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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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8期
作者：李响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上图左起：博古、王明、周恩来
“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这是曾经的延安知识青年司马璐的回忆，被党史学者郭德宏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王明年谱》中。那是1938年春天，王明34岁，刚刚结束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工作回到中共大本营。※※※在机场迎接他时，把他比作“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熟读马列经典，帅气聪明，口才卓越，浑身散发着苏联的金光，在“土八路”领导人中鹤立鸡群。郭德宏说：“在当时的延安，※※※是政治权威，王明是理论权威，周恩来是美男子，这三个人在青年中是很受敬仰、很有魅力的人物。”
这也许和现在人们心中的王明形象有很大不同。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孔，如同《王明年谱》的封面，只是黑暗迷雾中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1949年之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消失了，曾红极一时，如流星般耀眼而迅速寂灭于时空深处。
失误和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学术研究盛年的郭德宏对王明产生兴趣。“中共党史上这么多犯过错误的人物，材料大部分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王明不同，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犯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的谜团。”郭德宏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幸运的是，当时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时光，学者几乎可以看到想看的一切档案。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很羡慕郭德宏等前辈学人，“只有极少数学者抓住了档案开放的黄金时间。”
档案馆把与王明有关的几乎全部材料都拿出来，交给郭德宏和他的合作者、《红旗》杂志编委周国全。“材料很多，非常不成系统，有的一大篇材料中只有关于王明的一句话。一个1942年就被打倒的人，谁会给他保存系统档案。”郭德宏说。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说：“党史不仅是毛刘周朱这些开国者的历史，也是失意者的历史。梳理失意者的历史，才能看出党史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失意者也同样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无论他们的失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郭德宏在错综复杂、零零散散的材料中，一点点抽绎王明的人生脉络。1995年，他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和书刊，远东研究所还送给他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不知不觉，郭德宏在王明身上投入了二十多年时间。他的扎实态度使他获得王明家属的信任，王明儿子王丹之送给郭德宏一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是由王明妻子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以及王明的一些单篇回忆录。
72岁的郭德宏身体状况欠佳，长时间住院疗养，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这么多档案资料，大部分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我垮了以后，别人可能就看不到了。我得抓紧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材料印出来，提供给需要的人去阅读和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88万字的《王明年谱》。
27岁的领导人
王明受到批判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布满负面评价，只有他的少年时代是“干净”的。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在武昌读书，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假期回老家时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注意，扬言要抓他。王明的姨夫得到消息，连夜送来盘缠让他逃到武昌。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开端一帆风顺。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大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对他格外器重。王稼祥在批判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对王明的火箭式上升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王明1929年回国，带头批判李立三错误，“立三路线”是左的，而王明的批判比之更左。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都是在苏联形成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激进，他也亦步亦趋，比如提倡平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赤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等。
1930年9月中共召开第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主导了第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青黄不接，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曾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斥，领导层需要换血，而王明等人作为新鲜出炉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当初苏联吸纳他们去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培养骨干。那一年王明27岁。郭德宏说：“看待历史人物时可以多一些理解，一个刚刚27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他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难免的。现在的年轻人27岁时在干什么？”
王明最早提出纠左
“提到王明，我脑海第一个蹦出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一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发言《两条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二是自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套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倾）、张国焘，然后又是王明（右倾）。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甚至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说，关于王明，她印象最深的说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郭德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王明路线“统治党内四年之久”，是从1931年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算起，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由《王明年谱》列举的多方面史料，可以清晰看到，1931年2月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增补为常委，10月在共产国际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有半年，其中还有很长时间由于被悬赏抓捕东躲西藏，无法正常工作。”
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苏回国，王明在苏联整整六年。王明出国后，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他鞭长莫及，权限也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冠名为“王明路线”，非常牵强。
由《王明年谱》整理的文献可以看出，王明本人从1933年思想就开始转变了，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评博古及临时中央的左的政策，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在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等。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郭德宏强调，王明的转变是由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运用他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宣传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的是‘工人阶级无祖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物质上、理论上都给予中共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共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的“右倾错误”
1935年7至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参加会议后，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1935年6至7月间，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
这也许是王明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八一宣言”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苏联，来到延安，衣锦还乡，意气风发。很多人认为，王明回延安是共产国际专门派来向※※※夺权的，当时※※※刚在延安巩固了领导权，他的独立自主态度也令共产国际不爽。从《王明年谱》可以看到，在苏联的六年中，王明多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战，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无法实现，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才得以安全入境。王明并不是“赶在”这时回国，而是条件刚好在这时成熟。至于回国后他要起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说法主要是帮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有一种说法是让王明在理论上“帮助”※※※，在共产国际包括王明本人看来，※※※在军事和政治上很有能力，但是理论薄弱。
