一切,拳头大就可以掠夺领土,历史已经证明,法西斯雄兵百万横扫欧亚,最终只会一败涂地。

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尤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绝对可以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反抗意志!
当年我们之所以能实现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靠的就是这股韧劲。

这是因为你历史学素养不够而得出的错误判断。
中国人骨子里是没有变的,洪水来了我们治水;山挡住了路我们就挖山;太阳肆虐我们就把太阳射下来;被天帝斩首我们就化乳为眼,化脐为口继续抗争。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千古不变的信仰吗?和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区别?我们哪儿变了?
面对 1840 年的历史大变局,我们没有一刻停止过抗争。我们用过宗教手段(太平天国、义和团),也企图从祖宗那里获得力量(中体西用),也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也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努力抵御外辱(一鸦、二鸦、甲午、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这样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何不同?
失败的结果是可耻的,但是失败的人可耻吗?关天培、李秀成、邓世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宋教仁等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告诉我们此路不通,难道是没有价值的吗?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和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呢?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接受可耻的失败结果,不停的抗争,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结果。如果你觉得建国前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那么又怎么会有建国的结果呢?
不要用自己的狭隘玷污先辈们的名声和丰功伟绩。
所谓 “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仿佛两个民族”,不过是一种错觉,本质上,中华民族的根脉从未断裂,只是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外壳所包裹。
为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会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核心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终于挣脱了枷锁,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即便在满清统治下的愚昧、封闭时代,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求知欲与进取心,也从未熄灭。只是那份本该喷薄的生命力,被腐朽的统治阶层死死压制,满清以少数族群统治偌大的中国,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始终抱有深深的猜忌与防备,“防汉制汉” 始终存在,并且作为满清的国策存在。
很多人不知道,康熙帝对西方新知并非一无所知。当年传教士带来的天文、数学、物理等各科书籍,他本人曾潜心研习,甚至能与传教士讨论学术。但他深知这些知识蕴含的力量,却出于统治私心将其束之高阁,严禁民间传播,他怕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被统治民族通过知识觉醒,动摇其少数人统治的根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华民族就像一位被蒙上双眼、戴上枷锁的壮汉。明明身怀千钧之力,却连伸展拳脚的机会都没有,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一步步衰落,被世界潮流远远甩在身后。这不是民族的无能,而是时代的悲剧。
教育是民族觉醒的根基,可满清统治者偏偏要掐断这条根。自满清入关后,民间学馆数量大幅缩减,私学更是遭到严厉管控,凡涉及 “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科举制度被简化为 “八股取士”,只许读书人死记硬背儒家教条,不许有任何独立思考。没有了文化的熏陶,没有了识字明理的渠道,底层民众只能在蒙昧中挣扎,整个民族的智识水平陷入停滞。可即便如此,中国人的抗争从未停止。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国门,《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换做其他民族,或许早已沉沦,但中国人没有。从那一刻起,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 “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喊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呐喊,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龚自珍以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诗句,痛斥时弊、呼唤变革。这些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民族敲响了警钟。
除了文人墨客,普通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以 “拜上帝会” 为旗帜,席卷半壁江山,试图推翻满清统治、建立 “天朝田亩制度” 的理想社会;北方的捻军,以流动作战的方式在中原大地与清军周旋十余年,狠狠打击了满清的统治根基。
可惜,这些农民起义终究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和严密的组织体系,最终在满清官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他们用鲜血证明: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失败没有让中国人退缩,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问题的本质。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有识之士,以 “师夷长技以自强” 为口号,创办工厂、修建铁路、组建海军,试图通过技术革新挽救民族危亡。
可这场运动终究跳不出 “中体西用” 的框架,不敢触碰封建制度的根基,最终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宣告破产,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中国人彻底明白:只改技术、不改制度,终究镜中月,水中花,虚幻一场。
也因为这场失败,促成了中国的变法图强的迫切心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温和的改良方式推行君主立宪,改革教育、整顿吏治、发展工商业。可这场仅持续 103 天的变法,遭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也让中国人发现了一个真相:只要满清这个腐朽的统治政权存在,中华民国想要变法图强,根本不可能。
戊戌变法的鲜血,也让中国人抛弃了对满清的幻想。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扛起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的大旗。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 268 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可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富强,相反,中华大地陷入了混乱,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台,一片乱象。
这给中国人的教训就是:仅仅是推翻了满清还不行,不是满清倒下,我们就会自动变强。还需要寻找一条适合我们的道路。这个积贫积弱、沉疴已久的国家,需要的是一剂真正对症的良药。
于是,一代代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国人,开始了 “穷举法” 般的探索。从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革命,从无政府主义到实业救国,从教育救国到科学救国,只要是能想到的道路,都有人去尝试;只要是能借鉴的理论,都有人去实践。这么急切,就像久病之人盼良方,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国家能早日摆脱苦难。
1917 年,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莫斯科冬宫的炮火刚刚停歇,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稳定,就给迷茫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列主义,无数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被这种 “为无产阶级谋解放” 的思想所吸引。
但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并没有一帆风顺。围绕着 “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照搬苏俄经验的 “苏派”,有坚持教条主义的 “本本派”,也有主张结合中国实际的 “本土派”。
经过无数次的争论、实践与失败,最终,以教员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正确策略,依靠农民、发动群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建立了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
经过 28 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赶走了代表买办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某一个党派的胜利,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因为这条道路,真正贴合中国的国情;这个政权,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被压抑了近三百年的民族活力,终于彻底爆发: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到 “两弹一星” 的研制成功;从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田地,到改革开放让国家走向富强;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如今在科技、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崛起。
所以,解放前后,我们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变,我们的骨还是那个骨,我们的气质还是那个气质。只不过,经过革命烈火的淬炼,我们剔除了满清统治留下的愚昧、麻木、奴性等杂质,找回了中华民族原本就有的坚韧、聪慧、勇敢、进取的精神内核。
所谓 “换了一个面孔”,不过是中华民族摆脱了枷锁、洗去了尘埃,重新焕发了本该有的生机与活力。我们的性格从未改变,我们的追求从未改变。
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跪着和站着
那能一样吗?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满饷不可敌的状态。。。
满清的汉八旗 都是大明军人。
满军饷打满人的也嗷嗷叫。
大唐有钱发的时候到处干架。
大宋的时候 debuff 拉满了。。还能接着步兵干骑兵。
题主的认知还是不够高。我的感觉是前后天空的颜色都不一样。前是乌云密布,暗无天日。后是晴空万里,青天白日。
并不是。
看电影《城南旧事》,民国时期的故事。
里面为了孩子上学,租客,犹如现在的北漂们还在考虑的事。
这正是教员的伟大之处之一。
答案都挺好的,我来换个角度:从西周大封建到辛亥革命,中国有长达近 3000 年的农业社会;辛亥革命以后,传统的、老朽的农业中国已经死亡。后面就是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超级激烈的,翻天覆地的变革,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工业社会的新生儿。
旧中国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几套样板戏能够风行一时,说得全是大实话,都是政治,也不都因为政治。
且看红楼梦里衰弱的贾家,尚且有几十个主子剥削几百个奴隶,而这些奴隶是专供主子们日常生活和享受的。另有专门惩罚这批奴隶,令他们闻之变色的可怕的农庄。
刘姥姥的女婿一家,那在乡间也是殷实人家,不仅有自家的田地(连刘姥姥这样一个老寡妇之前都有两亩薄田)。她的女婿还是能在田地买卖,这种乡间大事上出力的人物。家里人口也少,只有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可就这么一家子,碰上一年天时不好,获得的收成就难以过冬。
境遇、生活不如刘姥姥一家的,在乡间也不知道有多少。
按照教员的寻乌调查,刘姥姥一家在乡间,保守算也是前 20% 了。
而贾家的大仆人周瑞能进前 1%(有土地,不自己耕种),这还不谈贾家的各位当家主子们。
旧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肿瘤(以大地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寄生在奄奄一息的躯体上(除地主阶级之外的所有人)。
(一)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二)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只有人才说得上性格。
旧社会就是这么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算人,只能算工具、耗材、牲口的社会,何谈民族性格?
那首歌唱的很好,朴实无华却直指本质,词也是他改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 3 年内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正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着的当家做主的中国人和跪着的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的中国人当然不同了。承认教员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很难吗?
因为 45 年后老百姓一直在赢赢赢,人能不自信吗?45 年日本战败投降,49 年解放战争胜利随后干掉了压迫老百姓上千年的地主,五十年代把世界第一强国顶回了三八线,62 年击退印度,64 年原子弹爆炸,随后氢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二十五年对比 1840~1945 这一百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把东亚病夫的牌子彻底击碎了。
很简单,家里有个主事人,就是不一样的。
家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但若是有个家里的主事人,就不一样了,他给怯懦者勇气,给勇武者方向,给贫弱者救济,给富贵者公德,给罪恶者震慑,给良善者昭彰。
他告诉家人们,凭良心做人、用心去做事可以过上好日子,而这符合千百年来百姓最朴素的期望。简单点说,他给了家人们两个字,希望。
所以在他故去后,他留下的家风还深切影响着这个家族。即使有不听话的旁支想分家单过,即使有同姓同宗的交往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族因为他来过,永永远远的不同了。
有这种看法的人,一定是潜在的 “逆向民族主义者”。
参见: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衣冠服饰、华夷之辨、发肤不毁在明末被暴力消亡,这些传统文化的载体既然无法在明清之际自救,那么彻底抛弃清据时代那些畸形东西后,如果说中国人前后像两个新民族,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夸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因为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所以很难被忽悠,中国人民认不认可你这个政府,所展示出来的智慧和能力是有天壤之别的。

