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疆红卫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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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其实算是红一代红卫兵，所谓的“革干”后代，看这种人“重述”自己在文革中的心态和观察，作为对照，挺有意思的，所以摘录在这里。

本文摘自：《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 作者：周涛 朱又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从北京到新疆

入疆

我们家1955年从北京搬到新疆。去新疆的原因，据我父亲说，在北京生活好像钱不太够，拮据吧。他那时候在北京挣90多块，我母亲50多块。四个儿子，一个奶奶，还有我姑姑家的女儿当时也在我们家，尤其在外国语学院里显得我们家就很穷。外国专家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是四五百、三四百或二三百元，我们家父母两个人合起来才才一百四五十块钱，他觉得养不活我们几个。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隐约听说他当时和校长有矛盾，处得不好。

正好新疆成立维吾尔自治区，要从北京调上千名干部，我们家对门也是个老革命，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当过团政委，他也一起到新疆了，后来当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那都是算混得不好的人。混得好的不来新疆了。

和我父亲一块来新疆的，有李克全、谢良英、孙辰。谢良英后来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孙辰做过阿勒泰地委的秘书长，后来人垮了，他老婆是阿勒泰地委宣传部长。这些人都是外交部系统的，都是“三八”式干部。

这些从北京过来的都在一块住，几乎是门对门。当时来新疆是报名还是组织派的，说不清，他们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真实地告诉我们了，也不一定。

当时小孩都说去新疆特好玩，骑着骆驼上学，不愿意在北京呆，在北京没有意思。刚开始听到去新疆还高兴，但是隐约也有一丝犹豫，北京毕竟是首都，那么小的时候也知道，但是还是觉得到新疆好玩。

从北京到新疆的火车上，我跟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到了新疆能不能给我买一匹小马，我把它养大一点骑马上学。我父亲当时含糊地应着，其实也不可能买马。

火车坐到星星峡，谢良英拿来哈密瓜，哈密瓜很甜，把手都粘住了。从那里换上汽车，车头上全架着机关枪，一个车上一个班武装护卫，因为当时有乌斯满土匪袭击，就这样一路上稀里糊涂来了。那时候我九岁了，小弟弟才不到一岁，是在怀里抱着来的。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家就被安排暂时住在西公园里，当时西公园里有一个长房子，外面带长廊。快到秋天了，满地有落叶，显得萧条。住了一段时间，就等着分配工作。我母亲和父亲很快都分到自治区党校了。刚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没有明显感觉到从大城市来到小城市的感觉，毕竟那时候还小，不太懂。在西公园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跑过来问我说，你是北京来的吧，我说是，他说我也是从北京来的。我当时觉着他有点吹牛，因为看那个样不像北京来的。那时候知道从北京来的人身份高，居高临下地觉得这地方人不行，我不相信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秋天就搬到党校院子里住下了，我到院子里玩，第一个见到的小孩叫做沙英。这个人也牛，那时候他穿了一双蓝黑色的翻毛小马靴，一条黄呢子军裤，戴着一个像俄国人的小帽子，长得非常英俊，有精神。他是回族，我们熟了以后经常在一块玩。我们也有矛盾和冲突，也互相打架，但是感情还不错。他父亲名字叫沙国炎，是翻译，会维语和俄语，1962年的时候时他们到伊犁去了。他们家在伊犁的时候，我上初中，那小子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想念老朋友，还抒了一点情。我当时犹豫给他回不回信，班长跟我关系比较密切，我给他看了，他说不要给他回信，谁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呢，再加上当时伊犁边民外逃的事，我就没有给他回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新疆后的第一场大雪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家的门是往外开的，早上起来开不了门了，爬到窗户上一看，雪已经堆到窗台那么高了，雪把门堵死了，从窗户里爬出去把雪弄掉才能把门打开，大雪封门，新疆冬天确实可怕。

边城

乌鲁木齐好像跟我一起成长，我9岁来的时候，它二三十万人，是一个小小的边城。当时主要的街道就是大小十字、南门北门。乌鲁木齐的东面到东后街就到头了，西面过了西大桥就差不多完了，桥那边有十月拖拉机厂、新疆日报社等一些单位，但没有形成规模。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路那边发展起来了。现在乌鲁木齐比50多年前我刚来时扩大多少倍了，现在变成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乌鲁木齐就是一个山窝子，叫蒙古语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有一次坐电缆车上南山，站在上面往下一望，美哉斯府！就感觉到这真是一块胜地，我想，不管是成吉思汗还是哪个英雄人物，带着兵马第一次站到那个山上往下望乌鲁木齐的时候，肯定会发出一声赞叹，这个是可以建城立业的地方。那个山窝子几面环山，形成这样一个相对背风的地带。南山的每一条沟都是一个风景区，沟壑如画，山地草场，山中流水，出山水清，松林密布，遍地野花，漂亮极了。

乌鲁木齐是干爽的高地，这些年春天和夏天雨水比原来多了。但它不像内地那么季节分明，每年春天来得晚，三四月甚至五月树才绿，从三月一直到九十月，半年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季节，没蚊子，夏天凉爽，晚上坐在院子里面泡一壶茶，摆一盒烟，两三知己，月下闲聊，真的是人间天堂，葡萄串就在头顶上，摘下来冲一冲就吃，西瓜就在床底下，搬出来切开就可以吃。这里算是半年冬天、半年夏天。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到来年3月，五个月是冬天，虽然时间稍微漫长一点，好在冬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尤其是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扫雪机当天就把大街打扫出来，外面虽然冷一点，家里暖，比江南冬天舒服多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乌鲁木齐气候简直受不了，春天积雪融化，没有柏油路，甚至很少有石子路，满地化雪化得没法走路，到处是黄泥，非常悲惨。夏天好了，冬天下雪虽然冷，但乌鲁木齐比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这些地方稍暖一点，不是那种戈壁滩，山窝子挡了点风。

乌鲁木齐过去还有一条乌鲁木齐河，现在没有河了，干燥。我来的时候河滩发大水把学校都淹了，整个河滩路就是乌鲁木齐河的河床，它是季节河，一到发洪水的季节还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上的小学于是就搬到南梁去了，南梁地势高。红雁池水库把水拦住了，河水变成了渠水，现在也看不见了。乌鲁木齐缺一条河，这是它的美中不足。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乌鲁木齐，北门外和南门外就是出城了，都是一片荒地。南门外当时有南梁，主要是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聚居区。现在乌鲁木齐的民族成分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等等，主体民族有八九个，但以汉族为主，其次是维吾尔族。南门、二道桥以上基本上是维吾尔族人的聚居区，这边往北是汉族为主体，中间也有穿插，但是主体格局在历史上就这么自然形成并延续下来了。

