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场性骚扰维权困境：“想到这事，就有‘被命运扼住喉咙’的窒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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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从企业制度、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都存在著重重漏洞与令人绝望的漠视。

特约撰稿人 莱斯利 实习记者 王炫迪 发自新加坡 2021-08-20

2020年9月17日中国上海，一名妇女在浦东金融区打著雨伞走路。 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出差的饭局上，林俊萍的直属男领导盯着她，又对他人谈论道：“要是像古代一样，人还有小老婆就好了。”“我感到不太舒服。”林俊萍说。男领导曾半夜给她打电话，她不敢接。得知林俊萍在上海待过，他频繁让她推荐吃喝玩乐的地方。有天半夜，男领导问她：在上海去哪喝一杯比较好？林俊萍告诉他后，他说找不到。她给他发了导航路线。过了很久，男领导回复说：“你要是在，就可以直接带我过去了！”林俊萍没多想：“明天周一我还得工作呢老师。”他马上回：“我现在就给你买票请假。”林俊萍感到头皮发麻。她想：或许他只是随便调戏、随便试探，也不打算做什么。“可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有种‘被命运扼住喉咙’的窒息感。”22岁的刘玲从没想到危险离自己这么近。今年4月部门聚餐结束后，晚上十一二点时，她和组长两人一起坐车。组长叫代驾把车开到宿舍附近的一家公馆（类似酒店）。她心里很疑惑，觉得可能只是宿舍附近不好停车。中途有同事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到宿舍，没到的话可以一起去吃宵夜。组长回答：已经到宿舍，不去了。这句回答让刘玲觉得不妙，下车之后，他对刘玲说：“我教你乙方是怎么搞定我们公司的领导。”她恍然意识到：原来组长想带她“洗荤脚”（通常指购买边缘性服务，如“打飞机”、口交等）。刘玲拼命想要如何应对，她只知道：千万不能和他一起去。反复拒绝后，她扭头走回宿舍。组长又追上来，以抱怨的口吻说：打电话的同事情商真低、不上道，另一个同事就不会打电话询问，又叮嘱刘玲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不知所措的刘玲装作没事回到宿舍，当理智回神时，她感觉自己受到非常大的打击。“这件事对我非常震撼，一个男人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带女同事去那种地方？我觉得自己差点被强奸。”为了不影响工作，刘玲没有说出去这件事，只能保持和组长的距离。

林俊萍和刘玲的经历并非孤例，澎湃新闻2018年对“职场性骚扰”话题进行了调查问卷，106位受访者中，有87人次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听同事或朋友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有40人次，对身边的性骚扰事件“略有耳闻”的在17人次。

其中，在实施性骚扰的人中，被勾选最多的是领导、上级，比例高达65%，其次是同级同事（45%）、顾客或工作对象（27%）、业内的名流与前辈（17%），还有三人被下属骚扰过。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让一个人感到被冒犯、羞辱和畏惧。它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受欢迎的触碰、拥抱、亲吻；凝视或色眯眯地看；暗示性的言语或玩笑；在拒绝或表示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反复要求进行社交活动；对私人生活的侵入性问题；故意的亲密行为；性侮辱；发送黄色图片、海报、短信、邮件；下班后跟踪尾随等。

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家吕频对端传媒表示：性骚扰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劳动力，需要女性的劳动力，女性借此争取到权力、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然而社会仍然是男性主导的，女性进入被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准备，平等地接纳女性，社会告诉她：虽然你来到职场、学校，公共汽车等等，这个空间不属于你们，在这个空间里，你们没有平等的权力。在中国，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该条文对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没有进行规定。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性骚扰可以作为独立案由立案。此前，性骚扰个案往往以“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

今年开始实行的民法典则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界定，首次把性骚扰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2020年11月9日中国江苏省无锡，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物流子公司菜鸟网络，员工们参加集会。

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同事小A给李帆看过领导发给自己的微信：“今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你跟你老公的性生活如何？”…….“这种事情就是很普遍啊，领导没有什么行动，情况又不严重。他可以辩称：‘我是嘴上不注意，就是发发微信。’那没有实质性的行为要怎么举报？”李帆说。不久，小A因忍受不了选择离职。“不舒服”、“恐惧”、“恶心”是不少性骚扰受害者的最初感受，她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性骚扰。而性骚扰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从企业制度、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都存在着重重漏洞与令人绝望的漠视。因此，“不知所措”、“不了了之”、“离职”也成为多数受害者的应对方式。

