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计划生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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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孩子，浑身青紫地在世上活了十几分钟。

熊秀娟听到他呻吟了几声，最后没能抱进怀里。孩子没有了，村小的教职却不能丢。于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车，回到计划生育服务站。

一天前，怀孕八个多月的她刚在那里被打下引产针。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属于 “计划外怀孕”，生育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她抱着失业的决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却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带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引产。

熊秀娟逃到私立医院，想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却已无力回天。她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中，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也只是个 “替代品”。

她还记得那个下午。因为想为失去的孩子讨还公道，她心里始终愤懑难平。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另一位因计生问题被开除公职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机号码。

熊秀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孤例。多个省份的计生受害者，仅上访维权微信群里的成员，加起来就有数千人。

在水瓶纪元的受访者里，被强制引产的廖伍妹在今年确诊了抑郁症，被强制结扎的何月连丧失劳动能力再不能下地种田，龚原 “超生” 的小女儿多年没有户口，在幼儿园被同学称为“黑户”，而缴纳罚金、失去公职、背井离乡的黄阁平，还在从柴米油盐里抠出一点点钱上访。

他们希望能恢复公职和社保，返还社会抚养费——甚至得到一句正式的回应，但这些诉求至今遥遥无期。

2016 年全面二孩、2021 年三孩政策实施后，中国生育政策迅速转向。但对许多像熊秀娟这样经历过计划生育的人来说，那段历史并没有真正过去。

“我是妈妈啊”

2004 年，熊秀娟 27 岁，在江西丰城一所村小教书。

十八岁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学校，有编制，每个月三百八十元工资。在农村，这份工作意味着稳定，也意味着她终于有机会离开母亲那样的人生。

熊秀娟的母亲年轻时被从四川拐卖到江西。为了生儿子，母亲接连生下几个女儿。在母亲看来，人生的幸福建立在婚姻上，还没毕业即催促她相亲。“他们说，当个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女孩找个好对象才不会吃苦。” 经同事牵线，1998 年，21 岁的熊秀娟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看到第一胎是女孩，熊秀娟的婆婆冷了脸，提出把孩子送给别人带，对外就宣称孩子没活下来。丈夫后来下岗，在镇上开化肥站，请了一个女帮工。“一来二去，他就起了沾花惹草的心思。” 熊秀娟说。婆婆见状，顺势给她下了最后通牒。“她和我说，要工作也行，让他_（丈夫）_去外面再找一个女人生个儿子。”

怀上第二胎后，她去做了 B 超。得知是男孩时，她觉得，自己的婚姻也许还有转圜余地。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压了下来。

因为中专毕业后转为城镇户口，她并不符合当时的二胎政策。她翻出《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上面写着：计划外怀孕应当终止妊娠；拒不终止者，从通知之日起按日罚款，直至分娩；情节严重的，可以开除公职。

熊秀娟原本已经做好失去工作的准备，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怀孕八个多月时，十几名计生人员还是来到家里，把她带去了计划生育服务站。她被按在床上打了引产针。

“毒药”，熊秀娟这样称呼针管里的药物，被推进她的肚子。尽管引产通常注射至羊膜腔或宫腔，但她相信药物打进了孩子的身体，孩子已凶多吉少。

她摸黑逃去一家私立医院，想救救孩子。生产后，她面带氧气罩，医生把孩子倒提起来给她看。新生儿浑身青紫，一出生就不会哭。“按理来说我应该抱一下，我毕竟是母体，我是妈妈啊。” 说到这里，她倒抽了一口气，顿了顿说，最后没敢抱。

没有嘹亮的哭声，熊秀娟只听见孩子呻吟了几声。十几分钟后，孩子断了气。

孩子死后，她又返回计划生育服务站，希望医生开具引产证明。只有这样，她或许还能保住工作。但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孩子出生在别的医院，无法确认死婴与她的关系，需要做亲子鉴定。

