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妈妈,“逃离”县城

by 每人作者, at 20 September 2022, tags : 县城 孩子 王小铃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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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制造的“成功妈妈”范本,正在闯入县城妈妈的世界。

当另一种生活突然近在咫尺,县城妈妈们所面对的,是既割裂,又千丝万缕的两个世界。她们既看到了培养出一个“精英牛娃”的诱惑与焦虑,也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话语权、婚姻、母职焦虑等困境。

当焦虑和诱惑开始下沉,一些县城妈妈,开始渴望“逃离”。她们的共同画像,是年龄都在30岁左右,是社交媒体的深度用户,都关注育儿、女性等话题。而她们的“逃离”,往往也跟育儿有关。比如,有位县城妈妈,寄希望于在县城开一家高端母婴店,来逃离县城生活方式,结果因为当地人买不起,最后濒临倒闭;还有位妈妈,遭遇了失败的婚姻,在刷了一堆谷爱凌的短视频之后,定下目标,要“向谷爱凌看齐”,把逃离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而当脚下县城的土壤,生长出远方的城市镜像,卡在母亲、妻子和县城女人三重身份之间的县城妈妈们,正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月弥

镜像与现实

镜子,出现在了县城妈妈王小铃的生活里。镜子里是谷爱凌,镜子外是36岁的她。她在河南新乡原阳县生活,离了婚,正独自抚养一个读大班的5岁女儿。

因为“想向谷爱凌看齐”的言论,在社交平台上,她甚至遭遇了一场“网络暴力”。今年2月中旬,她发了这条视频之后,热度是过去的十倍。在那之前,她一直在网络上分享单亲母女的县城生活。几百条评论涌来,有人说她做白日梦,还有人说,“没有谷爱凌的命,得了谷爱凌的病”,更有人拿出谷爱凌的三代,证明她是痴心妄想,“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外公外婆也得是国家级科学家、数学家……”

但王小铃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爱凌短视频的感受。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谷爱凌优秀,而是“她的妈妈一定很厉害”。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辞——那是一个成功的单身母亲,一种精英的感觉。

而她自己也是单亲妈妈,也有一个女儿。短视频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新的可能,“虽然起点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但我还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起点”。

然而,这面镜子的背面,是一个县城妈妈深陷其中的生活。王小铃和丈夫在3年前离婚,与许多县城女性遇见的问题相似——她远嫁到其它县城,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以及没好脸色的婆婆,没有社交圈,生活里总是退让。

在这段婚姻里,她没收到彩礼,还要为没写她名字的房子和车子还贷。结婚前夜,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酩酊大醉;怀孕产检,她挺着肚子,独自去收费台付钱、跑检查项目。她从未见过丈夫的工资卡,连对方的手机都打不开。明明两个人坐在彼此面前,在一间屋子,甚至躺在一张床上,“却比陌生人都要远”。

有一次,她因为将上衣与裤子晾到了一块,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顿。那天,她也挨了领导的骂,终于忍不住,与婆婆大吵了一架。隔天,丈夫来了一个电话:“离婚吧,一周之内搬走。”

王小铃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与面对失败婚姻的王小铃不同,竖立在另一个县城妈妈陈芳鹿面前的,是另一面镜子。

对31岁的陈芳鹿来说,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是社交媒体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还有那里的妈妈们所培养出的“精英牛娃”。

她住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家境不错,有一儿一女。由于离北京近,她所选择的一切,都与北京对标。怀二胎的时候,为了给孩子“好的东西”,她开了一小时高速,去张家口市区母婴店,开了张3万元的会员卡。她极少在县城消费,几乎都网购,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县里又新开了家甜品店,朋友却告诉她,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就连点痣这样的小事,都要去北京,“我在北京安贞医院点的痣,花了240块”。

践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极致,体现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婴店上,她渴望通过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但是,店里纸尿裤要卖158元一包,面对这样的高消费,县城人来了又去,问清价格转头就走。不得已,价格一降再降,从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几乎没有利润。

“有顾客问我,这个价格在网上都可以买3包了,我说能一样吗,一包纸尿裤,她们恨不得里头有100片”——从交谈里,你总能感受到她对于县城的一种排斥。

回头客的周期也格外长。最近来陈芳鹿店里的一位妈妈,上一次到店里还是6月,一包纸尿裤用了3个月。因为,这个妈妈只有晚上才舍得给孩子穿纸尿裤,至于白天,“就晾着”。

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镜中的世界,原本让她觉得,“现在年轻的宝妈,要求也会高一点”,所以才开了这家母婴店。但另一面的现实是,就连她母亲都反对她,“一盒奶粉400元,孩子一个月得喝2、3罐,在县城打工一个月不过3000块,谁会花1000多块给孩子买奶粉?”