2021年3月，张月寒收到来自法院的民事起诉状。这是谢楚众对她第二次起诉，两次案由都是名誉侵犯，主要的起诉依据是张月寒的举报信。不同的是，原告谢楚众在新的起诉状里提高了赔偿金额，要求张月寒赔偿近50万元。

谢楚众诉张月寒的官司始于2019年，她在多个微信群发了对谢楚众的实名举报信。

在信中，张月寒写道：“（他）以修改报告为名，弯腰贴在我身上、下巴顶在我头上对着我电脑改，朝着我的头顶呼气，还顺势把手压在我手上操纵鼠标，被我躲开。当时是夏天，他要求我们每天都穿裙子，而且要短裙，并进行言语上及肢体上的骚扰…..他还让我们最好穿高跟鞋上班，当我委婉的表示我人已经很高穿了不合适，他居然说客户就喜欢大长腿高跟鞋去路演。”

她还写道：谢楚众让女实习生陪同自己买家具，邀请对方去家里做饭或者切水果，在非工作时间邀请女实习生同其单独沟通，同女同事开黄色玩笑。

这封举报信给张月寒带来无穷尽的麻烦。官司拉锯持续两年，二审判张月寒败诉。至今，在同谢楚众的诉讼中她已花费十万元。

“我的方式（实名举报）很笨，希望其他女生不要学我。”张月寒说。

公司收到举报信后，先找了被举报者商量对策

在同组长保持距离后，刘玲感觉自己被“针对”了。

有天中午开会，刘玲在结束的时候看了会儿手机。回到办公室后，组长说看到她全程低头玩手机，让其他同事在她下次演讲时也低头看手机。刘玲解释后，组长说：得了吧，我一直看着你，你就是在玩手机。

“我受不了，跑去厕所一个人哭了好久。”刘玲将组长“性骚扰”以及“故意针对”的行为告诉部门主任，主任给她调整工位、更换了办公室。

公益组织“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2018年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在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受访者当中，最近一次遭遇性骚扰后，只有29.7%（46名）的人选择了向外求助，也就是说，70.3%的受访者保持了沉默。

保持沉默的受访者中，42.2%的人迫于和对方的关系，不敢撕破脸，33.9%的人因为没有证据而不选择向外求助。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对端传媒表示：“职场性骚扰通常包含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且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里。职场性骚扰的取证也更难，因为它更加隐秘，由看不见的权力运作和精神控制实现的。”

在上述报告中，向外求助的46名受访者中，41.3%的人选择了向公司/单位求助。其中，超过一半的用人单位对受害者进行了安抚，但对施害者不作任何惩罚。

2020年8月14日中国北京，一位中国女性坐在中国北京的一个购物区，看着智能手机上的WeChat。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9年1月31日，公司领导告知张月寒：劳动合同将不续签。一天前，张月寒已在被谢楚众告知劳动合同不获续签后，公开发布了举报信。

“我当时想反正要离职，无所谓了。”张月寒说。

此前，张月寒连续两次向公司领导反映谢楚众涉嫌性骚扰的行为，均不了了之。在她公开举报后，公司纪委迅速介入调查，张月寒却被同事责怪：“公司有很多申诉管道，你可以直接和分管领导、公司纪委、人力资源部门沟通。现在这样的方式对大家都不好。”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才只能选择这样不再沉默。”张月寒回道，“在我举报前，我根本不知道公司有内部申诉管道，也没有做过相关的入职培训。我举报之后，才被问为什么不找纪委，但是我连纪委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发起的一项线上调查显示，接近7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公司没有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另有89.3%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没有关于防止性骚扰的培训或讲座。

在“阿里男领导侵害女员工”案中，更能看到企业面对职场性骚扰的迟钝与不作为。

案件发生于7月27日，受害者于8月2将事件汇报给多位领导，被要求等待处理结果。8月7日，受害者在公司内网发帖陈述被侵害一事，并在食堂以发传单的形式控诉。

8月9日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涉事领导引咎辞职，首席人力资源官记过处分，涉事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

从事发到阿里巴巴出面处理，花了12天的时间。

吕孝权表示：“阿里的事件说明防治性骚然的机制在中国的企业中普遍缺失。像阿里这样有跨国性业务的企业，没有在平时对员工做性骚扰的教育，没有相关的培训和手册。这些制度的建立和企业文化的改变是迫在眉睫的。”

这一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大陆。荷兰一家关注性别平等的组织Equileap于近日发布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有近六成公司没有制定反性骚扰政策。

