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作用是什么?
知乎用户 世界树的影子 发表 如果民族主义没有用,为什么国歌里面要写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不改成 “无产阶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知乎用户 LAVERN 发表 可以让踏上国土的侵略者羞愧自杀 “庞(炳勋)部在傅家赤草坡发现 …
小时候做数学题,如果你做错了,你自己是非常难检查出来的,但别人一提醒,你很容易就察觉到
执政也是一样。
没有圣人,人人都会犯错,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决策很有可能是错的,但碍于多种原因,他可能察觉不到或者他的拥趸无法提醒他。
这就需要一个反派或者不断给他挑毛病。
永远正确的人,永远不正确。
因为政治游戏,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认输。
认输以后,赢家既往不咎,输的下赛季再来。那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赢的不能通吃,输的也不用掀桌,反正还有下赛季。
如果没有这个程序,赢了还可以趁胜追击,把输的清算掉,那赢了以后,就一定会搞清算,一定会想干嘛干嘛,因为赢的诱惑太大了,而输的危险太高了。
而输了一方,输了就等于死,那死都不能认输,文的不行来武的,直接内战好了。
吃鸡模式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不死不休的博弈。
而是普通旁观民众会被洗脑成更极端的丛林法则信徒,哪怕是最理性最克制的和谈也会被污名化,胜者不斩草除根被认为是幼稚和妥协,败者理性退让被认为是投降和软弱。
他们会有意无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故意激化本已淡化的矛盾,他们只能接受胜者为王,不能理解理性退让。
这群被朝堂上按照政治斗争精心培养出来的民众,会被一轮轮的政治斗争训练得越来越极端,最后还是会反噬在朝堂上的博弈者。
好的制度都是类似的,
给赢家安全感,给输家希望。
对这个国家的政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
如果在乡野的,没有了希望,那坐在朝堂上的,也别想有安全。
很简单
古今中外,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制度一共只有四种,而且也搞不出第五种。。
1 高税收高福利 这种国外叫左派
2 低税收低福利 这种国外叫右派
3 高税收低福利 这种国内叫建制派
4 低税收高福利 这种叫资源型国家。
第四种包括中东一众石油国家。澳大利亚这种矿产国家。或者向世界银行借钱给老百姓发福利的阿根廷。(阿根廷这种靠撸小贷发福利的国家属于极个别的情况。。)
全世界几百个国家,经济制度都离不开这四种。(其实主要是前三种)
高税收的危害是没人愿意投资带动就业。即税收的越多,就业率越低。
低福利的危害是没人愿意消费拉动内需,即工资和福利越低,消费能力和意愿就越低。。
所以
左派是牺牲就业保消费,目的是保住消费端。所以左派上台就业率低,找工作难。
但是工资高,福利好。老百姓爱消费。
右派是牺牲消费保就业。目的是保住生产端。所以右派上台就业率高,找工作容易。
但是工资低,福利差。老百姓爱攒钱。
(建制派既不愿意减税保就业,也不愿意发福利保消费。最后无论是就业还是消费都保不住,这个不提了)
这四种不同的经济路线,催生出四种不同的政党(一个政党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经济路线)
1 高税收高福利路线 (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
2 低税收低福利路线 (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
3 高税收低福利路线 (目前乌克兰的执政党,对企业高税收,对百姓低福利,钱都用来打仗了)
4 低税收高福利路线 地底有石油有矿产等资源才有资格这么搞。
这四条经济路线,每一条都有支持者。无论你选择哪一条经济路线,都会遭到其余三个党派的反对。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绑定了三个反对党。只不过有的党人数多,有的党人数少。有的党声音大,有的党声音小。
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搞有丝分裂,
比如左派可以细分为,极左,温和左,环保左,反移民左,全球化左。孤立主义左等等。。乌克兰可以搞亲俄左,反俄左等等。。这样搞,党派数量就更多了。。
外卖平台大战,你才能吃到便宜的外卖。
如果网购只有淘宝,外卖只有美团,他们必然一边欺压骑手商家,一边提价压榨消费者,两头吃。
你信不信?
客观上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与其长期压制不满,让他们转投极左或极右团体…. 不如干脆允许他们游行、结社、组党和参政,在议会里解决问题。
靠暴力机器能维持多久?十年?二十年?哪怕像苏俄那样强势的超级大国,自诩代表了全人类未来唯一真理的意识形态,最终也只维持了 69 年就轰然倒塌了。
俄乌战争的教训摆在眼前。
但凡俄罗斯有 q 力防沉迷系统,有制衡制度,普京在收拾完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后,任期结束,按规选择退休,那么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一定是有口皆碑的。
但由于没有这种机制,或者说普京亲手破坏了这种机制,并且在晚年亲自点燃俄乌战争,将国家推向深渊,那他的历史评价就已经臭了。
已然成为俄罗斯版的唐玄宗。
所以知道华盛顿为什么伟大了吧。
因为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内战。在没有发明选举之前,西方也是各种王朝轮替,因为不管是谁执政,总会有不满的人,不满的一方就被压制久了,总想要取而代之。
英国 15 世纪的玫瑰战争(1455–1487),为了争夺王位,两大家族内战打了 32 年。17 世纪的克伦威尔战争( 1642–1651),议会军和保王党打了 9 年。
丹麦历史上也特别喜欢内战,哈姆雷特的故事背景选在丹麦也是这个原因:
法国就更不用说吧,1789 年法国大革命已经很血腥了,大革命之后的 100 年里,政变和革命也层出不穷,平均每 20 年重新洗牌一次,一下又是雾月政变,一下又是热月政变,一下又是七月革命,一下又是二月革命,一下又是第二共和,一下又是第三共和,一下又是第一帝国,一下又是第三帝国,到现在都到第五共和国了。
打赢的一方说,你看吧,这是人民战争,是人民支持我,我才打赢的,就取得执政合法性。
但是现在国家慢慢发现,如果总是要靠打仗才能证明是人民支持某一方,每次都要死亡很多人,每次都要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那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不用打仗也能够证明人民支持我的方法呢?
没错,那就是把反对党合法化,大家就不要再比谁的拳头更硬了,谁能选上,那就是证明人民支持谁。

虽然每次选举都耗费巨资,但总成本还不到打一场内战的万分之一,而且还是零伤亡,那可是强太多了。
美国总统大选知道多花钱吗?14700000000 美元,把零数清楚,也才 147 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到英伟达去年营收的十分之一,折合人民币才 1000 亿。

1000 亿人民币看似很多了,但你知道 2025 年的外卖大战,三大外卖平台的补贴金额就达到了 1000 亿,外卖大战花的钱竟然和美国总统大选花的钱差不多,你说神不神奇。
如果打一场内战呢,整个英伟达就打没了。
如果不想内战但又想解决唱反调的人,怎么办,人类也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各过各的,一拍两散,像前苏联一样,虽然是和平分手,但你觉得好吗?
很多答主说的都是技术层面的,并非根源性原因。
根源于在于发达国家完成了政教分离。
因为宗教剥夺了权力的神性(天降伟人、为你好、天命所归、历史必然选择之类的),使得公共权力只能依赖程序(选举、议会投票)来维持合法性。
基于这个前提下,才有了反对派的生存空间。
同样也是因为政教分离剥夺了权力的神性,以此才给了失败者体面退出的机会和能力,从而实时调整社会发展方向,而不必输红眼了拉着社会一起陪葬。
其实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国家,即便有三权分立的架构,也是不牢靠。
有些人喜欢举新加坡的例子,其实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性是不牢靠的,但是优点是体量小,在马六甲海峡随便搞搞经济也不会出大问题。绩效政治在时间超越性方面远比不上一神教。
因为你眼里的 “反对派”,同样代表的是另一群公民的利益
一个家庭尚有诸多分歧,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所有人的思想和利益永远都一致?
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制衡,既要防止少数搞独裁,也要防止多数搞民粹
你不允许有反对派,啥事儿都是多数说了算,那好,看到马云钱多,咱投个票给他家产分了,全票通过;看到刘亦菲漂亮,咱投个票让她给咱一人当一晚老婆,全票通过
这特么不乱套了?