我刚来的时候，9岁、10岁左右，从建国路的家到南梁上学，一个人晚饭以后往学校走，路上走很远，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民族找事欺负你。那时没有一辆公共汽车，只有六根棍的马车做交通工具，马车就是出租车，给上五分钱一毛钱说到哪里就可以坐。但那也是很奢侈的，我们也很少坐，坐不起。在石子马路上，市场会碰到转场的牧人把潮水般的羊群缓缓地赶过来，淹没马路，牧人骑在马上，大夏天还穿着皮袍皮裤。

那时中苏友好，苏联领事馆就在那里的文化厅院里。那一带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还有不少俄罗斯“二转子”，就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结婚以后生的孩子。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每个班里都遇到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特点是比同龄人体能好得多，只要有那么一个家伙，你这个班不可能跟他比，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五六个汉族同学打不了他一个，但人家基本不打人，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强，混血儿吸收了两个民族的长处。

老满城住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清朝新疆的主要领导人、贵族和军队驻扎的地方，住的是满人。那时迪化城南边是回城，北门这边是汉城。

满城那边是一些院校，以教育单位为主，八农（八一农学院，后来改名为新疆农业大学）占领和改造了满城，那里遗留了满人种树的好习惯，那块地方树长得好，满族贵族在那里生活，那是风水很好的地方。同时，新政权来了以后，七一纺织厂改造成水磨沟。

水磨沟是避暑胜地，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一到夏天坐马车、骑马，带着帐篷都到那里去住。水磨沟水好山好，山林也好。纺织厂建在那里，就改造了水磨沟。八钢改造了八钢那块地方，铁路局改造了北京路。原来一片荒滩，现在成为乌鲁木齐很好的地方了。

学校

到新疆后，我转学转到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的很高级，住宿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是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等于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包括很多大干部、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在北京我上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接着上。

在学校住宿一两个礼拜回来一次，礼拜天还要返校。我穿的毡靴，是白毡子做的，满街卖的有这种羊毛毡靴，只有穿毡靴脚不冷，穿皮鞋不行。但是到春天化雪了，毡靴变成了“吸水龙”。

……

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赵树理的女儿，赵树理把她赶来的。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姓高，长得很清秀，很漂亮，但是他和王就是两种感觉了，他是体育老师，但是他看起来有女气，大家不太崇拜他，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老师。

我当时是大一，刚进学校，胆子还是没有打开。当时我对她有两个错觉，一个是她的穿着打扮是全校少有的时尚，与众不同，别人都不敢穿，她是大地方来的，给我造成的感觉是她像是个资本家的女儿。我母亲跟我说过，你找农民工人家的都行，但就是不能找国民党、地主、资本家的，说我跟他们闹了一辈子，你跟他们结亲不行，这是原则，所以这个我牢记在心。我母亲很正，是干部科长，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当时看她就像资本家女儿，所以我也就没有动心。

这个人在乌鲁木齐“文化革命”后期那段，是名气很大的女人。后来我跟她也有一些接触，发现我当初不找她也是对的，她不是我能够驾驭得了的女人。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她不是个省油灯的人物。我和她不是一类人，她只是欣赏我的才，运动好，风流倜傥，我们气质当中也有一些是合拍的。但是她后来发展得厉害，我跟不上趟。她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人家是更高的圈子里的人，所以我没找她也是对的。

……

到了1970年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一个她到农场劳动以后人也变化了，昔日的娇艳没有了，黑了，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再一个是老不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庭当时垮了，她倒不在乎，但是我可是有变化了。

我当时觉得娶美女是公子哥的特权，你有余力才可以娶美女，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家破人散，这时候我压力太大了。

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这个时候我在婚姻上问题上就有想法了，跟她就是为了满足一个才子佳人心理，问题是才子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才子必须在家庭地位有保障的情况下，佳人也必须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才体会到社会对人造成的灭顶之灾，要生存，要重振这个家庭，只有靠我这个力量，我这个力量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那时候马文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这时候才想起这个事来，这是个救命稻草。

那时候我知道她父亲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这符合我的基本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家伙总的来说大学四年可以明显感到，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她这个人比较大器，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大家都对她很尊重。但我没有往男女之事上想，她年龄跟我差不多，我要找年龄比我小的，不找跟我年龄一样大的。当时这是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行为，谁知道机会主义能不能行？

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我就感觉到马文身上一些东西比我成熟，更贴近一些，慢慢就有这个倾向，开始向她转移。

后来接触接触，我也不太满意我相恋的那个女人的家庭，她老家是山东，她母亲离婚又改嫁，她是母亲带过来的，那本来就是一个残破的家庭。

这样一来，我慢慢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就有点矛盾了。但是你没法跟她断。她不干，你说断她就不会断，她不势利。我跟她断掉，对她打击太大了。我本来不太忍心，但是如果我跟她好下去，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跟她断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

断了以后我就跟马文了，马文没话说，她就一条，看她父亲同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主要是跟我父亲有关系，不愿意马文跟我组成家庭。马文就跟她父亲明确说，如果你不让我跟他好的话，也行，我听你的，但是我一辈子不会结婚。他爸一听气傻眼了，也知道她说出来就能够做出来，最后就默认了。

我跟阿黄商量了半天。阿黄就是我们班的黄公度，现在是深圳电力公司的老总。阿黄反对，说原来那个女的多好。但是我去意已决，让他把马文叫这个房子来。我和马文根本没有什么预热，她没有说不，如果说不就算了。

那个女的后来转到另外一个农场了，巴音郭楞乌拉斯台农场，更远了。我跟她断开这件事，对她打击肯定大。因为我跟她好的事在中学生里盛传了，这个事毫无征兆，说变就变，也是惊天动地，没有人像我这么折腾。我给她写信，当面说不出来。她没来找我，就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身内疚。

我很快在1971年就闪电式结婚了，结完婚不到10天我和马文就一块去伊犁农场，没有住在一起，农场是把男女生分开的。、、

……

马老太总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态度，她老是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很不满意，1988年授衔我错失一个机会，领导让我到下面任职，说你当一个副主任吧，我当时听了一些错误的传言，没有去任职，结果把我给坑了，没有授上衔，成了文职，心情很不高兴，就想转业。当时想回山西了，山西省给我发的电报，“山西省委欢迎您回来”，职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台奥迪车，160平米的房子。**我当时动心了，她不表态，她没有热心，不想扫你的兴，也不鼓励你，她也不想去山西，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临时变了。

