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母亲是被拐卖的,我们都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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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55个故事 —

2017年8月16日下午,正在外地室内装修工地干活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你是张志伟吗?”

由于电话来自父亲打工的城市,原以为是父亲出什么事了,然而电话里的内容,如晴天霹雳,让我半天没缓过神来。

对方说,我消失40年的母亲冯莲英找到了。

联系我的是一名李姓律师,在核实完双方信息后,李律师提出和我见一面,说有些事不方便电话里讲。

我叫张志伟,1976年出生在西南地区的偏远山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上有两个姐姐,我是家中老幺。

1977年春节,在我不到一岁时,母亲突然失踪,父亲苦寻了40年,人没找到。如今,母亲却突然天降,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放下电话,我赶紧给远在深圳的二姐张利红说了这事。

电话里,二姐沉默许久才问:“这事儿,大姐和爸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去了解清楚再说,你要不要回来?”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身体不好,回来一趟挺费劲,再说这事真假难料,你先去打探清楚再给我回话。”二姐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姐比我大5岁,17岁就辍学跟人外出打工,很少回来;20岁时,二姐挺着大肚子和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回来登记结婚,男人是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鳏夫,和前妻已有一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谁都知道二姐这样嫁过去,明摆着是要吃大亏的。

父亲为此和二姐大吵一架,“如果要嫁,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

不知是赌气还是对这个家积怨太深,二姐说了一句让父亲至今都无法释怀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如果不是你无能,妈至于失踪吗?你问问老大老三,谁稀罕这个家?”

父亲瞪大双眼,用粗糙的大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后双手狠狠扯了扯衣服, 转身离开时,有些颓然地说道:“利红,爸是怕你吃亏啊!”

果不其然,二姐的婚后生活异常艰难拮据。

次年,二姐生了个女儿,一家四口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多消息都是别人传回来的,这个二姐夫不但没本事,还不愿踏实干活,总想挣快钱,遇事不顺就酗酒,听说还动手打了二姐。

性格倔强要强的二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更别说回来了,她知道村里说什么的都有,等着看她笑话的人更多。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二姐回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清。

放下二姐电话,我赶紧拨通父亲的电话:“爸,我明天来您那边办点事,等事情忙完了顺便过来看看您。”

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赶紧挂断电话,生怕父亲听出异样。我知道在弄清真相前,绝对不能刺激父亲和大姐。

关于母亲失踪这事,还得从40年前说起。

1977年春节前夕,26岁的母亲去镇上赶集置办年货,这一去便再无音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父亲疯了似的八方寻找母亲下落,连村里村外的山涧悬崖都寻了个遍,依然踪迹全无,最后不得不报警。虽然有了警方的帮助,但还是没有母亲的消息。那一年,大姐8岁,二姐6岁,我不到1岁。

母亲消失后,家里乱做一团,没人管我们吃喝拉撒,爷爷奶奶走得早,父亲又是家中独子。开始那俩月,父亲没日没夜地外出寻找,很少在家,都是亲戚邻居过来搭手帮忙照顾我们。

渐渐的,村里各种传言四起,说母亲是掉河里冲走了;被坏人掳走了;让鬼怪吃了;跟人跑了……说什么的都有,总之母亲的失踪,成了村里的传说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加上父亲不善人情世故,情绪也特别敏感,别人来家里帮忙时,总免不了劝说几句宽慰的话,真心假意都有,父亲听着别扭,不好说什么就拿脸色抗议,慢慢的大家来的次数就少了,只偶尔关心下找人进度。

母亲失踪后,父亲外出寻找母亲期间,大姐张利华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背着我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后,就辍学在家专心照顾我和二姐,养猪、放牛、种地,大姐学着大人一样一样地做。

对于那些传言,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母亲跟人跑了”的说法,总觉得那不是事实,母亲也不该被人那样亵渎。

性格刚烈的二姐经常因此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架,性情温和懦弱的大姐则选择息事宁人偷偷抹眼泪,拼命干活来维持家中生计。

两年后,父亲减少了外出寻找母亲的次数,开始在家帮着大姐干农活和照顾我们,这样看似平静地过了几年。

谁都以为父亲会慢慢放下,淡忘这事,或者再找一个女人过日子,哪知家里又突发了变故。

大姐16岁时,因过大的生活压力和长期的隐忍憋屈,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异常,经常自言自语对着空气与消失的母亲说话聊天。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加上周遭环境的反复刺激,最后,大姐竟然疯了。

大姐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样是干活的好手,不吵不闹。5年后,大姐嫁给同村一个同情她遭遇的男人,那个男人对大姐还算呵护有加,他高中毕业后跟人学了两年厨,现在在城里当厨师。

大姐出事后,父亲彻底崩溃了,他把所有的怨恨都归结到母亲失踪这事上。找到母亲要一个答案,成了支撑父亲活下去的动力。

那时二姐特别害怕步大姐后尘,总想快点长大,逃离这个名存实亡的家,所以才会慌不择路地草草结婚。在二姐心里,家里所有的不幸都因母亲失踪所致,对于母亲,二姐更多的是怨恨。