只有对民主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一天到晚拿着选票说事儿,好像民主就是选举,就是一人一票,然后提出一堆类似 “西方选举 51% 的那方赢了那剩下的 49% 怎么办” 这种自以为抓住了民主制缺点的弱智问题,无知的可笑
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必须有一个反对派” 这个说法搞得就像是故意设置一个反对者,然后去为了反对而反对
不是什么 “必须有一个反对派”,而是只要你允许不同利益阶层推举自己的代表,那就应该有这么多不同的派
这种机制,最大的缺点是难以达成共识,容易推诿扯皮,论证过程复杂,漫长。
优点就是有人想干点坏事,那是真难。一旦达成共识,项目推进速度奇快无比。
因为没有一个 party 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人之间的利益诉求是相反的,不可能同时满足。
不能满足自然聚集到其他 party 下面。
题主肯定不是农村人。但凡在农村生活过,都会知道地里长出各种草才是自然状态。如果一块地只长一种植物,这块地绝对是有人锄过的。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从政治神学角度来看,其实整个现代社会的特质就在于能够余留下一个空位,让所有人都不能占据这个空位。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国家中,掌权者必须是轮替,但是存在着一些不掌权者,他们反而是永久的。譬如说美国的大法官和英国的国王,他们是作为国家象征意义上而言的。
整个现代社会的运作中,实际上目的在于确立起如下的信条
1、任何的岗位存在着两个身份,一个是功能性的身份,一个是谁来占据他。譬如说总统的职位和总统的占据者是分开的。功能性身份指向的是这个空位本身,而占据者是流变的。这是现代社会,无论哪一个岗位的共同特点。哪怕一个地铁安检员,地铁安检是功能的要求,它被科层化,而安检员由具体的人占据。那么在权力顶峰更是如此,在权力顶峰更是有一个空位不允许任何感性意义上的肉身占据着,这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信条。
2、对于国家权威来说,却需要一个象征物永恒地占据,让其获得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象征力。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就是国王,在总统制就需要法官,在半总统制需要总统。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法人,需要一个代表完全代表这个权威。
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在实际操作领域,需要多个不同部门,反对派轮流执政,通过轮流执政来促使人们相信,他们仅仅是一些感性的肉身,是会死的。而真正不死的,是这个空位所代表的社会结构。总统办公室里的那把椅子,在本质上是空的。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通过不断地 “换人”,向所有人演练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人天生或永久属于这个位置。
现代政治神学将原本属于君主个人的神圣性,转移给了那个 “职位本身”(功能性身份)。当一个领导人下台,他立刻回归为一个普通的“感性肉身”;而那个空位依然享有崇高的宪政权威。轮流执政,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解构” 具体个人的神圣化,从而保护了 “体制本身” 的永恒。
轮流执政,在政治神学上是一场定期举行的 “仪式”。它通过掌权者的上台与下台,向世人昭示:凡人皆有一死,政党终会下台,唯有作为社会结构的“空位” 和社会秩序永存。 这种 “将权力的肉身抽离” 的特质,正是现代社会能够避免陷入内战和绝对崇拜的终极秘密。
因为他们知道,执政党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
因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就在于其拥有一个先进而优越的制度,能够自我纠错和实现民主监督。而这其中的原理就是西方先贤所说的:只有用权力才能监督权力,只有用野心才能制衡野心。而幻想让政府来进行自我监督,寄望革命靠自觉;则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所以发达国家才都建立起了多党制。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完新五代史和新唐史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销毁了所有原始资料。
如果你能理解他的动机,你就应该明白,一个文明允许反对派存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了。
你搞错逻辑了,不是需要反对派,是允许反对派存在
手里握着枪的人,一旦发生争执,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举枪。
所以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执掌革命军的时候,物理上的确做到了没有反对派
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性
因为 zf 为资本服务,所以一切都需要外部监督,而社会主义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一切政策为了人民,所以不需要外部监督,更有效的执行
这恰恰是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因为正常社会就是有不同观点的拥护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
不同的观点需要表达
不同的利益需要博弈
这是顺着人性建立制度,而不是靠口号和乌托邦,靠口号的那是农民起义,最近的是太平天国……
你是什么时候对西方文明,对西方制度,产生怀疑的呢?
我是在高中时期,读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历史之后,就开始种下怀疑的种子了。
记得我当时对同学说——英国人连自己的邻居,连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爱尔兰人,都不认同,还说爱尔兰人是白皮黑鬼,怎么可能平等对待其他种族,其他国家的人呢?
后来,每次与人辩论的时候,我都把英国与爱尔兰的历史拿出来,作为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不靠谱的例证。
对方要么会说,这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现在的英国与爱尔兰关系不是很好么?要么会说,哪个国家没有黑暗的地方,对爱尔兰,对北美土著和澳洲土著,的确是英国的污点,但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却不认同上述两种说法,在我看来,英国人,和欧洲人的宗教意识,和血统意识,已经深入骨髓了,上千年,几百年的宗教杀戮和血统歧视,不是仅仅几十年就能化解的。
正是在怀疑种子的驱动下,我认为西方的所谓宪政,所谓三权分立,和所谓自由民主,主要是假象幻象。
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主要有三大根基——
一是宗教。
二是血统。
三是资本。
宗教势力,贵族家族势力,和资本势力,共同形成了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
虔诚信奉宗教的人,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
资本势力,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
贵族家族势力,主要是社会的顶层。
因此,西方的三大势力,主要不是平行的,而主要是纵向的上下关系,联合性大于对立性,这才是西方文明延续几百年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他国家照搬西方的制度,由于缺乏西方那种基于宗教,资本,和贵族家族的纵向联合,因此,只能沦为东施效颦,甚至邯郸学步。
概括起来,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能够良性运转主要有两大关键——
一是宗教,资本,和贵族家族,分别代表社会的不同阶层,能够实现纵向联合,又能实现横向的制衡。
二是通过殖民掠夺,扩张拓展,能够通过宗教,资本,和贵族家族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分赃。
无论是宗教,资本,还是贵族都有强烈的扩张本性,这也是西方能够实现纵向联合,和协同扩张的根本原因。
记得有一位英国政治家说过——英国民主的根本特征是忠诚的反对。
忠诚于宗教,忠诚于国王代表的贵族,忠诚于资本,才是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的第一核心。
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就如一个人的另一只手,另一条腿,尽管有时候,两只手,两条腿不协调,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手与腿,而不是两个人,或多个人手与腿。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西方的那套所谓宪政,所谓三权分立,和所谓自由民主,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既不稳定,也不发展。
根本的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就如人的手脚,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一个人的手脚,而其他国家则主要是多个人的手脚。
近十年来,英国已经换了六个首相,最短的生菜首相特斯拉,只担任了 45 天,现在的斯塔默已经宣布辞职了,还要继续换人。
在美国,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 MAGA 派,也更民主党争斗的十分厉害。
可以说,即使英美两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大问题,自由民主开始从一个人的手脚,变成两个人,或多个人手脚。
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文明和制度的两大根基,都出了问题——
一是宗教,资本,和贵族家族代表的社会各个阶层,纵向联合出了问题,所谓自由民主正在从一个人的手脚,变成两个人或多个人的手脚。
二是对外扩张掠夺,吸血寄生,已经难以为继了。
复旦大学的范勇鹏曾经说过——西方制度,还处于中国周朝的阶段,核心是分封分赃,从来没有实现秦朝那样的大一统,根本就没有管理控制超大规模国家的经验。
翟东升教授则说——美国制度,就如罗马帝国,主要通过不断吸收新的罗马人,才能维持联盟体系,但是新旧罗马人,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罗马帝国崩溃解体。
可以说,只要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在制度方面,就如中学生,显得很中二,而中国已经是大学生的水平了。
人类文明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精神文明。
中国早在三千多年的周朝,就摆脱了宗教,实现了世俗化的精神文明,而西方至今也没有达到中国周朝的水平。
二是制度文明。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了,具备了管理控制超大规模的经验,而西方却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自由民主的核心就是分封分赃。
三是物质文明。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只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实现工业革命,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随着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必然也会站在工业文明的顶端,再次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其他文明。
那些攻击否定中华文明的公知殖人,必将会被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一群小丑,一群败类。
人的本质是信息生命。
中国人是典型的信息民族。
信息生命,信息民族,主要有三大关键——
一是去宗教化,摆脱精神依附,是精神文明的根本。
二是去血统化,摆脱人身依附,是制度文明的根本。
三是去阶级化,摆脱经济依附,是物质文明的根本。
当今世界,那个国家,那个民族,去宗教化,去血统化,去阶级化的程度最高呢?
