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历史事件感觉很荒谬但却是事实?
知乎用户 朝仓左卫门督义景 发表 彼得大帝改革期间整的狠活,文字发不上来只能贴图了 知乎用户 Linda 发表 2007 至 2009 年的时候,德国警察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法国搜捕一个东欧女人。因为她的 DNA 出现在 2007 年海尔布 …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认为是:任何为了长治久安而设计的制度,最终都会因为其成功而异化为杀死政权本身的凶手。
我们许多人在读历史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每个王朝的末期是一群坏人在干坏事才导致国家衰弱的。其实不是,大部分时候一个帝国的衰亡,是一群在这个系统里完全理性的好人,按照一套已经僵死的好规矩,合力把这艘船开进了冰山。
你想想看,一个新政权刚建立的时候,不论是古代的大汉大唐,还是现代国家,它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是消除不确定性。
开国的那帮人很清楚,人是不可靠的。皇帝会生出傻儿子,屠龙的英雄最终会变成恶龙。所以他们必须把个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们制定法律、设立机构、确立惯例,本质上就是在给统治系统打补丁。
起初,这些补丁极其有效。它们把权力的运行从绝对的人治的不稳定中拽了出来,变成了可预测的流水线。这就是各个王朝早期的盛世,机器轰鸣,运转如仪。
但悲剧的种子恰恰就在此刻埋下了。
你要知道,任何一条法律、任何一个机构,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拥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而变成了一个活的有机体。
设立了漕运总督,这世上就多了一个叫漕帮的利益集团;设立了科举,这世上就多了一个把儒家经典当饭碗的士绅阶层;设立了复杂的环保法和合规审查,这世上就多了一个年薪百万的律师和咨询顾问群体。
时间越久,这些补丁就堆积得越厚。
到了王朝中后期,你再看这个国家,它已经不是一个敏捷的战士,而是一个穿了几百层盔甲的胖子。每一层盔甲(制度、法律、传统、惯例),最初都是为了保护它,但现在却让它寸步难行。
这时候,最致命的合法性悖论出现了。
古代的皇帝也好,现代的改革者也罢,当他们发现国家遇到危机(比如财政破产、外敌入侵)想要掉头时,会发现根本动不了。
崇祯皇帝面对财政枯竭想从江南富商身上收税,满朝的文官不会直接说我不给,他们会引经据典,搬出太祖的不与民争利,搬出《皇明祖训》的祖宗之法,告诉你这是与民争利,是违背祖制。你甚至没法反驳,因为从法理上讲,他们是对的。
路易十六想让法国贵族交税,贵族们搬出的是几百年前的封建契约和高等法院的判例,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免税是他们的 “自由” 和“权利”。
**亡国之君往往不是死于无法无天,而是死于作茧自缚。**那些曾经维持了帝国稳定的法律和惯例,经过两百年的堆积,变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每一个既得利益者都趴在这张网上,合法地、合规地、甚至合乎道德地吸食帝国的血液。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不认同有些人觉得在王朝中后期努力清除贪官就能救国这种天真的想法。
清除贪官只能解决非法的贪婪,解决不了合法的僵化。
真正拖垮帝国的,往往不是那些把手伸进国库偷钱的贪官(这种人杀了就行),而是那些严格按照流程办事、利用复杂的法律程序让国家基建停摆的官僚、是那些拿着天价咨询费,论证为什么改革不可行的专家、是那些将家族利益通过联姻和学阀固化为国家传统的精英。
这就是**制度性硬化**。
在这种状态下,全社会的资源不再流向生产和创新,而是大量的被消耗在内部交易成本上。
所以你会发现,王朝越到后期,办事越难。在初唐,一道敕令就能调动千军万马;到了晚明,调动一支部队需要经过兵部、户部、内阁、司礼监的层层扯皮,公文旅行几个月,黄花菜都凉了。
这像极了现代的美国和欧洲。修一条铁路,论证十年,听证会开了几百场,律师费花了几个亿,最后告诉你 “由于环保法第几百条规定,这只稀有青蛙不能搬家”,所以铁路不修了。
这就是文明的老化,它表现为一种极度的精致和极度的无能并存。
一方面,社会的礼仪、法律、道德规范复杂到了繁琐的地步,精英们在只有针尖大的问题上辩论得头头是道(比如明代的大礼议或现代西方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面对真正的生存危机,比如蛮族的铁骑、俄国的威胁、产业的空心化,这个庞大的机器却做不出任何有效的物理反应。
如果一定要问解药是什么,理论上是有的。既然构成衰败的不是腐败,而是熵增,那就做熵减,即设立一个专门废除法律的机构。
但现实极其骨感。
这就是目前马斯克在美国搞的政府效率部。然而在实践中,一个负责做熵减的部门,最后大概率会异化为熵增的一部分。 真正的熵减不在于裁掉几个拿工资的职员,而在于砍掉那些阻碍运行的繁文缛节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但目前看来,马斯克只做到了减少工资开销,关键的规则否决权的收回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体制的痛处。
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日落条款。**
即:将所有的法律、议案、惯例都加上时间限制,时间到了就要重新讨论或自动废除。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 · 杰斐逊曾是这个观点的狂热支持者。他说过:“地球属于活着的人的使用权。” 他比我还激进,认为一个人死后,就不应该再对生者有任何控制权。同理,一代人死后,他们制定的法律、借下的债务、设立的宪法,也不应该继续束缚下一代人。
他当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建议:“所有的宪法、法律、国债,都应该设置一个强制废除期,有效期最长只有 19 年。”
但结果呢?这个提议被麦迪逊驳回了。理由很简单:即使统治上可能,就算真的实行了,这大概率也会变成依附于这条法案的利益集团的无限续杯。
**王朝周期律本质上就是一场社会学意义上的熵增。**我们建立制度是为了抵抗混乱,但最终,制度本身却变成了最大的混乱来源。人类文明几千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至今仍然没能彻底跳出这个圆圈,只是把祖宗之法换了个名字,叫程序正义。
用一句古话来说,那就是: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你以为的王朝覆灭,是末代皇帝昏庸无能,天天在后宫开派对,把江山社稷当成 KTV 包房。
或者是出了几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像病毒一样,把一个健康的朝廷给感染得稀巴烂。
再或者是隔壁的游牧民族突然磕了药,战斗力爆表,一波 A 了过来,守塔的没守住。
这些,都是戏文里讲给老百姓听的。
是简化版,是卡通版。
真正的王朝崩溃,比这要恐怖得多,也绝望得多。
————
想象一下,一个王朝,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刚开国的时候,是这个人的少年时期。
我们叫他 “老朱”。
老朱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爹妈饿死,自己去要饭,去当和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人干仗。
他身上,连一两多余的肥肉都没有。
每一块肌肉,都是为了活下去而长的。
他的大脑,也就是他那个 “统治核心”,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吃饱饭。
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做的所有事,都 “实事求是” 到了极点。
他杀功臣,是因为他知道,这些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个个都是狼,喂不饱,随时可能反咬一口。这不是不讲情面,这是外科手术,割掉可能癌变的组织。
他分田地给农民,是因为他知道,农民有了自己的地,才会拼了命地种粮食,有了粮食,国家才有税收,军队才有饭吃。这不是仁慈,这是投资,是给奶牛喂草。
他搞严刑峻法,把贪官剥皮实草,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刚刚搭起来的草台班子,经不起任何一个蛀虫的啃噬。这不是残暴,这是杀毒。
你看,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聪明吗?
聪明绝顶。
实事求是吗?
求是到了骨子里。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从 “如何让这个王朝活下去” 这个唯一的目标出发的。
这个少年,精干,凶狠,浑身都是力气。
他眼睛里看到的,是土地,是粮食,是人头,是白花花的银子。
他容不下任何一点 “虚” 的东西。
但是,人,总是会老的。
王朝传到第三代、第四代,就进入了青年时期。
这个时期的皇帝,我们叫他 “小朱”。
小朱没饿过肚子,没上过战场。
他是在皇宫里长大的。
他每天看到的,不是嗷嗷待哺的灾民,而是雕梁画栋的宫殿。
他每天接触的,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悍将,而是满腹经纶的老师。
这些老师,会教他 “仁义礼智信”,会教他 “爱民如子”,会教他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听起来,是不是比他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祖宗,要 “文明” 多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皇帝,你别那么累了,天下这么大,你一个人管不过来。我们这些读过书的聪明人,来帮你一起管。
听起来,很合理,对吧?
但魔鬼,就藏在这句话里。
谁是 “士大夫”?
就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的读书人。
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个集团,开始有了自己的 “生命” 和“利益”。
它不再像老朱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是皇帝的 “工具”。
现在,这个集团,想成为皇帝的 “合伙人”。
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为自己,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
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
土地。
一个官员,在京城当官,他老家的亲戚,就开始疯狂地兼并土地。
今天买几百亩,明天用手段抢几千亩。
因为他是 “官”,所以他家的地,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堵不上了。
就像人到了中年,开始发福。
肚子上长出了第一圈赘肉。
这圈赘肉,就是 “士大夫” 这个阶层。
它不直接创造价值,它只消耗能量。
而且,它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小朱皇帝,这个青年,聪明吗?
他当然聪明。
他看着户部报上来的税收数字,一年比一年少。
他看着地方送上来的奏折,说流民一年比一年多。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知道,是那些 “士大夫” 们,在底下像蚂蚁一样,啃食着帝国的根基。
他想不想管?
想。
他搞过几次改革,叫 “清丈田亩”,想把那些被隐藏起来的土地,重新登记收税。
结果呢?
他派下去的官员,本身就是 “士大夫” 的一员。
他们到了地方,跟当地的士绅们,喝几顿大酒,收几个红包,称兄道弟。
然后回报给皇帝:陛下,天下太平,田亩无误。
皇帝就像一个大脑。
他发出了指令:“给我减肥!”
结果,他身体里的脂肪细胞(士大夫集团),联合起来,把这个指令给屏蔽了。
它们甚至还告诉大脑:“主人,你现在这样很健康,很富态,是盛世气象。”
皇帝能怎么办?
把这些人都杀了吗?
杀了他们,谁来帮他治理国家?
整个帝国的运转,都依赖于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他就像一个被自己身体绑架的病人。
他知道自己病了,但他动不了手术。
因为给他主刀的医生,就是那些巴不得他早点死的癌细胞。
这就是统治者 “实事求是” 的第一个悲哀:
他能 “求” 到的“是”,都是他手下的人,想让他看到的 “是”。
他的眼睛和耳朵,都被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给糊住了。
他以为的 “实事”,其实是别人精心炮制出来的 “故事”。
王朝到了中后期,就进入了油腻的中年。
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不是想不想改革的问题了。
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因为那圈 “赘肉”,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赘肉” 了。
它已经长成了肿瘤,甚至和身体的许多重要器官,长在了一起。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管这个肿瘤,叫 “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有多可怕?
它已经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朝廷里的尚书、侍郎,是他们的人。
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是他们的人。
甚至,连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都可能是他们花钱喂饱的狗。
他们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土地、盐铁)。
他们控制了社会的话语权(所有的读书人都是他们的预备队)。
他们甚至能影响军队的忠诚(高级将领也需要他们来打点关系)。
这个时候,如果再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我们叫他 “老朱 plus”。
他看透了这一切。
他说,不行,再不刮骨疗毒,这个国家就完了。
他决定,向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开战。
他要动真格的了。
他提拔新人,绕开旧的官僚体系。
他派出钦差,拿着尚方宝剑,去地方彻查。
他甚至想直接向最富有的那帮人 “开刀”,征收 “资产税”。
你猜,会发生什么?
一场席卷全国的 “软抵抗”,就开始了。
皇帝的旨意,出了京城,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钦差大臣,在地方上,要么被架空,要么离奇 “病死”。
朝廷里,所有的官员,都开始集体 “摆烂”。
今天户部说没钱,明天兵部说没粮。
各种天灾人祸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到皇帝的案头。
与此同时,各种关于皇帝的谣言,开始在民间流传。
说他横征暴敛,说他任用小人,说他要天下大乱。
这些谣言,都是谁散布的?
就是那些 “温文尔雅” 的读书人。
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这个想砸他们饭碗的皇帝。
皇帝,一下子就成了孤家寡人。
他发现,他想依靠的力量(官僚),正是他要打击的对象。
他想保护的子民(农民),声音根本传不到他耳朵里。
他就像一个想给自己的身体做手术的医生,结果发现,自己的手、脚、眼睛、耳朵,都不听自己使唤了。
它们都被肿瘤细胞给控制了。
这时候,皇帝的 “聪明” 和“实事求是”,就变成了他最大的痛苦。
一个糊涂的皇帝,可能还觉得天下太平,歌舞升平。
但他太清醒了。
他能清醒地看到,这个帝国,正在一点一点地烂掉。
他能清晰地听到,王朝崩溃的倒计时,滴答作响。
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所有的努力,都像是打在了一团棉花上。
最后,他只能选择妥协。
或者,被这个系统,活活耗死。
张居正,王安石,雍正……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改革家,最后都是这个下场。
他们不是不够聪明,不是不够狠。
是他们想挑战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已经成精了的 “系统”。
系统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哪怕这个人是皇帝。
这就是统治者 “实事求是” 的第二个悲哀:
当 “实事” 本身,已经烂掉了,你越“求是”,就越绝望。
王朝的末年,就是这个人的老年时期。
身体,已经彻底被掏空了。
国家的土地,90% 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无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流民。
国家的财政,已经破产了。
因为能收税的自耕农,几乎没有了。
而那些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 “地主阶级”,是不用交税的。
军队,也已经烂透了。
兵饷被层层克扣,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武器几十年没换过。
这个时候,只需要一根小小的稻草。
比如,一场天灾。
连续几年大旱,或者一场大洪水。
最后一批自耕农,也破产了。
流民,变成了饥民。
饥民,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变成暴民。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末代皇帝,坐在他那张摇摇欲坠的龙椅上。
他聪明吗?
可能也挺聪明的。
他也想 “实事求是”。
他想派兵去镇压。
兵部尚书两手一摊:没钱,发不出军饷。
他想让那些王公贵族、巨商大贾们,捐点钱出来,共赴国难。
那些人,昨天还在跟他喝酒听戏,今天就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埋到地底下,然后哭着跟皇帝说:陛下,臣家里也揭不开锅了。
他们宁可把钱烂在地里,也不愿意拿出来给这个王朝续命。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 “聪明人”,他们也 “实事求是”。
他们算得很清楚:
这个王朝,已经是一艘要沉的船了。
把钱扔进去,也是打水漂。
还不如留着,等新船来了,去买一张头等舱的船票。
他们所谓的 “忠君爱国”,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皇帝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当皇帝保护不了,甚至还要损害他们的利益,来保卫这个国家时。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皇帝和这个国家,一起卖掉。
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终极 bug:
系统的维护者(官僚地主),和系统的供养者(农民),是尖锐对立的。
而系统的所有者(皇帝),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维持统治,只能选择和系统的维护者站在一起。
这就注定了,他最终会被系统的维护者,吃干抹净,连骨头渣都不剩。
然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会像一群蝗虫一样,飞向下一个刚刚建立的、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王朝。
开始新一轮的 “啃食”。
周而复始,无一例外。
所以,你明白了吗?
王朝周期律,不是一个 “皇帝好坏” 的问题,也不是一个 “忠臣奸臣” 的问题。
它是一个 “系统设定” 问题。
这个系统的底层代码,就写着 “土地私有” 和“权力寻租”。
只要这两个代码不改,那么 “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中央财政破产”,就一定会发生。
而任何一个身处系统之中的 “聪明人”,他最“实事求是” 的选择,永远是:
在系统规则之内,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阶层,谋取最大的利益。
皇帝,要维护皇族的利益。
士大夫,要维护士大夫的利益。
他们都在做着对自己最有利的 “聪明” 选择。
而这些无数个 “聪明” 的、局部的“最优解”,最终汇集成了整个系统的“崩溃”。
就像一艘船上,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拼命地往自己这边舀水。
最后,船沉了。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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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看不见问题,他们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不愿意解决问题的那一部分。
恐龙统治地球一亿六千万年。
然后一颗石头砸下来,没了。
那颗石头砸下来之前,地球是什么样的?
恐龙占据了所有的生态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大的,小的,吃肉的,吃草的。
哺乳动物呢?躲在洞里。晚上出来。只能长到老鼠那么大。再大一点就会被吃掉。
这个系统很稳定。稳定了一亿六千万年。
那颗石头改变了什么?
不是杀死了恐龙。是清空了生态位。
生态位空了,什么都可以长出来。
老鼠可以变成马。可以变成鲸鱼。可以变成人。
六千五百万年后,我坐在这里打字。
如果那颗石头没有砸下来呢?
恐龙还是恐龙。哺乳动物还是老鼠。
再过一亿年,还是这样。
稳定。
稳定是什么?
稳定是赢家通吃。
赢家占据了所有的位置。输家只能躲在缝隙里。
没有空间给新的东西。没有机会给不一样的东西。
稳定是可能性的终结。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封闭系统的熵只会增加。
意思是,东西会越来越乱,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没有差别。
一杯热水放着,会变温。不会自己变得更热。
这是宇宙的方向。
但生命是反过来的。
生命是熵减。
生命把散乱的东西聚在一起,变成有序的结构。
原子变成分子。分子变成细胞。细胞变成器官。器官变成你。
这是奇迹。
奇迹需要代价。
生命是熵减,但生命消耗能量。
消耗的能量变成废热,散到环境里,增加环境的熵。
局部熵减,整体熵增。
账是平的。宇宙没有被骗。
那财富呢?
财富也会聚集。
没有人规定财富要聚集。但财富会自发地流向已经有财富的地方。
钱生钱。
一百年后,百分之一的人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这也是熵减。
和平是什么?
和平是让这个过程跑下去。
没有干扰,没有打断,没有外力。
让赢家继续赢。让富的继续富。让强的继续强。
让恐龙继续做恐龙。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那颗石头。
不是说战争好。
战争杀人。战争摧毁一切。战争是人类最坏的发明。
但战争做一件事:清空生态位。
旧的赢家没了。位置空出来了。新的东西可以长了。
每一次大灾难之后,生命都会爆发。
寒武纪大爆发。恐龙灭绝后的哺乳动物辐射。冰河期后的人类扩张。
不是因为灾难带来了生命。是因为灾难清空了位置。
位置比资源重要。
你可以有无限的资源,但如果没有位置,你长不出来。
王朝也是这样。
开国的时候,位置是空的。谁都可以争。泥腿子可以当将军,读书人可以当丞相。
一百年后,位置满了。将军的儿子当将军,丞相的孙子当丞相。
泥腿子还是泥腿子。
这叫盛世。
盛世是熵减。
看起来有序。金碧辉煌。等级分明。
其实是凝固。流动停止了。可能性消失了。
恐龙统治了一亿六千万年。盛世通常统治两三百年。
然后石头来了。
石头有很多种形状。
战争是石头。瘟疫是石头。革命是石头。金融危机是石头。
形状不同,功能一样:清空生态位。
有人说,可以不用石头,可以改良。
可以主动让出位置。可以主动重新分配。可以主动制造流动性。
可以。
问题是谁来做。
做这件事的人也有位置。让出位置的决定需要有位置的人来做。
没有人会主动让出自己的位置。
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结构问题。
所以每个系统都会走向同一个终点。
集中。固化。稳定。
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石头来。
打散。重洗。重新分布。
然后再集中。再固化。再稳定。
然后再来一颗石头。
这是周期。不是悲剧。
或者说,是悲剧,但不是可以避免的悲剧。
是物理。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上一颗石头是什么时候砸下来的。
然后我数了数年份。
传统讲王朝周期律,喜欢从道德和性格下刀:开国之君英明神武,后世子孙昏庸无道。但是认真翻史料,会发现很多亡国前夜当政者并不傻,身边也不缺清醒人,朝廷里到处都是谈国情、讲稳定、忧风险的理性声音。问题在于,这些理性,一个个叠加起来,最后变成了系统层面的不理性。
要看清这点,得先把视角从好皇帝和坏皇帝上挪开,把统治集团当成一种结构性的理性,而不是几个具体的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只要它还算正常运转,它的核心追求无非几样:税要收得到,地要稳得住,队伍不能散,旗子不能倒。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财政可持续、秩序可控、权力安全这三样东西拉到一个对自己最舒适的状态。
在这个目标下,所有聪明人都会自然长出同一种本能:偏爱确定性,厌恶不确定;偏爱打补丁,厌恶推翻重来;偏爱眼前止血,厌恶主动挖根。能拖的矛盾,先拖;能糊过去的缺口,先糊;能靠行政命令压下去的问题,先压下去。至于将来会不会爆,那是后任的事,是历史会解决的问题。
这种结构性的聪明,最先腐蚀的,是信息本身。任何统治者想实事求是,前提是事得先是真。王朝刚起家那阵子,信息反而比较杂乱,军头、士绅、商人、地方豪强各种渠道都有机会把情况直接递上去,最高层多少还能摸到一点一手的社会温度。等到官僚体系搭好了、礼法规制都齐活了,所有信息都得一层一层往上报,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谁都懂一个朴素生存逻辑:报喜稳定,报忧有风险,报那种真动根基的真话,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上面喜欢听总体向好、局部问题、风险可控,下面自然就按这个调门润色现实。时间一长,统治者看到的是一个被加工过的天下,这个天下比真实世界更乖、更安静、更听话。
这时候就算上面的人想认真一点,也会慢慢困在自己那套被喂出来的世界模型里。你让他根据数据和报告来判断局势,他做出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底层现实已经不断在这些表格之外变化。到后来,爆发在他眼里就只剩下意外。可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那不过是早就该来的迟到事件而已。
信息之外,更致命的是结构的超稳定。成熟王朝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把一切会引发大幅变化的东西,统统钉死在地上。阶层要固定,身份要固定,思想框架要固定,权力运行的轨道也要固定。看上去理据很充分:社会结构越稳定,治理的难度越小,朝廷就越有安全感。可问题是,一旦你把弹性全部清掉,把自我修复的空间统统抹平,系统就只剩两种状态:维持现状,或者整体断裂。那些本来可以在小范围内消化掉的矛盾,只能被压到更深处,等压力积到再也压不住,就用一种最粗暴的方式通盘清算。
在这样的结构里,任何触及激励机制的改革,天然就被当成一种政治自残。真正能改变体制命运的,往往不是减一点税、抓几个贪官、打几场胜仗,而是重写权力和责任的关系,重写谁有资格说不,重写出问题之后谁为此付代价。说白了,就是要让损害长期社会利益的决策,对统治者自己也是高成本的。这种事,从集体利益的长周期看,也许非常必要;可从当下坐在台上的那拨人看,等价于给自己加上镣铐,给未来的未知留一把可随时扣到自己头上的锁。
你很难指望一个已经拿到最大权力的集团,心平气和地帮未来的别人打造约束自己的一套规则。哪怕有个别人真有这种远见和魄力,他身后的整条利益链也会本能地抵触。一旦规则长牙齿,它咬的就不只是坏人,而是所有站在路中间的人。这种结构性恐惧,贯穿了无数次半途而废的改革:形式可以有,架子可以搭,口号也可以喊,但真要让系统变成谁都动不得的那种硬约束,往往在最后一刻会悄悄把力气撤回来。
于是,每一代人都在口头上告诫要打破周期律,每一代人在行为上又不断加固那个导致周期律的结构。该有的制度文件都有了,该喊的口号也都喊了,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治理工具越来越丰富,唯独没动的,是那几条真正触及统治方式的底线。所有人都很务实,都在自己岗位上尽责尽力,出于对风险的高度敏感,微观层面的选择一项项都是合理的,宏观合起来,却在慢慢推动系统走向不可逆的节点。
说到底,所谓聪明的统治者跳不出周期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懂教训,而是他们太懂眼前的算术。一个个局部视角看过去,收紧一点,稳住一点,拖一拖、缓一缓,都没错;很多人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为天下负责。可他们忽略了一点:当你用制度性的方式拒绝改变,只能把未来的改变留给更加剧烈的外力;当你把一切可能的试错都禁止掉,只能等一个谁也控制不了的大试错来替你结账。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跳出周期律的关键,不在于找到一个多圣明的个人,也不在于把行政手段磨得多精细,而在于有没有胆子和智慧去动那几条大家都心知肚明,却谁都不愿真的触碰的线:权力怎样被系统性约束,信息怎样被尽可能真实呈现,普通人怎样在不摧毁秩序的前提下表达不满、参与决策,统治集团怎样愿意为长期付出短期代价。
这些问题,一旦说白了,就已经离开了哪一个具体朝代、哪一拨具体人的范畴。可以靠聪明存活很久,可以靠技术把社会维护得很漂亮,但要么在某个阶段,主动为未来削掉一部分自己的安全边际,要么就在别的力量闯进来时,被动交出整个旧账。历史往往宽容个人,却从来不宽容结构性的侥幸。
其实不用说那么复杂啊,一句话你就理解了。人老了就不在乎日后洪水滔天了。
你小学的时候闯红灯你都不会做,但是等你 70 岁的时候,你可能就敢在地铁里坐人家小女孩腿上。
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快死了的时候,没几年可活的时候,他还管你这那的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统治阶层,尤其是王朝中后期近亲繁殖的统治阶层,聪明个 der。
“肉食者鄙”,这是说谁的?
“高贵者最愚蠢”,这是说谁的?
实事求是?你是说我大秦还是大隋,是 “何不食肉糜” 还是我大宋三神君?我大清临蹬腿前还在搞皇族内阁,给自己钉上最后一块棺材板,“实事求是”?这还没到三年呢,就金鱼记忆了?
事实上,大一统专治王朝的统治者最容易活在信息茧房里,最容易脱离实际,最容易干出神操作,都快崩盘了还自我感觉良好,数几个指头和几个指头的关系。
你以为的统治者:海精专,精确算,比你懂,比我懂。
实际的统治者:只唯上,不唯实。上头拍脑袋决策,下头拍屁股编数字编故事给决策提供依据。所谓 “县骗府,府骗州,州骗省,省里骗皇上”,都在固权保位,都在自欺欺人。
大前提不成立,剩下有讨论的必要么?
1945 年 7 月,抗战即将胜利,68 岁的黄炎培去了一趟延安。这位老先生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创办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在国民参政会里德高望重。他这次去延安,是想亲眼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成色。在延安待了几天,黄炎培印象很好,觉得这帮人确实有点不一样,精神面貌和重庆那边完全两个样子。临走之前,毛泽东在窑洞里请他吃饭,饭桌上聊起来,黄炎培说了一段话,后来被称为” 窑洞对”,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对话之一。
黄炎培说的大意是这样的:我活了六十多年,耳闻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逃不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听完,肃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很有名,后来被反复引用。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毛泽东的答案对不对,而是黄炎培的问题本身——为什么历史上的统治阶层,明明都是当时最聪明的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这个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统治者是蠢货,王朝衰亡很好理解——蠢嘛,做出蠢决定,然后把国家搞垮了。但历史上大部分王朝的统治阶层,尤其是那些延续了一两百年的大王朝,其核心成员不可能是蠢货。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活下来、爬上去的人,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看得见问题,也懂得问题的严重性。
汉朝的士大夫知道土地兼并会动摇国本,王莽搞新政想解决,失败了。唐朝的皇帝知道藩镇割据是心腹大患,唐宪宗搞” 元和” 削藩,成功了一阵子,后来又起来了。宋朝的君臣知道冗兵冗官积贫积弱,王安石搞变法,闹得天翻地覆,最后不了了之。明朝的张居正知道财政要崩、吏治要整,搞了一条鞭法和考成法,人一死,改革全废。清朝后期那些人更不是傻子,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次比一次激进,然后呢?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没了。
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懂实事求是。他们太懂了。他们看到了病症,开出了药方,然后发现——药吃不下去,或者吃下去了不管用,或者管用了一阵子然后失效了。这里面一定有某种深层的结构性力量,让” 知道问题” 和” 解决问题” 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想这道鸿沟的第一层,叫做**利益锁定**。
什么叫利益锁定?就是当一个王朝运转起来之后,它会生长出一套利益分配体系,这套体系会逐渐固化,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改革这件事,本质上就是要重新分配利益,要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拿走一些东西。问题在于,统治阶层本身就是这套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这件事听起来就不太可能成功。
张居正的案例非常典型。他当了十年首辅,搞了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搞了考成法整顿吏治,国库从空虚变成盈余,边防从糜烂变成稳固,史书上说” 太仓之积可支十年”。但他死后不到一年,万历皇帝就开始清算他。为什么?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清丈土地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考成法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甚至他自己集权的方式也动了皇帝亲政的利益。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压得住,一死,所有被得罪过的人联合起来反扑,改革措施被一条条废除,张家被抄家,儿子被逼得上吊。
你可能会说,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是因为他得罪人太多。但你想想,他不得罪人怎么改革?改革就是要动奶酪,动奶酪就要得罪人,得罪人就要承受反噬。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你能在完成改革之后继续掌权几十年,把既得利益集团彻底换血,把改革措施变成不可逆的制度——但这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人的寿命撑不住,运气也撑不住。
更深层的问题是:张居正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他是内阁首辅,是这套官僚体系的最大受益人。他改革的目的是让这套体系更高效、更持久,而不是要推翻它。这意味着他的改革天然有一个边界——他不可能改到动摇自己的根基。他可以整顿吏治,但不可能废除官僚制度;可以清丈土地,但不可能搞土地革命。这就注定了他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
这是所有王朝内部改革的宿命。改革者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力来自体制,他们的利益绑定在体制上。他们可以修补体制,但不可能颠覆体制。而王朝周期律要跳出去,需要的恰恰是颠覆性的改变。这就像让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物理上不可能。
第二层鸿沟,叫做**集体行动困境**。
假设我们忽略利益锁定的问题,假设统治阶层里真的有一批人,他们大公无私,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拯救王朝。问题是,这样的人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
答案往往是不能。因为存在一个经典的博弈论困境:如果我愿意牺牲,但别人不愿意,那我的牺牲就是白白便宜了那些不愿意牺牲的人。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先动。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动,每个人都在观望,每个人都想搭便车。最后王朝灭亡了,大家一起完蛋。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结构问题。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改革是对的、是必须的,但只要改革的成本是分散承担的、收益是共同享有的,那每个理性人都会倾向于让别人去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结果就是没有人承担成本,改革推不动。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有这个因素。王安石的新法从设计上讲,很多是有道理的——青苗法想解决农民借贷难的问题,免役法想解决差役不均的问题,市易法想平抑物价。但执行新法需要大量干练的官员,需要各级官僚真心配合。问题是,官僚们为什么要真心配合?配合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不配合又有什么坏处?王安石在中央推,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好政策到了基层就变形,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最后新法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背上了” 与民争利” 的骂名。
你可能会说,那就严厉监督、严惩不贷。但监督本身也需要人来执行,执行监督的人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这就像一个无限递归——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改革改革者?
第三层鸿沟,更加隐蔽,我把它叫做**时间偏好的错配**。
王朝周期律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显现。但统治者的决策周期通常是短期的——几年、十几年,最多一代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构性矛盾:导致王朝灭亡的因素在当下往往看起来不紧迫,而当它变得紧迫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举个例子,土地兼并。每一个王朝建立初期,因为战乱人口减少,土地相对充裕,分配比较均匀。然后随着和平年代延续,人口增长,土地不增,同时富人通过各种方式积累土地,穷人失去土地变成佃农或流民。这个过程非常缓慢,每年可能只有一点点变化,任何一个时间切片上看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今年比去年多兼并了一点土地,很严重吗?不严重。” 但这个过程持续一百年、两百年,积累下来就是灭顶之灾。
问题在于,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皇帝或宰相来说,在他任期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收益是看不见的——因为如果他不解决,王朝可能也不会在他任期内灭亡;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是实实在在的——要得罪豪强、要承担政治风险、要消耗有限的政治资本。一个理性的政客会怎么选择?大概率是把问题往后拖,留给后人去解决。毕竟,”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不是某个皇帝或宰相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人的认知本能。行为经济学有个概念叫” 双曲贴现”,说的是人天然会高估眼前的收益、低估未来的成本。一百年后王朝会灭亡,这个信息对今天的决策影响很小,因为太遥远了,遥远到几乎等于不存在。今天的政治斗争、今天的派系平衡、今天的皇帝心情,这些才是决策者真正在乎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吊诡的现象:越是紧迫的问题越容易被解决,越是根本的问题越容易被忽视。王朝灭亡往往不是死于那些看起来很严重的危机——那些危机反而会激发统治者的应对能力。王朝灭亡往往死于那些慢性病——慢到每一天都不紧急,慢到每一个统治者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往后拖。
还有第四层鸿沟,我觉得可能是最要命的:信息茧房。
统治阶层确实聪明,但他们的聪明是有范围的。他们能看到的信息、能接触到的反馈、能听到的声音,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皇帝住在深宫里,官员住在衙门里,他们了解民间疾苦靠的是什么?靠奏折、靠汇报、靠下面人告诉他们。而下面人有什么动力告诉他们真相?
任何一个科层制组织都有一个通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被扭曲。好消息会被放大,坏消息会被淡化,实在瞒不住的坏消息会被包装成” 正在解决的问题”。底下的人报喜不报忧,中间的人层层加工,到了最高层那里,真相已经面目全非。统治者以为自己掌握了全局,其实他掌握的是一个精心修饰过的版本。
更麻烦的是,统治者自己往往也不知道自己被蒙蔽了。他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基于充分信息的。这种”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的状态,比单纯的无知更危险。一个知道自己无知的人会谨慎,会求证,会多听不同声音;一个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人会自信,会独断,会把不同声音当成噪音过滤掉。
历史上很多亡国之君,在灭亡前夕可能真心认为自己的统治没什么问题。崇祯皇帝勤政到了自虐的程度,每天批奏折到深夜,结果呢?他收到的奏折里没有一个告诉他真实的财政状况、真实的军事形势、真实的民心向背。他在一堆假信息里做决策,做得再勤勉也是白搭。
说到这儿,我想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苏联。
苏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但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让我们观察” 聪明的统治阶层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
苏联的领导层知道体制有问题吗?知道。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每一任领导人都试图改革。赫鲁晓夫搞” 解冻”,勃列日涅夫搞” 停滞”(本质上是放弃改革),戈尔巴乔夫搞” 新思维”。他们都看到了经济效率低下、官僚体制僵化、意识形态失去说服力这些问题。他们不是睁眼瞎。
但苏联的特权阶层——那些通过” 职务名册” 制度掌握权力的官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他们决定让苏联解体,然后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新体制下的富翁。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注意到一个现象:苏联时期的” 在册权贵”,在解体后大部分都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很多人还变得更富有了。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他们只有权力没有产权,掌握的资源名义上是” 公有” 的;而在新体制下,他们可以把这些资源变成私有财产,合法地、永久地据为己有。
换句话说,苏联不是被外部力量打垮的,也不是被普通民众推翻的,而是被统治阶层自己放弃的。 这个特权阶层发现,维持旧体制对自己不利,推翻旧体制反而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成了旧体制最积极的掘墓人。
1991 年 8 月政变的时候,几个保守派将领想挽救苏联,结果发现没有人响应。军队不动,党员不动,克格勃不动,老百姓更不动。一个拥有几十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超级大国,居然找不出几个愿意为它流血的人。为什么?因为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觉得这套体制已经没有维护的价值了——上层觉得可以趁机瓜分资产,下层觉得换个体制说不定能好一点。
这就是黄炎培说的” 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当整个统治阶层都不再相信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愿意为这套体制付出的时候,帝国的崩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王朝能跳出周期律?
