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台湾经济:人均GDP超三万美元,为什么薪资涨幅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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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不少,但近年吸收就业人口的,主要还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

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特约撰稿人 郑绍钰 发自台北 2022-01-12

 摄:陈焯煇/端传媒

摄:陈焯煇/端传媒

某个周三傍晚,台北市区一座中高级旅馆大厅里,顾客在餐厅前排起了十多公尺的人龙;餐厅依人头计费,平日晚间的牌告价格加上服务费,一个人要价2,200台币(约620港币、500人民币),生意却依然兴隆。

自从去年九月疫情趋缓、餐厅开放内用(堂食)以来,不少台湾人都能感觉到,中高档次的餐厅经常处于客满状态,甚至比疫情前还要热络;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2021年11月台湾餐饮业营业额达662亿元,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同比增达2.5%。

人潮络绎的不只是高级餐厅:年底各百货商场进入周年庆档期之后,便纷纷传出销售捷报: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购物中心,业绩比去年成长了3.8%,超出预期,停车场每逢假日一位难求。

2021年最后一个上班日,长荣海运则传出2021年平均发放40个月年终奖金,令不少员工望着帐户数字不敢置信;一名近期从中国大陆回台设厂的台商告诉端传媒,台北近郊的仓库空间租金,2021年间已经涨了一倍,除了因为需求高涨,也是因为房地产热络,许多都会区内的厂房仓储空间都在等待拆除都更,导致供给锐减。这种经济回温的“荣景”,也能从股市表现略窥一二。

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台股盘中最高来到18,291点,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若和2021年初相比,台股全年一共上涨了约23.6%,表现优于国际间其他主要股市;若以台股市值计,台股投资人2021年平均每人帐面获利约96万台币。

如果以“维持超过万点的连续天数”来看,那么台股指数从2020年4月8日迄今,则已连续近450个交易日超过万点,是史上最久记录;第二、第三长的记录,则分别落在2017至2020年期间;而再上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万点记录,则是在1989至1990年间──也就是超过三十年前。根据最新预测,台湾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超过6%,若扣除因为金融海啸、而出现“低基期效应”的2010年,已是14年来最高。

眼下的台湾经济,对于四十岁以上的青壮年而言,或许似曾相似,因为他们曾在 1990 年代见识过“台湾经济奇迹”的余波;但对于三十岁以下、早已习惯经济类新闻以“近年经济不景气”作为发语词的台湾人来说,却可能是前所未见的荣景。

在经济回温的荣景下,一个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台湾的人均名目GDP,也预计会于2021年正式跨过三万美元这个门槛。但对于台湾人来说,跨越这个门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些新闻媒体指出,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之后,便意味着台湾正式“达标已开发国家”。然而对于这个说法,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吴聪敏提醒,经济学界并没有“已开发国家”的精确定义,而且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已经将台湾列为“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

如果同时考量“人口量体”和“人均GDP”,那么“人口两千万以上、而且人均GDP达30,000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世界上目前只有11个──而台湾,就是第11个挤进这个“俱乐部”的经济体,而且台湾2021年甫进榜,便直接超越了西班牙,排进人均第十名。

若将“人口门槛”改为“GDP总量”,结果也相去不远:“GDP总量多于5,000亿美元、而且人均GDP高于30,000美元”的经济体,世界上目前有15个(多了荷兰、比利时、瑞典和瑞士),而台湾的经济总量在其中排行第13。不论使用哪个门槛,这些排行基本上都能反映一件事:若以人均GDP、经济量体综合来看,台湾确实位处“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也不再是很多台湾人惯常自认的“经济小国”。然而吴聪敏亦提醒,换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汇率大幅升贬,GDP数值也会跟着波动。以台币为例,2017年初,一美元兑台币约32.2元;到了2021年底,台币汇率则来到了27.6元左右,五年来升值了约14%,几乎创下25年来的新高。“比较好的衡量方法,其实是看拿到所得之后,究竟可以换到多少东西,所以GDP计算才会发展出所谓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购买力平价)。”吴聪敏指,若根据PPP计算,台湾的人均GDP其实已经将近60,000美元,不仅接近荷兰的水平,也高出台湾的名目GDP非常多。吴聪敏进一步指出,和汇率息息相关的物价,也是台湾PPP数据如此高的原因之一。他打了个比方:在日本工作的平均收入,虽然比台湾高,但出去吃一顿饭、每天的交通费,再加上房屋租金,这些生活成本都也比台湾高,两相权衡之后,只要不出国,台湾人的收入实际能换到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比日本少──而PPP衡量的就是这个概念。若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购买力平价国际比较计画”,台湾的PPP汇率为15.73,意味平均而言,在美国用1美元买到的商品或服务,整体而言在台湾只需要15.73台币即可买到,而不需要花到名目汇率(一美元兑30台币左右)这么多。循此,世界银行在计算“购买力平价的GDP”时,便会使用15.73这个汇率去计算,借此更精准衡量台湾人的收入,在本地可以换到的物品和生活水准。换言之,由于购买力的比较,是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因此“名目GDP”比“购买力平价GDP”高的国家,通常便意味着整体物价水准比美国高;反之,则比美国低。

