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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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伤口与弥合

——黄政家事寻踪

文/艾晓明

1995年8月，黄政家族在老家砀山聚会合影。

本文中除署名照片外，均为黄政亲人提供。

作者按：黄政（1935.10.01-2025.09.29），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右派、劳教分子、林昭同案、苏州疾控中心退休干部……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们敬爱的大哥。为纪念去年9月29日离世的黄政，我写过一篇访谈录《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还写了《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作为这个纪念系列的第三篇，本文写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为什么会在访谈冤案之后，还会去寻访家史？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是私人生活，没有那么重要。而我的出发点是这样：黄政的厄运，是从他父亲黄尔恒在肃反前被审查开始的。父亲的过往，仿佛是一种原罪，他因此被抛出生活常轨，被开除团籍，被划右派……他对现实的疑问由此开始。那么，他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黄政的父亲被关押至死，没有结论，黄政亲自去处理了他的后事。当他遇到林昭时，他们两位都是失去了父亲的人。他们怎样看待父亲的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他又有哪些影响呢？

还有，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这种“罪”是怎样设定的？我觉得，相对于五七幸存者的叙事文本，在一九五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扫荡的人，除了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等显著大案，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样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后果，他们的故事应该浮出水面，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声。

当我问及黄政的弟妹有关其父的情况时，我也认识到，他与儿女们关系并非简单。你难以用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解释，也难以用政治上的红与黑去判断。但是，就像那些在镇反、肃反中被网罗的许多年长者一样，运动的决策者，并不在乎他具体的经历是非。当他作为曾在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工作过的官员被立案拘捕，他身后的妻子和儿女们，在时代的巨潮席卷过来时，怎样存活下来呢？

有关当代史的正统叙述通常是围绕事件展开，在官网的编年史里，可以读到高层的决策、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利害得失；至于政治运动的代价——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数字符号取代，消失在无名的百分比里。而当家庭的支柱被拆毁，长辈沉入政治的黑洞，他们的后人命运如何，这是我想知道的小数点后面的故事，也许，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生命纹理。

黄政劫后寻亲的故事，是在这个层面上感动了我，他找到失散数十年的弟妹，向父亲奉上为人子女的纪念，他用自己对和平与安宁的感受，鼓励后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维护人性和亲情连接的角度回看时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同样，即使社会的正义迟迟未到，个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抚平创伤，重建记忆。这是他弥合历史伤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给亲人的精神遗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表明：每一个蒙难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档案。

2025年9月5日，黄政去世的二十四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亲眷来到他病室床前，砀山的三弟黄钦及上海的小弟张建中拉着他的手，小妹杨志琴用手机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病重的黄政，气力不足，说话很慢，我听到他说：……大哥没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说：你是最好的大哥。

长长的鼻胃管，从他耳边绕过，在鼻孔边固定。他心里可能明白，这是此生的诀别。他回答小弟说：……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后你们，能够找到……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没有力量……

妻子陈淑玉安慰他说：……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纪这么大了，都赶过来……

这段视频仅有四十六秒，却浓缩了一个大家庭儿女们悲欢离合，我对黄政家事的寻访，也是从这段视频开始的。

2025年9月5日，黄政的弟妹们在病房探望黄政。

**一 **《牧马人》式的情缘

1985年春，黄政刑满释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自己还是单身一人。

1982年，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年轻的朱时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许灵均，面对那阴差阳错而要求留下的四川姑娘，他别过脸去，艰难地吐出四个字“我－是－右－派”。当他回过头来，一个时代的劫后余生者，经历了一场泪水的昭雪。一时间，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右派清白无辜，有权利重返社会，享有婚姻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纳了被耽误了青春的右派归来者，但黄政的妻子陈淑玉却是这样。她在浙江丽水工作，有过中医的职业训练，是企业法人代表，独立开有诊所，此时还是单身。她说，看了《牧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这种人，哪怕他瘫痪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妻子淑玉在黄政留下的藏书前，2025年11月13日艾晓明摄

1985年“五一”假期，陈淑玉经亲友介绍与黄政见面，黄政那时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里，黄政是那样清清爽爽的一个人，个子高挺，模样端正；既有军人气质，做事情又很细腻。他给她寄东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缝的，针线活挺好。更不必说，这个人因言论入罪，有才华，有思想。

相识后，黄政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牢狱十五年，从不与任何亲人联系。她记得他说，多少人都受不了，绝望了，明明高墙下有电网，就那样跳下去了啊……

他们的婚礼很隆重，在丽水那边，亲友坐了十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办这场婚礼，在他们看来，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变幻不定的，一场“文革”下来，多少冤案！女婿一表人才，值得接纳。

婚后，淑玉辞去老家的工作，随黄政来到苏州，从此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黄政的弟妹们一致认为，大嫂的到来，使黄政享有了后四十年的现世安稳。淑玉回想起来也说，黄政三岁丧母，好端端一个少年军人，却因政治变故，屡遭打击。幸亏他活得长，才算不枉人间岁月。

结婚后，黄政对淑玉说：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们。

黄政出席女儿的婚礼，2017年5月20日。

**二 **一位父亲与他的四房妻妾和子女

黄政有多少弟妹呢？他们缘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别视频，我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他们中有四个姓氏，分别为黄、张、邱、杨。问及原因，又涉及黄政的父亲与四房女人的姻缘。志琴说我的本子太小，他们的故事要都说出来，一个本子也记不完。

还好，黄政生前有一份手书的家人名录，其中有父亲黄尔恒与他的原配和续娶的女人、儿女的亲缘关系。

黄政手书——父亲黄尔恒与四房妻妾及子女

黄尔恒（1906-1961），二十世纪初的1906年出生于皖北砀山县东关外三里陈楼村。他与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年—1960年）生卒年月相近，他们曾同为那个时代的官员，即1949年后被新政权标记为“反动”或“担任伪职”的官吏；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身份经历，会在他们去世之后，将两位儿女——黄政与林昭拉近。

根据黄政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的讲述，父亲黄尔恒考取了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这所学校跟黄埔军校相差不到两三年。

我根据他的说法在网上核查，先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中央警官学校的关系。黄埔军校于1924年2月在广州创建，1927年9月迁到南京。1930年夏设立宪警教导队，学员毕业期限为六个月。1930 年冬季，该队第一届学员毕业，停招第二期学员。1930年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令附设宪警班，筹备就绪后，在1931年3月通告招生及投考资格。1931年第一期学员的录取相当严格，考生分为“特准与考者”以及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自愿学习宪警者。如果黄尔恒进入的警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那他只能是宪警班第一期学员，此时他年二十五岁。

黄尔恒遗照，时年35岁，这是他留在世间不多的照片之一。

由黄政在砀山的大弟黄君保存，二弟黄辰翻拍。

根据黄政在砀山的亲人回忆，黄政所说的“中央警官学校”，时间要推迟到1936年。查唐恺《南京记忆：民国中央警官学校钩沉》一文，国民政府1936年在南京栖霞区“五棵松”，建立了当时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它的前身是“警官高等学校”，1934年从北京迁至南京。警校分正科和特科两种教育模式，正科要求有高中毕业资格，修业期为两年。特科则为学员班，学员均为各省市现任警官。这种情形，有点接近于现在大学招收的正规生与进修生。1937年11月，警校西迁至重庆。此时，警校的第一期正科和第一期教育讲习班、高级班，交警训练班和战时警察训练班均已毕业。

如果黄尔恒属于警校第一期的学员，那么应该是在他本人三十岁那年，进入了特科班，而不是此前该校招收的正科生。因为高等警官学校1935年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二期，1936年3月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三期，不称第一期。

黄政谈到，父亲曾在江苏盐城、昆山、江浦、苏州等地任职，担任过警察分局的局长、督查等。从照片上看，黄尔恒容貌俊朗，黄政长得很像父亲。有关黄尔恒的公职履历，我未查到有关他本人的记录，儿女们的印象也不完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长辈不敢细说在“旧社会”的经历；手稿、书信或证照这些私人文书和物件，经过抄家、搜捕，难以保存下来。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这是普遍的情形，黄政家中也是如此。

黄政小妹志琴根据大哥手书写出的两代家庭成员名单

根据志琴抄写的名单，我试图大体描绘出黄尔恒的生活轨迹。与民国年间的大多数男性一样，黄尔恒十八岁时结婚。他与原配夫人张氏（1902-1985）育有三女一男，长女黄碧云（1925-2009）出生时，黄尔恒年十九岁；一年后次女黄翠云出生（1926-1962），这两个女儿后来一直生活在老家砀山。三女黄瑞云（1931-2015），又名黄苏卿，她比黄政大三岁，后来嫁给一位南下干部，在浙江丽水安家。黄尔恒与张氏还有一个儿子黄君（1938-2020），他比黄政小三岁。

黄政是黄尔恒的第二位太太葛春华（1914-1938）之子，葛氏比黄尔恒小八岁，在黄政三岁时病故。家人记得她得的是“月子病”，月子病的范围很广，如果生育后在月子里落下病根，往往长久地影响母亲的身心健康。葛春华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葛春华去世后，黄尔恒迎娶了第三位太太方英（1912-1973），原名方静怡，黄家姐妹称她“方妈”。方英与黄尔恒育有三男一女，不过，看纸上名单，有两个女儿的名字。原来，长女黄慕琴（1930-1949）是方英与前夫的女儿，进入黄家时年十岁。黄政的母亲去世后，抚养黄政的先是大娘张氏，五岁时他来到苏州，由方妈抚养。方妈的孩子们中，黄辰比黄政小六岁（1941-），黄强（1944-1975）比黄政小九岁，最小的妹妹志琴（1947-），比黄政小十二岁。在苏州的孩子们中间，黄政是名副其实的大哥。1950年，黄政考上军大离家，小弟建中（1951-）出生。