我的答案是:不是因为统治者不聪明,而是因为” 聪明” 本身是有局限的。
聪明可以让你看到问题,但看到问题不等于能解决问题。利益锁定让改革者无法革自己的命,集体行动困境让单独的改革者无法形成合力,时间偏好的错配让长期问题总是被短期问题挤掉,信息茧房让统治者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这四层鸿沟叠加起来,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突破的结构性困境。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王朝周期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现象,而系统内部的改革天然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张居正再厉害,他也只能在明朝的框架内改革;戈尔巴乔夫再开明,他也只能在苏联的框架内折腾。框架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你在框架内怎么改都改不到根上。
能跳出周期律的方式只有一种:打破框架,重建系统。但这不叫” 改革”,这叫” 革命”。而革命不是统治阶层的选项——让统治阶层革自己的命,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
所以王朝周期律的” 解”,从来不在统治阶层手里。历史上每一次跳出周期律的尝试,都是通过外部冲击完成的——或者是农民起义,或者是外族入侵,或者是体制外的新势力崛起。旧王朝倒下,新势力在废墟上建立新秩序,然后新秩序运转一段时间,又开始重复同样的周期。
这就是为什么黄炎培的问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毛泽东说答案是” 民主”,但民主本身也需要运转,运转就有磨损,磨损就有衰退。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其他什么制度,本质上都是人在运作,而人的本性决定了任何体制都会随时间推移而腐化。周期律不是某种制度的特有疾病,是所有由人组成的复杂系统的共同宿命。
能做的大概只有两件事:第一,让每个周期尽量长一点,让上升期延长、让衰退期推迟;第二,让周期转换的代价尽量小一点,让崩溃不至于太惨烈。至于” 彻底跳出周期律”——这可能是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就像人会衰老和死亡,无论医学多发达也不可能让人永生。组织和国家也一样,它们也有生老病死,有自己的寿命极限。
接受这个现实可能有点丧,但接受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理解政治、理解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开头总是好的。
仗打完了,血流干了,人终于能喘口气了。
新上来的朝廷,手里有的是无主的荒地,缺的是种地交粮的人。
那就分地,减税,抓几个贪官砍头给天下人看。
这时候,田埂上走的农人,眼里是真有点光亮的。
他算得清楚账:今年打下粮食,交完皇粮,剩下的能装满自家瓮里,饿不死了,说不定还能攒下几个钱,给儿子娶媳妇。
这日子,有奔头。
朝廷的威信,皇帝的圣明,不是吹出来的,是这碗里实实在在的饭给垫出来的。
虫子是从哪开始蛀的呢?
就从那些最有奔头的农人身上开始。
他手里攒了点钱,想着要把隔壁张三家那两亩薄田也买过来,让儿子们分开种,轻省点。
他可能真买成了,勤扒苦做,家业大了点。
但更多的时候,他遇到的是另一回事。
可能是哪年春旱,青黄不接,他得去借粮。
村里能借出大笔粮食的是谁?
是村东头李老爷,儿子在县里当差的那家。
利息不高不低,但秋收的粮价,从来是老爷家说了算。
还不上?
不急,老爷心善,拿地来抵就成。
也可能不是天灾,是家里老人一场大病,或者摊上了官司,衙门里上上下下要打点。
钱从哪来?
还是得找老爷。
一来二去,他发现自己起早贪黑,可地里打下的粮食,一大半不再进自家的门。
他不再是自家土地的主人,成了给老爷种地的佃户。
这李老爷们的田地,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他们是乡绅,有功名,见官不跪,还不纳粮。
他们的儿子、侄子,读书,考功名,继续做官。
这不是一家一户的巧取豪夺,而是整个社会资源流动的方向——朝着有权力、有身份的地方,不可逆地汇聚。
朝廷看的奏报是 “民富国强”,可这 “民富”,是极少数人的富。
那 “国强”,是空中楼阁。
朝廷收税的官差下来了,还是照着几十年前的老册子,找到这个农人。
可他哪还有地?
他的地契早就改姓李了。
差役可不管这个,册子上有你,你就得交。
他交不出,差役就锁人、扒房。
他跪下来磕头,说老爷行行好,我真没有。
差役或许也叹口气,说我们也知道,可我们上头也有任务,完不成,我们也得吃挂落。
这税,最后可能是李老爷 “好心” 替他垫了。
当然,这笔债,又记在了他未来几年甚至子孙的头上。
于是,朝廷越来越感到没钱。
北方游牧骑兵抢边关了,要军饷。
黄河决口了,要治河银。
宫里皇帝想修个园子,也是一笔开销。
钱从哪来?
只能加税。
一道加税的旨意下去,就意味着又有一批如同那个农人一样,在边缘挣扎的 “册上有名、实际无地” 的人,被彻底推下深渊。
他们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怎么办?
只好跑。
离开户籍所在地,变成 “流民”。
他们如野草一般,在帝国的荒野上蔓延。
跑到山里,开点私矿。
跑到湖泽,捕鱼为生。
或者干脆聚在一起,抢掠地方。
朝廷管这叫 “匪患”,要剿。
剿匪,又要花更多的钱,又要加更多的税。
帝国就在自己制造的离心力里,一点点把自己的子民甩出去,甩成反对自己的力量。
他们聪明吗?
个个都是人精。
他们不懂这道理吗?
奏章里写得比谁都清楚。
但他们为什么不动?
不是不能,是不为也。
每一个坐在位置上的官员,他首先不是 “朝廷的官”,而是 “家族的顶梁柱”。
他十年寒窗,全家甚至全族供他一人,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他做了官,可以豁免田赋,可以庇护亲族,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为家族攫取更多的田地、财富和安全感吗?
他每天上朝,看到的是龙椅上的皇帝。
下朝回家,看到的是族中长辈期盼的脸,是账房先生送来的田产清单。
皇帝是抽象的,家族的兴衰是具体的。
要求他为了那个抽象的朝廷,去推行损害自己以及整个官僚集团根本利益的政策(比如清丈土地、追缴绅粮),这等于要求他背叛他的血缘、他的阶级、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他怎么会干呢?
于是,聪明才智就用到了别的地方。
如何写漂亮的公文,把危机说得如同是祥瑞。
如何在派系斗争中站对位置,保住自己的红顶子。
如何在合法的范围内,把手中的权力兑换成更多的家族资产。
至于边疆的军情,路上的流民,那只是奏折里需要恰当处理的 “文字” 而已。
整个官僚体系,从它的根子上,就已经和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脱节了。
它成了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喂养的庞大体系,它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治理国家,而是维持这个官僚集团本身的特权和生存。
皇帝呢?
他就好比是这个庞大体系名义上的司机。
可方向盘、油门、刹车,所有的线路都已经被体系内部的各方牵制给锁死了。
他想踩一脚刹车(改革),齿轮们嘎吱作响,用停滞和混乱来警告他。
他想猛打方向(变法),整个车厢都剧烈摇晃,几乎要散架(反扑与政变)。
他最后发现,他能做的,只是跟着体系设定的轨道,眼睁睁看着它冲向悬崖。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体系供奉起来的最大偶像。
拆了它,偶像也就摔碎了。
是一个又一个农人,眼里那点活下去的光,被沉重的现实磨灭。
是一张又一张地契,悄无声息地换了主人,而税册上的名字依旧。
是一批又一批流民,默默离开家乡,消失在王朝的版图上,又在某个角落燃起烽烟。
是一道又一道加税的诏书,从京城发出,如鞭子般抽打在已经枯瘦的脊梁上。
是一个又一个聪明的官员,在私塾里教导子孙如何考取功名、延续家业,而对窗外江河日下的世道,闭上眼睛。
没有坏人,或者人人都是 “坏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当时对他个人、对他家族最理性、最有利的选择。
农人想活下去,老爷想发家,官员想保全富贵,皇帝想坐稳江山。
可就是这亿万个 “合理” 的选择,丝丝入扣地编织在一起,最终勒死了这个庞大的王朝。
它不是在某个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倒塌的。
它是在无数个沉默的黄昏,在田埂边农人的叹息里,在县衙账簿空白的页面上,在京城官员豪华宴席的杯盏碰撞声中,早就一片一片地风化了。
最后那场席卷天下的烽火,那一下改朝换代的推搡,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早已布满裂痕、内部已被蛀空的门扉。
它便轰然倒地,扬起一片尘土。
尘土落定后,活着的人又开始犁地,播种,交粮,盼着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开始。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新的面孔上,也照在旧的、循环往复的轨迹上。
这轨迹如此之深,深过任何个人的聪明与努力。
它刻在大地之上,刻在人性之中,刻在那套环环相扣、无人能独善其身的社会规则里。
读懂这份沉重,或许比空谈 “跳出” 二字,要实在得多。
前提就是错的。
什么叫所有王朝的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
我只知道所有王朝,除了开国太祖,所有继承人都不凭本事,全靠血统。
哦,洪康熙除外。他爹本领高强,这个我真心服气。
所谓的王朝周期律本质上,就是富人越生越多,穷人越来越少。
穷人养不起富人了,就打起来了。
这就是每逢大乱开场的都是农民起义,因为底层是最先活不下去的。
真正想解决王朝周期律的方法:
要不让富人结扎;
要不定期宰一批富人还富于民。
其他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这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利益之争。
deepseek 长期喂屎都能变成傻子,你家统治阶层啥算力啊能全知全能?
就因为都是聪明人,所以才知道人死如灯灭,后面的事情就和他们无关了。
一个人短短百年的寿命为什么要考虑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要牺牲现在的利益去顾及以后的子孙?
所谓的子孙后代除了儿孙这两辈外,其他的真的和我有关系吗?我们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会产生情感联结吗?
所以,归根结底是别人的问题,那我为什么要跳出?
这件事,可以先回顾下窑洞对:
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7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 “国家兴衰周期率” 的内容。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回答: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_浡_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题主的问题可以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一部分是统治阶层为什么跳不出去,暗的一部分则应该是如何跳出去。
明的这部分,我觉得黄老已经阐述的比较清楚了。王朝初期,各方势力格局刚站稳脚,百废待兴,从上层视角来说,正是统合资源做蛋糕的时候,这时一个相对公平、严格的秩序是利于当前统治目的的,即发展。同时刚建立的秩序必须严格维护,才能向天下彪炳新政权的形成和建立。从其他阶层来看,此时正如同野火烧过遇春风的大地,生机盎然,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资源发展自己,哪怕是再底层,也是会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盛世的时候,就仿佛枝头饱满的果子,甚至落在地上的烂果子。马太效应在这个阶段充分发挥作用。趋势是强者通吃,竞争显现,输者一蹶不振或者剥削底层回血,赢家试图垄断占据绝对优势。在这个阶段,这些决策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能够独断的,背后已经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该剥削的时候不剥削?从现实来看你可能是选择了良心,同时也是选择背叛利益团体,那团体清算你和你的势力也是很合理的吧?而之所以是可能选择良心,那是因为当团体清算你的势力时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家人 / 家族的,在那之后你自己也成了一个相对肥硕的可剥削的对象而已。有几个人会为了理想的道德而对自己家人残忍?这是现实。
当高层垄断资源到了一定程度,必然阻碍社会流动性,也必然会让底层生存环境愈发举步维艰,那时就又有了慢慢洗牌的趋势了。既然剥削的是底层的剩余价值,那么当底层自己都活不下去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呢?此时社会从底到高,分裂逐渐合流,整个社会开始撕裂,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成王败寇的大洗牌。
暗的这一部分,来自于教员。很多人估计光盯着人民监督政府了。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家里装修,我去盯师傅施工。我掏钱,我有权力去盯;我请假,我有时间去盯。但我盯明白了么?盯不明白,腻子怎么刷,漆怎么涂才不容易开裂,这都是我认知之外的。但我能不盯了么?不能,因为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立场和师傅们和工头是不一样,甚至是冲突的。
所以监督政府并不是简单的公开透明提供信息,那反而是简单的。难的在于,需要有人能懂如何监督,需要能监督的人一直和人民同立场,需要和人民同立场的人去维持这个机制。
想做到这些,最理想的情况便是教员说的:“人人起来负责”。
想要负责,需要对应的能力和意志力。这也是为什么教员会畅想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吧。
如何实现呢?于是我们有了九年义务教育,有了表达很直接的政治课本。还有教员的屠龙术。
当每个人都能看透曾经上层玩的把戏,当其他阶层能够明白什么时候该一致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眼前去妥协,当民众能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同心戮力,去对冲沆瀣一气、对抗被权利放大的人性的恶,继续让社会在增量的方向上前进,这才是打破周期律的机会。
别想去依赖体制,体制需要人的信念才能运转。信念来自哪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红二代红三代:权力只能靠血缘和体液继承,阶级固化,肉食者劣化一代不如一代。
皇二十代:英明神武、实事求是、精英中的精英。
电视上都明着说:
我知道你们比我儿子厉害
但是没办法,他是我儿子
古时候真的就只有一个中国,统治阶级搞得亡国了没地方跑,真的可能死全家。
所以古时候统治者某种意义上是和国运绑定的,会自发维护国运,才有几百年的王朝。
统治阶级会控制自己的贪欲,一小口一小口的吞噬平民,这才有王朝周期律,到了晚期控制不住了,就没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外面有很多国家,
所以可以随意收割然后往外面一跑,用外交部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否定中国人民选择的正确道路”
于是就跳出了王朝周期律
寒冬腊月。
屋外大雪纷飞。
你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被窝里温暖如春。
体态曼妙的女友睡在你身边。
慵懒诱人。
你的手机满格电。
烟和零食也不缺。
这时候。
除非你马上尿被窝里了,否则你绝对不会下床。
能忍你就忍了。
明白不。
王朝也一样。
只不过,忍到最后。
已经不是一泡尿能解决了……
你舍得把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分点给底层百姓吗?舍得,就能跳得出,舍不得,那就跳不出
为什么无法跳出王朝周期律,其实三百年前的《红楼梦》里已经说尽了。
贾家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朝廷模拟器,贾家祖上就是靠追随开国皇帝打仗而获封的。
既然是开国皇帝,就意味着王朝重新建立,资源重新分配,社会秩序重塑,开国功臣分封府第,获得生产资料,成为贵族。
而不跟皇帝去打仗的呢?前朝是平民,被地主压迫,新朝建立后也还是平民,被新的地主继续压迫。
这就是 “改朝换代” 的思想基础,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只不过既得利益者换了一波罢了。
这种改变看似稳定,但是你只要仔细一想,就知道并不稳定。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但分配是不均等的,所以人为了生存,会自动去寻求更多的资源。
《红楼梦》一开始出场的小姐公子并不多,无非就是宝黛钗,三春,加上李纨史湘云。但是到了书的中后半段,人数突然就开始暴增,薛家来了亲戚,李家来了妹妹,甚至跟荣国府一直很疏离的邢家都来了邢岫烟一家。
这就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种标准的人口流动。
这一下子,贾家的资源就开始不够用了,争夺资源的矛盾就开始暴露。
最明显的就是邢岫烟,她跟迎春挤一块,贾家每个月也给她发二两银子的月例银子,但是邢夫人不想自己掏钱贴补这一家子,于是让邢岫烟把自己零花的二两银子里拿一两出来给爹妈。
邢岫烟本来过得就紧巴巴的,贾家下人动辄要赏钱,邢岫烟给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把棉袄当了。
但你能说贾家苛待邢岫烟吗?
不能,因为贾家此时已经山穷水尽,下半部书几乎就是在靠当东西过日子,二两银子的月例虽然不多,但也是王熙凤咬牙抠出来的。
那邢大舅一家三口为什么不能离开贾家,自己去过日子呢?
因为邢夫人出嫁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邢大舅一家分配的资源太少,不够活的。贾家二两月例是咬着牙给,邢大舅一家连二两月例都拿不出来,只能赖在贾家。
这是比较温和的情况,不温和的呢?
《红楼梦》里有这么一段,田庄的庄头乌进孝来送田贡,贾珍听了说怎么这么少,乌进孝就说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大减产,有这些都算好的,贾珍就说贾府都穷了,送来太少也只能凑合过。
农民从嘴里抠出来的救命粮食献给地主,却被地主嫌弃太少。这时候给乌进孝一把斧头,告诉他杀人不犯法,你猜他会不会把贾珍砍成臊子?
要知道,贾珍这个人虽然热衷于睡晚辈,但是相对于贾家其他人来说,贾珍的家族管理能力上已经算是比较合格的那一挂了,贾家败落,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睡晚辈造成的。
从家族败落看向整个王朝的衰败,统治者的私德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才是王朝衰败的根本原因。
贾家的宁荣二公在跟随皇帝打仗的时候,肯定不可能乌泱乌泱带自己一大家子人去前线。他们是先兄弟俩立下战功,回来获得资源,开府圈地,再有这一大家子人的。
土地多了,兄弟俩得到的粮食就多,他们雇佣的人也会多,亲戚朋友来投奔的多。
但问题是蛋糕就这么大,人多了,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就少,地跟人不一样,地没办法生地,但是人可以生人啊。
在资源大体固定的前提下,统治者再怎么实事求是,再怎么聪明睿智,其实都没用,资源没有变多,人反而变多了,资源不能达到可以覆盖所有人的情况下,人就会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的结果,就是资源重新洗牌分配,王朝周而复始。
这就是所谓的 “王朝周期律”,实际就是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有的矛盾,都是生产和分配的矛盾。
这种逻辑下,很多看似资源扩充、实际上生产力并未发展的情况,就被史书模糊成了 “盛世”。
比如李唐王朝前期,因为气候变暖,粮食变多,长安城很多人能吃面饼羊肉,大家就觉得是盛世了,然后被一个安史之乱就打回了原形。
又比如康雍乾时期,国家边境线一直有战乱,但是因为土豆红薯玉米三剑客开始广泛种植,口粮生产周期变短,人们能吃饱,能生更多孩子来种地打仗,大家就觉得是盛世了,然后被鸦片战争打回原形。
这样的 “盛世” 其实就是无法维系的,即便到今天,这种资源分配下潜藏的矛盾也还在。
那么有没有方法解决这种矛盾呢?
我们目前的方法是 “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力”,这样可以制造更多资源,提供给更多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理想状态下,人性中“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互相攻伐” 的基因才会消除。
但是这一天会不会到来呢?
拭目以待吧。
秦始皇也觉得自己跳出了历史周期律呢,还想着万世呢,结果二世而亡
因为他们有私心,搞世袭罔替,搞血源继承。
他们想祖祖辈辈都吸劳苦大众的血,他们也知道没人愿意被吸血,所以握紧刀,把刀抵在人民的脖子上,不想死只能被吸血。
但有一天发现,吸血阶层繁殖的庞大无比,劳苦大众们的血不够喝了,不反也是死,反也是死,反他娘的去球了。
这个问题提得极好,也极为深刻。诚然,所有王朝的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但他们的 “实事求是”,往往局限于维护自身的短期利益与集团稳定。他们未能跳出王朝周期律,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后人,或者说整个统治集团,在承平日久之后,早已忘记了权力从何而来,又将因何而去。他们将维系特权的 “术” 错误地当成了治国安邦的“道”。 这就像如今一些东部沿海地区只记得转移支付,却忘记了中西部在资源、能源、劳动力与战略纵深上对他们的奠基性贡献一样,是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健忘症。这种遗忘,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王朝政治基因中的必然。
第一次遗忘:忘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权力本源
每一个王朝的开创者,都是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他们亲身经历过民众的力量如何摧毁一个看似固若金汤的旧王朝。因此,开国之君如唐太宗,能说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警句,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因为他们记得权力来自于民心的向背。然而,他们的子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权力的来源从 “民心” 变成了 “祖制” 和“血统”。他们面对的“实事”,不再是天下饥荒、流民四起,而是朝堂党争、国库盈亏、边境战和。他们的“求是”,变成了如何在现有框架内,通过技术性修修补补来维持统治。
比如明朝的 “一条鞭法” 与 “摊丁入亩”。 张居正和雍正都是顶级聪明人,他们的改革在技术上极其 “务实”,简化税制、增加国库收入,短期内为王朝续命。但他们无法、也无意触动最根本的问题——土地兼并。官僚和地主集团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只能在不动摇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技术性“务实”,延缓了危机,但积累的矛盾最终通过更猛烈的形式(如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出来。他们记得要“收税”,却忘记了税收的根基在于“耕者有其田” 的公平。
第二次遗忘:将 “集团利益” 偷换为“国家利益”
王朝中后期的统治阶层,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他们的 “实事求是”,会演变为如何最大化本集团的利益,并将这种利益诉求包装成不可动摇的“祖宗之法” 或“天理”。任何触及根本的改革,都会因动摇利益格局而被视为 “理想主义” 或“异端邪说”而扼杀。
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与 “党争”。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人中龙凤,他们的争论看似是“为国为民” 的路线之争,实则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旨在 “富国强兵”,却严重触犯了士大夫、大地主的传统利益。反对派用“不与民争利”、“违背祖制” 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阻击。最终,变法在激烈的党争中反复,国家在内耗中走向衰弱。这里的 “实事” 变成了如何在内斗中取胜,而 “求是” 则沦为维护本集团特权的借口。他们记得要“党同伐异”,却忘记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正在流失。
第三次遗忘:在信息茧房中丧失 “真正的现实感”
王朝越到后期,官僚系统越庞大,信息传递的失真度越高。皇帝和中枢听到的,是经过层层粉饰的 “祥瑞” 和“捷报”;看到的,是精心编排的“盛世景象”。他们生活在由奏折和谗言构建的信息茧房里,失去了对真实民间疾苦的感知能力。
比如西晋的 “何不食肉糜” 与晚清的 “天朝上国” 梦。 晋惠帝司马衷的 “何不食肉糜” 是丧失现实感的极端案例。而晚清统治者面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依然沉溺于“天朝上国” 的旧梦,将西方的科技视为 “奇技淫巧”,将外交通商视为“朝贡纳款”。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算是“务实” 的,但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框架,本质上仍是试图用技术手段来维护那个早已腐朽的“体”。他们记得“祖宗之法”,却忘记了世界已经翻天覆地。
周期律是 “选择性务实” 的终极审判。因此,王朝周期律并非一个神秘的诅咒,而是一个政治生态系统僵化坏死的自然过程。统治阶层的 “聪明” 和“务实”,在前期是开创基业的利器,在中期是维持稳定的工具,到了后期,则异化为加速崩溃的催化剂。
他们精于计算赋税,却算不清民心向背的账。他们善于平衡朝堂势力,却无法平衡社会财富。他们致力于修补旧船,却看不见新大陆的方向。
最终,当土地兼并到达临界点,流民遍地,财政枯竭,外患入侵…… 任何技术性的 “务实” 操作都将失灵。那个被遗忘已久的、最根本的“实事”——即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之上——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大规模战乱和王朝覆灭)重新成为唯一的“是”。
所以,跳不出周期律,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在权力和利益的腐蚀下,整个系统丧失了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勇气和能力,最终在 “选择性遗忘” 和“错误认知”中,走向了历史的必然终结。
你觉得一个王朝,像什么?
像一个家族企业的轮岗制度。一家子兄弟姐妹,既精明又团结,靠着嫡长子继承制(或者说 “立长、立贤、嫡庶”)轮流当总经理。规则写得清清楚楚,看起来非常 “实事求是”,能者居之嘛。每一任新上来的,都攒着一股劲,要证明自己比前任干得强。
但问题是,这家公司没有监事会。不,董事会就是他们哥几个,全是自己人。甚至那本账,《家法总章程》(就是历代圣训、祖宗之法),也是他们自己写的。评判标准,全看这本账。
就这样,公司运行了几轮、十几轮。
然后,聪明的总经理们,开始发现一个可以利用的规则漏洞:
他们的绩效,不是由市场(老百姓)打分,甚至不是由客户(外敌)打分,而是由他们自己家族内部的董事会(宗室、权贵、官僚集团)打分。而董事会成员们最关心什么?是公司的长远发展吗?当然,这是台面上的话。
他们最关心的,是分红。
那么,总经理要想获得好评、坐稳位置,最 “实事求是” 的做法是什么?
是去挖掘蓝海市场,开发新产品,冒巨大风险带领公司二次创业吗?
不是。那太累了,风险太高,董事会的老家伙们看不懂,还会嫌你折腾。你推行的新 KPI 考核,第一个触动的,就是董事们的家族利益。
最聪明、最 “实事求是” 的做法是:把公司现有的核心资产(土地、人口、税收),以 “优化管理”“提高效率” 为名,逐步划入董事们(以及围绕他们的供应商、关系户)的个人信托里。
这个过程,有个文雅的名字,叫 “土地兼并”,叫 “官僚膨胀”,叫 “吏治腐败”。本质上就是:我把公司的油水,变着法儿,合规合法地,分给能决定我位置的人。 我坐稳了,你也捞到了,我们双赢。
什么叫 “实事求是”?这就是。 因为规则就是我定的,我的目标(保住位置)和我能调动的资源(权力),完美匹配。在这种规则下,你让诸葛亮穿越来当总经理,他也只能选择加入,或者被踢出局。这是最理性的选择。
所以你看,这个公司会往什么方向走?
公司账面上(在《家法总章程》里记载的那部分),永远是 “一遵祖制,勤俭持家”,盛世气象。但真正创造价值的核心资产(土地、税基),却在逐年萎缩,流入董事们私人的小金库。能交税、能干活、能打仗的 “优质员工”(自耕农、小地主、职业士兵),越来越少。靠着公司基本盘混饭吃的 “关系户”(寄生性食利阶层),越来越多。
就像一辆不断载客、却没人加油的车。
几任聪明绝顶的总经理轮岗下来,大家心照不宣地把这套 “实事求是” 的玩法玩到了极致。直到有一天,公司要搞个年会庆典(对外战争),或者遇上个寒冬(天灾),需要集中力量干件大事的时候,总经理一踩油门,发现油箱早特么见底了。再一看账本,明明才核销过一笔巨额能耗啊(刚收过一轮重税)。钱去哪儿了?不知道。
到了这个临界点,过去的 “实事求是”——通过分蛋糕来维护自己——就会突然失效。
因为蛋糕已经小到不够分了。桌面上大家还能体面地 “实事求是”,桌子底下,为了抢最后一口,可以直接下刀子了。从前分蛋糕的潜规则,现在变成了砸锅掀桌的明规则。
这时候,外面那些一直啃不上骨头、此刻也缺衣少食的 “外包员工”(失地农民、边镇流民),就会冲进来,直接把桌子掀了。
这就是王朝周期律。
所以,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聪明的统治阶层,他们的 “实事求是”,从来不是对“如何让国家永续” 这个宏大命题负责,而是对 “如何在现有规则下,让自己及自己依附的集团利益最大化” 这个具体命题负责。
他们的智慧和理性,都用在了优化这个 “内部利益输送系统” 上。这个系统运行得越精密、越成熟,王朝的根基被蛀空得就越彻底、越隐蔽。直到系统崩溃的外部临界点,远远早于他们内部调整的意愿临界点。
他们并非不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会更 “实事求是” 地计算:是现在得罪同舟的权贵(分利益的人)风险大,还是未来可能遭遇覆舟(被底层掀翻)的风险大?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前者的风险是确定的、立刻的,而后者的风险是遥远的、概率的。
于是,理性的选择永远是:优先搞定眼前的权贵,把远方的覆舟风险,交给下一任总经理去头痛。
这就是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 “理性人集团”,在缺乏外部强制约束(真正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和终极目标指引(国家利益高于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必然走向的 “理性囚徒困境”。他们越是聪明,越是 “实事求是” 地追求个人与集团的短期最优解,就越会将整个系统更快地推向长期崩溃的总清算。
最后,站在废墟上的新一拨聪明人,看着前朝的灰烬,会叹口气:“他们真蠢,不懂实事求是,搞得官逼民反。” 然后擦擦手,拿起算盘,开始制定新的《家法总章程》。
新一轮的循环,就此开始。
王朝灭亡,往往不是因为统治者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只精于短期算术,不愿承担长期成本。
聪明到人人都理性,系统整体却走向不理性。
一个王朝能维持百年以上,其统治阶层的平均智商绝不低。
他们非常懂:税制怎么收得更稳,公权力如何压住不满,如何用人、用法、用军功,如何在内外压力下最大化当前利益。
这些都是 “局部理性”,是在当下环境中最优的操作。
但局部理性叠加起来,会生成一个系统性灾难。
每一级官员都 “报喜不报忧” 是合理生存,叠加起来就是皇帝彻底脱离现实。
大地主兼并土地是个体的理性选择,叠加起来是国家税基坍塌。
官僚倾向维持秩序稳定是理性,整体上则抹去了一切改革空间。
皇帝厌恶不确定性是理性,结果是制度自我更新能力被锁死。
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没人懂事,而是因为所有人在自己的利益点上都太懂事了。
晚清洋务运动,各省督抚兴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短期内确实迅速提升了火器和船政产能——这对他们本人而言是 “最优理性选择”:见效快、军功明显、能 “稳住局面”。
但整个体系从未愿意投入真正昂贵而长期的部分:工程教育体系建设、科学研究平台、统一标准化体系、跨区域的技术扩散机制。
结果是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军工厂,但没有人愿意为国家建设一个能支撑百年的现代科学技术系统。
局部看都很聪明、很务实;整体看,就是短期最优造成长期坍塌。这和王朝治理的结构性逻辑高度一致。
同样是东亚帝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做出的选择恰恰相反。
它不是把资源分散给诸侯去 “各自为政的洋务”,而是先完成中央集权、废藩置县,再把有限资源集中到“长周期、慢见效、但能重写国力曲线” 的领域:建立帝国大学体系、推行义务教育、统一度量衡、建立常备军、确立官僚考试制、整合财政。
这些对于幕府藩主来说几乎都是 “短期不划算” 的牺牲,却能在三十年后形成国家能力的质变。
明治维新不是比中国更聪明,而是它更愿意把全国拉进一个 “统一的长期理性博弈”。
这恰恰是前现代大帝国最缺的能力:为了未来可以主动吞下当下的苦。
晚清不愿,也不敢这么做。
历史上真正把王朝拖垮的,不是敌国、不是天灾,而是信息系统失效。
为什么越到后期越会失效?因为权力越集中,信息越失真。等级越森严,反馈越难传递。处罚越严厉,坏消息越不敢说。这不是皇帝蠢,而是制度逼他成为 “信息孤岛”。
唐玄宗不是不知道安史之乱的苗头,他只是每天收到的,都是 “边患可稳、局势未失” 的报表;真正的危机,全被层层官僚消化成“可控偏差”。
崇祯不是不知道国家快亡了,他只是永远收到比真实情况好一大截的奏报——每个地方官都告诉他 “还能撑一下”,所有人都把坏消息留给下一道奏章。
嘉靖不是不知道基层乱糟,他收到的版本永远是 “民间偶有骚扰,已责成严办”,至于真正的饥荒与暴动,被当地衙门用一张“已平息” 的文书盖过去。
乾隆不是不知道腐败透顶,他看到的都是 “海晏河清、盛世如常” 的图景;每一次巡视前,各级官员都会提前粉刷现实,把烂摊子遮得比宫墙还干净。
光绪不是不知道帝国危如累卵,他只是被 “天下尚可维持” 的官样文章困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连最忠诚的大臣也倾向于向他递交 “能稳住” 的情绪安抚剂。
咸丰不是不知道列强咬着国门,他看到的都是 “正全力谈判”“局势尚未失控” 的官方口径,真正的国破山河碎,是在奏折之外发生的。
系统把真实世界改写成他们理解的世界。一个被喂养在虚构现实里的统治者,再聪明也无从 “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先有 “实事”。
每个王朝到了中后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人人务实,但没人愿意为长期负责。
皇帝算的是自己任内的政绩与风险,大臣算的是仕途,地方算的是考成,士绅算的是族产,农民算的是眼前能不能活。
没有人愿意为 “二十年后的中国” 掏钱、放权、减少压迫、重建秩序。
因为长期治理的成本由现在承担,但收益属于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这是整个前现代政治体系都无法解决的 “激励悖论”。
这正是为什么:明朝的税制改革全是 “补丁”,清朝的军机处是 “紧急止血”,唐后期的藩镇政策是 “拖延主义”,宋廷的财政体系是 “不断加码”。
没人是蠢人,但所有人都被绑死在 “短期最优策略” 上,最终形成结构性的慢性自杀。
王朝周期律不是心理学问题,是制度工程学问题。
权力高度集中,制度弹性极低。权力越集中,“可纠错能力”就越弱。皇帝犯一次错,就是全系统犯一次错;官僚集体腐败一次,就是全国性腐败。中央集权模式的代价,就是 “脆弱性” 极强。
税基依赖土地,无法抵抗人口增长。
农业文明的宿命是,人口增长快,土地产出慢,土地兼并不可逆,国家财政被地主架空。
这不是皇帝能解决的,是 “粮食逻辑” 的铁律。
没有权力制衡,没有自我修复能力。所有权力都属于一个中心,那么,谁来约束中心?谁来替代中心?谁来纠偏?谁来阻止皇帝犯系统性错误?
答案是:没有。因此周期律具有不可逆特征:系统越老,越难纠错。越难纠错,就越需要暴力更新。暴力更新就是 “改朝换代”。
继承方式导致 “随机决策者” 登场,世袭制度决定了统治者质量无法持续。
“刘邦–惠帝–文景–武帝” 是天选序列;“朱棣–仁宗–宣宗” 是短暂奇迹;
绝大多数时候,实际登场的是随机抽卡:才智不均、性格差异巨大、教育环境不可控、心理成熟度不稳定。
一个政治系统,把最高权力交给 “概率机制”,它根本不可能稳定。
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系统的辅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这种 “随机性” 带来的风险,但效果时好时坏。
缺乏外部竞争,结构稳定到无法自我进化。
东亚农业帝国的最大特点是:疆域足够大、资源足够多、邻国足够弱,外部压力不足。
没有外部竞争,就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就不会主动变革。
不会变革,就只能等到内部压力爆炸。
这是一个路径依赖导致的锁死系统。 不是人没能力跳出去,而是结构不允许。
王朝不是被 “坏人” 毁掉,而是被 “好人” 毁掉的。这里的 “好人” 指的是符合体系激励逻辑的那种 “好官”:稳字当头,不折腾 ,不越界,不乱动祖宗之法,不制造制度风险,不挑战上意,不去碰任何“会对未来有益,但今天要挨骂” 的改革。
这种 “好”,在系统层面,是毒药。越是优秀的官僚体系,越擅长把问题稳住、拖住、压住。
越是稳定,越没有试错空间。
越没有试错空间,越容易彻底崩溃。
王朝越是盛世,越容易出事。
盛世不是安全,而是系统压力的最后积累期。
王朝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灭亡,而是因为制度无法升级、无法换代、无法补丁,只能整机更换。古代中国的灭亡不是政治失败,而是技术失败。
一个 “不可升级的系统”,在面对复杂、动态、非线性世界时,一定会挂掉。
如同今天你让 Windows 95 去运行 2025 年的互联网,它不崩才怪。
现代社会有没有跳出周期律?部分跳出,但远未脱险。
现代社会能部分跳出,是因为多了 “自我进化模块”。
选举,定期的权力更迭 。
媒体,信息反馈机制。
独立司法,纠错机制。
科技创新,突破资源限制。
全球贸易,打破土地绝对性。
公民社会,多元表达渠道。
这些模块让系统具备了古代王朝从未拥有的特性:——无需改朝换代也能纠错。
但现代同样有自己的周期律,不是王朝式的,而是:资本周期(金融危机)、技术周期(大规模替代就业)、环境周期(气候极端化)、政治周期(民粹化、极化) 。
古代靠改朝换代纠错, 现代靠 “制度级重启” 纠错。 相同之处在于,系统无法一次性完善,只能不断迭代。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其代价和破坏性远小于暴力革命的“改朝换代”。
为什么古代王朝一定灭?因为它们的体制里没有 “自我进化” 的模块。
一个只能靠 “换王朝” 纠错的政治体系,当然只能不断换王朝。
这和统治者聪不聪明无关,和 “结构能不能自我更新” 有关。
皇帝可以英明,大臣可以务实,政策可以细致入微,但只要结构没有可持续性,灭亡就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中国的宿命,是农业文明的宿命。
晋惠帝表示:“何不食肉糜?”
而据我观察,晋惠帝在古往今来所有皇帝中最像人的评选排名里,至少能进前二十。
如果所有的皇帝都是晋惠帝的水平,说不定早就跳出历史周期律了。
任何王朝,都可以看做一个棋局,而王朝后期,就如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玲珑棋局,几乎无解,唯一的解决途径,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就是做不到。
《天龙八部》里的虚竹是如何解开了玲珑棋局呢?
虚竹闭着眼睛随便下了一子,竟然造成了自杀的效果,反而解开了玲珑棋局。
因此,任何王朝,只能够自杀,只要能够自我变革,就可能死中求活,涅槃重生。
例如清朝,如果坚决实行君主立宪,不排挤汉人官僚,不搞皇族内阁,满人只在议会中保持固定比例的席位,清朝还是有可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
例如明朝,如果皇帝敢于向二三十万的皇族宗亲下手,不养这么多肥猪,再收拾大地主官僚,明朝也并不是没救了。
再比如民国时期,很多人也知道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1926 年,国共合作期间,提出了二五减租,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二是借贷利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跟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密切相关,因为,很多国民党官员和军官,都是地主富农阶级。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却绝对不可能有背叛阶级的阶级,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蒋介石也很难发动这场政变。
蒋介石难道不知道减租减息的重要性么?
当然知道,但就是做不到,蒋介石在自己的老家浙江,也曾经尝试降低地租,直到 49 年失败,也没有一点成就,而到了台湾之后,分别人的地,土改和减租减息才真正执行。
分别人的地容易,分自己的地几乎不可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几乎不可能。
所谓几乎不可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两个字都可以去掉。
教员最后十年,实质也是去特权,改出苏联政治体制的自我变革,明明苏联解体,已经证明了苏联政治体制是一条死路,是教员再次拯救了中国,却仍然被很多人所否定。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中,竟然明着给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泼脏水,那个范希亮质问瞿恩,我在外面干革命,我的父母却在家乡被戴高帽批斗,这就是革命?
问题在于,范希亮的家里是大地主,他的父母支持减租减息么?
既然反对减租减息,戴高帽批斗又有怎么不对么?
范希亮的逻辑很简单,革别人的命可以,革自己的命,就是不行。
所以,从四一二政变,到清朝的皇族内阁,再到明朝的灭亡,根本原因都是无法实现自我变革,只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别人推翻打倒。
教员做到了自我变革,让中国避免了苏联的命运,又避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命运,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竟然还是不被承认。
中国是如何去依附,改出苏联经济体制,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是如何突破西方的封锁打压,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中国是如何去特权,改出苏联政治体制,避免苏联命运的?
这三大问题,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竟然没有专家学者真正研究,偶尔谈到,也多是搅浑水,泼脏水。
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与自我斗争,革新与自我革新。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王朝,只要能够做到这三条,就能实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能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中国的老祖宗,早在大约三千年前,就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了。
很遗憾,任何组织,任何王朝,就是做不到,即使有人真的做了,也要被彻底否定疯狂攻击大肆污蔑。
中国人真的是龙的传人么?
恐怕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叶公好龙里的叶公传人。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文章,揭示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聪明人太多了,奴才太多了,而傻子却太少了。
结论就是——
之所以历朝历代都跳不出王朝周期率,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古到今,中国都是聪明人太多,傻子太少。
幸运的是,中国近现代涌现了很多傻子一样的革命者,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终于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正如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的吴石将军说过的——吾之所择,不为党派,只为苍生。
正如教员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特权使人上瘾,没找到戒毒之法,只能毒发身亡。
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封建等级制,是一种会把统治者变成傻逼,把中层人变成神经,把被底层人变成爆竹的制度。被 “人人平等” 推翻,是必然的结果。
为什么等级制必然消亡?
不患寡而患不均。
既然不均,那我就要搞事。
等级的存在,就是告诉大家。
上面的高贵,下面的低贱。
上面的可以随意欺负下面的。
一旦某种等级产生,除了顶层人,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变成上层人。
哪怕成为不了上层人,至少也能把一些人踩在脚下。
这样一来,自己就能成为 “相对的上层人”。