后来又想去北京，二炮政治部同意了，但二炮首长不同意，首长说你们从新疆军区调人，每次开会新疆军区领导老跟我们提意见，你们老从这里挖人。

上海是我自己不去了，我考察完以后提了一些条件，有一条做不到我就不去。上海好不好，好，但是我在上海不能坏，只能比在新疆更好，是你请的我，不是我要求来。对方说你先来，然后再慢慢解决。我说慢慢解决不行，必须都实现我再去，可不能你一张口我就去。

包括到兰州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大雪天宣传部长、干部部长都飞过来，专门谈了以后，又变了，找当时的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做工作才没有去。

我退休进北京是够条件的，军队可以给我安排，军队有房子。当时我爱人不去，她说我自己在新疆呆着。她这个人有主见，有定力，不容易为虚荣左右。

我九岁就来新疆了，终老天山是什么意思，你成了新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你固然奋斗一生，你做不到成为整个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作为新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没准儿能行。如果到老了，理智地想自己，我一生没有背叛这个地方，而为它做出了一定的文化贡献，成为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这个地方作为六分之一中国的土地，它还要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将以你为荣。跟一个国一样这么大的地方，你的一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够了。咱们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了，要想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没有机会，大概也没有那个条件，楼台高离水太远很难先得月。

作为新疆的文化符号我觉得还有点可能，我在这儿传世还不够吗？你要想让这个地方永远记住你，你必须死在这儿。你半路上跑了，凭什么人家还老说你，这是一个身后事，我想来想去这个身后事确实得这么做。新疆这么大地方，两千万人，世世代代将来说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人曾经如何如何，他的故事，这一生没有白活。

说不好听的话，大部分人就是过眼云烟，活了一圈，吃喝拉撒睡，工作、睡觉，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然后衰老死亡，跟动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从本质上是一样的。谁能让世界记住他？所以我对艾青那句诗印象非常深，“活着的人就好好活着吧，别指望大地会记住你的名字。”没有一个搞文学的人不想传世，所有搞文学的人实际只有一个心思，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文章千载事，传世是所有作家的梦想，这一条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心里面哪有一个人拿文学当混饭吃的，文学好混饭吗？真正能够留下的，往往是那些非凡的文字。而谁才能是非凡文字的拥有者呢，说不清，谁也不敢说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家怀揣的梦想，就是想用文字让自己传之后世。

为什么我当时在《时间漫笔》里有一句话，让历史受孕，普通人都是让一个女人受孕，伟大的男人让历史受孕。世世代代都是你的子孙，都要以你为荣，那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吗？能够做到很难，但是起码有一条，新疆，它使你的名字接近于传世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是新疆对你是知己，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说士为知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地了解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他们将以你为荣，你为什么不死在他们的身边？

“文革”

串联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一广播，我在新大的操场上就欢呼了。那时我还是大一。我觉得一下子解放了。我反感上学，对既有的教育制度可以说天性有叛逆心理，在中学我就有叛逆心理，到大学仍然不愿意上学。我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作家班和什么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没报考过研究生，都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学习对我起不到什么好作用，我一直反对那个教育方式。那个教育方式始终在扭曲你，你想知道的他不告诉你，你不想知道的他成天告诉你。

我既然觉得整个教育始终没能教到你心坎上，让你感觉到如沐甘露，所以我不喜欢上学，觉得对教育不堪忍受，但喜欢自己看点书。“516通知”一下来，开始闹革命了，炮打司令部，各个学校都停课了，我是真欢呼。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第一批红卫兵，接见的是宋彬彬他们那一批，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

我不是第一批到北京的，开始去的时候还是很讲出身的，把很多出身不好的赶下去了，他们没有资格的串联。我记得我为此还打抱不平，当时出身好的人开会讨论，赶不赶他们，我说赶人家干什么，都去见一见，他们都是学生。有一个坏家伙就要把他们赶下去，说毛主席不接见这些人，首先接见我们。大家就问他你什么出身，他说老子是工人，我说你工人是个球，老子是革干。革干，革军，那时是最牛的出身，我一张口他马上就老实了。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乱哄哄的，大家坐着军用卡车，每个卡车都塞得满满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从天安门广场过去，毛主席拿着帽子挥舞。

关于毛主席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可阅《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站在车上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也激动，但是我看着他们激动，我确实有点自愧弗如，赶不上人家。人家都哭，眼泪珠子飞溅，又跳又喊又叫，哭得简直不成样子。我也不忍心太孤立，也叫唤了一下，但是我哭不出来。

我们在天安门有一个合影，我，还有徐西华、仲胜利、王成戍。现在这四个人中徐西华因为经济问题被关监狱了，他原来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任。王成戍是新疆有色局一个处长的儿子，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内向，唐山大地震给震死了。仲胜利好像在廊坊。这些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整个中国处在一种狂热、迷狂中，我那时候20岁。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我和所有的群众运动几乎格格不入，随俗性差。凡是人们都热心的，我必然是冷眼旁观，大家都干的事我肯定不好好干。有时候可能有个阶段由于某种因素让我参与，但是实际上不行，就不是一个热心群众活动的人。停课去大串联我高兴，似乎合乎我内心的要求，但是实际串联以后也觉得没有意思，一串联，发现那么多人串联，火车挤得水泄不通，上个厕所都过不去，整个车厢都满了，连座位底下躺着的都是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沿路不是人过的。

第二次串联的时候我站到兰州，我本来抢了位置，后来一帮中学生正好挤在我面前，我坐着，他们站着，看着可怜就让给他们了，这样一让就回不来了。

总的来说“文化革命”没有成就，基本上被搞得乱哄哄了，把你的脑子也打乱了，整个社会也乱了，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位置。第一次串联见到了毛主席，第二次又去武汉、南京、长沙等地转了一圈，20天就回来了，以后再没有兴趣去串联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那帮家伙真能折腾，一帮初中小女孩，穿着黄军装，扎着军用皮带，基本上都是干部家庭出身，气吞山河。

北京的红卫兵跑到新大，是在1966年底或者1967年初。他们到全国煽风点火，小分队来到新大以后，因为像新疆这样边远的地方，盖子揭解不开，没人敢反，他们就点火。口号是“炮打司令部、火烧王恩茂”，王恩茂还去看他们。红卫兵把他叫王怕怕，意思是怕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那些老革命谁能不怕吗？