黄尔恒的第四位太太张素（1913-1989），原名张锦芙，常熟人，她与黄尔恒结合，时间在1941年秋后。张素与上述三位女子不同的是，她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朱红在接受林昭传记作者赵锐采访时说：“黄政的继母是被捕的共产党员，跟黄父结婚才活了下来，解放后开除回家，在居民生活服务站工作。黄政回苏州后没地方住，经继母求人，居委会同意他在生活服务站里勉强摆个床铺安身。那生活服务站位于北局，是苏州的闹市区，离我家也不远。1962年六七月间，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里的旧书搜罗到一起，在那个生活服务站门口摆了个摊。”

在这个旧书摊前，发生了林昭-朱红-黄政的一段公案。

在黄政笔下，“母亲心善”这四个字，指的就是继母张妈。1962年1月1日，他从劳教农场回来，没有出路，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借住在张妈做事的生活服务站里。

与朱红所述不同的是，张素没有入党，也不是“解放后开除回家”，而是在肃反中受黄尔恒牵连被捕，释放后失去公职。

张素与黄尔恒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张帆（1942——），比黄政小七岁，原名黄金枝。长子黄钦（1944-），比黄政小九岁，幼女邱复梅（1945-），比黄政小十岁。

总之，从1941年到1945年，在黄尔恒位于苏州的家中，一度曾有方妈和张妈这两位夫人同居一宅，这座宅子在老十梓街137号，是一处两进的庭院，院内有多个房间，客厅外有蟹眼天井，有自家水井。黄辰记得，第一进正厅两侧的厢房东边住着自己的母亲方妈和他们兄弟俩，对面是张妈和她的女儿，第二进住着砀山老家的亲戚。

**三 **家庭聚散之一：方妈和她的孩子们

方英（1912-1973），摄于1962年，时年五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战乱、政权更替和世事变迁，黄尔恒在苏州与两房太太同居的多子女家庭逐渐解体，未成年的孩子们全然不知自己会被命运的巨掌拨到哪个角落。

抗战胜利前，黄尔恒已离开汪伪时期的警察部门，失业数年。孩子们接连出世，经济上无法支撑。据黄辰回忆，父亲这时让他在砀山与张氏所育的长女黄碧云来到苏州，嫁给了一位财务官员李德普。但战后货币贬值，大家庭聚居一处已难以为继。大概在1947年，黄家位于苏州十梓街和五卅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两进院住宅卖掉，方妈和张妈分两处居住。方妈带着黄政、黄辰和黄强三个男孩住到五申弄的房子里。从1945年开始，先后出生的三个孩子都送给了其他家庭收养，这里先说方妈和她的儿女们。

1947年，黄尔恒与方英的女儿志琴出生，大约周岁时，她被送到姨母家，此后从姨父杨忆春改姓杨。

姨母是方英的姐姐，家在方英的老家昆山。此时家里已有独子杨志衡，志琴喊他大哥，他比志琴年长十八岁。

志琴保存了三页文字材料，其中说明了她亲生母亲的经历和她到杨家的情形。

第一份材料有两页，写于1971年9月23日。志琴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68年下乡插队务农，到这年已有四年之久。1971年，知青第一次有机会上调工作；这意味着摆脱农民身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

在那个时代，志琴属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是给“黑五类”子女的一个政策性标签，意思是如果思想、劳动表现好，可以得到与“红五类”子女同样的待遇。志琴的养父，此时的身份是劳改释放犯，这对子女来说，几乎断绝了他们的前程。如果不填养父，她又该如何填写生父生母的情况？大哥杨志衡，时任苏州二中教师，他写了如下文字，作为志琴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证明。这段文字上加盖了苏州二中的公章，以示情况属实。

关于方英和黄曙东（方英丈夫）的情况

方英最早跟随其丈夫住在南京，黄曙东当时在南京警察训练的机关里工作（系汪伪时期），是教官一类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工作迁居苏州（迁居在胜利前或后记不清），当时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大女儿在解放后不久病逝，小女儿杨志琴年仅周岁给我家抚养。原因在于经济较困难，也由于我并无兄弟姊妹，所以剩下两个男孩。解放后方英与黄曙东离婚，当时方英在乐群社做管理工作，以收入抚养孩子。以后这个教堂由于开支不够退去一部分职员，方英也被退出。以后一直在做保姆，最后在苏州工专一个教师家当保姆。由于工专迁校西安，所以随同前去西安。以后又转到陕工大一教师家当保姆，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在大约1956年由政府分派到新疆，以后经过短期训练后当小教。小的一个由于哥哥的关系，随后也到新疆，在岸泉县红旗公社参加劳动。杨志琴到我家后，生活一直由我负担，我来苏工作后，也带来苏州，直到68年下乡插队劳动。

（注）离婚时间大约在解放后不久，（可能在51年），那时黄曙东还有一个小老婆，他们二人另住一处，生活上基本上互不负担。另外听说黄在老家徐州还有一个妻子并有孩子，这孩子一段时间与方英住在一起，解放后这孩子参军去的，以后情况不知。

杨志衡

1971.9.23

以上材料系杨志衡老师所反映，供参考。

苏州市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71.9.23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

第一，1949年以后，黄尔恒有过一个曾用名——黄曙东，这个新的名字与东方红是一个意思，表现出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如今，黄尔恒的其他孩子们都不知道父亲的这个曾用名，但杨志衡这样写，应该有他的依据（杨志衡已经去世，难以与他查证了）。

第二，方英“在解放后”与黄尔恒办理了离婚（信中所述二男二女，是把1949年病故的黄慕琴算上，计入了黄辰和黄强兄弟俩，没有计入在杨志琴之后出生又送人的胞弟张建中）。

第三，方英离开黄家后，连同她的两个儿子，远离故乡，最后在新疆定居。

志琴保存了生母方英的一页文字，是她亲笔所写。据志琴的胞兄黄辰回忆，此件写于1963年。那些年里，中学生毕业升学或就业都有政治审查，其审查的首要事项就是家庭出身，如果想要参军入党，还发展到上查祖宗三代。虽然报章上不断宣传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大量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也都寄希望于后面两句，但在现实生活中，前面一条鲜明而具体；后面两条抽象而空洞，有很大的随机性。在政审表格上，还专门有一栏，即直系亲属与社会关系中有无属于“杀”（如土改或镇反运动中已被处决）、“关”（正在关押中）、“管”（戴有四类分子中某一种类帽子，交群众管制）者，无论“杀、关、管”者里有多少冤假错案，在那些年里，其子女所受限制最为严酷，他们直接被归入“四类分子子女”“反革命家属”，在升学和就业时首先被排除，各地都有青年因绝望而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方英留下的这页纸上，折叠处有多处破损，数行文字不完整，我以省略号表示。

我解放前未结婚教过两年小学，解放后你姐姐死后，在乐群社干了两年多事务员（五一年至五四年），解雇后就给人家当保姆直到今天。辰哥56年初中毕业去新疆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习，57年就派到小学当教员，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三道坝公社韩家庄小学工作。强哥因身体有病，小学毕业后停学在家（*数字不清）……报考初中……61年到新疆参加农业生产，现在米泉县红旗公社畜牧场工作。

杨家祖父是成（此处有漏字）工人，做了一辈子，不写了，下次再谈罢。

（*此处因纸页破损，丢失一行字）

妈 英字

三、十

方英手书，杨志琴保存

方英以寥寥数语，草草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从“不写了”三个字里，能感觉到她的无奈。在当时，只有从事公职的工作才会被承认，私人雇佣的保姆，流动性大，没有福利保障，更谈不上社会地位。

方英晚年到了新疆投奔儿子，黄辰，现年八十四岁，他对母亲的回忆，比上面写得更具体一些：

母亲是幼师毕业，相当于中专。1951年底，母亲在乐群社找了一份工作，1952年，小弟中中断奶以后，因为养不起，经教堂张牧师介绍，送给了耶稣教友住在金太史巷3号的张家。我上学的市二中也在那巷里，每天必从那里经过。那时候，妈、我、强，我们住在宫巷附近的颜家巷43号，母亲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常常跟着去，也在那里玩耍。

1954年母亲下岗，没收入，去到工专蒋教授家当保姆，照看年幼丧母的一个男孩蒋长安。1956年8月苏州工专迁到西安后叫陕工大。

1966年，母亲到了新疆。她说是因为蒋教授被关起来了，她给蒋家夫妻两个传递信息。陕工大的红卫兵不让她留在学校里，她只能到新疆投奔儿子了。

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学校被打成黑帮，到农场劳动。妈是在黄强那里住的，一直到1973年她去世。“文革”十年，我因为家庭成分屡屡遭难，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照顾母亲，都是黄强在管。

从前面杨志衡为志琴写的证明，到方英自述，加上黄辰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方英的生活道路。在民国和新中国这样两个时代，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和单身母亲，方英经历了很多坎坷。