当然是中国。
中国不需要外在的敌人,也不需要内在的反对派,中国的使命,只是不断超越自己,通过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发展方式。
西方那种通过对外树敌,对内树立反对派的做法,本质上则是一种互动发展模式,跟循环发展模式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
互动发展模式,就如一个人需要监督,才能好好学习,循环发展模式,就如一个人不需要监督,就能好好学习。
正如中国的老祖宗说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苟日新,有日新,日日新。
解放思想,把人当人,才能成为发达国家
因为权力需要监督和制衡。
很久之前 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能够在桌面上跟你明着提意见的 都是可以被谈判的反对派
你要是连他们都干掉 那剩下的可就只有不可谈判 不死不休的反对派了
对着洛水发誓这招只能用一次

单词小练习
反对派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政府的标配。
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日)无一例外都是高度复杂、利益阶层极度分化的社会。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写出一套让所有人满意的完美政纲。不同的利益集团就必然会抱团,自发演化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把这些党派组织起来,就成了天然的 “反对派”。
比如,19 世纪的英国政坛长期被两大传统党派垄断——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利益的自由党。
这两大党派虽然天天在议会吵架,但本质上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英国爆发了严重的劳资矛盾,工人阶级规模空前庞大,但他们在议会中根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
自由党虽然口头同情工人,但其政策本质上还是保护资本家的。工人们意识到,资本家和贵族的政纲绝不可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必须抱团。
1900 年,英国工会组织联合各界社会主义团体,正式成立了 “工人代表委员会”,这就是英国工党的前身。
工党一诞生就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它迅速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成为了保守党最大的、天然的反对派,直到今天形成了英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这就是最典型的阶层分化催生反对党的例子。
但是更有趣的是,在 1930 年代之前,美国的共和党长期代表北方工商业资本家,而民主党则更多代表南方农业势力。
但是 1929 年美国爆发大萧条,数千万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陷入绝境。当时执政的共和党胡佛政府坚守自由放任政策,拒绝大规模救济,这彻底激怒了底层民众。
民主党人富兰克林 · 罗斯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庞大受害者集团的诉求,组织了著名的 “罗斯福新政联盟”。这个联盟成功将蓝领工人、少数族裔、贫困农民、城市知识分子抱团在一起。民主党借此从一个地方性政党,彻底转型为代表中下层利益的、强大的全国性反对党(并随即夺权执政),迫使共和党退守为代表大企业和保守力量的反对派。
你看,当社会阶层利益发生巨变时,政党被都要倒逼着去成为代表特定群体的反对派。
当然,除了传统的经济阶级分化,社会观念的分化同样会自发催生出激进的反对派。
冷战时期的西德,政坛被代表中产和资本家利益的基民盟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社民党垄断。这两大党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工业总产值,对环境污染、核能风险视而不见。
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战后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西德社会出现了一批极度关注生态环保、反核武器、和平主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发现现有的传统政党在这些议题上全部装聋作哑,传统的阶级政纲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与生存诉求。
1980 年,这些环保主义者、反战人士自发抱团,正式成立了德国绿党。绿党作为一股极其激进的 “圈外反对派” 杀入议会,倒逼执政党必须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核心政纲。
只要一个社会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利益和观念的分化就一定会像地壳运动一样,在政治表面挤压出属于自己的代言人。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人类对权力的争夺是不可调和的。
代议制政府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与其把反对者逼上梁山,不如 “把冲突制度化”。
允许你合法地坐在议会里拿纳税人的钱天天骂我,甚至允许你通过四年一次的选举合法地把我赶下台。反对派的存在,实际上是执政党为了不被物理消灭而买的一份 “政治保险”。
古罗马不承认合法的反对派,任何反对皇帝的行为都被视为叛国。结果是什么?根据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前 27 年(奥古斯都)到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公认的各类罗马皇帝中,有近 62% 的皇帝死于非命(被刺杀、被迫自杀或在内战中被战死)。
在英国确立两党制之前,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肉体清洗。17 世纪的英国,国王想消灭议会反对派,议会想送国王上断头台,最终爆发了内战(查理一世被斩首)。随后短短几十年内,双方通过《叛国罪》互相砍头,数十位贵族和政治家被抄家灭族。
英国人正是被这种 “赢了当政,输了丢命” 的血腥循环折磨得受够了,才在 1688 年 “光荣革命” 后确立了规则:允许反对派活着,不仅活着,还封他们为“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
所以,在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是一个法定职位,不仅拥有和首相几乎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而且他的薪水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
反面教材就是魏玛共和国。
在一战后的德国,原本拥有多党制衡的民主架构。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利用《国会纵火法令》迅速宣布共产党、社民党等所有反对党为非法,并将其骨干关进集中营,实现了纳粹党一党专政。
当所有的合法反对声音被物理消灭后,希特勒的疯狂决策(如闪击苏联、对美宣战)在德国国内遭遇了零阻力、零刹车。结果整个国家跟着一个人的大脑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导致德国在二战中被彻底炸成废墟。
所以发达国家代议制政府的设计,逻辑非常流氓,但也极其清醒:
我留着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而是因为如果我把你逼上绝路,你手里那张选票,明天就会变成射向我胸口的子弹。
就是有一个疑问:这种制度是一种政治上的高度智慧,还是资本主义精英用来消耗底层反抗力量的精致游戏?
要是没有阉党,东林党干砸了怎么办?总不能把东林党自己人打成奸佞吧?

我一直不理解他们怎么解决【为了反而反】的问题。
比如,一个修桥的项目,修好了可以解决地方人出行的问题。但是,这个桥得修 5 年,那么 4 年一届选举的情况下,A 政党如果考虑 4 年后选不上,他们可能不会推,便宜了 B 政党;
如果这个桥只需要 2 年修好,那么 A 政党在任内会强推,这时候 B 政党觉得修好了是 A 政党的政绩,不断阻拦预算,拿环保和资金卡着不启动。
那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目前据我观察,台湾省完全克服不了这个问题,海量个例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拉扯,导致多年来仍未动工。
不是必须得有反对派,而是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才形成了不同党派。
因果倒置!
你支持宗教,我反对宗教,你支持大男子主义,我支持变性自由。
你支持高考全国一张卷,我支持各地区分别命题。
你支持每年给穷人 1000 亿,我支持一年给穷人 5000 亿。
你认为中药有用,我认为什么医药都得通过三期临床试验。
你认为应该服从权威,我认为可以质疑权威。
你认为政府肯定是对的,我认为政府可能犯错。
两个同学打架,你认为应该支持同班的,我认为应该支持有理的。
你喜欢传统家庭道德观,我喜欢个性自由。
你喜欢阴谋论,我喜欢证据论。
你认同打江山就应该做江山,我认为打江山坐江山是过时的思想。
两拨人价值观和主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党派。
要问,为什么前者和后者这么大区别,答案就是前者是保守派,是保守党,是共和党,后者是自由派,是工党,是民主党。
因为方便推卸责任嘛,这事情汉弗莱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说在野党的作用是监督执政党的,请告诉我全世界这么多忽里台社会,到底哪个是通过 “在野党的监督” 变得更好了?
这个车轱辘话题无聊到我现在连 100 个字都不想写,我还是那句话:
从我个人立场讲,我支持忽里台社会的政治模式,因为对我个人和家族都有好处。
如果你什么都对,那确实不需要
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是一种腐败的力量。阿克顿勋爵还告诫我们,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其实是一个公民权的问题。
简单说 100 个人,不说有 100 种想法吧,但是在非亡国灭种那类事之外,尤其是在广泛的社会议题上,肯定不会是一种想法。
就算是,少数要服从多数。
但是你至少能让少数发表意见,而不是要他闭嘴。
毕竟这是他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
除非你没把他当人。
经济上,如果企业垄断就是消费者的灾难,这个很多人都懂,为什么到了政治上就这么多人不懂了呢
提问者的意思是:执政党内必须有反对派,还是执政党以外必须有反对党派?
如果是前者,执政党内并不必须有反对派,他们完全可以是万众一心,铁板一块 (虽然通常情况下确实会有一些人想法和党派当下纲领不一样)。
至于反对党们,其实它们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执政党明白:有别人在觊觎你的权力,他们会不择手段的想办法拉你下台,你 TM 最好给我小心点。
这个道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明白。
加拿大国会的大部分辩论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涉及国家安全等议题是不公开的),任何人,包括游客都可以去旁听。



国会辩论我去听过一些。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Question Period (反对党质询) 那部分。
在这部分,反对党会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甚至是胡搅蛮缠。尤其是小土豆执政期间,基本上就是不带脏字的各角度全方位的骂他,小学班主任骂吊车尾那种。
甚至有些很好的提案,对于加拿大全民和政府都有好处的那种,反对党仍然要骂。
比如打击犯罪,明摆着民众会支持,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他们仍然会骂。他们倒不是反对打击犯罪,而是会骂执政党没干好。然后就各种挑毛病,说你执政党之前干的这么差,现在这个新提案你们肯定也干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都不好。
感觉就是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一开始我真的是特别不能理解,这些提案争议性其实不大,而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最后其实会通过这个提案,那你们麻溜通过不就结了?你们这帮人拿着我的钱,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这儿骂人,非得把提案一拖再拖,这 TM 是有毛病吧。
后来看得次数多了,看着土豆每天被骂的狗血淋头如履薄冰的样子,慢慢有点明白了。
反对党在不断的向执政党发出一个信号:你干的怎么样,我们都盯着呢。你的提案,我们也盯着呢,哪怕我不想阻止或者不能阻止,我们也要给你制造麻烦,不会让你随便过。
你 (执政党) 做事最好仔细点,我们 (反对党) 会抓住所有可能抓住的机会,把事情搞大,把你们搞臭,拉你们下台。
当然,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不单纯的动机,有政治暗箱,有私下的媾和,有表演的成分。但不管怎样,反对党想要把执政党拉下台的目的是不会变的。
因为执政党永远都有下台的危机,他们在坑害民众和国家的时候,就很难大步前行。
作为老百姓呢,相比 “快步迈向新时代”,我更怕 “掉进大坑爬不出来”。
所以,当反对党式微的时候,我就会给反对党投票,尽量养着它。
国家最大的风险,往往在于执政党不受制约的为所欲为。
政治的底色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互相妥协
如果不妥协就要镇压就要内战
而投票的成本明显低于动乱成本
让我们看下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开环控制 vs 闭环控制。
| 维度 | 开环控制 | 闭环控制 |
|---|---|---|
| 反馈回路 | 无 | 有 |
| 测量输出 | 不测量 | 持续测量 |
| 误差修正 | 不修正 | 自动修正 |
| 抗扰动 | 差 | 强 |
| 稳定性风险 | 无 | 可能振荡 / 不稳定 |
| 成本 | 低 | 高 |
| 典型场景 | 洗衣机定时程序、交通信号灯 | 恒温器、伺服电机、巡航定速 |
开环控制用了几千年,简单场景用一用,复杂系统搞不定,上限低。
你说不对,一派也可以添加反馈控制,可以是闭环控制,不是开环控制。
瞅瞅那帮子传感器,信号都整反了,搁那里只会正反馈,麦克风都啸叫了。

不谈那些容易 404 的东西,就谈最直白的好处。
明面的反对派是保险丝,是空气开关,是电闸的漏电保护器。
如果明面上的反对派,还是个特别努力的蠢材,那就更好了。
典型案例,日本的反对派领袖,野田佳彦。
2012 年,第一次粉碎了在野党联盟,拯救了安倍晋三,让本来已经名声扫地的自民党重新崛起。
2026 年,第二次粉碎了在野党联盟,拯救了高市早苗,让本来已经濒临死亡的自民党再度崛起。
你干的不好,天怒人怨,不要怕,让反对派自己上去干几年,保证最后老百姓会八抬大轿的抬你回去。
骂了那么多年的资本,资本只是一个背锅侠。正真的原罪是谁?垄断!