这帮人都是男孩女孩，厉害得很，三句话不对就把皮带解下来，那真是造反精神，一个一个长相都很漂亮，像模像样，可是她们凶悍无比，那是毛泽东造就的这么一代人。这些娃娃现在也都成老太婆了。之前我还挺佩服他们，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记得**北京的红卫兵带来一幅谭力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鬼见愁”。这个对联在新疆也引起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以对联正确占上风。北京红卫兵拿着皮带在新大的主席台上说，谁有观点上来说。当时我的同学夏冠洲那个小子，地主出身，很傻地说他反对，刚上去还没说两句，小女孩一顿皮带把他从台子上打下去。**他过一会又上来了，表示投降，说他同意改变观点，他几秒钟就改变了。很多人在那个场合当众出丑。

这个对联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个对联震撼全中国，凡是同意这个对联的都是出身好的。我最早听到这个对联的时候，觉得它不对，但是我肯定不会去说它不对，因为这个对联对我没坏处，我知道它不对，但是它对自己也有好处，我没有反对。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北京来的学生叫吴丹迪，新疆人把他叫“无蛋鸡”。

关于第一代红卫兵，可阅《为啥第一代红卫兵胡作非为却高官厚禄》

不去长征

后来号召徒步长征。可以坐车也可以走路，走走坐坐也可以，没有人监督，全凭自觉。有些人就是从新疆走到北京的。

我的同学黄公度就从新疆走到了石家庄，我专门写过一篇《阿黄长征记》，就是写的黄公度长征的故事，当时的情景确实就是这样，那篇文章是比较真实的。

阿黄属于狂热分子，革命激情容易被煽动起来。我说你算算你这一辈子，哪个热乎事都没有逃掉，中学时学保尔·柯察金，自我磨炼，自我折磨，自虐，以后又学雷锋，学雷锋又假兮兮，把我们干干净净的鞋都扔进盆子里，拿棍子搅和来搅和去，然后扔到帐篷上晒干。他又爱照相，“文化革命”又串联，然后又搞长征。长征的时候他改名黄长征，意思是徒步也要走到北京去。那时他免费领了大头鞋、皮帽子、大衣这些装备。长征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物资，所有长征的人都可以领全套的装备。

阿黄跑来找我，我说我也去，他说我马上给你领一套，我看那个东西有点诱惑力，但仔细一想，放着火车不坐，从乌鲁木齐走到北京，那我不干。阿黄苦苦哀求，我想来想去这个事死活不干，最后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我那么懒的人怎么可能长征，这不是糟蹋人嘛？阿黄每走到一个地方就给我写一封信，我还给他写了一首长诗赞扬他。他说他收藏了。

很少有领了衣服不去的人，大部分人装样子走到吐鲁番，坐上火车往东走了。

阿黄在路上走着走着碰到新大化学系的一个长征队，他们打着旗，把他也抓在里面一块走。走着走着人家提出来坐火车，他反对，最后人家还是说服他上了火车，坐了几十公里，他越想越不对，就从火车上跳下去了，跳下去再接着走就完了，他是往回走，把坐火车的那一段重走一遍，他太执着了。

当时传了一段佳话，“黄长征震撼长征路”。那时候人们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实际也出了不少事，那些长征的男男女女，很可能让人抢劫了、杀了的，女孩也有可能被人家强奸的。

串联没有留下什么特殊印象，大家到处看大字报，也搞不清楚串联的意义在哪，毛泽东把这些人耍得团团转。可以说，当时全国的学生那真叫“汤浇蚁穴，火燎蜂房”，像蚂蚁洞里浇了热水一样乱糟糟，像火烧了蜂房一样炸了锅，当时毛说啥大家就是啥，但那种激情很快就容易冷下来。

我跑到北京串联的时候，因为想当作家，就专门到作家协会，作协在破四合院里，灰砖房子。我说谁在里面，作协一个年纪在30岁左右的女活跃分子，兴高采烈带着我们，指着说，你看，那是冰心，一个老太太，阴阴的，像地主婆，那是陈白尘，地主，全是死鬼样子。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说话，供人参观。上班的时候他们按时就来了，什么时候批斗完就走了。

我当时没有恶意，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家伙确实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了，死气沉沉，阴，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看不出啥来，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看看作家什么样。结果是那个倒霉样子。全国各地学生都有去看的，我是专门跑去看看作家是什么样。

抄家不是人干的事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闹不懂这事，炮打司令部，揪出来很多领导，但觉得这跟自己好像关系不大，我爹官也不大。

不管怎么说，我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害过谁，整老师的事我根本不参与，哪怕是我不喜欢的老师或对我不好的老师，我也没有报复他们。我恨教育制度，并不恨老师。

第一次我参加抄家，是跟着红促会的人去抄机械局副局长的家，深更半夜跟作贼一样。人家女儿穿着睡觉的衣服，有人还对她企图非礼，人家女儿还尖叫。我没动人家的东西，就是跟着去看了，觉得像强盗，像土匪，像贼，他们还拿人家不少东西。他们把抄来的手表、金银珠宝装了一罐子放到我家，后来他们又拿走，原封不动，我连看都没看。

再乱的时候，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不一样，受的教育不同，家庭影响不一样，我不会作恶，不会趁人之危做一些缺德的事。干坏事的人、心眼黑的人也是少数，大部分人也是胁从。我参加了一次抄家，第二次就再也不去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了，我心想你算老几，谁能管得了谁，我脱离了他们。

我在新大的时候保护过一个作家，叫梁学政，他写了一部名叫《台湾少年之歌》的长篇小说，还写了拳击人物。梁学政是从台湾游过来投奔大陆的。投奔过来以后在厦门大学还是别的大学，后来跑到新大了。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梁学政自杀了两次没死。我想保护这个人，觉得新疆当时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高水平。我提出来以后，正在想这个事，那个人跑到我们组织来寻求我保护。他把所有的剪报、书都拿来给我看，我说，你是真正的作家嘛，我们保护你，有啥事找我们。他有了后台，心里踏实了，对我很感激。

我还保护过包尔汉。包尔汉那时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他被遣回新疆接受批判。包尔汉最开始在八一中学被学生关押，小学生欺侮他，拿着小棍子在他头上敲。我听说了以后就去看看，包尔汉在那儿坐着，我说你就是包尔汉？他说我就是包尔汉，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人民认罪。那些小兔崽子就拿棍子敲他的大鼻子，他鼻子大得很。小家伙就问他，包尔汉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他想了一下，眼睛也不敢正对，眼皮耷拉着，眉毛长长的，说五百。反革命还拿那么多钱？就拿棍子敲他。过了一会包尔汉说，我能不能喝点水？我说给他打点水来，他们用撬开的午餐肉的罐头盒，装了一点自来水，放到那儿。他说能不能给我喝点开水？我说给他拿个杯子，弄点开水喝。小子说，反革命还喝什么开水？我说少罗嗦，打开水来。包尔汉看着我说谢谢你。我这个人见不得别人受罪。我也不了解包尔汉，但是知道他是领导人，即便倒霉的时候，他还是个人物，他不是一般人。