这就好像什么捏。
就好像水压。
等级制可能一开始,只有那么一点点等级。
但人会算计耶。
我现在在中层,没关系,我制造一点新的等级,我不就可以变成小统治阶层了么。
所以,就算有最简单的等级。
中层的人一定不甘心。
主动模仿上层人,制造新的等级。
然后下面的人模仿,又会制造新的等级。
等级密密麻麻造成了极端的深度。
就好像水一样,如果说只是一条小河,那水面和水底下的区别没有那么大。
但层层盘剥后,变成了海洋。
海洋的压强可是很吓人的。
越深越吓人。
有些深度甚至可以直接把人粉碎。

封建等级制,就好像太平洋。
水深,压强,都已经到了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水面和水底的生物,是完全不同的画风,也没有什么机会真正面对面。
上层的人,根本不知道底层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自然没有办法真正找到让百姓幸福的统治方法。
中层的人,能感知到上面的压力非常大,但知道自己下面还有水,于是,他们为了发泄,只能去往下制造等级,媚上欺下,各种发疯。
底层的老百姓,因为压力太大,要么就是直接被压迫到完全无话可说甚至失去生命,要么就是直接掀桌子。
更多情况下,就是维系一段时间前者,然后掀桌子。
在封建等级制下,统治者变成傻逼,统治者的助手变成神经病,被统治的底层人变成牛马。
傻逼和神经病是无法好好相处的,所以必然会产生压力。
上层让中层不痛快,中层发神经欺负下层,压力➕1。
中层文人居多,善于精神攻击,把上层里的正常人逼疯,培养成发疯的傻逼。
为了处理压力,他们一起欺负牛马,压力继续➕1。
牛马受不了了,尥蹶子。
于是社会变动产生,大家一起完犊子了。

为什么中层容易发疯呢?
据我观察,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
中层的人,他们又要承担压力,又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但因为距离上层不远,可以发现上层傻逼很多。
于是非常的不平衡,觉得自己凭什么要被傻逼统治。
可又舍不得傻逼给的权力。
于是特别喜欢打着示弱的旗号,暗戳戳逼宫。
反复试探,反复索权,但大部分情况下,又不敢作大死。
发疯,发疯,大写的发疯。
就像孔老夫子说的嘛,不患寡而患不均。

统治者呢?哪怕傻逼,也能发现他们不老实。
于是通过不断集权的方式,拉开和中层的距离。
让他们知道,就算我们是傻逼,也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拿捏的。
但距离拉开了,中层人会发癫。
统治者没办法,于是只能开启一定的上层流动通道,比如科举,试图暗戳戳用新兴阶层打压一下那些发疯的老人。
问题是,老人不疯了,可是新的中层又疯了。
凭什么我好容易爬上来了,还要被傻逼统治?
统治者无奈,只能继续加强统治。
中间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得到权力之后就越想折腾,然后发现反差感更大,然后更疯。
感觉到宋朝文人治国,这个事情就有点压不住了。
只不过恰好赶上元朝这事儿……
其中也不是没有奇葩,朱元璋就挺奇葩的(非贬义)。
这个人很特殊,他不是傻逼,但他很疯。
他疯起来,让中层都害怕,所以大家拿不住他。
他的小辈们后知后觉的发现,只要发疯也能拿捏中层。
于是,炼丹的炼丹宅家的宅家。
但是没有意识到,关键还是不能当傻逼。
于是……
清朝就更极端了。
直接把中层踹到下层。
告诉他,虽然你是中层,但你依旧是牛马,而且时不时整一些类似于文字狱的拿捏的方法。
就……bang

写到这我忽然想,我之前就写过,也讨论过,古代的一些很伟大的人,往往不喜欢搞阴谋,而喜欢玩阳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他们很多地方不内耗,能抗压,不发疯呢?
而且因为玩阳的,直接摊开信息,反而可以通过信息刺激,得到更多的信息。
一定程度上,还能减少信息阻隔?
比如说讨论到刘备的时候,我其实越看书越觉得他挺率性的,咱们常规的逻辑是越是牛逼的人越束手束脚,但他好像一直都挺自在,随心的。
虽然他的时代任务没搞定,但他作为自己的理想,从没丢掉,而且顺利实现了。

反面案例,洗头老感觉就比较疯。
或者说当时的德国就很像一个梭哈的中层国家,中产阶级拟人化了。
之前看二战相关史料的时候就感觉,洗头老哄骗德国人的方法,就有点像邪教头子,劝人发疯。
简单点来说就是先共情,煽动情绪。
然后通过透支长远利益的方式,先快速拿下短期的收益。
紧接着通过立规矩或者对外发疯之类的方式,消解内心的不满,比如宰犹太人。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洗头佬其实抓了一个很不错的时机。
合法化得让中层抱团(巴黎条约),然后鼓励他们发疯。
但是实践证明,中层发疯,似乎不是很靠谱。
二战的结局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忽然想到了法国大革命。
砍头消消乐,嗯……

有时候感觉吧,中产阶级的疯狂,有一部分源自于赌性。
当他们面对难以避免的跌落的时候,会在关心则乱的状态下压上全部筹码赌一波。
希特勒进军莱茵兰之前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发现法国没管,彻底放飞自我了。

说完中层说说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或许也正是因为等级制度严苛,被养成了傻逼。
所以下手习惯性的会非常的恶毒不留后路。
因为他们不知道底层的愤怒有多可怕。
或者说就算知道,但是距离他们太遥远了,没有切身的体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阶级隔离带来的后果,就是上层对下层无意识的残忍。
上层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残忍到这个地步。
最终导致底层的同等报复。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原本矛盾没那么激烈。
达官贵人们在凡尔赛,抗议者在巴黎。
真正引发民众怒火的,恰恰是王公大臣们从凡尔赛前往巴黎那穷奢极欲的一路。
穷人看到了富人有多富。
这些无套裤汉,看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穷奢极欲。
而这样的富人,想加税。
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出行。
摊手。
于是法国王权真的上断头台了。
在此之前贵族不知道穷人有多穷,穷人也不知道贵族有多富。
双方矛盾反而没那么激烈。

这事儿变得就很诡异。
统治者如果想要维持等级制。
就一定得信息隔离,也只能信息隔离。
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印度。
婆罗门看到不可接触者,还得回家洗眼睛。
高压,一定要配合造梦。
宗教自然而然产生了。
虽然现实里不能阶级流动。
但在梦里可以,在来生可以。
问题是,一旦形成了高压的等级制。
中层就受不了。
他们见过穷奢极欲,但那不是他们的。
他们只有那么点三瓜俩枣。
中层不开心,中层发疯,中层也要。
他们会继续用等级挤压其他人。
然后底层被中层挤压的受不了了,或者说中层的那种穷奢极欲,他们已经受不了了。
这时候看到上层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更夸张。
去死吧,xxx。
bang

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社达确实不靠谱。
层次越高,越容易变傻逼。
或者说自以为层次越高,越容易变笨。
追求平等体谅底层的目的,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可怜对方。
而是信息互通。
啊,这么一看,好像历史规律也没咋变。
拿到的可靠的信息越多。
得到回报的概率就更大。
啊,顺着这个话题,我忽然想到,为什么偏偏是工业革命后,会出现人人平等的理念了。
那用之前那套统治好像确实不太行。
于是,革命。
回归本题,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比,肯定是资本主义先进。
资本主义确实在信息流通性上更高,而且中层人毕竟比封建统治阶级人要多。
惠及的人更多,自然更先进。
更何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认钱不认人。
只要你有钱,你就是爸爸。
可为什么我们觉得资本主义也很恶心呢?
其他人提的就不说了,说个大家没提过的。
因为中层人的恶意。
上层人上车锁了门,不会给你一点机会,但很多时候,看也不让你看。
你苦着苦着,日子也就过了。
没办法,他们有恶意,想恶心下面的人。
但能量没那么足,自己还要被上层人教做人。
于是很愤怒,要求底层人跟自己一起不快乐。
就…… 很抽象。
给人一种不切实际又非要让现实按照自己来的,蠢坏蠢坏的美感。
从这个层面来说,好像也有点理解,为啥教员可以打破历史规律了。
首先教员不傻也不疯,因为他一直坚持群众路线,他拿到的信息其实是最多的。
其次教员不整等级制,有压一起扛。重塑军队,感觉就是让大家均摊责任,所以可以减少发疯的人。
另外就是教员的眼光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他看待当下的问题,看得不仅仅是上下,还有左右,比如说讨论到抗日持久战的时候,会讨论到北非东南亚什么的。
他大概知道压力在哪里,但他是知道存在之后就不看了。
承认压力的存在这件事本身,某种意义上,或许本身也是一种抗压?

那么,为什么人人平等很重要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有了足够的信息,大家才能相互相处。
而想要信息互通,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就很重要。
平等的意义,实际上其实就是为了信息流通和制衡。
在现代社会,虽然事实上还是会存在一些不平等的情况。
但至少在基准上人人平等。
我国也明面上拒绝社会达尔文。
虽然河流也是会有深度,但至少能控制压强。
啊,感谢新中国。
【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搬运】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他老人家也系统说明如何跳出这个规律。共产党人,已经找出王朝规律,并且跳出这个规律。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看到毛主席答案是对的。
因为你总是把王朝这玩意儿,或者是说政权这玩意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它远不是一个整体。
比如在大明,看似皇帝攫取了掌控了一切权利。但实际上,皇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他也无法真正的去处理帝国里面发生的每一个事件。
所以,他也得依靠官僚集团,依靠太监群体,依甚至是依靠士绅与豪强,来共同稳定他的统治秩序。
只要人一多,那么他们互相之间的利益诉求就不可能是一样的。在所谓的统治阶层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故事。
你比如官僚集团里面还分地域,还分朋党,还分派系。
而地方小吏与地方士绅豪强之间,他们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历史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拧成了一根绳的帝国形态。
甚至就算是皇帝,他本人与他的亲眷家属,也就是内戚与外戚之间,他们的诉求与利益也是不尽相同的。
这就会出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各个派系都在用尽全力,极致地压榨他们眼下能够获得的利益。他们是没有一个总体思维的,也就是想帝国如何能够真正的长治久安,能够可持续发展,能够活水源源不断的流出来惠泽所有人。
相反的,他们是争先恐后的,不愿意落后于人的,想尽各种办法在涸泽而渔。因为你不这么做,别人就把你的生态位或者是你的利益给抢尽了。因为在利益集团之间不断的残酷内斗当中,他们普遍的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指不定哪天今天就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一个人就突然崩塌,甚至是被灭掉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没有互相制衡机制与监督机制的文明体系,它是无法真正地长久的。其实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在这里的古代,他们甚至是把仅有的那点儿监督机制与制衡体系都给拆掉了。因为皇权与皇帝本人,他梦想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幻觉与假象,让他的子孙后代,或者是在他本人还在的时候,就丢掉了帝国。
就像我刚才说的,皇帝不是神,即使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也无法真的去约束手底下的每个人不做什么,不怎么样。
当这些利益集团的派别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众的时候,整个帝国都已经无法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之下苟延残喘。随着他们的派系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众,帝国的资源也就被压榨得越来越狠,这个帝国也就越来越衰弱。这个是一定的,是历史里面的铁公式。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历史里,只要有一个追求绝对权力的皇帝,他本身就是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源头。
只要权力没有分权与制衡机制,那么历史周期律也就不会结束。