而且这一点在国共内战时期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表面看起来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要多得多强得多,一打起来,形势就是一边倒,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大部分人根本不认可国民政府,遇到事都当摸鱼党。
所以对于中国人民,搞认知战是很有效的,但是你得拿出真才学识和真金白银来证明,一味画饼是没有用的,比如 2000 至 2016 年左右,公知本身水平还是很高的,也是很能下血本的,比如柴静拍的纪录片,所以他们非常吃香,宣扬美国的自由民主是真的可以忽悠到人,我当年也是盲目崇拜美国,羡慕能够去美国工作留学的人。
但是现在的公知太菜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户晨风,也只有高中学历,蹦哒不了几下就被封了,这种水平是很难忽悠到中国老百姓的,更别说搞颜色革命了。现在善于忽悠人民搞颜色革命的美国反倒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游行示威 “反对国王” 了。
因为西方的弥赛亚是假的,东方的弥赛亚是真的。
我接触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但我感觉他们和我的父辈的差别真不大,有的老一辈有文化的人讲话做事反而更开明远见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比父辈大部分多读点书,但处人做事上相差不大,胆小怕事,不敢与上位者斗争,或许叫能吃苦耐劳,能顾大局吧。
真正说有改变的是 00 后,也可以说七 0 后八 0 后的下一代,他们想法,做法感觉和我们都完全不一样,或许当天下是他们的时候,或许就是这个社会能真正发生改变的时候
只要环境变化快。。。
你自己每隔几年就能像两个民族。。。。。。
有么?还没到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时大部分留在大陆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就很清楚这个民族没太大变化。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华民族还不到 50 岁,甚至中华民族真正 “成年” 的时间是日本侵华的时候。
这样折算一下,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华民族也就相当于二十四五岁,年轻的很,后面有什么变化都是很正常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重回巅峰!
秦朝时期,始皇帝一统华夏,中国历史进入了快车道!
西汉时期,帝国双璧北却匈奴,汉人汉族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盛唐时期,集齐安东安西安北安南几大都护府,万国来朝!就连一介文人李贺都能写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的豪言壮语!
满清时期,阴霾的天空诞生不了一丝光明!
新中国时期,中国人 / 汉人的血性和勇武又回来了!
对外
人民军队远征朝鲜,大败联合国军(美军),班师回朝!距离上一次中国军队扬威异域(万历朝鲜战争)已经过了整整 350 个春秋!!
南亚破印度,西沙擒北越!
珍宝岛硬撼苏联,“七亿子弟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对内
消灭天花、麻风和血吸虫病,消灭黄赌毒,实行赤脚医生和扫盲运动,兴修农田水利(红旗渠、佛子岭等),实现工业化!!!
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 “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
因为满清政府在中间硬生生的把中华民族的脊梁打断了。新中国的教员重新把脊梁接上了,仅此而已。不要怀疑我们民族从古至今的优秀。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一个伟大领导人气质,能很大的改变名族的气质。