首先是多子女的养育艰难，从1941年到1951年，黄辰、黄强、志琴、建中连续四个儿女出生。此外，她还要带大10岁的长女慕琴和5岁的继子黄政。旧时代的婚育文化讲究多子多福，有调查显示，即使在知识女性中，实际拥有避孕知识而施行节育的女性很少。一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贫困的女性，在意外怀孕又无法养育婴儿时，只有将婴儿送给亲友或转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婴堂的城市，送去那里也是一个途径。仅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养育，对于一个母亲的十年，六个儿女必然是超负荷劳作。不是一位女性如此，绝大多数女性都受到这种婚育传统的约束。

1948年，方英将一周岁的女儿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两姐妹一直保持往来；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两个哥哥的下落。1951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张氏家庭，从此随张姓。领养家庭，一般都不愿意与婴儿的原生家庭保持来往，张家后来迁出苏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别离，母亲的哀痛，后人只能凭想象去体会了。

继而在1949年—1950年，方英遇到两个几乎过不去的坎儿：

一是中年丧女，长女慕琴罹患腹膜炎去世，年仅二十一岁。慕琴在湖州读护士学校，马上就要毕业了。小妹复梅至今记得，小时候看过慕琴姐姐的照片，“是放大的，简直比电影明星还漂亮。”女儿成年不仅是方英的愿望，而且，她很快就能给两个弟弟带来经济支持，分担她的生活压力了。她突发疾病去世，给了母亲巨大的打击。黄辰告诉志琴：“妈一个人到湖州去处理丧事，运回苏州，葬在基督教墓地，南门外的‘安乐园’。妈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妈对我说过：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你们两个孩子，我真是支撑不下去了。”

第二个坎儿是195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旧时代一夫多妻的家庭关系被看作封建婚姻制度的结晶，必须废除。新时代要求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姨太太愿意离开的，依法解除关系；不愿离开的，维持现状，作为家庭成员安置。但后者在法律层面上，不构成婚姻关系。

1950年，方英身边还有黄辰、黄强两个男孩，一个九岁，一个才六岁；她还怀有身孕。和黄尔恒的家庭关系拖延了两年多，1953年8月，她迈出了离婚这一步。

四 西行路漫漫

大哥杨志衡在证明材料中告诉志琴，1951—1954年，她的生母方英在苏州的乐群堂做事务员。

乐群堂是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古城留下的教堂建筑，位于今宫巷20号。原来称耶稣堂，1921年改建后取名为“乐群社会堂”，“乐群”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礼记·学记》中“敬业乐群”之句。但在1950年以后，一方面是新社会大力普及的无神论教育，另一方面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教会难以为继。方英离开教会后，转而在蒋教授家里做保姆，在苏州，她凭这份收入与两个儿子一起生存下来。

黄辰记得，方英与黄尔恒离婚的确切时间是1953年8月。离婚后母亲和父亲在经济上互不负担，但父亲须为黄辰和黄强两兄弟提供生活费，每人每月八元，共计十六元。黄辰时年十二岁，他记得，向父亲领取生活费前后仅七个月，至1954年4月，黄尔恒被捕，生活费戛然而止，两兄弟此后只能依靠母亲维生。

黄尔恒，摄于1951年，被捕三年前，时年四十五岁。

方英和黄尔恒最小的儿子建中1951年出生，1952年断奶后被送去教友张家。方英带着两个儿子搬到平桥直街，平时她在附近乐群社上班，她的母亲、孩子们的外婆这时从昆山来到苏州，帮助她照顾两个外孙。离开乐群社后，方英去了黄辰说的“苏州工专”蒋教授家做保姆。

我查“苏州工专”，发现它当时的名称是“苏南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大专院校经历院系调整。苏南工专的建制撤销，当年8月，土木、建筑科并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有二十五名教师、一百四十三名学生因此调出。

从黄辰的叙述来看，方英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当她为了生计毅然离开苏州，与蒋教授一家西迁时，她在乐群社的教友沈梅生和妻子为黄辰提供了照应。

母亲远去西安帮佣后，十一岁的黄强被外婆带去昆山老家，十五岁的黄辰在市二中住校生活。这年暑假，黄辰初中毕业，寄居在甫桥西街108号沈梅生家。沈梅生夫妻有一儿一女，方英把几次搬家所剩无几的家具及一些杂物寄存在他家里。

两个月后，1956年10月，政府在苏州招聘青年支援新疆，初中毕业生也符合资格，黄辰报名获准。沈妻为他购置用品，打点行李送他上了火车。路过西安时，黄辰曾去看望过母亲。

1956年苏州市劳动局为黄辰颁发的通知书和胸标，此为黄辰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幸存下来的遗物。

黄辰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先在新疆第一师范就读。经过一年培训，他被分配到米泉县的韩家庄小学当教师。此后一直在米泉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他十二岁时父母离异，家庭出身按母亲的状况填为“城市贫民”；可是，“还有一项叫‘社会关系’。父亲是必须填的。虽然父母离婚了，我跟母亲过，但人家说血缘关系是永远洗不干净的。”作为“反革命”之子，黄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面临着审查，交代，认罪，与父亲的牵连似乎永无终结，“直到邓小平上台，把知识分子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总算熬到了头。”

弟弟黄强随外婆生活至初中毕业，时值大饥荒三年。黄政的朋友、林昭的老同学张学群回忆：“那几年，即使风调雨顺，苏州人也照样饿肚子。人们捞野萍，把榆树皮磨成粉，掺入薄粥吃。”黄政在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里讲道：“苏州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里弄里这些老头老妈浮肿啊，吃豆渣，酱油汤，这个地方从来是养人的地方，生人的天堂地方啊！”

黄强身体弱，还患有哮喘病。大概在1961年，找不到就业出路，他也去了新疆投靠兄长。抵达乌鲁木齐后，他被安排到米泉县一个公社的农业中学当出纳。1966年农中解散，农中的土地就近划归给湖南村大队——村名标志了历史上移民与屯边的关系。务农收入太低，难以养家糊口，为此，黄强去了收入较高的公社煤矿。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方英服务的蒋教授家受到冲击。方妈在为蒋家服务十年后失去生计，只能到新疆投奔儿子。这年，她是五十四岁。一别十来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方妈终于与两个儿子团聚。但黄辰在学校被打成“黑帮分子”，主要是小儿子黄强照顾她。

方英说过一句话：苏州也好，新疆也好，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她1973年去世，年仅六十一岁。半世艰辛漂泊，方英没能活到生活变好的时代，可是也避免了遭逢更大的一场伤心事：她去世两年后，次子黄强遇矿难身亡。黄强生于1944年，卒于1975年，终年31岁。在他身后，留下了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儿子和一个遗腹子，生活非常困难。

再过几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方英的孙儿和孙女们，在远离江南的边疆长大，先后考入北京上学、定居。方英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结束了长辈漂泊多难的命运，开启了不同的人生。

五 家庭聚散之二：张妈和她的孩子们

张素是最后和黄尔恒一起生活的女人，她和方妈一样，有一个文静美丽的名字：张锦芙。我在文章初稿写完后，得到志琴转来张帆的回忆片段，张帆现年八十三，是目前健在的黄家三姐妹中的大姐，也是父亲黄尔恒与母亲张素婚烟关系聚散的见证人。

我原来得到的大致印象是，黄尔恒解救了张素，因为同情或者爱国心，他们跨越了政治对立的壁垒，听起来好像小说的开头一样；否则，一个有清乡任务的警官怎能与阶下囚结为佳偶？但张帆说得很直白，没有浪漫，母亲是为了求生。在当时的社会里，也没有什么结婚手续，同居就同居了。

张帆回忆说，母亲张锦芙1913年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大家庭，年轻时在苏州乐益女校读完高中。这是一所由民国教育家张冀牖于1921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其校名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匡亚明曾在这里任教一年，他曾是母亲的老师。

我从网上相关文章中看到，乐益女校是苏州最早推行剪短发的学校，并首开女子上台演戏之先河。此外，中共苏州的独立支部最早在这里秘密成立。张锦芙在这里受教育的经历，想必催生了她的独立意识，启发了她投身抗战的政治觉悟。

张素（1913-1989）晚年与友人

在任天石烈士墓前（居中）。

从乐益女校高中毕业，张锦芙考上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美术学府之一。美专毕业后，一些同学去了法国参加沙龙作品展；她回到常州，并在那里结婚，两个儿子相继出世。

抗战爆发后，张锦芙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任天石领导的游击队工作，为掩护其真实身份，化名张素。她做过文化教员，同时从事抗战宣传。任天石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副大队长，历任“民抗”司令、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是江苏抗战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大约在1939～1940年，驻常熟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撤退后，任天石领导的游击队仍在活动，他担任总队长，直属谭震林领导，根据地在江浦。

张素据说也有机会与大部队一起撤退，但她与先夫所育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所以她留了下来。在游击队时，孩子由公婆照顾。后来公公去世，为孩子安全计，张素把他们送到苏州的姑姑家，作为单身母亲，她还需给两兄弟提供赡养费。

