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知乎用户 缺月梧桐 发表

天才，智商太高，文武双全。（政治不知道，不谈）

武的方面：格斗高手、枪械高手、特种部队指挥官；

文的方面：

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才高八斗、满腹经纶 。

有个官员去请示伟人，伟人也没直接给指示，让他去读《汉书》某章节；
他读了，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去请教康老，把事一说，书的章节名一说，内容都没讲，康生就明白了，告诉他这是什么【指示】。

看戏，看了一眼水袖，就告诉演员你错了，少绕了一圈。

书画，那根本不用说了，专家大师级别的，书法还可以左右开弓。

===

假如此人放在古代，保底进士一枚，上限不知；

放现在以他的智商，数理化文史哲平趟（不要以为古代人傻，科举筛选的是智商，那群进士翰林玩数理化一样很溜，徐光启这种），院士能否不清楚，当个强校教授易如反掌。

在民国乱世、科举荒废、群丑乱舞的环境里，若是不投身革命，也不掺和政治，就在民国文人圈里混，

我觉着他会变成一个 “民国大师”：

康生：民国著名史学家、画家、书法家、戏曲家、文学家、时评家、教育家，** 国立大学教授、院长、校长；

比其他 “大师” 更名副其实。

知乎用户 ALEX Z 发表

自三十年代后，一直是情报和内卫系统的前几把交椅，资历上仅次于周。

别的不说，75 年临终前向周举报蓝萍和张就说明远超一般人的政治敏感性。

知乎用户 右仆射同平章事 发表

鹰犬爪牙，锦衣卫都指挥使或者东厂提督一类的人物！

做鹰犬，干脏活，干到内阁辅政大臣，最后还能得善终的，历史上又有几个呢？

他活着的时候，到哪都是得到尊重与畏惧。死的时候也算备极哀荣！

他是死后，所在派系争斗失败了，才被撤销悼词，算是被否定。但他这时候已经死了快两年了，所以应该视同善终。

仅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了。

知乎用户 一道光 发表

和李克农差不多，都是搞肃反的。

职责范围有所不同，李克农是对外的，康生是对内的。

工作能力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强，是两把最锋利的刀，工作效果很好。

文化水平方面康生比李克农强，在党内属于第一档的存在，不会比瞿秋白、蒋先云差多少。

康生后来发生的事情只能说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李克农是对外的，啥事没有。

康生就不同了，这个对内太得罪人了。

特别是北逃事件之后，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了。

知乎用户 刘魔王之父​ 发表

王明觉得康生是自己的铁杆小弟。

俩人在 1920 年就一起地下工作，1931 年又一同去莫斯科共产国际。

在王明的心中，康生是自己铁杆里的铁杆。

1937 年 11 月，王明与康生回国并前往延安。

在延安，康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一个月后，王明主导，展开了著名的 “12 月会议”，在会议上，王明公然向毛主席开炮，反对他持久战的策略，随后向康生使眼色，那意思你赶紧站起来，也跟着我指责毛泽东。

康生随即站了起来，大声说到:“我劝你还是少说几句吧，你还不能和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

王明呆若木鸡，愣在了会场上。

他想不明白，明明康生只认识了毛主席一个月，为什么就反戈一击了？

康生这个人，是一个绝顶的天才，说句俗的，他只会服那些比他强的人，最强的人。

王明已然是人中龙凤了，奈何那位教员是全人类无产阶级的导师，属实是差得太远。

其实写到这大家也能知道康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还想多啰嗦两句。

1941 年中央情报部成立，副部长是李克农，部长是康生。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康生的能力与手腕是什么级别的。

这样的人，在党内只服一个人，他只服毛主席。

知乎用户 风清扬​ 发表

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 康生和曹轶欧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1937 年 11 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此前康生同毛泽东从未谋面。1938 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康生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出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1938 年 3 月康生任中央党校校长。

摘自: 维基百科

知乎用户 李小狼​ 发表

-

康公本姓张，讳宗可，鲁东名族之后也。少习经史，长通马列。喜金石，能诗文，有名士风。投身革命，易名康生，遂以此号行世。

其人敏达多智，善察时变。时人见其眉目清癯，言辞雅驯，莫不以为文质君子；然目深额广，某君能相面，见之大异，私语左右曰：此深阻者，能杀人！

初，延安正逢，康公掌审查，昼夜阅卷，尝以朱笔勾点，中夜不寐。左右谏日：“事或有免。” 生正色日：“白绢染墨，非烈焰不可涤。整肃之道，岂怀仁小惠乎？” 遂定规条，吏不敢言。时整审干部，多设囹圄，每治狱，必亲验文书，虽片纸只字皆细察之，故株连蔓引，人皆惴恐。

共和初，主山东土改，诛豪强、清积案，百日决囚逾千，积富之家不敢行于道路。然其用刑苛烈，多行逼供，时山东童谣日：“康公过，蓑衣落”。其人之深阻如此。

后典司监察，历反佑、温格诸事。凡定策肃反，多出其谋。持法严苛，案牍如山，然未尝以私怨入人罪。朝堂议政，必引马列典籍为据，虽持异见者不能屈其辞。

晚病笃，犹以墨笔圈点名册，朱迹淋漓如血。然公持身素谨，布衣蔬食，家无长物，唯藏文献金石古拓，及薨，尽归国库，无一语及私。

薨时，哀荣备极。岂期五载，政风丕变，遂褫其谥号，夺其旌表。迄于今日，谤之者固可恣议，然誉之者亦难辨其忠奸形貌矣！

小狼公曰：观彼行事，酷烈类苍鹰，机深似张汤。当鼎革之际，旧章废弛，非雷霆不能靖氛秽。文物飘零，非博雅不能继绝亡。然史册烛照幽微，记其整肃之效，亦录株蔓之痛。至若金石之癖、清风之操，固不可掩也。昔张汤深刻而家无余财，生其类乎？由是可知吏道渊深，非后世可轻议矣。然察其素志，当非为私。时移世易，法度更张，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难免非常之议也。