熊秀娟不忍心再折腾孩子的尸体，只带回一张手写情况说明。那张纸上写着：“患者来我站时已分娩，提一死男婴，与 B 超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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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服务站给熊秀娟的手写情况说明（图_受访者提供）

熊秀娟不愿孩子魂无归处，将他带回家土葬了。

在计划生育服务站住宿时，她见过很多等待引产的女人。有的人是主动来的——她们已经生了女儿，希望腾出生育指标，再拼一个男孩。有人告诉她，那些不被期待出生的孩子，有时会被直接丢进厕所。

很长一段时间里，熊秀娟都沉浸在那个死去的孩子里。她会怨恨大女儿，觉得是女儿 “占了” 那个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几个月后，她再次怀孕，却始终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只是那个男孩的替代品。

“但每个孩子本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年后，她才慢慢意识到，“我女儿也没有错。” 她觉得，一个孩子的逝去变成了对两个孩子的不公平。

直到现在，丈夫也不理解她为何执着于当年的事。“他觉得我被强制引产是因为笨，没有聪明地躲走。”但躲走，工作怎么办呢？熊秀娟心如明镜，丈夫并不在乎她的工作，希望她回家给自己打下手，而婆婆只想要个孙子。2005 年，她最终还是冒险躲到南昌，生下儿子，而她也因 “在编不在岗” 被教育局除名，并被计生部门处以一万元罚款。

失去教师身份后，她只能回到丈夫的化肥站帮工，一做就是二十年。多年后再回头看，她忽然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拥有过多少选择。

“以前课本里总说，重男轻女是封建余孽，” 她说，“可现实太坚固了。”

她们的身体

廖伍妹没有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2005 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却还是意外怀孕。那时，她在江西一家医院当护士。做 B 超时，她看见肚子里是一对龙凤胎——这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凑成一个 “好” 字。B 超室主任对她说，这事帮她保密，一定要生下来。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个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显怀。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负责管理护士的副院长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医院查环查孕。

查环查孕是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验，检查宫内节育环的位置及状态，同时排查是否意外怀孕的妇科检查，曾在全国多地强制执行，与职工的工作、福利等绑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瞒不住了。她借口备考主管护师，请假躲在家里。

起初，对方还只是旁敲侧击。后来，语气越来越直接。“你是不是想为了生孩子，_（想要）_把我的乌纱帽搞掉？” 廖伍妹了然，对方担心的是计划生育考核。

当时，多地政府将计划生育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如果辖区内出现 “超生”，相关负责人可能被取消评优、晋升资格，严重时甚至影响职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 “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压力下，强制引产、强制结扎等手段长期存在于基层计划生育执行中。

结扎、堕胎人数被当成政绩向上汇报。如南京大学孔星星 2011 年发表的硕士论文《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并发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中就提到，2007 年 6 月 30 日，《揭阳日报》宣传惠来县计生工作成果，称该县采取超常规措施，一晚结扎 173 例。2009 年广西博白县 28 个乡镇开展计生运动，该县官员称，从 2009 年 2 月上旬至 4 月 26 日，在短短两月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 3964 人，平均每日强制堕胎 48 人。

廖伍妹最终没顶住压力。怀孕六个月时，她去了计划生育服务站。引产过程中，她听见医生说，孩子发育得很好。接生医生告诉她，是两个男孩。她想坐起来看。医生说，怕她看了受不了引发大出血，把她按下。

“好痛啊，” 廖伍妹回忆，“毕竟是这种不正常的_（方式）_生孩子。” 更难熬的是之后的日子。引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始终无法适应身体突然的空荡。“突然那个早上，肚子就空空的，没有了。” 二十多年后，说到这里，她仍会哽咽。

2012 年，42 岁的廖伍妹再次怀孕。那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实施，她趁休年假提前剖腹产，偷偷把孩子生了下来。返岗后，她才知道，医院已经把情况上报给卫生局，她被违规在哺乳期辞退。后来经过争取，医院保留了她的劳动关系，但工资被降到最低标准，五险一金也被取消。

