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研究生猝死:一次无法完成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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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可能是谢鹏逃离平庸、向上跃升的唯一现实选择。这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双非”大学,在国企里做着普通的基础工作,长着一张没有什么棱角甚至有些微胖的脸。这样一个年轻人太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考研带来的学历提升,或许能在他的脚底添一块砖,让他在人群中更突出一些。

他最终“上岸”,却在岸上搁浅。

记者 | 吴淑斌

编辑 | 杨海

回不去的家

行驶近10个小时后,车停在了辽宁阜新市的郊区。梁淑贞从车里钻出来,踩到一片雪地上。十几天前,这里刚经历一场突破历史极值的暴雪。天已经全黑,路上没几个行人,学校门口路灯昏黄,照着从她嘴里呵出的白气。

“冷、孤单、破落。”不需要过多打量,这三个词就从她脑子里蹦出。

这是2021年11月23日晚上9点多,她第一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却没能见上儿子谢鹏最后一面。34岁的谢鹏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三学生,因为被导师要求延期毕业,他已经在这里待了3年半。按照原来的计划,12月中旬,他就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回家过年。

《百万日元的女人们》剧照

一个来电打乱了这个家庭的所有安排。23日上午10点半,梁淑贞正在收拾院子,手机忽然响起,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是谢鹏学校的老师,你儿子在自习室晕倒了,快过来一趟吧!”

电话那头的人听起来很着急,梁淑贞没来得及多问几句,对方就匆匆挂了。她一下子有些发蒙,先给儿子打电话,没有人接;又给丈夫谢建业打电话,催他赶紧回家。梁淑贞有种直觉,事情可能有些严重。“3年了,这还是学校第一次打电话来。”

但她能想到的“严重”,也只是新闻里的那些事情:“可能是实验室里什么器材炸了,把他弄伤了?”夫妻俩叫上六七个亲戚,手忙脚乱地加油、做核酸检测,然后发动汽车,从山东滨州一路向北。

在她接到电话前的两个小时,谢鹏正在开启一个普通的清晨。那天上午9点,他背着书包,手提一个黑色垃圾袋,从自己租住的单元楼走出来。顺路扔完垃圾,走过大约100米,他拐进学校侧面的一个小门,往教研室方向去了。

所有的步骤都是如此循规蹈矩,唯一的区别是,这一天他出发得晚了一些——按照往常的习惯,谢鹏会在早上7点半之前第一个到达教研室,烧水、打扫屋子、给导师的杯子里泡上茶。但前一天晚上,他实在太忙了。他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命名为“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是否被SCI收录是评价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文件夹,里面下载了20多篇英文论文,最后一个文档的创建时间是23日凌晨2点30分。

《人生删除事务所》剧照

这意味着,那天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很可能不到6个小时。上午9点半,谢鹏又开始工作了,他上网查询了一个英文单词“shaft”的翻译,中文意思为“矿井”。作为岩土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术语也出现在了他前一晚下载的一篇论文中。

半个小时后,情况急转直下。正在同一楼层工作的张诚诚听见一名刚进教研室的同学说:“406的谢鹏出了点状况,挺吓人的,浑身抽抽。”张诚诚是谢鹏的同班同学,他想着,“挺吓人是什么状况?他在办公室情绪爆发了吗?还是有癫痫?”——他记得,延毕之后,谢鹏有一段时间总是情绪不太好。

他赶紧跑到406教研室,看到谢鹏已经瘫倒在地上,舌头外吐,嘴巴一张一合。担心谢鹏咬到舌头,张诚诚和周围的同学一起掰住他的下颚。那时,他瞥了一眼谢鹏的电脑,桌面上还打开着一个文档,几行文字中夹着一张图表。大概10分钟后,救护车来了,医务人员把谢鹏推上车。

很多人都难以想象,高大强壮的谢鹏会突发心脏病。谢鹏昏迷中,他的手机里还收到同学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鹏哥,听说你们屋有人晕倒了?”张诚诚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癫痫,直到隐约听见救护车上有人说了一句:“瞳孔往外扩散,这人好像不行了。”