知乎用户 红色厚涂烟熜灰 发表

越看越像现在的打工人，

服从单位的和领导指示的，

换领导了就听新领导，

你们领导都定下来，

让我怎么办呢

我又不是领导

知乎用户 glibc 发表

记得论语里面说，所有人都说好的人，不如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的人。

知乎用户 他山之石 发表

一个仿冒捷尔任斯基的最成功的人，

捷尔任斯基这么纯粹的人，都只能达到无相，

最后还要受良心谴责，不能彻底无我，

康大先生能达到无相，已经无限逼近前辈捷尔任斯基了，

这也是我叫他康大先生而不是康师傅的原因。

至于不能无我，

就库房内那超过一千件的文物，

很明显嘛。

知乎用户 蓝色起源 发表

中国的捷尔任斯基，工作是肃清内奸，这个特殊性质让人人都害怕

康生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整人，品德不好

喜欢书法和字画，有艺术特长

知乎用户 虎牙 发表

以前超大有人写了篇介绍某特种兵部队的文章叫康生左手。

我从不黑康老，内人党就他干死的。

知乎用户 君上 发表

大才子。“无我”“无相” 之境。

在一个高度集中的生命体中，维护系统的纯洁性和功能性至关重要。

当内部的组织细胞（正常的结构单元）受到内部因素或外部侵入（如病原体）的持续刺激和渗透时，一些细胞可能会发生恶性变异，成为癌变细胞（内部威胁）。

这些变异细胞不仅不再贡献于肌体，反而会大量掠夺资源，威胁到整体生存。

在体制面临这种系统性、自源性危机时，最高指挥部（中枢系统）为了生存，有时会启用一种极端而残酷的清除机制，这类似于激活细胞毒性免疫细胞（如 NK 细胞或 CTL 细胞）。

这种机制被设计为高效且无情：它们不依赖于复杂的识别信号，能以最快的速度针对 “非自我” 或 “异常标记” 的细胞发起攻击。在面对癌变扩散失控的紧急情况下，这种 “快速止损” 的细胞毒性反应被认为是必要的生存手段。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它们在短时间内遏制内部威胁，整个肌体将因失控的癌变而迅速崩溃。

然而，这种极端机制的风险在于其精确性极低。一旦被激活，毒性细胞的杀伤范围极易失控。它们不仅清除了真正的癌变细胞，还会误伤健康组织。

这种悲剧性误伤的根本原因在于免疫调节机制的缺失。肌体缺乏：Treg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

然而，此时此刻，调节性 T 细胞，还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经验和智慧！

NK 和 CTL 细胞在清除目标时，会无节制地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形成炎症风暴！

一旦威胁被遏制，肌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就会生效：那些过度激活的 NK 和 CTL 细胞必须快速进入凋亡，否则持续的炎症会杀死宿主。随着它们的退场，炎症风暴慢慢平息，肌体暂时脱离了急性生命危险。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那些曾被耽搁的 Treg 细胞开始被集中精力培养，它们学习制衡的 “知识”，并担负起维护长期 “免疫耐受” 的责任。

同时，肌体也保留了对危机的 “记忆 T 细胞”

知乎用户 627108 发表

他其实跟设计师关系特别好，私下交情

知乎用户 其心悠扬 发表

不说私德

文史领域，书画，鉴赏，戏曲，音乐绝对全才

这一点可以说是当时在领导层仅次于教员的人，某些方面甚至过之。

属于百科全书了。

样样精通，样样行，唯一缺陷就是没有战略战争指挥经验和经历，其他都是降维打击。

政治能力仅次于周公，绝对佼佼者，是周公长期工作搭档和革命同事。

政治占位能力首屈一指，文笔能力也是仅次于教员的存在，是教员地位巩固主要功臣和思想践行的主要推动人。

死的也早，可惜最后被被反攻倒算了。

没办法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当时他怎么整人家，人家就怎么倒算。

你可以把这样对比

从国党里看来，康生 = 戴笠 +CC+ 陈布雷

文化领域，康生 = 王国维 + 陈寅恪 + 顾颉刚

我共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老是出这种全才，光头最后都不得不承认，X 匪里面都是些神人。

最最最牛的一点是，再厉害的全才和神人都能被教员完全掌握和运用和且能死心塌地的跟随，这才是教员完全吊打光头的原因之一，差别太大了。

知乎用户 落日余晖​ 发表

曾彦修：有才无德的康生

作者简介：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 “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 “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 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 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 他在上海地下党，管 “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 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 “水袖功夫”? 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 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 “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 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 “鲁赤水” 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 “四人帮” 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 “帝、封、资” 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 “文革” 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 (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 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 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 “文革” 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 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 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 (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 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 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 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同意并发展了 “化形地主” 一说。“化形地主”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 “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 “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 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 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 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 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 (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 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青人，竞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 “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 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 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 (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 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零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 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 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 “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 “左” 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为什么，党内谁敢表现? 诗，你能超过神? 你写得比神好，没有人敢的，不敢发表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表现吗? 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 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 “空梁落燕泥” 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做诗，你做诗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作者简介：1946 年 12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 “有所接触” 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 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 21 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六十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 (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 年—1936 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留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岸青：“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 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 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 他又说：“1937 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 年 7 月至 1937 年 11 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杨尚昆还谈到：“1936 年到 1937 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 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 杨尚昆接着说：“1947 年—1948 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 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 “八大” 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七大” 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 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 年 2 月 4 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 月 5 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 2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 “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 年 2 月 22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 4 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 1960 年 6 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 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 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 月至 12 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 “反修” 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 1960 年 2 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 “重大事件” 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 “反修斗争” 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 “左” 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 “左” 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 “左” 倾向对毛主席晚年的 “左” 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 “左” 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 年—1961 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 年 2 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但是，1962 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 年 7 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 “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 是王稼祥按照他 2 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发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 “错误观点” 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 1962 年 8 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 “三和一少” 和国内政策中的 “三自一包” 联系起来，认为 “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 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 “文化大革命” 期间，康生更把 “三和一少” 上纲为 “三降一灭” 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 “九大” 政治报告中。

