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在香港声援反封管抗议，政治风险更大了，但“至少种下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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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于11月29日下午刊出。因应同日晚上继续有声援行动，编辑部晚上更新了文章和标题后再刊发。

11月28日傍晚，Salt提早到达中环戏院里，准备参与“香港悼念乌鲁木齐冤火与清零遇难者”活动。戏院里聚集的人愈来愈多，驻守的警察也渐渐增加。人们以白纸为记，和其他人默默地站成一排。地上摆放了鲜花、蜡烛和电子蜡烛，也放了各种标语：“乌鲁木齐11/24”、“诚心祝福你 挨得到新天地”。

不同于大陆各地的封控抗议浪潮，在反修例运动过后遭受打压的香港街头上，并没有太多人放声高喊口号。这是一场安静的抗议——人们手持白纸或标语，连成一线或散落在不同位置；有人手持鲜花在街上徘徊往返；有人在旁边默默看着抗议群众，留至最后。

同日，中文大学中午和晚上都有声援行动。校园内，有人手持黑色横幅默站，横幅写有“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本是一条命”标语；亦有人以口哨吹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旋律，喊出四通桥口号，如“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广州加油”、“乌鲁木齐加油”等。29日晚上，香港大学、九龙上海街等地，也有悼念活动举行，有人唱《国际歌》，也有声援者呼吁港人也要争取取消红黄码。

“大陆人都出来，那么我们在香港，稍为呼吸fresh一点的地方，也是得出来。”来自广东、来港念硕士的Salt说。

2022年11月28日，网上发起“香港悼念乌鲁木齐冤火与清零遇难者”活动，号召市民于中环D出口聚集，现场人士手持白纸声援。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到达临界点的命运共同体

在中环的现场，是一场香港久违了的街头抗议活动，最高峰时有约60人参与。Salt本来很怕把白纸拿出来，还紧张地问记者如何得知今次行动。后来，第一个人放下鲜花、蜡烛和电子蜡烛后，其他人也陆续加入。Salt也行动了，把写上标语的白纸放在地上。

“我觉得我跟历史一同在场。”Salt今年到香港修读硕士，近日他得知，有朋友在广州南亭大学城因抗议而被村民殴打，但没有人被追责。“我们作为Diaspora（离散者），相对很多大陆人来说，我们暂时没有体会到那种封控，但我们还是命运共同体。”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他在广东某城镇把自己困在房间几个星期，除买菜等基本活动外，没跟其他人接触。他当时得了恐慌症，不时呼吸困难，“就是害怕死亡，我发作的时候会有濒死感。”当时他想去医院急症室，也因拿不到48小时内发出的核酸证明而无法成行。

活动这天，他收到朋友传来悼念活动的宣传，决定站出来。回想2019年，Salt在香港有参与反修例运动的游行，但感觉自己是一个旁观者，能理解运动，但心里知道未必能完全共情。3年多后的这一次抗议防疫的浪潮，令他感受更深，“Politics is everywhere，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东西。”

从上海来港工作的James和朋友是最早一批到达中环悼念活动的参与者。活动开初气氛谨慎紧张，James是面对多个传媒镜头发言的第一人：“上海的人不好在白纸上写什么东西，对吧？纸是一个象征的符号。”他没很担心参与这场自发活动，“还好吧，我没有发表什么可能违反国安法或什么的言论。”

James觉得这晚是一个机会，让大家发表对大陆防疫政策的看法。他身在上海的父母在封控措施下，曾经被关约3个月。他有朋友的上海亲人患心脏病，在2022年初封控期间，多次和官方人员沟通也无法前往医院；愈发沉重的病痛压力下，他最后从住所跳楼，自杀去世。

“长期都有一点点不幸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新疆的事情不是最大的，但这是一个临界点，大家都忍受不了。”他希望可以在香港跟上海的人互相和应，“我们要追求人身自由，我们不要无穷无尽地做核酸。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把脱下口罩，恢复正常的生活。”