他们并不是蠢,而是坏,是侥幸。
能爬上高位的没有一个是笨蛋,个个都是人精。
但正因为个个都是人精,所以大家都自私。
我知道这事做了会影响社稷动摇国本,但我就是要做。
我知道这事做了对社稷有好处,能缓解社会矛盾,但我就是不去做。
哎,我就是玩,嘿嘿。
每次都要等到刀把子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才知道后悔,才痛哭流涕。
人性啊,往往都存在侥幸心理的。
你明明知道过分剥削老百姓会逼到他们造反,但你还是继续剥削,因为你有侥幸心理,你在赌老百姓不会造反,甚至你明知道自己会赌输的情况下还要赌。
赌这个字很不好听,可是又找不到第二个字来代替它。
王朝周期律概要 :“编故事,打江山,坐金銮,睡女人,抢财产,防造反,编新故事。"
每个王朝那么看重前朝的历史编篡,所有人都不过是这个新的法统叙事游戏里一个设定好程序的 NPC
把秽史当宗教来信仰,但其实这叙事的开头就是错的
君以此兴,也必以此亡
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才加速完蛋的。力挽狂澜的从来都不是聪明人,而是 “傻子”。
聪明人最排斥的事儿就是费力不讨好,他们甚至连费力都觉得不应该,更别说不讨好了。但这个之所以要完蛋了,就是因为其中享受最大利益的人已经成了巨大的负资产,你不把他们清除掉就缓不过来。
可这些能吃到利益的可都是人上人,想扳倒他们?个别人费力不讨好都不行,得一大批人舍生忘死。
那好,您觉得已经站在收取利益关键节点上的聪明人,会去舍生忘死吗?下手捞好处的时候稍微有点儿分寸,就是道德楷模了。
在这种系统里,越是聪明越反动,别说毁家纾难了,就是让他们稍微少分点儿利润都不行,各种高招都用在养肥自己身上了。
所以历史规律永远都是另建系统,让那些被旧系统排斥出局的 “傻子” 们联合起来。在新系统里,曾经吃尽红利的聪明人就都变成肥料了。
你看,
贾浅浅最新的获奖作品,你从贴吧里随便拉一个祖安老哥,都比她更像诗人。
大国工匠里,那游标卡尺一抬手,就是一个初中生都犯不出的错。
“圈内人” 的高艺术成分电影,被理科生跨专业吊打。
现在电视剧被网剧打的节节败退。
。。。。。。
这些事单独看,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意外。
但集合起来,都指向一个困扰所有封建王朝数千年的问题:
二代们纷纷长大,开始秉政食禄后,帝国的人才池开始巨幅萎缩。
本来你的人才池,应该是全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应该是相应的人才,通过层层选拔、竞争,最后在需求市场的检验下产生的。
现在的人才池,是一帮子二代,他们入行靠的不是能力,而是人脉。他们不需要选拔,甚至不需要市场检验。就像前面那个诗人,市场都骂成什么样了,奖状、职称、官位,一个不少。
80 年,属于前人财产未尽,撂荒几年仍有余粮可吃。
100 年呢?
200 年呢?存粮没了怎么办?
到时候体制内,高层上,尽是庸碌之辈。哪还需要什么外敌,反贼?这帮废物会自己把国家机器给玩垮的。
历史周期律这个主题想了很久,也一直在纠结应该从哪个视角来定框架。想来想去,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个历史问题,看待这个问题,务必唯物一点。
大家聊起王朝覆灭,永远在那几个词里打转——奸臣当道、昏君误国、生不逢时。好像历史是一出狗血连续剧,编剧心情好就太平盛世,心情不好就天下大乱。
崇祯勤政吧,勤政到二十多岁满头白发,结果上吊了。杨广修运河,功在千秋的事,结果身死国灭。王安石变法,北宋积贫积弱的病根他全看到了,结果被骂了一千年。
每次看到有人在评论区痛心疾首地说如果崇祯用了孙传庭、如果没有魏忠贤、如果朱元璋多活十年……
但是你信不信,就算朱元璋多活一百年,大明照样得完蛋?杀死一个王朝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不是李自成,不是多尔衮,也不是万历那几十年的摆烂。
杀死它的,就是冷冰冰的物理学。准确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一个封闭系统,如果没有外部能量持续灌进来,内部的混乱度只会越来越高,永远不会自动变好,永远。
这个混乱度,物理学上叫熵。你想想看,紫禁城里的那个庞大帝国,和一杯正在冷却的热水有什么区别?
热水放在桌上,热量会自发地从水里跑到空气中,直到水温等于室温。这个过程不可逆,没有外部输入能量,你没法让那杯水自己重新热起来。
王朝也一样。刚建国的时候热气腾腾,一切井然有序。但只要时间一长,效率一定会下降,腐败一定会滋生,贫富差距一定会拉大。不是因为人心变坏了,而是因为熵在增加。
所以,别怪崇祯无能,别怪秦桧卖国。历史周期律的本质,从来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能量的耗尽。
几乎每个大一统王朝,最能打、最有活力的时候,都是刚开国那几十年。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唐朝初年,贞观之治。明朝初年,洪武之治。清朝初年,康熙盛世。
直觉上是因为开国皇帝们英明神武,其实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因素。每个治世的起点,都是一场人口大灭绝带来的人均资源大爆发。
秦末战争,人口从两千万打到几百万。东汉末年,从六千万打到不足一千万。元末明初,中原十室九空。一场改朝换代,说好听叫革故鼎新,说难听就是一次系统格式化。
旧硬盘上的所有数据,比如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固化到骨头里的利益分配,全部被暴力清除。留下一块干净的硬盘,等新系统来装。
以大明为例,先看看朱元璋开国的要素。
第一个是分母变小了。
战乱把大部分人口物理消灭了,特别是那些占着地不干活的前朝勋贵。活下来的人,随便圈块地就能种。
人少地多,人均资源暴涨。你以为洪武之治是朱元璋的仁政?当然不是,是因为活人太少了,根本不用卷。
第二个是信号不衰减。
开国那会儿,官僚体系还没膨胀,中间传递环节少。朱元璋在南京发一道圣旨,几乎能原封不动地传到云南的县衙门。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皇帝说免税三年,底下真就免了,不会被层层截留变成免税三年但要交辛苦费。
第三个是冗余被物理清除。
朱元璋杀人是出了名的。蓝玉案、胡惟庸案、空印案,动辄牵连几万人。你说他残暴也好,变态也罢。
但从系统角度看,他就是那个拿着扫帚的偏执狂,不允许机器里有一粒沙子,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和底层百姓之间截流。
这三个参数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物理学上所谓的低熵状态——结构简单,能量流动顺畅,做功效率极高。
就像一台刚出厂的新车。发动机轰鸣,马力全开。
但问题是,新车只要上了路,就开始磨损了。刹车片会变薄,机油会变脏,轮胎会老化。
这不是司机技术好不好的问题,这是物理规律。有序和高效是变态。混乱与低效,才是宇宙的常态。
到了王朝中期,开始不对劲了。
皇帝比开国那会儿还忙,文件比开国那会儿多十倍,衙门比开国那会儿大二十倍。
但国家反而越来越烂。税收不上来,边防守不住,老百姓越来越穷,造反的越来越多。
这叫什么?这叫越努力,越完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系统内部同时爆发了两种不可逆的熵增病变。
第一种病,叫官僚膨胀症。
原理很简单。皇帝要集权?但他一个人管不了天下,得雇人。雇了县官,怕县官贪,再雇个监察御史。
御史也可能被收买啊,那就再设一个巡抚。巡抚权力太大了怎么办?再来个总督制衡。
这种帕金森定律似乎就是任何组织发展的必然:为了解决复杂性,你必须引入更多复杂性。
开国时一个人能干的事,现在要五个人互相盯着干。引擎还是那个引擎,但齿轮加了十倍。
结果发动机输出 100 马力,80 马力消耗在齿轮互相摩擦上了,真正用来拉车的只剩 20 马力。80 马力变成废热了。
所以明朝中后期的廷议为什么变成了无尽的扯皮?不是官员脑子有问题,是系统的内阻大到了一个程度,做任何事的成本,都已经超过了做这件事的收益。
一旦组织到了这种地步,那就是不做等死,多做找死。
第二种病,叫土地兼并,或者说叫引力塌缩。
如果说官僚膨胀是摩擦力变大,那土地兼并就是油箱在漏油。
教科书骂地主贪婪、贵族兼并,有啥用?财富,和宇宙中的所有物质一样,具有万有引力。大质量物体(大地主)天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质量物体(自耕农)吸过来。
年景好的时候,地主钱多了会买地。年景差的时候,农民活不下去会卖地。然后卖身给地主当佃户,或者直接变成流民。
所以张养浩的潼关怀古真是一语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个过程就像宇宙中的引力塌缩。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地主越大,吸引力越强;农民越少,税基越薄。
而那些最大的地主,通常是有功名、有官职的士绅家族,还特么不用交税。
国家机器越来越臃肿,油耗越来越大,因为组织臃肿开支暴涨;但油箱越来越小,因为农民破产税基萎缩,还有一堆蛀虫在偷油,大地主大贵族食巨利却免税。
这就是个必死局。
在绝望的历史周期律熵增曲线上,偶尔会跳出几个试图逆天改命的狠人。
物理学里有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麦克斯韦妖。假设有这么一个妖怪,它蹲在一个容器的门口,能精准地把快速分子和慢速分子分开。
这样一来,系统就能在不输入外部能量的前提下,强行从无序回归有序。
中国历史上,扮演这个妖怪的人不多。王安石算一个。张居正算另一个,而且段位更高。
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
这哥们看穿了大明王朝的两个致命伤——官僚空转和土地黑洞,然后操起了两把刀就往里捅。
第一刀,考成法。
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中间有多少程序、多少理由、多少苦衷,我只认结果。完不成,滚蛋。你跟我扯什么下官已尽力没用,数字说话。
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强行降低系统内阻。把那些寄生在传动链条上的废齿轮一个个拆掉。
第二刀,一条鞭法。
把乱七八糟的税种徭役合并成一条,直接交银子。更狠的是,他派人重新丈量全国土地。那些藏了几十年的隐匿田产,全被他翻出来了。
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强行逆转引力方向,从黑洞里把被吞掉的能量抠出来。
效果确实炸裂。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大明朝这台快要散架的破车,居然被他修好了,还踩了一脚油门轰出去了。
但是,维持一个局部的有序状态,必须持续输入能量。大明是封闭系统,外面没有能量源。那能量从哪来?从张居正自己身上来。
他拿自己的威望、人脉、健康,甚至子孙的命运当燃料,一把火扔进了炉膛。一个人,怼整个文官集团的摩擦力。一个人,怼整个地主阶级的万有引力。
你见过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吗?转速拉满,浑身发烫,冒着黑烟。它只有两种结局:要么烧干油停下来,要么直接炸缸。
1582 年张居正一死,系统立刻报复性反弹。新政被废,家被抄,儿子被逼自杀,长子饿死在狱中。
他活着的时候,像一只手把弹簧压到极限。手一松,啪的一下,弹簧弹回来的力度,比压下去的时候还猛。
张居正以为自己在跟几个政敌下棋。其实他在跟周期律的底层代码掰手腕。他赢了十年,终究输给了必然。
万历四十八年以后的大明,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已经脑死亡了,只是靠呼吸机还在吊着。后面那二十四年,是尸体缓慢腐烂的过程。
崇祯上场了。这人,真的让你没法恨他。他不贪,他不色,他勤快到什么程度呢?鸡鸣而起,夜分不寐,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二十多岁,头发都白了。
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时代,他都是个及格线以上的皇帝。但偏偏,他接手的是一个热寂系统。一杯水彻底凉透了,不再有任何能量流动。
崇祯发圣旨——圣旨从北京出发,过六部打个七折,到督师打个七折,到总兵再打个七折,最后到普通士兵手里,已经不是军令了,是一张白条。
白条上写着:朝廷欠你三个月军饷,再等等。
崇祯要钱剿匪——求爹爹告奶奶,让大臣们捐点。满朝文武,哭穷的哭穷,装死的装死。
他老丈人周奎,明明是京城首富,硬是只掏了一万两,还是皇后把自己的首饰卖了塞给他,让他体面一下。
然后,1644 年 3 月,李自成进了北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黑色幽默的一幕:
李自成的大顺军对这帮穷官一顿拷打,从他们家里搜出了七千万两白银。你没看错,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是什么概念?明朝巅峰时期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两千多万两。这笔钱够崇祯再打三场松锦大战,够养十年关宁铁骑,够把李自成和皇太极一块儿收拾了。
钱不缺,但就是用不了。
因为这些白银被锁死在了私人地窖里。它们不流动,不做功,不产生任何价值。就像一个人明明血管里全是血,但心脏不跳了,血液不循环了。
这就叫系统失能和机体死亡。崇祯走上煤山的时候,据说留了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但说实话,就算把整个朝廷的人全换一遍,大明照样得亡。
因为杀死它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学公式在社会学上居然同样适用,孤立系统的熵,永不减少。
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不是 1644 年才长出来的。它的种子,在一百年前就埋下了。
好了,古代的事聊完了。
你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农业社会的破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工业革命,有互联网,有核电站,有 SpaceX。我们早就不是封闭系统了。
那我换个问题:你觉得今天的美国,像不像大明朝中后期?
华尔街不就是明朝的士绅豪强吗?
明朝的地主兼并的是土地。今天的华尔街兼并的是什么?是货币本身。美联储印钞票,这些钱有没有流进实体经济?有没有变成工厂、桥梁、高铁?
没有。大部分流进了股市、债市、房地产。纳斯达克涨疯了,但美国的基建烂得一塌糊涂,桥会塌,火车会脱轨,自来水管是一百年前的铅管。
这跟明末什么区别?国库空空如也,豪绅的地窖里白银堆成山。能量就在系统里,但它不流动、不做功。
两党恶斗不就是明朝的党争吗。东林党和阉党互相弹劾的时候,辽东的后金正在磨刀。
今天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互撕,看看他们在撕什么?为了堕胎权,为了几十种性别代词,为了要不要在学校厕所挂彩虹旗,拜托,中国的嫦娥号已经从月球背面带回了土壤样本。
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系统把绝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了内部摩擦上(文化战争、政治撕裂),而不是用来对外做功(科研、基建、产业升级),这就是熵增的晚期症状。
但我们要明白这不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美国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是新一轮周期的全球熵增困境。
你把视角拉远。过去五百年,人类其实经历了三次开放系统的红利:
第一次,大航海。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等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能量源。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力、新的资源。内卷暂时缓解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把埋在地底下亿万年的化石能源挖了出来。这等于开了一个巨大的外挂。能量总量暴增,蛋糕指数级做大,人口爆炸都扛住了。
第三次,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涌入中国和东南亚,利用廉价劳动力这个低熵源,又续了三十年的命。
现在呢?新大陆探索完了。全球化石能源 100 年内将会耗尽,能源投资回报率在持续走低。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涨起来了,世界工厂的低成本红利在消退。
三次红利,全吃完了。地球重新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封闭系统里会发生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已经告诉你了,从做大蛋糕转向互抢蛋糕。
贸易战、科技封锁、地缘冲突、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所谓百年变局,不就来了。本质上这不是谁又变坏了,而是封闭系统的周期律又开始发挥作用了。
以前我或许会想聊聊公平问题,聊聊中国式发展叙事下的效率公平两手抓。但是在没有外部能量输入和大幅增量创造的前提下,这些都只是修修补补的方案。
站在历史周期律的命题上,我认为单纯的公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答案还是那句话:要把封闭系统变成开放系统。
农业社会的能量天花板太低,所以周期律会特别规律,只要人口上限到了,土地兼并差不多了,它就要来。
现在这个天花板虽然被工业革命抬高了,但并没有被消除。要真正跳出这个死循环,人类手里大概只有三把钥匙。
第一个也许是人工智能。
AI 本身不产生能量,而且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但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麦克斯韦妖。
它能优化一切效率,电网调度、物流路径、药物研发、材料设计。它能把现有系统里的每一滴能量都榨干用尽,把内耗降到最低。
但前提是它提升的生产力价值要大大超过它消耗的算力和能源价值,否则 AI 就真的只是个泡沫。
即便如此,AI 仍然只是在存量里做优化文章。时间窗口,大概二十年到五十年。
第二个是可控核聚变。
这玩意儿如果搞成了,游戏规则直接改写。
你想想,化石能源的本质是什么?是几亿年前的太阳能被植物光合作用存起来、压成了煤和石油。我们烧的是被封存起来的太阳能。
核聚变呢,就是在地球再造无数个太阳。
能源近乎无限。淡水可以随便造,海水淡化不再有成本瓶颈。粮食可以工厂化生产,不再依赖耕地面积。所有因为资源不够分而产生的地缘冲突,瞬间失去意义。
这个基本上可以定义为人类文明 2.0 的起点技术。
第三个就是走出地球。
即便搞定了核聚变,地球也终究是个有限的系统。太阳也会老,也会死。唯一的无限,必然要去往宇宙的无限中去找。
这个太远了,不展开了。但此刻至少可以理解马斯克为什么如此狂热于推动人类星际文明发展了,因为从无解的周期律和熵增定律来看,它虽遥远,却是文明必然路径。
历史周期律能不能被打破?能。但解药不是历史、不是道德,不是制度,不是某个英明的领导人。
解药就是更多的能量,是科技跃迁带来的能量层级的质变。在这个旧电池快没电了、新电池还没造好的过渡期里。
谁还沉迷在金融泡沫和地缘博弈的存量游戏里,谁就是下一个大明朝。谁在闷头搞科技、搞基建、搞能源革命、搞星辰大海,谁就是在造诺亚方舟。
现在你再看窗外,看到的每一盏灯,每一座还在运转的工厂,每一枚升空的火箭,那都是人类文明这个低熵体还在呼吸的证据。
我们还在奔跑。
虽然终点一定是热寂,宇宙本身也逃不掉这个结局。但至少此刻,我们还在狂奔。人类向死而生这件事本身,可能就是物理学允许的最伟大的奇迹了吧。
可以啊,你说下乡学习
我就让所有人都睡厕所,美其名曰再教育
你说抓住阶级叙事
我就扩大规模,大搞批斗,见红见血
你说纠正错误
我就往死里纠正,往死里批判
你赢不了我,我就是人性的恶,我就是人的本能,我就是理想战胜不了的现实
强如你又怎么样,到最后大家还是让几个文人顶顶罪,日子照样过了
如果群众里全是坏人,我们的事业又该怎么坚持? 一个全是农民的国家怎么可能逃的出封建王朝的规律?一个工业上脱离封建,思想上还是农民的社会怎么可能逃的出封建社会的铁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提一个角度:多数王朝无法依靠制度,去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想:一个封建王朝,我们不管它有多腐朽,但只要它的军队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那谁又能推翻它呢?
然而,现实是:封建王朝就是没有制度性的办法,去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要想维持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制度性的办法有:
1、向军队提供充足的军费;
2、对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
3、实施优胜劣汰的制度,及时淘汰老弱残兵,及时罢免贪生怕死的无能将军;
4、优待战斗力强的精锐士兵,提拔能征善战的将军。
这 4 条,看上去很简单,但在封建王朝的制度下,很难做到。
我举一个例子:北魏为了对付柔然,在北方边境上设立了 6 个军镇,合称 “六镇”。
在北魏定都平城(山西大同)时期,六镇是保卫都城的屏障,六镇将士深受重视,能获得大量的资源倾斜。镇将往往由北魏的贵族担任,六镇将士立功后,也容易得到升迁。
著名的《木兰诗》中,花木兰在立下战功后,是可以直接见到天子的,而且还能得到重赏。“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甚至花木兰还有机会当尚书郎。“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但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柔然对北魏的威胁大幅下降,同时北魏又将都城南迁到了中原的洛阳。
从此,六镇远离了北魏的政治中心。从天子脚下的嫡系,变成了远离都城的边民。
生活在洛阳的北魏朝廷,并非不知道六镇将士的力量。但大家想,国家财政费用是有限的,可供晋升的官职也是有限的。对于朝廷来说,当然要把资源优先提供给洛阳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毕竟权力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至于遥远北疆的六镇将士,地位一落千丈,被视为低贱的军户。只有吃不完的苦,再没有晋升的机会。
最后,在北魏未年,愤怒的六镇,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
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王朝,制度根本无力约束权贵。
本来资源应该优先提供给军队,但实际操作中,资源一定会优先提供给达官显贵。
同理,要想让军队平时严格训练,严格实施优胜劣汰,也一定会得罪很多人。在天下太平时,想让军队的管理者冒着得罪人的风险,去完成训练、淘汰、提拔工作,其实也接近不可能。
最后一定会出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的结局。
这样一来,封建王朝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无法维持的。
但也有一个例外,如果封建王朝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外敌,那局面就不同了:
1、为了不让外敌攻破都城,朝廷就不得不提供军费,给边境线上的边防军队。
2、边军中的老弱残兵、无能将军,很容易在战斗中,被敌人杀死,从而变相完成了淘汰工作。
3、那些严格训练的精锐将士,则容易立下军功,从而获得奖赏。
所以,封建王朝很容易发生一种趋势:内陆的军队,战斗力下滑非常迅速;边境线上的军队,战斗力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持。
例如:
唐朝在边疆设立了 10 个藩镇。这些藩镇的唐军,维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后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䘵山发动叛乱。当时,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唐朝不得不从西北的藩镇,调动军队来对付叛军。
同样是唐军,为什么边境线上,天宝十节度的唐军,就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中原内陆的唐军,就完全没有与叛军一战的实力呢?
很显然,答案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封建王朝无法靠制度性的训练、奖惩制度去维持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内陆的唐军,在过了一百年的太平日子后,变得毫无战斗力。
而边境的天宝十节度的唐军,如果他们敢玩忽懈怠的话,那吐蕃、突厥、契丹这些敌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后来,唐德宗为了对付藩镇,花费大量钱财,建立了直属朝廷,常驻京师的 “神策军”。神策军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持,鲜衣怒马。从 “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的逻辑来说,神策军的战斗力应该能维持很久吧?
但事实是,神策军在几十年之后的唐宪宗时期,已经大幅下滑,打不过承德镇的军队了。后来黄巢起义,黄巢进攻长安时,神策军更是完全不堪一击。
除了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也有类似的现象:边境的边军战斗力是最强的,都城的禁军如果长期不打仗,那战斗力很容易迅速下滑。
这就是古代王朝一个很现实的困境:
1、因为在古代,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们的权力,完全无法约束。所以,各种官职、资源一定优先供应他们,而不是优先供应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军队。
2、军队失去了足够的资源供给,又无法严格完成训练,所以战斗力一定会迅速下降。
3、只有边境线上的边军,面对强敌不断的进攻,依靠敌人的压力,不得不完成了优胜劣汰。
4、最后,古代王朝,要么因为军力太弱,被强大的外敌消灭(例如北宋、南宋);要么被民变推翻(例如元朝、明朝)。要么,禁军太弱,边军太强,最后逐步丧失对全国的有效控制(例如唐朝,清朝)。
所以,仅从军事角度理解,封建王朝就很难跳出王朝的周期律。
王朝周期律:不是 “认识不到”,而是 “不想改、改不了、改了也没用”
王朝周期律的本质,并非统治者 “认识不到” 历史教训,而是他们比谁都清楚,却根本不愿、也不能、也不敢去改。原因很简单:这套周期律,正是 “家天下” 体制的内在逻辑和合法性基础。
“周之王也,殷之亡也;殷之王也,周之亡也。周之所为革殷也,可也;人革周,可也。秦之所为革周也,可也;人革秦,可也。汉之所为革秦也,可也;人革汉,亦可也。”
这段话并非感慨历史无常,而是冷峻的讽刺:每个开国君主都深知自己是如何上位的,因此也清楚,自己终将被同样的 “革命” 逻辑推翻。他们不是无知,而是将周期律视为自身合法性的根基。劝他们 “行王道、复井田、限兼并、抑豪强”?那无异于让他们主动交出权力,把刀递给下一波“替天行道” 者。
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为了 “防亡” 而主动分土地、军队、税收?防得了一时,防得了子孙后代吗?防得了一堆勋臣、皇亲、权臣、宦官吗?于是,他们宁愿 “宁为玉碎”,死死抓住“家天下” 的规则。因为只要规则不变,他们永远是 “合法天子”;一旦改规则,立刻从“真龙” 沦为“阻碍进步的腐朽势力”,给造反者提供道德高地。
这便是 “马肝之毒” 的精髓。
贾谊《新书》云:“俗有言曰:‘马肝毒,无毒亦毒。’故曰:马之肝虽毒,食之美,故有服其肝而死者。陛下之爵禄虽毒,食之美,故臣不忍释也。一人服马肝而死,天下乃禁马肝;一人服爵禄而死,天下乃禁爵禄乎?”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进一步发挥:“古之人君,犹有一毫为天下之心者也;后世之君,则纯乎为一家之君矣。…… 使后之为人君者,知天下之不可为一人之有也,则其心公,其政举矣。然人亦知马肝之有毒而不能不食之者,以其美也;人君之有天下也,亦知其毒而不能不食之者,以其美也。”
马肝本身或有毒,但真正致命的是:一旦承认 “有人因吃马肝而死”,所有吃马肝者都得禁;同样,一旦承认“暴政可亡国”,所有皇帝都得随时准备被“革命”。君主们明知“家天下” 有毒,却忍不住要吃,因为它太美味——权力的极致诱惑。
因此,王朝不是 “跳不出周期律”,而是压根儿没想跳。他们心知肚明:周期律不是 bug,而是 feature。它是帝王游戏的核心设计:赢家通吃,输家出局,循环永续。两千年无人改规则,因为改规则者当天就会被自己人干掉。
真正想跳出去的,如王莽被骂 “篡位”,王安石被赶下台,黄宗羲只能写书痛骂。周期律并非中国历史的宿命,而是“家天下” 这套政治操作系统的内置死循环。
想终结循环?除非彻底卸载重装操作系统。
可惜两千年来,无人舍得,也无人敢。正如贾谊所言:人革汉,亦可也。
汉不愿改,所以汉必须死。
所有王朝,皆如此。
因为都琢磨着怎么盘剥老百姓。为什么西方不这样?因为西方老百姓不怂
聪明人绝大部分都想自己的利益,只是打着大伙利益的旗号罢了。像人家华盛顿那样的大聪明人大圣人。全世界也没几个刚好有一个让美国遇上了。
与其期望聪明人不如期望华盛顿。但是不怂的老百姓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保证!
你说的聪明人和王朝需要的挽天倾的牛人,往往不是一种人。
聪明人能看破,但他不会说破,他会和光同尘,会爱惜羽毛,他甚至会挂冠而去,隐逸山林,但他就是不会像唐吉可德一样,向风车发起决死冲锋。
所以,当一艘大船即将要撞上冰山的时候,有人会高声叫喊提醒,有人会跳船,只有极少数人会以肉身撑住船,以给这个王朝一个改换方向的机会,但往往,他们会被大船和冰山碾成齑粉。
所以,天之将倾的时候,需要的往往不是什么聪明人,而是要一个又一个不惜身、肯以身入局的傻子。
这就是丞相之所以是丞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有那个老人,为什么会读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他会流泪。
这个世界,始终需要那些风雪天为众人抱薪者。
可是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聪明人,只会自扫门前雪。
大家都生活在一艘船上,这艘船不知道有几千万吨。
船上的货币就是铁,有权力的船民可以偷偷把船身的铁抠下来变成自己的钱,当船还新时,偷点铁没什么影响。因为有权力的船民也没有人敢管。所以后来众多有权力的船民都知道可以偷铁变成自己的钱,于是大家疯狂地偷。直到有一天,船要散架了,偷铁最多的那些人却大概率可以自己做个小船躲过沉船,然后他们等新大船建好以后,赞助新船一些铁,继续成为新船上有权力的船民。
“把海弄干的鱼不在。”
知道为什么要抹黑黄巢了吧。
感谢邀请,
因为中国的古代制度有个 bug,
且这个 bug 很难修复,
先说结论,
2,王朝期律就是中,高层利用底层推翻顶层,自己做顶层,跟随自己的中层,进入高层。
3,朝代更替,本质就是朝廷经济崩溃,重新开始。
朝代末期有个现象,就是底层和中层都对国家的乱像忍无可忍,
什么乱像,天灾人祸不停,苛捐杂税频出,政令朝出夕改,用兵不断却深陷泥潭。
这里再说说 1,
农奴社会的状态就是农奴不仅要交地租,还要免费,自带干粮的给国家出劳动力,比如修河堤,建设皇陵,给军队做运送粮食的后勤兵,
这种高压状态下,农奴的一家人生活非常依赖男性劳动力,但是男性劳动力不是万能的,如果社会动荡,兵匪横行,那朝廷为了镇压,必然会加大收粮得比例,而一旦比例过高且不稳定,农奴就会拖家带口逃命成为流匪,
为了镇压流匪,就会对其他地方继续收重税,形成恶性循环。
问题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万千沃土,怎么就收不上来粮食呢,
那就回到结论 2 了,
免税。
你带着一帮老兄弟,把江山打下来了,出生入死不就为了升官发财,现在该论功行赏的时候了,
自古以来,论功行赏,头衔和权利第一,土地第二。
你不给兄弟们好处,这个皇位你坐不到第三天。
我说的这个 bug,就在此处。
江山要坐稳,必须要给下面的好处,
好处就是,
1,开国将领,分土地,免税,
2,科举制度,考上举人,当官,免税。
3,皇亲国戚,朝廷赏赐的土地,免税。
这个免税,说的不仅是粮食税,还有劳动力税,
只要你是统治者需要笼络的对象,土地不用交粮食,家丁也不用服徭役。
这样很多农奴就发现了这个 bug,把自己的土地 “自愿献给” 这些人,只需要每年把收成按比例给他们,还不用服徭役,也不用担心有人敢抢自己的土地。
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朝代刚开始的时候,会大量的鼓励农奴自己开荒,或者交给他们一部分土地,几年内免税。
到了朝代末期,加上这些人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最后朝廷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
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朝廷的基本运行,但是稍微 风吹草动,天灾人祸,失去土地的农奴就会四散逃命,
第 3 结论,经济崩溃。
农奴四散逃命变成流匪,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朝廷经济开始崩溃,各路军阀尾大不掉,听调不听宣,甚至在某个地区形成 “经济和军事的死亡漩涡”,大量的军饷用于该地区,但毫无进展,把帝国的财政活活拖死,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极具煽动利的军事武装脱颖而出,势如破竹打败各路朝廷军队, 推翻顶层。
新的朝廷又开始了,
计功行赏,
免税,
开荒,休养生息,
挤压农奴生存空间,
土地兼并,
天灾人祸,
经济崩溃。
被推翻。
这就是中国古代环环相扣的朝代更替 bug,
你是皇帝,你敢说,不好意思啊大家伙,都得交土地税。
你信不信第二天就死在厕所里了。
这个 bug 最后被雍正的一体纳粮给解决了。
当然铁血镇压了不少人。
所有人都得交税。
如果不是洋人的出现。
恐怕清朝真的会存在成千上万年。
王朝的死结:不是皇帝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几千年来,那些端坐在龙椅上的人,一个个都自诩聪明,身边围着的也都是 “天下英才”,可没有谁能真正跳出周期律,摆脱那条从兴盛到败亡的老路。按理说,既然知道前朝怎么死的,照葫芦画瓢,总能避免点什么吧?可历史偏偏像一个心事重重的老妇人,总喜欢重复她的噩梦。
说实话,我当然知道有人喜欢把这个问题讲得玄之又玄,什么中央地方博弈、制度腐化、外族侵略、权臣干政…… 听得多了,我反倒觉得那些解释有点像把简单事绕成迷魂阵。若硬要挑出一个 “本质”,我倒觉得更像是一个农耕文明无法回避的宿命——土地只长那么多粮食,可肚子却是越生越多。所谓 “王朝”,不过是在资源与人口之间搭的一座绷得太紧的桥,走到中间,总会崩一根绳子。
其实,每一代统治者都挺务实的。他们并不蠢,也不想亡国。王朝初立时的皇帝,多半勤恳务实,轻徭薄赋、鼓励垦荒,不敢折腾百姓。因为那时人口少,荒地多,稍微用点心,收成就能翻好几倍。史书上说的什么 “盛世”,往往就从这儿来。倒不是皇帝突然圣明,而是人口被前朝的战火清空了,天地一下子宽松起来。
可这好日子维持不了多久。等到土地差不多都开出来,人也生得差不多了,矛盾就开始慢慢焐热。人多,官自然多;官多,争权夺利的门路也就多;争来争去,聪明人总想把手里多攥一点——地也好,税也好,权也好,都得往自己兜里流。你说这是人性,还是制度?我倒觉得不必分得这么清楚,人性和制度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本就是彼此缠绕不清的藤。
等到土地都被兼并得差不多了,自耕农越来越少,佃农越来越多,问题就像放进锅里的石头,开始烫人了。地主也不坏,他们也需要佃农活着给他们种地,可佃农就算活着,也不过吊着一口气。一个好年景,三分地租,五分口粮,勉勉强强还能过;碰上连着两年的天灾,或者官府突然加税,那就真的没地方跑了。
我一直觉得,一个王朝最危险的不是贪官,也不是天灾,而是那种遍地都是、却又悄无声息的绝望。那是一种被逼到墙角、却还要硬撑着的气息,像是一个人每天都要在石头缝里刮食物残渣吃。你让他如何对朝廷生什么好感?你让他如何对未来怀什么希望?他不是恨谁,他只是活不下去了。
王朝的灭亡,从来不是一个壮丽的大事件,而是千万个沉默的人终于沉默不下去的时候。
有人喜欢把农民起义描写得很浪漫,好像一个英雄揭竿而起,天下百姓就跟着沸腾。但真实的情况大概更冷一些:起义的领头人往往也是被逼到极限的人,小的家破人亡,大的走投无路。他们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为了活命。而那些紧紧跟上的人,也不过是 “死在家里和死在路上” 的两难选择里,挑了一个更合适的死法。
而皇帝呢?皇帝什么都知道,他不是瞎子。可一个系统走到这一步,他能做的,往往只剩摇头叹息和加税敛粮。税不是他愿意加,是官僚体系已经开始啃他的腿,他再不加,系统就先垮。他越想补窟窿,窟窿越大;他越 “实事求是”,越像一条掉进泥潭的鱼,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
所谓 “亡国之君”,多数不是昏庸之人,不过是到了最后一幕,谁坐龙椅上都一样。
有人又要问了:既然土地不够,人又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不限制生育?你以为古人没想过?但在一个没有工业,没有机械,甚至连化肥都没发明的社会,人口就是国家的 “资本”。少生一年,田里没人;少生一代,整个国家就像得了贫血症。天灾一来,谁抢水利?外族南下,谁去边疆?粮价暴涨,谁去维持秩序?国家的生命线,恰恰握在那些最苦的人手里。让他们少生,就像要国家主动削掉自己的臂膀。
你看,所有看上去可以用 “治理之术” 解决的问题,一旦放进农业文明这口大锅里,最终都变成了一个死结——粮食产量的上限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直到美洲作物进来,玉米、土豆、红薯,把原本吃不饱人的山地也变成了粮仓。人口像放出来的气球一样涨到四亿。那时候的中国人,一定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农耕困境,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新的临界点只不过被推迟了一百多年,而不是消失。
等人口再次触碰到那堵隐形的墙,太平天国爆发了。血流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宽广。清朝自以为自己干到 “康乾盛世” 就稳了,没想到不过是被玉米续上了一条命。
最后王朝灭亡的时候,那些聪明人又开始复盘:说是制度问题,说是改革太晚,说是皇帝昏聩,说是洋务不彻底。都对,也都不对。他们就像在一座注定会爆炸的火药库里讨论通风不通风,虽然重要,但根本不决定命运。
有人说工业革命救了欧洲,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但要我说,那更像是人类历史上偶然的一次 “外挂”。倘若蒸汽机没出现,人类到现在恐怕还在重复着几百年的轮回。
王朝周期律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农耕文明的问题。只是中国这个文明太古老,太巨大,经历得太多,所以才让这一切显得格外清晰、格外残酷。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指责谁,也不是为了总结一个金科玉律。我只是越来越感觉到,历史的无常远比人的聪明强大得多。一个文明,哪怕由再聪明的人治理,只要框架不变,循环就不会改变。
也许,一个时代真正的转机,往往不是从聪明人那里来的,而是从生产力的一次意外跳跃,从某个没人注意到的新工具、新能源、新思想开始,悄悄撬动旧世界的地基。
而当代的我们,也许正走在某个新的周期里。我们也在讨论资源、人口、就业、秩序、希望…… 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经历新的开端,还是又一个轮回的中段。
历史从不提醒,只是重复。
这一点,倒是真的让人有些寒意。
谁跟你说他们都是聪明人?
聪明过头了,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来防造反,稳皇位了。怎么跳?
跳出周期率很简单,放弃皇位,还政于民就行。
但很可惜,在社稷和大位之间,所有皇帝都选择了弃社稷,保大位。
靠一个独夫民贼和天下人为敌,整天斗智斗勇,能守住几世已经很了不起了。
稍有机会或者纰漏,就会被人抢去那把椅子,身死族灭。
这就是个抢椅子的死亡游戏——
平常你的主要工作就是,看谁想(或 “像”)要来抢你的椅子,你就杀他全家。
不过,结局必然是,有一个人终于抢走了那把椅子,然后杀了你全家。
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人不能想象一个从没见过的东西
美国人啥时候设计国家,都是三权分立。苏联到哪里,都是搞党委。
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不管是二代上位还是白手起家,听到的见到的读到的都是王朝专治那一套,怎么跳出周期律?
跳出周期律的英国,也不是凭空出来的。一个祖先是蛮族贵族统治,后来成了上院。一个祖先是法国大革命,主权在民,成了下院。同时还汲取了习惯法,陪审团制度。罗马法,依法治国。资本使用方式,股份制。甚至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英国文官制度。。。
集百家之长,这才点开了产业革命,工业革命。
因为人性,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尽可能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
在一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开国皇帝有很大的话语权,能管住手下,让他们在扩张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要做得太过,这样的话,大部分老百姓能活得下去。
等二代、三代上来了以后,对局面的掌控程度就不断下降了。他们自己没有军功,只是靠着血缘上台,生长在大院,没有经过现实的拷打,能力、谋略和手段远不如开国皇帝,在官员面前的威信下降了,也开始渐渐管不住他们了。
渐渐地,官员们像脱缰的野马,可以为所欲为了,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日渐严重。而蛋糕就这么大,官员们拿得多了,老百姓拿得就少了。
随着四代、五代上台,情况愈演愈烈,官员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越来越民不聊生,如果再碰上天灾,那就更是路有冻死骨了。
如果还有六代、七代,那基本就被老奸巨猾的官员玩弄在手心了,在他们面前就像娃娃一样。每个官员只顾着给自己切更大的蛋糕,没有人操心蛋糕怎么做大,蛋糕还够不够分。每个人只顾此时此刻的爽,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这时,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于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改朝换代又开始了。
生产力不足啊。
就像是电脑软件再牛逼,硬件不行也运行不了啊。
而且说一句很恐怖的话。
现代国家也没有哪一个,能证明自己已经跳出王朝周期律了……
袁世凯是聪明人吧,
但他一直以为自己当皇帝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呢,
不曾想,举国声讨、众叛亲离,
死之前还念叨 “他害了我”
聪明人只想着捡现成分蛋糕,做蛋糕的事都是笨蛋在干。一旦蛋糕数量匹配不上聪明人日益增长的数量,聪明人就开始准备自相残杀了。
略微研究了一下,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度。古代农业社会的地主阶级。最大的诉求是不纳税。不仅不交资产税,收入税也不交。作为交换,地主阶级进入统治圈,协助皇帝统治。
王朝周替,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及财政危机的自我修复。本质没有变化,制度有所改进,系统重置。
唐之前最主要的进步在于科举制。科举让地主阶级有了进统治圈的可能,由此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达成了联盟。共同统治贫民阶级。
我们看历史书,觉得皇帝所谓精励图志,无所不能。一大特点是都在王朝前期。此时整个系统无用之人不多,整个财政状况良好,轻徭薄赋即可,但是之后整个系统里面杂人太多,这个系统没有自我清理的能力,所以财政只能靠借债,滥印货币过日子。到最后系统被无用蛀虫拖垮的时候,整个系统就重启了。一般在 100-200 年之间。
为什么皇帝不能自我清理这个系统。一是皇帝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都是官员教育他的。官员不会说真话,也不会让皇帝知道官僚才是问题。而是让皇帝少花钱。这样官僚才能多花钱。二是皇帝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他依赖的臣子都是系统里的蛀虫。所以他要么依赖母族,这就是外戚干政,要么依赖太监,这是宦官干政。这两种人背后都代表了皇权。而官僚代表了相权。历史书里都把外戚和宦官写的罪大恶极,很不堪。其实事实恰好相反,外戚和宦官对官僚阶级形成压制,是整个系统得以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外戚和宦官一完蛋,整个系统就 reset 了。
在历史中,东汉十常侍一被诛杀后,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导致董卓夺权。
大家可能想,何进作为大将军,怎么不能掌权呢?因为何进也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也来自于皇帝,当汉灵帝一死,他的权力来源已经消失,此时他的大将军头衔救不了他。在这个权力竞争中,外戚和宦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权力来源已经消失,反而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造成了权力真空。这是让董卓乘虚而入的原因。
历史书是这样看的,全是权力竞争。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权力真空一旦出现,必须要有人填补。董卓不造反,他底下部将会造反。董卓之所以被写成奸臣,因为他得罪了官僚阶级。董卓必须要有政治盟友,构筑政治联盟,这样才能有执政力量。所以董卓需要改进的是自己的政治能力,而不是军事能力。
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干几年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是选择急功近利出成绩的做法,还是选择自己栽树后人乘凉的做法,就算起始 99% 的人选择栽树,一百年后也会被淘汰干净,只剩急功近利的。
王朝周期律的核心困境:从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的 “聪明大脑” 演变成吞噬机体养分、最终与宿主同归于尽的“恶性肿瘤”。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清晰的阶段,看看 “聪明” 是如何一步步败给 “癌变” 的。
每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其统治集团都像一个功能健全、反应敏锐的大脑。
实事求是:他们刚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亲眼见过前朝是如何在民怨沸腾中崩塌的。因此,他们深刻了解社会的真实矛盾,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如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迅速恢复社会活力。
目标一致:整个集团有清晰的共同目标——巩固政权、安定天下。此时,“大脑” 的指令能够顺畅地传达到 “肢体”(整个国家),神经传导通畅,对外部变化反应迅速。
这个阶段的 “聪明”,是生存压力下的必然选择,是真诚的。
政权稳定后,问题开始萌芽。大脑的思维模式逐渐僵化,神经传导出现阻滞。
思维固化与路径依赖:开国初期成功的经验被奉为圭臬。但社会在不断发展,新的挑战层出不穷。统治阶层却倾向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无法与时俱进。例如,宋朝面对土地兼并和财政危机,其根本性的 “秦制” 模式已积重难返,但任何改革都无法触动这一根本。
信息失真:王朝的科层制如同漫长的神经网络。到了中后期,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政绩、贪腐),会选择性上报或修饰信息。中央这个 “大脑” 接收到的都是被美化过的信号,误以为机体安康,实则肢体已开始坏死。就像宋仁宗时期,尽管隔三差五赈济灾民,但底层 “农田被毁、卖儿卖女” 的真实惨状被层层过滤,传到中央的只剩下需要 “施仁政” 的模糊请求。
此时,“聪明” 开始变质,变成了维护既有格局和既得利益的 “小聪明”。
这是 “脑子变瘤子” 的关键质变阶段。统治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彻底脱钩,甚至对立。
利益板结:官僚、贵族、大地主等集团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他们致力于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疯狂地从国家躯体上汲取养分,例如通过权力进行土地兼并。此时,这个集团思考的不再是如何让国家更好,而是如何让自己这个 “瘤子” 长得更大。
挤压健康组织:他们的贪婪直接挤压了自耕农、中小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导致财政枯竭、流民增多。这些社会中的 “健康细胞” 大量死亡。任何试图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会因整个集团的剧烈反抗而失败,因为 “瘤子” 不会允许手术刀切到自己身上。宋仁宗在试探后发现,动官僚集团的成本太高,最终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最后的疯狂:到了王朝末期,即使有个别清醒的统治者(如崇祯)意识到危机,也无力回天。整个系统已被 “瘤子” 绑架。明朝末年,国库空虚,而权贵地窖里却埋着惊人的白银,这就是 “瘤子” 榨干机体的最直观体现。
此时的 “聪明”,已经完全异化为如何更高效、更隐蔽地吸血的自毁式 “聪明”。
当 “健康细胞”(广大民众)被挤压到无法生存时,机体唯一的反应就是启动**免疫风暴(农民起义)** 或全身性衰竭(外敌入侵)。最终,王朝崩塌,旧的 “瘤子” 随着机体一同死亡。
然而,可悲的循环在于,新的统治集团从废墟中崛起,再次重复从 “健康大脑” 到“恶性肿瘤”的周期律。因为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孕育这颗 “瘤子” 的温床。权力高度垄断且不受制约,使得 “癌变” 成为必然。
从 “脑子变瘤子” 的视角看,王朝跳不出周期律,根本原因在于:
无人能切除 “瘤子”: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最大的 “瘤子” 往往与权力中枢一体。皇帝需要官僚集团来统治,两者是利益共同体。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民主监督,使得皇权缺乏足够动力和决心进行触及根本的自我革命。用专制手段反腐,如同用汽油灭火。
没有新的 “免疫系统”:旧的循环只能通过机体彻底崩溃来重置,而无法建立一套持续有效的 “免疫系统”(即权力制衡与公民权利保障)来防止 “癌变” 的发生。
所以,不是统治阶层不够聪明。恰恰相反,他们聪明地维护着小集团的利益,直至走向集体毁灭。他们的 “实事求是”,最终只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当 “瘤子”,而不是如何让整个机体健康长寿。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 “新路”,正如所指出的,在于民主和现代性——通过权力制衡和权利觉醒,让 “大脑” 始终受到监督,让 “细胞” 拥有尊严,从而避免整个系统再次“瘤化”。
古代统治阶层实事求是不假,但大部分都是要求臣民。自己是难有自我批评的。
统治者们是顺人性还是逆人性,这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假如统治者洞悉了人性的规律,从而了解了权力的秘密,那么他们如何长久的保持逆人性的自律。
如果他们能保持这种逆人性的自律,如何能保证继任者也能保证这种自律?
继任者如果能保证自律,如何给予前任的二代一些特权。