在 1962 年 9 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 “三和一少” 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康生 1937 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 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 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 年中共 “八大” 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 年 5 月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 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 “王明同志万岁” 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 “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 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 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 年 2 月 4 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 “康老二 · 四指示” 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 “洋人”。20 世纪 40 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何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军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何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文革” 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 “八国特务” 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 1974 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 “四人帮” 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何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何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何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 “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 “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 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 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 1960 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 “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 “政变经” 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 1966 年 7 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 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 “叛徒”、“特务”。1968 年 9 月 17 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 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恩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 “迫害狂” 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 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 “文革” 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 “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康生经手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 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 “揪叛徒” 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 “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凶手。1968 年 1 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 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拘捕，还有五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王新德教授等，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 “批示” 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过一劫。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 “迫害狂” 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本文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杨文、裴小敏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何方：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作者简介：1945 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后奔赴东北，历任辽阳县委宣传部长、辽东省青委副书记；1950 年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81 年 5 月—1988 年 8 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分党组）书记、所长，研究员；1989 年—1995 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2006 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是与他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密不可分的。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所好，且善见风转向，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在康生的发迹史上，有三次政治投机行为，先是追随李立三，后投靠王明。王明倒台后又竭力揣摩毛泽东的意志，“不遗余力” 地制造 “个人崇拜”，从而得到信任，爬上权力的巅峰。

对李立三百般吹捧

1898 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大台乡 (今属胶南市) 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康生原名张宗可，五四运动后先后改名张叔平、张耘，1928 年改名赵容，1933 年 7 月到苏联后才改名康生。1917 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在诸城期间，康生认识了江青，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1924 年 7 月，康生离开了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在人学半年后，即 1925 年初，康生自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康生怎样人党，谁是介绍人，履行了些什么手续，至今尚未搞清楚。康生自己解释说先是经陕西人王友直介绍人党，但土友直在延安时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可能介绍康生人党呢？康生后来说是经李畔缓介绍入党，但李也是不承认。康生还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也是未置可否。由此可见，康生在人党问题上是有重大嫌疑的，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的可能了。

1926 年，康生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1927 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参与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在回忆文章中，康生虽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28 年，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做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此后，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

同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的 “左” 倾错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并不具备中央领导的资格与水平，所以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大权实际上为先期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所控制。善于钻营投机的康生就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李立三为了巩固其领导地位，也积极寻求支持者，极力争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江苏省委的控制权。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 “左” 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 1930 年 2 月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立三 “左” 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立三 “左” 倾错误路线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当立三 “左” 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不少其他各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激烈反对。对于李立三的 “左” 倾错误，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不是进行抵制和反对，而是追随、拥护和支持。

9 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 “左” 倾错误。至此，康生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领头高喊 “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见李立三失势，开始重新考虑投靠的对象，政治上平步青云的王明成为他的首选。王明 1925 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地位日渐提高。

王明于 1929 年回国后，一方面通过国内革命斗争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妄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 37 人中有王明等巧人不是中央委员，不少人至今对会议的合法性抱有怀疑。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拿出会前早已拟好的一份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表决。尽管许多代表激烈反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以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愤而退出会场，但在米夫的支持下，四中全会仍然选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中央的实权却已由王明掌握。

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目睹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十分孤立、处于最困难时期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王明也投桃报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 1931 年 l 月到 1935 年 1 月的 4 年中，中共中央的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这 4 年中康生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充当了王明的副手兼打手。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康生对自己这段 “光辉” 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犊的记录，以吹嘘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巨大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40 年代后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谩骂，就是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拒不将这段历史讲清楚。

在王明麾下的 4 年中，康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职工部部长。1933 年 7 月，出于对国内严峻的白区形势的惊惧，康生携夫人曹轶欧和妻妹苏梅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在那里，康生对米夫、王明更加竭力巴结吹捧，愈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对于能与王明在一起办公，康生感到无上荣耀，表现出了奴才式的依附。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康生极力鼓吹王明的 “左” 倾错误路线。1934 年 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尽管康生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拼命鼓吹王明 “左” 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 “左” 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 “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的内容，还向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加紧了继续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他串联了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 “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 “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部举办了一个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 “正确”，吹捧王明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 年 3 月，康生在向一位回国的同志介绍王明时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7 月 1 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 15 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举杯表示 “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喊 “王明同志万岁！”

1937 年底. 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国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

反王明的 “英雄” 与称 “病” 不出

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 1938 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的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调子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转而认可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消了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六中全会后，虽然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党内总负责权力已移交毛泽东，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张闻天仅负责宣传、教育和理论口的工作。

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开始认识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必须及时转变，于是见风转舵，转为拥护毛泽东。在王明失势后，康生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 “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 · 优拉第米洛夫在自己的《延安日记》中写道：“王明很不满地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候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地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

1941 年 9 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现自己政治 “变色龙” 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在延安整风中，康生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整风运动中，康生在延安搞的 “抢救失足者” 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时间，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特务”、“汉奸”、“叛徒” 等“坏人”多如牛毛。1947 年 3 月，胡宗南占领延安，撤至黄河岸边的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为康生 “钦定” 的“内奸”、“特务”，被秘密杀害。

康生在延安搞的 “抢救失足者” 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 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其权威随之大大降低了，随后派他去参加了土地改革。此后 10 年间，康生离开了党中央机关。

1949 年 6 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 “病” 倒了。康生的 “病” 颇令人费解。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但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他 “病” 了。康生 “病” 发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妻妹苏梅通好而和老婆曹轶欧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探望他时，他就装作 “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康生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从是年 6 月起，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一养就是 6 年多。直至 1955 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方才宣告“病” 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 “病” 根。实际上，康生这次的 “病” 实质为“政治思想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1948 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令康生无法容忍。康、饶两人虽为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人党，但因两人都是热衷于权欲且政治上野心很大的人物，可谓针尖对麦芒。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满肚子不服气而饶漱石也是权欲熏心之人，为了争到新四军时期的华中局书记一职，曾百般诬告、排挤陈毅，岂肯轻易让位于康生？饶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企图把康生捆在山东赶出华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华东局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生认为自己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尸。

康生的 “病” 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 1950 年 7 月 22 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康生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历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辩白。

为毛泽东制造 “个人崇拜”

1954 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 “病” 根找到了，这就是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 “病” 根已除。1956 年初，康生经过长达 6 个年头的 “冬眠” 之后突然复出。

其时他窥知党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但八届一中全会后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这无疑给康生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还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即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 “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便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八大之后两个月，即 11 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1957 年 3 月巧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康生还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一个 “理论小组”，自任组长。1959 年下半年，又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精神，违背 “反对个人崇拜” 的精神，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的位置。

