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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01 November 2025, category :
这是一场从起点就失控的司法进程。
当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自己反被查处，当明知没有管辖权的公检法仍坚持将案件“办到底”，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而是地方司法系统的全面失序。
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双双失守，2000万移民款争议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司法黑洞。
一份因“程序违法”被二审撤销的判决，在发回重审后，竟在管辖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再度陷入迷雾；
一句检察官“无新证则撤诉”的公开承诺，在数月等待后，等来的只有庭前会议上的“零证据”与程序空转。
一边是法治底线被不断洞穿，一边是司法权力在程序之外恣意狂奔。
当正义的守护者沦为秩序的破坏者，当法庭成为非法行为的延续，我们不得不追问：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究竟卡在证据不足的现实里，还是困于地方司法生态某种不愿言说的“潜规则”中？
湘乡，正以其司法沉疴，为我们呈现一个值得全国警醒的样本。
连续72小时不眠、被迫喝马桶水求生——在湘乡警方的刑讯下，张怡被迫签下一份她至今无法释怀的“认罪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本应归属深圳管辖的普通民事纠纷，竟在湘乡公检法的“通力合作”下，被强行扭曲为一起刑事诈骗案。
自从3年前遭遇刑讯逼供后，在北大研究生张怡（化名）的噩梦中，小黑屋的烟雾、淋浴间的冷水和禁闭室的强光，交织成一个无法醒来的混沌空间。
在那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地上爬满蟑螂和蚂蚁，马桶的恶臭充斥空气，房顶高倍探照灯24小时照射着她，室内温度达50多度，口渴了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在这个禁闭室里，她被连续关了16天。
因卷入一起移民诈骗案，张怡于2022年7月28日14时被湖南湘乡民警从安徽合肥家中带走，最终被带至湘乡市公安局龙洞派出所，在“小黑屋”内被关押至30日14时。其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她不断遭受来自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整整72小时没合过眼。
随后，张怡被关押至湘乡市公安局执法大厅。经历连番审讯后，因她不愿认罪认罚，7月31日又被警方带到当地某宾馆内监视居住16天。其后，张怡“终于”被送到了湘潭市看守所，但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长达16天的禁闭。
近日，在湘乡市人民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张怡不得不再次当众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管辖权异议等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庭前会议上，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郑雄煜还当场举报，办案民警廖一鸣违法取走其银行卡内资金120万元。
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此前，湘乡市法院曾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怡有期徒刑11年6个月。8月8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该案因管辖问题迟迟未能开庭。
根据张怡的说法，湘乡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本案并无司法管辖权，因为案发地均不在湘乡。而根据办案民警的透露，该案能立在湘乡完全是本案被害人肖某出钱策划的结果。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欺诈勒索、收受贿赂、违法办案、刑讯逼供、虚设管辖权等问题。”为此，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曾多次在网上实名举报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等人违法办案，致使其女儿蒙冤获刑。
其后，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然而，易伟强仅被免职了事，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3天3夜没合过眼
3份笔录不翼而飞
那段刑讯逼供的经历，对于张怡来说至今历历在目。
2022年7月28日14时，张怡被湘乡警方从合肥家中带走，一路戴着手铐乘坐高铁到达湘乡，被关押至龙洞派出所的“小黑屋”里。办案和看守人员在里面不间断地抽烟，呛得人呼吸困难， 她在木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次日8点左右，警方开始对她进行前后长达15个小时的审讯，并录了3份笔录。
根据张怡的描述：7月30日清早，让已连续两晚没有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无法继续审讯。当时，龙洞派出所原副所长易清彪对她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口供”，然后让人把她带到楼上一间淋浴室冲冷水澡。“该男警官全程都站在在门口，并将淋浴室的门半敞开着，看着我洗。”
冲完冷水澡后，张怡被带到二楼某房间。“办案民警厉汝城拿出有罪供述材料让我背诵，期间因身体发抖、精神涣散，无法完成背诵任务，被其殴打辱骂。”张怡说，在背了数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她被带到湘乡市公安局一楼执法大厅审讯室，录制提前背好的笔录。
张怡说：“审讯前，厉汝城多次威胁我，一会有同步录音录像，必须按照上午背诵的内容回答。审讯开始后，办案民警将提前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其实就是还没开始审讯，笔录都已经写好了。”
其后，张怡又被强制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坐了一晚。至此，她连续3天3夜都没合过眼。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这份“背诵”的笔录，在案卷里为张怡第一份笔录，此前她在龙洞派出所录的3份笔录均不见踪影。案卷显示，张怡于7月30日到案，当天16时收到刑事拘留证。
这意味着，从7月28日14时从家中被带走，至7月30日14时录笔录，张怡“消失”了整整3天。对此，王殿学在本次庭前会议上提出，办案人员此举构成非法拘禁。