夺权办报

我一开始跟着红促会，后来参加了一个保守派组织“天山公社”，天山公社办了一个报纸叫做《天山战报》，那时我20岁。

保守派垮了以后，我就被一个同学拉上参加他们的“全球红”，我们夺权接管了《昌吉报》，我是总编辑。那时红卫兵到哪个单位把哪个单位的权夺掉，折腾一段时间。

我们把《昌吉报》改成《风雷激》，发刊词是我写的，什么历史潮流、车流滚滚，都是红卫兵那种吹牛皮大话，整版是头头脑脑人物的照片。那个报纸是铅印的正儿八经的党报，不是群众组织的报。

在昌吉报我有一次拉屎，拉着拉着就听嘀嗒嘀嗒，往下一低头是我在嘀嗒血，把我吓坏了，可能吃什么东西把肠子刮破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也没去。在昌吉报我还认识了几个人，以后也没有来往，有一次在乌鲁木齐街上走路还碰到过。

接管昌吉报以后，原来的编辑记者有造反的跟着我们一块干，不造反的就走了，他们到别的组织去干。

我回到乌鲁木齐以后，保守派又死灰复燃了，王怀玉这些人从保守派变成了“红革联”，就是表面打着造反的旗帜，实际还是由保守派组成的，和造反派不一样。那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保守派，打的旗号都是造反派的旗号，是假造反。

最后我又参加了“工促会”，全称是“工人造反派革命促进委员会”，工促会是保王恩茂的组织，头头有胡良才、戴甲弟。我参加这个组织办的《天山工人报》，我是主笔。它是工促会的机关报，和工促会在一个楼上，在自治区党委干部招待所那个小楼里办公，我旁边的办公室是胡良才的，他在自治区当了革委会副主任。

冯大真后来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大真办的是《战声通讯》，当时对红二司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性，冯大真办的《战声通讯》厉害。我当时就感觉到保守派的宣传不行，跟正统宣传的口径一样，人家红二司的宣传五花八门，充满创造性，有活力。

我就主张《天山工人报》要比红二司还有活力，我是五花八门全上，本刊编辑部文章、大块头的社论都是我写，包括漫画，刀枪匕首全上，给红二司留下很深的印象。红二司最重要的就是《星火燎原》，他们当时派袁大头来给我做工作，他和夏冠洲在星火燎原编辑部。他们想让我到他们那儿当副主编。《星火燎原》杂志在新疆影响很大，他们还有《红旗战报》、《红旗评论》都办得很精彩。那时候没有人管，想说什么说什么。那时候八一中学办《东方欲晓》杂志的张军写了《伊敏诺夫在新大》，肖陈配的漫画。褚远亮两口子也在那儿，褚远亮也写不了什么，他老婆王悦能写。当时我给他们讲，我找到一个素材，讲得滔滔不绝，兴高采烈，结果褚远亮老婆听了说太好了，这个稿子我别写了，她来写，我说行。最后她的特写写得很好。

那时候办的打派仗的报纸，差不多三天五天出一张，在街上卖着，我还卖过报，被读者抢购一空，《战声通讯》和《天山工人报》给红二司的宣传造成对抗。

我那时候给权宽浮改过文章，权是新疆作协的专业作家，他写的《牧场雪莲花》选到课本里。他跑到我们编辑部来，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长得文弱，黑，但是人很好，很谦虚，坐在那儿说，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伟大论断发表十周年，本报要发编辑部文章。然后大家就胡吹一通，让权宽浮写，他确实写得不错，题目叫做《东风压倒西风》。我想，东风压倒西风人人都知道，我说老权，我斗胆给你改一下题目行不行？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家已经是全国崭露头角的作家，当时在新疆已经相当厉害了。我就跟他说改成《祝东风压倒西风，让红旗插遍全球》。他说改得好，这样题目也长，也压得住，算是一字师。权宽浮后来调回西安，也没有什么声息，之后去世了。

办群众组织的报纸时间有一年多，再加上接管《昌吉报》，从1967年到1968年，这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文字，走出学生腔，文字里有了现实生活的气息。

原来我中学时的那些札记都让小弟烧掉了，床头有一个烤箱，夏天不用，弟弟就把十本札记放在烤箱里，到了冬天该生火了，忘记拿出来，还在烤箱里放着，结果给烤得酥酥的，一点都没留。写得非常活泼，有打乒乓球的，还有高三时社教的，还有写的诗，完全超出中学生水平了。

我在社教当中不是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真正表现突出的是徐西华的老婆欧阳融。欧阳融在班里并不显眼，个子也小，她家是米泉的，到了农村以后就如鱼得水，活跃得很，教贫下中农唱歌，组织这个那个，显得满身是光彩。这个女同学是湖南人，学习也不坏，人也不错，后来和徐西华结婚了。

到农村割麦子，割得腰都快断了，拉屎都蹲不住了，割完一天麦子躺在床上，满眼都是麦子，满眼金黄。我从来没有割过麦子。学校里一个很不起眼的女的，胖胖的农村娃娃，割麦子割得那个快，一个人顶我们三个人，出风头出美了。到后来我也割得不错了，但人家脑子里印象你是少爷，你干活不行，他已经有这个认识了，你怎么干也不行。

1966年前后我写了一首诗，叫《望韶山》，发在《天山工人报》上，到了1969年，当时全国的红卫兵首都红代会编了一位红卫兵诗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是中国第一代红卫兵诗选，正式出版了，我的也选在那里，也是新疆唯一一个入选的。那年我20岁。

红卫兵诗选拿到新大以后学生传抄，我原来有一本，现在找不见了。“登上天山望韶山，拨开重重雾，驱散重重烟，南望韶山几万里，一片金光看得见”。就是写的毛主席故居，有点像古诗词的感觉，是古典五言七言诗化过来的。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在全国发表。诗选里有好几首是白桦的诗，如《放开我，妈妈》。红卫兵诗选中我用的是笔名“东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后来张军跑到我们工促会来聊天，聊了半天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最后他憋不住了，说《望韶山》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写得好。我们这样就认识了。《东方欲晓》杂志的发刊词是我给他们写的，我最会唱红卫兵高调，反正是胡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类的。