1958 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了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的荒谬提法。1959 年 12 月 2 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 的口号是 “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1960 年 1 月 4 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种曲意逢迎、无耻吹捧之举，无疑是借谈“发展” 之名，达其制造 “个人迷信” 之实。

早在 1957 年 4 月，康生就曾打着 “拥护”、“紧跟” 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 “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 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 “最高最后标准” 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 “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 的疑问，就被扣上 “反毛泽东思想” 的帽子，往死里整。

康生的这套策略是 “成功” 的。他自复出到病死，整整 20 年，尽管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

1958 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 “反冒进” 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 “大跃进”。1959 年 7 月和 8 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 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 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像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还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连，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 “文化大革命” 变成一个 “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因此应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 的横扫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 “揪叛徒” 之风，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

1967 年 l 月，从上海成立 “上海公社” 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夺权狂潮，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1 月 15 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其山东打手王效禹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3 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支持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夺了四川省的权。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康生在 “文革” 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 年 8 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 年 4 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1 年 8 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达到了其政治生命的顶峰。

1975 年 12 月 16 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来源: 《文史精华》2002 年第 10 期

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作者简介： 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俄语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原顾问、副部级离休干部，1949 年共和国建立后，主持创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并首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1949-1956）、俄语专修学校校长和外文出版社社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长期兼任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并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中苏之间的事务

康生的 “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 “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 22 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 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 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 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 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 (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 “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 年 5、6 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 1942 年 3 月 12,13 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 “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 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 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来衬托延安的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 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 月 27 日—6 月 11 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 “托派分子” 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 (陈传纲) 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 “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 等等 “不平等” 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 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 (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 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 “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 8 月至 1} 月，对他们先后开了 72 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 (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 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 (原名樊大畏) 打成 “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 20 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 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 出一个 “红旗党”。此后，“红旗党” 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 “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 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 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 “红旗党”、‘红旗政策” 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 “恃务” 这件事，谢老 (谢党哉) 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 年 1 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 “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 “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 “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 年 4 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 (边区保安处处长) 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 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 “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 的都抓起来，打了 “.” 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 “。” 的有个名字是 “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 接着把这个 “。” 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 “。” 换成了 “.”。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 200 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 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 200 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 “坦白交代” 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 “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 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 “供词” 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 “肃反” 的依据。

1943 年轰动一时的 “绥德特务” 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 该校师生员工共 350 多名，“失足者”竟达 162 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 “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 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 1963 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 “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 年 10 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 “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 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 “功劳”

1944 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 “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 月 29 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 “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 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 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 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 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 “戴案” 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 “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 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 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 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一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 “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 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 “抢救运动” 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 年 5、6 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 “不用刑，那怎么审讯?!” 有同志说用材料嘛! 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 “抢救运动” 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 “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 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 谁就受 “自由主义” 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 “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 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 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 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 “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 康生说:“…… 叫做三种自传 (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 “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 “引” 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 “特务光荣” 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 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 “反右”、“文化大革命” 时期，又给他们 “回笼”，直正是后患无穷! 康生的“功劳” 可谓大矣! 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文章来源：师哲回忆录

知乎用户 鸠尅 发表

我完全认同党在 1975 年对他去世时候的讣告上的盖棺定论：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个称呼党史上只此一人。

知乎用户 眼齿鸟 1991​ 发表

下图这件青铜豆，铭文带有 “康生” 二字。

唯一阻止它被同名大佬收藏的原因，是它出土时间足够晚，大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注意不到它了。

知乎用户 luguo12​ 发表

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同志。

当年讣告。

知乎用户 无为上单 发表

“教员”

前些年余汝信出了一部 “张宗可年谱”，受限于余本人的关注方面（张氏最后十年）对张宗可政治活动的书写，是 “前面几十年一笔带过，最后十五年大书特书”，侧重于张宗可如何在六十年代种种风浪中翻云覆雨。至于对在 “建国以前之张宗可”，写的很不健全，

这方面尤其是对 “张宗可在土改运动”，几乎是一笔带过，只提了大致活动与一两桩糗事，连刮“左” 风的事迹也未提及（当时新闻报道称张家在解放区土改主动献田，但这根本就是编造，报道里的张家长辈早已去世，成了“死人献田”，《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批评，来了个“特别通知，张同志父母死了！”）

很显然，余老先生所编写年谱里的张宗可，大体还是承接了一贯以来的 “刀把子张宗可” 形象，突出张氏如何整人，如何发言，但这样的形象毕竟早让看腻味了。打从八十年代 “张宗可外传” 发行以来，这一张氏形象就深入人心，以至于连 “笔杆子张宗可” 的形象都会让人感到惊讶。

可一人有多面，**一个 “老革命”，可以是 “刀把子”，也可以是 “笔杆子”，还可以是 “教员”。**我们要说，张宗可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领导、参与过的工作，绝不止是 “朝内的刀把子”，还有在土改运动里担任教育 “下一代” 的“教员”，他的 “学生” 来历不小，正是“杨永福”。

在 1946 年开始的土改运动中，中央曾组织 “土改工作团”，这一工作团正是由张宗可领导。在其率领下，工作团于晋绥发明了“化形地主” 的土改方法，重振发展了过去查田运动中 “倒查剥削历史” 的做法（查田运动是革命前三年是剥削阶级的仍视作剥削阶级，化形地主上升到倒查三代）大搞土改整党，提出了 “搬石头” 的工作办法（清理抗拒土改的干部）

查 “化形地主” 是“没有敌人创作敌人”的办法，“搬石头”运动是 “亲者恨仇者快” 拿自己人开刀的猛术，再加上张宗可的 “刀把子” 历史，这就让今天的党史叙述，时常张宗可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视作一个 “左” 的代表。

那么，这么一个 “左” 的工作团里，有哪些人呢？比较出名的有张宗可的老婆曹轶欧，四方面军妇女团出身的张琴秋，不太出名的有曾彦修、于光远，最特殊的一位，就是杨永福——据师哲回忆说法，杨永福是其父亲自点去参加土改工作团的，目的就在于向张宗可 “学习”，而杨永福也对张颇有好感，感到自己是确实从张宗可那里 “学到了很多知识”。