1941年，日伪在占领区实行清乡，清乡手段包括清剿抗日力量，建立保甲制度等。黄尔恒此时担任侦缉队长，张素则是被清剿的对象。在关押地，黄尔恒对这位女战士确实有好感，由于他的照顾，张素没有受到折磨。她必须活下来，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张帆说，母亲对黄尔恒也提出了条件，她要求他退职，离开清乡队，换到新地方生活：“爸的本心也不想做这种工作，他一生虽多妻但从没有杀人害人的案件。旧社会男人三妻四妾政府管不了。黄尔恒退职，顶上去的人就是升职。肃反期间在司前街狱中他们都有交代并有资料。”但父母的记录都留在公安局的案卷里，家里没有，这里只能说个大概了。

然而，张素当时并不知道，黄尔恒不仅早已成婚，而且在砀山和苏州已有六个儿女；关系的裂痕在那时就埋了下来。张素大概在1941年秋出狱，次年张帆出生。1944年，张帆两岁时，黄尔恒和怀着足月身孕的张素离开常熟，去老家砀山探望长辈，黄钦在那里出生。

张素这次怀孕本是双胞胎，只有黄钦一人存活下来。张素身边已有张帆，又有与先夫的两个孩子在苏州，她把婴儿黄钦委托给了大娘：“我妈说老家的人淳朴厚道，可以托付，弟弟才留下。此后他们去了南京、上海、常州等地，想找份工作抚养我们，事实是合适的工作很难找。”黄尔恒的关系多与国民党有关，他认识缪斌，缪斌正想做走私生意，需要信得过的心腹。黄尔恒有心尝试，但张素觉得风险太大，她不同意。幸亏黄尔恒没有去，否则麻烦更大了。总之，他们最后在苏州定居下来。一年以后，小女儿复梅（原名福妹）出生。

复梅回忆说，母亲生下她，自己要上班，不得已把她送给了一个邱姓家庭，当时她才三个月。邱家是由一位孙姓老板做的介绍，孙老板住在传芳巷沿河一带，他开有一家裁缝店，而邱姓家庭中复梅的养母经常去那家店里做衣服。养母把这位才三个多月的小女婴抱回家中后，自己没有奶喂她，但是养母的娘家，即复梅的外婆刚生了一个女婴。这位外婆住在传芳巷内的一条小弄堂，她亦无法养育自己最小的女儿。女儿出生后，外婆将她送到了苏州城东中由吉巷（现在的白塔东路）育婴堂里。这样，女儿的养女复梅在外婆的怀抱里得到喂养，由外婆带大到上幼儿园。

张帆说，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本来就是迫不得已；而父亲在失业的那些年里，更是暴露出各种性格上的问题：“我妈陪嫁有钱，外婆也留下了遗产，那些瓷器如花瓶、象牙器皿、珠宝翡翠等，那个阶段就靠母亲变卖来维持生活。家里的当票不得了，后来都撕掉了，因为当铺纷纷倒闭，要去赎东西的时候，连店都没了。到福妹出生的1945年，母亲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我爸很会花钱，就是这个情况。”

丈夫不可靠，陪嫁也被挥霍一空；张素非常气愤，也很无奈。她只能独立自主地应付生活。她在苏州历史上第一所产科医院——志华医院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养活在苏州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她还要给留在砀山的幼儿黄钦寄去一份抚养费。

张妈外出工作时把张帆留在黄尔恒身边，可是这位父亲无心照顾孩子，就想托方妈白日里代管。可方妈身边有自己的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才两岁，自顾不暇，不愿意再接受黄尔恒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1946年下半年，在那所位于十梓街的民国老宅里，由于母亲要上班，四岁的小张帆没人照顾，一次跌跌撞撞踩到天井大门左边滑倒，爬起来半边脸、头发、身侧、膝盖都占满青苔，回到房间哭着哭着睡着了。“还有一次我一个人住那儿没人管我的功课，喝热水等，要到点时才有人送顿饭来，当时吃不下，饿了就吃口已冷的，有时候妈回家看桌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心里很难受。”

还有一天爸爸的两个朋友来家，他们上二楼说话。因为难得见到爸白天在家，想坐在爸身边靠靠，爸搂着我一会说：乖自己去玩吧。下楼时我跌到了一个蟹眼天井，爸听到哭声一看流了好多血，就抱着我一边去医院一边叫人通知我妈。我在医院，医生从伤口中取出碎玻璃，因伤口大缝了二针，留下永恒的伤疤。

母亲张素看到孩子受苦没人管，非常心痛，和黄尔恒更难相处。到1947年寒假前，她带着张帆住到了志华医院宿舍，那里比家里条件差很多，但她再不愿意抛下孩子让她一人留在家中：

大哥独立从不麻烦长辈，二哥非常孝顺，心内向，会陪母亲哭泣，母亲发烧会送水煮粥⋯我长大后，母亲曾告诉我，那时候她真想死，但为人之母必须有担当。我母亲独立自强，在肖家巷顾志华妇产医院一人做三份工作：助产（孩子随时出生，常常半夜里被人叫醒）、行政（处理与家属沟通事件）、总务（统计和管理仓库内的衣服被褥需要量，还包括缝纫婴儿衣服等），为的是要养活我们。

接新生婴儿出生的医生需要有学历，旁边的助产士也要经过正式培训。我妈接受过临时培训，以便顶替突发情况，如哪位助产士因事到不了临床，我妈就顶上。女人生孩子是不分昼夜的，有时一下子二三个产妇要生，人手不够，我妈也要顶上。

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睡在母亲身边，亲眼看见这一切。我敬重她爱她。

志华产科医院门前，护士带着童年时的张帆（右一）合影。因为母亲工作忙，有时是护士来为张帆梳头、打饭和洗澡。

六 曙光初照后的黯淡

1949年4月苏州解放，黄尔恒和张素的处境都开始好转。张素抗战期间的经历得到认可，她很快接到通知，到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张帆跟母亲住到总工会宿舍，享受供给制待遇。后来张素调到医务、文艺、店员工会工作，她组织从业者成立工会，还担任过医务工作者工会的主席。

自发现黄尔恒早有家室，张素就感到受骗了。再加上他挥霍无度，完全靠她一个人来养育子女，她对这个男人更加失望。张帆回忆说：这个家庭早已支离破碎了，父母性格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缺乏共同语言。母亲说我报恩也报你报得差不多了，你也可以放我了。我妈那个年龄，长得又不错，年轻时人家称她美人的。她有学历，有气质，还有权力。刚解放，好多干部都喜欢她，也有人叫她跟爸分开。这个没办法，孽缘未尽，没有到那个临界点。

苏州解放之初，很多单位需要人，张素在总工会，她热心快肠，帮助很多亲友参加工作。因为她的关系，黄尔恒进了一家由私立医生联合起来开设的诊所，他被分配在挂号处，同时监管总务。张素还介绍了清洁工的女儿去医院做护士，让过去拉车的师傅到传达室服务。

在那几年里，黄尔恒，如他所选择的新名字“曙光”，有工作机会，收入稳定，在生活中看到了希望。新政权建设急需大批青年干部，很多地区开办了革命大学，。黄政考上华东军政大学时，黄尔恒亲自为他背行李，送他出发。张素与前夫的两个孩子也先后都进入革命阵营，长子本来在东吴大学念书，没毕业前就参军了。他被派到福建部队，是一江山岛战役的随军记者。次子经过革命大学培训后分配到常熟县委，成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土改结束后留在常熟县委任职。就夫妻双方直系儿女的政治身份来看，这完全是一个与革命时代血肉相连的家庭。

生活稳定下来，家境好转；黄尔恒与张素虽然分居两处，但还保持着来往。假日里他会到张素的住处去吃饭，在外人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过，从那个男权中心的时代过来，家庭内女性的政治地位、工资待遇更高，居住环境也更好，这位旧式家庭的大家长可能心理不平衡；女儿记得他竟会对母亲恶语相向，诅咒的话非常难听。的确，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没有家庭暴力的概念，骂老婆，打孩子，在居民生活中很普遍。即使是貌合神离，在外人看来也不算事儿。而且，离婚的女人总会被另眼相看，哪有真为性格不合而离婚的呢？

而在小女儿复梅的记忆里，亲生父母的家庭生活美好，她几乎要被领回家里了，只不过，收养家庭提出了一项条件，而生母却无法满足。

复梅回忆说，她当时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

养父是旧社会地段上的流氓，像黄金荣那样的角色，下面也收弟子的。解放了，邱家也败落了，养父这时成了历史反革命，受到居民管制。他在一家私人小老板家里帮织绸机，挣钱养活我，养母只能到上海去帮佣了。养母丢下我，养父怕一个小孩会走失，他不在家就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让出门。

有一天，忘了上午还是下午，生父突然来到管家园29号。邻居阿姨帮忙开了房门，我不知道他是谁。父亲一见到我，马上抱着我痛哭起来，一边喊着：乖乖！我的乖乖！

我懵了，没有一点表情。邻居阿姨说：他是你亲爷。苏州人管爸叫爷的，我还是没有表情。邻居阿姨说：以后就叫寄爷吧。过后寄爷来看我，并带我回家，我看到了亲妈和同胞姐姐张帆。

过后父母亲和我养父谈判，要求将我领回家，愿意赔偿几年来他们的抚养费用。我的亲生父母说，赔偿数额由养父家先提。谁知养父家不要经济赔偿，他们知道我生母是参加过革命的大学生，当时已是市总工会医务工会的主席。他们要求她以当时的地位来办一件事，那就是摘掉我养父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回归良民身份。

