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火能否延续？专访步入中年的六四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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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过去，那场血腥镇压已从下一代的记忆中被集体抹去。然而，推动中国民主化火苗仍在传递。ABC中文专访了多位散居海外的六四亲历者、幸存者和见证者，谈他们的民主理想、现实落差以及对年青一代的寄语–“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1989年6月5日上午，22岁的方政在积水潭医院四楼会议室的地板上睁开双眼，他以为自己“被一群天使环绕在身边”。

一天前，他跟随最后一批从天安门广场撤退的学生跑到两公里外的六部口，呼喊声在烟雾弹和军车的行进声中此起彼伏。眼看又有人在烟雾中倒下，要去救人的方政被坦克从身后撞倒，履带无情地碾轧过他的双腿，他在失去意识以前感觉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方政，六四早晨在北京六部口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至今仍在为天安门广场屠杀作证。

苏醒后，失去双腿的他躺在距离广场20公里外的医院里，一群身穿白袍的医生围绕着他，表情凝重。麻药导致的眩晕让他以为自己遇见了天使，那一幕在他的记忆里“特别梦幻”。

“失去意识前我就知道我的脚会没有的情况，因为我看见腿前面都是骨头，当时我还是清醒的，”方政告诉ABC中文。

“醒来以后的冲击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医生也很惊讶，说我好像那么平静，坦然……”他说。

当时，来自安徽合肥的方政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三十年后，回忆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89年6月3日晚武力镇压学生的亲民主运动时，方政的语气依然平静。

三十年来，他还结识了其他几位因遭受坦克碾轧而受伤的见证人，他们分别来自青年政治学院，以及北京钢铁学院，但方政说，迫于政治压力，这些受害者害怕公开说话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在当今的中国，严格的舆论和网络审查让许多年轻一代对六四一无所知，渴求讲述六四的人和渴求了解六四的人一样举步维艰。随着像方政这样的六四见证者已慢慢步入天命之年，坚持当年广场上精神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周锋锁：“经历者也会老去，也会死去”

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在美国坚持参与民运的周锋锁是当年帮助方政申请政治庇护的几名热心人之一。他对ABC中文表示，从当时的政府决定“用坦克和机关枪”镇压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暴力无法令人信服。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们成功了。

时间在流逝，八九民运一代在老去，当年广场上学生期待的实现中国民主改革现在看来似乎已越来越不可能。

一如三十年来的每一个六月四日，许多人在海外纪念六四屠杀之时，天安门广场上却不会出现悼念者的身影。

在现实的逼迫下，周锋锁和他的同伴们也在寻求新的办法，他们筹划五年内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纪念馆，以弥补三十年来只有亲历者现身说法的不足。

“实体的纪念现在相对来说比亲身经历更重要，因为经历者也会老去，也会死去，但如果留下一个博物馆，起码未来的人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周锋锁告诉ABC中文。

但周锋锁承认，眼下的事实是他们需要更为艰苦的努力。当下的中国年轻一代在防火墙内接受教育，他们整体上对于当年广场上学生所号召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太多兴趣。中国的民主星星之火面临无人传承的危险。

一群记者于1989年5月17日摄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中。

今年四月，一首在1990年发行的广东话流行歌《人间道》在中国境内的虾米、QQ音乐和 Apple Music等全部网络音乐商店被强制下架，仅仅是因为歌词含蓄地和六四有关。

对于六四，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屠杀，也没有进行公开调查。直至今日，究竟有多少人在事件中的死亡、受伤或被监禁，众说纷纭，仍是一个谜。

丁子霖教授牵头在六四中丧子的家庭而组建的“天安门母亲”组织统计，在这场屠杀中丧生的人数为202人，这个名单上包括死者的详细姓名和死亡地点。但多年来，“天安门母亲”不断遭到噤声，他们甚至被禁止在清明或纪念日前后公开悼念自己的孩子。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天安门母亲”也在慢慢老去。ABC中文在今年清明节前夕曾致电丁子霖教授，她在电话中婉转向关心她和“天安门母亲”的人表示感谢，但她表示由于一些原因，不方便接受采访。

周锋锁，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

王丹：庆幸仍有人和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三十年来，画像中的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眺望”，广场上已没有任何装甲车和坦克的印记，有些学运领袖至今还在呐喊，但他们同样需要面临现实中不堪的一面。

“我们这21个人[受通缉的学生领袖]里边有两人现在走上和中共合作的道路，整体比例说实在的还是很小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周锋锁说。

作为当年在广场上最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告诉ABC中文，现阶段是非常艰苦的时期，因为仍在坚持的人的力量和中国政府的力量相比太过悬殊，但庆幸的是，仍有人和他一样“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本来我们当初追求的民主就是允许每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甚至也有选择做坏人的自由，”王丹告诉ABC中文。

“我不会为此感到痛心，我比较关心的是我自己能不能坚持，”他说。

王丹坦率地承认，中国在这些年的经济成长很快，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物质成长，而是跟腐败和专制勾结在一起，“早晚会出问题”。

“如果政府当年采纳了学生的建议，把反腐败把政治改革跟经济改革一起进行，就不会是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我们的话是要在没有腐败的情况下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王丹说。

“当年我们毕竟曾经为国家为社会去努力过，也许我们做得不好，也许我们没有成功，但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我们为它曾经奉献过，这一点我非常的骄傲，”他说。

吴强：反思为何没能凝聚上一代和下一代

吴强如今是资深的中国社会运动评论人，1989年他只有18岁，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当年6月2日，他听说木樨地出了一起事故和军队的车辆有关，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场，返回校园。之后，他在睡梦中被宿舍走廊的脚步声吵醒，他才意识到，广场上出事了。

时隔多年，吴强回忆道当年的镇压，他认为“共产党当年的成功镇压”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这导致世界各地每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纪念本身”，没有通过反思形成一个能够凝聚上一代和下一代，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没有达成“新的共识”。

“中国知识分子也好，中国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也好，我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子一种反思性的运动，能够团结起所有的人，包括中国的公众，我相信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吴强告诉ABC中文。

除了民运界和知识分子面临这种窘境，近年来，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到底要怎么跟中国打交道？吴强说，六四以后，国际社会也没能解决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谈人权不行，谈这个不行，谈那个不行，都失败了，但我相信政治责任才是最关键的，”吴强说。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两次群众抗议活动：1989年的抗议活动（左）及1919年的抗议活动（右）。

但吴强说，如今的年轻一代不了解六四并不代表没有希望，因为当年的学运不在于学生对所谓民主的追求，而是在于少数的学生的坚持与号召。

“只要几十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513绝食也是类似这样，十几个学生发起这么一个行动，”吴强说。

“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成功的模式，一个模范，这种无政府主义其实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既是六四三十周年，也是五四的一百周年。”

曾经声嘶力竭的呼喊–“改革政府”、“自由民主”–震彻苍穹，拭去血迹的广场只剩下沉默。今天，许多大陆年青一代甚至无从得知，三十年前曾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热血青年在中国的心脏被国家机器碾压消逝。在澳大利亚，四万中国人因为一万公里外学生的流血得以留在这片南方大地，开始新的生活。可是三十年后，仍然愿意公开纪念“六四”的人已然寥寥无几。抛光历史，不忘苦难。“六四”三十年祭，ABC中文推出系列报道，回首当年热血沸腾的广场以及回声渐弱的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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