不过若看PPP细项,会发现台湾人在市场购买食物并没有比较便宜,奶蛋类甚至比美国更为昂贵(PPP为36.276,高于名目的台币汇率,代表在台湾要花36块台币,才能买到在美国1美元的奶蛋类产品);但在房租水电、餐厅旅馆、教育和医疗支出这几个项目上,台湾却又特别便宜,PPP分别仅13.366、13.353、9.763和7.903。

值得注意的是,水电、教育、医疗支出,在台湾确实都是受政府高度补贴的项目;此外,PPP仅考虑房租支出,并没有计算购屋的房价,未必贴近台湾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而在房价高企的台湾,也可能低估了台湾人的生活支出。

当然,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台湾名目GDP的成长,并非没有意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便提醒,如果汇率是市场决定的结果,那么台币汇率升值、导致台湾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变贵,而海外市场仍愿意接受的话,其实也代表台湾商品的价值提升,因为那表示“外国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台湾的商品”。

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镇,一个大型新楼盘前,一对情侣在骑马。

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镇,一个大型新楼盘前,一对情侣在骑马。摄:陈焯煇/端传媒

关于台湾的GDP数据,坊间存在哪些迷思?

不过关于台湾的GDP数据,坊间一直存在不少迷思与争议。

比方说,有些人认为,台湾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炒房”炒出来的“假象”。事实上,会被计入GDP的,只有新成屋的第一次交易、以及租屋者缴给房东的房租;至于房地产的二手交易、或是炒房带来的资本利得,其实是不会计入GDP的(不过如果转售过程中,有房屋仲介的参与,那么房仲的服务费,也会作为房仲提供的附加价值,而被计入GDP之中)。

此外,由于台商在国外接单、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三角贸易”活动非常兴盛,有些人也会质疑:台湾政府在计算台湾GDP时,是否也把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总额计入,因而有灌水之嫌呢?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说法,三角贸易中在海外制造的产值,并不会计入台湾的GDP之中,只会计入三角贸易的净收入。

举例来说,假设台湾厂商接到了美国公司价值100元的订单,以加工费45元委托中国大陆的厂商(可以是大陆公司、也可以是台资公司)制造,并向澳洲购买50元的原料给制造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100元会被列为“商品输出”、50元列为“商品输入”、45元则列为“服务输入”,只有输出、输入两相抵消之后的“净出口”(仅5元)会被计入台湾GDP,代表台湾厂商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主计总处亦澄清,近10年这类三角贸易的净收入,其实只占GDP的3.5至4.4%左右,并不是台湾GDP的主要来源。

有些人也认为,台湾GDP之所以表现不错,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持续增加,反映了台湾制造业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大陆(数据包含香港)确实就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从2011年至2019年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例,一直都维持在40%左右,甚至在2020年突然升到44%左右。相较之下,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过去十年里只占台湾整体出口额的10至1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的成长,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电子零组件”(也就是芯片)的出口成长,这种产品属于经济学界称的“中间财”、不是终端消费品,必须经过加工、做成电子消费产品之后,才会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

因此,台湾这两年的经济腾飞、以及对大陆的出口成长,主因还是因为疫情期间,世界各地对电脑、以及远端工作的科技产品需求非常强劲,连带推升了“位于中国大陆的厂商”对台湾芯片的需求──换言之,真正的关键,还是国际市场整体的终端需求,而非只是中国市场的需求。

这些现象,也能从台湾的出口数据获得佐证。

2020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之中,有55.4%就是“电子零组件”,这个数据,比十年前增加了23.7%,而电子零组件出口的实际金额,也暴增了110%;相较之下,其他出口品项十年来的增幅,是远低于「电子零组件」的。

如果我们再观察“年增率”,也能发现: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电子零组件”总数,是在2020年开始重新陡升的,比2019年成长了24.4%;而台湾2021年1至11月对中国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4.5%──这个时间点,或许便和北京近年遭美国制裁、芯片技术环节被掐住咽喉有关。

台湾人均GDP三万美元,和民众感受存在落差?