统治者不是清教徒,是要繁衍的。
我们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么一些话,在电影与电视剧中常见,当一位老人眼中饱含泪花,回忆往事时讲道:
我们当年流这么多的血,为的是我们的孩子不再流血,我们当年吃了这么多苦,就是为了孩子们不再像我们一样。
我相信他们说这些话是真诚的,他们没有错。
咱们每一个人都如老人一样想,周期律不很正常吗。
封建集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不可能所有事都亲力亲为。
皇帝的会把权力分发,那么,权力如何监督权力,如何保证权力的行使边界,如何保证权力的行使者都是公证的。
如何保证权力的的行使者与监督者,不达成同盟,执政权与立法权乃至执法权有没有分立。

这种分立意识有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这种保障有没有可能,在特殊时期被某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打破?就如当年二战时期的罗斯福一样。……
所有朝代中,立国之初的在零和博弈中胜出的理想主义者,都会凋零,权力的顺位继承者们,是否还能保持初心?
答案都在这些问号里。
中国今天之所以强大,就是一直在克服这些难题,在阵痛中成长的。
祝祖国繁荣昌盛,乘风破浪驶向更光明的未来。
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放弃到手的利益,王朝跳不跳的出与我何干?趁着大权在手,多给自己捞好处,多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捞的差不多见势不好随时幸福美利坚
不要说大到统治一个王朝了,大部分聪明人甚至连一个家族一个企业都无法延续强盛三代。
好的制度配合高效的统治集团,可以带来强盛。但每个人都有私心,这是人性没法改变。再加上几代人之间思想一致性上的代差,初心一定会改变
对自己开刀是最难的。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戒烟戒酒戒橹。
戒掉权力和权力带来的任性以及好处,更是难比登天。
既然戒不掉,只能越来越靠近临界值,直到高压锅爆炸。
打碎一切,压力和矛盾完成疏导,新的秩序建构之后,一切又按照原来路径重来。
周而复始,就成了王朝周期律。
一个人也许有这个智慧,放弃利益,自己找罪受,但一个群体就几乎不可能。
在天性面前,聪明是不够的,没有用。
发明这个词的人是个多聪明的名利客,不还是改不了趋利避害!
日本天皇制度延续两千多年,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更替王朝的君主体系,被称为 “万世一系”。
英国也有 1000 多年了。
中国皇权太大,皇族太贪婪。最后把底层逼到无法生存。
其实统治阶层全是聪明人,才完蛋的更快。
因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能不冲突,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不说绝对,但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冲突的,想要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基本就只能挖集体的根才能做到。
你王朝活不过三百年,但个人寿命才多久?人死后那管你洪水滔天,更何况王朝完蛋,不代表朝堂上的那些大臣完蛋,更不代表其家族也完蛋,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换个皇帝,那些人照样继续奏乐接着舞,像黄巢那样的才是少数。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是选择给自己捞,让自己及家人过的更好,自己还有余财能经营自己的上下级关系,构建利益网络。还是选择一心为国,自己及家人清贫一生,你走后,你家人甚至得为生活发愁,身无余财,刚正不阿,但别人都躲着你走。
没在名利场亲身经历过,就不要天真的认为哪个事该怎么办,想事情的时候,把你那理想化模型先抛开,把个人因素先加进去,现实没几个人是圣人,也没几个人没私心的,没搞清利益关系,没搞清其中关键人物的个人因素前,别想当然。
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了。
历朝历代都对前朝覆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到了清朝,实际上统治已经非常稳固,要不是有洋人来,万年青也不是梦。
评论去似乎有些大聪明觉得能如何如何。然而,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五口通商,广州的特殊经济地位就不会丢失,广西就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贫民,太平天国也就不会有群众基础。
甚至没了洋教,太平天国也不太可能发展得如此顺利。
因为统治的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佃户吃不饱了就会减免赋税,就会维护一下公平。从结构分析就是我通过让利来保住我剥削性的这个秩序,让利的人是我,受益的也只有我。
但是对于一个阶层来说完全不一样。今年有了灾民,张家开仓放粮了,但是别家没有。灾民不闹事了,维护了秩序,收益的是当地所有地主,然而所有的成本都在张家身上,这本身就不公平。
同时,如果后面几年都闹灾荒呢,灾民是不是还会去找张家,就算灾民都是圣人,不会说什么送佛送到西,那么别的地主还有储备,张家没有了,是不是只能卖田,如此下去也就会跌落出地主阶级。本质上就是维护秩序的收益和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是为别人打工,有这种倾向的地主迟早会被淘汰。
所以从长期看,必然会导致所有地主阶级的人都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必须要自私吝啬到底,这种共识甚至可以叫做一种**地主文化**。
分析完古代语境下的地主阶级整体和地主个人的利益协调矛盾点,我们就可以从朝廷的尺度来看这个问题。封建朝廷本质上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朝廷想要 “长治久安”,就要想办法弥合这种阶级内部协调的问题,从而通过组织让利来稳住底层。其根本方针就是按照收益大小共同分摊秩序成本。也就是针对地主的税收以及各种显性 / 隐性的抽血。
然而方针的执行本质上是靠人,而官僚基本上都是从地主阶级里面选取的,就算不是,也会很快被同化为地主阶级。在王朝初期你还有足够的掌控力可以抽血,但是随着世世代代的姻亲和交情,王朝的机器就会快速腐化。同时腐化的还有你的政治机器,越来越多的成例和规矩诞生,这些实际都是前人为了博弈和抽血让出的利益(比如承诺不多收税,换取一次救灾出力)。
最可怕的是历朝历代以来的文化惯性,这些本质上都是地主阶级的 “积累”,是对于抽血的限制。因为上述的个人选择最优解原因,这种思想会固化为一种政治共识,进而变成一种文化。通过对 “圣人”/ 宗教的再诠释,这些东西逐步加入到文化中,成为天下人哪怕是百姓的共识。
所以对于一个末期的皇帝而言,抄一家可以,甚至灭掉一个地方的官员派系可以,但是想要让所有人一起让利就不可以。因为不让利的共识深入人心,每一个地主家庭都在朝廷里盘根错节。作为一个想要组织让利的皇帝,你只会陷入 “地主的汪洋大海” 里。不是谁要和你作对,而是每一颗树,每一块瓦,每一句圣人经书,每一个官员都在变成阻力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不明面反对你,但是可以阳奉阴违,可以摊派,你每一个让利的命令最后都会变成百姓的催命符,和官僚的鱼肉牌。而你的百姓都不会理解你,因为他们的教化都是乡绅主管,离他们最近的文化人从来都是这些地主的人,他们从小听的童话故事就带有毒素。你不是在和谁为敌,甚至不是和一个阶级为敌,而是和现有生产力下千千万万代所所有有人为敌。
这就好比一个修仙小说,生产力就是天道,在目前的天道下不可能突破某境界,任你惊才绝艳,哪怕看清楚了这一切,也无能为力。
所以从宏观说,马太效应 + 地主阶级个人最优解和阶级最优解不可协调,就注定了生产力变动前,只会走一次又一次重启的螺旋。你生在王朝初年和末年,同时发布一条命令,最后的差别就是 xx 之治与 xx 之乱,螳臂不能当车。
你问题里的前提就是错误的。统治阶层里 99% 的时间里 99% 的人都是蠢货。几千年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聪明人而已。至于懂得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是两件事。知道与做到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更何况这些蠢货,多数都不知道实事求是这件事。他们的蠢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他们的信息茧房。
周能活八百年是因为它小,周王能控制国内所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太大了,皇帝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所以有了官僚体系。
而官僚体系因为权责问题,贪污腐败是必然的。
听说过利令智昏这个成语吗?
也许有某些个体是聪明人。但是在利益面前,利益集团总体决策就会变成大春。而那些极个别的聪明人往往就在挖这个集团的墙角!到大势不可逆的时候,往往只想着自保一亩三分地。
第一句话就是错的
真实的逻辑是:
专制体制本身是逆向淘汰的
专制制度就是专门淘汰掉体制内人的优良品质和优秀基因
哪怕体制吸取进来的都是优秀人才
在体制之外的优秀人才进入体制内就开始了逆淘汰
即使你是最最最革命的人和群体,如国民党
只要是集权专制,就会蜕变为利益集团
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顶级统治阶级作恶,王朝维持无忧
中层统治阶级作恶,王朝苟延残喘
底层统治阶级作恶,王朝无力回天
再强大的王朝,生产力也只够维持少数人的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而这还是以底层民众卑如蝼蚁、毫无权力、愚昧无知为前提。
一旦政治土壤被彻底污染,上行下效,只要与统治二字沾边便迫不及待作恶,注定逃之不脱。
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朝周期永流传。
凡是告诉你想要跳出王朝规律的人,都是在骗你。
人类是一个不会高瞻远瞩的动物。
人类只会考虑自己的一生。
人只会为自己,人是绝对自私的东西。
所有人想的都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无论这个人有多么伟大,全部都是如此。
没有人会管子孙后代怎么样。
就像你的爸妈也绝不会想着靠自己奋斗,然后给子孙后代留下几千万几个亿的资产。
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最短视。
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是能够高瞻远瞩。
如果有,那肯定是奴隶心中的主子。
所有人都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王朝规律只是说给傻子们听听罢了。
谁会想到自己死后的事情?
每个人想的就是只要我现在当了皇帝,以后灭不灭亡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要是认为有一个大人物不是这么想的,说明这个人就是大傻逼。
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一个王朝周期律,汉以后所有稳定的王朝基本上国祚大概都是 300 年。
不管你怎么吸取前朝教训,最后都是 300 年多一点少一点。
历史书上基本就是明君 / 昏君、好人 / 坏人,开国的时候都是好人国家兴旺,后期国家都是坏蛋所以衰落。但其实不是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决定的。
生产关系是社会的本质,社会是生产关系的表象。
一般开国时都刚刚打完激烈的战争百业凋敝,这个时候地多人少所有政府往往会进行土地分配。你种国家的地,然后承担国家的劳役和赋税。国家马上开始欣欣向荣,人口快速增长、国力快速恢复,差不多几十年也就一两代人国家就恢复元气了,国家开始进入扩张期,征讨四夷建立国际秩序。
你说为什么国家要去建立国际秩序,征讨这些蛮族的钱留着建设自己不好吗?关键还是生产方式的问题,前现代社会一般就两种 “定居” 与 “游牧”。
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
而游牧是一种能量获取效率非常低的方式,受现代影视剧影响很多人都以为游牧就是_“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_好像快乐又自由,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游牧面临的自然压力非常大!一旦发生环境变化往往就要面临族灭的危机。艰苦的生产条件也造就了残酷的社会发则。掠夺周围其他人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农耕民族春耕秋收一样自然。
而当中原王朝社会秩序开始恢复,那这些边境上的城镇就自然被他们当成了 “粮仓”。这对于这些定居国家不胜其扰。
不光中国遇到这样的问题,欧洲各国也是一样。乘着维京长船顺流而下的维京海盗,在那个时代是各个国家的噩梦。最后法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把国内一块领土分给了这些人,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吧!这些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诺曼人。
当中央王朝必须去建立某种秩序,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而且有一点非常有趣,游牧民族的统一时间与农耕文明的王朝建立时间往往在同一时间段。其实就是由于农耕王朝给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也不得不被动 “统一”。中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约达尼斯在他的代表作《哥特史》当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民族蜂巢。
所谓 **“民族蜂巢”:**就是那些是穷山恶水、边鄙之地,难以被文明征服。但是又能源源不断输出过剩人口,创造新的族群,向外输出移民的地方。
世界著名的几个民族蜂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尔曼人)、东北亚的阿尔泰地区和阿拉伯半岛。
这几个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艰难,中央王朝往往无法实施统治。而一旦农耕地区统一,生产开始恢复,他们就会开始劫掠这些地区。中央王朝就不得不开始征讨,最后他们迫于中央王朝的压力也不得不统一,各种民族也就诞生了。
说回中央王朝内部。这个时间段由于生产恢复,民间往往有了些积蓄,对于这些战争总的来说是支持的。因为打击这些外族不光可以保护环境安全,而且谁不想当 “天朝人” 呢?
可是很快王朝内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土地兼并”!
有些土地兼并确实是经营的原因,你家收成好他家不好,活不下去了自然要卖田卖屋。甚至是你家生孩子快,他家生孩子慢(孩子越多族越大,乡里话语权更高,土地也分的越多)但是更多的原因是社会分配。
首先是特权阶层,比如贵族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天然有特权或者懂得税收的规则,知道怎么可以少交税赋、不交税赋、甚至是把税赋摊到别人头上去。
也就是他的 “盈利能力” 比其他人强。往往那些玩不过这些人的,就会把田地 “寄托” 在这些人名下,向这些人交税而不向国家交税。
比如光武帝时度田著名的:“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其实不光是中国,这种大族隐匿人口、田土,是世界的常态。日本写下此 “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 的藤原道长,巅峰时向他交税的农民比向日本朝庭交税的还多。
此时国家也就从 “自耕农经济” 转变为了 “庄园经济”。
庄园生产力要远远超过自耕农(因为人的需要可比奴隶的要多得多,而且庄园可以把成本进一步转价给奴隶们。)也就是说此时社会的劳动效率上升,必要劳动时间下降,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力是上升的。
而自耕农们的劳动效率远远无法与庄园匹敌,在这些庄园的竞争下,更多的自耕农陷入破产的危机。而且由于庄园主占有的剩余变多,他们可以有能力开始生产其他产品比如酒、农具,甚至是官员。
庄园主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脱产来研究文化,这些大族也就开始向世家转变。“阀阅阶级” 开始诞生!他们天然认为他们才应该统治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才掌握圣人之言与治国之道。
而这些人由于掌握文化与地方关系,所以理所当然地大量进入政府。形成了 “门生故吏” 这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古代师徒关系是直接类比父子关系的,夏侯惇当年就因为有人侮辱他的老师,直接杀人。
也就是说此时政府事实上就已经被架空了,官僚和地主成了一批人。
而此时国家的税收政策往往还是旧时的**按人收税。**也就是税收主体还是那些自耕农,他们往往要承担高额的赋税同时还要服恐怖的 “军役”、“劳役”。
同时此时战争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王朝前期国家往往不大,所以出征的距离和时间都不会很长。但是随着王朝的强大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作战,战争的时间也变得更长。
以前只是农闲时服役,但是现在为了战争常常不得不耽误生产。而对于一般自耕农来说,他就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所以很多人出征或者服役归来就会面临破产。
这一点同样不光是在中国,罗马也是一样。罗马建国时军团就是公民组成,战争大部分就是在本土。但是随着罗马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在伊比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到处作战。
表现这种困境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对本都的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当时罗马军团由卢库鲁斯率领,他的姓是罗马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之一。对于他来说这场战争是要惩罚不义的米特拉达梯保护罗马的尊严和利益,是为了获得荣誉的战争。所以他禁止军团劫掠,而这最终直接引发了军队哗变,元老院不得不派庞培来接替统帅。(庞培捡了个便宜)
并不是这些士兵没有荣誉感或者嗜血,而是战争旷日持久。家里已经不知道怎么样了,老婆孩子有没有遭遇什么困难,是不是已经沦为了债务奴隶?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场战争中获取足够的利益,来维护家庭!这才是他们的荣誉,而不是那些个诗歌和凯旋式。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他们无法与庄园竞争的局面。**所以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身进入庄园为奴。不过老爷们的庄园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呀!进不去庄园的就只能成为流民。大唐玄宗时期逃户就已经达到一半的程度。
而流民很容易就会转变为流寇,流寇进一步破坏其他自耕农的生产。使这些自耕农也没办法维持生产生活,要么破产进庄园为奴,要么和他们一起成为流寇。
这个时候国家乱象就开始了。以前的很多政策无法再维持下去。比如府兵,自耕农都没了你去哪儿找府兵?
而为了维持烈度越来越强的战争,职业军人也就诞应运而生。玄宗招长征健儿设立节度使、罗马马略军改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旧体制已经无法在维持这个国家了。
也就是说**此时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但是国家实力反而下降了。**改革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时候国家就会产生无数意见建议,开始喧闹。
比如西汉昭帝时期记录贤良文学与桑弘羊辩论的《盐铁论》、唐代宗时期刘晏改革的大辩论、以及宋代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甚至是后来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的摊丁入亩。本质上就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国家如何从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取税收。
一般来说这个坎能过,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再续个几十年。如果不能过那么就直接 gg。而所有过了的,最后都采取了一样的政策:核田归稅,也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
因为这个时候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你从平民身上已经无法榨出油水维持这个国家了。
崇祯拿不出军费吊死在歪脖树,并不是大明没有钱了,而是收不到钱了。
所以说改革就是要破坏现有的生产方式,而现有的生产方式直接锚定了社会的组成关系。
聪明人,实事求是,谁告诉你的?
他们研究了经济学,逻辑学,?
还是说在管理体系,管理哲学,人工智能方面有什么建树?
就这,还往他们脸上贴金。
真不知道你站在谁的立场~
假设错误,王朝的统治阶级并不聪明!正是因为不聪明,所以才有周期律!
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蜜蜂的蜂群,在蜂群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零部件,无论是谁,都是为了蜂群服务,目的是保证蜂群的存续和繁衍,在蜂群中,哪怕是负责产卵的蜂王,如果有一天不再产卵了,它要么被蜂群杀死,要么被工蚁培养出来的新蜂王杀死,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允许它安详天年在无法生育后自然死亡(但是在它安详天年的过程中它能得到的资源和以前当蜂王的时候会有天壤之别!它只会得到仅够它维持生存的基本资源!)
其实王朝和蜂群是一样的!王朝的统治阶级享有整个族群里面最优质的资源,但是统治者配不配得上呢?要知道统治者自己实际上是没有资源的!无论是朝廷的大臣还是统治者的军队都不是靠统治者自己种地或则搞手工作品养活的!而是靠王朝里的族群!
假如王朝里的族群下定决心抛弃统治者另立门户,统治者是没办法的(军队每个月都需要发粮饷,大臣每个月都需要发粮饷(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什么皇帝会投降?因为英军抵达南京城下后,把漕粮(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的从水路运输到京城的粮食)截断了,皇帝如果不投降,京城就要直接断粮!京城只要一断粮,大臣和军队会马上离皇帝而去《独裁者手册》这本政治入门读物提出过一个直指问题核心的观点:那就是一个独裁统治集团能维持统治的唯一手段就是能搞到钱,仅此而已!只要能搞到钱,他就能一直收买打手帮他镇压反抗力量!(所以一般反抗独裁的有效方式要么就是斩首行动 (因为钱是龙头用来为了发号施令,施展权力的,把龙头斩了,发号施令的也就不在了,反抗力量就自然消失了!)
要么就是把龙头变成傀儡,利用龙头的资源来 “挟天子以令诸侯 “!
两者相关的例子都有很多,先说斩首行动,以清朝为例:从 1908 年开始同盟会和光复会就一直在暗杀清政府的实权官员!随着清政府的龙头一个又一个的被杀(虽然刀不了皇帝这个大龙头,但是下面的小龙头是可以刀的,刀掉一个小龙头组织就散掉一片!,杀掉几个小龙头后整个官场就开始有点怕了,后面皇帝下令的镇压都只是敷衍一下,不敢真的干什么!(孟加拉当时也是这样,70 多个高级官员(小龙头)的户口本被清空了,没人再敢帮孟加拉的大龙头办事了,孟加拉总理直接跑路到印度!))
1911 年,同盟会把清政府最后还有意愿对付他们这些反清人士的高级官员暗杀了,整个满清所有官员全部开始摸鱼,一个都不愿意为宣统皇帝再去镇压反清人士了, 1912 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朝结束!
再说 “协天子以令诸侯 “,1519 年,西班牙人听说北美洲有一个人口达到数百万的还在使用青铜武器,木制武器,石制武器的独裁帝国(阿兹特克(位置在今天的墨西哥),他们带了 550 个人以外交为借口见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国王,然后他们杀光了国王的全部护卫,把国王软禁了,接下来开始 “协天子以令诸侯 “大肆榨取阿兹克帝国的财产!10 年后,一个叫皮萨罗的西班牙人听说南美洲有一个叫印加的独裁帝国,他带了 168 人就过去了,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印加帝国的国王,然后 “挟天子以令诸侯 “开始大肆榨取印加帝国的财产!不久后两个国家同时灭亡!
凡事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必然伴随着资源高度集中!就像城市里基本看不到野生动物一样,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方意味着掌握资源的必然都是 “自己人”!而“自己人” 之外的人只能掌握社会中极少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封建体系下的官僚主义都很难被转化为资本主义并且十分的排斥资本主义的原因,因为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官僚,他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寻租,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他可以随时制定一个规则把一个行业故意设定一个准入制,让给他行贿达到一定额度的人才能进来,或则直接不准其他人进来,由他指定一个或则几个“自己人“来直接对该行业进行垄断(正常情况下一个赚钱的行业只要能赚钱,自己就会开始进行发展,一个正常行业通常要到 80% 行业中的企业都开始出现亏损,这个行业才会停止增长!(你如果经常看一些创业咨询类的视频你会知道,大部分创业的人都是在一年内就结束战斗了(虽然这些结束战斗的人结束得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招人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他租房子养房东,用来买机械设备,办公设备,五金设备还有产品生产原材料等养活那些供应厂家和经销商(这些经销商靠着他们的消费又养活了背后的员工),这些行为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个正常的行业会一直有 80% 的企业都在亏损,倒闭,然后新人进来,有些盈利,有些亏损,倒闭,一直保持这种流动!行业的创新和进步是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集中的权力会导致这种流动停止,官员可以通过垄断一个行业关起门来赚钱,这导致他们根本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所以封建体系下的官僚主义最后都会逐步发展成彻底的资本主义反对者(这是权力的集中性导致的)!
但是官员垄断行业生产的产品却要通过数量庞大的普通人的消费来回收资金!所以这就相当于在普通人的身上安了一个肿瘤, 这种垄断的行业越多,安在普通人身体上的肿瘤就越多!最后整个社会的财富都被官员吸走了!本就萎靡的就业会因为消费的萎靡进一步萎靡!
这种压榨式的制度最终要么通过起义完成改朝换代,要么通过对外战争把因为资源匮乏导致的 “多出来的人” 消耗掉!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这就是历史循环圈的根本原因!
因为自己人越来越多。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是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度。当奴隶主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奴隶的剥削就越来越重。所以你看所有王朝有作为的君主。不是所谓的朝代开创者那最初几代毕竟奴隶主还少的时候。就是大屠杀奴隶主的君王。三武一宗,与其说是在灭佛,不如说是屠杀奴隶主。比如周厉王改革失败,被奴隶主报复直接导致后继者灭国。
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奴隶主越来越多。旧奴隶主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新奴隶主又要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要么从奴隶身上加重剥夺要么夺取旧奴隶主的,一个王朝如果不能定期实现对奴隶主的大屠杀,那只能等着被逼急了的奴隶们造反。
与其说是功高盖主。不如说是奴隶也没钱可以压榨了。必须杀了。在奴隶主阶层内,文官杀武官又是必然。所以这样的国家必然对外软弱,对内凶残。
说一个少年是个聪明人,他会非常开心。
说一个青年人是个聪明人,是在点他,要识点抬举。
说一个中年人是个聪明人,等于说他没资源没背景没能力。
说统治阶级是个聪明人,那就骂的太磕碜了,司马炎都要从棺材里跳出来抽两个耳光。
还要靠聪明来做决策,还要懂得实事求是,那统治阶级和社会牛马有啥差异?!
因为试图实事求是的王朝死的更快
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把刀挥向贵族,你杀老百姓容易,只要贵族都和你站在一起再多的李自成也没用,但是你去杀一群贵族,贵族就会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去反抗你,你死我活的那种,然后王朝分裂了,乱世大吃鸡来了
可以详细看看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历史,那些能闹起来的都是因为豪强选择了看戏或者加入,但凡豪强都站在中央这边的农民起义都被瞬间压死了
如果你实事求是真的想解决分配问题,那你就得动豪强,你敢动豪强豪强就会不站你这边,直到有人闹起来豪强们一呼百应,而你的支持太少就垮了
所以那些所谓的改革都是以不动既得利益者为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等到过去很多年既得利益者更多了,自己内部利益都不够分了斗的你死我活,你改革怎么改都没用了,根本就没有东西给底层了,底层活不下去了造反,内斗没斗赢的既得利益者选择看戏或加入,王朝最终还是亡了
没有哪个皇帝真的相信自己的王朝可以千秋万代的,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自己在位的时候不要出大乱子,然后把暂时压制的麻烦风险积累起来丢给后来人,最后谁接到雷谁倒霉
就是因为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都太实事求是了,才导致亡国的。
一看你就是被腐儒思想洗脑了。
你凭什么认为上层精英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你凭什么认为上层精英只想维护家国一统? 你凭什么觉得上层精英最高目标是天下太平,而不是发卖国财?
上层精英,无论是士族门阀,还是地主乡绅,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维护家族利益,从公家账上捞银子,只要能捞银子,肥一家私利,哪怕卖国都可以。
你想到的任何王朝崩坏,归根结底都是上层统治精英一步步蚕食底层,搞得底层老百姓被剥削得卖儿卖女没活路,只能反抗。
王朝迭代,就是一次次财富强制再分配。
如果上层都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不懂得利用权势为自己谋利,都是天天想着名垂青史这种不落地的 “理想”,国家还走不到崩坏。
:“相父,您看这个炉子,水被烧开了,盖子就会被顶起来。”
诸葛亮:“我知道,但是没有基础,做不出来。”
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这个知识点高中历史就讲过了。如果你不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可以把 “生产力” 类比理解为“物理规律”。
子承父业害的,出了一个败家子,就周期律了。
当生活过得艰难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是有钱人抢走了自己的生存资源,他们渴望有一个英雄人物,带领自己把有钱人手里的资源夺回来。成功了,他们会把英雄推上宝座。但是又很少有英雄能有华盛顿那样的格局和觉悟,所以,又是周而复始。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导致他们艰难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
斗胆打了这些文字,战战兢兢,还是挺怕被喷,怕被骂大殖子。。。
王朝周期规律?我从人口的角度来回答,如何一个大一统王朝,不管是战争,天灾,人祸,昏君,贪污,土地兼并等也好,你会发现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前期百年,相当于百年时间人口能翻两三倍以上的人口增长。按照这个百年人口增长速度,那每百年人口翻两三倍应该是正常规律,同时经济,贸易,技术,军事等各方面更是随着百年人口增长其如滚雪球一般膨胀。
但查过各个王朝各个时期人口的都知道,任何一个王朝,一旦过了前百年人口增长期后,人口增长是零,甚至负增长。西汉,东汉,唐,人口最巅峰也就过了五千万人口线,然后因为政局动荡,即使恢复,人口也不过维持在五千万人口基准线,唐朝安史之乱后人口一直低于五千万。北宋百年人口破亿后人口也停止增长,明朝人口百年达到最巅峰后人口同样停止增长,清朝百年达到四亿人时停止增长。各个王朝人口增长的核心限制是土地,与粮食。至于天灾,人祸,战争,土地兼并等问题难道人口增长最快速的百年里没有这些问题么?但是人口照样增长,所以除了土地与粮食,其它任何方面都不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借口。
我们来看看土地与粮食,每一个王朝乱世人口至少减少一半以下,多的人口至少要减少到前一个王朝的四分之一。汉初只有秦朝不到一半人口,唐初只有隋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左右,等等。我们再来看看粮食,我们可以把秦汉隋唐划分一个时代,因为要休耕,另人口百分之八九十集中在长江以北。而宋元明清因为种植技术突破不需要休耕,同时历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衣冠南渡使得南北人口自宋朝开始往后人口逐渐均衡,尤其是南宋衣冠南渡后整个南方人口八九千万,而完整的北宋人口不够 1.2 亿,这给了后期明清突破宋朝人口上限留下空间,因为整个南宋几乎把南方能开发的地区开发完了。以上就是秦汉隋唐人口在五千万人口线挣扎,而宋元明清能轻轻宋破亿,以及两亿以上人口的由来。宋朝不需要休耕,相当于土地于秦汉隋唐增长近一倍,南方得到完全开发,不像秦汉隋唐整个长江以南凑不齐百万人口,又是另一个土地翻倍增长点,宋朝如果不是因为时代背景,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实际上宋朝才是人口第一个破两亿的王朝。
土地的增长带来的是粮食的增长,粮食的增长带来的是人口增长,但土地是有限,以一个人初期土地百亩计,这个人过的很滋润,不用为粮食发愁,但随着结婚生子,一切都变了,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避孕措施,同时又讲究多子多福,然后我以朱元璋家庭为例,朱元璋排行老八,他家是佃户没有土地的,一个无地的家庭都敢生这么多,那拥有足够的土地的人会生多少个?当然有人会说朱元璋前面哥哥姐姐有夭折的,但朱元璋兄弟成活率在一半以上,更多的是饿死的。以朱元璋家庭为蓝本,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人生十个,夭折三分之一,还剩六个左右,因为不用担心粮食所以不存在饿死情况,以但子女出生,加上媳妇由人均百亩土地,一百亩除夫妻加子女六人变成人均 12 亩土地左右。但问题子女也要结婚生子,我们按四兄弟两个女儿来算,女儿出嫁不用分土地,那也是人均 16 亩左右,等到四兄弟取媳妇生子,以父母生育情况为蓝本,4×2+4×5 + 父母两人,就是 100÷30 人均土地三亩,到了第二代人其实这个小家族已经是接近破产状态了,因为我们要加上另外的因素,如干旱,水灾,贪污,生病治疗等方面,战争就不算了。古代平均天灾是一年两次,小灾还好,但大天灾?我们再一次忽略天灾等因素,孙子要结婚生子,三十人除去十个孙女,人均土地四亩 ,此时不以百亩计算加减乘除,以四亩开局,子女人数也减少,按三个子女算,夫妻两人,子女三人,人均土地 0.8 亩,这个时候已经说这个家庭已经破产了,此时导入天灾等因素第三代人就要开始卖土地,卖儿卖女了,第四代不是佃户,就是奴仆。此时我再说一下土地兼并问题,人均不到一亩的家庭,任何一场天灾,疾病等它就是卖土地的下场,但如果不是天灾时期卖土地值钱,但天灾时期有能力买你土地的还要考虑很多东西,亏本肯定不会,但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土地?这就造成天灾年间土地有市无价,人家买你家可以渡过临时难关,不买?就等着卖儿卖女。买土地的可以挑,但卖土地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理由,买,人家可以算临时救你一家,不买,全家都等死。很多人说古代土地兼并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遇到天灾等情况,土地兼并还能让大多数人活下来成为佃户,奴仆等,但不土地兼见过史书上描述千里无人烟的场景么?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没人去买土地,天灾你怎么种地?家里又没有余粮,以六月天灾,明年就算风调雨顺,但等粮食收成你得等一年。怎么熬?跟你同阶层的都一样,没有粮食吃,富裕的人家凭什么借粮,借钱给你应急?你今年借明年借,就算不收利息,以你家庭有还的起的时候么?事实上古代你要是开国初期没有十几万亩土地以上,不考虑政治因素,随着子孙繁衍除了嫡系一脉活的滋润,旁系分支的分支,出了五服外的人面也面临着破产绝后的危机,但如果土地兼并有的选,肯定是第一时间买底层族人的土地,能临时救几个是几个,这基本上都是古代世家门阀本能选择,其它人?只能等死。指望朝廷?世家门阀底层人也是百姓,但人家有人在朝廷当官,可以为世家门阀底层族人争取利益,各种先天优势加持。同时即使朝廷偏向非世家门阀底层人又能怎么样?就像前面一个初始百亩土地的人,随着结婚生子到第三代就得卖儿卖女,卖土地。也就是三四十年的事。
事实上所谓的王朝周边规律,在渡过前百年人口增长期后,只剩下疯狂内卷。一个个门阀世家背后说家不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族人嗷嗷待哺?五服之外也是自己的血脉族人啊,你不争,底层族人怎么办?但凡心里对五服之外的人当人看有怜悯之心的,你不争,也得不择手段去争。在前面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土地越少你子孙后代在大势面前连尘埃都不算,只有那些真正的顶级地主能熬过一个王朝,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规模,基本上动辄几万,到数十万。史书上说是被压迫。但看懂前面人口繁衍与土地关系的都能明白,在一个王朝里,大中小地主根本不需要压迫,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个就会破产。农民起义就是大中小地主不甘心,因为只有权力才能庇护族人,本身就是一群失去权力,即将失去土地的人,想要不被时代大势抛弃,只能造反。在王朝更迭中,聪明的如王莽,曹操,司马懿,杨坚,李渊,赵匡胤等这些顶级门阀世家自己篡位当皇帝,再次如刘邦项羽,努尔哈赤等入局争夺皇位。在古代没有实力争夺天下当皇帝的就几头下注。农民起义只是世家门阀之间的权力游戏,否则你农民起义,刀枪盔甲,战马哪里来?粮食哪里来?几十数百人串联去造反?你有那个家底么?真跟着你,自己要一边种地,一边跟着你打战?没一点好处,反而自己贴钱搭命谁会吃饱了撑的。真一群拿着锄头木棍的人去造反攻城?开什么国际玩笑?
所谓的王朝周期规律,只是因为顶级门阀世家不想再内卷,内耗了而已,毕竟底下一群群人造反拖的顶级门阀世家疲劳应对,打战等损失的都是自己家族精英,毕竟任何时代,普通人千千万,但人才难得。直接掀桌子不玩了,你们底下人不是想要生存权么?不愿意老老实实等死,那就把你们全部扫进垃圾堆。很多人觉得王朝更迭人口减少是因为军阀割据战乱造成的,但看过中日战争人口损失的都知道,中国直接损失人口军人死亡三百万,平民死亡 2500 万,总计 2800 万。而清末民初军阀割据,那点死亡人数更是一个不值一提,军人加平民死亡人数 50 万能凑够不?但为什么古代王朝更迭人口损失在一半以上?因为造反的人要分土地,女人,钱财,而那些拥有,土地女人,财富的人为了守住这些,只能生死相向,这是根本性利益冲突,没有和解的余地,同时谁不想子孙后代在新政权里活的滋润,长久?这就造成农民起义杀一遍人,顶级门阀世家入场把农民起义的人杀一遍,得天下大势的人再杀一遍,直接蒸发一半以上人口就不奇怪。
王朝周期规律跟统治者是不是聪明人没有关系,即使是神仙来了,有什么办法?人口增长超出了土地生产粮食的极限是无解的存在。想要避开王朝周期规律你得把土地与粮食问题解决。就像现在中国人口十四亿人,现在不愁吃喝,因为是顶级大国可以花钱向其它国家买粮食,但当一天全球经济血崩,工业生产停滞,钱如废纸时,想要活更多的人就是对外战争,疯狂扩张土地,拥有足够多种植粮食的土地,但这个时期的人可就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因为不对外战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要么活活饿死大半,或全部,要么因各个地域,城市之间争夺粮食内战。
在古代人口从来不是问题,有足够的土地让一头猪坐在皇位上,人口也会极速膨胀,毕竟。当土地不够时,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王朝周朝规律这个词只是一群吃饱了撑的想破解古代王朝所谓的王朝更迭问题,但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就土地,粮食与人口增长问题,但一群,文学,史学,社会学等教授能说自己研究来研究去,问题很简单但无解么?不能啊,自己要脸,徒子徒孙要吃饭,于是王朝更迭土地兼并得背锅,天灾得背锅,人祸得背锅,吏治得背锅,皇帝得背锅,世家门阀得背锅,战争得背锅,内乱得背锅等等。
现代文人跟古代文人一个尿性,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变法核心直指土地问题,但文人得吃饭,所以发明了新词汇王朝周期规律等,塞一大堆东西进去,云里雾里,看起来很有道理关联,但关联不大。几千字,再加上各个王朝数据十几万字能解释清楚的东西,加一大堆东西进去,显得有能力,有知识,有智慧。
古人并不是看不到问题,只是解决的办法过于现实残酷,就是掀桌子重来,但逼不得已谁愿意做?古代礼仪,道德以及儒家思想等教育 让大多数人不到最后谁也不会那么做,只能摆烂。对外扩张?别逗了,长江以南在宋朝以前占全国人口只有百分之几,都没有人愿意去,到清朝都还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扩张又有什么意义?打下来没人。几千年来总结的经验,治国还要怎么治?治理地方还要怎么治?不就是百业兴旺,贸易发达,兴修水利,修桥补路,判案,治安,开垦土地,人口增长,救灾,教育等等。谁不会?按部就班即使中庸又能差到哪里去?然后呢?最根本的东西拿什么去解决?
另外大部分王朝分配土地初始都是一百亩左右,也就是你在乱世能存活下来到新王朝建立,最底层人都是初始百亩土地左右,根据经济二八定律,哪怕再少,底层人也有六七层是有百亩土地,剩下三四层拥有百亩以上土地,根据前面人口增长速度,三四十年这百亩土地就是破产即使只有三四个小孩也就六七十年的事,底层六七层人面临破产,还有一两层面临到达破产边缘,这种情况下谁有情况解决?重新分配土地?人口摆在那里,至少六七层人口面临不足半亩土地,怎么分?大户人家也有族人要养,杀掉大户人家过几十年再杀?这跟猪养肥了杀猪有什么区别?底层人造反没什么杀伤力,但逼得大户人家造反那杀伤力,人家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武器人家也能弄到,要是这么玩,一个王朝的寿命能有百年么?谁敢去坐那个皇位治理天下?谁又敢支持其它人坐那个皇位等着自己家族被当猪宰?在古代不求土地,就算宰相之家守着百亩土地都得破产,除非他不要子孙后代,同时宰相之家跟着去种地。为什么史书强调皇帝不能薄情寡义?不能不仁等?因为那样做的皇帝人心真的会散,这个底层不是底层人心。说句不好听的话底层人在古代就是种粮的工具,底层人没能力去造反,否则史书上记载流民十几万到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又不是没有,都到易子相食,吃人的程度,这证明他们本身就没有能力去造反。在古代不要妄想贸然搞什么工业革命之类,除非你能保证土地,粮食,军队,工业人口,商业人口,救灾,之类的平衡,以及对周边国家的绝对武力打压等,否则那就是亡国之道。那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带走绝对农耕文明,正常的贸易,正常的工业基础。去看看西方工业革命掌控不了的下场,我们老祖宗不是蠢人,人家就是怕这种情况发生,否则说不爱钱财?人命让草芥,但古人更多讲究人命比钱财更重要,虽然他们无能为力,但他们觉得不会希望每百年一次乱世发生,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怜悯底层人。古人并不愚昧,从更早的夏商周他们就懂得什么样的情况是对自己,对国家子民有利。兴农抑制商业是古人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毕竟商业繁荣需要工人,工人带动市场,市场带动经济,但商业越繁荣代表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当粮食产生产出供应不了商业,你有几亿人,敌人只需几万人就能摧垮人,因为你没有粮食,再有钱,再多的人口,再先进的技术也没有用,宋,明,清就是下场,你即使加税也没有用,粮食的缺少带动商业的倒退,商业的倒退进一步影响工人失业,时间久了就是与其它国家形成技术差,另这些作为脱离土地的存在不可能有地,管,你没有土地分配,不管这是定时炸弹。外面有敌人,国内一团糟。如果你在古代看不懂最底层的逻辑,请当个昏君,你修仙问道也好,荒淫无度也好,你看不过去可以打压,但就是不要乱改社会运行规则,更不要有圣母心。除非你能保证你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为什么王朝中后期所有王朝都在加税?很多人觉得是贪官,是皇帝昏庸,但事实上就是缺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么被敌人灭国,要么加税挣扎一下,让乱世来的晚一些。为什么会有兴天下苦一说?本质上就是人口增长盛世,人均土地减少,粮食供应不上,能不苦么?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王朝稳定情况下你还有做奴仆的资格,在乱世你连做奴仆的资格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吃饱穿暖就王朝初期一两个帝王几十年,剩下的时间就是熬。
清朝差一点就跳出了王朝周期律,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和外敌的入侵,我们现在估计还生活在清朝的统治之下。
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加强自己的统治手段,防止百姓造反。
在秦朝的时候,陈胜吴广喊了一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拿着木头、锄头就可以开始造反。接下来的每个朝代,为了防止百姓造反出了很多政策,比如铁器要公营、锄头要几家共用、每家只能有一把菜刀等等。
到了大清,清政府掌握着全国最先进的火器,有人造反就拿枪和大炮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几乎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强大如太平天国也是失败了。再后来,外国列强开始入侵,清朝政府疲于应对才被革命党抓了空子,趁机推翻了清政府。
所以说,推翻王朝周期律的两大法宝就是:统治力和实力。统治力可以防止百姓造反,实力可以防止外敌入侵。如果一个王朝有了这两个法宝,不管怎么捣腾它也不会衰退。
你说的统治阶级实事求是根本不存在,如果真的实事求是,按理说每到后期,应该统治阶级让利给老百姓改善分配制度,提高老百姓收入,可是做到了吗,哪怕现在的中国天天号称自己是独特的,自己能不断革新自己都做不到更何况古代统治阶级呢。一个人也许愿意散尽家财,割肉自保,但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只可能强行灭了他们才能重新分配。
一个人聪明也好笨也罢,只要他脑子正常,他必然会追求他自己利益最大化。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本来就不一样,就像中国天天宣传黄文秀雷锋这种舍己为人,舍弃自己的为别人付出的,这种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是没几个人愿意这样,既得利益者更加不会。
统治阶级希望老百姓多付出,少回报,可老百姓想干的少回报多,这本来就是有冲突的。以古代为例,朝廷以为无限增加赋税就能解决财政问题,可是实际上呢,农民受不了压榨就纷纷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流民一大批就会直接起义,就算收到了一些钱,被上上下下各级官员层层盘剥还能有多少呢。现在也是,有个日照某个学校的女生说到西部到基层去,结果呢,谁会真的去倒霉呢。现在统治阶层喜欢力工,每天加班加点干活,然后贷款买房结婚娶老婆,35 岁干掉他,然后每到退休年龄就去世,可是正常人会那么傻按照这种模式走吗。
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当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时,是实事求是重要,还是保住自己和家族利益重要
第二、怎么证明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还是他们更容易被统治呢?
第三、退一万步,统治阶级想改革,下面的人愿意吗?
历史周期律能不能打破,早就有人回答了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特么的,其实是个很底层的问题,人类社会非常底层,非常宏大的规律问题。
简而言之,一句话: 人之道 损不足而奉有余。
生命以负熵为食, 负熵,就是有序 ,人类社会 能取到的资源都可看成是秩序化产物。 如有可能,人类总是会囤积更多资源,而私有制保障 人类契约性持有这些资源,好了。 所有人类个体,集团,阶级,民族等等一切共同体,都会吸附资源,也就是吸进负熵,把熵,排出来。
反映到社会现实上就是,资源一定会被兼并。 这是任何方法都改变不了的,它是很底层的规律。
想打破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就算,消灭了私有制,那么也不过是全人类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利维坦,它还是要吞噬 资源。来维持内部稳定, 把熵排给整个人类社会以外。 OK 你看全球化进行的这些年,碳排放怎么样。 这就是把废热往外排的结果。
人类一但发展,就必须向前发展,就必须越长越大,必须象利维坦。
王朝周期律,按整个人类算,不过是新陈代谢而已。 如已经无了王朝周期律,那说明人类成熟了,如果进展不到第二级文明的化,成熟也就意味着老化,也就离整体完蛋不远了。
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抱怨,接受现实,接受唯物。 反正洪流到来,哪个也逃不掉。
你光从统治阶层看,肯定看不出门道,
你从下面牛马角度看:为什么你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就许你家永享富贵?我们就要万世牛马?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是个反人类问题?