像陈芳鹿和王小铃这样,尽管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同,但无论是婚姻还是创业的失败,这些县城女性最后都要回归到同一个身份上——县城妈妈。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们。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 图 / 《成为母亲》截图

孩子是唯一目标

在遭遇失败之后,人们有时候会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对于县城妈妈来说,在事业、婚姻等为数不多的选项中,孩子几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标。

成为单亲妈妈之后,王小铃决定“逃离”县城。曾经生活的县城看不到高楼大厦,看不到人挤人,一天下来,甚至连公交车都少见。她不想再回到那个“自行车20分钟可以绕遍”的地方。

“压根就不想在县城待,县城把你磨得光光的。”她说。

她采用的方式,是试图让女儿的生活与县城脱离。比如,她从不给女儿讲述县城,更多会讲国外的故事。尽管她从未出过河南,但她和女儿会躺在床上,刷着关于埃及金字塔、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视频。她提起“埃及金字塔”的频率很高,据她所说,小时候,她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尖尖的三角体,就一眼被迷住了,后来给女儿看了小红书上的游客照,“她也很着魔”。

为了培养女儿,按照社交媒体上学来的育儿方式,她的女儿同时学七种课外项目——魔方、桌游、画画、手工、轮滑、羽毛球、游泳。

只不过,她没钱,只能自己学,等学会了再亲自教给女儿。比如魔方,她喜欢刷B站,在平台上搜了六阶魔方的教程,每天花半小时背诵公式,再练习半小时,一个月下来,她已经能把魔方在一分钟之内还原。

“鸡娃先鸡自己。”孩子听不懂魔方公式,她就用白话解释,“实在听不懂,再画张图”。

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陪读是县城妈妈唯一的教育出路。另一位县城母亲张瑶瑶,她今年32岁,来自江西抚州宜黄县,有一儿一女,这是她的寄托。但读小学的儿子却学不好英语。她没有逃过大数据的监控,接收到社交媒体上的精准广告之后,她给孩子充了几百元的英语网课——这已经是她的全力,过去母亲和孩子三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

但儿子却从来不听,拿到手机第一反应是玩游戏。张瑶瑶把游戏锁了,儿子又打开微信小程序玩游戏,直到她锁住了微信,把儿子揪到座椅前,一个一个单词教,一晚上过去,儿子还是记不住,“我自己都背下来了”。

相比之下,家境相对富裕的河北的县城妈妈陈芳鹿,也没能在这样的焦虑中幸免。她的做法就更为“极端”,她几乎无时不刻都在用行动“逃离县城”。

她的两个孩子从出生开始,每回身体不舒服,她都要跑到北京去,就算只是感冒,也会选择儿研所,“不能耽误了孩子”。她的小儿子经常过敏,陈芳鹿就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北京的知名儿科大夫开的私立诊所,“说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儿”,诊所里最普通的一个保健号都要500元,她并不介意,带着儿子一趟一趟开车去100公里外的北京,后来养成习惯,小儿子所有的疫苗、体检都在这里完成。

大女儿不到1岁时,她对标“外面的世界”,特意离开县城,去附近张家口市里报了个总价快3万的早教班,折合下来,一节课200多元。早上8点不到,夫妻俩抱上孩子,开车上高速,一个多小时抵达市区,孩子在车上已经快睡着了。

等到45分钟的早教课过去,一家人又得等着下午的课程。“上完课总得在市里吃饭吧,吃饭后到商场里你不得逛一圈,基本一次消费加上高速费、油费,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块钱。”

待到小儿子出生,高额的成本,让她暂时断了去市里上课的心思。最后,她给儿子在家附近报了一个县城早教中心,6000块钱,80节。

然而,一个县城妈妈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精英式育儿”,就会对县城产生多么大的排斥。这一点在陈芳鹿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她感受到一种落差,县城早教班,“和市里完全不能比”。市里的早教中心纯英文教学,有各种专业课,而县城的早教中心“就像个托儿所”。

最终,观念的冲突在一次亲子活动中达到了顶峰。

那一次,县城早教中心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她给儿子穿搭了一下,背个小包,再塞个水壶和一些小零食。结果母子俩一进早教中心,“就好像你穿了个礼服,去参加了一个睡衣派对”。

