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九日——新冠疫情大流行起始地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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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九日——新冠疫情大流行起始地纪行

副标题：再没有哪个国家的疫情影响如此集中在一个城市

作者：Peter Hessler(何伟)，原载"纽约客杂志"，2020年10月5日　　翻译：anobody

在我二度造访位于武汉市中心新华路和发展大道交叉路口处的原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时，我戴上了口罩及一付镜架松动的太阳镜。时值八月下旬，市场入口处坐着三名着黑色制服的保安。在对我查验护照和测量体温后，他们要我扫描一个二维码，以连接到一个登记系统。然而该登记系统却只接受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号码，这些保安似乎拿不准该如何对待一个外国人。我递上那付太阳镜并解释说它需要修理。

最早记录到的新冠感染群发性病例就发生在华南市场。一周前我曾首次尝试进入该市场，不料引起貌似便衣警察的一名男子的注意，只好无功而返。该市场仍属敏感地点，一楼曾经病毒肆虐的那些摊位早已被建起的蓝色高墙封堵。不过市场二楼仍在营业，这也就是我此番再来要带上那付太阳镜的原因。

一名保安检查了我那副镜架松动的太阳镜。“你可以进去，” 他终于发话说，“但不许拍照。”

另一名保安则被指派伴我同行。我俩爬上一段很陡的楼梯，经过一个新漆好的招牌"和光眼镜市场"。去年12月它还叫"华南眼镜市场"，与一楼的海鲜批发市场同名。

华南市场的这种组合毫无逻辑可言：楼下卖鱼鲜，楼上卖眼镜。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大约15年前一批眼镜批发商人被这里的廉价租金吸引的缘故。自那以后鱼鲜和眼镜市场竟然和谐并存，直到去年12月的最后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公告证实了之前的一系列传言。那份公告提到科研人员正对与海鲜市场有27人感染一类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例进行调查。不过传递出来的讯息总的调子是要安抚人心：“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也无医疗人员受到感染。”

而事实上，武汉的医生们已见到有同事开始发病。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一位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其医学院同学微信群中发出了一系列警示。有人把李的微信讯息截屏发到了网上，当天晚上就有卫生官员将李招去问话。几天后，警方迫使李文亮签署悔过书承认自己发出警示构成"非法行为".

此时，政府已关闭了楼下的市场。一楼市场有超过一千个摊位，除了海鲜，还卖淡水鱼及肉类，还有些专卖活体野生动物。到了元旦那天，有身穿防化服的工作人员到场取样并对市场的某些部位开展消毒处理。不过楼上眼镜市场仍在营业。再过了10天政府关闭了二楼的市场；12天以后，武汉全市已处于隔离检疫状态；自那以后的两天之内，几乎所有省份都宣布了进入公共卫生一级应急响应状态。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病毒已传播到了全世界——在源头将其切断已变得不再可能。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就有关华南市场及疾病可能源头所公布的信息变得极少。

作为内陆省份湖北省省会的武汉市有1,100万居民。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影响如此集中在某一个城市，而其他所有地区相对来说未受到大的波及。这是时机和对策相结合的结果：因为疫情首先在武汉蔓延，在最初掩盖真相和其它失策之后紧接着采取了有效的全国性对策，这使得武汉遭受的苦难独一无二。截至此时，北京市共报告了9起新冠死亡病例，比上海市多出两例。而在人口达一亿一千三百万的广东省，致死人数是8人。而中国疫情严重程度排名第二的城市对绝大多数外人来说则是闻所未闻：在距离武汉大约40英里之遥的孝感，共有129人病亡。

在武汉，官方所公布的死亡数字为3,869人，不过许多人相信实际死亡人数比这要高得多。为数不少的写作者以网上日志的形式记录下了疫情隔离期间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方方这名年已六旬小说家所写的"武汉日记"。作为在武汉生活了一辈子的居民，方方常常思考疫情给她家乡带来的后果，她也因此经常成为共产党进行内容审查的靶子。3月4日，她曾在日记里考虑过华南市场的未来，“有人建议将它改建为一座灾难纪念堂，” 她先是如此写道，接下来可能意识到内容审查员的存在，又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购物。”

再回到眼镜市场，保安陪着我沿两旁都是店铺的一条长长过道往前走。我没见到有其他顾客，我俩经过这些店铺时，总有推销者冲到门口，喊着打折优惠。过了一会，我走进了一家店子，店主是位看起来很友善的中年男子。保安则在门外等着我。

店主请我坐下还递上一杯水让我喝，他的帮工则在摆弄我那副太阳镜。看到店主并未戴口罩，我也把口罩摘了下来。我问他生意如何，他说因全市封锁他在家中一直待到4月8日，而市场于5月12日重开——与我在武汉遇到的其他人一样，他很轻易就能记起今年春季以来诸多事件的具体日期。“我试着给各位老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现在安全了，” 他说，“不过当然他们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过来。”