人类目前所有的制度实践都没法解决权力、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向少数团体集中,向少数国家集中这个本质问题,在没解决这个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所谓的跳出周期律,即是在这种财富聚集的底色下,要万世永兴,要万代享福,这不公平吧。
这一代干不死统治者,儿女下辈子继续干,一代不行,十代,十代不行百代,总有一天我们也要上去爽一把。
这这么看,是不是就懂了?
所谓如何跳出王朝周期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这个所谓问题本身就是解决人类至今无法克服的财富集中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你整天和目前唯一的正确解决方案过不去,是为啥呢?真当自己统治者呢?
前提就错,什么时候选拔测智商了?
干这个活的又不要智商
就是选支持自己的,打压异己
有什么难的
就算里面有几个聪明人,甚至有几个实事求是的人
在那个位子上也是身不由己没得选
否则肯定落败了
所以就算是费尽心机当上了统治阶级,也只是集权的奴隶罢了
恭喜你,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王朝周期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形成所有人解不开的死结,最终形成大势,也就是所谓的气数已尽!
我给你举个例子,王朝的这些聪明人,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亲戚,师生,同乡,同党,这些人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对于个人来说其实都不多,也不大,所以都会行个方便,举手之劳,就如同改道一条小溪,对于国家这个大海来说,少一条溪流根本不算什么,反正有那么多小溪呢,别人不改就好了。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聪明人代代改道,每个局中的人都是按照当前的最优解去处理问题,去改道溪流,殊不知这么多代的聪明人所改道的溪流早就已经是洪流的临界值了,但是局中的人只感觉大海浅了,只觉得都这么过了百年了,依然在自己改道,依然在做所谓的最优解,这时候及时有一两个聪明人看出问题也不会收手,因为大势已经这样了,这场洪水是迟早的事,是王朝日积月累欠下的债!是冤苦百姓百年的怨念,是需要大量人命偿还的,不是一两个人能阻挡的,这时候的聪明人不仅要加大改道力度,还要尽可能利用仅有的先知去占领制高点,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至于这场洪水多大危害,都顾不上,洪水过后,这片汪洋还是一片大海,不过继续改道溪流罢了!
只有中央集权王朝才有周期率。真封建王朝,比如欧美日,啥时候有过周期率。
为啥要集权,因为这帮王朝建立者就知道自己取得政权是非法的,不具备合法性。
在政治上,武力是最没有合法性的。你说你用武力打下的你就得国正。但关键是你能一直能打吗?就算你一直能,你的后代也能打吗?如果你不能打,那你合法性自然就没了。
所以这帮王朝建立者只能集权,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使得整个社会费拉化,来保住自己权力。
资源、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上,怨怼也会集中在君主身上。被推翻是迟早的。
能陷入王朝周期率的已经算是其中经营有方,算是其中优等生了。绝大多数是两到三代就亡了的。
哪怕是陷入周期率的唐、明。李亨、朱棣其实已经算重新开国了,又把天下打了一遍。和刘秀本质上性质是一样的差别只是对本家族还是对外人。
人类历史上,生产关系才能决定生产力,倒过来说的那些你小时候学的都是骗你的,先进的制度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些所谓宁有种乎的聪明人,推翻上一个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根本没有改变旧有的制度,所以最后还是会陷落到原来王朝的周期里去。
聪明人?一代二代可能是,三代四代,五代六代呢?
何不食肉糜?
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
你可以说开国的那一批人是聪明人,而即使是这一批人里也有很多是被带飞的,刘邦的功人功狗论就说的很明白了,连开国的都这样,你还能指望后来靠血缘上位的聪明吗,肉食者鄙、何不食肉糜可都是说他们
因为权力会让人沉醉。
就好像吸毒一样,再吸一口,再吸最后一口,这次真的最后一口,吸完这口戒了好好上班… 嗯,说着说着感觉又像说房地产了。
从古至今,为了权力争夺,父子兄弟都反目成仇互相算计暗杀。可见权力的魅力。
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你以为每个刑讯逼供的都是为了破案为了口供?
不是的,因为在当时的那种坏境下,一个人被你合法的限制固定在一个封闭空间里,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你为刀俎,他为鱼肉,他视你为神明,小心翼翼讨好你,巴结你,害怕你,那种感觉是会让人情不自禁而陶醉其中的。折磨他,让他对你感到恐惧,求饶,哭泣,会让人体验到权力的快感。
唯有真正的民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把内心的恶魔限制在脑海里,让有权力的人不敢肆意妄为,才能避免周期律。
我们的周期律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遍遍重复循环罢了。
我有时甚至会想,除非是有哪个文明国家殖民几百年,从思想上逆转几代人,才能彻底扭转几千年来的惯性。
你看过胡军那版的《朱元璋》吗?
里边有个元朝的大官,好像是宰相吧,他和朝廷要军饷,要镇压反叛的义军,来传旨的太监告诉他,军饷没有,皇帝还要他给找秀女和给太后祝寿的银两
那个大官说: 国家都这样了,怎么他们还要再苦一苦百姓
太监说: 那些个皇亲国戚比你清楚的多,他们的财产早就转移了
大意是这样的,有出入
中华文明五千年了,这个问题到今天都没解决,我觉得依靠后人的智慧都不可能了,只能依靠外星人了
引子:一个皇帝的凌晨三点
公元前 195 年,长安城,未央宫。
刘邦躺在病榻上,辗转难眠。
这位从沛县小亭长一路杀出来的开国皇帝,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大汉,能传多久?
他见过秦朝的煊赫,也亲眼看着它十五年就土崩瓦解。阿房宫的大火,至今仍在他梦里燃烧。
“秦二世而亡,我刘家能传几世?”
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张良。
张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说了八个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刘邦沉默了。
他当然懂。他太懂了。
可懂又怎样呢?
四百年后,大汉还是亡了。
而更诡异的是——后面的每一个王朝,都懂这个道理,都在拼命避免这个结局,却没有一个成功。
唐太宗编了《贞观政要》,把历代亡国的坑一个个标出来,叮嘱子孙别踩。结果呢?安史之乱,差点没把大唐送走。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武将的威胁解决了。结果呢?靖康耻,犹未雪。
朱元璋更狠,《大诰》写得明明白白,贪官剥皮充草,放在衙门口当警示。结果呢?明朝后期,贪腐之烈,冠绝历代。
清朝更聪明,吸取了汉人王朝的所有教训,密折制度、秘密立储、军机处…… 可最后呢?照样躲不过那个轮回。
这就有意思了。
如果蠢,那还情有可原。偏偏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知道问题在哪,却个个都逃不掉。
这到底是什么鬼?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让无数聪明人抓狂的终极命题——
王朝周期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绝顶聪明的人,就是跳不出去?
在正式开聊之前,咱们先把概念捋清楚。
所谓王朝周期律,说白了就是一个现象:每个王朝都会经历 “兴起—鼎盛—衰落—灭亡” 这么一个轮回,而且这个轮回几乎不可避免。
短的像秦朝,十五年;长的像周朝,八百年。但不管长短,最后都殊途同归。
1945 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里,跟我党的那位进行了一场著名的 “窑洞对”。
黄老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那位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好了,政治正确的话咱们就不展开了。
咱们今天要聊的是——为什么那些绝顶聪明的统治者,明明知道问题在哪,却一个个都栽在这个坑里?
这才是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先给统治阶层正个名。
能坐上那个位置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傻子。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
刘邦聪明吗?
这哥们儿起家的时候就是个混混,项羽是什么人?百战百胜的战神。刘邦跟他打,十战九败。但最后呢?垓下一役,四面楚歌,项羽自刎。
这叫什么?这叫以弱胜强,以小博大。没有极高的智商和情商,根本玩不转。
李世民聪明吗?
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基称帝。然后呢?不但没有被骂成暴君,反而成了千古一帝的典范。贞观之治,万国来朝。他把弑君杀兄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硬生生洗成了 “拨乱反正”。
这政治手腕,这舆论操控能力,一般人学得来吗?
朱元璋聪明吗?
从乞丐到皇帝,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的开国之君。他创立的那套制度,维持了明朝近三百年。废除丞相制度,设立锦衣卫,把权力牢牢攥在皇帝手里。
你以为这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是反复琢磨、精心设计的结果。
所以问题来了——
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都看到了前朝灭亡的教训,他们都在拼命地修修补补、改革创新。
但为什么,一个都跳不出去?
《瑜伽师地论》里有个概念,叫 “慢”。
什么是慢?就是 “我执” 的一种表现,简单说就是:自以为是。
卷三十六说得很清楚:“云何为慢?谓由亲近不善丈夫,闻不正法,不如理作意故,及由任运失念故,于己有增上心,是名为慢。”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因为你太相信自己了,所以你看不到真相。
历代开国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前朝那些蠢货,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我这么聪明,看得这么透彻,怎么可能重蹈覆辙?”
秦始皇修长城、焚书坑儒,他想的是:六国的失败是因为分裂,我大一统,就不会重蹈覆辙。
刘邦封诸侯王,他想的是:秦朝的失败是因为太集权,我分封宗室,就能江山永固。
结果呢?秦朝亡于暴政,汉朝差点亡于七国之乱。
唐太宗设三省六部,他想的是:汉朝的失败是因为外戚专权,我这套制度设计,让权力相互制衡,就不会有问题。
结果呢?安史之乱,节度使造反。
每一个聪明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那个 bug,已经打上了补丁。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问题根本不是哪个具体的 bug,而是整个系统的底层逻辑。
就好比你家的电脑中毒了,你把病毒杀了,觉得安全了。但其实,你的操作系统本身就是有漏洞的,你不换系统,早晚还得中招。
王朝更迭,不是某个君主犯了某个错误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
可惜,聪明人太相信自己的聪明,以为凭自己的智慧可以打破这个循环。
这就是《瑜伽师地论》说的 “慢”——你越觉得自己行,你就越看不清真相。
好,假设有那么一个绝世天才,他真的看透了问题的本质,知道要怎么改。
那他能改吗?
答案是:改不了。
为什么?因为他被绑架了。
《史记 · 货殖列传》里有句话,说得透透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王朝的运转,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系统。
皇帝坐在最顶端,下面是勋贵、官僚、士绅、商人…… 一层一层,像个金字塔。每一层都在从这个系统里拿好处。
开国的时候,蛋糕刚做出来,大家都有份,其乐融融。
可随着时间推移,人越来越多,蛋糕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怎么办?
那就只能重新分配。
可问题是——谁愿意把到嘴的肉吐出来?
皇帝说:我要改革,削减贵族的田产。贵族说:你要革我的命?那我革你的命!
皇帝说:我要打击贪官。贪官说:我们可是你的统治基础,你动我们,谁帮你管理这个国家?
皇帝说:我要给老百姓减税。官僚说:陛下,国库已经空了,不加税,军队发不出饷,城池修不了,万一外敌入侵,谁负责?
你看,皇帝再聪明,他也是在利益网络里的一个节点。他不是超脱在外的神,他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他想改革,就要动别人的奶酪。动别人的奶酪,别人就要反噬他。
王安石变法,他的设计在技术上几乎无可挑剔。可结果呢?新党旧党互相攻击,变法半途而废,大宋的命运一点都没改变。
张居正改革,万历初年,大明回光返照了一下。可张居正一死,人亡政息,改革成果全部付诸东流。
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得罪了整个士绅阶层。结果呢?他被骂成了暴君,死后名声臭不可闻。
《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九里说:“由贪著故,于诸欲中深生染著,难可解脱。”
什么意思?人一旦对利益产生执着,就会被利益所困,难以解脱。
皇帝被勋贵绑架,勋贵被官僚绑架,官僚被士绅绑架,士绅被商人绑架……
整个系统就像一条铁链,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每个人都在拉扯别人,也被别人拉扯。
谁都想改,谁都改不了。
这就是利益绑架的可怕之处——不是不想跳出去,是跳不出去。
好,假设有个皇帝,他不但看透了本质,而且铁了心要改革,不怕得罪任何人。
那他能成功吗?
答案依然是:大概率不能。
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
《韩非子》里有个著名的比喻:皇帝就像一条鱼,生活在水里,水就是信息。谁能控制水,谁就能控制鱼。
皇帝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他看到的、听到的。
《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汉灵帝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可汉灵帝问身边的人:“天下太平否?”
旁边的人答:“四海承平,百姓乐业。”
汉灵帝信了。
他真的蠢吗?不见得。他只是被信息茧房困住了。
乾隆皇帝下江南,沿途看到的都是歌舞升平、五谷丰登。他哪里知道,地方官提前把穷人都赶走了,把破房子都拆了,沿街的店铺都是临时搭的布景?
这就是信息失真。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八说:“痴者,于诸谛理,及诸业果,愚痴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愚痴的本质,不是智商低,而是看不清真相。而看不清真相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切混乱的根源。
皇帝生活在金字塔的最顶端,离真相也最远。
他看到的是奏折,奏折是谁写的?大臣。大臣会不会说真话?当然不会,说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派下去的巡查官,会不会据实汇报?当然不会,据实汇报就得罪同僚,以后还混不混了?
信息一层一层往上传,每过一层就失真一次。等传到皇帝耳朵里,早就面目全非了。
雍正皇帝搞密折制度,绕过官僚系统,直接让亲信汇报地方情况。算是古代最接近 “直达天听” 的尝试了。
可效果呢?治标不治本。因为亲信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时间长了,照样会变质。
所以你看,皇帝再聪明有什么用?他甚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怎么解决问题?
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是假的,血压是假的,血糖是假的,B 超是假的…… 医生再厉害,也无能为力。
信息失真,是权力金字塔的天然 bug,越高的位置,失真越严重。
这个 bug,从秦始皇到宣统帝,两千年,没人解决得了。
好,咱们再退一步。
假设有个皇帝,他看透了本质,不怕得罪人,信息渠道也没问题。
那他能打破周期律吗?
答案还是:不能。
因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边际递减效应。
什么意思呢?
任何一个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效率都是最高的。因为设计这套制度的人,针对的是当时的问题,解决的是当时的矛盾。
可时间一长,情况变了,制度还是那个制度,效率就开始下降了。
就好比你买了一台电脑,刚买的时候飞快,用个三五年,越来越卡。不是电脑坏了,是软件更新了,硬件跟不上了。
王朝也是一样。
开国初期,百废待兴,人少地多,税负很轻,老百姓安居乐业。
可过个几十年,人口繁衍,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矛盾开始激化。
再过几十年,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滋生,效率低下,财政越来越吃紧。
再过几十年,天灾人祸,流民四起,农民起义,军队平叛,财政雪上加霜。
这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
就好比人的衰老——你再怎么养生、锻炼、吃保健品,也不可能返老还童。能做的,最多是延缓衰老,但绝不可能逆转。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一里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从生到灭。王朝也不例外。
它不是被谁打败的,它是自己老死的。
汉朝是老死的。唐朝是老死的。宋朝、明朝、清朝,都是老死的。
外敌入侵、农民起义,那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死因,是内部的衰朽。
而这种衰朽,是时间带来的,是熵增带来的,是任何人力都无法对抗的。
再聪明的皇帝,也只能延缓这个过程,不能阻止这个过程。
就像再厉害的医生,也只能帮人多活几年,不能让人长生不老。
聊到这儿,咱们可以做个总结了。
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跳不出王朝周期律?
因为周期律根本不是一个 “问题”,它是一个 “规律”。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规律是无法违抗的。
就好比万有引力定律——苹果必然会落地,你再聪明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能做的,最多是往天上扔一扔,让它晚一点落下来。
王朝周期律也是一样。
它的底层逻辑是: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从高效走向低效,从生机勃勃走向暮气沉沉。
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社会领域的体现——熵增原理。
你想打破它?
可以。
开放系统,引入外部能量。
但问题是,王朝这个系统,天然就是封闭的。
皇帝是天子,唯我独尊,不允许有第二个权力中心。
官僚是铁饭碗,能上不能下,只能膨胀不能收缩。
土地是零和博弈,你多一亩,我就少一亩,你死我活。
信息是单向传递,只进不出,越来越失真。
这四个特征,决定了传统王朝必然是一个封闭系统。
而封闭系统,必然走向熵增。
这就是周期律的本质——不是某个人做错了什么,而是整个系统的底层设定就是这样。
《资治通鉴》开篇就说:“治乱兴衰,皆有定数。”
司马光看透了。
可看透了又怎样呢?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还有另一种玩法——一种开放的、能够自我更新的系统。
聊到这儿,咱们可以上点高度了。
《瑜伽师地论》是佛学的核心经典之一,玄奘大师亲自翻译的。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缘起性空。
什么意思?
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没有永恒不变的本体。
王朝也是如此。
它因某些条件而兴起,也必然因条件改变而衰亡。
这不是坏事,这是自然规律。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说:“一切有为法,皆悉无常,皆悉是苦,皆悉空寂,皆悉无我。”
这段话如果用来解释王朝周期律,简直再合适不过——
“无常”——王朝会变,会衰,会亡,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是苦”——执着于永恒,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
“空寂”——王朝兴亡,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泡沫,来去无痕。
“无我”——不存在一个独立自存的 “王朝实体”,所谓王朝,不过是无数因缘的暂时组合。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聪明人跳不出周期律了——
因为他们太执着于 “跳出去” 这件事本身。
他们把王朝当成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东西,拼命想让它不死。
可问题是,这个前提就是错的。
没有什么可以永远存在。
人会死,树会枯,山会平,海会干,恒星会燃尽,宇宙会寂灭。
一个王朝,凭什么例外?
真正的智慧,不是想方设法让王朝永存,而是接受无常,顺应变化。
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事物一旦强盛到极点,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规律。违背规律的,都会被规律惩罚。
聪明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太想 “逆天改命”,却忘了 “天命不可违”。
好,聊了这么多历史和哲学,咱们说点现实的。
王朝周期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
第一,别迷信聪明。
聪明很重要,但聪明不是万能的。有些问题,不是靠聪明能解决的,而是要靠结构性的改变。
一个人再聪明,在错误的系统里,也只能越努力越失败。
与其在烂系统里拼命,不如换一个好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要强调制度建设、强调法治、强调权力制衡——因为靠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
第二,警惕利益绑架。
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公司、一个团队,时间长了都会形成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排斥一切改革,因为改革会动它们的奶酪。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做大了反而会死——不是被对手打死的,是被自己的既得利益者搞死的。
要想打破这个困局,就必须保持流动性,让新人进来,让旧人出去,让利益不固化。
第三,保持信息通畅。
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容易陷入信息茧房。
身边的人只说你爱听的,只报你想看的,时间长了,你就成了聋子瞎子。
要想避免这个陷阱,就必须主动下沉,主动接触一线,主动听不同的声音。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人早就说透了。
第四,接受无常。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公司会倒闭,行业会消失,技术会淘汰,关系会变质。
与其害怕变化,不如拥抱变化。与其执着于维持现状,不如主动求变。
《瑜伽师地论》说的 “无常”,不是悲观的宿命论,而是积极的行动指南——
既然一切都在变,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快、更灵活、更能适应。
不要做那条逆流而上的鱼,要做那片随风飘荡的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顺势而为。
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诸葛亮。
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了吧?
可他最后是什么结局?
六出祁山,无功而返。星落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
临终前,他写给后主刘禅的《出师表》里有一句话: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他无奈的注脚。
他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做了。
可他还是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蜀汉该亡,还是亡了。
诸葛亮的悲剧,就是所有聪明人的悲剧——
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有些事,真的不是聪明能解决的。
但话说回来,诸葛亮的伟大,也恰恰在于此。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他还是尽力去做。
这不是愚蠢,这是勇气。
真正的智慧,不是看透之后的放弃,而是看透之后的坚持。
知道无常,仍然努力。
知道必败,仍然战斗。
知道会死,仍然活着。
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王朝周期律也好,历史规律也罢——它们只能决定结果,决定不了过程。
而我们活的,恰恰是那个过程。
所以,聪明的朋友们——
别再纠结能不能跳出去了。
好好活这一场,尽力做你能做的事,接受你改变不了的事。
这就够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原因。
看看富豪们就知道了,创下基业的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优秀,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后代败家。
农民出身的皇帝,再怎么心系农民,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后代是皇家出身,离农民远。
不能奢望一个皇家出身的人,能像初代皇帝一样了解基层。
也不能奢望一个官宦出身的人,能像初代寒门以生民而立命。
这个和聪明无关,这是博弈论的最优解
假如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当资源还丰富的时候,所有人都能你好我好大家好。此时博弈论的数学解必定是趋向于一团和气,即利益均衡。但当人口增长,资源的增量无法满足利益均衡时,“零和博弈” 这个黑暗森林规则便立即启动。此时所有的聪明才智就必定会围绕 “零和博弈” 而展开。独裁专制,一家独大就会形成。而专制体制下人们的聪明才智都会趋向于参与零和博弈,即内卷!
古代中原恰恰地不利!西面是高山和沙漠,东面是无尽太平洋,北面乃苦寒之地,整个地理位置简直就是封闭而狭小。再加上古代交通技术不行。这就让东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在早期天然隔离起来了。在狭小而封闭的空间里,部落和部落,诸侯与诸侯,各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游戏就开启了。这种游戏取胜的方式只能诉诸强权,而暴力就是强权的有力手段。垄断暴力等于垄断天下。因此,零和博弈的结果必定走向中央集权。
第二,中央集权王朝往往封闭内部和外部的秩序交换。因为外部秩序会让内部秩序失衡,这会导致领导集团权力丧失!因此古代王朝几乎一边倒的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特别是在遇到先进文明的时候。
第三,封闭系统的熵增不可逆。一旦熵值达到阀值,系统秩序必定崩溃。王朝秩序由治到乱的过程就是系统熵增的过程。在一个封闭的集权系统中,由于缺乏外部的能量(秩序、资源、技术)输入,系统内部必然通过阶级固化和资源向上集中,导致熵增(社会混乱度)持续加剧,直至系统崩溃。而崩溃后的秩序重建,依赖于外部秩序的输入或内部通过暴力实现的强制降熵。而通过这内部暴力的方式也必定重启封闭系统。因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诉诸暴力
无关聪不聪明人,王朝周期律是系统性的,避无可避的。
王朝周期律的核心原因,并非统治阶层不够聪明或不懂实事求是,而是古代集权帝制的结构性矛盾与不可逆转的系统性衰退,这些矛盾的根源深植于制度本身,即便统治者能阶段性调整,也只能延缓衰败,无法从根本上破除。
1. 古代农业社会绕不开的死结:土地兼并
古代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国家税收、徭役、兵源、粮食供给和再生产都依赖农民。
王朝初期,往往经历过战乱后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统治者会推行均田、休养生息、低税甚至免税政策,让农民获得土地,社会进入稳定上升期。
但时间流逝,土地私有制下的兼并趋势必然出现:
官僚、地主、士族利用特权和财富,通过强买、巧取豪夺等方式吞并农民土地;
农民遇到天灾人祸(饥荒、徭役过重、瘟疫蔓延),只能变卖土地沦为佃农,甚至流民。
当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两个致命问题会爆发:一是国家税源枯竭,地主士族通过隐匿土地、勾结官员逃税,朝廷收入锐减,只能加重对剩余农民的剥削,进一步激化矛盾;二是流民数量激增,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生存边缘挣扎,成为起义爆发的导火索。
即便统治者意识到问题,试图抑制兼并(如汉朝的限田令、明朝的一条鞭法),但既得利益集团就是统治阶层自身—— 皇帝依赖官僚、士族维护统治,不可能真正触动他们的核心利益,改革最终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被既得利益者架空。
2. 集权帝制不可避免的熵增:官僚体系的腐败与僵化
王朝初期的官僚集团,往往是开国功臣或经世致用的实干派,效率高、纪律严。
但随着世代更替,官僚体系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低效、内卷。
权力缺乏制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个人精力有限,必须依赖官僚集团治理国家。官员的升迁、考核掌握在上级手中,导致向上负责取代向下负责。
权力只向权力的来源负责—— 孟德斯鸠。
官员只需要讨好上司,无需关心民生,腐败(贪污、贿赂、结党、权力寻租)成为常态。
利益集团固化:官僚、士族、外戚、宦官等势力,会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垄断资源和上升通道。
后期的统治者即便想整顿吏治,也会遭遇整个集团的抵制(比如明朝崇祯皇帝想改革,却被文官集团掣肘)。
制度僵化:开国时的制度(如法律、赋税、兵制)是适配当时的社会情况的,但随着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制度无法及时调整,逐渐从治国利器变成束缚手脚的枷锁。
比如唐朝,藩镇越发膨胀就是因为大部分藩镇需要自筹钱粮养兵,这也是藩镇能够割据的核心原因之一,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割据型藩镇(如河朔三镇):完全掌控辖区内的赋税、盐铁、屯田等收入,基本不向中央上缴钱粮,所有财政收入都用于养兵、扩充势力,甚至还会截留中央调往其他地区的物资。
节度使的财政自主权极高,中央几乎无法干预。
服从型藩镇(如中原、东南藩镇):初期会向中央上缴部分钱粮,但仍需自筹大部分军费。
唐朝中后期中央财政枯竭,无力供养各地驻军,因此默许这些藩镇在辖区内加征税赋、经营屯田来养兵。
这类藩镇的财政有一定自主性,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调度。
所以,到近现代,再穷也只能裁军,而不是允许军队经商,这就是历朝历代总结下来的经验教训。
3. 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的极限
古代农业社会的资源承载力是有限的—— 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受限于技术水平(如水利、农具、育种),增长空间很小。
但王朝稳定期的人口会呈现几何级增长:
汉初人口约 1500 万,到西汉末年增长到 6000 万;明初人口约 6000 万,到明末突破 2 亿。
当人口数量超过土地的承载极限,马尔萨斯陷阱就会触发:粮食供不应求,粮价飞涨,饥荒频发。
此时,哪怕是小的天灾(旱灾、水灾、蝗灾),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变。
统治者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推广新作物(如明朝引进番薯、玉米)缓解压力,但这些措施只能延缓危机,无法解决根本矛盾—— 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最终必然陷入人口过剩→资源短缺→社会崩溃的恶性循环。
4. 统治者的代际衰退:从实干到腐化的必然趋势
王朝周期律的另一个推手,是统治阶层自身的退化:
开国皇帝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往往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实干家,深知民间疾苦,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会克制自己的欲望,推行务实政策。
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大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缺乏对现实的认知,更关注权力享受而非治国理政。
他们可能沉迷酒色、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也可能被外戚、权臣、宦官操控,成为傀儡。
即便出现少数之主(如光武帝刘秀、唐宪宗李纯),能通过改革暂时扭转颓势,但中兴之后往往是更快的衰退。
改革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也激化了利益矛盾,而后续的统治者很难再拥有中兴之主的魄力和能力。
王朝统治者的聪明是战术性、个体性的,他们在既定规则内把维稳、征税、驭臣做到极致。
但周期律的根源是战略性、结构性的,涉及权力如何被约束、信息如何真实呈现、普通人如何参与决策、统治集团如何愿意为长期收益付出短期代价。
这些底线问题,超越了任何具体朝代和个人的范畴。
因此,每一代人都在口头上告诫要打破周期律,行为上却不断加固导致周期律的恶性结构。
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存在一个根本的弊病,直到今天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任何人在自己有效的 80 年生命中,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生命中存在的利益,而把一些暂时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由利益冲突而产生)留给继任者。
而任何政权在诞生之初,我们可以将统治系统比喻为是处在一个 “低熵” 状态,即统治集团利益链条相互捆绑程度最低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系统的运行必然会导致系统出现熵增,即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建立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正是由于统治者往往优先考虑自己几十年生命中的利益,则新的利益链不断建立而旧的利益链不会自发斩断,大量的问题总是乐观性地留给下一任继承者,即 “相信后人的智慧”。这个系统会逐渐积累各种利益的死结,这些死结会导致系统的执行力下降、反馈失效等问题,结果就是表现为治理能力等衰弱。
最终令政权走向覆灭的并非统治者的无知、无能,恰恰相反,统治者往往清楚问题所在,但是整个系统已经被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捆绑从而失去了纠错能力。当真正有效的改革方案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无法得到执行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的不公会持续拉大,这最终会导致部分原先占据利益位的精英从利益位跌落,也会导致大量底层人滑向赤贫状态。这时,一个新的革命集团将会出现,即被由跌落精英阶层发动和组织、由底层赤贫阶层组成、新利益集团所支持的革命集团。这个革命集团将会采取暴力手段,斩断旧政权的所有利益链条,将旧政权完全颠覆。革命成功后,革命集团中原先的跌落精英阶层将会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少数原先的赤贫阶层将成为新的精英,而原先绝大部分赤贫成为新的底层。整个系统就像是一个细胞的衰亡过程,在当今看来仍然是不可逆的过程。细胞并非失去了求生意志,而是自身积累的大量 “错误” 导致它已经无法求生。在当今看来,最终的结局仍然是令人失望的。
在理想中,保持政权不会走向覆灭的情况存在,那就是统治者不再优先考虑自己生命中的利益,即放弃逐利,而纯粹地为了政权存在而存在。唯有在这种理想状况下,整个系统才能维持最初的 “低熵” 状态。人类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目的可以认为是不断寻找如何降低人类政权 “熵增” 的速度的方案,即通过提出新的政治理念、监管方式等等不断约束统治集团内部利益链条生成的速度,尽可能提高系统的寿命。政治学的最终理想,就是能够提出一套完美的方案,能够让政权一直处在 “低熵” 状态,跳出“周期律”。当然这些都是遥远的理想,就像是物理学的最终理想是找到大统一理论一样,即通过一个方程就能够完美描述一切物质的行为。不论是政治学还是物理学,遥远的理想最终能否达到?我们是只能无限趋近还是最终能够实现?这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了。
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式,长期稳定的约束人性的恶!
这就导致权利无法长期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群体手中!
可是如果统治者能够平和的让渡权利,让皇帝成为一种符号,那么是可以名义上摆脱王朝周期律的。
比如周天子失去了权利,周朝立国 800 年!
比如日本天皇失去了权利,皇族可以延续一千多年!
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一旦被创立,即便是居于顶位的统治阶级也并不能轻易地改变这个体系,更何况是体系僵化这种如同人类的衰老一样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王朝周期率就是这种僵化 / 衰老的典型体现
基于以往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出如下推论:
1. 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必然会衰亡,不外乎其形式不一、烈度不同,时间跨度短则数日数月、长则百年千年
2. 政治体系是独立的客体,在其被彻底推翻重构之前,即便是该体系的创立者 / 统治者也被限制在这套体系的框架之下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统治者创造了这一切,那为什么不能做出超越这套体系的事情?道理很简单,统治者的一切都是由这套庞大的体系带来的,而这套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有行动力的复杂智能系统,天然拥有趋利避害的特性,小打小闹伤不了它,大动干戈又可能会出现类似于 “陛下何故造反” 的名场面
为了方便讨论,可以不严谨地把政治体系分为集权体系和分权体系两类。这里面,集权体系有以下特点:
1. 集权体系在不进行彻底改革的情况下有且仅有一条优化道路,即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减弱地方分权,以更加强大的中央力量尝试维持体系运行
2. 任何质疑都可能会转变为对集权体系的挑战,因此该体系天然排斥各种变革。集权体系越强大,变革的阻力越大,且变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由下层系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理解逐层传递并执行。而集权体系的权力来自于上级的授予,因此不能对下负责,这是因为上层对下层的期待永远是 “好管、听话”,但下层并不会任由上层在自己身上施加锁链,毕竟这会直接影响下层的权利,也无法应对下层面临的灵活复杂的现实情况,因此这套体系的运行处处充满矛盾:需要变革,但又不能变革;要对上负责,但又不能对上负责;需要灵活性,但又不能有灵活性
3. 集权体系绑定在领导者一人的身上,任何重大错误都可能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没有退路、不能犯错。领导者不是永恒的,他的继任者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贯彻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人亡政息
4. 中央和地方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分歧,中央难以获取真实、完整的基层信息,只能在半真半假、残破不全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决策
5. 集权系体系内部显然不是铁板一块,也会天然划分不同派系,这点和分权系统类似
因此,该体系的不同层级会自发地形成如下生存策略:
上层:加强集权,独揽所有权力于一身,建立仅听从自身的强力监察体系且该监察体系不能有任何的制衡、监管,暴力清除一切不稳定因素
中层:阳奉阴违、欺下瞒上,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上级的需求,但通常而言越违背上层的意图越容易让自己获取到更大利益;尽可能的拉拢监察体系,在不招致监察体系打击的前提下通过牺牲下层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在尽可能扩大自身权力的情况下严格压制下层权力,避免一切变革,暴力清除一切不稳定因素
下层:在中层的压迫下抓住上层的监察体系这根救命稻草,努力推动变革(即创造不稳定因素),努力成为中层
集权体系最初的执行力极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执行力开始快速衰减,内部矛盾逐步积累且无法释放,内部开始偏离最初的轨道、外部开始难以应对威胁因素与时代发展,但又不得不强行设定一条 “正确” 的道路(同时也是这套体系得以构建的“根”)一直走到最后一刻,最后经常是以一次大规模的、彻底的清算结尾,然后进入下一轮大循环
分权体系的统治集团始终难以构建起对于基层民众的足够强力的压制系统,而换届会导致发展路线的部分改变(因此无法形成 “正确” 的道路,可能会出现式的政策变化),同时又不得不依赖于基层民众的选票,从而能够不定期的释放一部分压力以缓解矛盾,并且始终保留着变革的可能性,不断的发生着小循环
由此得出如下推论:
1. 集权体系前期强,中后期衰减越来越严重,越往后越是一条路走到黑;分权体系一直比较常规,经常会走错路但也比较容易拐回来,从长期看反而更稳定
2. 集权体系天然更复杂、更对抗,常常从一次暴烈的革命中诞生,又在下一次暴烈的革命中灭亡;分权体系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暴烈的革命,可以通过小循环完成自身的革新(尽管是有限的),最后崩溃的时候通常不会像集权体系那么惨烈
3. 集权体系在拥有英明的领导、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至少在中早期可以吊打分权体系,但这过于依靠运气和领导者的水平,有多少企业能撑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呢
演化论证明任何一个物种只有不断的尝试和随机变异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而集权体系则倾向于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两者基于自身特点而自发形成的生存策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这两种体系的运行都会很艰难。我相信只有能随机应变、主动尝试无数种可能性的那个体系才能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带领人类进入下一个时代
社会只要存在着不受利益相关的民众直接及时有力制约的,享有不付出,少付出,多占权力的专制等级特权,就必然驱动人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挤进这个群体,使这个群体不断地扩张膨胀,而且因为不受民众直接及时有力地制约,等级特权群体必然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特权,必然会形成遍地社会各个角落的,在潜规则中运行的,相互勾结利用的,权力在内部代际传袭的,侵蚀侵吞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无形的,等级特权关系网,产生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及在自己领域内一言九鼎的土皇帝,古今查处的哪一个贪赃枉法者,不是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权大于法的土皇帝,可以自主地决定着下属的升降损益,使下属通过各种欺上瞒下的造假与压迫欺压手段帮助其摆平贪赃枉法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每一个贪赃枉法的案件,其实都是包括具体办事员在内的窝案,在各种看似严密的法律法规,纪律约束下,如果没有各关节一路放行的绿灯,及各种造假行为的帮助,大的贪赃枉法行为根本产生不了,这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等级特权关系网络的厉害之处。
等级特权关系网络,无形中控制了社会一切事物,使表面上的法律法规,往往因人而异,在等级特权面前形同虚设,衙门口向南开,社会实际上在统治群体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中运行。这种状况不是几个人造成的,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也不是有计划的,甚至也不是有意的,是无数享有不受民众直接及时有力制约特权的人们,与钻营得到特权的人们,在趋利避害的选择中,一点一点无意中编织而成的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产物,深入其中的每个人也在相互牵连中,身不由己,无法摆脱,更无法控制,这时的君主与权臣也对社会,失去真正的控制,根本就无法令行禁止,号令全国,只是为挽救江山易主,疲于奔命地四处救同样问题的火。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后期,都没有有所作为的君王的原因,并不是没有聪明人,而是他们个个了解黑暗内幕,比民众更清楚,更聪明,但是,任何人纵有天大的本领,在无形的,但是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等级特权关系网面前,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狡兔三窟,留后路的原因。不断侵蚀侵吞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等级特权关系网,必然会压垮公共财政,对民众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玉石俱焚。在人们广泛没有平等自由,付出义务与回报权力相对平衡公平,公正的文化意识认同,广泛地认同出人头地,当人上人,只反贪官,不反不受民众直接及时有力制约的专制特权时,只有毁灭性的玉石俱焚,与再次进入成王败寇的兴衰循环。
为什么新王朝会兴一下呢?主要还不是新君主雄才大略,而是在打江山时,受到各路敌人生死制约,为了扩大自己的竞争势能,必须平等包容地利用各种人材,不管是旧权贵官员,还是贩夫走卒,,流民乞丐,一率平等,按军功行封赏,赏罚分明,而且在集体战争撕杀中,真实质朴,强弱优劣,很难欺骗隐瞒,这就主流上达到付出义务与回报权力相对平衡的公平,首领,为了自己的生存,还不敢任人唯亲,基本公平办事,这样,人们才形成了有共同利益统一的战斗全体,产生无形势能之道,驱动人们战场拼搏,才能所向披靡,得到天下。这时,旧王朝的等级特权关系网被彻底地摧毁了,即使没有通过战争,通过篡位上台,也一朝天子一朝臣,旧关系网也被抛弃。而新统治者群体还小,他们的子女尚幼,羽翼末丰,那些远避战争的各种投机钻营的人们,尤其是儒生们,见天下太平了,才刚刚开始钻营,所以等级特权关系网尚未形成,君王还可以令行禁止,可以彰显其雄才大略。而且,社会百废待兴,为了鼓励民众生产,必须主流上,付出义务与回报权力相对平衡的公平,以驱动人们积极主动地去生产创造,使王朝兴起,也可以产生几个有所作为的君王。但是,随着等级特权群体不断扩张,权力不断扩大,形成无形的关系网络,再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关系网面前也无能为力,被关系网所包围,封闭,摆布,违心应付,离了关系网寸步难行,对关系网自己又控制不了,明知走上不归路,也停不下来,更改变不了。这就是为什么王朝后期的改革变法,没有一个成功的,甚至于圣旨出不了皇宫的原因,也是崇祯皇帝大呼,君不是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的原因,蒋介石不如此吗?他到了台湾之后的作为,不也与到了台湾,旧关系网受到重创,从新布局有关吗?美国之所以可以快速地崛起,超过母国,也是因为有自尊与血性的,在旧体制网络下,不得志的人们,平等地进入新大陆,摆脱了旧等级特权关系网络束缚,人们普遍性地,对不受利益相关方制约的等级特权如芒在背,如梗在喉,追求自由平等。
王朝周期率的产生,不是一个人,一群人所有意造成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农耕时代,广大民众被分散、固定、封闭在辽阔的土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繁重,信息闭塞,自给自足,孤立保守,一盘散沙,没有能力,也没有需求认同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规范的制定,这才使失去民众直接及时有力制约的行政群体,制定利益向自己倾斜的社会规范,合法地享有不付出,少付出,多占权利的专制等级特权。所以,要解决王朝周朝率问题,不是依靠统治群体的聪明,因为无论是奴隶社会,农耕社会,商品生产社会,高科技社会的生产力阶段,还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任何个人,群体,只要不受利益相关方直接及时有力的制约,都会产生特权,必须会千方百计地压迫剥夺弱势一方,这是趋利避害的一切生物本性造成的,也就是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当受到利益相关方直接及时有力制约时,会积极主动遵守显现共同利益的行为规范之德,是天使,而一旦失去,利益相关方直接及时有力制约,就无视显现共同利益的行为规范之德,往往成为 “吃人” 的魔鬼,这在每个大讲仁义道德,大讲为人民服务的贪官污吏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准确的说,其实每个人都如此,只有多数人没有不受制约的机会而已,出身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永远的立场,朱元璋岀身赤贫,又怎么样呢?。
