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理念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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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近代史概念，指的是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杀害的六位维新派士绅：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其中，谭、林、杨、刘四人是光绪皇帝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六君子有着共同的主张，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揆诸史料，六君子的意见与立场，分歧是非常之大的。

一、清廷的草率定性

六君子被定性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最早始于清廷。

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达杀害六君子的上谕，内中给他们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大逆不道，着即处斩”。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进一步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说：康有为宣扬邪说，利用变法的机会包藏祸心，竟然策划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样胆大包天的计划，还私下成立保国会，宣扬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实在是罪大恶极。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写了许多“狂谬”的文章；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则是“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慈禧当时急于以杀伐掌控局面。所以，这份朱谕非常草率地将六君子集体定性成了“康党”。但事实确是：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和康党相当厌恶；林旭在被捕之前也曾试图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的情形如何较为模糊。只有谭嗣同高度拥护康有为的主张，是一位无疑义的康党。

图：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对“戊戌六君子”的表述只有一句话

二、杨锐与刘光第不支持康有为

在戊戌年，杨锐与刘光第，大体可以算作张之洞门下之人。张之洞看不上康有为的学问，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与张之洞大体相近。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他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1897年12月，杨曾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荐康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在戊戌年，杨锐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态度，已从欣赏转变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给了康有为一个“缪妄”的评价。信中说：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担任章京一职期间，因为杨锐公开表达对康有为的鄙视，谭嗣同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

“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去军机处值班，与刘光第排在一起。刘没什么，做事不积极，但也闹腾。最让人担忧的是杨锐，这个人嚣张跋扈，成天取媚旧党，对康有为非常排斥。谭嗣同愤愤不平，与杨锐公开争执，他也不肯采纳。

嚣张跋扈、取媚旧党之类的负面评价，只是唐才常个人对杨锐的一种成见。但他所提到的杨锐与康有为一派不合，引发了谭嗣同的不满，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杨锐的好友高树，也在《金銮琐记》里记载称，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林旭二人相当不满，私下里评价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的行状，可以知道，杨锐之所以评价谭嗣同“鬼幽”，是因为谭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知晓；之所以评价林旭“鬼躁”，是因为林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稳重，求变之心太急切。

图：杨锐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他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或许是因为不像杨锐那样是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刘光第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去做军机章京，入职之后也没有像杨锐那样积极活动（杨很希望促成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变法）。

不过，刘光第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恶感，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仅前往一次，因不喜欢康有为等人的言论，再未有过交往。他还在家信中里感叹说，朝中新旧两党相争让人寒心，而自己是一个“无新旧之见”的人：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刘光第这封家书里“无新旧之见”的自述，与唐才常对他的观察——说他是一个“愿者”，两面不得罪人，在军机处做事，虽然不积极，但也不闹腾，可以说是一致的。

戊戌年朝中的新旧两党之争，源头在于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斗争。光绪将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军机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办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知道自己被迫卷入了高层权斗，稍有不慎就会倒大霉，所以“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有什么重要的奏章，仍然拿去和“大军机”（也就是军机大臣，当时把军机四章京称作“小军机”）商议，还找了个机会劝说光绪皇帝，希望他不要将军机大臣们的权力架空。这些做法，在在显示出刘光第的政见与立场，与康有为和康党大不相同。

**故此，当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余日的杨锐与刘广第二人，被清廷定性为“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后，时人皆视之为奇冤。**张之洞也曾急电京城，试图营救杨锐。他在电文里打包票为杨锐做担保，说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有为的同党。电文如下：

“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他的家被查抄，结果搜出了一份尚未写完的弹劾康有为的奏疏。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杨、刘二人已隐约觉察到了时代的车轮可能会从自己身上碾过。所以均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自己没办法和林旭等人共事，军机章京这份职务实在是无法继续再做下去：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也想要辞职。他很担忧自己长期处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职位上，“终以憨直贾祸”，会给自己招来祸端。他原本的计划，是待下一次被光绪当面召见时，就痛陈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对新政来一番批判，然后就辞官回家。可惜没等到那一天，变故就已经发生了。

图：刘光第。

三、林旭、杨深秀等人的情况

林旭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定见。

1897年11月，林致书李宣龚，谈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欢康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然是不太愿意与风评不佳的康有为和康党扯上关系。

到了1898年5月，康有为已得到光绪的青睐。林旭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则颇为自豪地明言已做了康有为的学生，说康将他的学问“授旭读之”（传授给了自己）。

林旭进入军机处，可能与他在1898年6月被荣禄招入幕府有关。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既希望贯彻自己的意志，也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与汉臣领袖张之洞关系密切，林旭与满臣荣禄有来往，又与康有为交好，谭嗣同也有湖广官场的背景，同时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

据时人披露，林旭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同时也相当冒进的人。这种冒进，曾引发了荣禄的担忧。他写信给林，劝他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军机处的老臣们商议，不要躁进，动不动就要改这个变那个。但林当时深受康有为变更中枢决策机构主张的影响，没有接受荣禄的劝告。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变故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旭曾深夜来找郑问计。林与郑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觉得自己也许算不上真正的康党。但这种自我安慰是无用的。另据章太炎讲，林旭被捕之前，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尝试向外国传教士求助。《异辞录》里则说，林旭在被捕前一天，曾求告到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车前，希望马建忠帮自己找李鸿章“乞命”。与张之洞急电营救杨锐不同，林旭被捕后，荣禄没有对他施以援手。

图：林旭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为。不过，在政变前夕，康广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兄长的许多做法是在一意孤行：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大意是：康有为做事，目标定得太高，打击面又太广，身边的支持者太少，恐怕不会成事。

图：康广仁

杨深秀的身份是御史。他被当成康党遭到杀害，是因为他在戊戌年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里面，“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的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害，宋伯鲁逃往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深秀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奏折。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该折的附片中还有一个建议，说是颐和园内存在一个“秘密金库”，请求光绪皇帝允许募集300人，于9月23日入园正式发掘，挖出来的金子可作为变法的经费。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围园杀后”计划——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编造这个谣言，是为了有一个正规的名义将武装人员带入颐和园。在杨深秀呈递该奏折之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等待时机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这样的密谋，而慈禧又知晓了这个密谋，自然不会放过他。不过，杨在呈递奏折的时候，是否知晓“入园掘金”的实质乃是“围园杀后”，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难以判断。

图：杨深秀

也就是说，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算不上康有为的同道。林旭与康有为的关系是摇摆的。杨深秀是否知晓康有为等人的惊天策划，也尚缺乏证据。康广仁对康有为的做事方式颇有异议。只有谭嗣同与康有为的立场最为一致，也是其各种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图：谭嗣同

四、康、梁的虚假宣传

遗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杀害后，康有为等人为宣传需要，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将杨锐与刘光第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写过一首《六哀诗》，里面说杨锐“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也在《杨锐传》里说：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其实，杨锐并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他的立场是调和帝后关系，而不是向慈禧夺权。康的《六哀诗》，梁的《刘光第传》里，也对刘光第做了类似的虚假描述，将刘光第对康有为的不喜欢，说成了对康有为极为敬佩。

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个虚假的“呼应”。也让历史的本来面貌，发生了不应该的扭曲。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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