2022年11月28日，网上发起“香港悼念乌鲁木齐冤火与清零遇难者”活动，有市民到中环戏院里摆放鲜花时遭警方阻止。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文琪是来港读书的硕士毕业生，回顾这3年的大陆防疫措施，她说走到街上悼念是一种累积的感受，“像二十大之前彭载舟的事件，触动很大。”

“我觉得站在国内的街头其实更勇敢……”文琪说，她有朋友在11月27日到北京亮马桥示威，但遭居住地方的业主群组说要举报他，“他们面临的情况其实更难一点，更多人站出来，可以给国内勇敢的人一些保护。”

在戏院里一角，香港女生Hazel单独举起9张白纸拼砌的标语，一直闭著眼站着。她用红色笔迹写上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中的一句求救声：“开门！开门！救救我们！”另一角又写：“我不是境外势力，举牌没有钱。我是香港人，站出来是因为痛心”。纸张很大，罗列她的种种诉求，盖过她半个身躯。

“这一刻我好孤独，但想到远方的人、尤其内地的人都愿意出来，就觉得有力量。”Hazel低声说，今次参与悼念最想表达的讯息是：“唔好惊。（不要怕。）”

她一直留意大陆的防疫新闻和抗议情况，认为这一波抗议行动曾出现与香港运动类似的民主诉求，“真的需要时间。情况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慢慢争取。”

在中文大学，晚上有同学在文化广场聚集，大家你眼望我眼，用眼神确认大家的意图。过了一会儿，人愈来愈多，有同学走到昔日的“民主墙”前献花，亦有同学在一旁派白纸。

阿猫看到众人拿着白纸站默点，感觉有点没意思，于是在人潮中吹起口哨，哼着《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希望炒热气氛，“It’s my duty”。瞬间，身边的同学也开始唱起来了。

“这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情绪吧”。阿猫是在中大读书的上海人，他的老家在4月遭受封控，全家物资短缺，只剩下米和土豆，四处求助无门。从那时开始，阿猫开始反思大陆防疫政策对人的影响。

阿猫坦言，他一开始也是坚定的清零派，但直到今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封控加剧，他意识到“国家没有为即将出现的状况做准备”，阿猫感到很绝望、痛心。

集会到后期，众人拿着白纸，静静的站着，突然一个女生开始呼喊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在场的参加者也有默契地配合，她一句，众人一句，彼此和应着。

“这是人皆有之的同理心，我只是举白纸、唱唱歌，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中大念新闻的本地生Danny，看到大陆的示威，她很想做点事。有人用Airdrop向在场人士分享了他的备忘录，里面写上所有口号，Danny就跟着一起喊。

过往几年，虽然中大不少学生抗议活动都备受打压，但今次Danny参与悼念活动也“没有特别紧张”。她觉得有责任声援中国大陆的抗议，“大家做的事也是类似上海、天津、武汉各地的事”、“大家都在”。

2022年11月29日晚上，香港大学校园有人发起声援中国反封管抗议的行动。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在港行动面对限制，站出来不容易

方羽今年20多岁，从广东来港工作两年。28日晚，她带了白花还有纸牌到中大参加集会，上面写了两种字句：“Chinese queer support chinese people”。“我的勇气只有这张字牌这么大，我还是来了。”她说。

在疫情封控那段时间，住在广州海珠区的朋友被封在小区里面不能出来。后来示威浪潮爆发，人们仿佛看到破口，方羽的朋友形容自己“看到水马都想要去冲撞”。

“他们都站出来了，虽然香港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我也要做点什么。”方羽找到一点久违了的行动动力。但正因为中国大陆人的身分，要在香港参与示威抗议，一点都不容易。