“文革”当中，实际对我有一点锻炼意义的是办报，我20岁就会办报，跑印刷厂，卖报，包括拣字都干过，对整个一套程序很熟悉。当时的《天山工人报》在工促会那些领导心目中确实是有份量而且能战斗的。我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多人都是新大的老师和各个系的同学，我点子多，主意多，他们谁也比不上我。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不要听他的，听他的我办不了。《天山工人报》实际就是接管新疆总工会的报纸，把我们《天山战报》全套人马搬过来了，那是保守组织的报。那个时候的《新疆日报》是军字号，由部队控制着。

围绕着《新疆日报》还有过一次折腾，二司打的标语写的“军字号《新疆日报》糟透了”，另一派写的是“《新疆日报》就是好”。红促会开大会的时候我还上主席台。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能写，而且写出来的文章有活力，有战斗力，犀利。

乌鲁木齐有很多张报纸，每个战斗队都可以办报，多数是油印的群众组织的报。我办的开始是铅印小报，后来变成对开大报，还套红，当时在新疆也算是几大报之一了。在油运司、五家渠、人民广场，都有卖。没有正常的发行渠道，卖的时候也有风险，让反对派碰见了，就被抢了撕掉。

王恩茂

王恩茂从1960年起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恩茂就受到批判，下台了，乌鲁木齐到处都是骂王恩茂的标语，把王恩茂叫“忘恩猫”。（那时把很多人的名字都改了，把吴建群叫做“污奸群”。）我那个组织是保王恩茂的，但那时我见不上他。

我见到王恩茂是在20多年以后的1988年，我被指定为王恩茂写回忆录，王恩茂那时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防大学编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约王恩茂写一篇长征回忆录，这个任务就交给当时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吕春禾找到我让我写，我说我写不了，我给你推荐个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邵纯。邵纯积极得很，他在博格达宾馆里白吃白喝住了十来天，写出来了，吕春禾一看，什么话都没说。吕悄悄跟我说，咱们不管他了，你跟我到北京直接找王恩茂去。

我们俩就到北京，住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王恩茂当天下午就来了。我们两个人都穿着军装，跟王恩茂在小会议室里见面交谈，还没说了三句半，突然走廊里一阵乱哄哄，门一下就开了，哗进来一伙子六七个人，这些人进来以后把王恩茂拍拍打打，根本不当领导看，王恩茂高兴得要命，没有一点官架子了。

我和吕春禾坐在那儿，眼看一阵骚乱，又不像战友，他们年龄上虽然比我们大，但是也没有王恩茂那么老，特别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大官。关系很特殊，让人纳闷。尘埃落地坐好了，那些人才看到我们俩，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你现在在哪儿？我当时不太高兴，我想你管我在哪儿，可是我一想王恩茂在这儿坐着，我也不好意思，我比较冷淡地说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就这么甩过去一句。他看我不太高兴，说你不是姓周吗？我说是啊。你不是《天山战报》的小周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你啊，结果这伙人我全认识，是原来工促会的那些头，保护王恩茂的。王恩茂一听，说你们怎么认识他？他们说这小子当年在工促会是一支铁笔。王恩茂听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牢记在心。后来王恩茂就说，你怎么没说过，我说过去的事说他干吗。王恩茂从此以后对我刮目相看。

吕春禾让我给王恩茂写回忆录，一共五天的时间，三天跟他胡吹，吹到最后吕春禾急了。到现在任务没完成，净胡吹了！

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了，你少跟我说话，我现在全心全意干这个事。连着两天两夜，我每天晚上写到深夜以后困了直接睡，早晨起不来，吕春禾给我打饭，然后我再接着干，两天以后一万多字文章写出来了。我心里没准，因为长征我也没有参加过，也就是道听途说，我说你看吧，反正写完了，也就这个德性。我大概了解了一下长征的路线，听吕春禾讲讲他听说的王恩茂的一些事，然后在想象中编，其实他们过草地饿得荒，吃野菜，有的人吃了有毒的菜，草地上的灰灰菜可以吃。文章中最精彩的一句是，“草地上的灰灰菜，救了穿灰军装的红军”。

吕春禾拿过去看，看完以后，跳起来了，在空中挥着手，说真他妈是天才，写得太好了。我说你说不算数，听说王恩茂要求稿子严得很，不一定他能通过。他说我跟你说，我通过了他就通过了。

真是这么回事。王恩茂请吃饭，然后又亲自带我们去慕田峪长城。我们坐着他的大奔。回来又看了中美排球赛，他的车直接进了体育场。去慕田峪长城回来的时候，顺义县委书记请吃饭，吃饭敬酒，王恩茂拿着酒杯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没有问题，我替他喝一点。最后王恩茂评价了，说周涛这个人不光是才华横溢，主要是政治上很强。吕春禾回来以后找我谈话，说王主席想让你给他当秘书，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人当不了秘书，我要当秘书就把他害死了。

我没有给王恩茂当秘书，我有这方面的一点自知之明。

王恩茂特别看重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后来王恩茂回来整“三种人”，就把二司全部收拾掉了，该抓的抓，该撤的撤，领导干部里凡是反王恩茂的——汪峰当书记时用的全是打王恩茂的干部——王恩茂一回来把这些人全部换掉了。

我知道自己当秘书不行，搞文字可以，但是我也不愿意搞，我自己给自己写文章多好，干吗跑去给人家写文章。再一个我对现实利益不是太关心，不是太在乎，要是在乎我早去北京了。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舍不得离开。我1988年才42岁，那时候是正团职干部，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那个位置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李慎明就是给王震当秘书，现在全国人大常委，社会科学院院长。

不想给王恩茂当秘书，其实我也犯一个嘀咕，王恩茂当时不知道我是马洪山的女婿，马洪山是“文化革命”中得罪王恩茂的。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在王恩茂家，王恩茂突然间问了我一句，听说你是谁的女婿来着？我说马洪山，他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常到王恩茂家去，他的儿子儿媳妇跟我关系还不错。但我心里有数我当不了秘书，我不会看眼色，不会伺候人。

遭枪击

我写过短篇小说《如鸟飞翔》，写的是一次经历，那是1968年。

八一中学有几个高一的学生，其中一个叫李亚东，喜欢打乒乓球，也还有点好文，稀里糊涂就跟我认识了。李亚东是农二师副师长的儿子，也是从北京来的。

有一天他忽然间跑到我们家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他说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我们一伙人要到石河子打球去，我们的技术都不行，没人能够撑起台来，想把你请出来一块去玩。我看人家专门跑来，不好意思不去，我说行吧，就去了。到了八一中学一看有一个车，嘎斯51，他们抢了不知哪儿的车。