插图:老牛

等到梁淑贞和家人赶到学校时,只接到了“冷冰冰的尸体”。根据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谢鹏死因为“心源性猝死”,而梁淑贞和谢建业的家族都没有心脏病史。那时,谢鹏的导师也在现场,梁淑贞还记得,自己哭着问他为什么不让谢鹏毕业。

“他的论文没写。”对方回复。末了,又加了一句:“谢鹏是个很认真的人,很爱帮助别人。”

梁淑贞没有多问,“都是我们的命不好,养了这么大的孩子,突然就生病没了”。

收拾谢鹏的遗物时,她才渐渐回过神来,明白了什么是“很爱帮助别人”。谢鹏的手机聊天记录和电脑文件显示,导师给他分配了许多与毕业无关的工作,包括给导师的课题查资料、出差、帮其他成员做实验、辅导学生考博,甚至还有许多私事:打扫办公室、送烟、节假日给其他学生买月饼。

为了完成这些繁琐的任务,谢鹏不得不长期熬夜。“我一般2点睡,7点半起床过去给老师烧水。”在和同学的微信聊天中,谢鹏好几次提道,“我现在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一个人当五个人使。”他最经常和朋友抱怨的,就是自己的半年延毕期。“老董(谢鹏导师)不让我走的真正原因(有实验没做完),后面紧接着一个混凝土的,9月还有锚杆现场实验,半年。”

梁淑贞第一次知道,儿子的研究生生活如此疲惫。“他这是累出了心脏病,活活累死了啊!”去年5月初,谢鹏曾给导师发微信,告知自己要就医,却没有收到回复。第二天,他告诉朋友,“我的心脏不好,今天去检查了,完了回家写大论文吧,没招了”。这天他去了阜新矿总医院,家属提供了当时的心电图,结果显示为“冠心病心律失常”。

谢鹏最终没有休假成功,反而在7月份时到河南出差了半个多月。面对家属的质疑,学校在12月9日的官方微博通报中写着:“经核实,2021年5月,谢某因未能完成学位论文,向学院提出延期答辩申请。在导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谢某经过努力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于10月下旬通过预答辩……谢某没有向导师反映其患有疾病的问题。此后,导师未曾接到过谢某请假回家的申请。”不过,这条通报很快就被删除。

2021年12月14日,家人为谢鹏举办了简单的追悼会,火化了他的遗体。“孩子被推进锅炉里时,就跟刀子在剐我的肉一样。”12月下旬,回忆起送走儿子的那天,梁淑贞仰头靠在家里的沙发上,用纸巾捂着脸,“本来这时候他应该已经回来,就坐在这里一起看电视了”。

谢鹏的确已经买好了车票,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火化那天正是他回家的日子。

《阳光普照》剧照

普通青年

在阜新待了大半个月,料理完谢鹏的后事,一家人把骨灰带回了山东。夫妻俩原本就寡言少语,如今,这个等不回儿子的家显得更加空荡。梁淑贞总是躺在床上,时不时地抽泣。她整宿地失眠,“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他头朝东躺在殡仪馆里”。

她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后悔没有给谢鹏介绍过对象,后悔没有早点发现儿子的心脏不舒服,后悔没有在6月份谢鹏延毕时就冲到学校,找老师问个清楚。她念叨最多的是:“如果知道最后是这样,我就不让他去念书,在家里老老实实打工也好啊!”

梁淑贞对儿子读研之前的状态已经很满意了。那时,谢鹏拥有一份父母眼中稳定体面的工作。2010年从湖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后,谢鹏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考研经历。“总得先找个工作”,谢建业给儿子发去了山东胜利油田新一年招聘信息——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单位。谢建业和妻子都是胜利油田的工人,两人在滨州分公司一直工作到了退休。谢鹏是一个典型的“石油子弟”,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甚至同辈的兄弟姐妹,都在油田系统工作。

成功应聘后,谢鹏的生活正在慢慢进入正轨。他到了位于东营的总部上班,总是跟着项目辗转在不同的工地上。在简历里,这段工作经历内容庞杂,包括“负责施工项目的图纸审核、进度把控,班组技术、质量、安全交底工作,及时搜集和整理技术资料”等方方面面。