这位店主说眼镜市场里他所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人感染病毒。他那位帮工，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则声称整个二楼都没有出现感染病例。“不像楼下，” 她说，“病毒是在那里流传的。”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眼镜市场也有一些员工被感染，不过那篇报道缺乏细节，我拿不准应该信谁的。我也在想，如果你去到任何事件的事发地点再爬上一截楼梯，人们准定都会这样告诉你：这里什么也不曾发生。问题不在我们。出事的是楼下那些人。

店主提到了楼下海鲜市场里有一个非法麻将馆。“我听说有当时有四个人在玩麻将，结果四个人全都感染了，”

这听上去像是另一则谣传，不过后来我遇到了曾采访过那家麻将馆的一名武汉记者。他的记忆同样有准确的日期作为佐证：他告诉我他在12月31日海鲜市场关闭的前一天曾去过那里。当时，这名记者已经听说了可能有病毒的消息，以及与麻将馆感染相关的传闻。他发现那些麻将玩家们并未被这些传言吓到，仍在为着些小钱赌着输赢。“那(麻将馆)开在一间密室里，” 这名记者说。就像我在武汉采访到的许多人一样，他要求匿名。他继续说道：“它挨着一间公共厕所，要进去还得先爬一节梯子。如果不是刻意去找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它。” 这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没有提到麻将馆的感染，部分是因为那个时候当地政府尚未宣布疾病可由人际接触传染。“不过我私下里担心它会人传人，” 他回忆说。他当时并未戴口罩，虽则预先在附近一家药店买了一些。

这名记者在第二天也就是元旦那天防化队员到场以后又再次来到市场。他见到防化队员们比照着一张详细的项目表开展检查并对某些摊位进行消毒处理，但他们不肯回答他有关检查消毒目的的提问。随后针对市场内部情况发布了一些图片，但数量相对较少，也未见有正式报告出炉。时至今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已达3,500万起且还在继续增加，而在中国政府方面几乎完全缄口不言的情况下，华南市场已成为各种想象和揣测的温床。在中国，一个常见的阴谋论声称是美军趁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之机播撒下了病毒。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则有不少美国人相信病毒是由研究对象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意或无意释放出来的。

然而并无证据支持这些论调，即便是人们普遍相信的动物市场这一联系也并未弄清楚。该市场内贩卖野生动物的经营户并不多——根据大部分的公开报道，一共约有十来个摊位——武汉本地居民也并不特别嗜好野味。这类菜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才更受欢迎。有可能病毒是来自别处，只不过在卖鱼摊位的潮湿阴冷条件下才得以传播开来。有几位武汉居民告诉我当地海鲜供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东，他们觉得有可能是病毒随着鱼货由一名南方人不经意带来的。不过就像诸多其它有关病毒来源的说法一样，这也许是"二楼视角"的另一种版本：这里什么也不曾发生。问题不在我们。是楼下那些人的事。

在眼镜市场，在店门外等候我的那名保安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仍未见有其他顾客光临。店主拒绝为修理我的太阳镜收费，对此我感到过意不去，因而干脆花了15元又买了一付新太阳镜。我问起此地将来可能的命运，他说还没有最终决定，不过他预计整座建筑会被拆掉。“他们还能怎么做？” 他说，“市场名声已经毁了，他们会把它拆掉再建高楼。”

在武汉居民言谈间所提到的日期当中，最经常出现的是1月23日，在这一天武汉全城开始进入隔离检疫状态，再就是4月8日这一解除封锁的日子。疫情大流行期间所有中国城市都处于严格封锁之下，不过武汉的封闭是独一无二的：除开某些持外国护照者，该市人员一律不得离开。民众对此阶段有一套自己的词汇来描述。他们提到"封城"——字面意思是"把整个城市给封禁起来"——而4月8日则是"解封"的日子——“解除封禁”。

因病毒而陷入隔离的经历让这些日期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在封城期间笔名为"小引"的一位武汉诗人在他每日于微博(中国版推特)发布的日志里常把自己的城市描述为"一座孤岛"。他每条日志开头几乎一样：“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_天。” 与方方一样，小引关注的日期也是12月31日，也即卫健委发布公告的这一天，以及1月20日，在这一天中国最知名医学权威之一的肺科医生钟南山称新冠有可能经由人际传播，是首位作此宣称的医疗官员。

而这两种说法之间无法解释的差异——期间相隔了整整三周时间——激怒了像小引和方方这样的人。这也可能是人们记住这些日期的另一个原因：它们是代表了信息不确定且不可靠那段时期的时间节点。方方日记里最突出的特质之一是她努力要凭自己在武汉生活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各种人脉，将得自未披露姓名的医生、科学家、政府官员及警察的信息传递出来。时至今日，即便人们对病毒所知比当时已多了许多，当初方方对疫情的大部分估计也仍是准确和合理的。她从未把自己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而当政府政策正确有效时她也及时予以赞扬。她反映出了中国的一个悖论：即使在一个有着严格审查制度的专制国家里，仍然存在着许多教育程度很高的人群，其公民逐渐变得善长推断分辨出可靠的消息来源。方方的微博发帖吸引到的阅读量有时超过了三千万次，而即便这些信息遭到审查屏蔽，人们通常也总能找到其它途径加以传播。