1946 年 11 月，师哲到晋绥根据地兴县那里办事，途径土改工作团驻地郝家坡，居住一夜，次日清晨杨永福来给他送行，二人边走边聊，杨兴致勃勃地对他说：“他跟着【张宗可】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并且杨还按张宗可的意思，每周给父亲写一封自己参与土改工作的汇报信，信里自然也是对张宗可领导土改工作的肯定。

很显然，就像师哲在《峰与谷》里所写的那样，张宗可一贯见风使舵、迎奉上意，领袖的三婚妻子是张宗可介绍去的，两个儿子是张宗可在苏联照顾的，现在就是长子的 “斗争教育”，也成了张宗可谄媚上级的机会，让他当了一回 “教员”。

“粗暴”

这种 “张杨蜜月” 的持续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到 1947 年、1948 年左右，今天能看到种说法，叫 “杨永福怒斥张宗可粗暴”，“粗暴”，这个对张宗可的评价可以说很少见，大家印象里的张宗可都是阴谋家、野心家、整人高手，一贯是两面手段、暗藏心机，怎么也有被认为“粗暴” 的时候？

这个 “斥责粗暴” 的故事，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流传比较多，采纳的也相对多，说的是 1947 年在渤海区做土改整党工作时，张宗可听下级汇报讲老百姓出卖我军的斥候给国民党，大怒，当场拍桌子说要派兵把那村子给炸平，杨永福在场，当即反对，说这是不讲政治立场。

采纳了这个说法的，大致就是新宇少将当年写自己伯伯生平事迹的书籍 [1]，里面讲 1948 年 5 月杨永福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和父亲聊渤海土改的经历，讲到了 “炮打全村” 的事，说杨永福当时同父亲表示 “张宗可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风度。” 其父则回应 “我们还是要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 表示张宗可归根结底是好同志。

少将是如何得知自己大伯与爷爷的 “密谈” 的？可能的 “创作素材” 是土改工作团成员于光远的回忆录《朋友与朋友们的书 初集》。在 “杨永福的故事” 一节，于光远回忆了自己所知的杨永福，内里就讲了 “炮打全村” 的事，比少将写的更清晰，指出杨永福之所以反对张，不单是一个 “粗暴” 的问题，而是认为决不能对群众动枪动炮，这是没有政治立场，作为革命领导者，更不能说这种“没有原则的话”。

“他说，村里面还有我们的百姓，怎能用炮去轰? 我们对他说，…… 是在说气话，他并不真的主张炮轰这个村庄。…… 反驳我们说，气话也不能这么说，一个…… 委员怎么能说这种没有原则的话。” 这话让于光远等 “老同志” 顿感面上无光，哪里有喊着为人民服务却对人民动武的道理呢？在场的老干部觉得自己确实是 “不对” 的，不过这里面有没有张宗可，那就不好说了。

于光远回忆的 “粗暴”，指的是张宗可只讲“组织”，忘了群众，见到吃了亏就想报复，连老百姓也要整，是只顾眼前而丢了政治立场。而在另一个工作团成员的回忆里，这个“粗暴” 要直接的多，不是炮打老百姓，而是渤海整党里整人的粗暴。

别人下不去手整人，张宗可来整，别人不愿整人完成政治任务，他就来指挥完成政治任务。这是 “粗暴” 的第二个版本。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 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 (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 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于是总指挥换成了……。他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被他斗下去的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通过……，我们感觉到一些。当时我们叫…… 为康老。…… 当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一个…… 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2]

“家臣”

两相对比，都是批评张宗可 “粗暴”，说张宗可作为一个高级首长不能这样做，但细究起来，所折射的又有所不同：说一个高干不该喊着对群众打打杀杀，这是坚守一切为人民的政治原则；说一个高干不该拿组织同志开刀，这却是显得“运动” 经历少了。

可能就像后来一些人推测的那样，由于 “复杂的历史经纬”，这个故事必然要有意无意被添油加醋，进行一些修改，好突出张、杨二人的不同，是所谓 “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不过总而言之，两个故事体现的，也都还是张宗可 “能整人、敢整人”，与其惯常形象并不冲突。

再说回 “杨永福不满张宗可” 的事情，结合起于光远的回忆，我们或许也能猜测一下张杨两人出现不和的 “家庭因素”：据于光远所说，杨永福对他的“后妈” 十分不满，张宗可想要劝说杨永福接受，但杨不从，“总不能完全服气”。

在工作团里，直来直往、开朗健谈的杨永福从不和同志聊自己的父亲，对家事只字不提——有老同志去问过张宗可，张宗可透露了杨永福为家事烦恼的情况，工作团里也很快传开，“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相信他回国后关于家里的事一定讲了什么，受到过批评教育的说法。父亲娶后母，儿子不满的情况，是家庭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

印象里曾有人评价张宗可，说他是个 “领袖家臣”，以此观之，倒显得有点 “恰如其分”，一个下属如此参与上级的 “家事”，说教上级原配之子接受 “后妈”，这有点像过了界。当然，对张宗可来说，这也是他迎奉上级的一贯手段，他不止把李氏介绍给了上级，在还一度想给上级的孩子找 “爱人”。

作为当时首长的翻译员，阎明复曾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张宗可》[3]，内中就提到了 1959 年随张宗可到苏联莫斯科某疗养院内探望岸青的事：张宗可先是主动说要去探望岸青，让大使馆准备 “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 要带过去，又在路上同阎明复聊起自己早年如何照顾兄弟俩。阎明复听出了弦外之音，张宗可是“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领袖的亲人。”

这番话当然也不假，早在三十年代身处苏联追随王明时，张宗可就 “两头下注”，一面配合王明整人，一面把杨永福兄弟俩带到莫斯科生活，他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好伯伯” 的角色。1959 年，深陷精神疾病的岸青见了张宗可，也认得这是“伯伯”。

一阵寒暄后，会面结束，可刚出了门，张宗可就又和阎明复聊起来如何更好照顾岸青——苏联条件好是好，但到底不如国内，他是领袖之子，回了国待遇肯定比在莫斯科高，到时候还能在医护人员中 “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一个过去主管政治保卫事务，现在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这么关心上级家事做什么？只能说是张宗可确实是开发出了一条 “别具一格” 的“进步”道路，各种要害工作不让他抓，他就拿关照上级家人来表忠心，今天有些人捧他是什么不近人情的“党鞭”，我看恰恰相反，张宗可是太懂人情世故，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要他来干事他就干，要他收敛他就收……