没看出来,而且看历史,尤其看时人写的关于当时民间生活,你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从头到尾都没啥变化。
甚至,追朔到西周前期,周公写的尚书《无逸篇》中,依然有我从小到大看到无数的场景,“_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_你们老年人啥都不懂,时代不一样了,吃苦是个啥玩意儿?(现在网络也都是这种论调)
因为中国土地这群人,从来都是说好听点,唯物,说不好听,是唯利是图的一群人。没有利益诱惑,你很难使唤这群人,甚至没有约束的话,什么事都敢干。
儒家为什么诞生?因为春秋之中,“_弑君_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在春秋父亲抢儿媳,儿子杀父亲是件很正常的事。所以才提出一些要求约束众人。
无论是少数民族占领(蒙、满),还是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底层人是没有变化的。前三十年轰轰烈烈,结果呢?一旦政策改变,社会上就没有任何遗迹了,80 年代初期就要开始严打了。
总之,现代中国人评价历史,受近代史影响非常严重。简单的说一切评价标准是以 20 世纪西方为标准, 中国比西方落后的地方,那就要彻底批判,是民族劣根性;而比 20 世纪西方好的地方,就是传统优秀文化。(另外,死文化也算优秀文化)
为啥?逐利而已!虽然我们这个民族总有文天祥这类的傻子,但依然改变不了大多数人。
因为,一个是一开始被东亚病夫思维压制的民国国民党思维的中国,这个民族继承了中国千年封建文化和思想特质的落后的传统的民族,过于忍耐,麻木不仁,是阿贵们。
一个是经过共产主义洗礼,毛主席教育的放弃了忍耐的斗争的新中国的人民,他们知道自己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才能保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把几千年的无谓的忍耐抛弃了,所以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而不是单纯土改分到了土地,他们是保存共产党分给自己的土地的力量。否则,即便是分到了土地,他们也保不住土地。
正是这种心理才使得他们和新中国达到了契合。也才有了巨大的力量,实际上,就某些个体而言,在抗战期间,还是有一些战斗力的。
但是抗美援朝的战斗力则是充分组织的力量,没有这个组织,效果要差得太多,所以在战胜美国之后看起来像两个民族,只不过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带领下,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而已。
如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打胜仗,那股劲头会像民国一样,崩溃的。
所以,就是这样。
粮食总产量:
1949 年,美国 15740 万吨,中国 11318 万吨,苏联 8810 万吨,日本 1780 万吨,法国 1610 万吨,西德 1450 万吨,英国 1025 万吨。
1978 年,美国 32807 万吨,中国 30477 万吨,苏联 25506 万吨,法国 4717 万吨,西德 2609 万吨,英国 1870 万吨,日本 1818 万吨。
棉花总产量:
1949 年,美国 350.8 万吨,苏联 84.4 万吨,中国 44.4 万吨。
1978 年,美国 236.0 万吨,苏联 264.0 万吨,中国 216.7 万吨。
发 电 量:
1949 年,美国 3451 亿度(净发电量),苏联 783 亿度,英国 506 亿度,日本 410 亿度,西德 357 亿度,法国 303 亿度(净发电量),中国 43 亿度。
1978 年,美国 22860 亿度(净发电量),苏联 12000 亿度,日本 5640 亿度,西德 3534 亿度,英国 3534 亿度,中国 2566 亿度,法国 2226 亿度。
粗钢产量:
1949 年,美国 7074 万吨,苏联 2329 万吨,英国 1580 万吨,法国 915 万吨,西德 916 万吨,日本 311 万吨,中国 15.8 万吨。
1978 年,苏联 15100 万吨,美国 12389 万吨,日本 10211 万吨,西德 4126 万吨,中国 3178 万吨,法国 2284 万吨,英国 2030 万吨。
生铁产量:
1949 年,美国 4982 万吨,苏联 1639 万吨,英国 968 万吨,法国 841 万吨,西德 717 万吨,日本 160 万吨,中国 25 万吨。
1978 年,苏联 11100 万吨,美国 7957 万吨,日本 8017 万吨,中国 3479 万吨,西德 3014 万吨,法国 1919 万吨,英国 1141 万吨。
原油产量:
1949 年,美国 24892 万吨,苏联 3344 万吨,西德 84 万吨,日本 19 万吨,英国 16 万吨,中国 12 万吨,法国 8 万吨。
1978 年,苏联 57246 万吨,美国 42919 万吨,中国 10405 万吨,英国 5338 万吨,西德 506 万吨,法国 112 万吨,日本 54 万吨。
煤炭产量:
1949 年,美国 43597 万吨,苏联 23550 万吨,英国 21861 万吨,西德 11740 万吨,法国 5304 万吨,日本 3974 万吨,中国 3243 万吨。
1978 年,苏联 72400 万吨,中国 61800 万吨,美国 59915 万吨,西德 20750 万吨,英国 12354 万吨,法国 2239 万吨,日本 1909 万吨。
焦炭产量:
1949 年,美国 5773 万吨,西德 2514 万吨,苏联 2430 万吨,英国 1574 万吨,法国 690 万吨,日本 258 万吨,中国 54 万吨。
1978 年,苏联 8640 万吨,美国 5250 万吨,中国 4690 万吨,日本 4389 万吨,西德 2541 万吨,英国 1225 万吨,法国 1030 万吨。
天 然 气:
1950 年,美国 1779 亿立方米,苏联 58 亿立方米,法国 2.5 亿立方米,日本 0.7 亿立方米,西德 0.6 亿立方米,中国 0.07 亿立方米,英国 0.6 亿立方米(1959 年)。
1978 年,美国 5331 亿立方米,苏联 3724 亿立方米,英国 372 亿立方米,西德 203 亿立方米,中国 137 亿立方米,法国 79 亿立方米,日本 29 亿立方米。
硫酸产量:
1949 年,美国 1037 万吨,苏联 220 万吨,英国 169 万吨,日本 161 万吨,法国 115 万吨,西德 114 万吨,中国 4 万吨。
1978 年,美国 3481 万吨,苏联 2240 万吨,中国 661 万吨,日本 643 万吨,西德 468 万吨,法国 458 万吨,英国 346 万吨。
纯碱产量:
1950 年,美国 362 万吨,英国 125 万吨,苏联 75 万吨,西德 74 万吨,法国 72 万吨,日本 17 万吨,中国 16 万吨。
1978 年,苏联 488 万吨,英国 190 万吨(1971 年),美国 164 万吨,法国 137 万吨,西德 135 万吨,中国 133 万吨,日本 118 万吨。
烧碱产量:
1951 年,美国 282 万吨,英国 55 万吨,西德 39 万吨,苏联 35 万吨,日本 33 万吨,法国 26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78 年,美国 960 万吨,西德 325 万吨,苏联 276 万吨,日本 270 万吨,法国 134 万吨,中国 133 万吨,英国 92 万吨(1972 年)。
乙烯产量:
1960 年,美国 247 万吨,英国 45 万吨(1963 年),西德 23 万吨,苏联 18 万吨,日本 8 万吨,法国 8 万吨,中国 0.07 万吨。
1978 年,美国 1247 万吨,日本 439 万吨,西德 322 万吨,法国 197 万吨,苏联 148 万吨(1976 年),英国 125 万吨(1975 年),中国 38 万吨。
化肥产量:
1950 年,美国 426 万吨,西德 184 万吨,法国 165 万吨,苏联 124 万吨,日本 64 万吨,英国 56 万吨,中国 1.5 万吨。
1978 年,苏联 2365 万吨,美国 1941 万吨,中国 869 万吨,法国 470 万吨,西德 447 万吨,日本 215 万吨,英国 164 万吨。
塑料产量:
1952 年,美国 89 万吨,西德 17 万吨,英国 12 万吨,苏联 6.7 万吨(1950 年),法国 4 万吨,日本 4 万吨,中国 0.2 万吨。
1978 年,美国 1238 万吨,西德 675 万吨,日本 587 万吨,苏联 352 万吨,法国 291 万吨,英国 277 万吨,中国 68 万吨。
化学纤维:
1949 年,美国 47.8 万吨,英国 13.0 万吨,西德 12.8 万吨,法国 7.1 万吨,日本 5.7 万吨,苏联 2.5 万吨,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390.7 万吨,日本 184.8 万吨,苏联 110.0 万吨,西德 88.2 万吨,英国 59.8 万吨,法国 33.5 万吨,中国 28.5 万吨。
电 视 机:
1958 年,美国 528 万台,英国 200 万台,西德 149 万台,日本 121 万台,苏联 98 万台,法国 37 万台,中国 0.02 万台。
1977 年,日本 1521 万台,美国 786 万台,苏联 707 万台,西德 468 万台,英国 218 万台,法国 191 万台,中国 28.5 万台。
汽车产量:
1949 年,美国 625.4 万辆,英国 62.9 万辆,法国 28.6 万辆,苏联 27.6 万辆,西德 16.2 万辆,日本 2.9 万辆,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1287.6 万辆,日本 924.0 万辆,西德 458.4 万辆,法国 408.0 万辆,苏联 217.3 万辆,英国 160.8 万辆,中国 14.9 万辆。
载重汽车:
1949 年,美国 113.4 万辆,苏联 23.0 万辆,英国 21.6 万辆,法国 9.8 万辆,西德 5.7 万辆,日本 2.8 万辆,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370.8 万辆,日本 326.4 万辆,苏联 85.9 万辆,法国 45.6 万辆,英国 38.4 万辆,西德 30.0 万辆,中国 9.6 万辆。
拖 拉 机:
1949 年,美国 60 万辆,苏联 9.3 万辆,英国 9.0 万辆,西德 2.7 万辆,法国 1.7 万辆,日本和中国无。
1977 年,苏联 56.9 万辆,中国 41.9 万辆,日本 28.8 万辆,美国 20.5 万辆,英国 14.7 万辆,西德 13.0 万辆,法国 6.0 万辆。
水泥产量:
1949 年,美国 3594 万吨,英国 936 万吨,西德 846 万吨,苏联 815 万吨,法国 688 万吨,日本 328 万吨,中国 66 万吨。
1978 年,苏联 12928 万吨,日本 8489 万吨,中国 7390 万吨,美国 7174 万吨,西德 3350 万吨,法国 2820 万吨,英国 1592 万吨。
木材产量:
1950 年,美国 28266 万立方米,苏联 26600 万立方米,日本 5136 万立方米,西德 2659 万立方米,法国 2033 万立方米,中国 664 万立方米,英国 337 万立方米。
1977 年,苏联 37670 万立方米,美国 33844 万立方米,中国 4967 万立方米,日本 3431 万立方米,法国 3039 万立方米,西德 2873 万立方米,英国 389 万立方米。
卷烟产量:
1950 年,美国 784 万箱,苏联 250 万箱,英国 225 万箱,中国 160 万箱,日本 129 万箱,法国 63 万箱,西德 49 万箱。
1978 年,美国 1390 万箱,中国 1182 万箱,苏联 755 万箱,日本 603 万箱,西德 303 万箱,英国 213 万箱,法国 165 万箱。
糖 产 量:
1949 年,苏联 222 万吨,美国 199 万吨,法国 83 万吨,西德 61 万吨,英国 52 万吨,中国 20 万吨,日本 3 万吨。
1978 年,苏联 935 万吨,美国 523 万吨,法国 406 万吨,西德 297 万吨,中国 227 万吨,英国 111 万吨,日本 62 万吨。
机制纸及纸板:
1949 年,美国 939 万吨,英国 163 万吨,苏联 100 万吨,西德 89 万吨,法国 87 万吨,日本 51 万吨,中国 11 万吨。
1978 年,美国 5752 万吨,日本 1650 万吨,苏联 940 万吨,西德 687 万吨,法国 496 万吨,中国 439 万吨,英国 415 万吨。
棉纱产量:
1949 年,美国 171 万吨,苏联 61 万吨,英国 37 万吨,中国 33 万吨,法国 23 万吨,西德 23 万吨,日本 16 万吨。
1978 年,中国 238 万吨,苏联 161 万吨,美国 112 万吨,日本 45 万吨,法国 22 万吨,西德 16 万吨,英国 9 万吨。
棉布产量:
1949 年,美国 76.8 亿米,苏联 36.0 亿米,中国 18.9 亿米,英国 18.3 亿米,法国 10.9 亿米,西德 8.7 亿米,日本 8.2 亿米。
1978 年,中国 110.3 亿米,苏联 69.7 亿米,美国 36.4 亿米,日本 23.2 亿米,法国 10.1 亿米,西德 9.6 亿米,英国 3.8 亿米。
1949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 326 亿元,1977 年增长到 1253 亿元,现价增长了 2.84 倍。
2008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 58002 亿元,是 1978 年的 41.52 倍,现价增长了 40.52 倍。
2008 年,中国现价农业总产值是 1949 年的 177.92 倍。
1949 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11318 万吨,1977 年增长到 28273 万吨,是 1949 年的 2.5 倍。
2008 年,中国粮食产量 52871 万吨,是 1949 年的 4.67 倍。
1949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 140 亿元,1977 年增长到 3725 亿元,现价增长了 25.61 倍。
2008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507285 亿元,比 1978 年现价增长了 129.32 倍,是 1949 年的 3624 倍。
1949 年,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70%,工业产值仅占 30%,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1956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当年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重为 51.3:48.7。
1977 年,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 74.8%,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降到 25.2%。
至 2008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89.7%(加上规模以下工业比重应在 90% 以上)。
1949 年,中国粗钢产量仅为 16 万吨。
1952 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达到 135 万吨,超过了民国时期历史最高年产量。
1957 年,中国钢产量首超 500 万吨,
1959 年超过 1300 万吨,
1960 年超过 1800 万吨,
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连续 4 年降到 1000 万吨以下。
1965 年再次超过 1000 万吨,直到 1971 年再次超过 1960 年的水平。
1977 年,粗钢产量为 2374 万吨,是 1949 年的 148 倍。
2008 年,中国钢产量达到 50306 万吨,是 1949 年的 3144 倍。
1955 年,中国开始造汽车,当年产量为 100 辆,
1956 年产量增加到 1700 辆,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产量突破 1 万辆,达到 1.6 万辆。
1960 年突破 2 万辆,
1961 年降至 3600 辆,
1963 年再次突破 2 万辆,
1966 年突破 5 万辆后降至 2-3 万辆的规模,
1969 年再次突破 5 万辆,
此后产量比较稳定,
1971 年突破 10 万辆,
1975 年接近 14 万辆,
1980 年突破 20 万辆,
1988 年突破 50 万辆,
1992 年首破 100 万辆,
1997 年后突破 150 万辆,
2000 年首破 200 万辆,
2004 年突破 500 万辆,
2009 年突破 1000 万,接近 1400 万辆。
粮食总产量:
1949 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 11318 万吨,
印度 6285 万吨。
棉花总产量:
1949 年,中国棉花总产量 44.4 万吨,
印度 51.8 万吨。
木材产量:
1949 年,中国木材产量 567 万立方米,
印度 2787 万立方米。
粮食产量:
1952 年,中国 16391.5 万吨,印度 6475 万吨。
1978 年,中国 30476.5 万吨,印度 15584 万吨。
棉花产量:
1952 年,中国 130.4 万吨,印度 54.2 万吨。
1978 年,中国 216.7 万吨,印度 125.0 万吨。
粗钢产量:
1952 年,中国 135 万吨,印度 160 万吨。
1978 年,中国 3178 万吨,印度 995 万吨。
生铁产量:
1952 年,中国 193 万吨,印度 189 万吨。
1978 年,中国 3479 万吨,印度 972 万吨。
焦炭产量:
1952 年,中国 289 万吨,印度 212 万吨。
1978 年,中国 4690 万吨,印度 1210 万吨。
煤炭产量:
1952 年,中国 6600 万吨,印度 3689 万吨。
1978 年,中国 6.18 亿吨,印度 1.05 亿吨。
原油产量:
1952 年,中国 44 万吨,印度 26 万吨。
1978 年,中国 10405 万吨,印度 1127 万吨。
天然气产量:
1952 年,中国 0.08 亿立方米,印度无。
1978 年,中国 137.3 亿立方米,印度 16 亿立方米。
发 电 量:
1952 年,中国 73 亿度,印度 61 亿度。
1978 年,中国 2566 亿度,印度 1010 亿度。
水泥产量:
1952 年,中国 286 万吨,印度 359 万吨。
1978 年,中国 6524 万吨,印度 1962 万吨。
汽车产量:
1955 年,中国 0.01 万辆,印度 2.3 万辆。
1978 年,中国 14.91 万辆,印度 9.4 万辆。
载重汽车:
1955 年,中国 0.01 万辆,印度 0.9 万辆。
1978 年,中国 9.61 万辆,印度 4.9 万辆。
肉产量:
1949 年,中国 220 万吨,印度无数据;
1965 年,中国 551 万吨,印度 64.1 万吨;
1978 年,中国 1107.4 万吨,印度 86.3 万吨;
1993 年,中国 3841.5 万吨,印度 231.3 万吨;
2008 年,中国 7278.7 万吨,印度 679.6 万吨;
2009 年,中国 7649.7 万吨,
2010 年,中国 7925 万吨。
印度肉类产量偏少,与印度的饮食习惯有关。
奶产量:1951 年,印度 1749.1 万吨,中国无数据;
1985 年,中国 289.4 万吨,印度 4230.0 万吨;
1993 年,中国 563.7 万吨,印度 6314.0 万吨;
2008 年,中国 3781.5 万吨,印度 10990.0 万吨;
2009 年,中国 3732.6 万吨,印度无数据(估测继续超过一亿吨)。
牲畜数量:
1914 年,中国,
马 493.4 万匹,驴 439.4 万头,
牛 2199.7 万头,
猪 7681.9 万头,
绵羊 2218.6 万只;
印度,
马 182.0 万匹,驴 150.8 万头,
牛 13722 万头,水牛 1998.6 万头,
绵羊 3140.7 万头,山羊 3069.4 万头,
骆驼 54.6 万峰。
1935 年,中国,
马 408 万匹,骡 466.6 万匹,驴 1054.7 万头,
牛 2264.7 万头,水牛 1160.3 万头,
猪 6263.9 万头,
绵羊 2095.7 万只,山羊 2199.3 万头;
印度,马 237.9 万匹,驴 200.4 万头,
牛 16137.1 万头,水牛 4516.1 万头,
绵羊 4262.2 万只,山羊 5197.5 万只,
骆驼 102.5 万峰。
1949 年,中国,
马 487.5 万匹,骡 147.5 万匹,驴 949.4 万头,
牛合计 4393.4 万头,
猪 5775 万头,
绵羊 2662 万头,山羊 1613 万头,
骆驼 24.7 万峰;
印度,马 140.1 万匹,驴 113.1 万头,
牛 13384.1 万头,水牛 3958.9 万头,
猪 365.3 万头,
绵羊 3584.6 万头,山羊 4411.6 万头,
骆驼 64.3 万峰。
1978 年,
中国,马 1124.5 万匹,骡 386.8 万匹,驴 748.1 万头,
牛合计 7072.4 万头,
猪 3 亿 0129 万头,
绵羊 9640 万头,山羊 7354 万头,
骆驼 57.4 万峰;
印度,马 91.6 万匹 (1977),驴 97.8 万头 (1977),
牛 18199.2 万头,水牛 5333.0 万头,
猪 850 万头,
绵羊 4221.0 万吨,山羊 7650 万头,
骆驼 106.0 万峰。
1993 年,中国,马 996 万匹,骡 549.8 万匹,驴 1086.6 万头,
牛 10799.8 万头,
猪 3 亿 9396 万头,
绵羊 11165 万头,山羊 9581 万头,
骆驼 37.3 万峰;
印度,马 98 万匹,驴 160 万头,
牛 19270 万头,水牛 7855.5 万头,
猪 1163 万头,
绵羊 4460.8 万头,山羊 11754.7 万头,
骆驼 151 万峰。
2008 年,中国,682.4 万匹,驴和骡子 1010.5 万头,牛 8262.4 万头,水牛 2327.2 万头,猪 44642.3 万头,山羊 14937.7 万头,绵羊 13643.6 万头,骆驼 24.0 万峰;
印度,马 75.1 万匹,驴 82.6 万头,牛 17451.0 万头,水牛 9859.5 万头,猪 1400.0 万头,山羊 12573.2 万头,绵羊 6498.9 万头,骆驼 63.2 万峰。
粮食总产量:
1949 年,日本 1780 万吨,中国 11318 万吨。
1950 年,日本 1810 万吨,中国 13213 万吨;
1951 年,日本 1760 万吨,中国 14369 万吨;
1952 年,日本 1970 万吨,中国 16392 万吨。
粗钢产量:
1949 年,日本 311 万吨,中国 15.8 万吨;
1950 年,日本 484 万吨,中国 61 万吨;
1951 年,日本 650 万吨,中国 90 万吨;
1952 年,日本 699 万吨,中国 135 万吨。
生铁产量:
1949 年日本 160 万吨,中国 25 万吨;
1950 年日本 230 万吨,中国 98 万吨;
1951 年日本 323 万吨,中国 145 万吨;
1952 年日本 359 万吨,中国 193 万吨。
焦炭产量:
1949 年日本 258 万吨,中国 54 万吨;
1950 年日本 271 万吨,中国 150 万吨;
1951 年日本 386 万吨,中国 203 万吨;
1952 年日本 381 万吨,中国 289 万吨。
煤炭产量:
1949 年,日本 3974 万吨,中国 3243 万吨;
1950 年,日本 3975 万吨,中国 4300 万吨;
1951 年,日本 4471 万吨,中国 5300 万吨;
1952 年,日本 4490 万吨,中国 6600 万吨。
原油产量:
1949 年,日本 19 万吨,中国 12 万吨;
1950 年,日本 29 万吨,中国 20 万吨;
1951 年,日本 33 万吨,中国 31 万吨;
1952 年,日本 30 万吨,中国 44 万吨。
天然气产量:
1949 年,日本 0.6 亿立方米,中国 0.07 亿立方米;
1950 年,日本 0.7 亿立方米,中国 0.07 亿立方米;
1951 年,日本 0.8 亿立方米,中国 0.03 亿立方米;
1952 年,日本 0.9 亿立方米,中国 0.08 亿立方米。
发 电 量:
1949 年,日本 410 亿度,中国 43 亿度;
1950 年,日本 449 亿度,中国 46 亿度;
1951 年,日本 477 亿度,中国 57 亿度;
1952 年,日本 516 亿度,中国 73 亿度。
硫酸产量:
1949 年,日本 161 万吨,中国 4 万吨;
1950 年,日本 203 万吨,中国 6.9 万吨;
1951 年,日本 237 万吨,中国 1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266 万吨,中国 19 万吨。
烧碱产量:
1949 年,日本 15 万吨,中国 1.5 万吨;
1950 年,日本 20 万吨,中国 2.3 万吨;
1951 年,日本 33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52 年,日本 27 万吨,中国 7.9 万吨。
纯碱产量:
1949 年,日本 12 万吨,中国 8.8 万吨;
1950 年,日本 17 万吨,中国 16 万吨;
1951 年,日本 23 万吨,中国 18.5 万吨;
1952 年,日本 20 万吨,中国 19.2 万吨。
化肥产量:
1949 年,日本 62 万吨,中国 0.6 万吨;
1950 年,日本 64 万吨,中国 1.5 万吨;
1951 年,日本 73 万吨,中国 2.5 万吨;
1952 年,日本 76 万吨,中国 3.8 万吨。
乙烯产量:
1958 年,日本 1 万吨,中国无。
1960 年,日本 8 万吨,中国 0.07 万吨。
1966 年,日本 107 万吨,中国 0.54 万吨;
1978 年,日本 439 万吨,中国 38 万吨。
塑料产量:
1952 年,日本 4 万吨,中国 0.2 万吨;
1963 年,日本 107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74 年,日本 657 万吨,中国 30.4 万吨。
矿山设备:
1949 年,中国 0.07 万吨,
1950 年,中国 0.24 万吨,
1951 年,中国 0.21 万吨,
1952 年,中国 0.18 万吨,
1953 年,中国 0.82 万吨,
1954 年,中国 0.87 万吨,
1955 年,中国 1.12 万吨,
1956 年,中国 3.09 万吨,
1957 年,中国 5.29 万吨,日本 3.63 万吨。
发电设备:
1953 年,日本 116 万千瓦,中国 2.2 万千瓦;
1962 年,日本 504 万千瓦,中国 15.2 万千瓦;
1969 年,日本 1122 万千瓦,中国 203 万千瓦。
机床产量:
1949 年,日本 0.7 万台,中国 0.16 万台;
1950 年,日本 0.4 万台,中国 0.33 万台;
1951 年,日本 0.9 万台,中国 0.59 万台;
1952 年,日本 1.1 万台,中国 1.37 万台。
汽车产量:
1949 年日本 2.9 万辆,中国无;
1955 年日本 6.9 万辆,中国 0.01 万辆;
1963 年日本 128.4 万辆,中国 2.06 万辆;
1978 年日本 924 万辆,中国 14.91 万辆。
载重汽车:
1949 年日本 2.8 万辆,中国无;
1955 年日本 4.9 万辆,中国 0.01 万辆;
1964 年日本 112.3 万辆,中国 2.08 万辆;
1978 年日本 328.4 万辆,中国 9.61 万辆。
拖 拉 机:
1953 年日本 0.1 万台,中国无;
1958 年日本 0.2 万台,中国 0.1 万台;
1976 年日本 31 万台,中国 31 万台。
水泥产量:
1949 年日本 328 万吨,中国 66 万吨;
1950 年日本 446 万吨,中国 141 万吨;
1951 年日本 655 万吨,中国 2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712 万吨,中国 286 万吨。
木材产量:
1949 年日本 4342 万立方米,中国 567 万立方米;
1950 年日本 5136 万立方米,中国 664 万立方米;
1951 年日本 5553 万立方米,中国 764 万立方米;
1952 年日本 4845 万立方米,中国 1233 万立方米。
化学纤维:
1949 年日本 5.7 万吨,中国无;
1957 年日本 48.1 万吨,中国 0.02 万吨;
1967 年,日本 110.1 万吨,中国 5.22 万吨;
1978 年日本 184.8 万吨,中国 28.46 万吨。
棉纱产量:
1949 年日本 16 万吨,中国 33 万吨;
1950 年日本 24 万吨,中国 44 万吨;
1951 年日本 34 万吨,中国 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35 万吨,中国 66 万吨。
棉布产量:
1949 年日本 8.2 亿米,中国 18.9 亿米;
1950 年日本 12.9 亿米,中国 25.2 亿米;
1951 年日本 18.2 亿米,中国 30.6 亿米;
1952 年日本 18.7 亿米,中国 38.3 亿米。
机制纸及纸板:
1949 年日本 51 万吨,中国 11 万吨;
1950 年日本 69 万吨,中国 14 万吨;
1951 年日本 89 万吨,中国 24 万吨;
1952 年日本 102 万吨,中国 37 万吨。
电 视 机:
1952 年日本 0.02 万台,中国无;
1958 年日本 121 万台,中国 0.02 万台;
1964 年日本 527 万台,中国 0.21 万台;
1969 年日本 1269 万台,中国 0.20 万台;
1976 年日本 1711 万台,中国 18.45 万台。
自 行 车:
1952 年日本 101 万辆,中国 8 万辆;
1958 年日本 252 万辆,中国 117 万辆;
1973 年日本 941 万辆,中国 497 万辆。
缝 纫 机:
1952 年日本 132 万架,中国 6.6 万架;
1978 年日本 343 万架,中国 486.5 万架。
手表产量:
1949 年日本 76 万只,中国无;
1957 年日本 342 万只,中国 0.04 万只;
1960 年日本 715 万只,中国 50.5 万只;
1978 年日本 4919 万只,中国 1351 万只。
糖 产 量:
1949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20 万吨;
1950 年日本 4 万吨,中国 24 万吨;
1951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30 万吨;
1952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45 万吨。
卷烟产量:
1949 年日本 106 万箱,中国 160 万箱;
1950 年日本 129 万箱,中国 185 万箱;
1951 年日本 150 万箱,中国 200 万箱;
1952 年日本 164 万箱,中国 265 万箱。
新中国之前经历的是长时间的落没,以至发生了全民抗战这种最后的呐喊。这是一百年的沉沦在前,亡族灭种之危在后造成的一种悲凉、绝望感。新中国给人的感觉是,重新活过来了。就好像你都五十岁了,觉着自个人生过半,没什么指望了。结果老家寄给你一张明信片,说咱们是精灵族的,五十岁已经不是婴儿要算儿童了,你要懂事听话。。。。。。。我操,来,我要唱个三天三夜。
就是民族从精神层面上,有了昂扬的汉唐气象。这个不是物质条件上丰厚,而是我有信心,我相信能够做到富强。是心怀天下的,目标坚定的。这种突然间,自上而下,一步到乡村的,集体化的、坚定的意志统合,让人一下就不迷茫了,有了主心骨了,有领头人了。就好像你一夜穿越到民国,虽然哥哥是军阀,你小日子过的花天酒地都没问题,但你知道历史进程,你自感前路无光,又叹自个没救国护民能力,这时你哥看你快烂成了泥,给你请了一个私教,你抬头一看——教、教员。。。。。。。(穿越之——天胡开局,唐生明)你还有迷茫吗,干劲上来了吗?小六啊,小六,让我给你打个将门子弟的样。
现代民族国家的两条腿,一条是现代性民族认同,一条是现代性国家行政体系,这两个在 1840 年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本不存在。被鸦片战争扣开国门的清朝明显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这两者都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过程最后在建国后彻底完成,也就是严格来说建国前,中国很难完全称得上现代性民族国家,那自然和建国后不一样。
比较重要的的节点就是义和团运动(现代性民族认同的初啼),辛亥革命(现代性行政体系高层建筑的尝试),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现代性行政体系基层建筑的实践),抗日战争(两者都随着日本的入侵和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快速发展),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两者结合的胜利消灭了前现代政权和外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存在,也巩固了现代性民族国家)。
真切是两个民族。俺看俺家的老照片,爷爷奶奶的照片五十年代初的,两位老人脸上的沧桑与痛苦赫然,俺爹和俺姑是新中国的大青年摸样,眼神炯炯,面容气宇轩昂平和。俺家旧社会并不是穷苦人家,是中等人家也,在村里是大户的那种。拍照的时间应该是刚解放不久的时候,应该是五一五二年的时候的照片,爷爷奶奶在照片中完全看得出来他们之前那种生活的煎熬留下的痕迹。
俺爹参加革命有了政府工作,把他们从农村接出来到西安,生活可以了之后,那种沧桑感就退去了,俺爷照片留存少,后来的照片中俺奶奶本身的喜悦富态像就出来了,旧社会的那个影子荡然无存。
五十年代最初的年月,就是他们新旧心理的分界点。
清朝满族长达近 300 年的愚化中国人,到了民国已经是谷底中的谷底了,也就有了鲁迅笔下的麻木中国人形象和东亚病夫的称号
幸好,中国人还有很多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地唤醒中国人,并且幸运地出现了教员,重塑了国格,打破了一切旧世界,真正从底层洗到了顶层,赋予了国人深入骨髓的战斗、团结、互助品质,这才有了无上限的国家发展空间和无惧一切的国民精神。相对于民国时期,已经彻底重生。
所以新中国后的中国人与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了。。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现代化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甚至因为现代化进程仍在进行,当下不同地区之间的中国人有些时候都像两个民族
我觉得是每 20 年一个面貌。
比如 1950s、1970s、1990s、2010s,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和想法。
可预见的,2030s 也会和 2010s 迥异。
历朝历代的本质就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乱定义的毒瘤,用朝代名加人的表述更准确,例如唐人,宋人。就是 10 年还一代沟呢,非要瞎联系,只会越来越乱。
第一章第一条: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
上古是贵族的天下
中古是世家门阀的天下
近古是士大夫的天下