她感到苦闷。对县城来说,她越来越像一个外人了。

▲ 图 / 《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逃离的根源

对王小铃自己来说,关于县城的回忆,几乎都是灰暗、晦涩的。

2019年,丈夫提出离婚,并将这一切推到了她的头上。在她所在县城里,这被解释为是一个女人“活该”。在电话里,丈夫指责她:“如果你能挣钱,如果你会来事,你会处理婆媳关系,我们就不会离婚。”

他要求王小铃带着孩子净身出户。

搬走的那天,王小铃看着自己买的家具、餐桌和锅碗瓢盆,“都带不走”,最后拎着几包衣服沉默离去。她所在的县城,不流行起诉,妥协往往是常态。她甚至承认,“说实话,我那时候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不想离婚,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先搬走。”

搬走后,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郑州认识了一个“更能挣钱”的女人,当时王小铃一个月才挣3500元,没有了遮盖真相的那层窗户纸,他们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尽头。

她和孩子在那座县城又生活了3年,她们搬进了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起初饭都得蹲着吃。房间太小,卫生间直对着床,下水道反臭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记忆里。

她尝试过开童装店,但“在县城里没有熟人,没有老客户”,几个月,店铺倒闭了,留下了一堆存货和7万外债。即便是她有本科学历,过了英语六级和日语二级,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诉她,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有回加班,女儿一个人在家,她透过监控看到“孩子哭得不行”,哭着哭着直接昏睡过去。

正常的工作也没法干,“后来我只能去做自由职业,去大街上跑业务”。王小铃给人卖零食,在路边发传单,也挨家挨户推销过驾校,挨骂变成常有的事,跑三四条街,能看到一个好脸色都算幸运。

最窘迫的时候,她同时欠了5、6个借贷平台的钱。每个月有1/4的时间在拆东墙补西墙,在一个该交房租的日子,她又被“宝妈刷单”的骗局骗了1000多元钱,身无分文,信用透支,走在路上,人都在摇晃,她说那是自己最崩溃的一刻,“一辈子也忘不掉”。

县城的回忆对她来说,就是这些窘迫生活的堆叠。

好在,女儿陪着她。到了周末,她带着女儿一起去发驾校名片,女儿比她更大胆,张口就问,“阿姨考驾照吗?”晚上,她们一起摆摊,卖之前童装店的存货,也卖自制的酸梅汤,孩子主动要推车,边走边叫卖。

但由于逃离了痛苦的婚姻,她反而感觉到一种自由。她甚至觉得,只要摆脱县城,就是摆脱了过去。

同样希望摆脱过去的还有河北的陈芳鹿。

陈芳鹿有三个遗憾,分别是她错过了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和一次去德国留学的机会,高考的失败、犹豫的性格、大学的爱情,让她最终又回到了县城。开下这个母婴店,也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自己”——这种证明贯穿于她的记忆。从小她就明白,自己得练钢琴,练得好,妈妈就高兴。别人的暑假上蹿下跳,她只能在窗户底下没日没夜练琴。

她至今还留着小学时给妈妈写的一封信,“妈妈,我没考好,下次一定改”。31岁了,她再次拿起这封信,双手还在微微发抖,那是一种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害怕。

与这两位已经有“逃离行动”的县城妈妈不同,江西的张瑶瑶,则或许能揭示另一群“虽有逃离之心、但已无逃离之力”的县城妈妈的困境。

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村,母亲早逝,父亲几年后再娶,后妈又生下了两个女孩,张瑶瑶成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个。小时候,她去乡里上小学,父亲一周给她10元生活费,来回路费就要6元,剩下的钱只够2顿饭。她不敢张口要,后妈冷漠,父亲嗜赌,好不容易见到一回,看她的眼神从来都是不耐烦,“怎么又回来要钱了”。

15周岁,父亲让她不要再读书。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伪造年龄当过服务员,在鞋厂、化妆品厂工作。20岁,她在工厂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她一度觉得,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过去缺失的“爱”。

现在想来,丈夫娶她只是为了“找个老婆”。

张瑶瑶总是喜欢提起“如果”。她说:“如果我能意识到,这场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尊重,我会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产;如果我的妈妈还在,20岁的年纪也许我还在上学;如果我懂一点人情世故,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根本不可靠。”

但没有如果。婚礼那天,因为筹备婚礼花了3万块钱,丈夫的脸色就没有好过。在婚车从福建开往江西的路上,丈夫发现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几条烟,当着婆家人的面,又对她破口大骂,“娶你真花钱”。