她把医院告上法庭。一审时，当地法院部分支持了她的诉求，判决医院补发三年聘任期的工资。医院随后申请调查她的二胎情况，调查人员甚至找到了孩子所在学校。廖伍妹倍感愤怒，“我已经被辞退了，你不能影响我孩子，我孩子读书的权利还是有的。”

二审中，她败诉了。后来申请再审时，一位法官私下对她说：“你生孩子，我保你饭碗，那我工作也没了。”

另一种更常见的节育措施，则是强制结扎。尽管男性结扎在医学上通常被认为风险更低、操作更简单，但当时 85% 的避孕节育措施都由女性承担，广西梧州天平镇农村妇女何月连是其中之一。

2007 年 4 月 20 日凌晨，何月连正在家里照顾发烧的孩子。那时，她刚生完二胎两个月。凌晨两三点，几辆车突然停在她家门口。何月连回忆，当时前门后门都有人守着。她其实有机会跑，但舍不得两个年幼的孩子。当天，她被带去做了结扎手术。

术后不久，她腹部开始严重积水，“肿得像怀孕八九个月”。她去本地医院看病，医生只给她开止痛药。有医生私下劝她：“去南宁吧，本地不会承认有问题。” 后来，她在南宁接受手术，医生从她腹部引出 “一大盆脓水”。

手术之后，疼痛并没有结束。很多个夜里，她会被疼醒。刚学会走路的大儿子，有时看见她疼得流泪，就摇摇晃晃倒一杯凉水递给她。“他说，‘妈妈，你喝点水，就不会那么痛了。’” 何月连哭得更厉害了。

十九年过去，她已经几乎失去劳动能力。她以前是农活能手，一个人可以种几亩田，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而现在，她从进村的公路走到坡上的家里，路上都要歇好几回。

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迅速控制人口增速，被认为主要归功于成功推行以女性为主的避孕节育方法。但部分女性因节育手术而导致组织器官损伤、功能障碍和心理疾病等各种后遗症，甚至因节育手术导致死亡的，却从未进入国家赔偿范围。

将散落在中国各地的何月连们串联在一起的，是漫长而坎坷的上访之路。早年间，她们在各个级别的信访局门前排队时偶然搭话，互诉委屈。后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因计生失去健康、工作的受害者们得以通过 QQ 群和微信群互助维权。他们交流上访材料怎么写、哪个部门负责接待、最新的政策动向是什么，或者捐款筹措上访费用。

被开除的人

“被开除公职，等同被判有期徒刑，额头被刺上红字，跟人一辈子。” 肖富斌这样形容自己的后半生。

他原本是湖南湘西永顺县农业局的技术员，妻子在文化馆工作。夫妻二人都是体制内人员，收入不高，但生活稳定。1999 年结婚后，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几年后，妻子再次怀孕。

肖富斌一直认为自己符合当时的生育政策。按照湖南省当时的相关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而在肖富斌看来，他和妻子实际上已经是 “独生子女”——妻子的哥哥在此前已去世；1997 年他 11 岁的妹妹失踪，在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多年未有下落。

为了办理准生证，他曾去计生部门咨询。对方告诉他，必须先到派出所宣告妹妹死亡、注销户口，才能认定其属于独生子女。肖富斌不肯。“人还没找到，怎么能当她死了？” 他说。2005 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第二年，夫妻俩双双收到开除公职决定。“我们单位领导事先都不知道。” 肖富斌回忆，决定是县政府直接下发的。夫妻二人随后又被征收六千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三年的工资。交完罚款，家财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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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社会抚养费后计生部门给肖富斌出具的收据（图_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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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富斌被开除公职的文件（图_受访者提供）

