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推送 | 女儿,如何“改变”父母的性别观?

by , at 17 December 2025, tags : 父母 性别平等 不平 性别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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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学精选

**撰文:**凌宛莹

责编**:**凌宛莹

文章出处

在很多家庭聊天中,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话:

“自从有了女儿,他整个人都变了。”

“当了女孩爸/妈之后,才真正开始在意性别平等。”

但在学术研究里,“女儿会让父母更支持性别平等吗?”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有的研究说“会更平等”,有的研究说“反而更传统”,甚至在不同国家结论完全相反。

女儿能不能改变父母的性别观?如果能,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会“往前推”,在有些社会却“往后拉”?

今天推送的是发表在家庭研究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的文章《Child’s Gender, Parents’ Gender Ideology: Association and Contextual Variation in China》,作者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曹蕊。作者利用 5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共 4 万余名样本,提出并检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敏感阈值假说”(Sensitivity Threshold Hypothesis),用来解释为什么“女儿效应”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表现完全不一样。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0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已有国际研究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有女儿的父母更支持性别平等,比如更支持女性就业、女性政治参与等;但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有女儿的父母反而更传统,更认同“女人以家为主”“男主外女主内”。

这带来三个关键问题:

1. 在中国,有更多女儿的父母,会更平等还是更传统?

2. 这种关系,会不会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表现出差异?

3. 为什么同样是“女儿”,在不同社会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现有关于中国的研究非常有限,且多把中国当作“一个整体”,忽视了区域发展、性别文化、社会结构之间巨大的内部差异。这篇文章正是试图用中国内部的复杂性,来理解这一“女儿效应之谜”。

02

文献回顾

文章回顾了两大经典视角,来理解子女性别如何影响父母观念:

① 暴露视角(Exposure-based)

父母在养育过程中,不只是“向下”社会化孩子,也会被孩子“向上”反向影响;有了女儿,父母会更直接看到女孩在教育、就业、职场、婚育中的各种现实不平等;这种长期的“近距离观察”,会增加父母对性别不平等的敏感度,推动他们朝更平等的观念转变。

② 利益视角(Interest-based)

人们更容易支持对自己(及自己关心的人)有利的制度安排;在父母眼中,女儿的长期福祉与机会,与性别平等的推进高度绑定;因此,当家庭中有女儿时,父母的“自身利益”会被延伸到下一代女性,从而更倾向于支持女性教育、就业、权利。

这两种视角强调的机制不同,但给出的预测类似:女儿越多、女儿占比越高,父母越可能支持性别平等。

然而,现实却远比理论复杂。为什么在日本等性别不平等较高社会,女儿反而“推不动”甚至“推向更传统”?答案可能在“社会情境”的差异。

03

理论框架

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敏感阈值假说(Sensitivity Threshold Hypothesis)——“女儿效应”不是恒定存在的,而是取决于社会所处的性别不平等水平:在不同阶段,父母对女儿的“敏感度”与“可改变空间”都不一样。文章用一个三阶段的想象图来说明:

Phase 1:极度不平等的情境——“看见但不认为是问题”

社会整体性别规范非常传统;父母虽然看见女儿面临的限制,但:可能真心认为“传统性别分工是在保护女儿”;或不愿与周围主流规范相冲突,为减少心理失调,反而更强化传统观念;在这里,有女儿不一定带来平等,甚至可能让父母更“保守”。日本的一些研究就发现,有女儿的父母更支持“男主外女主内”,是这一阶段的典型。

Phase 2:传统受到挑战、平等尚未定型——“最敏感的中间地带”

社会中既有传统性别角色,也有不断冒头的平等观念;规范处于“摇摆”状态,人们的态度更具可塑性;在这个阶段:有女儿更容易让父母意识到不平等的具体后果;也更有动力为女儿争取一个更开放的教育与就业环境。在这一区间,“女儿效应”最强,父母最可能因为女儿变得更平等。

Phase 3:高度平等的情境——“已经很平等,改动空间有限”

多数人本来就支持性别平等;女儿的出生当然重要,但在观念层面已无太大可改变空间;因此,女儿的“额外推动效应”会趋于减弱。

在极端传统和高度平等的社会,女儿对父母性别观的“边际影响”都不大;真正容易激发“女儿效应”的,是处在观念转型中的中间社会。

那中国呢?整体看,中国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但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间差异巨大——这为检验“敏感阈值假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场”。

04

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是 2010、2012、2013、2015、2017 五期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 核心自变量

(1) 父母的性别观(Gender Ideology)。使用 5 个经典问题,5 点量表,之后统一转换为 0–100 分:“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人天生比女人更有能力”,“对女人来说,一个好丈夫比一份好工作更重要”,“经济不景气时,应该优先裁掉女职工”,“丈夫和妻子应该平等分担家务”(该题反向计分),分数越高 = 越支持性别平等。

(2)子女性别结构 —— “女儿比例”。定义为:家庭中女儿数 / 总子女数,范围 0–1。

(3)情境变量:地区性别不平等水平。先计算各省份居民的平均性别观得分;再将省份按这一平均值,分成三组(样本量大致相近):低性别不平等地区(更平等),中等,高性别不平等地区(更传统)