“民”或者 “人” 或者“people”, 这些词,在不同时期,概念是不一样的。
不要认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直立猿都是人。
在新中国以前,人只是很少一部分群体,其他 “人”,只是工具,只是会说话的牲口。

郑成功跟满清打仗,满清浙闽总督陈锦被仆人杀了。
仆人拿着陈锦的人头去投靠郑成功。
结果如何?
郑成功把仆人杀了!
然后说:仆人杀主人,倒反天罡了。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这是教员在 1917 年写给恩师黎锦熙的信件,他一生行事莫不贯彻始终。
所以原因很简单,他不仅改造了全中国,还改造了 “全国之思想”。
在前者麻木的眼神中,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
活下去,不顾一切地活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前,至少还有老祖宗的所谓四大发明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今的科技成果、发明都没有我们的身影
总结,有你没你都一样,别自作多情
旧中国充满了混乱,因为本质是只是一个封建王朝,并没有法律,也没有经济官员,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打击黑五类了。
传统的精英阶层一夜之间就沦为最底层,最精英的科学家,文人学者甚至相约 68,这是一次残酷的逆向筛选。
新中国的建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去访问了新加坡,他看到这个华人为主的国家,经济居然能如此繁荣,社会安定,城市整洁。
他大吃一惊,以前他以为只有法国日本能如此。
新加坡,你到底有什么魔力?
于是他问李光耀,Mr lee,李先生,您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李光耀叹了口气,他说,我的祖先不过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在广东福建吃不上饭了,于是来到新加坡做苦力,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如此,而那些达官显贵都留在了故乡。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你们会很容易做到,没有理由做不到。
他于是拉住李光耀先生的手,李先生,快请赐教,请帮助我们。李先生给了他几条妙计。
结束黑暗时代,新中国拨乱反正以后,第一步做的就是缓和了与港台和东南亚华人的关系,给他们的亲属平反。
所谓的海外投资,真有美国人日本人在乎这片土地怎样吗?大部分投资都是那些漂泊在外幸免于难的华人精英的血汗钱。
为什么新中国进步这么快,是因为海外华人把他们在海外成功的经验直接搬到祖籍地广东和福建。
整个 80 年代,广东经济一枝独秀,福建次之,甚至显著好于上海,靠的就是香港和华侨的力量。
有没有可能是满清,尤其是 1840 年来的晚清差点把中国人弄残成另一个民族。
看看湾湾人,他们从来没有像两个民族,所以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教员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给老蒋和小蒋作了一辈子专职司机的邰学海在邰学海的回忆录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给蒋先生开那么多年的车,我就是个机器,是个零件,坏了就换,没人会在意零件的感受。给毛主席开车 43 天,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是个有尊严的人。

是什么让邰学海说出了这样的话?和教员相处的四十三天时,主要有这样几件事给了他极大震撼:
一、一句问候。
邰学海是河南人,开车技术特别好,就被选为了蒋介石的专职司机。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时,邰学海被指定为教员的司机。
刚开始,邰学海心里其实挺犯嘀咕。在国民党的宣传里,共产党都是 “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 的土匪。再加上毛主席是从延安那些黄土高坡来的,穿着打扮肯定土气,也不懂什么规矩。
第一次见面,邰学海还是按老规矩,把车停得稳稳当当,面无表情地等着。
结果,让邰学海傻眼的一幕发生了。
毛主席走过来,没有直接钻进后座,而是先走到了驾驶室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伸出手说:“同志,辛苦你了!”
同志?辛苦?
这两个词,直接把邰学海给整懵了。他在国民党高层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听惯了 “属下”、“卑职”,哪听过这么热乎的称呼?而且,那位大名鼎鼎的毛先生,居然主动跟他握手!
那只手宽厚、有力,带着温度。
邰学海当时手足无措,甚至忘了该怎么回话。他习惯了当透明人,突然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这种冲击力比挨了一巴掌还大。
显然,一句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问候,并不是天生就值得普通人享有的权利,这是教员所树立的人人平等的风气。我们习以为常,带给邰学海却是台风级别的震撼。

二、一根香烟。
接下来的日子里,邰学海的世界观开始崩塌。
有一次,车子在路上跑着。毛主席坐在后座,掏出一支烟点上。按照国民党的规矩,长官抽烟,那是长官的事,司机只能闻二手烟。
可毛主席抽了一口,突然身子前倾,递了一支烟给前面的邰学海:“小邰同志,来一根?提提神。”
这一递,差点把邰学海的魂给吓飞了。给蒋介石开车的时候,虽然蒋介石不抽烟,但如果蒋介石抽烟,邰学海别说从其手里接烟了,就是咳嗽一声都得憋着。他赶紧摆手:“不不不,这不合规矩。”
毛主席笑了,那个笑容很随和,完全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咱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嘛。你开车辛苦,抽根烟解解乏。”
给蒋介石开车的时候,蒋介石从来不正眼看他一眼,更不可能给他递烟。以邰学海薪水,并不缺一根香烟,但他缺的是被人平等相待的真诚。在国民党那边,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上等人坐车,下等人开车。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平等的,但在共产党这边,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个规矩就是由教员创立并率先垂范的。
三、一顿饭菜。
最让邰学海破防的,是吃饭的事。
在国民党那边,领导吃饭,随从和司机那是得在外面候着的,运气好能吃点残羹冷炙,运气不好就得饿着肚子或者随便吃点干粮等。
但在重庆的那段日子,到了饭点,毛主席总是招呼大家一起吃。
有一次,邰学海习惯性地准备去旁边蹲着吃点干粮。毛主席一把拉住他:“小邰同志,上桌啊,一起吃!”
邰学海吓得连连后退:“不行不行,这哪行啊,我不饿。”
毛主席假装生气了:“你不吃饭,哪有力气开车?在我这不兴那一套,来来来,坐下。”
那顿饭,邰学海吃得是热泪盈眶。桌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是些家常菜,甚至还有点辣(毛主席爱吃辣)。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毛主席还时不时给他夹菜,并跟他聊家常。
那一刻,邰学海突然觉得,这不像是在执行什么国家级的高危任务,倒像是在老家走亲戚。
领导和司机吃一样的饭菜?还同桌吃饭?在国民党那边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共产党这里,最高领袖和司机、警卫员、工作人员一起吃饭,没有任何特殊,这样彻底的平等,确实共产党这样才有。