7月31日，在把张怡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押送民警接到电话后迅速折返湘乡，并把张怡带到湘乡某宾馆内进行了长达16天的监视居住。后来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午对其变更了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期间，万琪俊联合情妇肖凤英对其威胁，又将张建设“控制”在张怡监视居住旁的宾馆，强迫张怡和张建设退合同款1300余万至万琪俊个人账户，并手写给道歉信及认罪书。
直到8月16日，张怡才被万琪俊和肖凤英二人送往湘潭市看守所，开始了另一场16天的禁闭。
张怡称，当时和她一起被送进看守所的人有好几个，但只有她被无理由关押至禁闭室。其后，经过其不断向驻所检察官举报，于9月1日被调至女监区第11监室。
二审认定程序违法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张怡所涉的移民诈骗案在湘乡市法院公开审理。在此之前，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起移民诈骗案中，郑雄煜和张怡虚构马来西亚“王室成员”虚假身份、可以提供新加坡移民服务等事实，在深圳、杭州、湘乡骗得被害人信任后，与其签订移民服务协议，以收取咨询服务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钱财合计2000万元。
庭审中，检方认为，此案郑雄煜是主犯，张怡是从犯，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张怡辩称，本案并非诈骗，而是合同纠纷，她只是代为收款，并且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已及时处理退款事宜。张怡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此事只是民事合同纠纷，在庭审中对张怡作无罪辩护。
最终，湘乡市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2）湘0381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雄煜犯诈骗罪，获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张怡犯诈骗罪，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怡及其辩护人曾多次就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本案发生地点与湘乡无任何刑事管辖连接点，且“该案属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刑事案件”。
王殿学认为，案涉相关事实（包括汇款行为）均发生在广东深圳，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住在合肥、北京，根据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定，湘乡市法院没有审判管辖权。
对此，湘乡市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驳回，理由是郑雄煜、张怡陪同被害人肖某在湘乡期间仍然实施了诈骗行为，湘乡市属于犯罪地。同时，湘潭中院已出具书面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该案。
一审后，郑雄煜和张怡均提出上诉。2024年8月2日上午，该案在湘潭中院二审开庭。
庭审中，王殿学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就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系列质疑（包括张某的3份笔录缺失、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王殿学说，案卷中关于张怡的不利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意愿作出，系非法证据；张怡从合肥家中被带走以及进入看守所后，遭受了“用家人威胁、被书砸肩膀、推搡辱骂、无理由关禁闭室、喝马桶水”等刑讯逼供。
同时，王殿学还就湘潭中院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此案提出质疑。审判长当庭回复称，“湘潭中院仅对本案的级别管辖给予指定，从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指定”，关于地域管辖异议，庭审后会审查。
二审中，在辩护人提出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笔录缺失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并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后，合议庭在开庭半小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继续开庭后，法院旋即宣布休庭。湘潭中院在庭上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进行核查。
read moreby 龅牙赵,
at 01 November 2025, category :
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开封有百姓跟人争夺财产，纠缠不清，于是就给开封府写状纸，要求官府来定夺。
百姓可能在争夺财产的时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绪很激动，写状纸的时候既不讲规矩，也不讲政治，在文字里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纣这样的暴君。开封府接到状纸以后，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纠纷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结果因为状纸上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开封府不敢隐匿，只能上报给宋真宗，请他亲自来定夺。
宋真宗也是当过开封府尹的人，处理这种案子也算是得心应手，拿到之后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宫人把这起案件的核心诉求部分抄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判决，然后将百姓的原始状纸给藏了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宋真宗解释说：“百姓的目的是争财产，并没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舆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写状纸，无非就是一时气愤情绪失控而已。我要是把这个状纸交给相关部门，不但他想要申诉的事情不会得到办理，相关部门反而还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过。”【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