3. 统计方法与识别策略

(1)整体回归:看“女儿比例”与性别观之间是否存在总体关联;

(2)分情境分析:分别在低/中/高性别不平等地区单独建模,比较“女儿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大小与显著性;

(3)分群体分析:按父母性别(父亲 vs 母亲)、受教育水平(大学 vs 非大学)分别建模;

(4)使用 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SUEST),检验不同子样本之间系数差异是否显著。

05

结果

1. 从全国整体来看,女儿比例越高,父母的性别观就越平等。在整体中国样本中,有更多女儿的父母,确实更支持性别平等,这一点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结论方向一致。

2. “女儿效应”并不是在所有地区一视同仁,而是高度依赖当地的性别文化环境。当作者按“地区性别不平等水平”把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组后发现: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观念相对更平等的地区,女儿比例与性别平等观呈显著正相关;在中等不平等地区,这一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但在性别不平等程度最高、传统观念更强的地区,女儿比例与性别观之间几乎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只有在性别观相对更平等或正在加速转型的地区,女儿才明显“推得动”父母;而在高度传统的环境中,女儿几乎难以撼动父母的性别观。

3. 不论父亲还是母亲,都受到“女儿效应”的影响,且方向一致。有更多女儿与更平等的性别观之间的正向关联,同时出现在父亲和母亲身上,并不存在“只改变母亲、不改变父亲”或反之的单向模式。考虑到很多西方研究对“女儿更改变父亲还是母亲”存在分歧,中国的数据为“父母双方都可能因为女儿而变得更平等”提供了有力证据。

4. 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中,“女儿效应”的趋势大体相似,教育并未形成明显的放大或削弱作用。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并没有明显屏蔽或放大“女儿对父母性别观的结构性影响”,女儿推动父母更平等的潜在机制,在不同教育群体中大体相似,只是在显著性和效应精度上略有差别。

06

学术贡献

1. 在学术与现实意义方面,作者首先建议我们把“子女性别”视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层线索。子女性别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窗口:在一个并非完全可控的生活事件面前,父母的观念会如何被重塑?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子女性别不仅决定了家庭内部资源如何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分配,也通过“反向社会化”的路径影响父母本人的性别意识。这对于理解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代际互动与价值观变迁,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2. 性别平等的推进并不只是个体层面的“顿悟”,而是“环境 × 生活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敏感阈值假说”的核心信息之一,就是女儿能否“改变”父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类型:在观念高度凝固的情境下,单一生活事件的“撼动力”有限,父母可能倾向于用传统框架重新解释自己的经验;而在性别规范正在被重新谈判、不同观念并存的情境中,诸如生女儿这样的家庭事件更容易成为观念转折的起点。要真正推动性别平等,既要鼓励个体层面观念与行为的变化,也必须重塑制度与文化环境——包括公共话语中对女孩教育与职业的支持,地方层面对女性劳动参与和育儿责任的政策安排,以及媒体与教育系统中对性别角色的呈现方式。只有当宏观环境提供了足够的“可变空间”,女儿所带来的具体生活体验才更有可能转化为父母观念上的实际改变。

3. 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家庭内部“意识分化”的耐人寻味的推想。如果在一些地区,有女儿的家庭具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念,而有儿子的家庭具有更传统的性别观念,那么从代际和性别的交叉视角看,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可能呈现出一种新的“意识分化”格局。那些在较为平等环境中成长的女儿,更有机会形成强烈的自主意识与平权意识,而在更传统环境中长大的儿子,则更容易把既有性别分工和男性特权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差异很可能在成年后显现在婚恋市场上——导致观念匹配的困难、青年女性推迟或犹豫进入婚姻,以及在家务分工、育儿责任等议题上的家庭冲突加剧。换句话说,“女儿效应”不仅关乎父母这一代人怎样看待性别,更是我们理解不同性别与代际之间意识差异的重要切入口。

07

局限与展望

1. 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尚不足以描绘出父母性别观随时间演变的完整轨迹,更不能精确刻画“生女前—生女后”的动态变化,这在因果推断上构成了天然限制。

2. 尽管模型中通过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单位类型等因素,尽力减缓因“重男轻女”、非法性别鉴定与选择性流产带来的偏差,但在中国语境下,子女性别仍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生育选择影响,这一点难以完全消除。

3. 研究中采用的性别观指标主要聚焦在劳动市场与家庭分工维度,对更复杂、更新近的性别议题尚未覆盖。

**反思 **

从日常经验看,我们发现:“自从有了女儿,他变了”。这篇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研究,则给出了更系统的证据:在我国,女儿越多,父母越支持性别平等;但这一“女儿效应”只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或处于转型的地区明显,在最传统地区几乎失效;父亲与母亲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改变,教育水平并未显著改变女儿效应的方向。性别平等不是时间自然流逝带来的“自动成果”,也不是家庭凭一己之力完成的转型。家庭与社会,共同构成了这场漫长而复杂的观念谈判,而这篇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文章出处

Cao, R. (2025). Child’s Gender, Parents’ Gender Ideology: Association and Contextual Vari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6(9), 1412-1432.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25134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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