四、一块布料。
这 43 天里,毛主席坐邰学海的车,从来不把他当外人。有时候路不好走,车颠簸了一下,邰学海吓得一身冷汗,生怕被责骂。结果毛主席不但没生气,反而安慰他:“这路是不好走,烂路才考验技术嘛,你开得很稳了。”
43 天的重庆谈判结束了。毛主席飞回了延安,在临别之际,毛主席特意送了邰学海一段上好西装面料,还握着他的手,对他这么多天的服务表示感谢。
这 43 天,彻底改变了邰学海的心。
这四十三天,让邰学海记了一生。后来他被迫去了台湾,后来又给小蒋开车三十多年,连个家都没有,退休后只能定居荣民之家。
教员并不是只对邰学海这样,也不是只对身边人这样,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平等对待。一个能被最伟大的领袖这样平等对待的民族,能不能脱胎换骨吗?
虽然教员没有见过我们每一个人,但他给每一位国家领导人,给每一个干部,给每一个党员,给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定下了这样的规矩。
为了让这个规矩彻底落实下去,他一生的时间去践行它,推广它,并把它定为党、政府、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纪律,直到平等的观念化风成俗,成为我们生产的日常为止。
我们这些被国家最高领袖用真心宠着的每一个中国人,能不脱胎换骨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人人平等视为生而所有,把挺直腰杆做人视为理所应当,把自尊自爱刻入骨髓,能不让我们的民族脱胎换骨吗?
这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却视为平常。
所以这一切,都源于教员的塑造,他以一己之力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灵魂,让我们人人如龙,让我们的灵魂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从而形成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并将世代影响所有的国家和民族。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什么地方表现出象两个民族了?
比如男尊女卑在农村仍然普遍存在. 中国农民占了 80% 农民不变, 怎么会是两个民族?
生产力不变, 其他都不会有本质的变化, 最多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
因为新中国成功的完成了千年未完成的政治变革。
偷个懒不展开了。
北宋为什么宁愿向辽国输岁币,也不愿继续交战?如何评价双尾彗星认为清朝正义性以及和日本的不同来自于成功征服和大一统?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 1840 史观?
一会五千年的历史,
现在又是之前完全落后愚昧无知了,
这状态切换也太 6 了。
我倒是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确换民族了,
有点人样了。
感谢工业化。
因为有了思想武装,希望以后未来不会再出现禁锢进步思想的风向政策,我们中华民族只要不固步自封,肯定会强盛千秋万代!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人民思想」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思想」的改朝换代,不是「暴力」的改朝换代。
「新暴力」迭代「旧暴力」是历代王朝的底色,毛泽东继承了所有「历史教训」,开创了一条人类未曾走过的路。

我们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跟抗美援朝来对比一下。
前三场悲剧,外族用少数的军队,在中国屠杀了数十万百姓,老百姓虽手无寸铁,但怎麼會乖乖的面对屠杀?
试想我们在中华大地上,放了数十万头猪,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抓」,更别提「杀」。
而抗美援朝,我们的「绝对武器代差」,只能斗狠,几条命换一条命,硬是打出了国威。
中国人是一样的中国人,但「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了。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美西方是「低阶文明」,他们还在「争霸」,我们历朝历代都在「争霸」,如果争霸是对的,那我们的历朝历代怎么会没了?
美西方的侵略,是为了抢夺别人土地上的资源;而我们是发展科技产业升级,别的国家土地上的资源,要经过我们的产业链,才能变成工业产品,那他们就会带着资源「便宜」的卖给我们,我们做成工业品,再高价卖回去,不需要战争。
而发展超级武器是为了威慑,保护我们拿到的「结果」,试想一下,一个三岁小孩,明晃晃拿着一锭金元宝招摇过市,结局会是怎样?
老祖宗告诉我们争霸就是一个「坑」,不准去玩这种「低阶游戏」。霸权是会反噬的,每一个霸权国家里,都会出现庞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汉朝的外戚集团,唐朝的关陇集团、藩镇割据。



要我来回答的话,其实是辉格史观造成的,造成了这种判若两人
实际上,中国人还是那个中国人,区别是这个国家民族的领导人变了,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之前的国家是名义上统一的国家,实质上以宗族士绅和军队等势力为主导的国家,虽然历经辛亥革命和抗战战争,人们也逐步形成了现代的国家观念,但仍然是一盘散沙一样,典型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在大战役中各自保命为先,保住自己的势力为先,而不是 “一方有难,四方支援,各级指挥令行禁止、如臂使指,使命必达”。
通过解放战争、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等新中国是一个中央权力影响可以直达到县乡村,军队也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有思想和组织的军事力量群体,整个社会形成了以党领导下,基层工农为主导的新力量,这样的新国家状态更能够凝聚民心,凝聚力量,这样无疑无论是集中力量搞建设还是抗美援朝和解放西藏都是发挥巨大力量。
你确定?你和明清平民有何区别?不过都是科技带来的红利罢了
仔细想想就是这样,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为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他们理想的新中国,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盛世,才有了如今咱们中国人民站起来,强起来。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你以为上面这句话是中央编译出版社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吗?
新中国为中华民族重新注入了。自汉唐以来 本属于汉民族 但逐渐消失的 慷慨悲歌、英武雄浑之气。我中华自毛主席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英烈何其多也!
一个由一群走过长征,打过抗日战争,打过解放战争的人领导的国家,和搞过四一二反革命,皖南事变,炸毁花园口,需要弃南京老百姓给自己当肉盾,就这样时不时地跟日本谈和,撕毁国内国外一起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方案的一群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从意识形态上比,单纯从道德层面比,新中国也具有几千年最强的政权合法性
从意识形态上比,新中国是一个正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土地革命和工业化彻底革新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革命给予了人民几千年最高的社会地位,不管以前是什么,自从 1949 年 10 月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种人从奴隶到公民的解放,释放出来的力量无与伦比,这样的人在工厂是最好的工人,在军队就是最好的士兵,在学校是最好的老师,在政府就是最高效行政效率的公务员
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美]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前快饿死了老百姓就起义
为什么要割裂中国呢?
太平天国是不是中国人?
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不是中国人?
义和团是不是中国人?
包括你们所说的清朝,林则徐、邓世昌、谭嗣同、和抬棺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是不是中国人?
收复蒙古的北洋政府徐树铮是不是中国人?
打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是中国人?
远征军是不是中国人?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是不是中国人?
问这个问题的人居心叵测,试图割裂中国,割裂汉族,回答问题的人是一堆捧臭脚的,一点脑子不动,别人说句话,就在那里是是是。
1921 年之后,直至 1949 年,中国人民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这一重大变革,放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光芒璀璨,熠熠生辉。


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民族,甚至还是那些人。但在台面上换了,风气变了,就显得整个民族都不一样了。
其实人群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就好比池子里是五颜六色的石头,你专挑蓝色的石头并把他们放在上面,给人的感觉池子里几乎全是蓝色的石头,反之,你要专挑红色的石头并把他们放在上面,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池子里全是红色的石头。
所以,并不是人变了,只不过挑选的人变了,挑选出来的人也全变了颜色。
未经过毛主义改造的汉人,现实中又不是没有,这些人有多少可值得称道的地方吗?我认为很少。
这也是我反对皇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就是皇汉心心念念的原汁原味的汉人嘛,让我和他们认同为同一个族群,我是做不到的,当然,他们更不会认同我,那你这个汉怎么皇。
你不管横切竖切多少次,我的第一选择,永远是毛在哪里,我就选哪里。我是汉人,我支持汉民族主义,支持汉族传统文化,支持汉服,甚至支持汉冠汉发,但你要搞反共反毛的皇汉,那对不起,我选毛。
下面的回答有很多收了钱来带节奏的。
这个问题是在说建国,但他们的回答都选择避而不谈,谈其他的。
你说可不可以谈起他的,当然可以。
但问题是,你要谈其他的,你可以去相关的问题谈。
这就好像,我们回答关于萝莉岛的问题时,一定会有收了钱的跑过来跟你提国内的问题。
不是不让你谈国内的问题,国内的问题有自己专门讨论的地方。
为什么你非要这个时候……
搅混水,掩盖真相。
那他们搅混水的动机就非常可疑了,他们要掩盖什么?
同时也证明,建国前后的问题根本没有完全清理,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收钱的来搅混水。
这让我想起了类似的事情,西方历史辨伪最大的疑点就是那群信徒本身,他们总是欲盖弥彰,导致事情越来越可疑。
红楼梦考据派最大的疑点,就是考据派本身。
你说这些人到底是聪明还是蠢,我暂时不作评价。
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新中国前后像两个民族,而是中间那一段被人夺舍了,出现了异常。
如果你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到话,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中间被人隔断了。
这才是他们要掩盖的事情。
我就说左族这个概念属于皇汉坏心办的好事(当然实际上可能是来源于古典果粉的)。
虽然看起来都是在水里游的肉鳍鱼,都有两个眼睛四个鳍,但上过岸的鱼就再也不是鱼了。
共和国的成功,逼着共和国的反对者也只能采用共和国建立的价值观念、用共和国的评价标注和话术来反对共和国,这就是辩证法的胜利。
漢是中,華,夏三者涵義的疊加,中間用人來貫通因為一切都是人來製訂人來執行人來維護,加水是表示像大河一樣奔流不息。
道顯化為一是中就是通過觀察實踐思考從天地大道中總結出規律,就是一,執中守一,一就是準則就是標準
其小無內其大無外,道就是。. 也是口,顯化為一就寫為中
總結的規律變多了文明得到發展出現很多文明成果就是華,華就是枝繁葉茂,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章就是文明成果服章又是美的所以是華美,所以中華什麼意思很明顯了
有禮儀之大謂之夏,夏是兩隻手抱著一個日下面是一個人,日就是道生一,雙手代表保護,通過什麼保護,通過禮儀,有禮儀之大的禮儀。
國,口一是道生一,戈代表武力,用武力保護口一也就是保護文明但要用符合道的方式不能無節制使用武力,所以最外面還有一個口。
華夏即為根據道發現規律發展文明以及文明成果並用禮儀守護文明以及文明成果,中國即為恪守中並用武力守護文明。
清非中
字母文字与其说文字不如说是言字,仔细去考究其发展历史…… 嗯……
这个世界的文明叙事主体是谁呢?
新中国建立以前有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当然有其积极性和正面性以及先进性,但是也有盲目排外的成分,那么,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有大炼钢铁 大跃进 浮夸风 文格大运动 2012 年反日游行砸中国人的车和 U 型锁,这种运动其实它本质上的一种对民族性的体现是同质的。即民族性中一竿子打倒、非友即敌,缺乏辩证性的意识形态。



民族激情是把双刃剑,既能凝聚力量,又潜藏着失控的风险。

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民族主義表現出多重面向:既有救亡圖存的理性追求,也有非理性的暴力宣泄。這種看似矛盾的民族性,在義和團運動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這種非理性沖動並非偶然爆發,而是深植於特定歷史背景中。當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而理性渠道又無法有效疏導時,這種力量便可能以極端形式爆發出來。

19 世纪末,义和团提出 “扶清灭洋” 口号,从最初 “反清复明” 的秘密组织转变为支持清朝抵抗外侮的力量。这一转变本身即反映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义和团运动中的非理性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焚烧教堂,破坏铁路电线,对一切与西洋相关的事物采取极端排斥态度。运动后期,甚至出现了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的极端行为。
这种非理性行为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深重危机密切相关。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教会凭借治外法权庇护教民,致使民教矛盾不断激化。
在理性渠道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的情况下,民众的愤怒以非理性方式爆发出来。