在抗议的整个过程，方羽都举着白纸遮挡着脸，下意识地保护身份。对比起中国抗议的朋友不怕被记者拍到脸、做得更前，她形容自己“只能更后”——“除了国安法，我们也是拿着签证在这里的人。”她们担心露面以后，除了要面对回大陆被“请喝茶”的后果，还要担忧自己日后能否顺利进入香港境内。多重身份暗藏的风险让她们忌讳，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抗议。

而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经验，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她当下行动的规训。“在大陆做行动，不是说承担的风险性更低，毕竟这个事情，在大陆之后，是中断了30年后重新做的事。3年里面，忍无可忍，是一种发泄，是情绪的发泄。”方羽觉得，也许正正因为这种长时间的中断，使得街头抗争再现时，“没有那么多规则感，所有事都是新的。”

对比之下，反修例运动后，香港的抗议活动面对前所无有的打压，方羽觉得，陆生或港漂即便因为大陆事件第一次参加香港的抗议，“他都应该是对风险程度是知道的。”而这种知道让他们失措，“不知道要在一个行动里面要出头到程度、或要站在什么位置可以保护到自己。”

“我想回上海，想回去尖叫：‘下台！以死谢罪！’”2021年到香港大学读书、27岁的陆生周森说。

2022年11月29日晚上，香港大学校园有人发起声援中国反封管抗议的行动。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周森参加了29日晚上在香港大学举行的悼念活动。这三日，他几乎没有休息，中国大陆接连不断的抗议浪潮刺激着他的神经。28日晚，他也在中环声援现场，返家途中，他甚至一度想在西环街头喊起口号，就像2019年他在香港街上偶然听到的那样。

“现在也很想尝试一下，比如约好11月30一起探出头喊：‘习近平下台！’”说完，周森冷静下来，再补充，“虽然这个口号要不要现在喊、在哪喊，行动策略上也值得商榷。”

2019年香港掀起反修例运动时，周森想知道现场情况，也想了解境内外媒体声音为何存在巨大差异，遂从大陆飞往香港，亲抵现场，并定义自己是“观察者”。那次，他在港大第一次遇见国殇之柱，对香港“竟容得下六四的纪念柱”感到很意外，也因此对香港有了新的印记和情感。

2021年下半年，陆续有消息传出国殇之柱将会被校方拆除，他开始意识到，此前在港感受到的自由度并非理所当然。12月23日晚上，港大校方真的动手了，收到消息的周森立刻借了相机冲到现场，几乎跑遍校内周边建筑的至高点寻找拍摄位置，但国殇之柱被帐幕围封着，他只能听到一声声的敲击。

12月24日，在“需要有人站出来”的驱使下，周森参与了港大内地生的拆柱快闪行动，那是他第一次进行街头行动，虽然忐忑害怕，但为了给同行的人打气，也努力显示出镇定的样子。同样出于“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心理，周森走入了今次中环的声援现场，这一次，他觉得很坦然，不过，由于在27日港大校内有陆生举行悼念活动时被校方保安盘查，甚至叫来了警察，他又对29日同样在校内进行的声援活动感到不安。

据他了解，29日晚的活动牵头人为了活动顺利举行，并没有通知媒体采访，只准备在活动后联络一些社交媒体帐号进行发布。

“在大陆往往是法不责众，不落单是主要的行动策略。但香港，尤其是如今国安法的环境下，法不责众可能不是一个可期待的选项，”周森说，“就像不久前，还有人因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言论而被落案检控及遭还押。”

这个港大悼念活动，最后来了10多人一起举白纸，当中有陆生也有港生，呼喊着“中国要有不一样的声音”。其中，有发言者不止声援大陆的抗议，也呼吁香港人要为争取“0＋0”、取消红黄码发声。后来，有港生跟几位声援的陆生说，“妳们很勇敢，加油。”

2022年1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近60人聚集于文化广场，手持白纸，悼念死难者。摄：Paul Yeung/端传媒

当港漂面对冷嘲热讽

在香港声援现场，声援者无分背景站在一起悼念死难者，也抗议不人道的封控。不过，网路舆论是另一个世界——不少香港人仍然记得2019年大陆人对香港示威的嘲讽、谩骂，甚至有人认为不需要同情大陆人现在的遭遇。