在2月19日，方方注意到了有相当数量的疫情早期死亡是在未得到适当的检测和诊断之前发生的。“所以我担心，真实死亡人数的统计汇总并不全面准确，” 她写道。

在武汉一家大型医院负责新冠检测的一位传染科医生告诉我，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公布数字3,869人要高出三到四倍。他提到疫情大流行早期的混乱状况，当时承压过大的各大医院都不再接受新的患者入院治疗。“如果你已被感染而又得不到确诊，那么你就不会被计算在内，” 他说，“我想死亡总数可能过万了。”

在中国其他地区，总的来说人们相信本地所报告的死亡统计是准确的，至少会处于一个合理区间内。要掩盖疫情并非那么容易：若病毒在某一社区广泛蔓延，居民们迟早总会知晓的。但是武汉有所不同，这是因它在疫情开始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所致。在城里，我遇到一位名叫凯尔·许的建筑师，他的继母是早期死亡病例之一。她65岁，健康状况良好，与华南市场也并无干系。许并不清楚她是如何被感染的，不过他家其他亲属也开始陆续染病。到后来可以开展病毒检测之后，这些亲戚中有一些被确认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许自十来岁起就由其继母拉扯带大，他说他们母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与任何亲子关系并无不同。他回忆起与自己相关的一系列日期：她继母于1月4日开始生病；到了1月11日，一家已人满为患的医院拒绝收治她；到了1月13日，她才得以被收治入院。但她在两天后病故。

“1月18日，她被送到了火葬场，” 辉说道，“我也跟着去了，在那里我见到一些员工带着口罩和手套，还穿着防护服。” 他继续说道，“在那时，还没有多少有关疾病传播的新闻报道，但是医院工作人员都知道了，火葬场员工也知道。” 他说火葬场很忙碌，他在那儿也遇到了另一家人，其家人死于类似流感的疾病。而那时武汉市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为一人。

许是武汉本地人，不过他目前生活在靠近上海的江苏省。在继母过世后，他带着同是武汉本地人的岳父母回到了江苏。他们碰巧是在正式封城前夕离开的武汉，但在江苏他们也经历了另一种版本的封城。来自共产党组织结构中最基层的居委会官员要求近期去过湖北省的所有人都要实行为期14天的隔离检疫。他们将许的家门从外面用胶带封住，上面写有"从湖北返家居民居家隔离"字样。封门胶带只有在居委会人员给他们送食品或是收集垃圾时才被揭开。

最初，许与居委会官员之间曾发生愤怒的冲突。他们告诉他如果不让封门的话他和他的岳父母将被送到一处政府隔离检疫场所。许最后决定还是待在自己家里更好一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开始相信这样严格的应对政策是必要的。追踪与湖北的人员往来联系是一项关键的早期对策；在我位于成都的家中，当地居委会人员和志愿者曾经五次登门。每次他们都问及近期是否去过武汉或是湖北，他们就是以这种方法追踪到了我所住小区的唯一病例。一位居民最近刚从湖北返家，居委会找到了他，对他进行了检测，然后加以隔离，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出现发病症状之前。

“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样做是对的，” 许说到。但他也提到，见证过武汉早期失误的那些人肯定会与大部分中国人在感觉上有所不同。“在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他说。“因此我说不出对政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在我与许见面时，他正出差回到武汉。这是他在继母火化后首次返汉。今年早些时候，他曾致电武汉市长热线和武汉当地的中国疾控中心，希望将他继母纳入新冠死亡统计数字之中。但官员们回应说这不可能，因为她的死亡证书上列明的死因是肺炎。许到现在还没把奶奶已过世的消息告诉他七岁的儿子。“我父亲想要告诉他，但我们还没想好该如何跟他说，” 他说。自一月份起，他们都假装孩子的奶奶是在武汉生病了，打不了电话。在春节假期中，他们给了他一个传统的红包并说那是奶奶送给他的。过了一阵子孩子停止了发问。“我想他已知道了真相，” 许说道。

武汉封城时，这种隔离策略在全市范围内得到复制。居民小区被封锁并由居委会负责监督，居民只有在购买必需品时才准许外出。封城第一个月近结束时，封锁措施进一步加紧，这时几乎所有生活物品都从外边运进来。2月17日，方方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所有人都必须整天待在家中不准外出。” 像其他武汉记录者一样，她常常提到吃的，因为这时已很难吃到种类繁多的食品。

与此同时，大约有一万名接触追踪者正在市内行动，以期斩断感染链，而各大医院则在忙于建设大规模的检测系统。但人员隔离仍然最为关键：患者被隔离；疑似病毒接触者被隔离；医务人员被隔离。一名护士告诉我说，她自2月3日离家后直到6月7日才最终回到家中。与大部分有家室的医务人员一样，她被安排住在旅馆。有长达四个月之久，这名护士仅凭电话和微信与她丈夫和5岁大的儿子保持联系。