《大江大河》剧照

在东营,谢鹏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一个多月回一次家。梁淑贞总是抓住这一次机会,给儿子做几餐好吃的。他的收入不高,和当地的一般工资水平倒也持平,“安稳,每个月发两三千块钱,家里也不指着他给钱”。他们已经开始筹划着,腾出一笔给儿子买房的首付钱。

不过,谢鹏的心似乎难以安定在这份工作上——他想继续考研、念书。大学毕业时那次失败的考研并不是他求学的终点,更像是一次练手。参加工作的7年时间里,他参加了至少3次考研——夫妻俩也已经记不清楚,儿子到底考了几次。谢鹏对父母的解释总是简单的三言两语,“他说,现在到处都是研究生,本科生的学历根本不够用”。确实,谢鹏在油田上干的活,既不是采油的核心业务,也难以发挥学过的专业知识。在胜利油田工作了6年,他在简历上写着,自己的岗位依然是最基础的“施工员”。

同为“石油子弟”的丁博更能理解谢鹏的“不安分”。他比谢鹏年长5岁,同样跟着父母在石油大院里长大,“油田太安稳了,对心智比较活跃、想在外面做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并不大”。

整个石油大院里有将近4000户人家,居住着上万人。大院里联排的五层单元楼已经陈旧,橘红色或淡黄色的墙皮脱落了不少,在阴天显得灰蒙蒙的。谢鹏在院里上完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校离家的步行距离总是不超过15分钟。大院职工和家属对石油系统“感情深”,不少家庭早就打算好,让子女继续回到石油系统工作,在考大学时也会选择供油、运输等对口专业。

丁博就是跳出了这个圈子的成功典范。他在大学里学的同样是土木工程专业,如今在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担任项目负责人,已经在深圳安家立业。谢鹏曾经向“过来人”丁博请教过。“他说,在老家那种环境,工作一两年就感觉太沉闷了,看不到希望。他想读完研,以后能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去房地产公司,或者是去研究院,总之是行业里一些比较高端的岗位。”丁博告诉本刊,自己认识的许多大院同学,有一半以上没有回到石油系统里。“大家普遍有硕士学历,成绩也不错。如果辛辛苦苦读了书,回去之后只能从事一些最基层的岗位,多少会心有不甘。”

《做工的人》剧照

和“丁博们”不同的是,谢鹏没有硕士学历。学历,是谢鹏心里的一道坎。他曾经向考研期间认识的“研友”李斌说起自己坚持考研的原因,“毕业后他就开始下工地,露天工作,又晒又累。整天跟着工程跑,居无定所,也找不到对象。而且,他在油田里做的工作比较边缘,时间久了,总感觉升不上去”。

李斌觉得,谢鹏把学历看得挺重。他比谢鹏小3岁,晚一年考研,在他犹豫时,谢鹏用自己的经历劝他,“他说,一般的本科毕业生找工作很难,都不太理想。就像他自己,‘整个石油系统那么大,每年都有985、211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进来,哪里轮得到我(升职)’”。

考研,在谢鹏眼里,可能是逃离平庸、向上跃升唯一的现实选择。这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双非”大学(即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国企里做着普通的基础工作,长着一张没有什么棱角甚至有些微胖的脸。

一位谢鹏的好朋友,花了很长时间去回忆他的特点,最终只能艰难地挤出来一句“爱听歌、爱喝花茶”。“他就是一个最普通的理工男,穿那种常见的衬衫,喜欢听许巍那个时代的歌,再没有什么别的喜欢的事情了。”

这样一个年轻人太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考研带来的学历提升,或许能在他的脚底添一块砖,让他在人群中更突出一些。

大龄考生

如今,家中谢鹏居住过的屋子里,依然保留着考研的痕迹。房间朝东,上午的阳光从窗户钻进来,打在书桌上。房间里的遗物大多已经烧掉,只留下三本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和一本笔记本,里面写满了考研知识点,用红笔、黑笔、蓝笔分别标注了不同的重点。