可我妈还没有这个权力，当时的官员不会利用职权笼络关系，做出越权的事情来为自己谋私利。所以，这个交易没成功，我还是邱家的养女。

后来我上学了，姐每星期六来领我回亲生父母家，星期天下午再送我回管家园29号。我记得，那时我的父母和姐住在景范路一处有花园的二层楼洋房里。据说这是市总工会给我妈安排的公房，家具都是公家的。

在那洋房的院子里，还种了番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着成熟的番茄看，不经意地笑出来。不知在那里过了多少年，他们又搬家了，搬到玄妙观后面的工人俱乐部，记得妈在俱乐部办公，里面有电影院。

我最开心的是每星期去看电影，还和姐去玩，在玄妙观买蚂蚁珠子，串戒指。那段时期，是父母和姐姐生活最幸福的日子。可没过几年，家又搬到了富仁坊巷，记得是62号。妈在乐乡饭店对面一家电影院工作，我忘了电影院叫什么名字了。工作单位离住家的地方，前后差一条巷，上下班很近。

再后来，肃反运动开始，父亲被逮捕，母亲被退职，失业在家。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

黄辰记得父亲被捕时间是1954年4月，黄政在接受采访时说是1955年。黄辰的记忆有可能更准确，他说他在父亲那里领生活费是这年中止的，而黄政当时还在部队里。

一般来说，肃反运动的确是在1955年开展起来的，它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升级，并由此从文艺界推向全社会。为什么在江苏会开展得更早呢？我在黄骏《江苏五十年代中期的“干部审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他指出，江苏省被认为是国民党政权曾经统治的中心地区，干部审查又特别受到关注。在肃反之前，1954年8月，江苏省委已决定着手进行干部审查，同时组织清理档案资料，尤其是清理有关被捕入狱的敌档资料（如中共被捕党员的审讯档案）。那么，黄尔恒1942年前的任职经历是不是在这时被翻出来了呢？按说，他不是还有营救新四军女战士张素的功劳吗？尽管他在汪伪时期任职，但任职者也并非都是汉奸；在那个年代，日、蒋、汪、新四军都有自己的情报部署，彼此甚至有接触。潘汉年也曾以买卖人身份密见李士群，并因此见到汪精卫。考虑到连潘汉年后来被打成“内奸”，成为“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那么，以黄尔恒出任“伪职”的经历，他在镇反之后和肃反之前被捕，也就不奇怪了。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原本属于革命阵营的张素，却也因黄尔恒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受到牵连，她被捕后又幸存下来，这让她背负了“叛徒”“背叛革命”的嫌疑。

1954年4月，黄尔恒被捕。不久，张素也被关到同一个看守所。她在那里经过严格审查，前后大约一年之久。

七 最艰难的日子

1954年，张帆才十二岁，她说，每月都要到司前街，在看守所门口排长队，给父母送生活用品。一年多后，父亲被转到了常熟继续关押，母亲经过严格审查后释放回家，结论为没有血债，不是叛徒，属于与革命脱节。

尽管是“脱节”，但母亲之前的革命履历却被抹杀了。张素失去原任职务，一度被安排在总工会的干部托儿所工作；后来连这份工作也失去了，被清理回家。1962年黄政从劳教农场回来时，张素与其他三位家庭妇女，被安排在街道服务站的缝纫组里做事。

这种归居委会管理的小生产组，通常是计件提成，收入微薄。几位女性都有类似的遭遇（丈夫被关押或者管制），都无法被正式的工作单位录用，彼此之间相处融洽。张素虽然由市委干部沦为平民，但离开了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也避免了“文革”期间被揪斗的厄运。

黄尔恒被转到常熟大道巷看守所后，一直没有判决。张素开始申请离婚，这次她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凭她的政治经验，为保护女儿不受父亲牵连，从上小学时她就让黄金枝改名为张帆。以后填家庭出身，张帆也一直是填写母亲的身份（革命干部）。

黄尔恒的羁押岁月进入到第五年，大概在1959年，张素得知黄尔恒患上肺病。由于婚姻关系不复存在，父亲向女儿恳求帮助。张帆说：“我们买的异烟肼（*异烟肼，治疗结核病药）和其他药物，通过邱福妹的名字和地址寄给父亲。我曾去常熟探望，不给见，说是不方便，不能见。我在一张长凳上坐了很久，被一个管教员边劝边说送了出来。那年我大概十七岁吧。后来父亲的死讯也是发到邱福妹的地址上的。”

三年饥荒期间，监狱（那时人们通常把看守所和监狱都称为监狱）生活环境怎样，外界难以知道。我在贾植芳教授的回忆里看到，实际上里面的饥饿只会比外界更严重。贾植芳1955年因胡风案被抓，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至1960年秋冬，“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一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贾植芳：《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幸而这时他被转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其实就是吃了一些略有营养的豆制品，三天后浮肿就消退下去了。这还是上海的情况，常熟的关押条件，只会比上海更差。封闭的囚室、污浊的空气、拥挤的囚徒，再加上超期羁押的心情抑郁和长期营养不良，都是致病的原因。接着，1961年5月中，复梅收到了生父的死亡通知书：

父亲死在常熟狱中后，常熟监狱发出了死亡通知单，还是发到我养父的家：管家园29号，收件人的名字写的是我：邱福妹。可是我家门牌号早已重新排过，改为管家园25号了，名字是我的，由29号居民送到我家里给我。我一看，是父亲的死亡通知单，死亡原因：急性肺炎。我看了就急急忙忙送到北局妈妈处，后来妈妈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根据黄政的回忆，应该是张妈通知了他；作为长子，他去常熟处理了父亲的后事。父亲的死亡时间是1961年5月9日，他将父亲掩埋在常熟虞山的后山，是火化后掩埋？是有几块薄板还是软埋？他没有写过。我想他肯定了解，父亲之死的真正原因。就在这年初，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每天的工作就是埋死人，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讲过他在1960年12月摘帽后的一段经历：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天黑的，冬天时候，在农场里面，我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反正一个大竹竿，一根长毛竹，每人手里拿一把锹，要挖坑的。昨天晚上死的，啊，黄政，今天五个。五个我们就要去十个人，十个右派。抬死人，抬到西直河边挖个坑埋了，几十个。大概就是1960年摘帽后的两三个月，专门干这，埋死人。

后来我才了解到，实际上，他连为父亲送葬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到达时，与黄尔恒死亡的日子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张帆告诉我：“那时火化还没有普及，而且火化是要钱的。狱中死了人外地家属无法收尸，直接由看守所处理，详情不知。政哥的掩埋，也只能是一个简单的衣冠冢了。”对于别的孩子们，黄尔恒可能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对于长子，他毕竟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他参军入朝，直至父亲去世，一别十年，此时竟已阴阳两隔。

黄尔恒去世之后，张素终生未再嫁，她恨他，也因他而承受了不白之冤。在被迫退出公职的艰难岁月，她从两个儿子那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张帆说：“两个哥哥回家探亲的日子里，会去服务站坐坐，经常有人见到他们，也知道妈的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的光荣身份，保护了张妈，淡化了她与前夫这段关系的阴影。张帆保留了二哥给母亲寄生活补贴的汇款单附言，显示出儿子对母亲的体贴：

但张素却没想到，1963年10月3日早晨，继子黄政被抓捕。张素得知消息，在上班前来到服务站，她看到房间里一片狼藉，赶紧找了块有人送来加工的被单，将黄政印传单的那些钢板、蜡纸还有一些白纸都包了起来。她先将东西藏在后院隔壁家的门背后，然后拿回家来处理干净。服务站的几位阿姨都很同情黄政，她们纷纷议论说：黄政太可惜了。

复梅1962年初中毕业，由于生父和养父的关系；无法升学，前途渺茫。待业两年后，复梅于1964年离开苏州，到吴江屯村插队务农。

六 家庭聚散之三：志琴和她的父兄

小妹志琴出生后，被送去昆山的大姨家，年纪不过周岁。时值1948年。幼小的她，对亲生父母还没有什么概念，姨父姨母就是她记忆中的父亲母亲。他们生育少，只有一个独生子杨志衡，已经年满十八岁。在信奉多子多福的年代，三口之家十分少见。大哥外出求学，就她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家境宽裕，父母视如掌上明珠。

没想到的是，不到十年，杨家也解体了。

志琴三岁时，镇反风暴席卷昆山，养父杨忆春消失。到她长大后，方英告诉了她这位父亲的经历：

再告诉你父亲的一些情况，他是一家商店的店员，他当了十三年的伪甲保长，1950年镇压之时，政府把他押去劳动改造，先在江苏省后至青海省柴达木诺木洪农场。1956年你妈死，1957年你婆死。就是这些，你自己看，需要哪些你用哪些好了。

1957年，志琴才十岁，在养母和奶奶接连去世后，她被送到另一个陌生的家庭，孤苦伶仃。幸而大哥杨志衡这时回来看到，他做了一个让志琴终生感激的决定，杨志衡把小妹从昆山带到苏州，让她继续上学。小小年纪，志琴开始独立生活，白天去学校，晚上在大哥任教的中学，与女生同住集体宿舍。