为了实现如此大规模的隔离，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我遇到了一名年轻的建筑公司经理，他所在公司负责对110处医院、诊所、学校、体育馆及其它建筑进行了相应改造。施工很大程度上涉及搭建围墙、障碍以及特别的出入口以防止人们互相接触。他所在公司也参与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这是为收治新冠患者而专门建造的两座应急医院之一。拥有一千张床位、其中包括30张加护病床的火神山医院成为了政府大加宣传的首要对象之一，因为它是在从1月23日到2月3日大约十天之内火速建成的。一度曾有七千名工人在工地上加班加点，出动的挖掘机超过了一百台。

我姑且称他为"张"的那名年轻经理负责劳工的招募和监管。他告诉我说他常常想激发工人们的爱国热情，但主要还是靠付给好工钱。回忆起那段日子，他用了一句俗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考虑到工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和极长的工作时间，给不熟练技工开出几百块钱一天的工钱也很常见。张所开出过的最高周薪是付给一名木匠五万元(约合七千美元)工钱——这是正常工资的十倍。即便如此要招人还是很难，因为当时武汉死亡人数仍在激增，也因为信息缺乏把人们给吓坏了。

火神山医院是按分区设计的，在张手下的工人们还在建设医院后区时，前区已经在开始收治感染患者了。“一大帮工人逃走了，” 他说。“他们连工资都没敢来拿。” 医院刚一完工，又得转身进去修理因匆忙建设而导致的泄漏及其他问题。

到此时，张给工人们开出的工钱是一千块钱一天，可还是没人接受，哪怕他拿"祖国"来感召也还是无动于衷。在八月份再回顾那一时期，他的思考变得有点哲学意味：“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他说，“人可以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都看得到。”

他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己亲自穿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陪伴工人们进入治疗感染患者所在的区域。“我当时说，‘如果你们出了问题，那我也会出问题，’ 他回忆道，“我那样一说完，他们也就心甘情愿了。” 实际上，他当时对安全并无把握，不过好在结果工人们无人感染也让他松了一口气。

张说疫情期间的工作经历让他变得更沉稳更有耐心。他现在开车更加小心；他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匆匆忙忙。我常常询问武汉居民这个春天是如何改变了他们个人，所得到的并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人表达出不再那么信任政府发出的讯息；另一些人则说他们对国家领导层的信心增强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与家人分离的护士承认说有时她甚至怀念起危机时的简单生活，她一个人住在旅馆房间，除了工作其他啥也不想。在医院负责检测的那名医生告诉我自从解封以后他的执念是家中一定要备足食品。现如今，他家里总是备有至少60斤米、60斤面条面粉以及三十瓶罐头。“我还有五个朋友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储备的比我还多，” 他告诉我说。

在整个湖北省，有近四百个旅游景点自8月8日开始直到年底都对游客免除门票，以期传递该省已经安全的讯息。我没遇到过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游客，不过武汉本地人好像倒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当我去到重建在长江边上的古代名楼黄鹤楼时，那里人满为患令人举步维艰。工作人员告诉我日接待人数的上限是两万五千人；而在那一天，网上预约系统在中午前就已订满。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者要进入必须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但这并不能阻挡人群涌入。每隔约半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用蘸了酒精溶液的蓝色抹布去使劲地揩拭装有曾属于古代湖北地方贵族珍宝的那些玻璃展柜：战国时期的曾侯乙；明朝的梁庄王。

此行我在位于长江东南岸武昌的武汉富力威斯汀酒店下榻。在办理入住手续时，一位酒店职员微笑着告诉我有特别优惠，只需一天约两毛三分钱的代价即可享受到早餐自助餐。在电梯内，一块显示屏上在不断循环地播放武汉威斯汀酒店内欢乐画面的宣传视频：一场婚庆典礼、大师傅在掌勺、宾客们在品尝着鸡尾酒。不料随后视频画风突变，画面出现来自益康化学有限公司头戴防毒面具和头盔身穿白色防化服的专业人员，携带着某种工业用途的喷洒机。他们使用类似火焰喷射器的装备，朝着酒店里的一切喷洒白色的化学消毒喷剂：前台大厅、餐厅、中央空调的管道。在一张桌子上，有人将客房门禁卡像玩扑克牌一般整齐地排排铺开，然后对着它们喷洒。伴随着这些画面的背景音乐是歌手阿曼达-诺尔所演唱的"爱更伟大”：周五夜晚，感觉良好，我要好好享受；举起双手，看我舞动，一切尽在掌握……

武汉最后一次报告出现本地传染病例还是在5月18日。它是中国检测最彻底的城市：在五月底，部分是出于增强信心，政府试图对每一位居民都进行病毒检测，总数达1100万人。我所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全都接受过至少两次咽拭子检测，有一对夫妇接受检测多达五次。这些出租车司机大部分并无亲友感染过病毒；开展这类咽拭子检测纯粹是市政府及出租车公司的要求。全市共有321处检测点，检测体系是如此广泛以致到6月份当北京市遭受一波疫情袭击之时，武汉各医院甚至还派出了72名工作人员驰援首都帮助开展检测。