这种非理性民族冲动并非中国独有,它是弱势民族在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常见反应。当正常途径无法抵御外侮时,民众往往倾向于通过极端方式表达反抗。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非理性民族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有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也曾提出 “驱除鞑虏” 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但随着革命发展,这种观念很快转变为 “五族共和” 的包容性民族主义。

这表明民族性具有可塑性,并非一成不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被真正激发起来,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这种民族主义是反侵略求解放的进步力量。与义和团时期的非理性行为相比,抗日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更加成熟和理性,表明中华民族在应对危机时逐渐形成了更为成熟的集体行为模式。
义和团运动虽然存在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但历史评价不可简单化。这一运动 “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成为 “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它既反映了民间自发的爱国热情,也暴露出非理性行为的局限性。
当代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对历史经验的超越。它既承认民族多样性,又强调民族合作,避免了单纯强调民族分立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为各民族和谐共处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族性中的非理性冲动如同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凝聚力量,也可能导致灾难。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理性引导,将其转化为建设性力量。

从义和团到抗日战争,再到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在探索民族关系方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这些历史经验提醒我们,民族激情需要理性引导,方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而非破坏的力量。

(那么,这是因为,义和拳策源地山东的一号官僚河南汉人袁世凯不喜欢义和团暴力驱逐了他们)

据说,义和团运动,本身是起源于北洋地区的存续了几百年的反清复明小组织,后来因为西洋列强的殖民和宗教渗透,口号 “优化” 为反清灭洋,再后来进一步优化为“扶清灭洋”。义和团策源地是山东,但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的引导,他们也进入了山西和北直隶。
山西巡抚是满族人毓贤(他其实不是满洲人,是正黄旗汉军,其祖先属于在清初被掳掠很早投降满洲人的高级汉军),他邀请义和团来到山西发展,这是因为,他也赞同老统治者满族妇女叶赫娜娜. 慈禧引导支持义和团和洋人互相消耗的指令。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洋列强中的英法荷意德意志(德国统一于西历 1871)的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也来到东洋文化殖民(但沙俄主导的东正教伴随着沙俄武力殖民的迟到在中国内地传播较晚(沙俄传教士较晚进入中国人口稠密区)),见明代传教士所写记录张献忠的《圣教入川录》还有记录明朝灭亡的《鞑靼征服中国史》。本质上宗教例如策源于南亚的佛教和策源于中东的回教在东洋各国包括中国的传播要更早,例如回教在清朝时期的分布在陕西比今天更广(民国时期陕西的回教徒分布主要以西安为主)

当时欧米列强的传教士在江水流域和华北活动很深入,而广府福建地区因为本土的妈祖和关公(文庙拜孔子 武庙拜关公,仁义礼智信)崇拜等宗族信仰深厚(其实当时所谓儒教和孔教其实在北洋江南和广府都不是一种显性宗教活动),西洋传教活动局限在港澳地区,北欧和西欧的新教徒传教士在山西的传教活动要超过天主教。西历 1900 年 6 月 27 日,山西的寿阳县已经发生暴乱,Edwards 医生的医院被义和团焚烧,传教士被当地汉族新教徒教民称为顾姑娘的(Edith Anna Coombs)被杀害。

上图,这个被杀西洋女士当时被教民叫做顾姑娘

图中有误,这位被杀的贝德. 苏珊女士,是德意志人,新教传教士,德国传教士,太谷女子大学校长贝如意就已在中国生活多年,虽也进行传教活动,她怜悯穷困弱小被清朝剥削压迫的汉族劳动人民,帮助乡民,一心教书育人。教案发生时,贝如意已经怀有 5 个月的身孕,可义和团还是将她残忍杀害,还将她腹中的胎儿取出后大卸八块。

7 月 9 日,太原城门被紧闭,毓贤下令将城内所有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妇孺儿童等家眷 “护送” 到巡抚衙门。那一天,33 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年幼的外国子女儿童,12 名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十多名中国信徒被杀害,尸身被抛到城外,任野狗撕咬,以示侮辱。然而,夜幕降临时,受到过西洋传教士恩惠的中国基督徒鼓起勇气秘密安葬了这些可怜的生命。但仅仅几天后,作为报复,这些 200 名汉族新教徒(含他们的家眷妇女儿童)也被杀害。据说,1937 年南京大屠杀中也有几个帮助过中国难民的米国西洋记者还是宗教人士,在 1960 年代的中米关系恶化期被隔空批斗,这几个西洋人当时得知后抑郁到有自杀倾向。

从那时起,山西全省展开了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到 8 月底为止,总共有 159 名新教传教士(包括 46 名外国儿童)和 12 名天主教传教士遇害。仅仅根据宗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记录,在山西北部,有几万名中国本地信徒被杀害。91 名内地会的传教士中,36 人逃往沿海,38 人被杀,17 人失踪,估计其它差会受到了更为惨重的损失。


太原教案和当时北直隶以平津为核心的反洋教运动一起,加上当时南洋汉人官僚和劳动人民的 “东南互保” 一起构成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洋的侵略战争(清朝叫庚子国难 拳乱,日本叫北清战争,西洋叫义和团战争 )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是人类与宗教冲突、文化误解、与民族主义情绪激荡的一个缩影。然而,毓贤本人最终在西洋列强的压力下被他的同族统治者叶赫娜娜. 慈禧下令砍头 1901 年被处。


义和团是又一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反复出现的乌合之众的嗜血狂欢。在他们看来,不仅洋人个个该杀,就是和洋人稍有联系的中国民众也该杀。义和团的眼里全是 “杀杀杀”。那么,怎么说呢,民众往往是缺乏理性和被愚民政策愚昧的。
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他们以一种疯狂的方式施压在更弱者身上(他们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洋人、教民、妇女儿童),上演了一场场嗜血的变态杀戮

这是一些关于被人当枪使、愚昧、缺乏理性、信仰、权力与人类残酷本性的故事,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沉重与教训。




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中,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毓贤先下令关闭城门,凡是佩戴十字架的全部抓捕杀戮。在焚烧大教堂时,一名英国妇女抱着吃奶的婴儿逃了出来,跪着向围攻的汉人劳动人民说,自己每年医治百余中国人**,希望给婴儿放条生路。话未毕,兵士将其击倒在地,推入火中,妇女挣扎而出,兵士再将其推入火中,最终母子惨叫被活活烧为灰烬。**
如果有地狱的话,当时的太原城无疑是人间地狱。对自己的汉人同胞,毓贤更加残忍。《十叶野闻》中记载,法国天主教堂有 200 多名收养的中国幼女,毓贤逼迫她们背教,不从,当即斩首二人,十几岁的小女孩们仍不从。又令兵士选择貌美者强暴,遭拼死抵抗,最后几百名少女皆被杀害,“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
这些杀戮毓贤却认为是高尚正义之举。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洋洋得意地说,洋人没有一个漏网,只有一个洋女人带着一个婴儿,被割掉乳房后,逃走了并藏在城墙下,找到的时候,已经死了。
到了西历 1900 年 6 月 21,慈禧太后发布诏书:向全世界宣战,大清要抵制全世界!老佛爷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向全世界宣战的统治者。
然而,不堪一击的腐朽的光速战败的大清只好谈判,西洋列强要求惩办 “战犯”,将毓贤列为罪魁祸首。
慈禧太后对八个强国同时宣战是她愚蠢?其实这是她很聪明的选择
发生于 1900 年的北清战争,又称义和团战争,庚子国变,引发根源是慈禧的决策 —— 由镇压北洋汉人农业壮丁组成的民兵系统义和团转向支持义和团,忽悠和煽动义和团攻击列强的使馆和侨民,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她的方案也是她必然的选择

慈禧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时期,可以说是控制了清朝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慈禧是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后人对慈禧持否定态度的居多,但实际上慈禧虽说是女性,但是能力绝对不俗。
西历 1894 年的日清战争中,**慈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日本殖民者严重威胁到了清朝在朝鲜的宗主权,而清朝有些轻视它(它并不是欧米列强),那么,最好能教训日本宣扬清朝国威,另一方面,担心汉人洋务派军阀李鸿章等人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威望上升、尾大不掉,从而消弱满洲朝廷对全国军政 防务的控制力(太平天国战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江南经济凋敝 清朝防务实力开始集中在汉人军阀手中),那么她的算盘,胜则扬国威,败则狠狠打击了汉人军阀和消耗了汉人壮丁 ——– 如同咸丰末年 当时还很年轻的慈禧建议咸丰用汉人地主武装屠杀太平天国 让汉人壮丁自相消耗的方案。

北清战争前夕,北洋的义和团已经声势很大,契丹各省东部的山东 直隶 辽东已经星火燎原,那么,与其花费巨大成本镇压这股汉人农业年轻壮丁组成的力量,不如祸水引向洋人(包括宗教势力和欧米列强的外交人员),让其互相消耗。
在义和团在慈禧的授权和控制下 “有限度” 攻击外国使馆区时期,慈禧依旧和外国政府保持了接触,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超过了她的控制。

在满族传统中,女性的地位较高,因为其社会发展和经济模式脱离母系社会的时间更短,同时由于全民尚武从军的防务体制(八旗制度),女性在他们内部的经济活动比如管理农业包衣奴隶 ,管理社会生产中作为主导力量。
那么慈禧太后真的是为 “江山社稷” 而战吗? 其实不然,根据资料,我们知道,最初慈禧对于战和是游移不定的。从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她知道以清朝的实力是打不过洋人的。
那么 为什么清朝转而支持义和团屠杀洋人以及中国教民呢?
1 借刀杀人
义和团与列强水火不容,必有一战,**义和团威胁清朝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洋人则屡次欺负清朝,**慈禧选择了最理想的方案,让义和团与列强直接打起来。借用《走向共和》慈禧所述的一句话:向洋人宣战即使打不死洋人,难道洋人还打不死义和团吗?
2 权力斗争
慈禧太后是一个权欲极强之人,**她认为 “她才是永远的女一号”,**她不允许有人觊觎手中大权。慈禧太后信奉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之类的格言,她也知道,洋人无非就是要钱,政府覆灭对谁都没好处,她更为忌惮的是清朝内部的斗争,那才是能令清朝覆灭于无形的真正威胁。
在之后的御前会议中,慈禧一改往常对洋人妥协的态度,毅然主战,而且杀掉了主和的官员,其实并不是因为她变强硬了,她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慈禧将 4 亿清国劳动人民推向深渊。