参考

1. ^https://paper.dzwww.com/xcb/data/20131123/html/11/content_2.html
2.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3/06/13/011061214_01.shtml
3.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17680915808465

知乎用户 帝哥说史​ 发表

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特殊人物，他曾干了很多坏事，却在党内爬到了很高的地位，最后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有人曾这么评价康生：“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 今天帝哥就来聊聊康生是如何靠投机钻营爬上高位的。

康生，原名张旺，1898 年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在 1924 年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在 1925 年入党，在 1926 年、1927 年参加了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 年，康生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但他却把这当成了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

1928 年 6 月，在党的 “六大” 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康生在瞄准了李立三这棵大树后，便决定向他苦下功夫了。

在 1930 年一次党的会议上，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李立三犯了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康生突然跳出来说：

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

康生的话迷惑了不少人，也骗取了李立三的信任，几个月后，他被李立三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1930 年 9 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组织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李立三 “左” 倾路线的“死刑”。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康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一反吹捧李立三的常态，还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

康生还当面嘲讽李立三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

因为康生及时见风使舵，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地位，还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1931 年 1 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康生见王明当权，又决定投靠到他的门下。

此前李立三曾给过王明两次党内处分，康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为了修复和王明的关系，康生在一天深夜主动敲开了他的房门，并假装诚恳地对王明说：“王明同志，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

康生都把软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明也只好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康生连忙说：“哪里，哪里，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

就这样，康生又投到了王明麾下，在王明掌权的那几年里，他一直充当王明的副手兼打手，还爬上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高位。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跟着他一起去了苏联。

抗战全面爆发后，康生认为自己不能一直呆在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正好此时王稼祥来到苏联养病，康生便去找他打探国内的风声。康生一见到王稼祥，便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

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太清楚康生的为人了，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工作和学习，我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不久以后，康生跟着王明一起回到了延安。康生回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非常高，而且分析问题深刻，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在军事指挥上也很有才干，他断定毛泽东是党内最具有实力的人物，所以决定积极向毛泽东靠拢。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康生经常跑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向他汇报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康生还把自己此前自己和王明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毛泽东为了团结党内更多的人同王明的错误路线斗争，对康生的转变给予了肯定，不久以后，康生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

康生的这些做法，令知情人都感到很吃惊，王明更是大骂道：“他太无耻了！”

作者简介：帝哥，一位 90 后上班族，专职写作 2 年，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 10 万 + 的爆文。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 “帝哥说史”，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知乎用户 昜叔 发表

等统一以后，查查台湾方面的老资料。看看有没有惊喜~

知乎用户 内裤帝国​ 发表

诸城富户本闲居，上海之家得道符。

书工妙笔撑梁柱，九评修正伴沉浮。

一世清奸遭结草，绝顶颖悟胜腐儒。

索命亡魂成队阵，而今常叹笑庸夫。

知乎用户 肖申克的读书笔记​ 发表

“我用脚趾头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这是康生对郭沫若书法的评价。

透过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康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 确实有些才能

康生这人，真不是瞎吹，他在书法上是真有两把刷子。

他出身山东诸城的大户人家，从小就是饱读诗书。

这家伙最牛的是能 “左右开弓”，两只手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章草……

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 “鲁赤水”，为啥？就是要跟画坛泰斗 “齐白石” 对着干，意思是我老康在艺术上能跟你平起平坐，甚至比你强。

所以，他对郭沫若的蔑视，是发自骨子里的。

在康生看来，郭沫若的字虽然社会名气大，什么 “郭体”，但在他这个科班出身、眼高于顶的行家眼里，那就是 “野路子”，是 “江湖体”。

他那句 “脚趾头论”，其实就是一种极致的羞辱：不是我不服你，是我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的确，康生的书法也有特点，自成一体，章草意味十足，行里人都称其 “康体”。

他由此洋洋自得，所以才会说：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有网友质疑，现标明此话的出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大概叫 “极致的自我中心”。

他评价世界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顺不顺眼。顺我者，或许能得个点头之交；逆我者，哪怕是郭沫若这种文化泰斗，也是 “垃圾” 一个。

二、 政坛上的 “整人专家”

一个人在艺术圈这么狂，顶多让人觉得他 “恃才傲物”，是个怪脾气。

但如果这个人在政坛上也抱着同样的心态，那可就太可怕了。

在延安整风、在 “文革” 期间，康生手握 “笔杆子” 和“刀把子”。

他看谁不顺眼，觉得谁是 “绊脚石”，就可以用各种手段栽赃陷害。

陈毅元帅那句著名的评价——“康生是鬼不是人”，真是绝了。

为啥是 “鬼” 不是“人”？

因为 “人” 是有常情的，会犹豫，会怜悯。

但康生不会。他在艺术上可以目空一切贬低一切同行，在政治上有了权力之后就能打倒一切异己。他没有把对手当 “人” 看，就像他没把郭沫若的字当 “书法” 看一样。

在他的逻辑里，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那就是 “康生标准”。

这种从艺术细节里透出的冷血和傲慢，一旦拥有了权力的撑腰，就成了吃人的猛兽。

三、 识人的办法：看他对待别人的态度

今天我们谈论康生对郭沫若的贬低，不只是为了听个八卦，更是为了学个 “识人术”。

怎么判断一个人真的人品？

别光听他对你多热情，关键看他怎么对待他的 “同行” 或者比他强的人。

*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领域有点成绩，就目中无人，把前辈踩在脚下，把同行贬得一文不值。那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心里只有 “输赢”，没有 “对错”。

* 他在小事上狂妄，在大事上往往就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能把你卖了。

康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下次你在职场上遇到那种 “恃才傲物”、谁也看不起的 “大神”，不妨回想一下康生的那句 “脚趾头论”。

才华，是上天的馈赠；但怎么用这份才华，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底色。

看人，真的要从细节看起。

那个在角落里对同行恶语相向的人，一旦掌了权得了势，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康生”。