在医院负责开展检测的那名医生告诉我说，平均说来，他所在医院每开展四万次检测还是会查出一例阳性。大部分阳性都是再度感染患者：在病毒初次来袭中被感染后，他们先是完全康复，但接下来数月之后出于某种原因再度显示出病毒症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阳性为无症状，这名医生也说看不出有病毒在市内蔓延的迹象。但任何时候只要医院将这类阳性结果输入政府的报告系统之中，上级部门总有人做出不予公布的决定。“我想他们是害怕会破坏信心，” 这名医生说。

在市内，有关疫情的宣传牌并不多，武汉各大报纸每天的报道标题也都是积极正面的(“长江日报"8月29日的头条标题是：“学生在校不必再戴口罩”)。电影院都开门营业了；酒吧和餐馆也没有对就餐人数实行限制。在汉阳的人信汇购物中心，我见到有脸上光光没戴口罩的小孩子在海洋球乐园里玩耍，这可能是地球上眼下还在完全正常营业的最后几家海洋球乐园之一，这情景似乎也值得配上头条新闻标题(“孩子们在武汉海洋球乐园里玩耍无需再戴口罩”)。

在城市的另一头，各大专院校正经历超百万学生返校的过程。武汉的大学生人数在中国城市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广州。一天，我与小引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徜徉，小引就是在微博上以日记形式记录疫情的那位诗人，他的每条日记都是特有的开头：“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_天。”

小引在土木工程系任教，出版诗集是他的副业。他在这座校园长大，父母都曾是武大的教师。他父亲已于5月份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3岁。“他通常每天都出去散步，但封城期间他们只好待在室内，” 小引告诉我说。他认为长期不活动或许削弱了老人的心脏功能。

在疫情期间小引暂停了诗歌的创作。他感觉此刻诗歌并非恰当的文体；他在微博上发文的语调是松散、活泼而话题广泛的。在他第二篇微博日记中，他写道自己是以一场宿醉开启封城时代的生活，因为在1月22日晚上他去了音乐家杨东家里参加一场聚会。在1月28日——“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五天”——他悼念了科比-布莱恩特之死，科比死于地球另一端的一场直升机坠机事故。在2月7日——封城第15天——小引对李文亮之死表达了悲伤和愤怒，李这名眼科医生曾就新型疾病向他的医学院同学们发出预警。在发出警讯及因此被迫签署悔过书之后不久，李在工作时被病毒感染。年仅34岁的李文亮去世，身后留下还怀着他俩第二个孩子的亡妻，这成了人们对政府早期失策愤怒的触发点。到了3月份，武汉市公安局终于向李文亮的遗属道歉，再接下来的一个月他被追认为抗疫烈士。但官方从未解释过政府究竟在何时了解到病毒可经由人际接触传播，以及为何他们推迟公布这一消息。

“应该在武汉为李文亮医生建立起一座纪念碑，” 小引在李文亮去世的第二天写道。“纪念碑应该定名为’传谣者’。”

在我与他见面时，小引说不会有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他的日记。“甚至连建一个纪念疫情大流行的网站都不可能，” 他说。“我并不期待他们会在武汉建一个纪念馆。”

他带着我在校园里穿行，武大校园属于中国最美丽校园之列。我俩沿着被道旁梧桐树和樟树树荫遮蔽的小径前行，小引为我指点着校园里的那些建筑，它们是1920年代由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受训的建筑师F.H.-凯尔斯设计，将西方和中式建筑的各种元素糅合为一种高贵典雅的建筑风格。“在解封后我再回到校园时，我一个人也没见到，” 小引说，“我想到的是疫情有多么厉害。”

如今我们能见到一群群学生拖着行李穿过校门。根据学校政策，学生们非经特别申请不得外出；像其他大部分中国大学一样，武汉大学也是以封闭校园开启了秋季学期。小引对学校当局能否切实执行这项政策表示怀疑，因为诺大的校园有太多的地方可供学生们钻空子溜出去。

我俩在一家便利店前停下来想买点饮料，在此遇到了两位学医的非洲留学生。乌玛诺-苏来自佛得角，卡拉巴-姆利兹瓦则来自赞比亚。在武汉期间我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中大部分来自非洲。几乎所有北美、澳洲及欧洲人士都已在疫情期间被疏散回国，常常是乘坐由其各自使领馆所安排的航班。但有些非洲留学生留了下来，苏和姆利兹瓦说在封城期间他们从没有离开过宿舍。房间被从外边封住，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由大学工作人员负责送来。这两名男生说他们被照顾得很好，不过解封之后即便被可以离开宿舍了，仍不许离开校园。今天是半年多以来他们首次得到许可迈出学校大门。我问他俩想要去哪儿。

“麦当劳，” 姆利兹瓦答道。

“我可不，” 苏答称，“我想吃牛排，也许吃点鸡肉，来点烧烤类的。”

我说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对他们而言最糟糕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苏听罢咧嘴一笑，“我们还活着，” 他说。