远在西安的方英，因此负担也更重了。她每个月要给小儿子黄强寄生活费，同时也要给外甥杨志衡寄十元钱，作为小女志琴的生活费。

志琴后来得知，养父杨忆春在当地的口碑并不坏，他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当地保长，仅是职务行为，并没有劣迹。兄长黄辰回忆：“当时是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家犯错，牵连大家。杨忆春，我小时候见过，非常和蔼的人，从来不得罪人。那条街属于城外，识字的人不多，他识字，就让他当了保长。大家都叫他杨保长。”没有命债和民愤，这使他在镇反期间得以保命，未被处决。但几年后他被押往青海服刑，山长水远，对他的妻子和母亲，却是致命的打击。不过两年时间，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当他侥幸从诺木洪活着回来时，过去那个言笑晏晏的家已经不存在。

诺木洪农场一处监狱旧址，中间那一处囚舍尽管破旧，但比20世纪50年代建场初期的居住条件还是要好得多。2023年11月4日，艾晓明摄。

诺木洪农场创建于1955年，从那时起，有很多外省犯人调入青海，尤其是刑期超过十年者。大饥馑年间，很多囚犯死于劳改农场，尹曙生在《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中有统计数字，他写道：“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一般来说，囚犯刑满释放，仍被留在农场就业。杨忆春能从诺木洪农场回到故乡，在那个年代已属幸运。

杨忆春被安排在昆山某单位做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他也被下放到农村。志琴在苏州高中毕业后，回到昆山插队劳动，与养父下乡的生产队相邻。每逢队里开社员大会斗四类分子，杨忆春都要在台上挨斗，按照惯例，四类分子的子女还要上台陪斗。因为志琴是城市下放知青，生产队里给她一点礼遇，开斗争会前会和她打个招呼，使她得免参会。

养父离群索居，再未成家，而他的身份阴影依然笼罩着儿女。独子杨志衡因此难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直到三十多岁才成家。嫂子身体不好，家中大事小事，幸亏有小妹志琴相助。知青上调回城时，很多人都回到了苏州，志琴因为成分不好，不得不留在昆山。开始她不愿意，母亲方英来信劝她随遇而安，不要错过机会。她在供销社做服务员，后来就在昆山成家，有了女儿。

她会去看望养父，给他带去零花钱或送一些食品。大哥杨志衡也会给父亲一些接济，但他不和父亲见面。每次运动，作为教师的他都深受影响，这让他伤心。他性格内向，无处诉苦，委屈积郁在心里。他用不见面、不接触的方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志琴说：一直到养父走了，他也没有去看过。最后要入葬了，我说哥你应该来看一下，他就来了。

1988年，镇反运动的三十八年后，被这场运动碾压过人生的杨忆春孤独去世。志琴的丈夫给老人穿了老衣，兄妹俩一起安葬了父亲。我问，有没有起诉书？判刑多少年？有没有刑满释放文书？志琴说，过去家里都不讲，不知道。

九 家庭聚散之四：砀山的大娘和亲人们

黄政从农场解除劳教后，1962年初回到苏州。失业，生活无着，他回到老家砀山寻找出路。我很想知道，他在老家与哪些亲人交流过，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如何。但大娘和她所生育的三女一男均已去世，健在的只有黄政的三弟黄钦。

大娘晚年照，根据黄君保存的老照片翻拍。

在这个大家族里，原配夫人张氏（1902-1985）按说地位最高，但她的名字已失传，儿女们为她立碑时，只知道她是城东关张家的女儿。她比黄尔恒（1906-1961）年长四岁，没机会受教育，出嫁后，一直生活在砀山陈楼。

20世纪30年代，黄尔恒外出读书，在江苏不同地方做事，大娘在家里抚养他们的四个儿女，黄政三岁失去母亲后，她又接手照顾这个孩子，直到两年后黄尔恒续娶方英，把长子接到苏州。

这位贤淑的大娘，总是在黄尔恒遇到危机时，承接了他的托付。当张妈无力养育小儿子黄钦时，她待他视如己出。三个女儿出嫁，她领着两个儿子一起过，一个是她的独生子黄君（1938-2020），另一个就是与黄君同父异母的黄钦（1944-）。

张氏嫁到黄家时，黄家有田产六十亩，在当地要算殷实的富裕农民，但不算大地主。张氏与自己的四个孩子，加上张素的儿子黄钦，共五个孩子一起生活，家中还有黄尔恒的父母和兄弟，人均田产不足十亩。“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的《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中的数据，土改前安徽地主人均占地19.25 亩，富农6.50 亩，中农2.79 亩，贫农1.22 亩，雇农0.44 亩”。（杨金客《民国至新中国初期淮北地权分配研究——以濉溪县档案馆藏档案为中心》）按照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地主的土地要没收，但富农所有的自耕地不得侵犯，所出租的少量土地亦予保留。因为黄政参军，砀山老家的门楣上还挂了“光荣之家”的牌匾，他的军人身份，对老家人在土地改革中的处境是有利的。再说，按照新的《婚姻法》，包办婚姻被废除，张氏与黄尔恒分居多年，这在当地已是乡邻皆知的既成事实。所以土改定成分时，张氏家庭定的是贫农。这对黄家留在砀山的两个儿子：黄君和黄钦，是一个重要的保护。但女儿嫁到另一个家庭，却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

前面讲过，黄尔恒在砀山的长女黄碧云（1925-2009），因为父亲在苏州的关系，嫁给了旧政权的一个财务官员李德普；以后生活难以为继，他们回到位于萧县的李家。而李德普的家庭成分，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再过十年，大饥馑遍布安徽，根据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的回忆：“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李德普就在这时病故，是肿病还是饥饿不详，家人间的说法是“在困难时期去世”。1960年，黄碧云不过三十五岁，身边有三男一女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先后加入了逃荒人群，长子砀生逃到河南商丘一带乞讨，一路流浪直到陕西临潼。后来他遇到好人家，被招为女婿，因此落下脚跟。另一个兄弟也投奔了他，他们俩此后就留在陕西了。

黄钦回忆说，大姐夫死后，那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压得大姐抬不起头。某一天，她女儿不小心毁了一棵棉花苗，大队就要批斗她。她惊恐莫名，当天下午就抛下孩子，从六十多里外的萧县东阁村徒步逃回砀山陈楼；从此躲在娘家，再也不敢回去。几个月后，由姨父介绍，她嫁给了一位教师蒋景禹，生活才稳定下来。

大娘的二女儿、黄政的二姐黄翠云（1926-1962），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是否也与饥馑有关？志琴联系到新疆的辰哥，辰哥有如下回复：

砀山的二姐，留栓（张华）的妈妈，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自己上吊自杀的。当时，大姐的孩子李砀生饿得没办法才走西口逃生的。黄钦也曾这样，半路上被二姐夫截回来了。二姐夫张，在公社当管理员，常给黄君、黄钦接济，才没饿死。

辰哥的这段话，让我震惊。我想起黄政在回忆文章中所写的砀山之行，他提到“饿死的人、逃荒的人”，原来是如此迫近，其中包括他的大姐夫、二姐和他的外甥们，他只是没有直接写出他们的名字——

踏上离别二十二年的家乡。那里更是天灾人祸的重灾区。饿死的人、逃荒的人很多，听到看到不少悲惨的故事。我只得向亲戚先借上几升几合的粗粮，再到野地里挖点野菜，扒点树叶，拌合着糊口。

我与在砀山的黄钦联系，不太顺利。打过几次电话，终于打通，他对二姐的死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砀山离河南商丘的永城县近，黄钦的口音也像河南话，与吴侬软语不同，听上去中气十足。在我提问时，他先是笑了一笑，笑声爽朗，也与悲情往事划出了距离。

他说：二姐走得早，她1958年就走了。她神经有点毛病，想不开。我问，是不是跟人民公社、大食堂有关系？他说，是办大食堂那个时间。我问：那时你们家是个啥情况？他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严重一点。但那时饥荒是全国性的。他又说了一遍，二姐是头痛得受不了，一时糊涂。

他说，大哥来的时候，二哥黄君（1938-2020）刚结婚，分家了，黄君当时是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大哥黄政与黄钦和母亲三人一起过，当时二姐一家也跟母亲住在一起，不过他们是自己开伙。二姐夫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家里三个孩子。生活困难，他也接济不了母亲和他们两兄弟。

黄钦说，他也饿得受不了，想跑出去找生路。没走多远，被二姐夫截住了。他上到初中退学，也是因为父亲被捕，断送了他升学的可能。

黄政从老家回到苏州后，黄钦还去了苏州，是黄政带着他认亲，他见到了生母张妈和姐姐妹妹，以后他与她们保持了联系。他记得那时亲妈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缝纫组给人做衣裳，大哥打工，天天上班。

黄钦一再说，他已经虚岁八十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忘记过去吧！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下去。黄钦是基督徒，他说：圣经告诉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

确实，我无权要求更多，苦难的生活已成往事，人们珍惜眼前安宁，不想打破平静，这种愿望是我应该尊重的。但我也明白，生活中很多悲惨的真相，回顾起来很难，更难与外人细讲，这里难免有对政治禁忌的判断与生存脆弱性的顾虑。