然而不少台湾人在听到“人均三万美元”、“经济成长6%”这些陈述时,也会抱怨和自己的经验存在落差。从薪资的数据来看,这种抱怨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受雇员工薪资调查”,2020年台湾的年薪中位数为50.1万台币(约14万港币,11.5万人民币),代表台湾约800万受薪劳工里头,有半数人的年薪不及这个数字。若与2012年相比,薪资中位数八年来只成长了13.35%,然而人均GDP在同个期间,却成长了33.1%。

若以“平均月薪”计,台湾2020年的平均月薪为54,160元(约15,245港币,12,461人民币,和八年前相比,只成长了17.46%,同样大幅低于GDP涨幅。

吴聪敏指出,台湾这波经济成长,主要仍与台湾外销畅旺、国际间对台湾电子产品的需求有关,所以各个行业的劳工,分配到的经济成长果实,其实差距颇大。

在台积电年资约11年的林宏升(化名)告诉端传媒,2021年台积电员工的调薪幅度,确实出现了明显增长,“往年平均都是一年调3%,但今年有到5、6%。”林宏升还指出,这几年台湾科技业缺工非常严重,“有些其他公司为了留才,薪水的升幅都比台积电高,今年还听过其他公司薪水涨20%的。”

台积电的薪水结构比较特殊,一年固定会有十四个月底薪,再依据考绩,额外加上20至30个月的薪水作为分红──林宏升本人,去年则是拿了大约三十多个月的薪水。林宏升没有透露薪资确切数字,但根据网上流传的台积电薪资资讯,他所属的“副理”职等,年薪计入分红大约是300万至500万台币左右。

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邱贝佳(化名),对于2021年台湾“经济荣景”的感受,就和在台积电工作的林宏升截然不同。

邱贝佳对端传媒表示,单以月薪计,2021年确实比去年增长了约5%,但这更多与她个人的年资增长有关;整体来说,出版业依然是一个相对低薪的产业,而同等年资的薪资,和五年前依然相去不远。 “我五年前刚入行,第一份编辑工作的起薪只有23,000台币,后来跳槽到比较大的出版社,月薪才升到36,000。”邱贝佳现在的月薪,比刚入行时多出了一倍,大约46,000台币。

此外,物价上涨的幅度,也侵蚀了邱贝佳的薪资增长。对她而言,平时生活开销最能感受到涨幅的,便是外食的价格;最近正好在台北郊区买房的她,也明显感觉到了房价的涨幅,“我今年四月才买,(当时)一坪24万,现在已经涨到30万了⋯⋯我其实就是因为接触房地产,才开始觉得,原来景气好像真的蛮好的。 ”

谈及物价,林宏升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上班时,经常会订同一家餐厅的便当当午餐,而同个品项价格,2021年以来就涨了50%。 “虽然竹科工程师的收入,和大多数人比起来已经算很不错,但和物价、房价上涨的速度相比,薪水其实涨最少。”

物价上涨的现象,也反映在主计总处的数据上:2021年11月,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达2.84%,不只是近九年来新高,也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此外,虽然2021年1至11月台湾总平均薪资年增2.95%,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实质薪资反而年减0.05%,是2017年以来首度负成长。

在台北经营餐厅的李田景对端传媒表示,2021年以来,食材成本确实上涨了不少,尤其以进口食材最为严重,原因则与国际航运价格飙涨有关。

“以前美国牛小排进价,一公斤大概300台币,现在涨到480了,而且还是认识的朋友提供的友情价⋯⋯鸡蛋也涨了不少,疫情前一篮鸡蛋不到一百个,进价大概620,现在要830;生菜也涨了差不多一倍。”供货商还告诉她,蔬菜涨价不是出于季节因素,而是因为“真的供不应求”。