而这只是个开始。

婚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她,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协换取安全感,“孩子我一个人带,家务我做,活也照干”。她的重心开始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儿女——种竹荪、卖柑橘,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晒谷子。

隐忍和退让总在发生。有一回玩耍时,大伯的孩子用镰刀砍伤了她的女儿,在头上砍出一条5厘米长、3厘米深的伤口。女儿在她的怀里哭到抽搐,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转头就带着大伯哥的孩子离开。

她只是沉默,抱着孩子上药。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张瑶瑶又一次提起了如果,“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和他们拼命。”

再后来,孩子长大,为了陪他们上学,张瑶瑶又成了县城全职妈妈。10年的时间里,因为生活不顺,丈夫变得更加冷漠、敏感,两人争吵时,丈夫说,“如果不是你们三个,我现在一定不会这么倒霉”。

而张瑶瑶,就同时困在母亲、妻子、县城女人这三重身份中。

▲ 图 / 《隐秘的角落》截图

不是逃离的逃离

河南的王小铃,决定带着女儿逃离县城。

3月初,她带着孩子去了郑州,前夫承诺给她每个月1500块抚养费。此前,她已经在县里找了一个大码女装网络客服的工作,县城的老板答应她,只要业绩达标,这份工作她可以带去市里。

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前夫就住在距离她们骑车十几分钟的地方,偶尔会过来看孩子,却绝口不提抚养费的事。女儿上学的事也遥遥无期,按照郑州当时的政策,王小铃既没有当地的房子,也没交过社保,孩子无法在郑州入学。

那段时间女儿本应该读大班,王小铃只能在郑州打听了一个幼小衔接班让她过渡。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楼里,一个月700元。没有操场,没有活动室,教室只有一个客厅那么大,全是课桌,挤满了30来个孩子。他们和王小铃的女儿一样,都是外地孩子。

这样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找前夫要钱,成了王小铃在郑州最重要的事。但前夫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王小铃当面要,或是发微信,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话,“再等等”。

王小铃在对抗他的前夫,而对河北的陈芳鹿来说,她要反抗的,则是县城传统家庭里,难以动摇的观念。

陈芳鹿总结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规划和底气,所以她早早为两个孩子想好了出路。“我计划给孩子送到天津,再不济也要到张家口市里去。”她准备着,给孩子在天津买一套学区房。

这遭到了公公的强烈反对,“在哪儿念不是念,去了天津念书,又能考上个什么”。公公一家在县城里做工程出身,陈芳鹿的丈夫当时没有考上大学,选择子承父业,照样过得不错。

但这在陈芳鹿看来,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来考虑,“他觉得我们这样就够了”。

她的消费观念也在家里处处碰壁,女儿走路有些内八,她带着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诊所,花2600元买了一块矫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垫,又去商场买了一双名牌鞋。

当天,公公也跟着去了北京,在诊所、商场替孩子付了钱,后来陈芳鹿才知道,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你孩子是啥孩子啊,非得去北京买东西去”。

两个世界的冲突,在她怀二胎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创业开火锅店的念头,还没下定决心,公公直接冲到了她的娘家,指着陈芳鹿的母亲说:“这些年,我儿子就听你这个女儿的,这个家就是你女儿说了算!”争吵之下,当时差点报警。

相比之下,江西的张瑶瑶的两个孩子还年幼,她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做到直接离去,甚至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她只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生活的解药。她关注了许多博主,一半是健身,一半是经典名著讲解。有一回,她刷到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

她觉得这句话仿佛在映照她的命运,“一步错,步步错”。在过去的10年里,她多次试图挣脱,但这种挣扎就像在漩涡里,让她越陷越深。

而哪怕“外面的世界”下沉到县城里,但这份下沉的红利,她也没享受到。她做过淘宝电商,想卖竹荪,结果软件都不会装,货也卖不动。还有一次,县里组织电商培训,7天的培训,她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结果那场培训只是一场秀。她看到其他宝妈在朋友圈卖书包、短袖和内衣,她又动心了,对方宣称一单给3-5元提成,结果那些文案她复制了一年,一单都没有卖出去。直到最后,曾经的同学说要带她赚钱,把她拉进一个宝妈群,卖美容产品,进了群她才知道,那是传销。

她今年已经32岁,初中没毕业,至今没有坐过动车、地铁,就连坐长途车,她也害怕。某种程度上,她已经与社会脱节。

平复这些苦闷的方式,往往是打开一段30秒的短视频——视频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