十 可是，我又为什么追问往事？

我的文章写了不短的时日，断断续续，并不顺利，依然还有很多空白一时无法填补。仅以黄尔恒与他的四房女人，他与黄政这代十二位子女的经历来看，已经涉及在新疆、在苏州和在砀山的三条血脉，此外又有三个不同的收养家庭。按说采访必须深入细致，遗憾的是，即使有了现代化的交流工具，微信可以秒问秒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往事里包含了真切的沉痛，而这些历史的伤口，对于个人来说，由于政治气压的高低变换，有时得以敞开，有时也被再度掩上，并没有彻底痊愈。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那些年里，因为推倒各种被强加的罪名成为社会共识，才有了《牧马人》带来的情感共振；而如今，众所周知，曾经清澈的林昭冤案，又因墓碑上的摄像头而变得扑朔迷离。既然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不存在，我又怎么能要求经历过生死煎熬的耄耋老人细数往事呢？

十二年前，当黄政先生接受我的采访时，他也有意避开了他的亲人。他不希望让妻子担忧，更不愿意再度落入被告密的陷阱。我问自己：假如黄政健在，我得以见到他，把为他拍摄的照片亲手奉上；他会不会对我讲起如上往事？在整理十二年前对他的访谈时，我遗憾的是，有很多细节当时没有问及。正因为如此，我才下定决心专程去苏州回访。但我敲响他的家门时，已是天人两隔。这篇文章，是我对当年采访的一个补救，可是这样又带出了更多的未解之谜。

我写出黄政身前身后的家族往事，得到了他的妻子淑玉和小妹志琴的支持，是她们帮助我联系了在苏州的姐妹张帆和复梅、在新疆的黄辰和在砀山的黄钦；使我能够大体描述出黄政家庭的离散故事。我将这些已知的片段先整理出来，目的在于纪念，以告慰黄政先生的在天之灵：我拜访过他，记录过他的经历，我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向他汇报，但我从未忘记过他。过去我拜访他，是为了林昭遗稿；现在我所写下的，是在他身后又与他相关的亲人们，他们既是普通人，又都有各自的人生坎坷。

有人或许会问，你要纪念的是黄政怎样与林昭一起抗争，为公共利益做出重大牺牲；何以会追溯到这些往事呢？这些与他的案子并没有直接关系啊。

是的，黄政的父亲和家中各位至亲的经历，与黄政本人的案情并无直接关系；但都与时代的巨大变迁密切联系着，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普通人的受难，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常常会被遮蔽，又似乎被能见度更高的人物所代表。事实上，冤案都是个案，一个人平反，不代表其他同案人也解脱了。例如，1981年12月，主犯林昭获得彻底平反后，而与她同案的黄政还在申诉路上踽踽独行。他不属于媒体人，不是名校毕业者，没有在舆论界能够推波助澜的校友，他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关注度很少，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在平反路上险胜。

而作为黄政独立思考的起点，他父亲的冤案，连甄别的机会也没有得到过，人死得不明不白。从镇反到肃反的历史，在公众的认识中，也是概念多于事实。然而，既然是公共事件，就不应该让受难者的经历隐去。追寻家庭往事，就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去透视历史的幽冥。如果，一个人连长辈的过往都不清楚，谈何认识社会的真相？如果连亲人的屈死都能罔顾，又怎会为其他人争取正义呢？

在黄政的家庭故事里，我看到了那些属于历史的幽冥之处吗？

是的，我看到了家庭制度变迁中的困局：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取代多妻制，这是符合男女平权的历史趋势的；但是，一刀切的新旧交替，打散了多妻制下既成事实的夫妻关系，那些非“正妻”的女性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在社会全面大改造过程中，宗教自由、个体经济自由都被压缩到扁平，如方英这样的母亲，被抛出原有的家庭轨道，成了这种改造的代价本身。而留在乡村的原配妻子，既为旧制度所牺牲，也未从新制度中得到福利。

从家庭成员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来看，被批判和斗争者通常是男性家长；这并不是因为某一场运动针对性别，而是因为男性在公职岗位和公共政治生活中构成大多数。而女性成员，即使是像方妈、张妈这样受过中专、大专学历教育者；即使像张妈这样有革命资历的人，依然会因其妻子的身份受牵连，很容易被排除和边缘化。处在生存的夹缝之中，又被政治运动打压，这些女性的艰辛付出，很少被公众所知。

我看到，随着激烈的社会变动，受害者的家庭被推向苦难的深渊。镇反也好，肃反也好，最后带走的都是人的生命。其中有黄政的父亲、姨父；在他们身后，是家的解体，无辜者的消亡——他的姨母、姨婆……继而是死于大饥荒的胞姐、姐夫；留下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孤苦伶仃的小妹、一路流浪乞讨的外甥们。

我还看到，当灾难临头，也有看似微小实则绵长的抗力，那就是母亲们的担当、亲人间的守望。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61年黄尔恒罹难，在父亲缺席、失职和无法履行责任时，三位母亲都恪尽母职，将生命的韧性发挥到极致。这里还有如杨志衡大哥那样对小妹的不离不弃，如张帆的兄长那样的慈乌反哺，如教会里的善良教友、医院里的好心护士、缝纫组里相知的女人们……因着亲情和友情的存在，家庭的纽带没有完全断裂，幼小者才有机会长大成人；从人口存续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也才没有彻底崩溃。

再看黄尔恒本人，他虽然享有过多妻制的自由，也将养育子女的劳作都交给了女性；但他也爱孩子，也愿意遵守新的婚姻制度。可以说，他对不起妻子们、儿女们，女人们受到的隐形伤害应该被看见；但这需要用不同的法律尺度来衡量，用不同的方式调整，这与反革命毕竟不是一回事。他不是恶霸，不是土匪，不是敌特；新社会要对他的“伪职”经历进行审查，这很合理；而审查时间长达七个年头，羁押至死没有说法，这是政治灾难。继而以对他的政治定性来限制和迫害他的儿女们，这是更大的悲剧。如果像他这样的普通官员都是如此命运，那一场场“疾风暴雨”的大运动，卷走了多少人呢？

镇反、肃反运动，发生在“牧马人”遭遇1957年反右之前，只有少数大案得到公开平反和研究，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杨反革命集团案”。大量属于旧政权公职人员者在此后被划入镇反、肃反的范围，其中的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国家甄别，也缺乏深入讨论。

尹曙生，这位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又研究过大量冤案研究的专家，他对右派之外的四类分子范围有过如下统计：

1949年后，全国先后被划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人数有2000多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家庭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有破坏活动的在土改、镇反中被镇压或判刑），可是一直作为专政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反面教员、打击处理对象，被饿死、整死无数，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517万余人，1984年才全部摘掉帽子。在长达35年中，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亲属、子女受到株连，是另类人口，正常的权利被剥夺，却要尽不应该尽的无穷的义务。他们及其亲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贱民”。同样，他们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按照尹曙生列出的数据，有一千四百多万四类分子，被饿死、整死以至于在三十五年的岁月里消失了。他们从未被平反，何况像黄尔恒这样已经被捕的嫌疑人。

人们通常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也正是如此，研究阶级斗争时代对整个社会的破坏，考察家庭的聚散离合是一个必要的视角。政治运动对人的迫害，必然冲击到家庭；阶级斗争的政治想象，也重新定义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传统的孝道观念被推翻，作为四类分子、五类分子、“杀、关、管”“劳改释放犯”等家庭的子女，不能与父母或者父母中被镇压、管制的一方保持正常的人伦关系，而要背弃他们，断绝感情联系，与他们划清界限。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很熟悉这样的脚本。

然而吊诡的是，在鼓动这些子女背叛父母的同时；阶级斗争的舆论更强调的是，人的阶级属性不可更改。父母在“旧社会”的某一段政治经历一旦被抽象化，归之于反动阶级，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标签。作为子女，你无法选择出身，却要为它赎罪，这便是所谓原罪。

其实，从黄政这一辈人的现实经历来看，他们与剥削阶级毫无关系，与黄尔恒在旧时代的政治角色也没有联系。即使是黄尔恒，他岂但并不仇视新社会，而且，正是新社会让他得以新生。他亲自将长子送到革命大学，不惜让他奔赴朝鲜战场，浴血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还有什么更能说明他对新社会的皈依呢？黄政自己是革命军人，他的姐姐、弟弟、妹妹们或者务农务工；或者支边，成为那里的中小学教师、矿工；他的三位继母，分别是农妇、城市贫民和革命干部，连他父亲本人，也已成为一个为新社会服务的人。

而在“唯成分论”的思考框架里，无论子女的社会经历如何，他们依然是父辈某一段“历史污点”的天然继承人。既然父辈有过“伪职”经历，那就是“历史反革命”。哪怕他们已经受到管制，甚至被捕判刑，他们的子女依然被视为心怀“杀父之仇”者，必然搞“阶级报复”。由此，那个时代的阶级路线设置了严格的壁垒，将他们隔绝在升学、就业的门槛之外；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他们又是首先被选中的目标人群。

然而，问题在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是来自先秦儒家的孝道和复仇伦理。在现代社会，非正义地剥夺他人生命，必然受到法律制裁。由于法律制度的确立，不再需要个人基于血缘和孝道去伸张正义。