这段话的闪光点在哪里呢？
就是宋真宗作为一个权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层百姓责备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得清什么是诉求，什么是情绪。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选择收起情绪，为百姓解决最直接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但凡遇到有维权的人，不管是郑智化这样的明星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罢，只要他们一维权，就有人在他们的措辞和行为里面挑刺，寻找那种可以“一击制胜”的大漏洞。
你哪个词用得不准确，你哪句话有夸张，统统给你找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问题，直把你说得千疮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最后只能以道歉来认输。
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责。
还有一些深谙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么引火力，人家一个“指斥乘舆”的字都没说过，想方设法也要给人添上一个政治背景，然后硬生生把一个维权的事情搞成一个政治阴谋。
明明是一个改善无障碍通行的契机，硬生生地搞成了一个“不良艺人”批斗大会。
我公众号后台还有人给我分析，说郑智化这人看到了前几天的决议之后，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岁数小，很少听他的歌，你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会是要在这种时候搞事的人吗：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 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 遍地是台商
……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
中国中国一定强
我之所以会想起宋真宗说的这段话，就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要求一个维权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点小问题，都要对维权者发起攻击，质疑他们的行为，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给人贴上一些万劫不复的标签。
维权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绪激动是难免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情绪稳定、处理事务能够百分百标准，口不择言的情况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个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对方网暴的男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面对对方一个接一个陷阱提问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地重复“我听交警的”，被很多人视为最标准的处理方式。
他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赞，还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些刁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进对方的陷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绝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语句里面去挑刺、从而全盘否定对方的维权行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个维权而已。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后是我们去维权的机会大，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维权的机会大。你把维权者的渠道给堵死了，对你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呢？
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自己面对百姓“污蔑”的时候，尚且能够如此淡定地直击问题核心，我们身边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时候他急得火烧火燎的。
火苗子烧得老高，高得都可以点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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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客官，兄弟我的三本书《宋朝阐史官》《南渡之君》《靖康之败》都在下面的俩可爱小链接里，欢迎各位客官精准扶贫。****
read moreby 陈竹沁,
at 01 November 2025, category :
原创 陈竹沁 水瓶纪元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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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仅仅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丈量文明社会的一道鸿沟，也显得国社“统一台湾红利”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暗淡无光。
10月25日，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在微博炮轰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最没人性”。他当天搭乘回台湾的飞机，不巧停在远机位，机场虽派了升降机协助登机，但最终舱门仍比平台高出25厘米，导致轮椅无法推行。郑智化不满操纵升降机的司机，认为是他不愿抬高升降板，漠视其安全，“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当晚，深圳机场官方解释称，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登机车和飞机舱门保持20厘米高度差，符合安全操作规范，并给出了立即整改措施，包括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而当郑智化上机的监控视频从深圳地方官媒流出后，事态被指“反转”，一波网暴袭来，逼得郑智化不得不为“用词不当”道歉。