2008 年，他终于和妹妹联系上。此时，妹妹 22 岁，当年被拐卖到河南商丘，13 岁便生了孩子，而他也已背井离乡。一家四口离开了永顺，到八九十公里外的张家界谋生。

肖富斌开始开出租车，租车押金要两万元。夫妻俩东拼西凑，最后还差两百多元。他们翻出了大儿子平时攒下的一角一角零钱，才终于凑齐。交完押金，要隔天才能拿到车。那一晚，四口人守着仅剩的三毛四分钱，吃完了早上买回没吃完的一株白菜。

此后十几年，他们始终靠跑车维持生活。2014 年，肖富斌突发重病，接受开颅手术，右耳失聪，右眼视力也下降了近一半。他坦言，这样开车很危险，但不开车，全家生活便无以为继。他和妻子也想过去别的单位，可几年下来看到的公司招聘条件里几乎都列出，被开除公职人员不能参加，“不抱希望了，安心开出租。”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很多因 “超生” 被开除公职的人身上。

龚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师。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他回忆，当年有个生育政策是，山区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间隔六年后可以申请生二胎。2002 年，他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被认定违法生育，需缴纳五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五年工资。后来，他通过行政复议撤销了处罚，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 “违法生育” 为由将他开除。公立学校不敢招他，龚原先后在上海、重庆、广东多地的民办学校里教书讨生活。后来，他在线上结识了其他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参与维权群里的联络工作。

黄阁平同样来自金寨，也是维权群里的主力之一。1995 年，他因生二胎被开除公职，并被罚款两万元。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八元。因为拿不出罚款，家里的床、柜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债。“没有任何收据。” 他说。

那是一个生育需要层层审批的年代，一张准生证，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制度认可拥有出生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一个家庭免于惩罚。

张承玉原本是贵州凯里一所小学的教师，前夫是林业派出所指导员。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

1994 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请愿书。经一年调查，计生部门于 1995 年发放准生证，并换发 1996 年生育指标。1996 年，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张承玉认为，生育程序合法合规，但 2000 年，市监察局仍以 “超生第三孩” 为由，将夫妻二人开除公职，依据是一份 1989 年的凯里市内部文件。她指出，按《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其情况应被视为计划内二孩，而准生证至今未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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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玉被开除公职的文件，其中提到她因帮二孩争取城区户口再次换发准生证，被视为违规，因此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图_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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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玉被开除公职依据的文件（图_受访者提供）

在一些地方，针对 “超生” 的处罚甚至出现反复追罚、重复处理。

广西灵山教师邓廷庆夫妇因生育二胎，二十多年间先后经历罚款、处分、结扎、立案、双开等五次处理；贵州织金一名教师因生二胎被开除教职，多年后，当地政府又向他颁发 “农村二女光荣户” 证书，这让他哭笑不得，“一边被夺去饭碗，一边称我光荣。”

“一票否决制” 逐渐普遍的背景下，超生处罚不断加码，基层教师、公职人员成为最容易被处理的一批人，失去公职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被改写。许多人后来才意识到，计划生育不仅是一套生育政策，也是一整套行政、考核与维稳体系，影响人们的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

黄阁平带着妻儿离开老家，到上海工地打零工，十多年不敢回乡过年；肖富斌则始终在跑网约车、上访、维权之间循环。

国策与维权

计划生育曾是一件 “不容讨论” 的事。

黄阁平回忆，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没人敢公开质疑计划生育政策。“那时候都觉得，这是国策。” 他说。即便被开除公职、罚款、强制结扎，大多数人也只能接受，“只能认栽”。

计划生育在中国持续了数十年，也伴随着中国法律体系逐渐建立的过程。1979 年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台计划生育相关条例，支持以经济、行政等手段限制 “超生”。1982 年，计划生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基本国策。