知乎用户 光. 武 发表

干脏活的，容易得罪人

知乎用户 彩石一爸 发表

别的不说，我年轻的时候混过一阵书画圈，他的字，水平很高，很抢手，就是上不了拍，都是在圈子里倒手。

知乎用户 楚越哀 发表

其实我觉得他长相十分英俊，一直不好意思说。

非常真诚但是也非常狂热，刘邦煮翼者中的刘邦煮翼者。他并不觉得自己干的是脏活，而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在拯救、在净化、在治病。他真情实感地认为把你关起来暴打是为了你好。

丰矿的山东人。

萧丞相、他、女超人，可以对应贤者、牧师、法师，而且他们都是从刺客转职的。

知乎用户 请叫我大斌斌 发表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小时候我也特别痛恨他这样的卑鄙小人，但是长大后见识开阔了，才意识到党和国家确实需要一条看家护院的恶犬。在这方面，康老做得不错，至少尽到了他的职责。

知乎用户 古拉格 发表

四个字总结

红色戴笠

如果你足够了解戴笠这个人的话，那么套模板也能了解康生

知乎用户 依然范德彪 发表

难道来俊臣还有不整人的自由了？

你不整有的是人来整

知乎用户 蓟县稻花香 发表

张宗可，一个书法家，金石学家，真古董鉴定专家，政治家，还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知乎用户 湖海散人​ 发表

80 年代俞强声叛逃，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跟康老死后对他的清算有关，清除了他那时候定下的很多规矩。

让俞强声接触到很多不该他接触的资料。

知乎用户 地狱之火加里奥​ 发表

自古以来当来俊臣当鹰犬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皇帝也只会把他们当成工具。

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不需要就一脚踢死。

知乎用户 king 发表

冤假错案太多了，谎话说得也太多了，现在不相信任何人的结论，除非你能认定全盘都是恶人。

知乎用户 另请高明很谦虚​ 发表

论艺术方面的综合能力，他是唯一可以稳稳压住长者的（长者在艺术方面的水平和康比就小儿科了）。甚至我不怀疑他真的用心学，英语水平也不会差，当然他俄语肯定很流利。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69901 发表

政治流氓而已，永远站在 “赢家” 一方

最初极力吹捧李立三，但李立三倒台后，他迅速转向，成为 “改过自新” 的典范

王明掌权，康生立即依附，

王明倒台后，他再次 “变脸”，成为反王明的斗士。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又和教员深度绑定。

六七十年代就不用说了，和蓝女士走的很近。

临死前嗅出风向不对，揭发蓝女士叛党，想再跳船，可惜已然来不及了。

上下五千年论酷吏，必然首屈一指。

知乎用户 关山难越 发表

他知道上面对他印象不好，他知道上面认为他没有底线，他知道上面对他的定义是需要时放出来用的鹰犬。但他为了出头，努力配合上面做好一个优秀的鹰犬。不过毕竟是文化人，内心总归有些不安，不甘心在史书上留下鹰犬的恶名，于是在临终前小小的跳反了一次，暴露出内心的矛盾

知乎用户 山东花和尚 发表

不知道是真是假，30 多年前还在读书时，听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近代书法除毛爷爷外，还有几个大家，其中有两个人比较出名，一是康生，一是郭沫若。

两人的书法在当时都是一绝，但是康生却瞧不起郭沫若的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用脚趾头夹个树枝也比他写得好！

来看看康老书法，还有他自以为傲的左手书法。


【我是山东花和尚。求关注，谢谢】

功是功，过是过。

有时我们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知乎用户 三呼 发表

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

敌人怕他，自己人也怕他，，，

知乎用户 兴灭继绝 发表

促进内蒙古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巨大功臣，

知乎用户 墨泼南溟 发表

如果这两个回答都是真的

那康生不是有点神经错乱么？

11 月和王明一起回国

12 月当众说王明不配与毛主席相提并论

年初又说王明是党的天才领袖

知乎用户 笑看坐等 15 投 发表

会计（满脸惊恐）: 他不是人啊！他是鬼！啊～啊！！

知乎用户 素光 发表

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才华的也对革命有贡献的一人

知乎用户 李总 发表

得毛主席终身信任

知乎用户 广岛烧 发表

100% 是果谍，打入我方内部的。

康生可比李涯厉害千万倍，把 “扛着红旗反红旗” 玩得炉火纯青。还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到康生死之前都拿他一点招都没有。

潜伏界的最高境界。

知乎用户 不亦说乎 发表

天才只要不碰政治，凭其成就和名声大概率会流芳千古，碰了政治和权力，一旦输了就会遗臭万年，把才华也浪费了。

知乎用户 momo 发表

受这种推崇康生的知乎新热点所感染。用了一下午阅读 < 康生传＞。虽然作者可能会有立场的对立不同而大加撘伐。但战线和事件是无法抹杀的。

所以我劝诸位推崇康生的朋友。如果没有高山一样胸怀不要去阅读这本书。一柄嗜血剑在圣人手里是一柄攻无不克的好武器。但是圣人已经逝去了。我们就不要再召唤嗜血剑了。因为你们根本不明白召唤的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捷尔任斯基创造的盔甲保卫了苏联，也将苏联窒息而死。我们因为开放而选择将嗜血剑收入剑匣，所以才有如今蓬勃的中国。

这是我们的幸运！

知乎用户 红太阳铁粉​ 发表

陈洪

知乎用户 发表

卓荦者兼怀神魔之性：神以致远，魔以破障。其恶倍于常人，然适成宏业。盖文明涅槃，必循血火之径；青史功过，岂囿俗世之评？

知乎用户 王思洛夫​ 发表

高赞回答还有左壬吹嘘 “康老” 的品格，看来确实需要我来给他们复习一下了。一辈子整人无数的“康老”，连自己的入党问题都讲不清楚。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在入学半年后，即 1925 年初，康生自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康生怎样人党，谁是介绍人，履行了些什么手续，至今尚未搞清楚。康生自己解释说先是经陕西人王友直介绍人党，但土友直在延安时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可能介绍康生人党呢？康生后来说是经李畔缓介绍入党，但李也是不承认。康生还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也是未置可否。由此可见，康生在人党问题上是有重大嫌疑的，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的可能了。

知乎用户 共同怀念春桥 发表

周总理亲自念的悼词，这是他的份量

知乎用户 首付之外皆泡沫 发表

他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著作权人。

知乎用户 斗士庭 发表

无产阶级的锄奸队长

知乎用户 一代完人洪承畴 发表

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无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本法庭审判！

