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会爆发”：为何众多专家都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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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一周前曾撰文分析，认为俄罗斯所宣称的缓和姿态很可能是假象，而实际局势仍然极其紧张。自此之后，局势全面升级，战争正式爆发。截至本文写作时间点（2月25日晚），乌克兰首都基辅已经有轻武器交火，料想俄军实现对首都的全面合围为期不远。乌克兰军队抵抗力度超出外界预期，但在俄军海、空、导弹的绝对优势打击下，乌克兰军队有组织全面抵抗所能坚持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俄罗斯所期待的“政权更迭”应该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

普京决定全面进入乌克兰这一局势，首先冲击的是从斯拉夫（俄罗斯）研究学界到投资机构中流行的分析范式与假设。国王学院（KCL）俄罗斯研究所所长Samuel Greene，是推特上十分活跃的分析乌克兰危机的学院派代表性声音。作为研究俄罗斯内政和社会运动的权威，他在此次危机中一直认为战争不太可能爆发，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和美国的情报暗示都不断指向一场全面进攻，他仍然认为普京承认顿巴斯地区两个“分离共和国”后在保持“战略模糊”，并且“出现大战的危险不是很大”。

与之类似的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著名俄罗斯军事、外交权威迪米特里·特列宁。在2月21日普京发表震撼性演说之后，特列宁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倾向于相信局势在走向降级。普京在“通过升级来实现降级”，并“利用自己在西方公众中鲁莽冒险的形象作为工具。”他将会暂时满足于确立对乌克兰两分离地区的正式控制。“这是对他来说风险最小的选择。”

笔者前文曾经简略提到，分析家中流行的出于前定的偏见和期望，而选择性接受事实并进行有缺陷的推理的现象。随着专家们开始反思为何在判断普京和俄罗斯动向上产生严重失误，我们现在有更多机会一瞥这种误差背后更深的因素。

2022年2月22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家发电厂遭到砲击后雾起浓烟。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失误背后的深层原因？

这类分析家的系统性失误不是出自对军事的不了解（这毕竟是可谅解的），而是出自对政治要素的判断失误。

Greene在2月24日发推分析自己为何出错：他认为，在这次对俄罗斯是否全面动武、普京是否只是想通过威慑来获得权益的辩论中，专家们主要分为了“从内政视角出发”和从“军事视角出发”两个角度。Greene自己作为研究俄罗斯内政的学者，认为真实开战会对俄罗斯国内造成无可想像的损失，从而侵蚀普京在国内的支持度甚至统治基础。而军事、情报观察家则通过不断更新的俄军军事布置，断定真实开战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结局。他承认在战争爆发的当下，军事逻辑占据了上风，但他仍然强调，俄罗斯的内政脆弱仍对普京的未来制造了巨大不确定性。Greene教授的自我批评诚恳可敬，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仍然没有触及更核心的问题。

军事服务于政治，普京及其权力核心圈采取“不得不发”的军事部署，首先必定是设定了政治上的计算和权衡。因此Greene教授这类分析家的系统性失误就不是出自对军事的不了解（这毕竟是可谅解的），而是出自对政治要素的判断失误。他们仍然将普京政权视作愈发威权转向的选举式威权，面临来自公民社会、反对派、商业利益的更加实质性的制衡，因而对内政压力有着一定的回应性。普京政权转向个人式政体（personalist regime）的程度也许出乎他们的意料，导致他们高估了俄罗斯总统一意孤行、将自己意志贯彻到底时面临的内在难度。

习惯于把约束条件下的理性人假设为分析起点的学院专家和商业机构，会以更加“客观”的方式去估计普京的“效用函数”， 将他设想为本质上精于计算的实用主义者。有些专家虽然正确指出，和2014年不同，2021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实际上很难获得多少国内政治的加分，反而可能侵蚀他在国内政治的权力基础；那么结合标准的理性人分析，就不难得出他只是在进行边缘讹诈，而不是再准备打一场战争的结论。哪怕局势发展，使得进一步为了威慑目的而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变得毫不“理性”，分析家们似乎也并不急于更改自己的预判。

对“理性”的期望

我们不但认为行动者是受到外界可验证的各种“客观”约束加以决策，我们还“希望”他们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冒险推测，那么似乎也可以合理假定，把政治世界的决策者（哪怕是高度个人化的）按照某种无面孔的理性假设加以分析，具有一种知识上的安定感。我们不但认为行动者是受到外界可验证的各种“客观”约束加以决策，我们还“希望”他们是这样的——这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政治与商业中引入了某种公共理解的可预测性和可分析性。引入了最基本的交流和秩序。

对于政治和商业领袖来说，确认自己的对手和自己是站在同一个角度分析问题，至少就意味着合作与讨价还价的潜在可能：与其相信普京真的是“鲁莽”、“冒险”，“把280万无辜基辅市民陷于炮火危险之中”（特列宁语），相信他只是“表现如此”，是为了“把西方逼到谈判桌上”给了分析家和观察者某种慰藉，某种想要努力抓住的秩序感。

这种“理性对立”的秩序，在核武器扩散、传染病大流行、地缘政治风险升级的时代愈发显得不可或缺：我们或许无法缓和分歧，但我们至少期待冲突各方可以理性地计算冲突的得失，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达成妥协甚至合作。而这看上去甚至不是一个很过分的期待：人们并不指望执掌权力者摒弃自私，而只是假定/希望他们足够精明的自私。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盼望，等待我们的将会是冷战以来，甚至是二战以来都难得一见的混乱失序。所有人都会是输家，而人们彼此伤害的理由又是那么愚蠢和不可理喻。

2022年2月21日，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人们在临时住所观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讲话。摄：Denis Kaminev/AP/达志影像

政治分析的古老“技艺”

托尼·朱特曾说“当事实改变之时，我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诚应如是。

普京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把世界往这个方向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他们表现出震惊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我们不但要考虑地缘政治中可以客观衡量甚至定量考察的变量，还要深入政治行动者的内心去体察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激情和偏见，他们经常具有偏执倾向的执念，分析家们就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困难的任务当中。而需要动用这种方法本身就预示着某种更加古老、自然，更少祛魅色彩的世界正在回归。这个世界的行动者决定性地被生产体系、技术交流、武力的互相威慑捆绑在一起，但争夺统治权的神话却彼此水火不容。

从政治动物无数行动、谎言、官样文章中拼凑出它们的内心图景，这种古老的技艺来自历史学，启发了最初的政治心理学，并因为显而易见的缺陷而让位给更加“客观”、“先进”的范式：毕竟绝大多数想要一探普京、特朗普“内心”的分析都来自不甚有知识含量的新闻记者，充满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与分析者自身的投射。更何况，“把自己带入他人，并从内部解读”似乎注定包含着一种矛盾的性质：这种想像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想像者自身能否达观地“从外部观察自身”，以全面和理智的方式评估自我。在美国式自恋主义与自我抬高败坏公共精神生活的当下，这成了一种愈发罕见的品质，毕竟长久的安稳生活（至少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助长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敏感性的衰退。（弗朗西斯·福山在这一点上有着被忽视的惊人的先见之明。）

但是，在民粹主义和个人式政体浪潮汹涌的当下，分析家或许不得不重新踏入这片危险海域，将古老的工具配合更加精细与系统的方法以期推进分析的事业，为公众贡献洞见。托尼·朱特曾说“当事实改变之时，我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诚应如是。

2022年1月22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防御部队及武装的志愿军在一个公园训练。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麦克李，文化与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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