个人很难对抗国策，即便后来开始有人尝试维权，过程也异常艰难。

2012 年，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的照片在网络传播，引发巨大舆论。多位受访者提到，那是他们第一次感觉，社会开始公开讨论计划生育造成的伤害。此后，学者、律师、维权人士陆续发起联名行动，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追责强制引产和强制结扎行为，也有人开始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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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孕妇冯建梅因无钱交纳 4 万元的超生罚款，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并强制引产腹中胎儿。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剧烈震动，以及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方式的广泛讨论。（图_搜狐新闻）

陆妙卿是其中一名律师。2012 年，她接触到江西农妇夏润英。此前，夏润英因被强制结扎导致长期盆腔疾病，已经自行起诉当地计生部门，但法院迟迟没有回应。陆妙卿回忆，自己为了立案，跑了江西多家法院，“每一家都跑了十几次。”有法院工作人员直接告诉她，“计划生育的案子，我们一般不立案。”最终，法院仍以 “计划生育属于国策” 等理由，不予受理。

诉讼难以推进，信访成为唯一还能继续尝试的渠道。

2005 年《信访条例》实施后，一批因计划生育被开除公职、罚款、强制节育的人开始长期上访。他们互相建立联系，整理材料、统计案例、发起联名信。

龚原参与联络过多次超千人的联名行动。联名者来自多个省份，大多是因 “超生” 被开除的基层教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为国生育，有功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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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受害者群体在 2026 年寄出的联名信（图_受访者提供）

但长期上访，也让很多人逐渐成为地方维稳对象。

黄阁平说，只要手机定位离开金寨，当地派出所就会联系他。有时，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到宾馆把他带回去。“这不是一次两次，几十次了。我估计在派出所做的笔录摞起来都有一米高了。” 他说。

张承玉生活始终被维稳影响。她因长期信访，低保一度被停发近两年。后来，她生病住院，连几百元药费都拿不出来，只能继续向当地部门反映情况。

很多人都提到，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并不复杂。有人希望恢复公职，有人希望补缴社保，也有人只是想得到一句正式道歉，或者一个明确说法。但直到今天，数十位受害者已离世，受害者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没有等到回应。

公安 “千篇一律地老生常谈”，告诉黄阁平不要让公安工作为难。但面对他恢复公职的要求，一众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为难，“计划生育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他们没有权力解决，他们的任务只是把他接回来。

黄阁平觉得，也许清算计划生育造成的伤害，涉及的赔偿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大数字，他们的诉求才始终未能兑现一分。“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死了，这一页才算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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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阁平向 AI 咨询计划生育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情况（图_受访者提供）

政策变化给很多经历过计划生育的人带来了强烈的荒诞感。廖伍妹记得，全面二孩政策公布时，她正在和单位打官司。“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侮辱。” 她说。

曾经被视为 “违法” 的生育，在几年后突然成为被鼓励的事情，而那些在旧政策中失去孩子、健康和工作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补偿。

工作重点也从计生迅速转向催生，许多基层工作人员一时无所适从，但收效依然有限。“三孩政策” 及一系列催生措施，并未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催生难，还是计生难？陆妙卿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她描绘了一个《使女的故事》式的未来：“催生不难，只要限制获取避孕措施即可，禁止避孕套、避孕药等等。” 在她看来，生育政策虽然已经改变，但个人始终难以真正掌握自己的生育自主权。

在三孩政策实施后，一些地方开始统计女性婚育情况、询问月经周期，也有地方限制节育手术和流产药物的获取。2025 年，由多名学者、律师组成的 “三孩政策监察网络” 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生育治理方式，正在从 “限制生育” 转向“鼓励生育”，但国家对生育的介入并未真正退出。计生政策下被损害的一代人的痛苦，并未成为历史借鉴，减少未来的损失。

晚年与未来

“开除公职，不只是没了一份工作，” 张承玉说，“是整个人生都被改掉了。”

被开除后，她离开学校，辗转做过许多工作。长期劳作让她身体越来越差，后来患上冠心病、高血压，又查出肺癌。“我的手全部变形了，走路东倒西歪”。等她终于回到老家时，已经几乎失去劳动能力。