知乎用户 唯大 发表

康老

文武

全才

他是

智慧的

勇敢的

政治

嗅觉

异常

敏锐

历史

他

善变

每一阶段

都跟对了人

保护

伟人

消灭

内奸

都立下

汗马功劳

还是

大书画家

但

913 后

开头是装病

后来是真有病

有意

和

4 人

拉开了

距离

快死前

还向上

告状

江张

历史

问题

有意思的是

二代全家

1973 年

一到

北京

全家

就去

看往

康老

路线

斗争

太

残酷了

连

大奸似忠

的他

也有害怕的时候

知乎用户 白秋蝉​ 发表

是一个不用后来者评价的人

知乎用户 各位说得对​ 发表

政治投机分子，但又是那种老文人式的投机者，你说坏吧，真他么的坏，但坏又坏的有种古风，很难说，挺神奇的一个人，不过因为历史资料的不公开很难了解得全面，恰有成就了另一个康生的模样

知乎用户 狂暴鸿儒 发表

致敬传奇抗蒙兄弟张宗禹，张宗可

知乎用户 凌晨三点六刻 发表

是个非常优秀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也是历任组织上非常信任并依赖的人。当然也是一个让许多人提心吊胆的严酷的人，所以一旦失去可用价值（包括死亡）遭周围人痛恨是必然的。

知乎用户 No name 发表

知乎特色，唱唱反调，彰显自己与众不同

知乎用户 刘看山 89757 发表

天才，酷吏，没有政治理念的投机者

知乎用户 维摩诘居士 发表

我不知道，完全不了解，没资格评价

知乎用户 大侠瞄人缝 发表

谁用鞋底子抽会计，谁就是自己人

知乎用户 公民曼纳海姆 发表

一个富歇罢了，政治投机者

知乎用户 你的狗子呀 发表

贝利亚……

知乎用户 无理战士 发表

在这里反驳一下剑桥民国史关于康的谣言

在苏区康生怎么怎么样

而实际上呢康生在 1933 年中央迁往江西的时候，与王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1934 年 1 月六届五中全会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直到 1937 年 11 月康、王一才起由莫斯科经新疆回到延安

他根本没去过苏区，怎么组织别动队呢？

间接说明了敌人怕他吗

知乎用户 Phillip 发表

康生恰恰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充当领袖的鹰犬的话，整人就应该往死里整，千万别留活口。

知乎用户 超级帅的虫子​ 发表

用脚夹着木棍写章草也比郭沫若写的有古意。。。。。

知乎用户 之昂张 发表

长君之恶其罪小, 逢君之恶其罪大

知乎用户 张伟光 发表

一个野心家，

善于批斗，善于抹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打手。

顺带一提：

康生 “借” 了大量的文物“鉴赏”，死得时候还了回去。

知乎用户 天魁星宋安抚使​ 发表

和《水浒传》原著中的黄蜂刺黄文炳一模一样的奸邪小人。此人就是典型的现当代的黄文炳。黄文炳的化身。

知乎用户 哈哈哈哈哈哈 发表

没法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看过老康写的字，一个字评论，好。

知乎用户 奎托斯 发表

一个加强版的陈洪，或者戴笠 pro

知乎用户 明棁中正 发表

出身富贵，有很深的书法功底，稳重审慎意志坚定。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为终极使命志愿归宿，这是人类作为高智慧大愛心物种的必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是否是众生万类世界演化真相？个人以为值得世人深思。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因严重失眠无力完成学业有自杀倾向的在读大学生，却因一次奇遇而确知人的生存历程受控。所以，我确知人类不是自然进化而来，是被创造的！人类目前对自身来龙去脉所知甚少，信仰宗教同信仰唯物主义一样，都是迷信。

物质和意识不是自在粒子自行演化，而是因果必然性的演绎。人类史以来尚没有人能突破因果必然性而完成自立自主，这是人类无力突破老病死之禁锢束缚之真相。我确知人的生存历程受控后就失常了，经常严重失控恐惧到住院，但记忆力并学习能力不失，精读过老庄佛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无任何宗教信仰，也不以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真理。

人是灵与欲对立融合的造化，有神性亦有魔性无一例外。人类的终极使命志愿归宿是什么？个人以为出离生灭福祸无常苦海恒在进化自立自主是人类终极使命志愿归宿！宗教宣扬的极乐世界天堂不存在，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终极归宿。自主自立恒在自由才是人类终极使命志愿归宿，这是我的价值观。

知乎用户 古文客​ 发表

以权谋私偷宝贼。

知乎用户 风之谷的巨神兵 发表

血债累累，手上普通人的人命一大堆。

1968 年一手炮制的云南赵健民案，138 万人被审查，17 万人被立案，1 万多人被打死。

还说教员的好战士，教员有告诉他这样子做战士的？

这种人还有人洗。

知乎用户 第几集那你 发表

最喜欢高华对他的评价

知乎用户 除虫局 发表

容嬷嬷。

知乎用户 道貌 发表

张好古的贵人

知乎用户 杰西卡 发表

翻案吗？

gun

知乎用户 万万 发表

康先森是有功的

知乎用户 笑尽一杯酒 发表

一把绝世的刀…

知乎用户 不爱上班的大叔 发表

优秀的鹰犬，高明的政客

知乎用户 莲生 发表

功不可没，功大于功的人。

知乎用户 长生云 发表

一个人品卑劣没有人性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谈做人？

知乎用户 piaopiao996 发表

卑鄙小人，无底线迫害狂，这种人除了可以鉴赏一下人类多样性，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值得讨论的是什么环境才能让这种人如鱼得水大展拳脚。

知乎用户 新宣传员 发表

主持延安整风

知乎用户 Spiens 发表

经典投机者！

知乎用户 歌唱新生活 发表

老奸巨猾的政治流氓！

知乎用户 泥菩萨 发表

官不藏针，私通马车。

知乎用户 莱阳王奇峰 发表

历史证明，智商和人品没有毛关系！

知乎用户 无产者 发表

和贾诩差不多

知乎用户 无中生有的无 发表

它不是人！

它是一条专咬人的恶狗！

知乎用户 艾泽拉斯的抓根宝​ 发表

但凡多活两年，就不用被请出来了

知乎用户 圆圆的方块儿​ 发表

一把锋利的刀。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