在香港连登讨论区，在各个有关中国示威浪潮的帖文下，涌现一大波对声援行动的批评：“不要随便救中国人，中国人都是恩将仇报”、“他们不是争取自由、是争取解除封控”。

然而，中国人面对这一波封控的压逼，或也有一点反思。11月27日，一名目前身处英国的中国女生在微博发文，表示现时中国发生的示威令她联想起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当年，她到香港参加SAT考试，示威正值高潮，她听到喊口号轰轰烈烈，便向朋友抱怨示威者“吃饱了撑着，闹什么闹，还是日子过太好了”。

女生续称，觉得当年的想法是出于无知。“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是我跪了太久……”、“如果能和三年前的我对话，我想问问她‘你还会叫那群香港人废青吗，那你现在又该如何称呼你自己呢？’”

事实上，内地网民对反修例事件态度逆转的论调，也常见于简体舆论场。有网民表示：“一晃三年过去了，终于理解19年香港人，他们不是废青，我们才是。”、“不胜唏嘘，当年我们竟然喊着我支持香港警察！棍子没打身上都是冷眼旁观者。”

“我知道有些大陆人还是矛盾——2019年对这边的人误解、冷嘲热讽，现在轮到自己了。”James说，“我不矛盾，我很一贯。我认为自由是社会最终的价值。”

他认为，在港的大陆人普遍对目前的清零政策有不满，“清零是脑子正常的人都觉得不对，很难错位。但他更错位的可能是更高层面的事情。说老实，为什么有清零政策？是什么允许清零政策施实了这么长时间？他未必想得清楚。”

在社交媒体，Salt曾经读到部分香港人对大陆抗议的嘲讽，“有些香港人在嘲笑大陆人，为什么封控到吃不了饭的时候才出来？”他心情复杂又难受，觉得这些舆论把所有大陆民众定性为顺民，而同时大陆反抗者又被亲政府声音描述为外部势力，“一派人觉得你是外部势力；一派人觉得你的反抗诉求太实际，你当奴才当久了、才开始抗议。唉，就觉得有点矛盾。”

在香港中文大学陆生常用的微信公众号“马料水bb机”中，有香港学生在“树洞”功能中留言，“看到内地的情况我内心也有悲悯也有共情，但我也无法遗忘，更无法原谅19年的时候，大部分内地人说出的话……我们也许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我无法与你们互相搀扶。”在留言处中，大家统一写下：“理解。”

Salt并非完全不理解部分香港人冷漠态度的来由，“他们的本土意识冒升了，也已经没有大中华情意结。”他如此总结，“我理解这是一种本土主义、自由主义和汉民族主义之间的博弈。”Salt同意，部分香港运动参与者觉得曾在运动中深受大陆舆论攻击，因而生出不愿意关心的情绪。但他也认为，大陆的民主派声音一直在舆论场隐形。

无论如何，这晚他留意到有香港人到场声援，“很感谢他们，大家都追求自由，一自由各表。”

2022年1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近60人聚集于文化广场，手持烛光及放置鲜花，悼念死难者。摄：Paul Yeung/端传媒

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于Facebook发文，认为港人对中国示威无感，不难理解。他提到自己的过去，曾连番被小粉红连群结队出征，但在2022年的时空，却有一群愿意冒险示威，或为2019年感到悔疚的中国人，而他们跟小粉红不同。

“我单纯地认为，任何一个运动，愈多人支持愈好，愈多人理解愈好……了解中国示威，不一定要声援，但也毋须落井下石。假如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是无辜的，那也不用你来代劳了，让社会主义铁拳把他揍个够吧。”罗冠聪说。

方羽并不是第一次“走出去”。用她的话说，之前关注的是“更本地的议题”。比如2021年平安夜，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被校方移走一事，方羽也有注意并到场抗议。可是她感到，像她们一样“不是小粉红”的在港大陆人，很容易就被人抛进二元对立的位置上，最后只能“是更加隐身的存在。”