不过，即使有相应的机制，也不见得会发挥作用。

之前在一家外企的中国分公司工作的黄汀汀，曾和几个同事通过内部渠道举报上司，包括业务上的不正当操作、故意打压下属、性骚扰女下属等。她告诉端传媒：“性骚扰在这家外企是零容忍的，尤其是MeToo运动之后，大领导马上慌了。”而在提及性骚扰之前，领导几乎无视她们对这位上司的举报。

“第二天HR开始联系我们，先给我打电话，判断出（有性骚扰内容的）聊天记录不是跟我的，立刻对我失去兴趣，逐个排除、锁定了当事人。”黄汀汀说，公司“一句一句地问她，这个过程她也很煎熬，而且当时已经完全不能相信公司了，不知道他会怎么利用你说的话。”后来黄汀汀才得知，公司收到举报信后，先找了被举报者商量对策。

直到举报信被其他员工流传出去，成为社会事件，黄汀汀的公司才发了公告，称这位上司因个人原因辞职。黄汀汀说：“只有事情发酵成丑闻时，公司才会重视。举报过了四个月，公司总部才写了一封邮件回来，形容这个事情improper（不妥当），也没有向我们道歉，不了了之。这时他却已经去另一个公司任高管了，全身而退，没有调查结果，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后来事情被传到知乎，好多男人说这也叫性骚扰，你这个女孩承受能力太低了，或者说就是栽赃陷害。当事人有一段时间看知乎精神都快崩溃了。”黄汀汀说，伤害不仅来自网络舆论，让她们感到无力的是，这家企业有反性骚扰的要求和机制，但机制却不发挥作用，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保护受害者，而是服务于公司的生产，公司只会觉得受害者是麻烦。

2021年8月9日中国北京，阿里巴巴集团的标志在北京的办公大楼亮起。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中国《民法典》中，对于“性骚扰”的条文规定中，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封闭的办公环境应使用透明玻璃、在较为隐蔽敏感的空间安装摄像监控设备。对于受理投诉、调查处置应当建章立制，落实执行程序及人员，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人应当予以惩治。

对此，吕孝权表示：“目前相关案例还是太少，没有看到这条法律的效果。现行的防治性骚扰的立法严重缺失。中央层面只有三部法律法规提到性骚扰，并且都是口号性、宣导性的，在实践中并不可操作。这些条例都提到要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但却没有提到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样的法律一定会在实证阶段被架空。”

吕孝权进一步指出：“现实情况就是如此，性骚扰案件胜诉的很少，媒体曝光的案件里面，有几次受害人胜诉的？即使胜诉，法院有没有判用人单位承担相关责任？我印象里面一次都没有。这和立法层面上的问题有关系。”

用人单位即便积极应对，裁撤了涉嫌侵害的员工，事后却被该员工起诉其不当解除劳动合同。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例能够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企业对于性骚扰行为人的惩治行为依据于行为人签署的《劳动合同》和公司规章制度条例，而非具体的反性骚扰规章条例。

企业在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上，也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这也使得企业在建立防范性骚扰制度上不仅畏缩不前，更多时候会将其处理为舆情事件。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审判员李曦和助理审判员于宁曾梳理了199件司法文书中含有“职场性骚扰”的劳动争议案件，在《用人单位应对职场性骚扰问题探究——以劳动争议审议案件为视角》中，他们展示到，这些用人单位即便积极应对，裁撤了涉嫌侵害的员工，事后却被该员工起诉其不当解除劳动合同。而根据此次调研涉及的案件来看，用人单位以性骚扰为由解雇员工的胜诉率大约只有30%。

李曦和于宁认为，在职场性骚扰事件发生后，企业常常面临着来自实施者与受害者两方的压力。尤其在占比较高的、企业与实施者之间的纠纷中，企业除因调查取证可能涉及实施者名誉权、隐私权而对其承担侵权责任外，企业解除与实施者劳动合同的，很可能存在因不当解除劳动合同而承担责任的法律风险。

性骚扰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于如何界定职场性骚扰，在法律层面、社会说辞、男女认知都存在模糊性。在不同性别的认知调查中，男性受访者往往并不认为这是性骚扰。

谢楚众向端传媒否认了张月寒对他的性骚扰指控。

关于张月寒提到的他要求女实习生陪自己买家具，谢楚众解释，那天只是一起吃饭，而且是实习生主动邀请他的。“不知道她（实习生）怎么跟张月寒说的，你知道的，有些女生就是有那么一种倾向：吹捧自己，她主动约了男生，对外却说是男生约的她。”