一共大约有11个人，都是中学生，我只认识李亚东。李亚东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下，还有牛孟玉等几个小家伙。我当时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念头，不想去了。人真有预感，不然怎么突然不想去了。我就把李亚东拉过来，跟他说算了，我不太熟，人也不认识，我就不去了。李亚东说你要不去，我就不去了，这样一来那伙人都不愿意了，虽然都不认识，但这一伙人全跑过来集体求我，一定要我去，等于哀求。我心里确实有不想去的愿望，但是架不住这么多人，面子上过不去，真是一狠心去了。

我们上了车，牛孟玉和我都坐在嘎斯51的后车厢，他坐在正中间，车厢铺了一个烂褥子，他在那睡觉，李亚东坐在他那边，我坐在这边。开到铁路局铁三中那个地方，我和李亚东下去找丁铁坤，想把他叫上。结果他不在，路上我还在说，我实在不想去，没意思，反正心理隐隐约约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也说不出啥理由，他说他其实也不想去。

我们又上车后，还没有开出去几步，忽然听见啪一声枪响，那时候乌鲁木齐响枪并不稀奇，但是这声枪响我马上警觉，觉得不对劲，然后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我连头都没回，连动作都没法调整，一下子就出溜下去了，我说卧倒。那些人还不知道咋回事，还东张西望，有的人还探头看。我躺倒了，头顶着车厢板，我说是打咱们呢，我喊停车，黄毛却越开越快。头一声枪响的时候，李亚东就抬头回看怎么回事，那一枪就打在他头上了，脑浆飞到驾驶室外面的铁壳子上，他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其实第一枪李亚东就死了。牛孟玉也起来了，说咋回事，这个家伙本来迷迷糊糊睡觉，他回头看是咋回事，结果被打上了。原来是一枪打在他肚子上了，他一下子就倒了，枪打在他肝的位置，但是他的肝胆一紧张收了一下并没有打中肝，他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车厢后面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就这样没了，就剩下我了，我让黄毛停车他死不停，越跑越快。接下来枪声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我想赶快跑了也行，距离远了就没事了。但是觉得咋不对劲，枪声还跟着走，越走越近，原来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在后面追着，车上有几十个人，全副武装，五六支冲锋枪一直打着，还在车头架了一挺班用机枪。

我的脑袋旁边子弹在飞，子弹打在后车厢上的角铁，从我耳边就过去了，每打车厢板，震我脑袋一下，就像打到我头上一样，无数枪弹通过车厢板。我开始以为朝天打的，后来我听车厢板上丁丁咚咚，我想麻烦了。车里一片鬼哭狼嚎，那些娃娃已经被打中很多了，都在说中弹了，哭着喊着叫唤着。我想真是倒了邪霉，每一枪过去没捱上就算好事，我的胳膊本来伸着，后来一想就马上拿下来。因为是从后面追着打，车厢里面的人还好一点，起码有我们挡着，我是在最危险的部位。我们在靠车屁股的地方，脑袋对着人家的枪，来不及转身。

车跑的时候，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想跳车，车门打开往外看，被一枪打中，掉下去了，最后血流一摊，浓浓厚厚的。

躲过前面那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子弹就算命大了，后来车追平了，解放车高，嘎斯低，人家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孙子拿了一束手榴弹准备往车里扔，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先别扔，这个孙子才没有扔，如果扔的话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就是第二条命拣上了。车超过去了，对着我们驾驶室就打，把开车的黄毛两条腿就给打断了，他一下子爬车上了。旁边的人也被打了，车没有人驾驶了，那么快的速度往前冲，必翻无疑。

正好前面有一个四套马的大马车，装了满满一车砖头，听见枪响以后，车夫就跑到苞米地里躲起来，嘎斯车正对着马车屁股就撞上去了，轰的一声就爆炸了，我以为手榴弹爆炸了。

我一直想脱离这个车，正好机会来了，我于是腾空而起，如鸟飞翔，在空中飞起来以后，砖头在天空中如礼花一般，我穿过砖头在空中拐弯，自己就觉得自己飞起来。我是主动跳出去，弹起来的时候觉得在空中拐弯了一样，而且脑子还想着很清楚，不能掉到水泥地上，更不能摔在马路牙子上，要正好掉到白杨树槽子里，那个地方是虚的，平时还经常浇水，比较软。我正好落到那地方，落地后连滚带爬马上起来找了一个电线杆后面躲起来，心想这样就打不上我。

惊魂未定，一个人拿着二八盒子，一眨眼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一看，你不是那个谁吗？我也不知道他叫啥，但是看这张脸我认识，山羊一样的脸，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比我低两级。他说你不是那谁吗？我说就是，他也叫不上我名字，我也叫不上他名字。我说咋回事？他说你不是三促的吗？我说你不也是三促的吗？他说就是啊，我说那打什么。这才知道打错了。

我们跑过去一看，整个车成扁的了，车门子也打不开，人都软了。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来，把他抬到他们的解放车上，这个人的血已经和头发黏在一起，头上像裹着红绸子，我一看那个人穿着空军蓝裤子，和一双将校靴，死的人是李亚东。

我们一共中弹死伤七人，只有三个人没捱枪，我，还有里面两个小家伙，躲在人后面。后来那个车我去看了，后车厢板打得就像马蜂窝一样，就是我脑袋这一块一颗子弹都没有，真是上天保佑。我回到家里以后不知道自己挨枪了没有，把衣服全脱下来看。我弟弟在门口打羊髀石（羊的椎关节，新疆小孩玩耍的赌博工具），看我面如土色，赶紧往回跑。我吓坏了，拣了条命回来，魂都吓飞了。

那次打惨了，我乒乓球拍子丢了，眼镜也找不见了，车厢板子上都是血，有的人中五弹，最多的人中了七弹。当时挨枪的时候我头脑极其清醒，就像拿冰镇的一样，我想办法要脱离这个车，车撞上马车的一瞬间，车屁股一颠，往起抬很有力量，我借势跳出来了。后来追打我们的人说，你就是跳车的那个？我说就是，他说，这个孙子跳得像飞一样，像鸟一样，在天上飞。

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真是冥冥中上帝保佑了，没有他老人家保佑，当场我脑袋上早打无数个洞了。