东南互保事件和不上慈禧当的华南汉族人民,慈禧其实希望南方也和洋人打起来,消耗南洋汉人农业壮丁的防务实力,也打击南洋外国殖民者势力
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
在契丹各省的东部地区打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南方的西洋人和教民则很安全,日本和欧米的商人继续做生意,它们的商业利益如同战争没有发生国一样,而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和广东福建的满城防务系统已经崩坏 。见:https://www.toutiao.com/item/6837652527735898632/
当时南洋各省的军政防务经济大权都集中在汉人总督手里(但是南洋各省的军事力量是远不如北洋系统的甘军和北洋军系统的 北方的更忠于清朝皇室的军阀实力压倒性超过南洋军阀)。
东南互保客观上是南方汉人官僚和人民抵制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南方汉人官僚抑止人民反抗殖民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 东南互保一方面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南方各省的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清朝中央的权力大为削减。

汉人精英袁世凯和孙文

袁世凯称帝后的祭天照片
用慈禧的话说 “即便义和团打不死洋人,难道洋人还打不死义和团么?” 看图可以发现,1900 年发生的北清战乱,战场全部在北洋,涉及地区主要是北直隶和山东,另外东北三省被沙俄趁机直接军事入侵并占领,义和团战争被日本人叫北清战争,因为当时南洋汉人不上慈禧的当,汉人官僚主导的东南互保,保障了欧米列强在华南的商业利益和侨民安全等正常秩序,让南洋各省实现了事实上的中立。
但是由于经济问题,**主要赔款依旧是南洋的江苏 四川和广东 江西来承担。其中相对贫瘠的江西承担份额让人意外。**河南那时候人不足四川一半,元明以后,河南人口都不如浙江
一种说法是,各省分担,当时东北西藏内蒙都还没设省。东北也是类似的将军制度,平时就没有财政压力。而且那时宁夏属于甘肃,西宁属于甘肃,呼和浩特属于山西,承德属于河北。所以这些省其实是赔了的
另一种说法,青海西藏有赔款,东北三省没有。
笔者认为,下图中内蒙东北和青海西藏的数据不清晰导致的,并不意味着不用赔款。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身陷绝境,其分必死。为了给部下求得一条生路,他不惜自投敌营,“达舍生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跟满清方面的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力比较?
向上的、有生命力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往往并不能够获胜。
主要是抗美援朝的关系。
抗美援朝事实上证明了中国人拥有和世界头号强国扳手腕的智力,只是缺武器,缺工业。
不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918 事变,等一些战争中,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民族性格、政治体制、军事装备还是民族智力哪里出了问题,还是一起都有问题。
在国共内战期间,通过与国民党全美械部队的对抗中,逐渐明白了,核心问题还是武器装备。自然也有信心,在苏联承诺武器装备供应的情况,去朝鲜战场和美国对抗。
三个时间点吧:
抗美援朝,确定了中国人也能御敌于外。
两弹一星,确定了中国人也能自研先进武器。
再就是最近几年吧,六代机首飞,新能源产业领先,电磁弹射,高含金量论文,专利等等,确定了中国人也能反超世界最先进水平。
至于个体素质,从根本上的改变,也才是最近 20 年,30 年是事情吧。80 后、90 后、00 后,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前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水平。
这倒不是
新中国前后的中国人,其实更像是璀璨钻石玩家换成最强王者玩家
属于是换了个真正会玩的选手操作
毕竟说,14 年的抗日战争,也是有点含金量的,别的不说,就这股子咬牙坚持的精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毕竟某世界第二殖民国家才坚持了 44 天而已)
而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投入到朝鲜战争,也体现出了中国人逢敌必亮剑的战斗精神
……
而更早的那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特别军事行动,每次被捅穿首都,甚至只是迫近首都就直接投了的
才是和新中国、民国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风貌
……
新中国之后中国人彻底的蜕变,其实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之后
数十年颓废、民族不自信的风气一扫而空
朝鲜战争胜利之后的中国人,才算是些许恢复了一点自古以来的自信心,变得与此前的百年风貌不同
可能有成规模的偷换婴儿的行为。前些年电视里还总报道那种多年后发现父母不是亲生的,调查出来,是医院里抱错了婴儿。而且不是个例。
政治书中说得很明白,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城市里的买办加农村的包税人加军队里的军阀。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当然整体上表现的不一样了。
像独立自主,新中国不计一切代价都要坚持独立自主。
这种思想,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统治阶级而言,别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就是不需要任何代价,他们也不会想要的。对于买办和包税人而言,要独立自主干啥呢?只会耽误挣钱。
而对于工农联盟,独立自主是生死线,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目标。
不可能一样的。
别说一个国家了。就是一个家庭,男人说了算还是女人说了算,人还是那几个人,从外人看来都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好吧。
上学学历史的时候对两个点非常记忆深刻,也是当初极不明白的地方,宋有资本主义的倾向,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如今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代入美罗斯福时代去思考这个问题:社会的暮气与朝气,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资本再分配及如何分配的问题,当社会的资源可以分配给绝大多数人或大多数群体的时候 (参考毛时代的人民所有制下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罗斯福时代和后二战时代即 60 年代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创造力),那这个社会呈现出来的状态必然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而当资源及资本集中于少部分人,而大部分人处于被剥削的状态的时候,人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努力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样貌必然是低沉并向暮气中走去,参考我们当下。
最后我想补一句,但也是让我很悲痛的一句话:他带着他一生的荣耀和历史周期律一起跌下了深渊,在未来长久的岁月里,他和他的思想必定会战胜那历史周期律
Q: 我看有些人总是强调 “新中国” 成立后花多大力气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治理流行病。我想知道在其它国家,比如欧洲,日本,韩国等地是否做了?什么时候做的?
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比较视角。简短的回答是:是的,这些国家都做了,而且绝大多数比 “新中国” 要早得多,或者在同一时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所谓的 “扫盲、普及教育、治理传染病” 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构建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标准配置。并不是某个特定政权的独创,而是任何一个想要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必须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给你一个清晰的坐标系,我们可以分区域看看欧洲、日本和韩国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完成这些任务的。
欧洲的普及教育和公共卫生治理主要由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竞争推动,比中国早了约 100-200 年。
义务教育与扫盲:
普鲁士(德国前身): 早在 1763 年,腓特烈大帝就颁布了《普通学校规章》,在世界上率先实施了强制性义务教育。到了 19 世纪末,德国的文盲率已经极低。
法国: 1881-1882 年,朱尔 · 费里法案确立了 “免费、义务、世俗” 的小学教育原则。到 1900 年,法国几乎消灭了年轻一代的文盲。
英国: 1870 年通过《初等教育法》,随后逐步实施义务教育。
结果: 到 20 世纪初(1900 年左右),西欧主要国家的识字率普遍已经超过 90%。
公共卫生与防疫:
天花疫苗: 英国医生詹纳在 1796 年 发明牛痘疫苗。19 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强制接种。
公共卫生运动: 19 世纪中叶(1840-1850 年代),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和巴黎开始了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和饮用水净化工程(如霍乱治理)。
结果: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欧洲通过改善卫生环境和疫苗,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烈性传染病。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这一转型的国家,其时间点大约比中国早 70-80 年。
义务教育与扫盲:
学制颁布: 1872 年(明治 5 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明确提出 “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的目标,开始推行全民义务教育。
数据对比: 到 1905 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95% 以上。那时候的大清还在试图废除科举。
结果: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完全识字的现代工业国家。
公共卫生:
明治政府引入了德国的医学体系和公共卫生警察制度。
1897 年制定《传染病预防法》,建立了现代防疫体系。
韩国的情况和中国在时间线上比较接近,起点甚至更低(经历了惨烈的朝鲜战争),但其速度极快。
义务教育与扫盲:
起步: 1945 年光复时,韩国成人文盲率高达 78%(和中国 1949 年情况类似)。
爆发期: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韩国政府即使在最穷的时候也把预算优先投入教育。
结果: 到 1960 年代末,韩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 99%,文盲率迅速降至个位数。他们用 20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 100 年的路。
公共卫生:
1960-1970 年代,随着经济腾飞,韩国建立了完善的国民健康保险体系和防疫系统。寄生虫病、结核病等在 70 年代得到了有效控制。
为什么会有 “新中国特有成就” 这种叙事感觉?主要有两个原因:
简单的时间线对比:
结论:
扫除文盲和治理流行病是工业化社会的入场券。欧洲在工业革命时期做了,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做了,韩国在战后重建时期做了。中国也是在建立现代国家政权后,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这一历史补课。这的确是功绩,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而非特例。
其实一直是一个民族,义和团运动和之前海浪一样的农民运动告诉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反抗的意志,即便是抗日战争中,许多脱离指挥的队伍也会在绝境下爆发出超强的主观能动性
49 年之前,缺的只是一个能驾驭这种力量的人
因为中华文明抛弃封建性、具备现代性始于新中国。
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由法国大革命奠定的现代文明思想在新中国之后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对实现形式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没人敢公开用封建思想否定现代思想。但是在旧中国不是,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千年封建帝制、在古老的中国首建共和,但是并没有去除中华文化的封建性,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天赋人权这些思想只存在于进步分子的书中和宣传中,并没有影响到普通人民,在农村封建地主依然跟以前的中国没有不同,人民愚昧无知,连天赋人权都不知道是啥,更不用说把他们刻到骨子里。从这个意义上讲,CR 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余波,从政治经济角度讲它当然是浩劫,但从文化角度讲它是具有开天辟地里程碑意义,它事实上彻底摧毁了中华文明千年的封建思想,摧毁了封建等级观念,港台保留了这些传统糟粕试图显示出文化正统的意味,殊不知他们保留了一堆狗屎。
新中国让中华文明摆脱了旧的王朝兴衰的历史叙事,转而接受了来自法革的革命叙事的现代思想。主权在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由革命建立的政权具有最高合法性,民族国家内唯一合法政府之外都是非法反政府组织,消灭非法反政府组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之前的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和地主勾心斗角,简直是血泪史。
现在好了,土地国有了。
我们再次遥遥领先。
五零后到六零后跟传统中国不一样。六五后到七零后是倒退的。多元文化、自私自利、世俗信仰有什么不同?应该是三零后 - 五零后 - 八零后这对代际组合,跟四零后 - 6570 后 - 九零后这对代际组合像两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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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杨才崯 发表 说明你没去过外网,外国佬一直说中国是超级大国,好多年了,而且我没见过外国佬对此有疑问的,无论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 知乎用户 匹夫熊哥 发表 我们局长说了:中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发展中国家,不要整天幻想那些有的没的。我们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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