骂资本最常见的一个例子,资本家压榨员工剩余价值,只给员工微薄的工资。因为员工没得选。但是资本家有选择,所以敢对员工说: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如果有很多公司呢?所有公司的需求加一起大于员工数量呢?这个时候公司就会相互竞争抢员工,公司的相互竞争怎么体现?不就是提高员工的待遇吗?所以资本家没有了垄断,打工人的待遇自然就提升了。
如果打工人有工会呢?所有企业招人必须通过工会,或者工会可以大罢工让工厂无人生产。然后呢?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赢麻的故事。美国工厂大量倒闭,就是因为被工会吸血。在嘲笑美国的同时,也要看清楚底层逻辑。因为工会垄断劳动力,所以工厂不得不同意超高的工人待遇。即使工厂出现困难,高待遇不能减少,最终工厂被拖垮。
资本因为垄断可以压榨员工,工会因为垄断可以吸干公司。古话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咱老祖宗的智慧。
资本垄断的是生产资料,工会垄断的是劳动力。但是,被垄断的东西还可以有很多。比如,权力。
政治大逃杀零和博弈,很容易导致掀桌子,最终受损就不仅是输方,还有百姓。
只有允许输,允许输者存在,给输者机会,赢家只能赢一时,才是好的形态,这极大程度降低了掀桌子的概率
天主教历史上还有个职位叫 “魔鬼代言人”,使命就是对教会试图封圣的人选,运用科学理论和证据来进行充分质疑,并且辩论其 “神迹” 是否能有科学解释。
我感觉中华文明似乎欠缺一个思维:人和人思想是可以不一样的。
注意是:可以不一样。
而实验没做出来之前,现代量子物理学还被爱因斯坦这种人类顶级智商的人反对。
很多人肉眼凡胎,却总是怀揣着自己就是世界最懂的,这种每个人都有的自媚缺点。
因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大部分回答都在说 “当人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有多个政党会比较好”
其实还有一个反向的:
只有当多个政党对某个事的意见相同,你才知道这个意见确实代表了 “共识”、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至少说:它的反对者的利用价值不足以被任何政党注意到。要么是反对者不够多、要么是反对者自己都不觉得这事关键。
比如说近期特朗普和梅洛尼不太对付,出言不逊。那么多数意大利政党都对特朗普表达了反对,无非是有些认为 “不能因此破坏了意美长期关系(翻译:忍气吞声熬到民主党上台)”,有些认为忍无可忍、目前的对策太软弱。
但可没人说 “特朗普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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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对于一个普通意大利人,假设他甚至不知道特朗普说了啥。但他只要知道各党派都攻击特朗普,他就能猜到这确实是国内政治界的共识。
不然呢?如果只有兄弟党 / 中右联盟能发声,他看到 “国家” 在批评特朗普,他怎么知道是特朗普真的说错了?还是说特朗普才是对的、目前执政党在靠高调反应故意掩盖什么?如果有个人非要说现实情况是后者,你又该怎么证明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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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共识” 是一个需要确认的东西。但凡多一个心眼的人,就不可能 “你说它是共识,它就是共识”。共识一定有可观测的证据。
但每个个体确实都没有做社会调查的能力。那么,“各党派都不反对” 就是一个可用于观测的证据。
反而是。当没有反对党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台上所说的 “共识” 是不是真的社会共识,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想法很有群众基础,而又无法证明或证伪这一点。
譬如说官员财产公开。网民里有不少人主张公开了不好,叽里呱啦说一大堆。在假设中的异世界,不知有没有一个政党敢拿 “不要公开” 当口号,来争取这一部分选民。如果没有?那说明他们真的挺边缘的,“要公开”才是社会共识,无非是细则再讨论。
资本主义嘛,干什么不算成本?
如果没有反对党,反对派,你要花多少钱维持稳定?
那是一个越来越高的数字的,而且还会无限制的涨下去,直到无法维持
可是反对派才花几个钱?竞选才花几个钱?
有稳定的零头多吗?
所以算帐是个好习惯
因为不能赢麻了,赢麻了肯定会飘。
因为他们可以输,输了之后四年再来(参考特朗普)
士兵可以投降(参考泽连司机签发的允许士兵投降的总统令)
本来咱们这也可以的,可惜,被司马懿的指(洛水为誓)破坏掉了…… 自此以后,再也不允许失败了
欧美这堆烂摊子,没有反对党那还怎么甩锅啊~
执政者把国家搞的民不聊生,不用追责不用坐牢,撂下一句 “你行你上” 辞职走人就可以脱身享福去了。换上一个嗓门最大的反对党,过几年一样的民不聊生,一样的辞职走人再上演一轮,换下一波人继续表演治国。
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反对党可甩锅,所有麻烦都必须自己背自己解决,想活的轻松点,只能实实在在干事,少给自己埋雷。
想辞职甩手走人?终身追责了解下呗。
冷知识: 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反对派, 这玩意儿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
另外..
党外无党,奇思妙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通常这句话被认为是毛泽东所说.
敌对党派是真的会监控和抓你小辫子的。
跟自家的抓大放小,轻轻揭过不是一个情况。
同时时不时换人也可以保证这个国家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其实西方政治体制在个人看来还真不是啥精英政治体制。更像是在假设政府里坐着的是一群傻蛋,所以要保持轮换防止某个傻蛋把大家一下子全带沟里创死。
美团和饿了么打补贴大战
我是消费者我肯定要支持啊
大脑发育有多差才会希望垄断起来割韭菜
选票游戏的好处是
发达的时候,能让人民误以为这一切美好都是源于自己选对执政党的功劳,对于被剥削的第三世界止于表面的同情,而非去探索世界的客观经济运行规律
落魄的时候,能把锅扣在老百姓的头上,并且给他们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以为只要换一个执政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而非去思考到底为什么,甚至于发动造反和革命
多党制有一个特点,它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讨好自己的铁盘选民。
如果一个党派的核心口号是支持移民,不管它上台还是下台,它必须坚持自己的口号,不管对错,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除非他们能找到另一个议题,竖切筛选出另一个铁盘选民,否则他们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基本盘。
这只跟利益有关,跟纠错无关
方便扯皮和推卸责任。
德谟克拉西制度的自我维护机制。
这种御用反对派的最大作用就是向民众表示德谟克拉西的自我纠错能力,让民众无法意识到德谟克拉西制度本身的问题。
把制度问题包装成分配问题,通过异见的提出来消解为什么会产生该问题的追问。用绩效考核代替了价值评判。
民众最终得到的是几个政党之间提出的选择题而非可以真正代表自身诉求的主观题。
因为他们做不到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因为他们不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密切联系群众,没听到基层群众声音。
反对派总是有的。那些没有反对派的,不是没有反对派,而是反对派都没了
简单来说的话,如果国家一直被同一群人控制,那么这群人掌握着最核心的权力,掌握最重要的资源,他们不可能永远是圣人,永远没有私心
那么这些人就必然会给自己谋利,将国家的资源不断转化成自己的财富,让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产生极大的差距
当然可以设置类似御史大夫、谏官之类的官职负责对权力进行监督,但他们最终依然需要向统治阶级负责;并且他们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自己监督自己终究还是难以做到公正客观
如果长期下去,绝对会出现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出现叛乱、起义、割据,进而演化为国家内部的战争
而这个东西是国家最讨厌的东西,它消耗本国的国力、资源、人口,最终结果即便原本的统治阶级胜利了,也仅仅是让国家回归原本的统治状态,而且会因为战争,国力消耗,很容易导致后续的国家局势更难以为继
那么为了避免内部战争,就需要防止这样的阶级矛盾激化,那么这该怎么办呢?
