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学大师”文怀沙的盖棺论定应是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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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学大师”文怀沙的盖棺论定应是江湖骗子

·方舟子·

昨天被一则新闻刷屏：“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6月23日凌晨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8岁。”各家媒体的报道都在标题突出两点：“国学大师”（或“国学大家”）、“享年108岁”，似乎就这么给文怀沙盖棺论定了。然而这两点都是假的。文怀沙不是“国学大师”，而是江湖骗子。他的寿命也没有高到108岁这么吓人，而是97岁，他给自己虚报了11岁。

早在2009年李辉就已撰文揭露了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学术成就”和在1963年被劳教的真相，文怀沙本该已经身败名裂。然而在文怀沙的同乡好友易中天等人的胡搅蛮缠之下（参见我当时写的《易中天的“道德飚车”》），以及文怀沙一些朋友的朋友的“证词”迷惑下，李辉反而成了无理取闹，文怀沙继续以“国学大师”、“百岁老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以致到现在媒体还在炒作他是“国学大师”、“享年108岁”。所以，很有必要再系统地揭露文怀沙生前是如何骗人的。在李辉揭露之后，又有新的材料被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李辉的揭露是无比正确的。中国社会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什么“死者为大”，好像坏人、骗子一旦死了其劣迹就一了百了，只许其同伙吹捧，不许别人揭露。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其徒子徒孙利用其死大做文章、继续骗人的时候，更有继续揭露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看文怀沙究竟活了多少岁。文怀沙生前都声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在遭到李辉质疑时，他发表声明仍然说：“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享年108岁”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但李辉认为文怀沙应是出生于1921年，其证据是：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严格地说，不能排除记录员抄错的可能性，第一本花名册明显就抄错了。2016年5月8日，刘子冀在公众号“废纸帮”贴出了新证据，是文怀沙在1981年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理退休手续时自己填写的表格，在出生年月一栏写着：“1921.1.15.”这是文怀沙自己写的，不能再怪别人抄错了吧？出生于1921年，到1981年60岁时刚好到退休年龄。

文怀沙曾经对《扬子晚报》记者冯秋红如此解释其档案记载错误：“当年我抛弃我的家，与一位相爱的年轻女子私奔到解放区。登记夫妻关系时为了显得更般配一点，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这事组织上知道，本来不成为问题。”（冯秋红《淡看生死，笑对争议 108岁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仙逝》，《扬子晚报》2018年6月24日）然而档案里写的是1921年，不是1920年，把1910年改成1920年还说得通，改成1921年就不合常理。常理应是，1921年是其出生的真实年份，他才会那么写。

为文怀沙辩护的人说：“20世纪80年代初，文怀沙已将出生年份改回到原先的1910年。”这也与档案不符。根据刘子冀公布的资料，文怀沙曾在1990年9月向文化部申请去苏联访问讲学，亲笔填写了表格。可惜该表格残缺，出生年月部分无存，但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给文化部艺术局、人事处发的同意文怀沙赴苏联访问讲学的报告还完整地保留着，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我院离休干部文怀沙，男，出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这份报告上文怀沙的出生年月应该和文怀沙自己填写的表格一致，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明了。可知到1990年时文怀沙自己认定的出生年月还是1921年1月15日，而不是在80年代初就改成了1910年。

有旁证可以证明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在其退休申请表格中，他填写的第一个工作经历是“1943.2 - 1946.6. 四川硌碛国立女师校四川白沙国立女师院附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43年22岁，开始出来工作，到附中当教师，比较合理。如果他出生于1910年，变成了到33岁才开始工作，就不合理了。所以文怀沙的年表在把出生年月往前推的同时，要把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往前推，变成了：“1928年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从师院附中教师拔高成了师院教授，而且工作时间也与自己在表格填写的不符，何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只有四川白沙的这所，是1940年才成立的，1928年哪来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还有一条旁证。我偶然发现文怀沙的妹夫陈南濂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五十八年前的订婚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f96bd01009uiz.html ），里面提到文怀沙的父亲文稠（又名文倜生）“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东南补给区司令部公路运输处处长，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因不满蒋政权反人民战争，忿然离职，投上海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与文老先生在青年时代同学……”徐学禹是近代名人，很容易查出他生于1903年。文稠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同学，年龄应该差不多。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爹不到10岁就生了他？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文稠20来岁生他，就比较合理了。文怀沙为了让自己出生于1910年，曾说他的母亲淦智远出生于1882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文稠的年龄应该和淦智远差不多甚至更大，到1948年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怎么还跑上海找工作？而且根据陈南濂贴出的结婚证，文怀沙的妹妹文亦光出生于1932年，难道她母亲50岁才生的她？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妹妹和他相差竟然达22岁？