虽然不太能理解儿子考研的选择,谢建业和梁淑贞也没有太多干涉。他们习惯了让谢鹏自己做抉择。谢鹏从小乖巧懂事,是其他父母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上小学时,男孩子最调皮的年纪,谢鹏没有和其他孩子“干仗”,也不会不交作业。老师从没向夫妻俩告过状,这让他们成了大家族里“被羡慕的家长”。谢鹏的性格随和,爱照顾人,作为同辈里最年长的大哥,过年过节,都是他带着弟弟妹妹们聚会、走亲戚。

唯一一段小插曲是,2010年填报大学志愿时,谢鹏没有选择油田的对口专业,而是填了土木工程。只有初中学历的谢建业不太懂这个专业,只能理解为“建房子、修路”。他想劝儿子以后回到油田,但谢鹏告诉他,“国家的建设工程发展很快,就业前景很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喜欢这个专业”。谢建业便不再坚持。只不过,四年大学后,谢鹏的人生轨迹还是汇入了石油系统。

为了跳出这个系统,谢鹏花费了大量的心力。2013年,他26岁,报考了中国石油大学。那时候,他还在东营胜利油田工作,周末回家时,就去离家不远的滨州学院图书馆复习。曾和他一起考研的朋友记得,谢鹏周末总是从早到晚地待在图书馆里,以至于他们一度以为,谢鹏已经辞职了。但他的复习时间还是太少,落榜几乎是意料之中的。2016年,谢鹏又报考了青岛理工大学。那时,他已经辞去油田工作,回到了滨州的一家建筑公司。每天下班后,谢鹏就到图书馆继续看书,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那一年,他的初试成绩还是与分数线相差了十几分。

前两次,梁淑贞还会问一嘴“考上了吗?”,谢鹏总是闷闷地摇了摇头,不多说话。后来,梁淑贞不再过问考研的事,谢鹏也不主动提起。“他年纪大了,我们老是问,他会抹不开面子。”

谢鹏依然默默地备考。2017年,这个已经31岁的“中年男人”干脆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考研。作为校外人员,为了抢个光线好、离饮水机近的位置,每天早上7点来钟,他就得到图书馆占座,泡上一杯茶,一直到晚上9、10点钟才回家。有时,梁淑贞夜里12点多起夜时,还看到儿子房间的门缝里透出光来。

在图书馆待的时间长了,他也认识了身边其他的“大龄考生”。2017年,谢鹏在图书馆复习时,认识了还在滨州学院附近的一个培训机构代课的李斌。李斌比谢鹏小3岁,参加的是2018年的考研。

“我们这些大龄考生,心里都有个疙瘩。要么是读的学校不理想,要么是工作不理想,想考个更高的学历改变一下。”李斌高考失利,只上了专科,虽然后来又自考本科,但找工作时却没人承认他的本科学历,“市场上80%的工作我都投不了”。无奈,他只好入伍两年,退伍后在滨州学院附近的培训机构代课,给初中生做课外辅导,勉强算是一份工作。

“我就想考个研究生,要不别人始终觉得我是个专科生,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个正经工作。”李斌有过犹豫,脱离学校好几年,对研究生考试一无所知。况且,他27岁了,即使顺利地读完研,也已经年过三十,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不大。最后,还是谢鹏推着他向前走了一步,“鹏哥给我找好了专业课的书,每天打电话叫我来复习”。

2021年12月23日,太原市某图书馆内,众多考研学子在自习室复习(视觉中国供图)

谢鹏对考研显得十分笃定,不仅对自己,对别人亦是如此。一起学习的人里,他是年纪最大的“大哥”。他会最早到图书馆,帮大家把位置占好,热心地帮其他人找资料,也常常督促李斌读书,检查他的复习进度。在李斌的记忆里,谢鹏唯一一次发脾气,就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当时,谢鹏帮另一个“研友”找好复习资料,写了一套学习方法,又介绍了本专业的师兄,指导他写信提前联系导师。一切准备工作做完后,对方却隔三差五地不去图书馆。“鹏哥当时就生气了,觉得‘我这么努力帮你,你自己却不努力’。”