其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矛盾激化的时候,给人民除了 “造反” 以外的第二个选择,比如说支持另一个符合自身意愿的政权,也就是允许反对党存在
自然这样会导致当前执政党的权力削弱,甚至可能导致当前政党走下历史舞台,但这都是相对温和的落幕,比直接被反抗军爆头好得多
这样的一个反对党就是一个天然的监督者,一个天然的制衡者,因为他不向当前的执政党和当权者负责,甚至他们与当前的执政党属于敌对竞争关系,所以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对当前执政党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制约
有这样一个时时能监督制约执政党的力量存在,那么执政党就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这本质上不是给国家增加了一个 “皇帝”,而是给时代发展中的人民多一个选择
事实证明,自己监督自己,往往做不到,也靠不住。
一个人做事,让别人监督,比自己监督自己好。
一个人做事,让公众监督,让整个社会监督,这个人做事就会特别认真,特别负责任。
因为有很多人监督,办事的人或出于认知,或出于自负,说了错话,办了错事,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和制止,也可以及时补救和止损。
让众人和整个社会监督,可以防止做事的人,错了不认错,一意孤行,一错到底。可以防止造成深重的灾难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别说国家了
我自己的脑袋里就常驻一个杠精反对党
每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会进行各项必要性和合规性检查
然后用执政党就要不断去回答这些质疑
回答不上来这个决定就做不下去
我敢说我做的决定几乎都是最优解,很大的功劳都是归功于这个杠精反对党
避免了太多的上头行为
本来我们也有的,结果蒋介石撕毁 “双十协定” 非要开启内战,有什么办法?
然后自己还打不过,怪得了谁?
真要怪就怪老蒋吧
叫汤圆还是元宵?
粽子吃甜还是吃咸?
过年要不要吃饺子?
春晚好看吗?
……
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有那么多人吵成一团,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偏好。
那么该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只剩下一种观点呢?
你话没说清楚,我猜你想说的是一个或多个在野党。派可以是党内部的派系。
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实际就是政治模式竞争。你采用这个路线试错几年,他采用另外一个路线试错几年。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正义党。选民作为裁判决定哪个干的好。这是还政于民的做法。这其实是和西方一神教宗教改革后演化来的。你说你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他说他也是。那谁说了算。选民说了算。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不相信人本善。这是西方国家的文化认同延续下来的。
这个问题,就像是有人在问,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什么必须有一个法西斯敌人。。。
人家的政党,都是不同人群的代言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非常常见,除了政党敌对,还有政党联合的情况。
不同人群的利益存在冲突,反映在选举上,自然就是政党之间存在各种对立……
这种对立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因为只有问题都放在台面上去掰扯,才可能找到多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先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才有了政党的对立。
跳开代表不谈,直接问别人政党为什么有反对派就很难绷。
设反对派可以在事先纠正执政党的错误,避免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监察御史是在事后追责,已经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现在比过去的制度更前进一步。
如果有谁跟你说,他代表所有人,你放心,他肯定不代表你!
举个简单的例子:老年人希望提高养老金和医保覆盖范围、报销额度。而年轻人则希望少缴社保统筹、多挣现钱,明明公司为了购买他的劳力付出了 5000 元,他自己到手的却只有三千多,他当然不满意。
议员候选人甲主张提高社保缴费额;候选人乙主张降低社保缴费额;候选人丙主张延迟退休;候选人丁笑容可掬、一团和气,主张自己代表所有人。一个 70 几岁的人,一个 50 几岁的人,一个 20 几岁的人分别来投票。你猜他们会不会都投给丁?
政治就是针锋相对、锱铢必较,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就好比,我买球票去给我支持的俱乐部捧场,是¥# 要你给我赢球的,不是让你去跟对手开联谊会的。选民「买」政客的「票」,就是让他们长枪大戟上阵厮杀的。
一上来就发达国家,是谁的发达国家?是封建地主的发达国家,还是奴隶主的发达国家,你得说清楚,这个不搞清楚怎么回答?
你得这样才对:
奴隶主发达国家的执政党都必须有一个或者多个反对派,为什么?
下面有请各位奴隶和奴隶主回答。
我的视角有点 “独特” 或许会有点难以接受。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反对党是执政党的免死金牌。
首先我认为权利的来源是责任,所以长期的权责不对等会导致权责系统自发修正。承担更多责任的一方会因为自己承担的责任逐渐获得更多权力。权责一定在动态博弈中达成动态对等。所以任何责任都会自带权力 (可能会延迟表达),任何权力也天然附带责任 (也可能被延迟表达),而现实政治中延迟表达可能因为跨越代际看上去被转嫁。
按照德谟克拉西政体,执政党应该是人民群众的代理人,是群众意志的体现。而群众选出你来行使权力,你也需要为人民承担责任,当 “人民的选择” 出错的时候,如果是一党制,那么就只能请执政团体死一死了。而如果是多党制,那么执政党就有了甩锅对象,那就是把锅甩回群众,是你们选的我,你们有其他选择不选选我,那责任就你们自己担。
于是在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中,虽然球一直在两党或者多党中流转,但是每次传导都会有一部分责任被分摊给 “群众的选择” 也就被群众分责,导致责任全民化,而全民担责在现实表达中就“不承认自己需要担责,但是通过生活买单”,所以会导致部分击鼓传花玩的太狠的国家,群众随着时代进步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情况。
不过凡事都有好有坏嘛,多党制也有可以多次 “不流血政变”,体系整体纠错代价被逐步释放,瞬时冲击力小等优点。
我们小区,同样是觉得物业质价不符,一部分业主主张服务不变降物业费,一部分业主主张物业费不变增加服务,两派人在业主群里吵得不可开交。
这换美国不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理念区别吗?
你不认同别人的观点还不让别人说话?
全世界至少有 180 个国家是多党制的。
但是其中的发达国家只有 32 个。
也就是说,并非是多党执政的民主国家,都能成为发达国家的。
其中穷国,弱国占比更多。
早在公元前 508 年的古希腊雅典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民主制度了。
到现在竟然还有人认为,这种已经存在 2000 多年的制度是最先进的。
其实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教员就曾经考虑过未来的新中国,要不要实行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
当时甚至在一些地方上采取过效仿。
但最后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并不适合我们。
那种人手一票都有话语权,看似公平,其实往往更容易造成极大的混乱和不公。
因为民意太容易被舆论所左右了。
我们国家现有的制度是经过了多少年,不断的完善改进,不断的试错,在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前车经验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犯错,改进,再犯错,再改进,一直到现在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体系。
最终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任何的制度都没有完美的。
但是能用几十年时间,就让 14 亿人脱贫,吃饱肚子,实现吃肉自由。
能够远离战争,拥有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
只有中国做到了。
不可能所有人的观点,利益都一样的。
正常国家就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
都可以把利益明确说出来。
明规则胜于潜规则!
因为这样的话反对派想扳倒执政党,就必须团结人民,给人民好处来实现上位。人民就是靠他们的鹬蚌相争中来得利。
当然我见过一个不要脸的去勾结境外势力扳倒执政党的。没错就是韩国。
所以其实多党轮流制也存在漏洞。
不是必须,而是允许!
当年,为防止移动一家独大,国家层面组建了联通,和移动打擂台。后来,又多了家电信。
结果,这几家相互之间,就如图。

不是移动必须有联通、电信与它竞争。而是更高的层面上,允许有联通、电信的存在。
至于几家公司相互攻讦,不过是都在争取由自己为用户服务罢了。
用户,自然可以拿钞票当选票。
也不是有意事事反对。主要是全国蛋糕就这么大,给 a 多切一点,b 就少分一点。想做事情就得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那自然而然是要动自己对面党选民的利益。
那对面选民一票一票把你选上去不是让你当塑像的,自然你要出头反对,当了反对党。
说白了,西方民主体制不像我们的先进制度,很难做到人人事事都满意。
这是倒果为因。不是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有一个或多个反对派,而是执政党不执着于消灭反对派的国家才大概率能成为发达国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资产阶级就是比地主阶级先进,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比地主阶级高。因为资产阶级是靠资本流通获利,而地主是靠掌握土地获利,土地是有限的,资产是可以无限创造的。所以地主阶级是零和博弈,资产阶级虽然追求垄断,但不是不能双赢。
我们国家古时候其实也有,
只不过他们的下场一般有两种,
一个是被镇压,
一个是建立新王朝
一个车子能正常使用,油门与刹车是相辅相成的,缺一就会车毁人亡,只加油不刹车会出祸端,有刹车无油门,就没有造车的必要!
世间没有圣人,也没有伟人,都是人性的奴隶,而人性的幽暗与自私,是个人就会有,所以:有制约,有异议,有反对,才能纠偏,如若没有,就会是所有人的灾难!
历史反复验证了这一点,没有制约,没有反对的人群,族群,与虫族是一个群体!
因为他们不自觉,又不会自我监督。
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国家都存在两个或多个阶级。
而每个阶级都会自发形成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正当。
一旦其中的一个阶级消灭了其他阶级,多当制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
比如朝鲜,两千多万人全是无产阶级,因此只有一个劳动当就够了。
有人会问,那么白什么山血统的明显不是无产者啊?