10月26日，郑智化登机监控片段被曝光，引发网友批评声浪，认为郑智化的说法言过其实。深圳机场随后回应视频并非官方发布，将核实视频流出情况。（图_网络）
视频显示，在僵持了一分半钟后，舱门内外，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空姐分别扶着郑智化起身，他借助拐杖撑地，两腿再被舱外工作人员先后抬进机舱。网暴者非但没有看出这份狼狈，反而抓住“连滚带爬”的字面意思，指责他“污蔑工作人员”甚至“故意抹黑大陆”。“4个工作人员围着他服务还要怎么样？”大量网民同情的对象立马转向“背锅的牛马”，而非一个愤怒直言的肢残人士。
郑智化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火遍两岸的那首《没出息》（改编自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质询发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用在这个语境里其实格外贴切。或许只有残障人士才最能理解郑智化的本意：丧失个人自主性的不体面和毫无尊严感。正如网友“左耳有一个耳洞”所言：残障人群需要的不是一群人围着转的“特权”，而是独自出行也可以不麻烦他人的“权利”。
残障的“社会模式”强调，障碍不是“个人的悲剧”、亦即身心损害的直接结果，障碍更多是由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的阻碍所造成的，它们排除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令他们被迫成为“依赖者”。公众对残障者的态度，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填平舱门的高度差之外，如何将中国普通公众认知抬高到现代文明的基准线，显得尤为迫切。
打通机场无障碍的
最后一个台阶
什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不妨看看连续七年在全球十大无障碍机场评选中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根据全日航空的官网介绍，日本国内50个机场都配备有帮助乘客登机的坡道装置，可以顺利克服登机平台和飞机舱门的高度差。而2010年启用的羽田国际航站楼，是日本首个在整体规划阶段全面采用无障碍设计的国际航站楼，2014年扩建部分安装了16台无台阶登机桥，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例。
日本国内多数机场配备了无台阶登机桥及登机坡道装置。
（图_全日航空官网）
此外，所有礼宾人员均持有由专业协会颁发的 Care-Fitter 认证，可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需求定制化的专业协助服务，包括引导、轮椅服务、登机支持、信息沟通等，确保旅客从地面交通、候机大厅、安检、登机直至机舱或抵达处的“无障碍”体验。
羽田机场号称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打造“无缝衔接的旅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消除所有类型的高低差和地板缝隙，因为这些都会给轮椅旅客造成压力，并阻碍他们获得“无缝的门到门旅行体验”。因此，航站楼设计有中央大厅，方便所有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对接的两条轨交线路也考虑了轮椅使用者，均安装了可移动式踏板，连接车厢和站台。
反观国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这番遭遇可谓普遍。视频博主、无障碍测评师“大程子好妹妹”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搭乘春秋航空，提前预定了用以到达或离开客舱座位的WCHC_（WHEELCHAIR-S FOR CABIN SEAT）_类型轮椅，但到了机舱门口才发现不提供机上轮椅，空少反问她“能走一点”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最后只能靠大程子的随行男友抱她到了座位。而下机时连升降机也没了，还是男友抱她走下一串台阶。大程子忍不住吐槽，“又是传统项目，大力出奇迹。”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分享了国内多家航司的无障碍搭乘体验。（图_视频截图）
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服务流程、人员素养缺一不可，机场地勤和航司人员需要协调配合到位。大程子对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的表现给予好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人员对行动不便乘客的各类需求非常清楚，服务十分熟练，如同“家常便饭”。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推她的轮椅，而是可以让她自己来，自己则走到前面引路。全程“无障碍”体验让大程子感慨，“终于感到自己不那么特殊、不那么麻烦，提出的所有需求ta们都能听懂，也都能得到响应，这就是最好的体验。”
而机场之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出行障碍在国内更是无处不在：没有缓坡的人行道、全是台阶的商场大门、只有扶梯没有直梯的商场、还有各色间隔狭窄“添堵”的路障和石墩……近年随着无障碍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至少6000万轮椅使用者（包括8500万残障者中的肢残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街上见到的却如此之少。
2019年，知名无障碍推行者、公益人文军47岁不幸去世，原因是通行坡道被车辆占用，绕道地下车库时，他掉进入口处一个两米多的深坑，而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2021年，类似的一桩悲剧甚至入选了最高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深圳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因无障碍通行坡道被占用，在绕道地下车库时，意外跌入深坑去世。（图_网络）
根据2023年通过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设无障碍环境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提供便利。这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关键词就是“自主”。