而且,这种吃人魔鬼行为,与生产力进步落后,社会财富多少,社会蛋糕做多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刀耕火种生产力时代,铁质工具牛耕时代,工业化时代,高科技时代,都两极分化,而且,社会财富越来越多,蛋糕做的越来越大,大到过去已经无法想象了,但是两极分化却越来越严重,原因只有一个,由谁来制定社会利益分配的规则?因为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是营养吸收与消耗相对平衡,所以饱食而己,当自然物质丰富时,都可以饱腹。而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货币与资本,可以无限地聚敛财富,一个人可以合法,不合法地占有多少万人的财富,同一个国家的号称平等的不同群体,享受的养老金等福利,可以相差百倍,几百倍,这样的差距,任何生产力也抹不掉。所以,以生产力进步,驱动劳动群体进行奉献,来代替利益分配改革,是对广大民众最大,最无耻的欺骗愚弄。
所以,要摆脱王朝周期率,只有广大民众都聪明起来,唤起人类与生俱来的自尊与血性,在生产力发展进入商品化大生产时代,个人再怎么奋斗,也改变不了群体差别时,每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分配制度紧密相连的时代,广大民众形成广泛的以各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规范制定的共同利益需求认同,产生无形势能之道,驱动人们积极主动地,团结起来,不畏风险,以各种方式,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使组成社会各群体,平等包容地,真实质朴地,及时有力地,相互了解,相互制约,对立互动中,为了稳定有序地生存下去的各方共同利益需求认同,相互妥协,求大同存小异,制定与落实,各方付出义务与回报权力相对平衡的社会规范,才能形成有各方共同利益统一的社会全体,产生无形势能之道,驱动人们在显现共同利益的公序良俗,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合同契约等等行为规范之德框架内,积极主动地创新创造,社会才能稳定有序,长久不衰地运行下去,才能真正地摆脱王朝周期率。
王朝只能从皇族的近支中挑选子嗣,能连续选中聪明人的可能性极小。你见过多少三代清北的家庭?这还是在至少几万样本的情况下。具体到皇族一个样本,三代聪明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能跳出周期律才怪呢。
一个最本质的原因:
你辛苦了一辈子,攒了钱跟资源,会给你子女亲朋还是捐给国家?
给你子女,他们起点更高,慢慢就会变成食利阶层。
还是你要立下家训:钱存着,都不许用。自己种地赚钱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其实是,你只有半块饼了,这时你老父亲跟别的一个不相干老人都要饿死了,你能把这半块饼平分?
,本质就是:
1. 在生产力没有极大跃迁时,生产资料产出跟不出人口增长速度。
——所以共产主义说的啥?生产资料是属于大家的,冲上去,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抢过来,平分。
——知道为啥共产主义,会被说成横在资本主义上空的幽灵了吧。
就问自己一句话:
你。。。想不想成为食利阶级;
你。。。想不想你的子女不要这么辛苦,能成为食利阶级。
如果答案不是否定的,那么这王朝周期律其实接近无解。
因为权力的异化
法国思想家路易 · 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尖锐指出:“权力被看作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分一块的蛋糕,公职被视为每个试图拥有它的人们的战利品,而根本无须考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务。” 这个论断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腐败政治的核心病灶。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 “卖官鬻爵”,还是西方近代的 “政党分肥”,本质上都是权力的私有化与商品化。当人们发现通过政治投机能比辛勤劳作更快致富,当公职成为社会地位与发家致富的捷径,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便会发生可怕的扭曲。
一. 权力变异: 从公器到私产的堕落之路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留下振聋发聩的警示:“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位曾卖掉大法官职位换取游历经费的思想家,以亲身体验洞察到权力的腐蚀本质。权力本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公民委托少数人管理公共事务的工具,但其天然的支配性,使其一旦失去制衡就会异化为私人掠夺的武器。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权力蛋糕分食” 发生在东汉末年。灵帝刘宏为填补国库空虚,公然开设“西园” 交易所,明码标价出售官职:三公之位价千万,九卿五百万,地方太守二千万。甚至规定 “分期付款”,新官上任后可加倍偿还。
当时的名士崔烈以五百万买下司徒之职,拜官之日灵帝竟懊悔地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这种赤裸裸的权力买卖,让官员上任后必然变本加厉搜刮民财,原本用于治理地方的 “父母官”,彻底沦为吸血的蛀虫。短短十几年间,流民四起,黄巾暴动席卷全国,曾经强盛的东汉王朝在权力的饕餮盛宴中油尽灯枯。
西方世界同样未能幸免。19 世纪的美国盛行 “政党分肥制”,总统大选结束后,获胜方会将所有联邦官职作为“战利品” 分配给支持者。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竟在一年内更换了全国 90% 的官员,一位新任邮政局长甚至连信件都不会读。这种 “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权力瓜分,使得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成风。
权力异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当公职成为战利品,有能力者会因不屑于投机而被排挤,投机者则会为巩固地位而进一步破坏规则。
罗马共和国晚期,执政官苏拉通过武力清洗政敌,将上千名反对派列入 “公敌名单”,其财产被公开拍卖,而参与清洗的亲信则纷纷加官进爵。这种“胜利者通吃” 的规则,最终催生了凯撒的 DC 与共和国的灭亡。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评价:“当权力可以用来谋私时,最卑劣的人往往最有野心。” 这一论断,成为所有权力异化时代的共同注脚。
在当代,权力异化的形式更加隐蔽。《政治的罪恶》中提到:“在共和国,可能不存在国王的内侍、掌马大臣或诸如此类的职位,但却有无穷无尽的行政管理职位,而且这种职位的数量也会不断产生。” 这一描述精准预见了现代官僚体系的腐败漏洞。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执政期间,其商业帝国与政府职权深度交织,他旗下的媒体集团获得大量政策倾斜,而政府的公共项目则频繁落入其关联企业手中。尽管他先后面临诈骗、贪污等多项指控,却总能利用政治权力化险为夷。这种 “权力 - 资本” 的共生体,比单纯的卖官鬻爵更难根治,也对国家制度的侵蚀更为深远。
二. 全民捞金: 当政治成为最热门的 “生意”
“到哪里不是为了谋求高位升迁?”《政治的罪恶》中达官贵人的这句反问,道破了腐败政治中人们的普遍心态。当政治投机的回报远超各行各业,当 “官本位” 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全民逐利的疯狂,每个人都渴望挤上权力的快车,抛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全民逐官潮出现在西晋。魏晋时期的 “九品中正制” 逐渐沦为门阀贵族的工具,官职被少数家族垄断,但这并未抑制普通人的投机热情。当时的读书人不再钻研经世致用之学,而是热衷于清谈玄学、结交权贵。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担任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时,竟连自己的职责都不知道。当桓冲问他 “你负责什么事务?” 他回答:“好像是管马的。” 又问“有多少匹马?” 他说“不知道,我连马都没见过。”
这种 “尸位素餐” 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整个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治理能力。最终,八王之乱爆发,五胡乱华,中原大地陷入长达三百年的战乱,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政治的罪恶》中记载的 “选民大喊大叫:‘我愿意当财政部长,哪怕只当 24 小时也行!’” 这种夸张的诉求,在历史上并非孤例。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掌权后,大量普通市民涌入政府机构,许多人连基本的文书工作都无法完成,却热衷于发布各种法令、逮捕所谓的 “敌人”。
一位面包师放弃了自己的店铺,担任了市政厅的文书,他的理由是 “面包师一天最多赚几十个苏,而在政府里,光是盖章就能获得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这种全民投身政治投机的热潮,使得法国的经济生产陷入停滞,粮食短缺加剧,最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制度时发现,民主政体下的腐败往往具有 “全民性” 特征:“一个普通候选人如想依靠阴谋达到目的,他的诡计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施展。而国家首脑出现于候选人名单,他却可借助政府的力量去达到个人的目的”。20 世纪的阿根廷就上演了这样的悲剧。
庇隆执政时期,通过扩大政府机构、增加公共职位来拉拢选民,政府工作人员从 1946 年的 15 万人激增到 1955 年的 40 万人。这些新增职位大多没有实际职责,却享有高额薪水和福利。许多工人、农民放弃本职工作,争相进入政府,导致农业生产下降 30%,工业产值锐减,曾经的 “南美粮仓” 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庇隆政府倒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1000%,货币几乎变成废纸。
全民逐利的背后,是社会价值观的彻底崩塌。当 “勤劳致富” 被“投机取巧”取代,当 “职业尊严” 让位于 “权力崇拜”,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他强调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责任,而非对权力的贪婪。当政治从“众人之事” 变成“众人逐利之地”,就如同将良田改为赌场,短期内或许喧嚣热闹,长期来看必然是颗粒无收。
三. 裙带网络: 腐败的 “病毒式传播” 机制
“每位部长大人上任时都带来了他的关系、他的朋友和为他做选举准备的选举团成员;部长大人是那么好的亲戚、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好的同胞,以至于他无法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政治的罪恶》中的这段描述,揭示了腐败最隐蔽的传播途径:裙带关系。
当权力成为私人馈赠的礼物,整个官僚体系就会变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腐败则通过这张网实现 “病毒式传播”。
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裙带网络出现在明朝中后期。明熹宗时期,大宦官魏忠贤掌权,其亲信被称为 “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他的侄子魏良卿原本是个农民,目不识丁,却被封为宁国公,担任太师;他的乳母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族子弟纷纷担任要职。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裙带政治,使得明朝的官僚体系彻底腐烂。
当时的官员想要晋升,首先要拜入魏忠贤门下,送上厚礼,而治理地方、服务百姓则被抛之脑后。河南大旱时,地方官员为了讨好魏忠贤,不仅不赈灾,反而加派赋税修建生祠,导致数十万灾民饿死。最终,李自成的起义军兵临北京时,崇祯皇帝号召大臣捐款守城,这些平日里靠着裙带关系发家的官员却一毛不拔,明朝就此灭亡。
西方历史上,裙带政治同样是腐败的重要推手。16 世纪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实行 “任人唯亲” 的政策,国王的亲戚无论能力如何,都能担任重要官职。当时的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是国王的私生子唐 · 胡安,他既无军事才能,又无政治经验,却被委以重任。他上任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肆意搜刮民财,导致尼德兰爆发独立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 80 年,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使得这个曾经的 “日不落帝国” 逐渐衰落。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评价:“哈布斯堡王朝的裙带政治,就像一根毒藤,缠绕着西班牙的心脏,直到它停止跳动。”
裙带政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效应。当能力和品德让位于关系和贿赂,有良知、有才干的人就会被排挤,而投机者和庸才则会占据高位。《政治的罪恶》中提到:“在过去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开端都伴随着对公职和抚恤金的疯狂瓜分。” 这种“改朝换代式分赃”,使得新王朝往往在建立之初就埋下腐败的种子。
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为了拉拢汉族官僚,大量任命明朝降官,这些官员将明朝的腐败风气带入清朝官场。到康熙时期,官场已经腐败成风,户部官员通过 “火耗”“羡余” 等名目侵吞税款,仅山西巡抚穆尔赛一人,每年贪污的银两就达数十万两。尽管康熙皇帝多次整顿,但裙带关系盘根错节,腐败屡禁不止,最终成为清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的裙带政治,往往以 “利益集团” 的形式出现。意大利的“净手运动”中,警方发现该国的政商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 政客为企业提供政策倾斜,企业则为政客提供政治献金和选举支持。米兰的一位企业家供述,他每年要将利润的 20% 用于贿赂政客,而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 “政商勾结” 的裙带网络,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被称为“欧洲病夫”。
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指出:“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政府决策偏向少数人利益,损害社会整体福利,这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
裙带政治还会破坏社会公平,引发阶层固化。当一个人的前途不是取决于能力和努力,而是取决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政治的罪恶》中描述的 “人们常常看到政客从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这种“一夜暴富” 的现象,会让普通民众对社会公平失去信心。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由于长期存在裙带政治,社会阶层固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最终引发了多次社会动荡。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 · 德 · 索托指出:“当人们发现通过合法途径无法实现阶层跃升时,他们就会对现有制度失去信任,社会稳定也就无从谈起。”
四. 毒化弥漫: 腐败对灵魂的侵蚀
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损失和政治上的混乱,更在于对国民的毒化。当政治腐败成为常态,诚实、正直、勤奋等传统美德就会被视为 “愚蠢”,而投机、欺诈、贪婪则会成为 “智慧”。这种国民性的堕落,比经济衰退更难治愈,也更具毁灭性。
《政治的罪恶》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堕落:“通过政治手段能如此迅速地聚敛钱财,以至于人民再也不满足于一步一步地辛勤苦干的生财之道了,而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爬上富贵的顶峰。”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国民性毒化的开始。
晚清时期的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不断增加赋税,而官员则趁机层层盘剥。江苏的一位农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缴纳赋税,他感叹道:“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不如给官员当差一个月。” 于是,许多农民放弃土地,投身官场当差,或者成为官员的佃户和依附者。这种 “弃农从官” 的风气,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官场的腐败则更加猖獗。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发现,腐败对国民性的毒化是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当贵族和官员普遍腐败时,人民就会对整个统治阶级失去信任,即使是合理的统治也会被视为压迫。” 18 世纪的法国,贵族和教士享有免税特权,而平民则承担着沉重的赋税。
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 · 安托瓦内特,每天的生活花费相当于数千平民一年的收入,而她却对饥饿的民众说:“他们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 这正是法国版的 “何不食肉糜”!所以当革命爆发时,人们不仅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还对整个贵族阶级进行了血腥的报复,这种极端行为的背后,是长期腐败导致的国民性扭曲。
回望历史,那些将政治变为 “捞金游戏” 的政治,最终都在狂欢中走向衰亡。而能够跨越周期、持续繁荣的社会,无不建立在 “天下为公” 的共识之上。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仍在手中: 是继续在腐败的泥潭中狼奔豕突,还是共同重建一个权力为民、廉洁高效的政治生态?答案,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只有 15% 的人具备科学逻辑思维能力;现代社会学研究证明,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比例,在统治阶级中也是一样的。
当目光短浅到鼠目寸光地步的鼠辈,占据几乎所有有权力的岗位;你就算是聪明人,不用贪污腐败的方式纳投名状,他们就不会让你登上高位。
就算你登上了高位,下边的家伙都是鼠辈,和你阳奉阴违,真惹急了他们,让你落水,喂你红丸,你又能咋办?
非不能也,实不愿也。
要理解,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盘」的概念。但这个基本盘并不是现在互联网语境的基本盘,而是一般意义上统治者为使其能够进行有效统治而必须要用各种利益拉拢的一批人。这批人又分为三种,一种是皇亲国戚,一种是官僚集团,还有一种是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前者随历代王朝在变,后两者就历朝都在,十分稳固。
统治初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此时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三大统治集团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统治中期,经济民生停滞,社会矛盾逐渐显露,新兴阶层要求参政,但被强力压制。统治者依靠既有财富,还能进行尚且行之有效的整肃。但利益格局已经固化,朝廷已不可能接受新的阶层代表进入。
统治后期,经济民生开始下滑,社会矛盾尖锐。原来统治者灌输给人民群众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开始不管用了,大家也就躺平了,开始非暴力不合作了。这样就导致财政能力下降,也就是榨取能力的下降,且很快会演化到连基本盘内部都不够分的地步。此时,内部裂痕逐渐显现,基层治理逐渐失能,任何一项可能的内部改革都有可能触及这个朝廷的根基,从而变得不可行。即使推行改革,也会因为人均既得利益缩小 / 社会危机加剧而加速死亡。皇亲国戚自然不能动,官僚系统也因为大规模的整肃而趋于冷淡,唯一支持的只有强力部门。(统治后期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谈的一个概念:历史的)
到了王朝末年,社会危机四伏之时,基层官员疲于奔命,改革为时已晚。由于利益越来越不够分,统治者基本上无法正面控制官僚集团,部分控制强力部门。这种情况下,再聪明的人,都无法挽救这样的局面。地方上离心离德只顾自保,强力部门在关键时刻不倒戈都不错了,形成一种政令不出宫门的局面。
演化下去,也就「石人一只眼」了。
初中语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聪明问题不大,但所谓实事求是就算了,就算到了经历无数个朝代的明朝,也仍然在不断尝试着军屯实验,甚至疯狂的锁定户籍、职业,哪里来的远谋?
肉食者,则呢么可能跳的出周期律?
谁说没有?英国王室不就延续了 1000 年了?现在还活的好好的。也只有中国的封建皇帝太蠢了,只会对百姓敲骨吸髓、吃干抹净,不懂得让渡利益给老百姓,最终被推翻肯定是必然的。
看看英国王室就比较聪明,懂的适度妥协、逐渐让渡利益给老百姓。到现在都还活的好好的,甚至英国百姓不仅不会讨厌王室,甚至还很尊重拥戴王室。
萧公权《中国乡村》中说到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局限:
清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尽管它成功地将臣民变得非常消极和柔顺,也最终完全损害了他们积极进取的能力,使他们渐渐不能够应付严峻的生存环境,清帝国的物质基础也因此被削弱了。
即使在正常年月,大部分农民也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其中一些还处于赤贫的境地。
由于缺乏资金,而习惯于依靠传统耕作方式和难以预测的运气,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富有的地主虽然拥有足够的财富提供这笔资金,但是他们的兴趣不过是竭力收取更多的租金,交纳更少的税额。他们更可能的是把钱花在购置更多的土地以出租上,而不是用来改善耕作环境以提高粮食产量或改善佃农的生活。
土地耕种者(和相当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耗尽一切精力,也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没有余力来从事其他事情。能够在地方灾害中免于破产或挨饿,就算是幸运了。他们变得顺从于所在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习惯上沉默寡言,听任乡绅或地方恶棍垄断村社事务;尤其是那些超出自己狭小的家庭生活或土地情况的事务。
所有农民都太容易屈服于流氓无赖的掠夺、官府和衙门走卒的敲诈勒索,有时屈服于乡绅的剥削。
这种情况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在清帝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时,许多乡民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持,他们要么 “转死沟壑”,要么“铤而走险”。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实质性的选择;而作出这种选择通常并不难。他们软弱,无法自发组织起来,因而无论是谁出来领导,他们都容易(像在社会不怎么动荡时期那样)接受;并且主要根据这种领导类型而展示出不同的行为类型。其中一些乡民集结在暴动或造反发动者的周围;另一些被“引诱” 加入土匪或叛乱队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帝国控制的结果是让农民大体上温顺、消极,但也正是这个结果最终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把一些 “愚民” 转变成叛乱——包括 19 世纪特有的几次大规模动乱——的工具。
一、各王朝面临的问题
能够建立一个王朝的人都是人中龙凤,能够被写进史书的人也都是所处时代,所在行业的佼佼者。
除掉那些在乱世中骤兴骤亡的政权和朝代,当然还有秦和隋,这两个朝代其实可以和他们之后的汉唐连着看,即秦汉和隋唐。
每一个朝代从建立初始都在吸取前人的教训,解决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就是前朝留下的。
秦汉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六国复辟势力和贵族地主势力。秦朝的 14 年并没有把这些人全部熬死完,又经历了 5 年的楚汉之争到刘邦当皇帝才算差不多把他们消耗完。
秦朝就是战国的状态,只不过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国家而已。刘邦是战国末期出生的人,他建立的汉朝,离战国结束也就 20 年的时间。从上到下,当时的人们都没有完全从那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走出来,更不适应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王朝的系统。
汉初的皇帝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像秦朝一样直接原地调头,又强硬又直白,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秦朝二世而亡。
对于秦国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毕竟商鞅变法已经过去 135 年了,最不能接受商君之法的那批人早已逝去。
这一次不一样,要让全天下的人都接受秦国的模式难度何其之大,想想商鞅是怎么被秦国的旧贵族反扑的吧。
刘邦只能选择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这种折中的方法很快就带来了麻烦。汉武帝之前的诸侯王叛乱,一波接一波。只是从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变成了地方政权对抗中央,这个问题到了汉武帝实行 “推恩令” 才算基本解决。
旧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汉武帝除了解决藩王的问题,还要反击匈奴,这一下就把两代人攒下的家底掏空了。昭宣之后,西汉的皇帝就一茬不如一茬。
隋唐要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所以推行了科举制;
宋要解决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势力,所以重文抑武,结果有宋一代只有半壁江山,始终没能一统;
明清在吸取前代所有的教训之后,最终走向专制独裁。
每个王朝都或多或少的继承了前朝的政治制度,创新的部分就是用来避免再发生前朝出现的最大问题。
历史是有惯性的,前朝遗留的问题已经足够新王朝去想了。当把问题解决了,也吸取前面的所有教训了,制度也就僵化了。
二、各朝代领导人的发展规律
汉朝创业初期,刘邦是白手起家,文帝跟着受过苦。有文帝的言传身教,景帝差不到哪去。但是任性的苗头已经有了,不然就不会用棋盘打死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刘贤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刘启是太子,是未来的天下的皇帝。面对随时要反的诸侯王,没有一点政治上的考虑,完全像个富贵人家宠坏的孩子,有失分寸。
与之很相像的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
创业皇帝,天下得来不易,也是经过战争洗礼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强硬什么时候要委曲求全。后面的富二代即使不如老爹,多多少少还是过得去。到了第三、四代就完全就是娇生惯养了,没有吃过苦,身边的人都在顺着他巴结他,他想得到任何东西都很容易。即使皇帝给他们机会上战场锻炼、实行太子监国制度,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有谁会真的让皇储拿着刀去砍人,真要是出个意外怎么办。太子监国其实也全是老爹的政策,太子只是在观摩,下面的大臣基本也是哄着来。这些后续的皇帝自然也就很难知道什么叫做节衣缩食、兢兢业业、奋发图强。
汉武帝在富三代(刘邦在位时还是一直在打匈奴,打诸侯王,实际上还是属于战争状态,中间又有吕后专政,真正稳定下来发展经济要到文帝时期)中都属于特例,也就是因为把匈奴给打残了,有了这个功绩他在后世的风评一直不错。
比较类似的例子:
战国的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
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治)—李隆基;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
这几个组合很像,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性,而且当皇帝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人又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因素。
整体来说,第一、二代都是可以的,到了第三代就会奢侈一把,挥金如土。汉武帝是用来干正事了,乾隆这样的可是真的享受了;“千古半帝” 的唐玄宗踩在祖宗的功劳薄上,也努力了也挥霍了,不然贵妃咋吃荔枝。
这里说明一下,本文说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不指皇帝自己家族谱上的第几位皇帝,而是指实际稳定掌权的皇帝,中间起过渡作用的皇帝不算。
还有一个像是巧合,又不完全是巧合的事情,就是第三代的寿命。
魏惠王(魏罃)81 周岁;
汉武帝(刘彻)69 周岁;
唐玄宗(李隆基)76 周岁;
清高宗(乾隆)87 周岁;
这几个皇帝都特别能活,他们在位的时期是政权最稳定的时候,也是贪污腐败的最严重的时候。
在他们之后的子孙,一般都短命。不是在政治斗争中牺牲掉,就是本身就活不长。
一般到了这时候,皇帝们基本上对于皇宫之外的生活就一无所知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甚至会发出 “何不食肉糜” 的疑问。
即使中间出现一个比较励志的君主,来个 “什么中兴”,一般也是昙花一现。而且这个中兴令主能做的也就是缝缝补补,对于开国君主已经制定好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路径依赖导致的王朝的底色不会变。
王朝末期的皇帝寿命短、与真正的社会脱节严重,野心家就会此起彼伏,政权就会越来越不稳定,社会动荡,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差。
三、阶层固化
王朝建立的时候,皇帝在创业,下面的人也在创业。整个社会经过重新洗牌,大家都开始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努力。经过两三代人的积累之后,整个社会的资源就被分配的差不多了,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土地是重要的资源。
王朝中后期,土地、矿产等资源一般都掌握在大地主、大家族手中,而且他们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资金优势继续扩大自己家族的产业。他们会把自然资源、上升通道等等,牢牢的攥在手里,以保证后世子孙永享富贵。
那么,下层的和最底层的老百姓没有了经济来源要么做他们的附庸,要么成为流民乞丐;也没有了追求进步的机会,就只能一直做蝼蚁,也就是现在说的韭菜、牛马、社会边角料。
明朝末年,国库没有钱,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些达官显贵、大地主没有钱。对这些已经吃饱喝足的人来说,国家的存亡对他们没有影响,无非是换个皇帝而已,马照跑,舞照跳。
而且到了王朝更迭的时候,对达官显贵来说反倒是好机会。战争只要打起来,无主之地会更多,想要夺权的人还要去求他们做天使投资人,他们就可以再来一波扩张。
总结:
在王朝建立初期,皇帝在创业,下面的人也在创业;
当政权稳定,王朝进入上升期时,下面的人也就入了高速发展期;
等到王朝财富积累的足够了,最能活最会花钱的主就出现了。这一时期政权稳定,也很腐败,皇帝的幸福时光,也是下面的人大吃特吃的时候;
等到国库的钱花干花净,这个国家的蛀虫也就养肥了。虽说个别家族会在斗争中失势、甚至灭族,他们的阶层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人;
后续的君主一茬不如一茬的时候,更是大地主、大家族嚣张跋扈的时候;
国家财政吃紧,皇帝谁也指挥不动,只要稍稍有一点波动,来个野心家就能颠覆掌权,朝代就要更迭。
这一切的大限就是 300 年。
所有王朝的统治阶级都是聪明人,前提就是错的,建立王朝的统治阶级都是聪明人这句话没问题,但经过多代继承之后,末代的统治阶级的能力和第一代统治阶级能力就要差十万八千里了。比如清初八旗号称满万不可敌,清朝的王公贵族也是励精图治,但王朝末期的清朝八旗子弟和王公贵族,辛亥革命是一促即溃。
为什么跳不出王朝周期律,首先是权力是通过血缘而非能力继承而来,而能力是后天培养的,无法通过血缘遗传,所以末代统治阶级的能力和初代的能力相差太远,这就是王朝终将结束的原因。
你觉得那些统治者算不算的一个聪明人呢?退一步吧,算不算的一个正常人呢?再退一步,算不算人呢?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能改正的有几个,更何况这么大一个王朝,统治阶级利益庞杂,非大能者不可为,而王朝三代以下可称贤者,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尖锐的土地兼并,能能平平者,只能是被历史车轮碾压。
统治阶级都是聪明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 ×
平时离得太远,需要做决策展示聪明不聪明时 p 民压根看不见,但永远宣传自己英明神武 ✓
俄国权贵是聪明人,预料到今天会深陷战争泥潭骑虎难下吗?
美国权贵是聪明人,预料到总统锁总统牛子被爆出来了吗?
xx 权贵是聪明人,预料到会把他骗过去开会再抓起来喝吐真水吗?
都是精包装的草台班子,在屎山代码上修修补补罢了。
因为没有阶级会舍得革自己的命。
你觉得是制度问题,其实本质是权力利益分配问题。
什么是周期律,就是从可持续的捕鱼到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的过程周而复始而已。
有背叛阶级之个体,无背叛阶级之阶级。
当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就是主张废除农奴制的,绕了一圈就发现了,所谓的沙皇,就是封建农奴制地主的代言人。
你要是废除农奴制,那沙皇就不存在了,既然沙皇不存在了,不存在的沙皇又怎么去废除的农奴制?
类似于时间悖论,你穿越回去把你爷爷做掉。
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的上限就摆在那里,统治者做的无外乎分配问题,早死晚死都是死。
你再神文圣武,无外乎是延缓死亡罢了。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后,人类才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生产力这玩意居然是可以提升的!
这才是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曙光。
聪明?
你搞不出工业革命,搞不出科学方法论。
你聪明在哪里?
嗯哼?
所以我说宋朝是个很有趣的朝代。
因为得国不正,所以没办法对地权动刀子,只能想办法从手工业,商贸眯钱,客观上反而改变了生产发展方向。
澶渊之盟丧权辱国,宋真宗还好意思去泰山封禅,但宋真宗从宫廷里搞占城稻向天下老百姓推广。
自上而下的改进生产力。
既皇权着手生产端而不是分配端。
这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罕见的。
宋朝如果不是遇上了蒙古横扫天下,说不定真的能摸出点东西出来。
这一点,是其他朝代都不可能出现的。
恰恰宋朝皇帝普遍垃圾,才最有可能性。
所以皇权越是强,越是摆脱不了历史周期律。
皇权本身就是历史周期律的标志。
因为文明的过于早熟。
始于公元前 221 年的秦制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帝制方案,通过郡县制、重农抑商、外儒内法、编户齐民这些措施完成了王朝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大一统,一举解决了中国超大疆域的治理难题。
但不幸的一点也在于它实在是过于早熟了。
中国不是没有过思想文化的高峰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并不逊色于同时期希腊罗马的城邦文化。可惜这一切中断的太早了,未等百家思想在各种碰撞中点燃出人类文明的希望之火,便在外儒内法的框架下强行一统。
又因为秦制实在是过于好用,便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每一次王朝崩溃后的重建,新统治者发现,最能快速恢复秩序、维护统治的方法,依然是这套经过千年修补的秦制。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历朝统治者并非不聪明,恰恰是过于聪明,过于实用的生存哲学,才让中国始终点不出多元权力制衡、公民权、法治观念这些技能点。
而超大疆域的帝国与秦制的结合,既是历史悠久文化传承的保证,同时也是一个绵延千年的诅咒。任何社会创造力都倒向了官僚权术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制度创新这种可能动摇统治的永远会以 “师古” 之名扼杀在摇篮中。
所以,看中国史最好跳出来看,看看同时期世界都在做什么。
跟秦朝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正在搞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平民正通过撤离运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最终使得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多元权力制衡、公民权、法治观念这些已经深深印刻在了古罗马文化里。
尽管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版图扩张,也面临超大疆域的治理难题而走上帝制的道路。但思想的种子已经被埋下,在中世纪后期通过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率先挣脱中世纪神权对人的束缚,并最终点出了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这两大科技树,事实上成为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核心。
总而言之,影响中华文明的,并非什么民族或文化的劣根性,而是这个农业文明在早期以极高的政治智慧打造的过于完美的政治系统,吞噬了所有可能颠覆它的内部变异。而当来自思想、文化、商业、科学等任何层面的变革都被压制后,就如同你所看到的,我们的王朝就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般,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这和统治者聪不聪明没关系
子非肉食者,安知肉食者之智也。
**统治阶级的唯一使命,就是长久维护其统治地位。**如果能顺带手改善被统治阶级经济状况,当然也可以考虑。
你以为统治阶级不实事求是是蠢,实际上实事求是才是最蠢的统治阶级。以白头山金家为例,如果他们走了实事求是路线。
**好处:**国民经济被盘活,教育、科技、医疗得到快速发展,融入全球贸易,群众收入增加,国民幸福指数明显提升,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坏处:**白头山血脉被干翻,金家丧失统治地位。
那你说金家人不实事求是是蠢,还是实事求是是蠢。请记住,金家人跟普通大众是两种生物!
因为阶级无法背叛阶级,这就是所谓的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很多事儿你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最好,但这不代表可以做。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们不知道兼并土地会导致饿殍们造反吗?他们知道,他们就是要 p 民造反动摇皇权建立一个由他们支配的王朝。皇帝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否则党锢之祸是怎么来的?就是皇帝派人去捞钱,但是,皇帝和世家大族都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所以世家大族兼并土地时不在乎外姓人的死活,皇帝派出的宦官捞钱时也不在乎百姓死活,那么他们被屠戮时,就全都是活该!
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比如一群人坐在一艘大船上,大家发现船底烂了,正在漏水。
刚开始大家还在想办法修补,修着修着忽然发现有人开始拆木板,准备打造一个小船,等大船沉了的时候自己可以坐这个小船逃命。
你会怎么办?你拆不拆木板打造自己的小船?
你说船本来就在漏水,拆木板不是沉的更快吗?我不拆。
问题是你不拆别人会拆啊。你不拆,一会船沉的时候,你就会淹死。
总结就是,聪明的人知道不能拆,但是架不住有很多蠢人会拆啊,所以现实逼着聪明的人也跟着拆。
类比到王朝里也是这样。当朝廷掌控力强大的时候,蛀虫会直接被干掉。
但是随着越来越强大,朝廷越来越虚弱,掌控的军队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王朝快要终结了。于是都开始筹划自己的后路,疯狂敛财。同时拿钱疯狂找保护,大树也知道朝廷很危险了,也疯狂拿钱拉拢各路势力。
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局面,就是整个朝廷 + 地方形成了几股大势力。那么皇帝就无法掌控这些诸侯了。
你如果身在其中,就必须赶紧找一个势力站队,你不站,就等着被别人随便找个理由干掉。
中学的政治早就讲明白了。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原因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为什么不可调和?
很简单啊。有一群人找到了当前体制的 bug,运用这个 bug 使得社会资源被少部分人掌握,1% 的人掌握了 99% 的社会资源,就演化出了至少两个阶级。
然后,人多的这个阶级会推翻人少的阶级。接下来,想办法为这个体制打上一个补丁。。。。。。多年以后,又有一群人发现了这个体制的 bug,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马太效应下 + 垄断,必然会带崩系统的,和聪不聪明没关系。
前两天的读书笔记回答过这个问题,大明王朝 1566 这部电视剧说的就是这个事。因为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让步。
这部书的开局就朝廷没钱了怎么办?那只能改稻为桑从老百姓身上掏。
在内阁讨论时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但没有人想过老百姓的利益。真的出事了,开会讨论的也是谁该背这个锅?
所以海瑞才写那份奏折骂所有人都只顾自己,没人管老百姓死活。
但他也没有解决方案,只能扯谈的说皇帝要节俭,官员要清廉,要减轻老百姓负担。
但这种没有实际执行方式,能实现各方利益交换的口号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人性决定没有人愿意为了整体目标去牺牲个人利益,除非王朝更迭整个系统推倒重来,否则就是谁先让步谁先死。
这部书展现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每个集团都只能顾自己的利益,没人为整体负责,在这个集团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只是不得不被集团利益裹挟着前进。最终系统就会走向崩溃,也就是所谓的死局。
因为爱。。
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子女。除非是生活所迫。否则父母很少卖儿卖女。反过来,如果生活富足,父母往往希望把自己攒的钱留给子女。同时,很多有人脉的父母往往希望把自己攒的人脉留给子女。
进一步的,很多地方如果长期没有战乱,还会形成宗族。很多宗族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从自己的家族中培养小孩做官。培养出来的小孩做了官,反过来反哺宗族。
长此以往,很多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官僚世家。甚至你去查这边世家里面的官员。家里没什么钱。各个清正廉洁。因为这些世家里面的官员根本就不需要贪,他们只需要为自己的宗族提供各种便利。例如盐铁的经营权。例如部分紧缺物资的贸易权。等到自己的宗族利用这些便利赚了钱。就会给这些官员送钱。而这些钱根本查不出来。
我是广州巡抚。我从来不贪钱。但是我弟弟是广州的富商。逢年过节给我这个哥哥几千万两银子。
你管不着吧!!
长此以往,国家的经济就被这些官员和财阀掌控了。国家的税收就会出现问题。
国家就不行了。
利益驱使,这个利益不是一个人的利益,是一群人的利益,同时放下几乎不可能。
人才劣化,建国时是从一整个国家中拼出了最牛的一群人,后来变成从他们一部分后代中挑出最优的,虽然培养规格上会高,但智商实在随机,肯定拼不过一整个国家的基数。有从基层上来的,但难以获得话语权、领导权。
不见全貌,会越来越听不到、听不得、听不进真话。
那只是小智,并非大智。“小智” 只是比普通人最会耍阴谋诡计,利用人民又欺压人民罢了,“实事求是” 的是自己的利益。
大智是为整个人类着想,将自己的生死、利益置之度外;为人类谋正确的出路,其修远兮当上下求索的幵拓精神。而小智者,无非为己谋权倾天下,谋利揽所有,急功近利,贪婪洞窟,贪图享乐,卑鄙无耻,毫无历史担当。
先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家庭,国家公民都是这个 “大家庭” 的成员,再着眼世界,——这样的“大智”,放眼整个世界史,除了,真没有其他的人有这么崇高的位置。
有的人,本事小、格局无,受不了半点委屈,自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圣人评头论足,什么三七开、二八开,孰不知它自己倒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开都不用开就沦落为一坨令人民唾弃的东西。
前几日,有人还在我文章的评论区大放厥词,说什么前三十年穷还要去帮助别的穷国家,想对伟人说三道四。这样的人总喜欢牙尖嘴利刷存在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边享受大树的蔽护,又一边挖大树的根。圣人着眼世界;小人着眼自己的钱包,还要抱怨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放在它的钱包里。小人和狗比起来,狗有骨气得多,狗决不会朝不给它骨头的主人抱怨,它知道真正的主人决不会抛弃它。除非 “乏走狗”,走在哪里哪里就是它的主人。
历史周期律,离不开的话题,就是 “腐败”。的坍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栋大厦充满了蛀虫,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蛀虫。
我老家在山村,小时候每家每户住的都是木屋。不要小瞧木屋,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也有。
我太熟悉木屋了。煮饭、炒莱、睡觉都在木屋里,是长期生活的地方,充满了烟火味。我家那栋木屋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是金丝楠木构造,几千年历史也不为奇。
如果,这木屋里住的不是人,是畜牲,最多几十年就腐烂了。如果,这木屋连畜牲都不住,那就只有住蛀虫了——可想而知,若是这样的木屋能支撑多久?
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犹如一栋木屋,里面住的是人民,人民是真正的主人,那么这样人间烟火气’/ 建筑物定会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有人就会问:当官的住哪里呢?毛主席说: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住哪里应该不言而喻吧?如果你不愿意当官,不愿意看家护院,你也可以和人民一起做国家的主人,不住偏房,住正屋……
对统治阶层来说,所谓的周期率只是一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轮回,换汤不换药的统治者轮回,- 这正是统治阶层的最爱,- 被统治阶层负责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聪明善良,统治阶层负责琴棋书画光辉灿烂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然后大家一起爱这个国家,完美自洽。
为什么要跳出来?!
因为中国人很奇怪,很多中国人分不清皇帝,和雷锋的区别。
皇帝,是什么东西?
是地主阶级的扛把子,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制度约束,言出法随的绝对独裁者。
雷锋,是什么样的人?
是 19 世纪后民主化浪潮,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后,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人民战士。
可以说,他们,就是极致的两个方面的最典型代表。一个,代表着人类吃人封建制度的剥削者压迫者,一个,代表着把渺小的自己奉献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可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他们,没区别。