没错,我说的是两千多万人……
开车不能只有油门而没有刹车。如果油门兼做刹车,会磨损严重。所以必须有独立的刹车。
为了防止刹车失灵,还得多装几个备用。考过驾照的都知道:副驾驶位有辅助刹车,学员操作失误时,教练及时踩辅助刹车也能制动。
发达国家的执政党的历史没有 1 个世纪,未来很难说会怎样,也有从发达国家变为不发达的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19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用了这句话,使其被更多人熟知。
控制了社会上低智商人士,其余人就算是想反抗也要费劲多了。
《黑客帝国》中 zion 只有 20 万人口,matrix 中却有数十亿人口,这数十亿人源源不断地给 matrix 提供算力(或者能源),甚至直接与试图解放他们的人战斗。


美国建国 200 多年,其国内的种族不但没有融合而是越演愈烈,枪击案频发各类犯罪频发,移民外来种族的犯罪率比起原住民更高,其政府更是直接把吸毒合法化,因为管不了直接同流合污。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情况类似,种族同样融合不了,原住民和外族的矛盾时有发生,外族进入其政府参与执政后本国民族的民生更受不到保障,更容易激发国内矛盾,其国家不停吸收新的外族不断削弱本国民族的力量,其执政党并不能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所谓的民主制度也只是各党派为各自的种族利益打小算盘,这样的国家是你们想要的?
这就是最基础的纠错模式,总不能什么事一拍脑门就开始吧
在认知上,不仅仅是执政党都必须有一个或多个反对派,所有的组织甚至所有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或多个反对派 / 者才能长期正常的工作。
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在长期没有质疑和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认知都有很大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偏差,一不小心就可能造就不可挽回的巨大错误。
近现代人为制造的重大悲剧历史事件,基本都是政党,组织和个人缺少反对意见和监管走偏造成的。
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哪怕芬兰、瑞士、挪威这些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做到最好的国家也做不到,反对派就是对执政党不满的民意代表。
不是必须有,是可以有,或者说是有在政府之外结社结党的自由。
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必须要有一个或多个在野党,而是民众有组成政党的自由。
如果全部国民都只支持一个人一个党,那也没有法律禁止。
不是必须有吧。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人或者人组成的集团,怎么可能让其他人都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的集团?除非用暴力恐怖威胁或者一直能给大家分好处(好处不可能凭空而来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人和集团是高出其他人的存在,譬如是真正的神和神的追随者。
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一些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集团的组成了反对派。
因为社会问题的答案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哪怕大方向相同也有程度上的区别,那么秉持与执政当不同答案的人就是反对派。
这里的核心关键在于是否认为社会有唯一的正确发展方向,以及人的思想在个体与集体层面都可以达成一致。只要承认社会发展的非唯一性和人在个体上的意见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会存在反对派,哪怕是只有一个政党,内部也会自然出现阵营的,日本的自民党就是典型的案例。
《普通旁观民众会被洗脑成更极端的丛林法则信徒,哪怕是最理性最克制的和谈也会被污名化,胜者不斩草除根被认为是幼稚和妥协,败者理性退让被认为是投降和软弱》——高赞说的太好了!

因为他们允许有人去合法反对
连一个小家庭都做不到所有人同一个看法
那自然社会治理上永远不可能有法案能让所有人满意,
所以在堵住不满意者的嘴之外,他们选择了允许你去组织人反对
只要你能赢得多数人支持
在日本人眼里,
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
不是必须,是允许
不是必须有反对派,是自下而上德谟克拉西原则下,不同种族、信仰、职业、年龄、性别、地位…… 的民众有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自由及渠道,不同政党的存在就是迎合不同民众的产物。
单一政党不可能满足所有选民的诉求然后无矛盾性容纳于本政党内。
但政府 / 国家要进行正常运作,最终必然需要一个单一权力主体,也就是执政党。
掌握权力的执政党如何最大程度保证它不异化为民众的对立面?必须引入外部监督,单个民众或小群体无法抗衡它的力量,因此体量类似的反对派的存在是最有力的制衡,它们日常观察质询挑刺的权利必须被保障。
从而在执政党的所做所为已经不被社会多数民众认可的情况下去替代它,这样一种随社会状况民众意志而自适应的体系最大程度保证国家社会系统的良性稳定。
谁告诉人家是反对派了?是不是最好扣一个帽子叫早饭派?
分明是执政和在野。而且人家发达国家 2 派对根本方针不会改变。就像美国 2 派都觉得应该收缩势力关起门过自己日子。但是是缓慢收缩,才是快速收缩,这方面有争执。
剩下鸡毛蒜皮的就开始扯了。
他们的做法是按照主权在民理论制定的,让人民挑选而不是让人民没得选,这没什么理解不了的吧?提问者的疑问让人莫名其妙。当选的就在指定期限内服务公众,没当选的就成为反对党负责专业化监督执政党,让腐败难以发生。
别小看专业化监督,它可比老百姓有一搭没一搭的业余监督质量高一万倍。
不是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或多个反对派;而是有一个或多个反对派的国家,才能成为发达国家。
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本质上还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利。反对派代表的其实是社会的权力。
这样就形成了**强政府、强社会的权力制衡局面。**强政府保证了社会上不会有黑帮这样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存在。强社会,又保证了政府不能随意地剥夺社会居民的利益。
有了这样的前提,才能形成包容性社会;有了包容性社会,科技创新才有土壤。有了科技创新,才会有创造性破坏。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才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有些国家,例如像字节、腾讯、百度这种,虽然是互联网科技企业,但他们做的事情本质还是在跑马圈地,收租子。并没有真正地推动产业革命,也没有解放生产力。 30 年来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没有一个是他们做的。
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一个或者多个反对派。
有反对派是客观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自我思想,都一定有执政派和反对派
你想说的应该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允许有一个团体,公然说自己是反对派,且不消灭取缔它。
根因在于,成王败寇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不是美国的传统文化
美国的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曾经总结说:“美国宪法的基础就是霍布斯哲学加上加尔文教,它认为人类天然状态就是战争,俗人的心智和上帝相抵触”(理查德 · 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
简单来说,美国传统的价值基础是基督新教,相信人性带有原罪的,所以人是不能够好好地自己管理自己,就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人类,否则就会陷入一个霍布斯所说的 “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发生战争”(托马斯 · 霍布斯《利维坦》)的无政府状态。
那进一步来说,根据人性本恶论,政府本身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就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的早期移民都有在欧洲的生活经验,他们认为欧洲的制度是腐败、堕落的,所以美国的开国元勋又借鉴了英国哲学家约翰 · 洛克的 “有限政府” 的概念和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 “三权分立” 的概念,用分权的方式来限制政府。早期的美国政府相比于欧洲的政府来说,权力是非常小的。
然后对于不同的社会圈层,美国在制度设计上也做了各种限制,美国厌恶欧洲的皇权专制,所以在政治上要限制贵族的权利。但是同时也担心过多的民主会带来暴民的政治,那些没有财产、缺乏教育的平民在政治上是轻率而残暴的,所以民主制度最后都会变成少数阴谋家的专制。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美国的国会被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这样就让平民和贵族之间互相制衡。
在 18 世纪,美国的制度设计师其实是发明出了一种全面妥协互相制约的制度。只要在基督教的人性论和霍布斯哲学的框架下,那么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博弈和谈判来达成的。那么这种共同理念框架下的博弈就需要依靠法律和秩序来维持。换句话来说呢,基督教对于人性的怀疑,产生了对权力的限制,权力被限制之后,法律和秩序的地位就上升,法律和秩序又保护了个人财产。而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实际上等于保护了知识产权、个人的天赋,还有勤劳带来的收益,因为财富说到底是由勤劳和发明创新创造出来的,而最后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后来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来到美国求学、经商、定居最重要的原因。
免责条款,泄压阀,旋转门。
当政的如果把事情搞砸了,需要承担责任。
该怎么承担责任呢?辞职下台,或者输掉下届选举。
会不会有追责?极少,除非非常明显地犯了法。
事情干砸了,你只要下台了,责任就清掉了。
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我是人民选上来的,难道要人民为此承担选我上来的法律责任么?