确实也有看起来“逃离成功”的案例。

30出头的高婷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个县城,她选择的方式,是让6岁的女儿成为童模。去年,因为手机内存不足,她把女儿的照片传到了社交平台上,“意外小爆了一下”。后来源源不断有人联系她拍摄,女儿第一次走出县城,也第一次坐了地铁、动车和飞机。

身处县城的她有一个私心,她想让女儿变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样,更从容、更大胆——就像她给女儿取的小名“大胆儿”。用高婷的话来说,自己小时候畏畏缩缩,不敢表达,她希望女儿一定要大胆、勇敢。女儿也定下了一个大胆的志愿:将来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

但这样的“成功逃离”,背后也有相应的代价。

学校里,女儿遭遇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山东的县城,女儿一年级刚开学10天,班级就要求抽查《桃花源记》,尽管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课文。几乎是每天背诵,女儿终于把它磕磕绊绊背了下来,“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

而为了让女儿“多见世面”,她还先后给女儿报了早教、体能、英语、美术、游泳和童模班。但现在,一个令她头疼的问题是,县里培训班的外教老师离职了,仅剩下一个口音较重的本地老师。

她果断给女儿停了课,“千万别把口音带跑偏了”。

▲ 高婷的女儿在拍摄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逃离之后

在这个从下沉市场中争夺流量的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让县城妈妈们看到大数据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里呈现出的片面的世界,又能不能当做理想生活的范本?

对受谷爱凌教育启发的王小铃来说,她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

似乎从县城逃到城市,日子也并没有好转多少。今年6月底,女儿马上要面临升学,结果前夫再也没有出现,也不再回复微信。郑州的花销就像流水一样,母女俩租房、吃喝,每个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她突然醒悟,要不到抚养费,“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只能被迫离开了郑州。

现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搬进了一个新的出租屋。四室一厅一卫,还附带一个200平方米的闲置阳台,租金2000元。她在阳台种了韭菜、青菜、生菜、黄瓜、豆角、大蒜等十几种蔬菜,之后还准备买个笼子,养几只土鸡。

某种意义上,如今有一个“她”生活在社交媒体中——她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生活圈子也与网络世界相关,清晨她会在阳台上,围着菜园子慢跑,女儿则会在客厅里逗猫。她习惯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很多人说她洒脱,还有人羡慕她的生活。

但只有现实中的她知道,一些伤痛无法隐去。“其实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业好,而是婚姻美满”,这也成为她最大的遗憾。她的视频事无巨细,却刻意隐瞒了一件事,“说出来一定会被骂死”——在离婚后,丈夫依旧向她伸手借钱,她没有存款,用网贷借给了他。

至于镜子里那个关于谷爱凌的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与王小铃一样,陈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朋友。她的朋友也是,几乎都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她们一起,在网上分享育儿、家庭以及属于女人的未来。

自然,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开母婴店的经历。短短一年过去,她的母婴店,就亏损了接近60万。

“外面的世界”,同样也困住了张瑶瑶和她的孩子。

“如果”,张瑶瑶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如果我自己够聪明,我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不敢离婚,因为她看到,短视频上的悲惨女人离婚后,往往净身出户。对此张瑶瑶并没有咨询律师,她只是用生活经验下了一个判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大数据总会让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等孩子再大一些,她知道自己会更无力。比如,现在的她,应付儿子的数学题已经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她还要应付其他的同龄人妈妈。前几天,过去的邻居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位邻居比张瑶瑶小一岁,崇尚“精英式育儿”,邻居会跟她炫耀,说“又报了两个补习班,周末儿子要学游泳和美术,家里还买了一个架子鼓”之类。这些时候,张瑶瑶只能用沉默回应。

以至于每次接到邻居的电话,她第一反应是盖上手机,“她真的让我压力很大,真的”。

33岁的她总觉得,作为县城妈妈,自己早已过了那个重启键。看了太多“独立女人”的视频,她迫切想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突破的答案,但她怎么也找不到——能在短视频里找到的答案,能叫答案吗?

问题还没解决,但新的担心的事又出现了。她的女儿胆小懦弱,在外不敢表达,有一回张瑶瑶去幼儿园接孩子,看到她在哭,问了她许久,孩子在外就是不吭声。回了家,女儿才告诉她,老师今天发棒棒糖漏了她的。张瑶瑶很无奈,问女儿为什么不举手?

“我不敢。”女儿说。

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 从张瑶瑶的出租屋向下看,是她和几户人家的公用厨房。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小铃、陈芳鹿、张瑶瑶、高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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