中国人对皇帝的评价是:燃烧自己,只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
跟雷锋一样一样的。
就踏马的差点说,“学习古代封建皇帝精神,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 了。
地主阶级的扛把子,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独裁者,什么时候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与自己亲戚的贵族集团斗,与自己姻亲的门阀斗,与自己同一阶级的文官斗,的,人民战士了?踏马的,汉朝,贵族集团把皇帝坑了,唐隋,门阀把皇帝坑了,明朝,文官集团是罪魁祸首。
魔怔了?那踏马的是皇帝,不是人民战士。
不仅是皇帝,还包括 “朝廷”,这个词。
什么是朝廷?
就是一群由准 “地主阶级” 组成的,用来系统剥削农民,维持本阶级利益的组织。其存在的唯一目的,记住,是唯一目的,就是用来剥削农民的组织。
但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也踏马的成了无私奉献,为天下百姓服务的,组织了!
凭啥呢?魔怔了?
所以,题主的这句,所有王朝的统治阶级都是聪明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为什么没有跳出王朝周期律。
其实他想问的是:为什么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那群由地主组成的用来剥削农民让自己锦衣玉食的组织,不通宵达旦、省吃俭用、勤俭节约、公正无私、无私奉献、清正廉明,燃烧自己,哪怕牺牲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只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呢?
是啊,你们说为啥呢?为啥呢这到底是?
为啥你们公司的老板不自己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让工人去办公室喝茶水休息打游戏,这样工人不就很开心、很快乐吗!为啥老板不这么干呢?
因为人家是聪明人啊,人家不是踏马的煞笔,人家是地主!是官僚!是皇帝!你就算快饿死了,你该给我的钱你也一分不能少!否则老子就干你。
自我以上公平公正公开,自我以下霸道独裁垄断。
这就是你所谓的实事求是。
把人民称呼为,意思就是黔之驴之首,就这样的王朝,能苟 300 年到,已经是太多了。
所有王朝的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但为什么没有一个王朝跳得出王朝周期律?
假设王朝高层明天决议宣布一件非常傻的傻事,现在高层在宣布前咨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好,现在作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的你,应该怎么办???
A. 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反对到底~
B. 坚决支持~
C. 吹彩虹屁~
D. 坚决执行,但要发布 “免责声明”~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懂得实事求是的人,那么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坚决选 A~
BCD 都是相对不那么懂得实事求是的人~
最虚伪的就是 D,D 一贯 “坚决执行、具体反对”,执行好了是自己设计的,青史留名;执行的不好,免责声明已立,本义是好的,有同志执行坏了~
最虚伪,也最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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