武汉封城的记忆犹新，可供记录的材料也还容易获得。人们有时会拿出手稿，或拿出手机把一二月份时候的照片和信息翻找出来。但我想知道这些材料中有多少会随着时间而消散。

在市内我遇到了两名20来岁并非武汉本地的中国记者。他俩在封城期间曾被派驻武汉：当时，派驻武汉进行报道的所有人都得做好长期滞留的准备。这两名记者之一是一家流媒体的主管，我姑且称他为"韩”，他发现政府主办的新闻机构通常来说想要战胜疫情的素材，而不是武汉居民受苦的场面。韩希望他最终能为他那些拍摄素材找到其他用途。“它会留在硬盘里，” 他一边说着一边拍了拍他的摄像机。

另一名是文字记者，我姑且叫他"尹", 她则回忆起在一月份里曾短暂享受过的不寻常的报道自由。记者们报道了像李文亮这样扮演"吹哨人"角色的人物，也揭露了一些早期的失误，比如红十字会在分发关键医疗设备上的失败。这类问题都得到了迅速解决，尹对能以此服务社会也感到高兴。“我能体会到第四权力(指新闻媒体)的作用，” 她说。可是到了2月份，政府开始掌控疫情，同时也加紧了对媒体出版的限制。" 我一个朋友说那是个非常短暂的春天，" 尹说道。

自那以后，尹报道过好几个最终无法出版或完成的课题，接受她访谈的科学家和官员们也不想说得太多。“其中一人说道，‘再过十年，如果大环境有所改变，我会把我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尹告诉我说，“他知道历史会对他作出裁决，” 尹继续说道，“这些都是体制内的人，不过他们也都知道自己身处历史之中。”

尹讲述了她对一家研究所科研人员的采访，访谈中那人情绪过于沮丧当场哭了起来。他不愿回答她的采访提问，不过他说自己记下了详细的日记。她希望终有一天这类素材能重见天日。

我猜测这种情形终将发生，因为现如今保存信息的方式实在是多。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了解更多信息，但拖延对共产党很重要。它对待历史的策略与应对疫情的策略是一致的——一段时间的隔离至关重要。贯穿整个共产党时期，有许多被隔离的历史时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围绕着天安门的大屠杀。在这每一个案例中，在最初的缄默期后都跟随着信息泄露的零星爆发。武汉最终也会遵循同一模式，不过眼下许多记忆将保留在被封锁的城市里。

在我对中国境外的科学家们进行访谈时，他们的关注焦点不在政府的早期失误上。“对那些处于疫情开始阶段的国家我倾向于采取较为宽容的看法，”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保障研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詹尼佛-努佐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如是说。据她的说法，对这种特殊的病毒要做到在源头阻止其蔓延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我一直相信病毒肯定会蔓延开来，” 她说。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ICAP)的主任瓦法-萨德尔指出中国科学家迅速地对病毒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并在1月11日就向全世界科研人员开放。“我真的相信他们在武汉遇到了极为糟糕的形势，而他们最终成功做到了围堵疫情，” 她说。“早期是有错误，但他们确实采取了行动，分享信息也很迅速。”

萨德尔的职业生涯主要围绕在美国、非洲及其他地区防治艾滋病。在历经多年研究之后，科学家们最终达成共识，HIV病毒的传播最有可能是起始于野味交易——首位人类感染者很可能是在与灵长类动物或其肉类接触后被感染的。萨德尔把新冠疫情视为人类对自然界进行蚕食所带来的另一个必然后果。“目前我们正处在病毒由动物向人类寄主转移的两类并存的大规模疫情之中，HIV和COVID疫情同时在流行，” 她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人类历史上还从未经历过规模和范围如此之大的疫情。”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相信若当时中国人更坦诚的话，或是若他们没有在对华南市场的摊位和动物调查清楚之前就急于清理打扫的话，我们就会了解新冠病毒的源头。但是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寄主冠状病毒长达16年之久的英国疾病生态学家彼得-达斯扎克告诉我，从病毒最初爆发地点采集不到好的数据是常态。一旦有人发病，地方当局不可避免地要专注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你派去的是治疗人类疾病的医生，而非兽医，”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而医生的自然反应是清理市场。他们想要阻断感染。”

达斯扎克相信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流传达数周之久了，他也怀疑武汉一定就是病毒的源头。“武汉也有蝙蝠，不过季节对不上，” 他告诉我说，“时值冬季，这个季节蝙蝠不太出来活动。” 他的研究显示，在整个东南亚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所感染。有些抓捕、买卖或喂养动物的个人有可能成为病毒的中间寄主。“不过一般而言那是些生活在蝙蝠栖息岩洞附近的人，” 达斯扎克说，“每到夜晚，蝙蝠都飞出岩洞，进行排泄。有些排泄物可能沾到了某个表面上，或是沾到某人的衣服上，随后那人又可能去摸嘴巴或鼻子。”

达斯扎克说他一直认为，此类爆发更有可能会在昆明或广州这类南方城市发生，那里有许多蝙蝠栖息的岩洞，并且存在着密集的野生动物交易。他认为中国科学家可能正在对各医院冷柜展开搜查，以期找到从疫情爆发前夕死于肺炎的患者身上所提取的实验室样本来进行研究。“你会想要找到那些样本以寻找是否有新冠病毒，” 他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些什么的。这种事不会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它需要大量的工作。这种情况在以前的每次疫情中也都会重复发生。结果是疫情早已经在人群中悄悄地发生了。”