与无障碍法规配套的是一系列标准体系。今年5月，中国民航局刚刚发布了《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系行业内首个全方位指导文件，“确保旅客出行全链条无缝衔接”。其中提出，要实现无障碍设备与服务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消除服务断点。在“无障碍设施设备的规划要点”一节提到，“若不可避免存在高度差，则需要设置斜坡、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辅助通行。例如，飞机舱门与登机桥活动端接驳处要确保轮椅使用者顺畅通行。”
**然而，正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广为诟病的，这套“软法”体系充斥着“应当”、“鼓励”而非“必须”条款，缺乏强制约束力，而且以行政处罚为主，不具备“可诉讼性”。**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执法检查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执行效力堪忧。
在残障人士眼中，一个小小的坡道装置，用于机上餐车推行时习以为常，用于轮椅使用者通行便利，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原因就在于，前者属于生产运营环节，后者是附加的服务保障，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人工抬扶”始终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机场的整改措施中，对于无法靠接廊桥的航班，将现场保障人员数量从1名增加至2名的做法，甚至优先于研发测试的坡道装置被提出。
《障碍政治》一书的作者、两位亲身参与残障权利运动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奥利佛_（Michael Oliver）和柯林·巴恩斯（Colin Bames）_曾指出，对很多残障者来说，“照顾”这个概念既是恩赐也是压迫，必须反思使障碍者被迫成为“依赖者”的政策，从而构思让身心障碍者走向“自立生活”的政策。他们特别主张残障的“社会模式”，所有的残障友善设计并不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而是保证每个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基本权利。
台湾人何须唱《感恩的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便深受残障权利运动影响，采用人权模式看待残障，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士在社会各领域平等参与，特别是通过“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与“无障碍_（accessibility）_”双轨机制来实现。
202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中国尚未从残疾的医学和福利模式转向人权模式，建议中国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所有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规定起诉和获得补救的途径；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应当被视作一种歧视残疾人的形式。
“合理便利”的意思是，政府、雇主、学校、交通系统、企业等都有责任根据具体需要，在可负担范围内内尽最大努力，调整规则、环境或服务方式，让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参与和使用。而判断“合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和残障者本人充分协商。
针对郑智化的网暴者的态度，其实折射出“助残”意识在中国依旧深入人心。大部分人缺乏残障权利认知：将残障者自动放在需要“被帮助”和“被保护”的位置上，其实是在弱化残障者的主体性，同时固化了双方的不对等。这种潜意识也很容易走调，认为因残障身份获得“特殊照顾”必须心怀感恩，否则就是“得便宜卖乖”，仿佛提供帮助不是一种既定的法律义务，而是额外的道德馈赠。
这样的公众认知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已是第三十五个年头。从2014年起，残障倡导组织“有人公益”每年都会发布倡议书，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国残障人日”，头号理由便是“促进公众逐渐从关注残障人的福利赐予，转向关注残障群体权益的保障，转变态度，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
正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残障人士很少主动开口维权。比如，残障人士牛某某近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工作人员一般会用机场轮椅把他送到飞机上，“都是空少和空姐把我抬上去的”，而有些机场会拒绝让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单独上飞机。深圳市民罗洪坚曾讲到，有次乘坐地铁，因为车厢底板与站台之间的宽缝隙，轮椅翻了。“地铁站是有踏板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出来用，我摔倒不能说和地铁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而郑智化后续揭批南京、上海、甚至“政治敏感”的新疆机场安检，对其金属支架腿和拐杖的“刁难”“举世罕见”，很快被“有心”的爱国网友上升为“别有用心”地攻击政治制度，乃至反问他是不是“台独”。评论员“大V”项立刚从指责残障者“不懂感恩”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人毫无感恩之心”，批评郑智化作为知名统派人士“对大陆就是索取和轻视”，恰恰是“长期以来的惠台（政策）让很多台湾人内心非常扭曲……到了极为极端的程度”，连连感慨“这些年我们吃了大亏，以后还要吃大亏。”
read moreby 张3丰,
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前天下午，旅行家旅逗先生来到书店。这是我们早就约好的见面，我想请他分享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验。
很不幸，上午得知书店不能再办下去的指令。我无法开口说出“来分享”这三个字，见面就变成了深入聊天。
谈及当下大家普遍面临的漂泊处境，他问我：你是把成都当成一个归宿，一个家吗？
过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很有热情，第一次，我迟疑了。
在德国的时候，要去蓝书屋分享“成都的书店和公共生活”，当我在汉诺威市政厅参观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谈话务必要正面啊……
我感到不快。但这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因为我谈到成都的时候总是很正面。实际上讲座结束，大家都表示非常喜欢成都，要来吃火锅，到我书店做客。