人民如果对执政党不满意,那对于执政党最大的惩罚是什么:让它下台。那要是对新上来的执政党也不满意呢?把之前被人民亲手撵下台的那个党再请回来。
执政党也有得说:我都下台了,你还要再怎么惩罚我呢?下台了,执政的烂账就销了。
然后两党或者多党,就在那里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游戏。
也许执政党里真的有人希望所在国家好,但是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奖惩机制,去防止摆烂甚至往更烂里搞。
某种程度讲,人民选出了不称职的领导人,然而法不责众;结果就是人民承受自己选出不称职领导人的执政结果,这才是这套制度核心的奖惩机制。
当然,我不是说单一政党制度没问题,问题也很多。我只是指出两党和多党制的问题而已。
政党互相牵制,才会求资本家,资本家才能保证自己地位
政党无人牵制,就会一家独大,即便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也只能乖乖听话(全斗焕,罗斯福)
说到党争,那就不得不提牛僧孺的民族民主阵线联盟和李德裕的左翼复兴党。
主要政见:
对地方权力:左翼复兴党主张大力削弱,恢复中央权威;民族民主阵线联盟则主张民心重在安抚,适当妥协才能长治久安。
对录用制度:左翼复兴党抨击统考弊端;民族民主阵线联盟则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公平的制度。
对国家机构:左翼复兴党主张精简机构;民族民主阵线联盟则表示要裁你先裁。
这就是我大唐末期有名的牛李党争。
斗争焦点:两党的分歧最初源于对科举取士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但后期更多演变为基于门生、故旧等私人关系的意气与权力之争。
结局与影响:这场斗争以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并病逝而告终。它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中央力量,使得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加剧。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赠送一个知识点:
⚔️ 藩镇割据:地方上的 “独立王国”
藩镇割据指唐朝中后期,部分地方节度使在军事、财政、人事上拥兵自重,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
形成原因:直接源于安史之乱(755-763 年)。为平定叛乱,唐朝在内地大量增设节度使,导致地方军事实力大增。
主要表现:割据藩镇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的幽州、魏博、成德三镇(河朔三镇)。它们自行任命官员、截留税收,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复杂性与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藩镇都割据。但割据藩镇的存在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并最终在唐末黄巢起义后,演变为普遍的分裂割据局面,直接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
政见分歧:如何应对藩镇割据(主战还是主和),正是牛李两党争斗的核心议题之一。
恶性循环:激烈的党争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权威,使其更无力应对强大的地方藩镇。反过来,藩镇割据造成的 “外重内轻” 局面,又进一步加剧了朝臣之间的争斗与猜忌。
总而言之,牛李党争是从内部蛀空了唐朝的统治根基,而藩镇割据则是在外部肢解了唐朝的统治版图。两者共同作用,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衰落与灭亡。
最后谁赢了?诗人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民主是一种幻觉,让大众感到舒适的幻觉。即使在石器时代的部落,你比别人能加工出精度更高的弓箭,挖陷阱能坑到更多猎物,磨骨头珠子更圆,养的鸡能下更多的蛋,能分辨更多可食用的蘑菇和植物,都会拥有比别人更丰富的人脉和更多的资源。你觉得投票时,什么样人的意见能得到更多部落民众的支持,是会微积分的你,还是踩一脚牛粪就知道野牛群离开了多长时间的老猎人?
对了,黄巢应该算革命党。
欧美的政治,哲学,科学,都脱胎于神学。他们认为,只有神才是至善至美,永恒不变的,人不是。这就导致两个结果:统治者没有神圣性,他一定会犯错。骂统治者哪里做的不好是正义行为。如果你想理解他们的想法,好好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就知道了,他们那边的大学生几乎人人都看过。
美国为例
左派们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右派崛起,是很难意识到自己政治正确过头了
因为公权力需要制约和监督
其实吧,多党轮替最大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充当社会的泄压阀,别的作用微乎其微,民主和独裁本身就是虚妄的名词。
这个和 “发达” 无关,只要是有民主政治的地方,除了某些人口很少的小国之外,公民们因为利益、立场或者理念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党派互相竞争,其中一些执政,另一些就成为了反对党。“发达国家”的标准有好几种,按照一些标准,“发达国家”包括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不存在合法政党的君主专制国家,或者新加坡这种存在名义上的反对党但事实上起不到多大作用的威权制国家。
商品有竞争,好的商品才能脱颖而出。货币有竞争,良币才能驱逐劣币。观点有竞争,真理才会越辩越明。党派有竞争,执政党才会有真的利民动力。
执政党即使能力平庸,但只要不自以为是,不折腾、不扰民,保证社会预期稳定、优胜劣汰机制健全,社会创造力同样会涌现,国家想不发达都难。
刀刃再锋利也切不到刀柄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你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吗?

国内的百度,人见人嫌。
奈何占领了绝大多数的搜索资源,莫可奈何。
好消息是近两年随着 edge 浏览器的推广,bing 搜索逐渐的好起来了。
事实证明,充分的市场竞争才是正途。
点外卖的时候,记得美团之外还有饿了么、京东。
原因无他:不能让美团一家独大。
1. 核心问题不是 “竞争”,而是“消责” 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演化出了一套精妙的责任消解机制。通过 “上台” 和“下台”的轮替,重大决策的长期责任被模糊了。骂名由当下的执政党集中承担,看似问责有效,实则真正的、可执行的长期责任在两党互相甩锅和割裂的时间段里被悬置了。
2. 运行的真实逻辑是 “成本与收益的错配” 利益自己拿,成本社会担,骂名执政党担。政党上台后的核心动力,是在有限的任期内,把政策红利和资源(利益)尽量兑现给自己的支持阵营,而把政策带来的长期负面后果(成本)分摊给全社会和未来。执政党虽挨了当下的骂,但实质利益已经落袋为安。
3. 最终,制度面临 “公器私用” 的诱惑
“这届该我捞了”:政治轮替从 “受托责任”的交接,异化为 “轮流分肥” 的默契。公共权力被当成对支持者的战利品,执政期被视为兑现私利的窗口。这是政治责任伦理的彻底破产。
一言以蔽之,两党制 / 多党制,其根本缺陷不在于竞争本身,而在于它可能制造出一个 “时间上的公地悲剧”——每一届执政者都在透支未来,因为承担代价的,是下一届、是全社会、是历史,而唯独不是此刻正在捞取利益的自己。
社会就是这样的啊,怎么可能会只有一种声音?你家里遇到事是只有一种态度吗?所以政治上有一种声音本身不就很奇怪吗?大多数人支持的党派执政所以事这么办,但少数声音也得有啊,不然当不存在?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可能完全相同
其次,有不同意见怎么办?不可能打一架吧?那咱们组几个政党,互相之间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看人民选哪个
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说法就是不正确的,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有反对派。
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总统制国家,反对党的说法就很模糊。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和行政完全分开,选举也是相互独立选举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对党的概念。
在总统选举过后,某一个党派输掉选举后,就完全丧失了对美国行政影响的权利,美国行政完全由美国总统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党派就相当于路人,压根就算不上什么反对党。
而美国的国会,一般是两年以选举,这个选举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分别选举的,这也不存在什么反对党的概念。
因为基本上任何时候,议会中都会有各种党派的议员,他们的工作方式也绝对不是永远相互反对。即使是在总统选举的时候相互为对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议会中针对某一个议题都统一意见也是 非常常见的。
美国这种状况用反对党或者在野党来形容议会都不太合适。
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的这种特点,就带来了其政治是非割裂的特色。行政权力,完全是一言堂,一个人说的算,完全没有所谓的民主制约。 而立法权又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
所以你经常能看到美国政治来回摇摆,总统做出一个政策,过几个月议会立马否定掉。
而真正存在反对党 (Opposition party) 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国家。
在议会制国家中,没有总统的概念,并不存在所有人投票选一个人当领导的这种事情。
而是,议会每 5 年换届改选,每一个议员席位都要重新选举。在大选过后,议会中站大多数席位的党派,自动成为执政党,由执政党组织内阁。
而占少数席位的党派则自动成为反对党。
这个反对党并不是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因为反对党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形成影子内阁, 在英国叫做 His Majesty’s Most Loyal Opposition Shadow Cabinet
在英国,每一个行政官员,都会由一个影子。
比如:
财政大臣 - 影子财政大臣
外交大臣 - 影子外交大臣
这些由反对党组成的影子内阁们,只有一个工作,对内阁的工作进行质询。 说白了就是专门给执政党的官员挑刺的。
这种制度下,才是真正的反对党。
所以,在内阁制国家,反对党是一种专门的政治设计。 反对党存在的目的就是监督执政者内阁,对执政党官员形成事实上的制约。
执政党和反对党可以一起在爱泼斯坦的沙龙上聚会。看起来,党派之间的差别也没这么大。
一个国家是复杂的,包含很多利益方,这其中某些利益方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
党派最初为了代表某一方的利益进行博弈出现的,一个党派是无法代表所有的利益方的。
而执政党在代表一方的同时,还要协调国家内部各方的利益,要让不同的利益方说话,才算是协调,而不是强硬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多党派是突破政治垄断,实现多方协调的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一个党派号称可以代表各方的利益,那说明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党派,而是自成一个统治集团。
政党本质上就是一群
为了某个政治理念而聚集起来的组织
一个发达国家内部是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理念的
这为国家的发展和纠错提供了可能性,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翻译 1: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翻译不精确也不好,“绝对的腐败” 听起来莫名其妙,难道还有相对的腐败?)