母亲失踪时,可能我年纪太小,对母亲的需求没有其他人那么大,加上大姐一直对我照顾有加,我算是家里正常成长的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人出来学干装修了。

大姐结婚后,父亲又随着打工潮辗转北上广,一边打工一边拿着母亲的照片到处打探消息。

10年后,母亲依然了无音讯,50多岁的父亲因常年在工地干活,身体大不如前,选择回到省内的三线城市,找了个帮人看门的活,一干就是14年。

外人只知道父亲是有儿有女的单身老头,不知道父亲心里藏着一个秘密,虽然没到处声张,可我知道对父亲来说,除了寻找母亲的方式变了,别的都没变。

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见李律师前,我在心里准备了无数个疑问,打算在见到母亲那一刻一股脑问出来。为命运多舛的大姐,为远走他乡的二姐,为一生漂泊的父亲问一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一声不吭地抛弃我们?万语千言如鲠在喉。

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一切期望瞬间化为乌有。

李律师说这事源于一起交通事故,一周前的一个雨夜,一辆汽车因刹车失控将母亲当场撞死,他说死者老伴赵建平是通过熟人找到自己,希望能帮忙多争取一些赔偿金。

李律师在核实相关资料时才发现,死者身份证信息与户籍信息不符,身份证是张凤芹,而户籍信息显示是冯莲英。

本着对死者负责的态度,李律师多方筛查核实后,发现几百公里外确实有一个与死者年貌相似,名字也叫冯莲英的女人,但此人在1977年就被列入当地失踪人口档案库,至今下落不明。

等见到赵建平老人,李律师让他出示结婚证明,帮助争取赔偿金继承权时,老人支支吾吾地搪塞,一会说找不到了,一会又说丢了。

在被告知如果不是合法夫妻,就不能以死者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打这场官司,更不可能继承这笔赔偿金。赵建平才承认,他们确实没登记结婚,只因当初彼此合得来,嫌办手续麻烦,就这么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也没要孩子,更不图什么,只是相互有个照应。

听到这里,我如遭雷劈。

在走访调查时,所有认识赵建平老俩口的邻居,对他们的印象也都很好,虽然不富裕,但还算和睦。但让李律师吃惊的是,赵建平说钱他可以不要,但这个官司无论如何必须打,而且要尽可能地多争取赔偿金。

为了找到合法继承人顺利起诉肇事者,赵建平道出了真相。

赵建平说自己不是死者唯一的男人,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登记结婚,是因为张凤芹在老家还有一个合法丈夫和三个孩子。

至于张凤芹当初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家庭,而选择和他在一起生活,赵建平始终避而不答,只让李律师一定设法找到她的三个子女,将赔偿款分给孩子们,他一分不要。

听到这个消息,比当初母亲突然失踪更难让人接受。

尤其是父亲,他苦苦寻找的这40年,是因为他相信母亲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坚信母亲不会抛弃我们,就是这份笃定的信任和坚持,才让他一直没放弃寻找母亲。

而赵建平的存在,打破了之前我们对母亲的所有幻想。

唯一欣慰的是,母亲这些年过得还算不错,虽不富裕,但身边有人疼也有人照顾。虽然因为一场突发车祸意外去世,但母亲活着的时候,至少过得比我们每一个担心她的亲人都要好。

虽然谁都不愿承认母亲当年抛弃我们的事实,现实却给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电话里给二姐说完这边的情况后,二姐哭了,第一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觉得她没死,如果她真还活着,就是想当面问问,为什么要抛弃我们,既然这么嫌弃,为什么又要生我们……”

二姐说,宁愿母亲当年就不在了。

晚上,我买了一瓶酒和几个凉菜来到父亲的住处,东拉西扯的聊了些家里过去的事,父亲突然放下碗筷问我:“三娃,你是不是遇到难事了,给爸说说。”

“爸,我确实有事给您说,就是担心您受不了。”

“是你大姐、二姐,还是你的事?”

“都不是。”

“哦,那就没事了。”

我知道父亲年纪越大,越觉得亏欠我们姐弟仨,他最怕我们有不好的事发生。尤其是大姐,父亲躲在城里不回去,就怕大姐天天看到自己,老想起母亲失踪这事,这样会让她被反复刺激而加重病情。

见我沉默许久没说话,父亲像突然感应到什么,猛喝一口酒,放下杯子说:“说吧,是不是你母亲有消息了?”

等我把知道的事情捡重点说给父亲后,父亲闷在那里什么也没说,我们爷俩就这么相对无言地坐着。

过了好一阵,父亲才问:“他对你妈好吗?”

“听说还可以。”

听完,父亲老泪纵横,“你妈活着没受罪就好,这些年,我几乎天天做噩梦,老梦见你妈遭罪,遭各种罪,电视演的、新闻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死法,你妈在梦里都轮流给我来一遍。这几十年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也怕睡觉,一闭眼就看见你妈受罪……”

我还是第一次听父亲这样敞开谈母亲,像是释怀又像是解脱。

原来,我们和父亲的梦是一样的,都说亲人的担心是一种诅咒,我们想象不出母亲失踪后的现状,胡思乱想也就成了我们的本能反应。

因为母亲的失踪,我们都害怕夜晚,害怕做梦。我们家好多年不曾提起母亲,看似已经淡忘,其实是各自掩藏的方式不同。

最后,父亲问我:“通知大姐二姐没?”