为了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林宏升指出,竹科不少工程师都有投资的习惯,用薪水炒股买房──林宏升自己,去年就在股市里赚了不少,获利几乎和一整年的薪水差不多。 “我们都开玩笑说,工程师的主业是炒股,副业才是上班⋯⋯新竹炒房主力,基本上就是就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

林宏升的说法,也再次印证了一件事:高收入的群体,对风险的耐受度也更高,也因此更有机会在牛势的资本市场里获利,近一步拉开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在出版社工作的邱贝佳,投资策略就保守许多,只买了一些外币、当作“强迫存款”:“我不了解股票,虽然确实有听说身边的人在股市赚了不少钱,但我资金不多,没有那个本钱去承担风险,所以很难赚钱。”

不过若和大部分国家相比,台湾的贫富差距其实仍不算严重:从吉尼系数来看,台湾近二十年来一直都维持在34左右,贫富差距并没有出现显著恶化。

若引用“世界不平等资料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统计,也能得到相似的图像:收入排行前10%的台湾人,掌控了约36%的整体收入,和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状况接近;相较之下,同个数据在香港将近49%,美国、韩国、日本大约都是45%,中国大陆则是约42%──换言之,收入集中于有钱人手中的情况,在台湾其实相对不那么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至2016年,收入排行前1%的台湾人的总收入,占全体台湾人收入的比例确实在不断提升,已从9.3%成长到了14.5%,但这些菁英掌控的总收入,依然没有超越排行后50%的总收入,情况和欧洲国家差不多;相较之下,美国、香港收入排行前1%的富豪,其收入总值,皆比排行后50%的收入总数还要多,贫富差距更为严重。

2022年1月1日,一班学生在街头庆祝新年。

2022年1月1日,一班学生在街头庆祝新年。摄:陈焯煇/端传媒

实质薪资跟不上GDP成长?或与台湾独特的“产业转型”有关

话说回来,为什么台湾人的实质薪资,会跟不上GDP成长的速度呢?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件事:“人均GDP”和“平均薪资”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人均GDP除了薪资之外,还包括了其他生产要素的所得。

所谓的GDP,中文一般称“国内生产毛额”,指的是一段期间里,一个经济体里所有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值”总额;为了避免重覆计算经济活动,每个生产活动都必须减掉“中间投入”──用白话说就是,除了领薪水的劳工之外,所有营利事业的营收,也都必须扣掉物料成本、人力支出,只计算每个生产活动的“附加价值”。

许多人容易误把“所得”等同于“薪资”,但实际上,一个经济体的GDP,并非只由劳工的薪水组成,也包括企业雇主的利润;而不事生产,靠房租、利息、股息过活的“食利者(rentier)”,他们的房租或利息,也会计入GDP之中──换言之,除非一个经济体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东,否则平均薪资本来就不可能等于人均GDP。

吴聪敏也提醒,“实质薪资没有跟上GDP成长”并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比如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生产线劳工便有薪资停滞的现象。

若要解释台湾的低薪现象,吴聪敏认为,第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大陆的兴起,导致生产活动外移;第二个因素,则可能是自动化导致对低技术劳工的需求降低。

不过和1970年代的美国相比,台湾还是有一点很不一样:在当时的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劳工,薪资其实仍在持续上升,然而大学教育程度以上的劳工薪资,在台湾却是停滞的;吴聪敏认为,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多,但整体经济转型的速度,并没有跟上技术劳工增加的速度。

“而且在后段大学,很多学生上课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因为政府介入、实施学费管制的政策,所以学费也不贵,导致原本不会上大学的学生,最后都还是来念大学了。但这些学生投入就业市场之后,能做的事情其实和高中毕业生没有什么差别。”吴聪敏认为,这种因为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资源错置,就是台湾经济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或许也和台湾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有关。

一般对于台湾GDP近年增长的解释,都关注短期的因素:Covid-19疫情带动电子产品的需求、台币走强、中美贸易战之下的转单效应等等。不过若从长期来看,台湾“走向人均三万美金”的历程,其实经历了非常特别的轨迹:台湾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台湾人过去对“产业转型”的想像,一般是“从以工业为主,转型成以服务业为主”──以中国大陆、南韩为例,这两个经济体从2012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占GDP比例便有下降的趋势,出现某程度的“去工业化”;然而在台湾,这个比例在同个期间却不降反升,从大约28%提升到了近32%。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附加价值率”的变化:2020年,台湾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和201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6.55%(亦即近12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服务业同时期的附加价值率,成长不仅相对迟缓,部分行业甚至还出现了负成长。