武斗时期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

以下为周涛弟弟晓东、晓星协助的回忆——

那个时候居民家里死男孩的比比皆是，哭声不断。乌鲁木齐到处是工事，有些楼门都封死了。

乌鲁木齐武斗的整个格局，南门以北基本是三促的地盘，南门以南是二司造反派的地盘，北门这一块有几个二司的据点，一中、第一师范和八中385。三促在武斗的过程中把一中和第一师范拿下来了，就剩下385了，本来说打完一中要接着打385，最后就没打。385有60火箭炮，往军区大院打。

造反的这些人不会主动出击，他是防守，是文斗，每天大喇叭放的就是造反派的宣传，“打倒王恩茂”。保守派这边也不是天天跟他打，是策划好了以后集中几天打，把对方阵地拿掉。各个单位和各个学校都有保守派的组织，到总攻的那天各个保守派组织一起来打，平时大家分散开各干各的。很多都是抢兵工厂的枪。1967年是武斗最厉害的阶段，武斗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打的时候街上没有人了，老百姓全钻家里了，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听到有枪声，估计就跟现在的叙利亚差不多。但是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并不觉得很恐怖。打死的都是学生，打死也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八中的保守派被385给赶出来，就住在自治区党校的办公楼，那个办公楼的侧面正对着八中，两边经常用枪隔着建国路的街就打。我们那时候小，经常在保守派这边跟他们一起玩，打起来我们就钻到窗户底下看。何志刚还是左撇子扣扳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窗户基本上都已经拿砖头封死了，留下几个小枪眼。大的武斗场面也不多，不打仗的时候开车拿上枪到处玩，有时出去一趟抢面抢油，不抢没吃的。把单位占领以后，他们接管了单位的食堂，把大师傅撵上给他们做饭。那时候是彻底的自由了，无法无天，有枪便是草头王。到了后面就开始抢车了，一开始抢大车，后来抢小车。抢几辆小车自己开上，天热了，开一个敞篷车，几个人拿着冲锋枪满乌鲁木齐乱转。一般还是在自己的根据地，到了人家的地方就挨打了。

互相抢枪，晓东的手枪也被别人抢过，还是一个派的，谁也不认识谁。死了不少人，现在想那些人都是白死的，死得最不值了。打枪时还有群众围观，藏在墙后面看，人的好奇心战胜恐惧心。尤其是半大的娃娃，哪个地方打枪就往哪个地方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死的事。看到被打死的人，从楼里被抬下来。打一中的时候，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支援一中，有人走到半路上中枪了，躺在马路上，但是谁也到不了跟前，他就在马路上疼死了。

武斗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拿大头棒，拿石头，后来就开始有了铁矛子，戴着钢盔，那时候工人最厉害，到拿枪打的时候工人就不行了，转业军人太厉害了，他们会打枪，有值班连，他们都是半军事化的组织。

八野联总是属于这一批的，他是主攻的主力，学生都是一些偏师。到最后两派已经完全整合了，造反派成立一个总的指挥部，把下面大大小小造反派组织整合在一起，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服从。保守派也有一个最高领导级别，下面无数个大大小小小组织，小组织都统一归他领导。到最后等于是两大派，不像一开始，大家散兵游勇，几个人关系好就可以组织，几个观点一致也是一个组织，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都是一种自发的革命热情，到后面就有组织了。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群众组织的事情了。

蛇牌橹子

我从1967年开始有了一支手枪。

这只枪是八一中学的一帮人去兵团去抢枪，叫人家打了一个屁滚尿流，但是得了那支手枪。抢到枪的那个人手被打断了，肚子上挨了一枪，胳膊上挨了两枪，一共捱了三枪。我到医院去看了他。

那次去抢枪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红造部对我写的《望韶山》印象深的人，他是八一农学院副院长的儿子，他又找来了两个跟我同级的，一个是西安公路学院的，叫李小敬，他后来是浙江省民政厅的厅长，还找来一个申秋风，是海南外语学校学法语的学生。申秋风的父亲是兵团基建部的部长，搞援越的。李小敬的父亲是老红军，新疆自治区供销社的副主任，和王恩茂是亲家。这三个家伙跟我厮混的时间不短。这个抢枪挨了三枪的人就是申秋风。申秋风说他这一辈子再不愿意玩枪了，这个枪你玩吧，我说行。枪是蛇牌橹子，德国造，里面还有五颗像花生米一样的子弹。

那个枪也惹了不少麻烦。

我弟弟晓东把那枪拿去了，说他想带一带，我说行，出去别让人抢走了。结果让高级中学一帮子抢走了，最后要回来了。

枪要回来以后，我就装在身上，有时候在院子里打打靶。后来就把它放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八农子校有一帮娃娃在那儿，一眨眼的工夫手枪找不见了。张军认识八农的娃娃，我怀疑就是那个小子偷的，就把那个小子找来了。那是一个小学生，我说你过来，到我这来一下，那时候我们是大学生。我说把手枪拿回来，他说我也没拿，也不知道你的手枪，审了半天审不出来。张军有办法，上去一顿真打，啪啪地打，小孩哭开来了，张军说你要是不把枪交出来我就把你打死，结果他招了，张军说把枪拿回来，这个小孩就拿回来了。到了收缴武器的时候，这支蛇牌橹子就正而八经给上缴了。

1969年我们上天池玩，赵北的弟弟赵南跟我一块去。那时我们都是武装青年，带着枪，上天池乒乒乓乓打枪玩。白天没事在天池里划船，有两个人是石油上的，扑通一个东西掉下来了，掉在船上，船上有水，我拣起来，是一把手枪，很漂亮的手枪，比较大，是二号加拿大，攥在手上特舒服。

我当时想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但害怕一拉子弹掉在水里怎么办，就没拉，我想肯定没有上膛，我就对着赵南的背，正准备扣，心想还是别对人了，稍微偏了一点，一枪打在水里。赵南一下子惊跳起来，说谁打枪呢。

他们往岸上看，以为岸上的人打的，我说我打的。赵南吓坏了，其实我才吓坏了。我原来对着他的背，正准备扣，脑子闪了一下，如果有子弹一枪必死无疑，他要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也得跳下去。从小一个院子长大的人，父母都在一起，他要是死了我咋交待呢。

“文化革命”后期开始成了逍遥派了，他们就跑到天池上把领导住的别墅占着，各个组织都占着别墅，一住住上几天，十几天，又有车，又有枪，就开始享受了，听说他们还把李双江抓起来唱歌。李双江那时候已经唱歌有名了，但是没有后面名气那么大。我们都跟学生组织在一起混。这次差点把别人打死，上次是我差点被别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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