“给二姐说了,她家里有事来不了,没告诉大姐,但给大姐夫说了,姐夫说这事别让大姐知道,他要在家照顾大姐,就不来了,让我处理完知会他一声就行。”

“这样也好,你大姐不能再受刺激了,二姐就随她吧。”

在李律师的陪同下,我和父亲来到母亲生前生活的地方,也见到了赵建平。

两居室的步行老房子,屋里陈设虽普通但还算整洁,年近七十的赵建平,个头比父亲高出小半个,有点驼背,见到我们有些拘谨,尤其是见到父亲,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律师直奔主题,在介绍完双方情况后,将母亲的案情做了详细的介绍,以及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我们双方都放下顾虑,消除成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问清楚,一起协助完成母亲的案子。

我知道父亲的心结是什么,也知道他开不了口提这个问。

于是,我抢先问道:“赵叔,您知道当年我母亲到底怎么了?”

对方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地叹了口气,然后一言不发。

“赵叔,算我求您,我们家为这个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随即,我将家里这些年发生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父亲在一旁紧锁眉头什么也没说。突然,赵建平老人噗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说对不起我们,又说母亲从来都没有抛弃过我们,让我们别怨恨母亲。

这突如其来的一跪,连李律师都有些措不及防,连忙将老人搀扶起来,让他平复情绪慢慢说。

我当时在想,不管谜底是什么,我们都接受,毕竟这是母亲自己的选择,与他人无关,也算是对我们这些年的经历有一个交代,同时划上一个句号。

然而,赵建平揭开的谜底,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母亲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之前有过无数种猜测,却唯独没想过买卖关系。

母亲是赵建平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这话一出,父亲差点没坐稳,情绪非常激动地问当年是谁拐走母亲,然后再卖给他的。

从赵建平的口中,我们终于知道了母亲消失的真相。

40年前,母亲那次赶集置办年货,路上,遇到一个她娘家村子里的婶婶,说县城里的年货比镇上都多还便宜,说她朋友的货车当天要去县城拉货,下午晚些时候就回来,邀请母亲一起搭车进城。

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出于好奇和对熟人的信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车。但车子并没有进城,而是去了几百公里外更偏远的乡下。

其实,路上没走多久,母亲就察觉到不对,等想下车逃跑已经晚了,母亲被人捆绑着手脚,堵住嘴扔在后面的货车车厢里,中途被转手了几次,而那个邀她进城的娘家婶婶早已不知去向。

4年后,母亲被人贩子卖给赵建平做媳妇,至于期间母亲遭遇了什么,赵建平问过几次,母亲绝口不答,后来他俩也就没再提这事了。

到赵建平家时,母亲身上的伤很重,据说养了一个多月才下地走路,赵建平的父母把母亲看得很紧,防止她逃跑。

但也奇怪,母亲在赵家一直没有要逃的迹象,赵建平说他后来才知道,是之前逃过没成功,被打怕了。

两年后,赵建平的父母发现母亲一直没怀孕,就怀疑母亲不能生育,他们花钱买女人就是为了给赵家传宗接代,买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吃了大亏。于是,竟琢磨着找人把母亲给转手卖掉。

这事被赵建平知道,他坚决不同意,又拗不过父母,不得已将这事与母亲和盘托出,两人商量对策,最后赵建平决定带上母亲出逃。

出逃当晚,赵建平告诉母亲这辈子不管能不能生孩子,他都认定她过一辈子,也不会让母亲再被人欺负,即便自己的父母也不行。

也是在那时,母亲便认定这是自己的宿命,放弃了回家的念头,在她看来,有父亲的那个家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后来,赵建平带着母亲去过很多地方打工,虽然辛苦,但对母亲还算照顾。慢慢的母亲才放下戒心,告诉赵建平自己过去的家庭。

赵建平回忆说,当年受过太多非人虐待的母亲,确实被自己感动了,失踪6年,她认定原来的那个家肯定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三个孩子还那么小,家里离不开女主人,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另有女人进家门了。

另外,赵建平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让母亲觉得耻于再见父亲。

母亲也曾动过回去找自己孩子的念头,但又放不下赵建平,两人就这样以夫妻的方式生活了几十年,却又从未领证。

2000年春节,母亲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开始加重,两人便计划用打工挣的钱回四川买房养老,赵建平说养老的城市是母亲选择的,只是母亲到死也没想到,冥冥之中,会和苦苦寻找她的丈夫,在同一个城市。

由于年代久远,当年拐卖伤害母亲的那些人贩子已无从追查。

赵建平讲完这一切,父亲沉默许久,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赔偿金下来后,父亲提议分成5份,给无儿无女的赵建平一份养老金,算是感谢他终结了母亲的厄运,以及对母亲多年的照顾,也感谢他为自己的寻妻40年给了一个答案,使我们再不被噩梦夜夜惊扰。

我想,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也希望我们善待赵建平老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口述 | 张志伟

作者一个闲人,自由职业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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