达斯扎克是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总裁。该组织本身现已成为阴谋论者的攻击目标, 阴谋论者当中有些人声称病毒是人为制造的。达斯扎克和许多有名望的病毒学家称任何实验室产物都会显示出人工操纵的明显痕迹。也有猜测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对冠状病毒进行研究时不慎释放出来后造成的疫情爆发。但是对所谓泄漏，甚或是该研究所是否曾研究过导致COVID-19爆发的那种病毒的说法都并无实据支持。

“中国科学家受到的要发表研究成果的压力极大，” 达斯扎克说。“那是开放和透明的真正驱动力。” 他曾在武汉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与中国同行们共同发表过十几篇学术论文。“如果我们发现有一种病毒能感染人类并能在细胞培养环境下传播，我们早就会把信息公布出去了，” 他说。“在十六年中，我从未遇见过哪怕是一点点阴谋诡计的迹象。他们从未隐瞒过数据。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一名实验室人员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而另一名实验室人员告诉我事情是那样的。如果你想对别人隐瞒点什么，为何还要邀请外国人来你的实验室？”

在4月份，川普总统告诉记者们说美国应该停止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研究提供资金。川普此一评论一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很快便取消了给正在研究蝙蝠寄主冠状病毒如何传染人类课题的"生态健康联盟"的370万美元研究拨款。生态健康联盟对此决定提起上诉，但达斯扎克并不期待会有所改变，除非总统换人。

我问达斯扎克，既然他对他那些武汉同行们的公开透明如此有信心，那为何中国政府又对疫情爆发的其他方面如此守口如瓶？他回答说科学是一回事，而政治又是另一回事；他认为这是因为官员们对早期失误感到尴尬，作为反应他们干脆封闭了所有信息渠道。“你是派驻中国的一名记者，” 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公关理念，要我说他们在这方面相当糟糕。”

一天下午，我乘车途径火神山，也就是突击建设起来的应急医院所在地。那块地方被用警戒线隔离了起来；人们告诉我目前该医院正处于空置状态以防疫情重来。但这种前景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已开始着眼于疫情的下一个阶段了。7月初，国有制药公司国药集团旗下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N.B.G.)在武汉完成了一处疫苗生产工厂的建设。该项目还在武汉封城期间就已启动。“这是政治上正确的做法，” 上海一位生物科技企业家告诉我，“这是向全世界宣示英雄的武汉人民已东山再起。”

该工厂具备年产疫苗超一亿剂的生产能力。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的另一处工厂则具备年产一亿剂另一不同版本疫苗的产能。两处工厂都已在生产和囤积即将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因为中国眼下实际并无活跃疫情，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走向国外去寻找参与其疫苗临床试验的对象。目前科研人员已在阿联酋、秘鲁以及拉美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招募了逾五万名参试人员。

香港大学首席创新官何亦武告诉我，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冠疫苗已获得官方应急使用许可在一些中国政府官员身上使用。“我本人认识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接受了免疫接种，” 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估计已接受疫苗注射的人数在一百人上下。“这都是些中层官员，” 他说， “副部长、市长、副市长这种级别。”

制药厂高管预计也会率先接受免疫接种，也包括像穿上个人防护装备后伴随工人们进入患者病房工作的那位建筑公司经理这一类人。“国药和中生集团的每一位高管都已接受了免疫注射，” 何说道，“这包括了国药集团的执行长、董事会主席、所有的副总裁——所有人。” 中国媒体报道说已对全世界疫情高危地区几十万人使用该疫苗进行了免疫接种。(中生集团对此未予置评。)

在西方，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新冠疫情和近期其他事件而严重受损。中国对香港和新疆加紧了政治镇压，在五月份澳大利亚呼吁对病毒起源展开调查后，中国对此反应激烈，对从大麦到牛肉在内的澳洲进口货物实行了新的关税和限制措施。不过何相信这种形势只是暂时的。“所有这些情绪都能迅速转变，” 他告诉我说，“我想一旦中国有了疫苗，而他们又愿意帮助其他国家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大不相同。”

在来香港任职之前，何亦武曾担任过盖茨基金会的副主任一职，在那里他曾与中生集团就好几个疫苗项目有过紧密合作。他们最成功的合作项目之一涉及生产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一经历帮助中生集团发展起新冠疫苗必须具有的生产规模。另一家中国制药企业康希诺生物制药公司也在对其研制的新冠疫苗开展三期临床试验。中国政府已表明它最终会把这些疫苗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使用。

这里面还存在着竞争性因素。“中国想要击败美国，” 何亦武说。他相信到10月底中生集团的疫苗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许可以应用于普通民众。“中国官员们想的是唐纳德-川普可能会在美国大选之前批准一款美国疫苗，” 他说。“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抢在那之前批准一款疫苗。”

