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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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坡

我发现，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无我”文化。文化这个词太复杂了，据说有几百几千种定义，我这里说的文化主要是与公共表达相关的，也就是说话方式、说话习惯。

我们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我们”来作主语，而不是“我”。比如一件恶劣的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议论：“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必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我自己也经常这样说话、写文章。

但是我今天却在想，这个“我们”到底是谁们？我以为的“我们”，跟你以为的“我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我们”？

再比如，假设的那件恶劣的事情引起民怨沸腾，某地方某部门做出回应，一般也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XXXX，我们十分震惊，对受害者深表同情，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一定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个“我们”按说是指某部门，但通常也是泛指，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说，这事是归我管的，我会如何如何。我们没有说“我”的习惯，说来说去都是“我们”。

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十分震惊，我们呼吁我们不要继续伤害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有一个我们，我也有一个我们，他还有一个我们，但不管是受害者、旁观者还是责任人，全都说“我们”而不说“我”。

如果说，责任人不说“我”而说“我们”，是为了推诿卸责。那么为什么受害者和围观者也要说“我们”呢？或许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

在我们社会，受害者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责心理。明明被欺侮被刁难的是自己，但总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最好自认倒霉，如果要起身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所以，要诉苦先得把“我”变成“我们”，这样才能理直气壮。

围观者嘴里的“我们”，是最微妙的。

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要为一件事情发声的时候，我同情的当然是受害者，痛恨的当然是施害者。但是我拿什么打抱不平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武侠小说，现实中谁都没刀没剑。

我只能拔出想象中的“公平之刀”“正义之剑”，我想象着，世界上应该有这两样东西，有了它们，世间一切不平事都能有个裁断。可是这两样东西不在我手上，我只能认为，它们存在于某个地方。我没有，但“我们”应该。所以我祭出“我们”，给自己壮胆。

但是我能不能召唤出“公平之刀”“正义之剑”呢？说实话，不知道。虽然有些时候，喊的人多了，错误的事情也能被纠正，似乎“我们”还是好使的。但你不知道，发挥作用的究竟是公平与正义，还是人群的力量。还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不了了之的，那把刀那把剑又去哪儿了呢？

我常常不忍正视自己的无力感，所以告诉自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再喊一喊，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现在，我却越来越想要承认，“我们”是一种幻觉。沉迷于这种幻觉，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有力，只会不断消磨一个人的行动力。

因为把“我”打包扔进“我们”，就意味着“我”的痛苦、“我”的信念、“我”的责任，统统归公了。“我”只需要坐着，等待“我们”的拯救。如果有什么不好，那是“我们”不好。“我”有时候会自责，自责不能改造“我们”，并遗憾未能拥有更好的“我们”。

然而，“我们”的问题可能恰恰就在于，只有“我们”，没有“我”。“我们”来“我们”去，重要的事情都被搅成了一摊浑水。

今天读到布莱希特的几句诗：

这些从不怀疑的无思想者/配得上那些不行动的多虑者。/他们怀疑，不是为了做出决定而是/为了避免做出决定。他们的头/只用来摇。他们用焦虑的面孔/警告沉船的船员水很危险……他们就未明的局势喃喃细语些什么，然后上床睡觉/他们唯一的行动是犹豫。

比不行动更可悲的，是把犹豫当作行动。不能继续沉迷于对“我们”的无尽等待了，“我们”和戈多一样，都不会来。而“我”，虽然微小，但清晰可辨、有棱有角，应该是个合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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