书店当然是来不了啦。
实际上，过去几年有不少人讽刺我是“蓉吹”。在德国一个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写文章批判过我，大家问他是什么主题，他说：“就是针对张老师那些蓉吹言论。”
在这些朋友们看来，中国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成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
我当然知道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的，我也总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内心也总有一种声音：“城市”很大，它可能是抽象的、宏观的。而我所遇到的甚至亲身构建的无比微小的一部分，是多么不同啊。
比如昨天晚上有人来到书店，发现已经关门。她把花放在了门口。
我从来没有为书店买个一次鲜花，但是书店总会有一些花。
尽管是工作日，昨天书店还是来了不少人。有会员是利用午休时间，来匆匆见上一面。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参加过的那些葬礼。我喜欢葬礼，葬礼比婚礼更动人，葬礼上的人，有一种相互之间的珍惜和鼓励。还有眼泪。
有一些书店会员哭了。还有很多人问我今后准备干什么，缺不缺钱……
我在这个城市最久的朋友、研究生同学，昨夜失眠了。他有点惊慌失措：感觉你要逃离这里了……早之前喝酒吧。
我不会的。
书店的死亡当然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确实也没有“努力避免”过。我想让它“在”的时候是“活”的，所以才会办那么多活动。
我把“开书店”看成一个动词，一种建造。这是我和这个城市关系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个城市中我参与的部分。
它当然是独特的、美好的，有意义的。因为这其中有“爱”。它可能也有代价。
疫情的时候我写过一些和成都有关的文章。督促它不要灭杀宠物（郫县杀过三只猫），要求不要关闭医院（华西医院因为一例阳性而停诊），在地震的时候要打开消防通道。
有朋友很担心我。记得一位外地律师朋友还提醒过我，表示愿意帮忙——我说，没感到什么危险啊？难道还能因为热爱一个城市坐牢？
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也属于这个城市。
我走在纽约街头，发自内心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而赞叹，但是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游客。而在成都，我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书店会被拔掉，但是脚下的土地不会。那么多人来过书店，参与其中，这证明“城市中的人”，并不是幻想和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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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撰文 | 刘虎
1956年，新疆老人库尔班骑着毛驴，带上自产干果、馕，前往北京感谢领导人。六十五年后，新疆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国强也从新疆出发，但他带的不是干果和馕，而是豪车中整整3480万元现金。
2021年2月，胡国强女友张爽在北京购房时在银行存款，现金装了很多个行李箱。受访者供图
这些钱，是胡国强为当时的婚外女友张爽购买北京别墅所准备的，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反腐大戏。2023年12月，经多名北京居民持续举报，胡国强最终落马，并开除党籍公职。然而，将贪腐官员拉下马的举报人，如今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陷入囹圄，至今仍在等待司法裁判，令人唏嘘。
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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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原创 写字的木白 木白文笔平平
文｜木白
今天上午走遍了这个更萧瑟的小镇，现在停下来找一爿茶馆开始写今天的文章！
有几个事其实还是需要写的，但考虑了一下还是别写了。出门在外，总是不如在家里的时候有底气。更多的还是不值得！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
read moreby 艾晓明,
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文/ 艾晓明
一 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
（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 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read moreby 张国庆2,
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一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
read moreby 卫子游,
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我叫高芳，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周权的妻子，也是另一名被判死刑的李冬的小姨。10月27日下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打来电话，让我们家属本周五去看守所会见周权和李冬。”高芳说，她整夜无眠——按照惯例，死刑案件经最高法院核准后，接到执行命令的一审法院会通知家属，去见被告人最后一面。
2023年7月，周权、李冬因“涉黑”被昆明中级法院重审后判处死立执；次年3月，云南高级法院裁定驳回其二人上诉，并报请最高法核准死刑。周权家属及律师曾对最高法抱有期待，负责死刑复核的承办法官告诉律师，该案指控事实和证据均存在问题，会认真审查全案，并调取疑遭隐匿的关键证据。
多位介入此案的律师对最高法核准死刑的决定感到惊讶。据其说法，该案存有大量疑点，如被害人致命伤由谁造成的事实不清，作案凶器始终未到案、行车记录仪核心片段缺失、尸检报告自相矛盾，“本案远远达不到死刑案件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周权原籍为重庆垫江，上世纪末，退伍的他拖家带口到昆明谋生。周权从工地零工做起，后成为包工头，手下施工队多是川渝籍。他的工程队借助其他建筑公司的资质，对外承揽工程。