其实,作为大龄考生的谢鹏有着自己的焦虑。31岁时辞职考研的选择,如今被他的父母和朋友们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他经历了怎样的拉扯和思量,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毕竟,被他视为重要上升通道的考研,也是李斌和其他大多数“普通人”为数不多的选择——和高考一样,考研逐渐成为一座拥挤、狭窄的独木桥。2013年谢鹏参加考研时,全国的报名人数是172万人,到了2017年,已经增加到238万人。今年,这一数据已经突破450万。开考前,北京的一座地铁站冲上热搜,一批批考生赶来打卡祈福。车站外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上岸站。

纪录片《中国门》剧照

同样在海里漂浮着,“上岸”对没有“年轻”做救生衣的大龄裸辞考生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最后一次考研时,他也不怎么挑学校了,就想着能有一个研究生可以上就行,哪怕是一个‘双非’学校。”李斌告诉本刊。这一次,谢鹏选择的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有认识的人,往年的真题、复习资料、应该怎么备考都比较清楚,成功率高”。

庆幸的是,这一年他终于“上岸”成功。2018年春节前,谢建业和梁淑贞在客厅里坐着,谢鹏冲出来告诉他们,自己考上了研究生。梁淑贞有些意外,“没想过他能考上。总归是好事,他想读书,我们就再供他三年呗!”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独享父母所有的爱和精力。

对50多岁的梁淑贞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未知,那是一所他们没听过的大学,一座远在东北、从未踏足的小城市。但眼前儿子的兴奋打消了她的疑虑。那是谢鹏过得最得意的一个春节,新的人生图景正在他眼前展开。每每被亲戚问起近况,他都能底气十足地说,自己正在准备上研究生的事情。

黎明之前

还没到9月开学,谢鹏就开始忙碌了。2018年5月,他已经通过复试并确定好了导师,但还是会到滨州学院图书馆自习。“那个时候开始,老师就给了他一些工作,包括要准备一些资料、看视频,买一些教材。”彼时,李斌在全力准备2018年的考研,但谢鹏仍是最早到图书馆的那个,还帮他占好了座位。

这种忙碌成了往后三年半硕士生活的常态。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在修完课程的基础上,申请一项专利、在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再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能顺利拿到学位证书。谢鹏的任务远不止这些,他需要帮导师申请的项目做实验、出差、写论文、制作PPT、处理会议事宜,同时帮助导师辅导的几位有意读博的学生完成实验。他常常熬夜到半夜两三点,不得不喝安神补脑液才能入睡。好朋友刘坤的位置紧挨着谢鹏,每天上午10点来钟,他到教研室时,谢鹏烧好的水已经放凉了。

谢鹏常常发牢骚,却从来没有过暴躁或是发怒的时候。“其他学生也会帮导师干点活,但没有人像他,忙成这样。”刘坤和他每周都会到学校外面下馆子。谢鹏爱吃棒骨、鸭肠、烤串,再喝一瓶啤酒。饭桌上,他总是吐苦水,抱怨导师分派的任务多、同门师弟的办事能力有限,所有工作全压在自己身上。

刘坤的性子火爆,还曾经当面和导师起过争执。他劝谢鹏强硬一些,“能推就推一点”,“你糊弄几次,他就不找你了”。但这个法子对性格温和的谢鹏并不可行。谢鹏只是半开玩笑回答:“要是不让我毕业咋办?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依然早早到了教研室。

梁淑贞也感觉到了儿子“状态不对”。他的精神总是高度紧绷着。2020年冬天,梁淑贞和谢建业把一套一楼的房子里外翻新一遍,但谢鹏寒假回家后却不住进来——新房里人来人往,他无法安心工作。他一个人住在五楼的旧屋里,时时刻刻盯着电脑。

有时候,梁淑贞开门喊他吃饭,谢鹏小声地“嘘”,双手急忙用力在空中做出向下按的动作,示意她安静,“我老师在开会!”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有时在饭桌上,接到导师的电话,他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跑到最近的房间,把门关上。“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紧张。”梁淑贞觉得奇怪,“咱也不懂。研究生是这样上的吗?以前在湖北读大学时,他那个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可好了,还来接新生入学。”

忙碌的工作容不下他有什么娱乐生活,但谢鹏本身也没有什么爱好。他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手机上的几个射击、扑克小游戏,以及三个视频软件。