但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宣传中，其阶级论本身就有上述矛盾性，它既反封建孝道又唯成分论；它要求人们摆脱血缘约束，又坚信血缘支配人的思想行动。黄政的经历充分表明了这种阶级路线本身的背离现实和扼杀人性。为阻断想象中的阶级传承，阶级斗争必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穷无尽地搞下去。这种意识形态的实际作用就是，在全社会确立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贱民阶层。同时，它也造成了家庭中的代际隔离，使亲人之间的情感基础崩溃；更有甚者，则是夫妻反目，手足相残。

那么，当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推翻，被割裂的亲情如何重建，历史的伤口能否愈合？怎样愈合？

黄政的寻亲故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吸引了我，我所找到的答案远非完整，却也揭示了一种可能。被整死、关死的人不能复生，但生者依然可以做些什么，给予长者尊严，承担他未尽的责任。对黄政来说，他还有几位弟妹没有下落，他们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也是父亲多有亏欠的孩子。俗话说，长兄如父，让兄弟姐妹们团聚，以血缘的名义无条件地连接起来，手足相依，这就是他所说的“尽我做人的本分”。在我看来，这个寻亲故事发生在家庭内部，却有着在最小的社会细胞上修复人性的意义。

十一 五十年后的祭奠

1961年5月9日，黄尔恒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诸多儿女不知情，遑论哀悼，谁也不敢表达哀悼。

1962年9月，黄政与林昭见面时，他们之间，一定也谈到过这一共同遭遇——父亲的死。黄尔恒与林昭父亲彭国彦，彼此罹难时间，相隔不到一年。林昭在狱中遗稿里如此写道父亲的死：“1960年的11月23日，正当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父亲自杀了。”

差不多一年以后即1961年的八九月间我方才知道或者更正确地说才推测到父亲的殉难。不用说这给了我一个生平未有的重大刺激！父亲在世时纯粹由于我的过失我们亲子之情不够融洽，但无论如何总是我自己的父亲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位人间的父亲！

我的父亲受到非常粗暴和恶劣的人身侮辱以及暴行迫害！只要举出这样一件事实就让人们了解他生前所受待遇的一斑了：父亲的照片是与同一居民区中的其他几名“顽固分子”的照片一起被张贴在街道上并且加上侮辱性的字句！据说那照片直到父亲死后的两三天才拿掉！

写到这里一阵灼烈的悲愤使我感到窒息和麻木！人们！人们！我们所居住这个星球上之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曾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吗？！你们可知道有什么地方是这样对待人的吗？

在那些年里，对于这样的父亲，儿女们连他的照片也不敢保存。黄政的二妹复梅回忆说：

有一张照片，妈抱着我，瘦瘦小小的一个小女孩，爸立在边上。这张照片是我妈给我的，很可惜，我在农村插队时，遇到“文化大革命”，又亲眼看到大哥在体育场宣判的一幕，有点害怕，先把父亲的一半剪掉了，另一半妈抱着我坐着的舍不得丢掉。几经搬迁，最后还是给丢了。还有一张爸妈合影的照片，“文革”时妈叫我撕掉丢掉，我也吓得撕了扔了。现在想想，那是多么珍贵的留念啊。

别说父亲的照片，即使是黄政本人的照片，为避免祸端，弟妹们也不敢再留，只有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得以保全。

平反以后，黄政从三姐那里翻拍了父亲的老照片，供奉在家里，他与大娘和儿女们、继母张妈和张帆姐妹们恢复了往来。只有方妈和她的儿女们，他不知去哪里寻找。少年时代，他曾与方妈和两个弟弟黄辰、黄强一起生活，他也知道小妹被姨母抱养，小弟被送人。但昆山的姨婆、姨父和姨母去世多年，他无法知道小妹的下落；更不知三个弟弟去了哪里。

从1955年在部队中经历肃反到1985年冤案平反，前后整整三十年。年过五十岁后，黄政才回到原工作单位，他的工资级别比同龄人低，也没有恢复干部身份，住房分配更迟。几年后女儿出世，生活压力增大，所租住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家境相当困窘。直至1991年，黄政一家三口才搬进现在住的宿舍楼。到1994年，女儿上了小学，黄政也接近退休年龄，生活节奏慢下来，他下决心开始寻亲。

黄政在他那兼作饭厅、客厅和书房的房间里。

黄政参加了华东军政大学校友会的活动，他因此认识了曾任昆山检察院检察长的一位校友。他托这位校友为他寻找姨母一家人的下落，通过查找档案，前检察长得知杨志琴就在昆山。他亲自去找到志琴，与她面谈核实家庭情况，然后转告了黄政。这样，黄政夫妻俩先和志琴小妹和妹夫见面认亲了。

从小妹这里，他得知黄辰兄弟俩去了新疆，方妈二十多年前已经去世，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建中，据说现在上海。

小弟在上海哪里呢？黄政和淑玉再去原居住地的派出所，要求查看户籍记录。

淑玉说：多少年过去了，人家讲，根本找不到，你们自己去找吧！他们俩进到库房，打着手电筒，在黑乎乎的房间里翻查户籍登记资料。以下是小妹志琴的叙述：

最早发现是在凤凰街那边，他从户籍中找到了一个名字，叫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大哥一看就说对了。那时弟弟还没起名呢，只有这个最小的弟弟是解放以后出生的，我们都是在解放以前出生的，找不到了，没档案了。

那么这个黄弟弟就是一条引导线，大哥想，对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就是住在这里的，有一个黄弟弟出生，说明是找对了。

弟弟送给了张家，他后来的名字叫张建中。张家他的堂哥在苏州，我大哥先找到这个张先生家里，他跟我大嫂两个人过去，但是陌生人上门询问，人家不肯讲。

我大嫂过去嘛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不热情。那么大嫂跟我说，你去吧，因为我讲苏州话嘛。我去跟他们讲，他们又透露一点消息给我。他们说，只能告诉你这些，他现在上海闵行，你们自己去找，我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的。

小妹志琴和妹夫得知情况，他们自己开车，从昆山去了上海闵行，找到公安分局，查到张建中的名字和具体地址，马上去找。找到建中的家，他的养父母在，两位老人给建中打电话说：苏州有人来找人了。

1994年12月，黄政找到小妹志琴。1995年4月，黄政找到小弟建中；这年小妹四十八岁，黄政六十岁，建中四十四岁。暌别四十多年，小弟后来说：一见面我就知道，哥哥来找我了，这是我哥！

黄政晚年，即使年近九十，走在路上，他的腰板总是挺直的。

1996年8月21日，黄政和淑玉带着众多弟弟妹妹们，回砀山老家认亲。黄辰夫妇从新疆乌鲁木齐动身，小弟张建中从上海出发，三姐黄苏卿夫妇从浙江丽水赶到；小妹杨志琴夫妇和二妹邱复梅分别从昆山、苏州启程。砀山的大姐黄碧云夫妇、二弟黄君夫妇、三弟黄钦夫妇共同接待。多少年没见面的兄弟姐妹，互不相识的同胞手足，终于拥抱到了一起。七十四岁的大姐夫蒋景禹老师致聚会祝词，四天里，十六位亲人回顾离散之苦，畅享团聚之乐，认祖归宗，悲喜交集。

黄政与七位兄弟姐妹合影，前排左起：小妹杨志琴、三姐黄瑞云，大姐黄碧云，妹妹邱复梅。后排左起：二弟黄辰，大弟黄君，黄政，三弟黄钦，1996年8月于砀山老家。

黄家五兄弟与堂兄（左起）：张建中、黄钦、黄君、黄宾（黄政堂兄）、黄政、黄辰合影，1996年8月于砀山老家。

2011年清明，黄政偕同妻子，小妹志琴和妹夫，小弟建中，三家人分别从苏州、昆山和上海一起来到常熟虞山的后山。黄政凭他的记忆，找了一个象征他1961年埋葬父亲的地块，开始祭奠。儿女们从家里带来了酒和菜，其中有父亲喜欢的红烧肉……七十六岁的黄政向父亲的亡灵久久地倾诉着，他讲了父亲未曾见过的自己的家庭，讲到他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二弟、小弟和小妹。

从1961年到2011年，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他为父亲卸下了时代的枷锁，儿女们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流下眼泪，在父亲的埋骨之地。

后记

2025年6月，黄政住院，此后直至9月29日黄政去世，黄家的弟妹们、妻子淑玉的妹妹、妹夫和他们的晚辈们都来探视过。淑玉每天都在医院陪伴照顾。

他是如此留恋亲人，他为失而复得的亲情而自豪。他叮嘱前来探视的小辈说：你们要结婚，要有自己的孩子。

也许，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这是相对保守的家庭观念，也并非能够在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年代带来佳音；但是，无论个人如何选择家庭的形式，基于爱的相处，毕竟是滋养人性和延续生命的基础。相对于未能尽到责任又被政治羁绊的父亲，黄政以他的正直和仁爱，传递了他对亲情的守护。

黄政晚年，女儿送给他的小平板电脑，是他用得最多的阅读工具。外孙女来看他，是他最快乐的时刻。

女儿告诉他说：爸爸你出名了！她在姑苏网上看到医院在八一建军节给黄政和几名退伍军人献花的短视频。黄政告诉女儿说：爸爸还做了更有价值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他指的是他还没有对女儿详述过他和林昭的案子。

临终前的日子里，他向妻子道歉：让你受苦了。他说了以前从来不说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淑玉对我复述时，眼泪哗哗不停地流……

他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是我最爱的人。

2025年12月15日初稿

2026年2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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