在谢楚众看来，职场性骚扰需要有职级上的身份反差，应是上司和下属；要有身体上的接触，并且对方要表达出很反感和抵制的意思，当对方没有，就不应是性骚扰。他说，很多女生用“性骚扰”的名义有目的的诬告别人，这种例子很多。

“不要说我是个女的，我就一定是被骚扰对象，怎么可能呢？很多女生刚开始也是想通过勾引、通过骚扰别人，达到一定程度的互动，后来又想换成某种利益对吧，当达不成目的时候，她就公开出来说我被性骚扰了。”他对端传媒强调，性骚扰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一个女生经常被不同的男生问她（带有性意味的问题），这个女生肯定也是自身有问题的。”

对于带有性意味的“挑逗”是否是一种性骚扰，谢楚众回答端传媒这需要进行区分，“可能一段真正的感情最早也来自挑逗。第一它不违法，第二没有明显的违背社会公德。那么在一个小空间、小范围内，你追求异性又是单身，你的身份就是合法的。刚开始认识一个姑娘的时候，你挑逗一下她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太正常了啊。”

2019年4月12日中国东莞，华为员工在研发园区下班离开。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251名受访者中，有28%的人认为，长期来看，性骚扰将为女性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51%的人认为性骚扰对女性工作机会没有影响；仅有20%的人认为这将导致女性未来工作机会减少。

在“阿里男领导侵害女员工”案中，一位阿里的上级对受害者表态称，整件事情“是业务性质的问题”、“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你觉得不喝酒，这个济南华联和一些北方的商户以后的业务能谈下来吗”等等。

冯媛向端传媒分析：“对女性的不尊重、把女性当做性的猎物是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态度，企业由于等级化的结构、追求利润的目标等，更加容易造成对女性不友善或敌意性环境，这也是难以遏制它（职场性骚扰）的挑战所在。在企业内部而言，只有员工个人和员工群体、工会组织有更多的话语权、制约权，才能改变这个情况。”

吕频进一步指出：“职场性骚扰的特殊性在于其充分利用了人际交往之间模糊的地带。女性的边界，尤其是善良的、弱者的女性的边界总是被男性不断侵犯。在这个边界穿行的过程中，加害者很自由，被害者是非常不知所措，性骚扰往往是这样发生的。”

难以被认定的“性骚扰”

张月寒第二次收到来自谢楚众的起诉状时，想要和解。在跟谢楚众的代理律师沟通后，得知对方要求的和解费用至少要35万元，她选择继续应诉。

谢楚众在自己数个媒体帐号中写道：在张月寒公开举报后，本人被上百人删除好友或拉黑，被几十个微信群剔除，被大量客户、同事或同行误解耻笑，工作收入有大幅下滑，社会评价明显下降，亲朋好友也跟着蒙羞，相亲交友遭遇很大负面影响，身心均遭受巨大打击，多次看心理医生，过去两年已经社会性死亡。2020年8月15日，本人还被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焦虑症”。

在第一次被谢楚众起诉后，张月寒考虑过反诉。由于张月寒的举报信涉及多位实习生的经历，必须由举报信中提到的所有受害人共同出面起诉，才能够反诉。张月寒选择被动应诉。

中国大陆法律层面对于性骚扰认定的举证责任非常严苛，甚至难以完成。

“法院需要你提供的聊天记录里，他要有非常的低级、下流的色情语言，才能被认定是性骚扰。如果只是频繁的找你说话，法律层面上不能认定为性骚扰。还有我写的实习生的事情，法院需要她们出庭作证，几个女孩都比较害怕没有出面，写了书面说明，不过法院对这方面的证据不认可。二审的时候，一个实习生愿意出庭，但是法官认为她一审没有出庭，二审也没必要出庭了。”张月寒说。

“没有实质性行为”，是在张月寒举报谢楚众后，公司纪委介入调查后的结论。纪委认为：根据初步核实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认定谢楚众性骚扰张月寒及其他女同事，张月寒本人表示谢楚众对其并无实质性的侵犯。

张月寒同谢楚众的诉讼官司中，法院经调查认为：举报信中的内容是在描述谢楚众的职场性骚扰行为，但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

“举报信中压根没提‘性骚扰’这三个字，我只是想把事情说出来，我知道（性骚扰）不好界定。他平常说得黄色段子我没有录音，我也没法说。”张月寒的举报信中，把谢楚众的行为都描述为“骚扰”。

