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政治江湖：神龙教影射中共 因“六四”伤心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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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话是郭靖说的，是金庸写的。金庸辞世，他最被人缅怀的是带给华人世界15部武侠小说，这些光芒却掩盖了他另一重身份——一位积极参政议政的报人。

对金庸而言，武侠小说原本只是副业，1959年一手创办的《明报》才是主业。

彼时报纸常用副刊连载小说来刺激销量，金庸每日起床就有两千字稿子等着他写，一半是小说，一半是社评。33年的明报生涯，他亲笔撰写了超过七千余篇社评。其中，批评中共造核弹，引发与左派媒体笔战；反对六七暴动，收到激进人士的炸弹邮包。

香港回归前夕，金庸从论政到参政，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出的选举方案被民主派批评，最终却因“六四”运动而伤心辞任。

在政治的江湖中，金庸从未缺席，有时勇猛针砭时弊，有时身陷舆论漩涡，情节跌宕起伏不输小说，而至于符不符合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金庸已离去，只能留给众人和后人评说。

七千条社评与几场论战

文人办报，有“文章报国”的情怀。1947年，金庸加入《大公报》记者，隔年赴港参与筹备香港版《大公报》的筹备工作，后被调往《新晚报》。

1957年，金庸不满《大公报》不愿发表反对中国的“大跃进”的文章而愤然辞职，两年后创办《明报》。曾为金庸作传的傅国涌认为他非常幸运，在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中开始了办报生涯。

金庸“一战成名”的恰恰是与老东家《大公报》的一场论战。

1963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称“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日本媒体用“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标题进行报道。金庸秉笔写下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其中写道，“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是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的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颗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这篇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左派媒体群起攻之。《大公报》刊发《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等文章，双方的矛盾公开化。

金庸不为所动，在隔天的社评中再次表示，“我们向来认为核弹是有害人类的一种罪恶，过去我们是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在中共没有核弹时，我们反对核弹；中共有了，我们一样的反对。”

随即他继续写社评《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予以回击，表示“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一些做法和主张，是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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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英街1号》中描绘六七暴动的画面

1967年，香港爆发工人运动，后市称为“六七暴动”。金庸撰文称，“我们相信，即使是参加了这次工潮的人们，绝大多数也并不赞成骚动。那些烧巴士、捣毁徒置事务区、烧学校、掀翻汽车的骚动者，极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工人。”

这篇文章激怒的不仅是左派媒体，一些左派激进人士甚至给金庸寄送炸弹邮件。金庸为此远避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也不忘报人身份，创办《新明日报》。

神龙教与共产党

在新加坡办《新明日报》期间，正值《笑傲江湖》的写作。这部小说一改此前黑白分明的小说人物，他在书中，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武侠形象——令狐冲。而《笑傲江湖》中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与爱情关系，规矩与教条的钳制都进行了展示和阐述。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受文革影响的政治隐喻。

在小说中进行政治隐喻，还有一个更有名气的猜测。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完成之时文革还未结束。《鹿鼎记》中描绘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武功盖世，教徒参拜时要高颂“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洪安通后在教主夫人的操纵下发展年轻教众与老一辈教众斗争。

这些情节与设定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在影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2013年，金庸在接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访问时，承认其最后几部小说的确是“文革”若干事件的寓言，也承认了神龙教是在影射共产党。

不过，《明报》今日（31日）社论引述金庸生前的话称，“政治情况变化很快，映射性的小说无大意义，他在小说中想写的是人性，将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一些普遍现象勾画出来，一些角色与其说是武林高手，不如说是政治人物。”

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共识，隔年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毅然参政到伤心离场

论政了几十年，金庸在香港回归前的关键时刻步入政治的舞台。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1985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金庸是23名香港草委之一，并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1988年，金庸和査济民提出“政制协调方案”，被称为“双查方案”，以选举团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并且限制立法会直选议席数目，建议到第三人行政长官任内，才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人特首、第五届立法会是否普选产生。

这一方案被批评者认为阻碍民主发展。当时金庸在《明报》撰写社评《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称“在今日，有些国家的行政长官不是经由选举方式产生的，那不用说了。至于采用选举方式的，全部是间接选举，无一例外。”社论继续引发不满，甚至有学生到《明报》报社门口焚报。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曾与金庸在起草委员会共事

当时与金庸同时任职起草委员的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对BBC中文记者称，对“双查方案”感到失望，但不会怪责查良镛当年提出此方案。“除了我跟华叔（司徒华）在全力争取民主外，他应该是第三个了……（争取普选失败）那不关查先生的事，他也尽力了。”

然而，这一争议后不久，1989年，中国爆发学潮，北京5月20日宣布戒严。金庸、李柱铭、司徒华三人都辞任起草委员会委员。

彼时，金庸曾说，“不应当发生的事发生了，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伤心就是了。”在电视访问中，金庸因“六四”而流下的眼泪，成为香港人的共同记忆。

作为报人的金庸，曾在访问中表示，记者生涯中最希望采访的，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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