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将敦煌看作自己的文化故土？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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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火的西域美少女是谁？千万别再说是古力娜扎、佟丽娅了。

经常刷抖音的朋友们，都知道新疆美人哈妮克孜表演的舞蹈**《一梦敦煌》**，网友都惊呼敦煌壁画似乎活了。

节目中哈妮克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众人惊讶于她的颜值之外，她表演的敦煌舞更是增加了敦煌的神秘感与吸引力。

哈尼克孜表演的舞蹈灵感来自于敦煌莫高窟窟内的壁画——“伎乐飞天”。他们身姿轻盈、体态飘逸，自然而然地将你带入萧笛齐奏的敦煌乐曲中。

提到敦煌，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

敦煌的艺术品是人类文明的杰作，是凝聚人类智慧与想象力的见证，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共识，连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是这么认为的。

1979年，日本的一位教授试图前往中国西北，去膜拜一处古老的遗迹，在得知申请可能不被批准后，他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下跪请求通行，乃至老泪纵横。

这个日本教授名叫井上靖，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敦煌》和《楼兰》的作者，他下跪的圣地，便是敦煌。

电影《敦煌》

在看鉴君以往的关于西域历史的文章中，给伙伴们提到过一部80年代的老电影**《敦煌》**。

这是一部中日合拍的电影，说是合拍，但跟今天的很多合拍又有所不同。

这部电影从导演，编剧到演员，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不仅如此，日方还专门出资2700万人民币，在甘肃修建了一座敦煌城。

要知道，这部电影拍摄于1988年，而在当时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年的开销也不会超过1000元人民币，可见日方对这部电影的重视。

而中方不仅特批准许日本工作者在中国腹地拍摄，而且还罕见的动用了驻西北解放军部队数千军人和800多匹战马配合拍摄。

我们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正处于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更重要的是我们深知，敦煌对日本人而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关于这种说法的来由，肯定与日本学界对于“汉学”研究成果较多有关，而“敦煌学”又是“汉学”中的显学，所以日本学界的确有这个底气。

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并非来自日本汉学界，而是来自南开的日本史研究泰斗吴廷璆教授。

据荣新江教授回忆，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吴廷璆教授之邀来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

吴廷璆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持藤枝晃的演讲时，为了让听众引起重视，加上中国人骨子里的谦逊，便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

本来吴教授的话是对日本敦煌学研究的肯定，也是一种友好交流的客套话，但是日本教授却当真了，或许还有点小小的自负。

所以在当年五月藤枝晃受邀前往西北师范学院做演讲的时候，便当着上千师生的面，提及有中国学者提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

不料这句话竟然给翻译者翻译为，藤枝认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事后更在整个中国学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但是相较于批评日本学者的傲慢，当时的中国学者更多是将这件事作为自己投入科研事业，在敦煌学上超越日本的一种鞭策。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这件事竟然会被以讹传讹，成为了类似“东方旭与俄国大力士决斗”式的闹剧。

然而，平心而论，日本的敦煌学，确实值得这样对待，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研究的执牛耳者。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同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可是，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却慢慢拉开了距离。

日本学者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方便前往欧美国家收集资料，而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汉学水平又要高很多。

所以，日本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十分显著。

上世纪50年代，石滨纯太郎汇编《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1980年至1992年，由几乎全日本敦煌学家参与编纂而成的《讲座敦煌》，显示了日本敦煌学的全貌和最高水准。

至今为止，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深度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日本相比。

敦煌——日本人的文化故乡

早在日本人前往甘肃拍摄《敦煌》之前，他们就与中国合作拍摄了**《丝绸之路》**这部记录片。

这部纪录片在NHK电视台播出时，收视率竟然达到21%。

要知道，当时作为日本的国民电视剧的大河剧，收视率一般就在20%左右，可见日本人对这部纪录片的喜爱和对敦煌文化的热情。

日本人为何对敦煌如此着迷？

大抵就是因为“故乡”吧，日本人苦苦追寻的，并非仅仅是敦煌这样一种早已湮灭于历史沙海中的文化，更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源头。

由于岛国所特有的一种孤独感，使得日本人非常在意从外部寻找一个可供怀念的故土。

日本画家加山又造曾说：“日本文化起源于外来文化。从宏观上来看，无论古代（7世纪以前）也好，近代（7世纪至16世纪）也好，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明圈的一个地方文化而已。”

从七世纪开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心理。

而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来历，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恰好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遗址，成为了历史寻根的绝佳现场。

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着文化交流进行实证的画家，他曾表达这样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东西，我想了解它们，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

或许，这也正是无数前往敦煌朝圣的日本人的心态。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也说过：“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日本人敦煌的迷恋超过我们的想象，“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据说，很多日本人每年都要来敦煌朝圣，走进洞窟，要脱鞋、打恭作揖。

正是日本人将敦煌作为自身文化的寻根之旅，才有了学术上的硕果累累。

比如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被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徳太子所写，而前文中咱们提到的藤枝晃教授在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

敦煌发现的大量经卷抄本，使他们探寻到了了日本所保存的佛教经卷的源头，加上日本又是佛教国家，就此而言，日本人将敦煌视为自己的文化故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事。

当然，从情怀上说可以说敦煌是日本的文化故土，但从更高层次的民族记忆来说，敦煌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宝库之一。

故而日本人在敦煌寻根过程中所作出的诸多研究，也让我们更为清楚的了解了自己的过去。

举个例子，一直以来，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甚至有人宣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文化。

但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基于敦煌法制文书所完成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国身份法史》等，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古代就有过先进而现实的法律观念，而这些先进而现实的法律观念，时至今日还不自觉的影响着我们。

日本的文化故土与中国文化宝库的双重属性，赋予了敦煌一种非常强烈的国际色彩，使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宝库。

相较于争论究竟谁执“敦煌学之牛耳”这类学术义和团式的争论，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敦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价值，如何保护好这个文化宝库，通过敦煌，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其实是我们最为有力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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