2016年8月之后，周权及其公司人员共计20人被警方刑事拘留，周权带领的施工队摇身一变，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2018年12月14日，原一审落槌，周权、李冬被判死刑立即执行，高书林死缓，胡一平无期，李博等其余1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2年至17年不等。
2018年正是“扫黑除恶”运动元年，周权等人涉黑案被当地司法机关作为功绩宣扬，官媒称之为“昆明扫黑第一案”。
昆明市检察院检察官王海天曾告诉检察日报记者，周权等人涉黑案是2018年昆明市办理的涉黑案件中判处刑罚最重的一起案件，“在审查中我们对每一起犯罪事实都建立了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办案质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司法机关认定，周权等人在昆明建筑行业等相关领域具有一定规模的非法影响力和控制力，实施了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裁判文书显示，该涉黑案关键控罪源于2016年6月29日一场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聚众斗殴事件。
涉事双方为周权的施工队和昆明官渡区矣六乡当地村民。事发前，周权公司承包了老昆洛路绿化工程。2016年6月29日中午，因一把铁铲的归属，周权公司员工仇武华等人与附近道路的施工人员李双牙等人发生冲突。李双牙的儿子李聪发现父亲被打后，叫上谭健杉、李旺等村民，前往施工现场讨说法。
同日13时许，李聪等人手持武士刀、甩棍和铲子，与绿化施工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据道路施工方负责人的说法，李聪当时对着绿化施工人员说：“你把我爹打了，我就要打你们。”绿化施工队的仇武华称，李聪等人提着刀、棍威胁他们，其派人报警，并开渣土车堵住去路。见状，李聪一方继续摇人，村联防队代小龙带人赶到。随后，绿化施工方的胡一平、李冬等人也带刀赶到，将李聪等人驱散。
图：绿化施工现场冲突
李旺的行车记录仪显示，14时40分许，李聪、李旺、代小龙的三辆车和一银色面包车，将绿化施工方姜振川的渣土车截住。随后，有人下车用铁锹砸渣土车挡风玻璃，还让姜振川喊人过来。
裁判文书认定，接到渣土车被打砸的消息后，高书林、胡一平等人按照周权指使驾车前往现场，同时按照周权的安排，李阳通知张友福、胡志祥等人前往现场。代小龙等人亦通知李华、李勇、刘松等人到场。双方人员遂使用刀、狼牙棒、木棒、钢管等械具进行斗殴，其间双方均有人员驾驶车辆冲撞对方。
“斗殴中李冬、胡一平持械分别从云AZ1V16车辆的驾驶室两侧对驾驶员李旺进行砍、捅；张友福、胡志祥驾车撞倒刘松等人，后刘松被刀砍伤头部，双方散开、各自离场。”判决书描述称。
此次冲突中，双方多人受伤。2016年7月23日，李旺因锐刃砍器砍切头颅致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而其同伙刘松则于2017年1月21日，因被他人砍伤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继发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案发后，涉事双方均有多人因上述聚众斗殴事件遭到刑事追诉。其中，被指控持刀砍、捅李旺的李冬、胡一平因故意杀人罪分获死刑、无期，高书林则被判处死缓，而案发时不在现场的周权亦因故意杀人罪获死立执。
该案律师告诉笔者，从在案证据来看，不足以认定李冬实施了伤害李旺、刘松的行为。警方提取了李旺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随案移送了3段视频，律师发现视频有头有尾，却缺少双方斗殴时的场景，“重二审庭审中，李冬的辩护人要求播放行车记录仪内视频，出庭检察员称视频‘被损坏’。行车记录仪的内存视频有32G，而本案侦查机关移送的三段残存视频不足5G。李旺、刘松如何受伤，是何人所致，真相也许就在这未被当庭播放而被隐匿的视频中。”
read moreby Vera,
at 31 October 2025, category :
“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
“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
“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算法是技术人员、专业创作者、研究学者更关心的话题。但张姐从未上过学，是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农村妇女，却流畅地使用着“算法”“推流”“流量”这些词，并掌握一套属于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当时的赖楚谣感到震惊又好奇。
她开始思考：普通人如何理解并应对算法？他们如何与算法“打交道”？那些被称为“直播村”的集中化创作基地，又是怎样运作的？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赖楚谣跟访了70余位短视频创作者，遍及北京、杭州、义乌、连云港、临沂、定西、舟曲等地；进行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并选取了两个“直播村”典型样本——浙江省义乌市北下朱村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展开实地田野。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正是线上世界以前所未有速度生长的阶段。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73亿，其中20.4%的人第一次触网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
五年后的今天，超级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数以亿计。算法如“数字空气”般无处不在——我们身处其中，并对此习以为常。
这正是赖楚谣的研究重点。如今，赖楚谣已是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的博士研究最终成书《算法生活》。书名直指现实：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算法密不可分。今年8月底，我们在上海聊了聊她的研究和田野过程。
她谈到，每当新技术出现，社会往往陷入“乐观拥抱”与“悲观抵抗”的二元叙事。正如学界以往对算法的讨论，也容易简化为“算法控制-用户抵抗”的框架——这种视角，常常遮蔽了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
她所观察和访谈的这些创作者，大多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角色：渔民、菜贩、无固定职业者、家庭主妇。赖楚谣说，他们的人生，往往难以自主掌控。也正因如此，算法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知识、资源与财富的差距，让他们被看见、被认可。
为了更贴近 “算法生活” 的真实样貌，我们也电话访谈了两位短视频创作者：帮老爸扛起沉香家族生意的长女丹丹，和在贵州榕江村寨卖山货的三妹。
她们的故事折射出算法更温暖的侧面：高效连接信息与人、推动产业从局部走向普遍，也让人与人之间萌发新的连接，善意、互助与支持自然流动。