所谓的“附加价值率”,指的是某个产业“扣掉中间投入之后,附加价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比例常被用来测量产业的获利状况,因为技术愈领先的厂商或产业,附加价值率通常也会比较高──如果要衡量产业升级,“附加价值率”就是一个常见的指标。

需留意的是,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主要由租金、水电组成,不像制造业需要大量原物料,因此服务业的附加价值率本来就比制造业高,无法直接跨行业比较,但各行业的附加价值率变化,依然可以看出各行业的兴衰。

如果细看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也能发现半导体、芯片所属的“电子零组件”类别,确实就是台湾制造业中“附加价值率”成长较多的类别,反映了台湾半导体业在制程上的进步;若以台湾最先进的台积电来看,其附加价值率甚至高达80%,并贡献了台湾约5%的GDP。

值得注意的是,附加价值率的成长,也不只是生产“电子零组件”的高科技制造业才有的现象,其他类别的制造业,附加价值率也都有显著提升。

循此,台湾迈向人均GDP三万美元的道路确实颇为特殊,因为台湾依靠的不是 “从工业转型为服务业”的常见模式,而是制造业整体的持续提升。然而这种“重工业、轻服务”的产业转型方式,却也为台湾薪资分配蒙上了一层阴影。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统计,从2012至2020年,服务业受雇员工数成长了20%,而制造业只成长了8%左右。换言之,虽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不少,但近年来在台湾吸收就业人口的,终究主要还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

若细看台湾服务业劳工的“实质平均月薪”(包含加班费、分红奖金),也能发现服务业内部的各个产业,差异其实非常悬殊。

以“金融及保险业”和“医疗业”为例,这两个产业的平均薪资,都高于服务业的整体水准,称得上是“高薪”的职业。其中,金融业的平均薪资过去十年来一直维持正成长,八年来成长近15%;然而包含医师、护理师、医检师、长照员、社工在内的“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过去十年来的薪资却只成长了1.03%,几乎等同原地踏步。

在各产业当中,占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当属批发及零售业(约占服务业整体人数36.11%),而该产业的平均薪资,也最接近服务业整体的薪资水准。

至于低于服务业平均水准较多的,则有五个产业,分别是:其他服务业(主要以美发、洗衣、汽车美容等为主)、住宿及餐饮业、教育业(主要是才艺教师、语言教师、健身教练等,不含小学以上各级公私立学校的职员)、支援服务业(如保全、导游),以及艺术娱乐及休闲业(艺术家、专业运动员都算在内)。

如果以“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来看,近八年来吸收较多就业人口的,不但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而且还是格外低薪的住宿餐饮等行业。

比方说,薪资最高的“金融及保险业”,其从业人员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在2012年时原本还有9.27%,但到了2020年,却降到了8.36%;至于就业人口最多、薪资也有正成长的“批发及零售业”,同个时期的就业人数比例,也从39.88%下降到了36.11%。相较之下,上述的五个“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口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却从2012年的22.98%,增加到了2020年的25.51%。

此外,低薪状况较严重的几个服务业,基本上都是服务本地市场的行业,比如教育业、餐饮业等;至于金融业,则可能因为外汇业务和出口产业关系较为密切,因而得以在出口畅旺的市况中获取利益。

由此,除了人均数据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让台湾社会的更多人,都能分配到经济成长的果实?

就经济展望来说,台湾近年的经济荣景,是受益于疫情和电子产品的需求,然而一旦这个因素消失,荣景是否便会无以为继呢?尽管产业界一般预期,芯片短缺问题短期之内不太可能解决,但过度仰赖半导体产业、以及其他电子业出口,作为主要的成长动能来源,长期来看,究竟是否健康呢?

说到底,GDP数据和排行虽然粗描出了台湾经济的整体图像、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终究不是事实的全貌,而台湾经济的其他挑战与问题,也终究不是单凭人均GDP数据,就能够轻易解答的。

2021年11月8日,台北市。

2021年11月8日,台北市。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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