在28日晚中大集会以后，她在IG见到有人“开poll”（发起非学术调查），问及大家对香港的声援行动有什么感觉，到底是“同为天涯沦落人，We connect！！！”，还是“三年前笑鸠我哋，今日我心凉（三年前取笑我们，今天我心凉）”，结果有3成半人点选“心凉”。方羽很在意，坦言有点愤怒。

她很清楚也理解当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时，微博的小粉红或评论都在中伤香港人，挑起对立，“但支持香港本地的大陆人，大家一直都在。”而只是碍于身份和风险，“我们没有被本地的香港人看到，再出来做更出头的事情，又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她调适自己的情绪，去感知愤怒，她猜，“可能是来自这样一种委屈吧。”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委屈。我是2020年8月来的，到现在两年多。就是在香港的低潮后来的。”

“好粗鲁，我会叫他们‘支那人’，（以前）真的血海深仇。”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香港学生Vitor，说起对中国人的恨，但“每个人在运动的开始、结束、沉淀，其实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昨午，他有份组织中大午间默站。他说，从决定默站到行动，只花了半天思考。曾经，他是促使中港人二元对立的人。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Vitor感觉香港人所遭受的所有苦难，都是来自于大陆的政权，甚至认为只要容忍这个政权的存在，就已经是这个政权的共犯。于是，他把情绪自然地投射到普通人身上，在校园见到有人讲普通话，心里就会想咒骂，“那是一种恨之入骨的感觉”。

但目睹今次大陆的抗争后，Vitor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在大陆示威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晚上，Vitor看着直播中被拉走的民众，心里既担心又无奈。他下意识地为所有被带走的人截图，留下一张张为自由抗争的人像，然后赫然发现，这不是2019年的香港，“这是发生在大陆的抗争”。但当刻，他觉得两者已经没有分别。

Vitor找来几位香港同学发起默站，他惊讶有陆生走过来说“加油”，又有同学拿起白纸，站在一起。他感觉那种他之前对于大陆的怨恨、那种复杂的情感，“一下子就化解了”。

2022年11月28日，网上发起“香港悼念乌鲁木齐冤火与清零遇难者”活动，号召市民于中环戏院里聚集声援中国抗议防疫政策示威，期间一名男子袭击一名举起黄色雨伞的婆婆致倒地受伤，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28日晚，中环的悼念活动持续约一小时后，警察透过咪高峰警告在场群众违反限聚令，要求他们离开。警方拉起橙色封锁线围封鲜花堆，以及手持白纸的10余人；尽管如此，有人仍然继续走入封锁线内，高举白纸。最终，19人被警察查看身份证，作出警告。

但很快，人群又在另一边组成新的、宁静的白纸阵。警察加紧驱赶行动时，一人用普通话高喊：“12人一组散开！”人们马上散开，重新在街道上流动起来。

Salt最初摆放标语纸张的角落，最终堆积了更多陌生人的白纸和鲜花。两小时后，悼念人潮逐渐散去，他们留下许多标语，其中一张写道：“勇敢是唯一的姿势”。两名食环署清洁工在警察的指示下，把纸张、鲜花扫进垃圾袋。警察用水浇熄烛光，而电子蜡烛在黑色垃圾胶袋中仍然透出亮光，地上有暗红色蜡痕。

“让大家看到了文字和思想就已经足够了。就像我这次经历，能让那么多人了解到我和我们的想法，无论改不改变，我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获得感。播下了种子，哪怕叶子被剪掉，至少种下了希望。”Salt说。

“我的预期很低，并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周森说，“但目前一些城市的防疫已开始放松，这次行动也开始让一些人意识到有公共参与这件事，我想这就很好了。”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琪、Hazel、Vitor、Danny、阿猫、方羽、周森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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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抗議潮 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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