不管中国研制新冠疫苗的步伐有多迅速，或是自一月份以后他们应对疫情是多么地有效，这都不太可能让西方人忘却他们在疫情大流行早期阶段所犯的错误和误导信息。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已犯过错的反应常常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在1月31日，方方在她的日记里评论道，“中国人从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很强的忏悔感。” 他们通常很难理解为何这一特质对西方人来说是如此让人沮丧。在这方面，疫情确实是一面镜子——它不允许中国人眼朝外看，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但是，在中国内部，这种镜中映像是很清楚的。疫情大流行把中国体制的弱点和优势、以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都映照得十分鲜明。他们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官员们从未觉得有必要告诉公民们在武汉发生过的确切事实，但他们也明白美国那种疫情致死水平会是令人震惊的——若以中国人口计算，总计死亡人数会是超过一百万还不止。为了避免那种规模的死亡人数，政府也知道民众愿意接受严格的封锁措施并愿意为战疫贡献自己的努力。

反过来，公民对该如何解读政府也很有技巧。人们常常抱持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的两种观念：党在某些事上撒了谎但在另外一些事上则给出良好的指导。多半情形下，公民们能推断出两者的差异。在疫情中，让人惊异的是，即便当中国人沉湎于阴谋论时，这些想法也很少导致个人的冒险行为，这与美国的常见情形大相径庭。可能是中国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审查制度和误导信息后已达到了类似免疫的效果：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发展出自我保护的强烈本能，他们似乎也不像许多美国人易受社交媒体的影响而辨不清方向。他们从疫情大流行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也常常与西方人所预料的相佐。在今年早些时候我曾通过微信与在一家收治了许多被感染患者的武汉医院工作的一名药剂师有过交流。在2月26日，他曾表达了对早期掩盖疫情的愤怒。“我个人的观点是政府总是疏忽塞责并压制不同意见，” 他写道，“正因为如此，他们丧失了控制住病毒的最佳时机。”

在武汉，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在其中一次交谈中我把他在2月间所写的话拿给他看。我问他假使现在他处在李文亮的境地，意识到某种未知疾病即将爆发，他会怎么做。他会在网上贴出警示吗？或是联系卫生官员？还是给记者透露消息？

这位药剂师想了一会，“我会亲口告诉亲近的朋友们，” 他说，“但我不会捅到网上。不会有任何书证。”

我问起同一事件若发生在现在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还会是一样的，” 他说，“这是体制的问题。”

他解释说，在威权国家，地方官员害怕惊动上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掩盖事实。但当高层领导终于了解真相后，他们能快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他感到困惑的是，在病毒横扫全球破坏了城市和国家的稳定之后，武汉仍有这么许多不曾改变。最近因为他的眼镜度数加深，他又去了多年来配镜常去的同一家眼镜店。他在前华南市场楼上的同一处位置找到了那家店，店主还是同一个人。唯一的差别价格掉下来很多。“通常我会还还价，但这次我感到有点尴尬，” 他说，“我一点价都没还。”

在武汉逗留最后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与方方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了面。5月份，她的日记在美国出版，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学教授迈克尔-巴里负责英译。巴里从2月25日开始翻译工作，正值方方发表第一篇网上日记的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的工作速度惊人，真正是赶上了疫情大流行的浪潮。到4月10日他翻译完毕，武汉已经解封，而洛杉矶则陷入了封锁状态。

就像疫情的许多方方面面一样，这种共同经历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人群撕裂的导因。中国国营媒体指控方方让国家蒙羞，而极左民族主义者则在网上攻击她，与他们在疫情期间所做的一样。他们也把攻击矛头对准了身在洛杉矶的巴里。一度，方方在武汉的住址被人公布，有人把写有恶意文字的字条包着石头扔过她家的墙头。

“我对政治并不热衷，” 方方告诉我说，解释说她只是喜欢把事情准确记录下来。她是个眼神活泼的小个子女性，她给了我一本她的被禁作品"软埋"。这本小说的题材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初期的土地改革——这又是被隔离历史的一个例子，因为有许多地主家庭受到了残酷对待。当该书于2016年出版时，它激怒了崇毛极左派里的好些人物。这些极左派里的同一些人现在又对她的疫情隔离日记大加挞伐。

65岁的方方已经退休，不过她从由政府主办的湖北省作家协会领取退休金。她说来自另一个政府部门的两名当地官员曾上门拜访并劝她不要在海外出版"武汉日记"，但她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取消我的退休金，我就要告你们，’” 她告诉我说。

我所遇到的每一位武汉作家都对方方评价很高还很回护她。中国各省的文学界通常都很抱团，作家们也都练就了厚脸皮和足智多谋。当方方的微博账号被暂停时，有些精通技术的年轻人帮助她找到了其它方式来发布内容。也有迹象表明有些身居高位者很欣赏她。方方说微博的一位高层编辑后来还给她写来私人信件为审查制度道歉。“他说他们对暂停我的账号无能为力，但他很钦佩我，” 她说。

不过此刻她已不能在中国出书或发表文章了。对于亲眼见证历史就在自己家乡展开的一名作家来说，这似乎难以想象，不过方方谈起这种情况却很平静。她说自己最近还在安慰一位同样被禁的年轻作家。“我说你得有耐心，” 方方说，“我相信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XYS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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