澎湃新闻曾对过去非独立案由的性骚扰相关案件进行统计，在109份判决书中，法院曾对性骚扰事实是否存在进行讨论的仅有16起，当中10起被认定性骚扰不成立——以口头举证为主，被认定“证据不足”。

端传媒也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查阅到21件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的审理，有3宗案件涉及职场性骚扰，2宗因证据明确，并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报警得以胜诉，一宗涉及起诉公司败诉，其余案件多数以原告撤回告终。

2020年10月29日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员工于蚂蚁集团总部的办公室工作。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8月14日晚，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发布“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通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济南市槐荫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

在关于周某是否存在被灌酒行为，通报中称：经就餐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证实，就餐期间无人强迫饮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毫升。

通报还显示：经查证，7月27日宴请期间，21时29分，周某因饮酒过多欲呕吐时，张某陪其一起走出包间。周某出包间后一路呕吐至饭店大厅吧台垃圾桶处。随后，返回包间途中张某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

吕孝权认为：“这类案件，在报案的时候，办案人员缺乏性别意识，对性骚扰经常有理解上的误区。执法人员过份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肢体暴力在性骚扰中的作用。一定要存在体力上的优势或者威胁才界定称性骚扰。但这种威胁更多是隐形的，比如说威胁受害者会丢掉工作，给ta穿小鞋。很少看到施害者通过肢体暴力，而更容易通过权力关系和精神强制，打着公众的名义灌酒、劝酒，这是职场性骚扰普遍存在的形式。”

“性骚扰这事从企业治理层面而言，太小了”

张月寒举报谢楚众后，离开原有行业，转行做了别的工作，“人家知道我实名举报，肯定对我敬而远之了。”谢楚众则在该公司继续工作至去年年底，后跳槽去了新公司。

该公司两位不愿具名的员工向端传媒透露：谢楚众入职后，公司内部多个部门收到过对谢楚众的举报邮件及材料，内容涉及：谢楚众在之前的公司性骚扰同事及其他不端行为。张月寒表示自己没有发过这类邮件。端传媒尝试联系举报者的邮箱，截止发稿前未收到对方回复。

对此，谢楚众表示并不知情，“目前没有任何的回馈说让我因此接受调查，我初步判断公司很多领导可能知道这件事，但他们相信我，相信常识，相信法院和纪委的调查。”

该公司员工告诉端传媒，“阿里男领导侵害女员工”案曝光后，公司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过程中做好背景调查，但并没有要求建立对职场性骚扰的防范条例及处理方式。

“老板主要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对阿里的事情引以为戒，避免有类似舆情事件影响企业声誉。性骚扰这事从企业治理层面而言，太小了。”这位员工说。

应法院要求，在社交媒体上，张月寒至今仍置顶着给谢楚众的道歉信：“……当我听说他工作时间请实习生陪同看家具、要对方去他家里烧饭等行为，我以为他在勾引对方，可能误解了他的初衷，他是关心实习生、帮助她进步，所以我对此表示歉意。谢楚众作为组长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晚上让我去他酒店房间交流，让我陪他去游泳的时候，我却误会他性骚扰，实际上可能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

同谢楚众的第二场诉讼，张月寒不知道审判结果如何，但她也不打算应谢楚众的要求，修改道歉信。

“我不后悔举报这件事，至少让大家知道之后，不会再有实习生被骗、被莫名其妙的利用和伤害，但我也不希望其他女生学我。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一个官司，背后我承受了很多。”

吕频。图：网上图片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日益关注，给男性在工作中和女性互动时带来了新的挑战。约有51%的人表示，MeToo等平权运动的发展使得男性不知道该如何在工作场所与女性互动；仅有12%的人认为，男女社交因此变得更加容易；还有36%的人认为并未产生太大的区别。

吕频认为：“男性说不知道怎么在职场交往是种谎言。不过是故作姿态，男人最可恶的是进一步排斥女性，比如有人说不招女性员工。当女性的受害者经验远远没有充分说出来，男人已经哭天抢地了，他们要用这种方法把这个问题变成他们的。”

“不知所措是好事。”吕频说，“他们可以开始讨论反思到底应该怎么办，被正常化的厌女文化不奏效了，那一起讨论怎么建立正确的性别文化。”

林俊萍、刘玲、李帆、谢楚众、张月寒、黄汀汀为化名。

端传媒记者来福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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