他的生活十分朴素,甚至算得上“贫瘠”。出事后,一家人来到出租屋收拾东西。那是一套双层复式楼房里的隔断房间,屋里一共住了六七个学生,每月房租550元。谢鹏的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摆着一张单人架子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窗台上有个盒子,放着一些速溶咖啡、方便面和咸鸭蛋。

梁淑贞一边收拾一边掉眼泪——房间里几乎找不到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床上的棉被是谢鹏刚入学时,梁淑贞在家里缝好寄过来的;衣柜里的短羽绒服是谢鹏从家里穿来的,长款的也是梁淑贞寄过来的。2020年的冬天来临前,谢鹏打电话叮嘱她把长羽绒服寄来,“今年的冬天格外冷,我的衣服都不够穿了”。

《非自然死亡》剧照

他不喜欢过于寒冷的东北。毕业后,谢鹏想去山东青岛,或是更温暖一些的上海。他对未来的工作有过许多畅想,已经有了中意的工作,其中包括上海的中建八局和青岛的一家建筑公司。在一次通话中,他咨询丁博,自己报名碧桂园的管培生岗位是否有优势。丁博帮他分析了年龄、学历和晋升通道后劝他,“建筑公司可能还是更适合你”。他已经写好了求职简历,简历上标注的毕业时间是“2021年6月”。然而,他最终一份简历都没有投出去,“不敢投,怕老董知道”。

延迟毕业的风声来得很早。2020年10月份,谢鹏就私下告诉刘坤,“导师可能想让我延毕”。那时候,谢鹏就已经“认命了”,在刘坤和其他同学都在忙着跑宣讲会、面试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待在教研室里工作。2021年5月,尘埃落地,谢鹏没能参加毕业答辩。谢建业接到儿子的电话,被简单地告知,自己还有工作没做完,需要延毕半年。“我以为就是正常学习的事情。本来还想和他妈去学校问问,又怕他觉得没面子。”谢建业没有多问,他始终相信儿子的为人处世。

但延毕带来的压力比他们想象更重,几乎成了压垮谢鹏的最后一根稻草。同学张诚诚记得,那段时间,谢鹏常常垂头丧气,“提不起劲儿来,话也少”。常常有人发微信给谢鹏,问他:“鹏哥,毕业了没?在哪儿工作?”谢鹏只能如实告知延毕的事情,又赶紧解释:“老师不让我走”,“我是所有延期里东西最全的”。也有同学发微信提醒他,根据学校最新规定,9月份还有申请学位的机会,谢鹏回复:“老董说了12月。后面还有俩大实验,不让走。”

他越来越焦虑。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35岁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红线,一旦谢鹏跨过了这条红线,即使多了一张“双非”学校的硕士文凭傍身,也不见得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优势。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7月份之后,同届的学生毕业离校了。每隔两三天,谢鹏就会打电话给刘坤倾诉,内容依然是抱怨工作的繁重,只是听得出来,谢鹏更着急了一些。在和丁博的聊天中,谢鹏也反复说起,“我的年纪本来就大,再不毕业又要跟下一届的人一块儿找工作了”。9月20日,延期毕业3个月后,他在夜里给刘坤发消息,“我要挣钱,在这快疯了……真××快疯了”。

好在,他终于看到了毕业的曙光。2021年10月底,谢鹏的论文通过了预答辩,只要再完成一次正式答辩,就可以毕业了。

他已经安排好了回家的日程。从去年春节之后,谢鹏就没有再回过家。11月20号,梁淑贞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只聊了两分钟,但语气活跃了不少,“我论文马上搞定了,12月14号就回家”。梁淑贞心里高兴,她给谢鹏的房间铺好了床,这次,一家人可以都住在新房里了。

那时候,谢鹏一边修改自己的毕业论文,一边忙着给师弟的论文找资料。11月22日晚10点,谢鹏还在微信里和同学说:“(师弟的论文里)清单图清单变量注释都没有,参考文献也没有,那个目录也没有中文的,页眉页码也没有,全是我给他整的。”他急着在毕业之前把师弟的论文辅导完,以免再生变数。

这是他最后一次熬夜,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黎明。

_(文源自__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2_期。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谢建业、梁淑贞、刘坤、张诚诚、李斌、丁博为化名。)

排版:西西/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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