到延安不足一个月，王明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引述了张国焘的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实际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
王明有没有想过要“斗过”※※※，是值得商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发言为他的“右倾错误”埋下伏笔。他提出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后来被指为右倾投降主义。王海光说，王明提出的三个“一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有约束，建立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中共作为弱小的一方，强调我们是合作不是投降。”跳出中共党史范畴，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对抗日大局颇有功劳。
1937年底，为了便于推进与国民党的抗日合作，王明、周恩来等人赴武汉成立长江局，直至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一直在武汉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王海光说，在抗战初期，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为维护抗战大局做出相当大贡献，但是后来批判他时也就墙倒众人推了。
王明的这段经历，曾经被指为“把持长江局与中央分庭抗礼”。有几大标志性事件证明王明“对抗”延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延安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立即重新起草一份，王明在国民党会议结束后才把新电文送达。郭德宏说：“王明在共产国际‘太上皇’当惯了，以前他想发什么文章发什么。在长江局时，90%以上的文章都请示过延安，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请示，但延安无法接受。”
还有一件事是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的文章《论持久战》，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呈现了学者郭国祥、丁俊萍的解析：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关键时刻，社会上需要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论持久战》指出的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不合时宜。8月下旬，当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王明马上就为《论持久战》出了单行本，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将它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
※※※直到1958年成都会议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在陈伯达发言时，他几次插话批判王明：“他从国际回来……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他不登，说太长……出个小册子解决……我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卖，你有什么法子？”
医疗事故引发的中毒悬案
王明大概是党史上唯一一个两次为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一次是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清算批判两次“王明路线”，构成了延安整风的重要导火索。需要整肃的不仅是王明路线，还有延安崇尚苏联、洋理论、“言必称希腊”的风气。
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邓力群回忆：“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邓力群和绝大部分听众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整风的矛头很快明确指向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作为“左倾路线”继承者和发展者的博古、张闻天都在延安做了彻底检讨，而“创始者”王明始终不肯“老老实实认错”，无论※※※私下找他谈多少次，大会上多少人向他“开炮”，他仍然“推卸责任”。至于右倾错误，韩钢认为，很可能是为了批判王明建构起来的。“中共历史政争与权争交织不清。”
1944年，整风运动已经接近收尾。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再次系统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不能理解这些错误，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指三十年代初苏维埃时期）……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不管王明认错与否，党内已经对他两次路线错误做出结论。1944年7月16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王明遭遇汞中毒，1948年6月因护士拿错药再次中毒。两次中毒使王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长期卧床。他至去世仍然坚信，是※※※指使人下毒害他。之前许多学者认为，中毒是王明捏造出来诬蔑※※※的。郭德宏综合1943年延安医生写的医疗总结，和最新的研究考证成果，证实王明确实中过两次毒，但都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师徐进说：“王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了，※※※怎么可能用这种手段害他？”
至死不认错
1948年底，王明出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与谢觉哉等开始为新中国立法工作做筹备。从这时至1950年参与起草《婚姻法》，王明充当了“立法大臣”的角色。有人说婚姻法是他一人口述秘书记录的，还有人说婚姻法根本不是他起草的。韩钢说：“关于王明参与立法的材料，披露太少，史料少，也就无法对王明的作用做出评判。王明研究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出版、发掘和整理史料。”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王明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肯定※※※的报告，但这个发言与会者都不满意，因为他没有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王明又做了一次检讨发言，据杨尚昆回忆：“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点仍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二中全会最后决定让王明写书面检查，他不肯写。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再次提出要王明写检查，王明称病不写。1955年，※※※又一次提醒王明写检查。王明说自己得了严重胆结石，希望手术后再补课。这期间他的肝胆炎确实恶化，几次住院。
王明深知书面检查一旦写了就是铁板罪证永不翻身。早年的同学同事常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斗争过瞿秋白李立三，两次迫使瞿秋白写书面检查，现在他体验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他的“错误”已经过去十余年，检讨之路远未终止。
1956年初，王明似乎决定结束这一切。他去苏联治病，从此一去不返。晚年他写了大量攻击※※※的诗词、文章和回忆录，临终时写完《中共半世纪与叛徒※※※》，在苏联出版。1981年作为内部读物引进大陆，改名《中共五十年》。这本书有大量不实之处，但郭德宏还是在《王明年谱》中屡屡引用，也许是为了给王明一个“自辩”的机会。
郭德宏说，很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一部这么厚的著作。他自称年谱不同于传记，没有什么可读性。其实稍微翻阅一下《王明年谱》，就能体会到这本书与一般的年谱有很大不同，用韩钢的话说，这是一本“带有学术回顾性质的年谱”。郭德宏不仅详细梳理了王明的生平活动、思想理论，也把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回忆录都融合其中，引用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众多学者及当事人的说法和评论，往往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对立，郭德宏一一呈现这些观点，但不做出评判分析，把空间留给读者，这赋予这本看似枯燥的年谱以极大的“可读性”，使一些有“定论”的问题又有了探讨空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说：“王明身上有很多油彩，《王明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剥去油彩了解更真实的王明。”这也是郭德宏编著此书的初衷。然而，读者恐怕不会很容易有拨云见日的感觉。王稼祥、师哲、杨尚昆、沈泽民等中共元老对王明的回忆中，不时可见“阴险，傲慢，顽固，独断专横，野心，丑恶灵魂，居心不良”等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断语。黄道炫说，王明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中共党史叙述有这样一个倾向，当一个人倒霉之后，所有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责任都归结于他。后来人在研究和阅读时会发现，一切材料、论述都指向既定的结论，越看越板上钉钉。”如果不去除成王败寇的思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反而会加深误解。黄道炫承认，“这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要求比较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开玩笑地说：“可惜的是王明没有留下日记，他的心路历程我们无从知晓。”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他是客死异乡，也可以说是魂归精神故里。他在苏联学习和成长，确立一生信仰，他在这里得到的赏识和认同，比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多。
王明埋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公墓中长眠着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人士，包括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乌兰诺娃、米高扬、赫鲁晓夫……王明和他的妻子、女儿，是这里仅有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