可见，要让自己早生11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就露出破绽。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百岁老人”的江湖骗子，谁愿意去撒这么大的一个谎呢？

另外，在其出国申请表格中，有文怀沙亲笔写的对其1963年被劳教一事的说明：“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八一年元月复查，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但定坏分子开除公职不妥予以改正。并办理退休。（后改离休）”这就很清楚了，他当年被劳教不是因为他后来吹嘘的“反江青”，而是“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文革后他也没有获得平反，而是“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他在外面可以以“反江青英雄”招摇撞骗，否认自己是“流氓”，但在申请表里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流氓”。

文怀沙之所以被媒体吹捧为“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写过楚辞通俗读物，被吹捧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对此，当时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舒芜是这么说的：

“《屈原集》是有那么一本书。那是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批选定几种人民性最高的，由编辑部同人各任一种，其中有《屈原集》。……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目标很大，颇有影响。汪校本《红楼梦》一出来就受到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文注《屈原集》也受到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批评，指出文注的格调低下。例如《离骚》句“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本来是说有个婵媛的（漂亮的）女嬃（姊妹），在严厉地（申申）责骂，文注却把“女嬃”解释为意味暧昧的“女伴”，把“申申”解释为“娇喘吁吁的样子”，足以引逗向《金瓶梅》一流的遐想。这虽然只是学术上的批评，与政治无关，但毕竟是中央第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压力不可能不大。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事虽是有，但是重复说一遍，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的编辑任务交派下来的。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角色，文先生似乎不同一些，当然只能各取所须。”（舒芜《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10期）

文怀沙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旧诗新诠》，被吹捧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开山之作”。1977年6月，鲁迅研究者王德厚将该书寄给茅盾，询问其看法，茅盾在当年7月11日回信说：“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其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茅盾散文集》卷九 书信 致王德厚）茅盾不愧是大作家，虽然文怀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招摇撞骗，茅盾也一眼看出了这是个妄人和骗子。茅盾没能料到的是，这个妄人和骗子后来居然能够风靡全国十几年，死后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学大师”。

这个“国学大师”的国学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在2009年曾经点评过文怀沙半文半白、半通不通的声明，全文附后，大家读了就知道这个“国学大师”不仅国学水平很低，语文水平也很差。李辉说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那还是抬举他了，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

2018.6.24.

附：　　“国学大师”的语文水平

·方舟子·

“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全文不过一百多字，却已尽显“大师”风采。我们来欣赏一下，【】内是我的点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按：该成语出自《论语》，原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鸟比人，所以先说鸟后说人。文“大师”把成语给掉了个个儿，以人比鸟，“大师”成“大鸟”了？】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按：“大师”的“诞辰”真是非同凡响，一天之内竟然“忧患频连”，真是“大师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按：“大师”自称的“诞辰”是否也是“歧说”之一，不然何来“其它”？】，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按：“后世史家”？真以为自己是能被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的大人物啊。】，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按：“大师”认识的子孙就不留赠了？杀熟啊。】，已公开刊布者有【按：“大师”的意思是他还有“内部刊布”的著作？】：“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按：自称一篇33字短文为“真经”，还真有“大师”风范，不，有“教主”风范。】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按：原来“大师”的丰功伟绩就是找钱拉人翻印自己也翻看不过来的古籍，这吓人的一亿四千万言究竟是“约”还是“近”？】）。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偶然在央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专题片，很奇怪国内何时冒出这么个国学大师出来，就看了一下，只见“大师”在苏州某处名胜古迹游览，指着古人留下的楹联对当地陪同人员说：这个对联挂反了，根据意思，这个该是上联，这个该是下联……我仔细一看，按他的挂法，下联最后一字成仄声了。原来“大师”自创了对联的规矩。(2009.2.22)

(XYS201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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