另一位在甘孜藏区支教超过10年的985硕士衮衮，则从局外人的视角补充了更现实的叙事：算法不仅引来了外部世界对大山的关注，更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关乎社会氛围和文化常识，如细水长流般在大山内外同步发生。
但她的讲述里还包含着自省和警惕：当我们试图理解同类的处境时，应时刻回望，这些关照之中是否带有俯视和自我想象。
流量来去间
每天上午11:30，一辆灰黄色的中巴车会途经贵州省榕江县两汪村的乌计寨。除了村民，班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辣椒、大米、百香果、土蜂蜜、腊肉、猕猴桃、蕨菜和野生粽叶。接下来的4个小时，车子蜿蜒前行，把这些大山深处的物产运至县城车站，再由快递员发往北京、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或香港。
车顶满载的不仅是山货，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远方世界的连接。这份连接的起点，是34岁的三妹和她的短视频账号“贵州苗家姑娘”。若用镜头记录她的一天，你会看到榕江地区一个农村女性在算法时代的真实日常：起床打扫、午后劳作、晚上带小孩洗澡、辅导作业；拍摄短视频、剪辑发布、直播则穿插其间。每日重复。也因此，我们的语音电话只能从晚上九点开始——白天她要么忙到抽不开身，要么在山里干活没信号。
三妹做主播后，全家人的生活也围着短视频和直播转。过去8年，三妹渐渐有了40多万的粉丝。流量带来了关注，也重塑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家六口，以前住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的山上老房里，卖货的包裹要靠人肩扛到路边等车。2021年家里在靠近村道的宅基地盖了新房。一年到头，全家人靠卖山货的收入最高能到七八万，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孩子不必成为留守儿童，老人也得以照顾。
三妹家以前的老房子
结婚前，她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都在浙江永康一家做门的小工厂里上班，在流水线上用钻头打螺丝 —— 在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要想赚钱，只能到大山之外。
打工时，两口子每月每人有1400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结婚后，夫妻俩又外出工作了一两年，直到儿子4岁快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妹和丈夫决定回到贵州老家。
回乡后缺少经济收入，三妹和家人原本打算种水果“黑老虎”，但“黑老虎”的种植周期长达三年，结出果子前，三妹一家赚不到什么钱。2017年，还在读书的弟弟告诉她，那时拍短视频，如果播放量到了1万，平台就给500元奖励。
那时，夫妻俩正处于为钱焦头烂额的阶段，三妹想的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流量能换钱，只要有10000个人看过我的视频，我就有500块钱。那我就要去挣这500块钱，不就拍个视频嘛。”
用流量换钱，是她最初的动机。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流量为何能变现，更未料到它将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期待着播放量高一点，能给家里赚到多一点的钱。
起初，流量并未如预期般到来。三妹坚持拍摄了很久，播放量却始终未能破万。直到一条记录干农活、抓鱼与村庄风光的视频，意外获得了17万播放，并带来了6000多个粉丝。“虽然没拿到钱”，她笑着回忆，但这次突破让她看到了拍视频的机会。
真正的人气来自于一条婆婆制作贵州酸辣鱼的视频。它不仅播放量最高，更将大量观众引至三妹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氛围融洽，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达到两三千人。许多人在聊天中询问：“能不能买酸辣鱼？”然而这道传统美食制作周期漫长，无法立即销售。
转机在秋冬时节悄然出现。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了三妹家里挂着的腊肉，又问能不能买。山里不像城市，家里来客人了可以去下馆子。三妹说，以前家里条件贫困，平时腊肉不太舍得自己吃，那些土猪腊肉原本是留着招待亲戚朋友的。网友对她镜头后面的生活十分好奇——比如那串挂着的腊肉，大家询问热情不减，她不好意思拒绝，七八十斤就这么卖了出去。这让她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家乡的好山货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三妹家的菜地
三妹说不清自己的直播间为什么被推荐，平时网友问什么，她就老实答什么，她所展现的苗家生活，在城里少见，成为某种程度上稀缺而本真的内容。
但从2023年开始，她发现自己的流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几年里，她直播间同时在线的人数，也从千余人慢慢到了四五百、一两百，甚至更少。三妹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拍的短视频内容出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赖楚谣在访谈中发现，“买流量” 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过的尝试。流量早已成了网络里的 “通用货币”，被明码标价。账号初期，三妹也试过买 “涨粉流量”，觉得 “只有观众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到我，才会买货”。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是比她大的姐姐，“我又不是美女，没什么男粉，全靠姐姐们支持”，所以买流量时，还特地选了 “女性偏向” 的投放。
三妹一般选择“投涨粉”，她会先买个几十百来块钱，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效果好就继续买，效果不好就不买了，“如果投播放量，我们可能有时候那个播放量很高，但它不一定就能涨很多粉啊，证明这个作品只适合看，但观众并不想关注。”
但她很快发现：“这钱不能烧，也烧不起。” 卖农产品利润本就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有MCN机构扶持，不是带货主播，也不懂如何应对流量的流逝。把直播做好，把产品做好，靠口碑坚持下去——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办法。
如今，各平台的创作者们都意识到流量是何等重要——关乎自己被看到的几率，以及所占据的用户注意力。这与经济收益强关联。站在普通用户的视角，大家的感受则更直接：用户越喜欢看谁，谁就越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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