如今，她靠每月三百多元低保生活，再加上在家给几个孩子补课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买完药之后，日常开销已经所剩无几。“买一点小菜都觉得奢侈。” 她说。

更让她痛苦的是，她觉得这种影响并没有停留在自己这一代。

她的大女儿曾在企业家资助下读完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后，一天深夜突发低血糖，被送去医院抢救。张承玉和前夫那时都没有稳定收入。失去教职和公安系统工作后，他们也失去了体制内的职工医保、社保等兜底保障。面对这笔救命的治疗费用，他们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女儿在医院门口去世。“真的很伤心很难过，我甚至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 她说。

小儿子从部队回来后也走上了打工这条路，但因为母亲长期生病，最后留在凯里，被安排到街道退伍军人事务岗位工作，每个月工资两千元左右。

张承玉常会想起自己的同学。“三个孩子都是博士，伴侣也是博士。” 她说，“可我们一家，几十年都被拖在这里。”

肖富斌开始明显感到衰老。开颅手术后，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撑不下去，急切希望政府撤销处分、恢复他们夫妻二人的公职，但永顺当地只能接受以困难补助的形式每年补偿他几千元。这和肖富斌的诉求相差甚远，他拒绝了。

一晃十年过去。2024 年 11 月 11 日，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撞人事件，官方通报称现场造成 35 人死亡、43 人受伤。肖富斌在信访材料中提及该事件，称他如今贫病交加，“要是开车撞人，完全是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人民政府的责任。” 这番话效果立竿见影。永顺县政府政法委书记连同张家界政法委，找到肖富斌所在的出租车公司。他被赶出了公司。

被迫离开后，肖富斌贷了五万多元，花八万元便宜买了一辆车，开始跑网约车。每个月收入不到五千元，还要负担在北京读大学的小儿子。他知道，北京生活费至少需要两千元，但自己每个月只能给孩子一千。

“孩子从来不抱怨，” 他说，“还反过来安慰我。” 孩子们知道父亲这些年一直在上访。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父亲被抓。

2024 年高考期间，肖富斌的小儿子正在家里休息，老家派出所突然上门找人。肖富斌觉得，这影响了孩子的考试状态。“他说本来可以上清华，最后差了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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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富斌保存的 127 份上访材料邮寄收据证明（图_受访者提供）

黄阁平说，每年上访交通食宿要花几千元，而他现在享有的仅是自掏腰包买的养老金——每月两百多元。即便家里种菜养猪，部分食物不花钱，但仍然不够日常花销。于是他会以买米油盐、酒席随礼为由问孩子们要钱，从中一点点抠出上访花销。

许多受害者都已经进入老年。有人长期抑郁，有人疾病缠身，也有人仍不断往返于信访局、法院和地方政府之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已经明白，恢复公职或获得赔偿的希望越来越小，但仍然不愿停止。

龚原如今在一所民办高中教化学。教学之外，他每个季度都要往各个部门寄一次信件，“告诉他们，我没放弃。”

2016 年全面二孩、2021 年三孩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地方开始鼓励生育。育儿补贴、延长产假、托育建设等政策陆续推出。一些地方还提出，希望党员干部 “带头生育”。

但对于许多曾经历计划生育的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断裂。曾经，他们因为 “超生” 失去工作、被罚款、被强制引产、结扎，多年后，同样的生育行为却变成了被鼓励的事情。而他们受到的伤害，并没有随着政策变化被重新审视。

今年四月，49 岁的熊秀娟离开江西，去了广州。她在各个景点逛了二十多天，还没有厌倦。她说，自己现在最想做的工作是导游。“以前总觉得，人被困在一个地方，” 她说，“现在想换一种活法。”

她已经很少主动提起那个死去的孩子。只是偶尔，还是会梦见。

（应受访者要求，龚原为化名）

撰文_刘壤歌

**编辑_**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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