翻译 2: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简短有力也准确)
翻译 3:权力有腐败的趋势,而绝对权力则必然腐败。(略显啰嗦)
它出自 19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 年写给克莱顿主教(Bishop Ma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
有人认为引用这段话有诉诸权威之嫌,说服力可疑,但我引用这段话没打算要说服谁。现实已经说服了一些人。
我觉得很多人对反对党有一个误解,以为发达国家必须有反对党,所以反对党就是民主的象征。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
真正的原因不是发达国家需要反对党,而是很多发达国家采用的是竞争性选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面,只要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合法竞争,就一定会出现执政党和反对党。
换句话说,反对党不是目的,它只是制度运行后的自然结果。
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不能只有一个执政党一直干下去?
我的理解是,一个组织只要长期没有竞争,很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信息越来越少。
人都有一个特点,位置坐得越高,越容易听到好消息。
下面的人怕领导不高兴,不愿意说真话;中层怕影响前途,也会报喜不报忧;时间长了,最高决策层看到的世界,就可能和真实世界越来越远。
反对党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找执政党的问题。
它可能会夸张,可能会带节奏,甚至会故意攻击,但它至少会不断把另一种声音摆出来。
这样执政党就不能只听自己人的汇报。
第二个问题,就是权力容易缺少约束。
我觉得权力本身没有好坏,但权力如果长期没有外部监督,就很容易越来越大。
一个部门今天多拿一点权力,一个机构明天再扩大一点权限,几年以后,整个政府的权力边界可能就越来越宽。
如果没有人在议会质疑、没有人在媒体追问、没有人在选举时竞争,很多政策可能根本不会有人认真讨论。
反对党最大的价值,不一定是它一定比执政党高明。
而是它让执政党知道,有人在盯着自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党一定都是好的。
现实里很多国家的反对党一样会搞民粹、喊口号、为了反对而反对。
有时候执政党提出一个不错的政策,反对党为了选票也会拼命攻击。
有时候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还会故意制造社会对立。
这些问题在欧美国家都很常见。
所以反对党不是天然正确。
执政党也不是天然错误。
双方都会犯错。
真正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
我一直觉得,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不应该建立在” 一定要出现圣人” 这个前提上。
因为人都会犯错。
今天这个领导很好,下一任未必一样。
今天这个政党很克制,以后也可能变。
制度设计的意义,就是不要把希望全部放在人品上,而是让不同力量彼此约束。
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愿意保留反对党?
就是因为他们更相信制度,而不是相信某一个人永远正确。
当然,这套制度也不是万能的。
美国这些年,两党斗得越来越厉害。
很多时候已经不是讨论政策,而是互相否定。
为了反对而反对,预算过不了,政府停摆,法案拖几年都通过不了。
普通老百姓反而成了代价。
法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也都出现过执政联盟不断变化、政府效率下降的问题。
所以竞争带来了监督,也带来了内耗。
效率和监督,本来就是一对很难完全兼顾的东西。
如果竞争太少,容易缺少监督。
如果竞争太激烈,又容易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不同国家选择的制度,其实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我觉得很多中国网友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容易走极端的地方。
有人觉得有反对党就一定先进。
也有人觉得有反对党就是天天吵架。
其实都不准确。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反对党四个字。
而是这个国家有没有稳定的制度、专业的官僚体系、成熟的法律、有效的监督,以及出现错误以后有没有纠正能力。
如果反对党天天制造混乱,那它可能拖累国家。
如果执政党长期听不到不同声音,也可能慢慢脱离现实。
一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最后还是要看它能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我一直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一定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
恰恰相反,不同意见能够存在,而且还能在规则里面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有人反对。
而是所有人都不敢反对,或者所有人都只会反对。
这两个极端,都很难让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地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单一的为了某一个利益集团某福利是会出大事情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对平衡,资本力量不会集中在单一集团里面,及时目前是集中了,后续还是会分裂。所以始终都有这么一个或多个在野的角色,掌握一部分资源又能够监督执政党,作为候选方案。说来说去,本质上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但也有特例,如果说,执政党派不是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在野党的就只能是辅助了,毕竟上台口号总不能和执政党一样吧?
补充:现在发达国家阶级矛盾都由工会顶着,上层各党派神仙打架,台上的不断刷存在感,台下的隐忍蓄力准备一击毙命。下层有价值的老百姓工会会帮忙管理好,保证衣食无碍不想跨越阶级。而没价值的老百姓…. 给口饭,至于好不好吃,能不能吃,并不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也都不一样甚至很多时候是互相冲突的,一块蛋糕凭什么你多拿我少拿,为什么你做总统我不能做?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主张。
归根结底就一条,为了避免高烈度博弈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其他原因到最后,真的都是其次的。
任何国家都会有反对派。
本质的区别是不同政见之间如何斗争。
传统政治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执政者是不容置疑的,执政者承认自己的错误等于自杀。
表面上都是一致的,团结的。
背地里暗流涌。
阴谋论无处不在,真真假假。
现代政治创造了 “友好的反对者” 的机制。
就像世界杯上的球员,比赛的时候斗地你死我活。
终场哨结束了,握手致意,友好退场。
大家都是体面人。
所有的争吵放在台面上,在公众面前争论,公开、透明。
不搞阴谋诡计。
美国的政治倒退的标志是选举的时候,散布阴谋论,冲击国会山。
体面的政治人物在不利结果出来时候,应该认输退场,友好祝福。
因为所有人的利益和诉求都不一样,很多甚至是对立冲突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党派,只是最先妥协的两个人会胜出,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概率实现就会不断妥协合并,最终形成两个大党,几个小党
总结,不是谁下令成立几个党分别代表谁的利益,它是个人和群体不断的博弈妥协自然而然形成的
国民党四字经(陈独秀):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他们明打明在争权夺利,明打明在互相找茬,明打明在给对手使绊子制造麻烦。
但是你作为不直接参与或间接受影响的群体,对你总体来讲只会有好处。
如果他们弄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很不幸,你就是那个使劲的对象,而你任何制衡的办法都没有。只能伸长脖子,期盼他的绳子别套的太紧,能让你喘口气。
统治的艺术就是是不是松一下绳子,让你感恩。是不是再紧一下,让你恐惧。
问题是为啥绳子一直在同一群里手里握着呢?因为你不喜欢他有反对者,认为碍事,阻碍效率。因此他顺从民意,为了保证你不被勒死,只好自己牢牢掌握绳子。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为了让你能呼吸,为了不让别人掌握你的命运,献出青春献子孙,全心全意为了你。
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了,狗咬狗一嘴毛,普通人围着圈看着他们抢你扔的骨头。
毫无安全感,毫无神圣感,和斗狗差不多,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就是一个笑话。
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因此这个问题应该是民主国家都有反对党,因为民主政权包容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其政权的声音。
附录:联合国认为的民主基本要素(来源:联合国 https://www.un.org/zh/global-issues/democracy
自由的价值、对人权的尊重以及通过全民投票举行定期、真正选举的原则,都是民主的基本要素,而民主又为人权的保护和有效实现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不是发达国家的执政党都必须有反对派去反对他,
而是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是现代代议制民主,即所谓的民选政府。
那就必然会放大一个问题,
任何政府的财政资金、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这就决定了政策不可能同时是普惠且绝对均等的。必然会优先恩泽到一部分人,也会让一部分人不在受惠的名单上。
(当然,不一定全是 “利益” 的不均,还有可能是价值观分歧,权益的缺失等。)
那么,作为没有被政策恩泽到的理性的投票人,有些人会为了 “大局” 而选择隐忍,
也必然会有一些人,更加愿意优先考虑自身及所属阶层的利益或权益。
在这个时候,反对派(在野党)的角色就凸显出来了。他们的本质是不满情绪的合法代言人。
把分散的、不满的选民组织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冲击执政党执政。
这种 “冲击” 和“拉锯”被制度化,即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并通过选举和平夺权的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把分散的不满情绪纳入合法的渠道,用选举代替街头抗议,避免社会撕裂演变为暴力革命。
二是在野党对执政党有监督和问责的功能。哪怕一个人人满意的太平盛世,这项功能也不会被架空。
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整体处于扩张期。在那个相对稳定且整体欣欣向荣的时代,理性的投票人是具备宏观视角的,所以执政党大部分是相对强大、稳固的。
这背后有一个经济机制,就是蛋糕在变大,即使切给你的那一块在比例上变小了,绝对量也可以在增加。所以痛感被增量稀释后,隐忍的成本相对较低。
而当社会发展停滞,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分配就从增量博弈退化为零和博弈。你多分一点,我就一定会少分一点,没有增长可以缓冲损失感。这时候不满的人会越来越多,隐忍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政权交替也会越加频繁。
制约少数人,成本低。
中学时代学过马克吐温的文章,竞选州长。文章里把两派斗争写的凶狠激烈。
现实中也是,竞争两派互相想办法,扒干净对方的任何一个污点,所以他们从政的人,从小不敢有任何污点留下,从小考试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考试作弊会被列入重要污点。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现实,许多政客从小培养孩子的目的之一,就是尽量少的做出污点行为。所以政客家族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而韩国的规则有一点不成熟,他们在竞选之前,不能彻底扒干净对方,等到入了青瓦台,再爆出来的时候,已经无法收场了,所以韩国卸任总统很多出了问题,而美联邦的卸任总统不会出这种问题。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到底有几个派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业委会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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