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归乡的人以及孤岛般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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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孤岛，也更像是一座信息的围城

口述 | 栗偌

01

归途改变

作为一个武汉女婿，每隔两年返回妻子娘家度过春节是最常规的行程安排。11 月，受到邀请，我和妻子约定与岳父岳母由武汉改赴成都与家人亲友团聚。

直到元旦过后，一切照旧。1 月 11 日，岳母家中亲属的微信群开始有武汉卫生健康相关口的长辈提醒冠状病毒的相关信息，嘱咐居住在武汉的亲友们要备好口罩。1 月 15 日。这个微信群再次出现了相关提醒。而在 3 个月前，我受母校邀请参加活动回到武汉，彼时感到江城一切如故。我没有把两那条微信当回事，并且把这个微信群的消息提醒拨到了「免打扰」的状态。

几天后，岳父岳母先行从居住的宜昌驾车前往成都。

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 月 20 日，看到钟南山到访武汉考察疫情的新闻，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自从经历了 2003 年「非典」侵袭北京的日子，那种时间停滞的窒息感和空气中弥漫的惴惴不安的焦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要退票吗？但手续费要好几千，很贵呢。」妻子发来微信打断了我的回忆，她开始征询我的意见。毕竟，平日里的我是那种两人吃一餐超标就会感到肉疼的人，她知道我在乎昂贵的手续费。

妻子则是一个异常挂念家乡武汉的人。上一次看到韩国知名厨师白宗元主持的《街头美食斗士》节目的武汉篇，她眼角湿润。重油烧麦、热干面和小龙虾是她最近常常在我耳畔挂念的佳肴。况且 2019 年的春节我们就放弃了与她家人团聚的机会，我不想让妻子失望，而且也不希望给妻子留下刻意疏远她家人的印象。我们都有保留原定计划的动机。

我又用手机看了一眼新闻。此前，武汉市卫健委对外公布信息的话术是「不存在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等表达，但体制外的病毒学家管轶发出的声音和官方口径明显不一致——事件发展的轨迹太像 17 年前那场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了。

「SARS」的记忆让我对上述信息的准确性度产生了怀疑——官方表态、学者发声质疑，接着就是病毒在防控不及时的城市里如洪水猛兽般开始在人潮中四散。

然后，一切停摆。

「保险点还是退票吧。」权衡之后，悲观的论断和经验在我的理智中占据上风，我还是建议放弃这次旅行。尽管我心里打定了退票的主意，嘴上还是留有一丝余地。在随后的交流中，我们约定等半天时间，看看事件发展的情况，内心期望多多少少出现奇迹让我们能够更改决定。

半天后，我们没有了侥幸心理，妻子在当天很快办好了退票手续。

旅程就此改变。

02

抢购和抛售

退票当晚，「莫挨老子，我是武汉人。」妻子给留在武汉的闺蜜发了一个图片表情，开玩笑似的调侃了一下可能被「嫌弃」的武汉人。

紧接着，她们之间的话题转移到了哪个电商网站还有口罩存货。她还嘱咐亲友要多抢购口罩以及多储备一些物品。

在我近半年没有任何新消息的同班同学的群里，突然有人问了句「武汉的同学们，还好吗？」

这个群已经许久不活跃了。我们这群在武汉相识相知的同学如今因为工作的缘故天各一方，只有个别同学还生活武汉。远离了校园生活，我们的交流远没有过去频密。

接下来，留在武汉的几个人跟大家吐槽了几句街上没人戴口罩的状况，群里就放出了口罩代购的链接。还有人讨论早已定好的普吉岛游玩计划是否会因为疫情搁浅。

「如果不去成都也不回武汉，我们能到哪里玩呢？」妻子向近期频繁加班的我询问春节娱乐活动的意见，让我重新把焦点放到两个人身上。

网络上关于陈可辛、陈思诚和林超贤谁会是春节档最大赢家的讨论还在热火朝天地持续，我再次看了春节档的预告片，就顺便安利她春节档有很多电影值得看，敷衍了几句就又开始刷新闻。

这注定是一个苍白的假期。

夜里，想起晚上微信群里的讨论，看着不断弹出的新闻以及冰冷而骤增的数字，我失眠了。我觉得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甚至不敢去影院看电影了。人头攒动的景象未来几周在一些大城市将会不复存在。

「如果持有文娱旅游酒店相关行业的股票，或者买了持有这些行业公司的基金，能卖的赶紧卖了，能赎回的赎回。」我在夜里 2 点给父亲了发信息，建议抛售和赎回部分种类的理财产品，非常担心产品的收益率。我担心疫情让经济停摆。

可能未来几周中国每座城市都会空荡荡的，金融系统会发生挤兑吗？各地物资紧缺吗？「非典」时候的问题会再现吗？

我想了想最坏的情况，便沉沉睡去。

03

孤岛与围城

就像爱德华·格雷泽在《城市里的胜利》中描述的部分城市的发展史——一座经历过兴衰荣辱的城市似乎正要迎来新的曙光，但现实却让故事的发展走向了曲折离奇。19 世纪被瘟疫侵袭的伦敦是书中举出的案例。

但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场面最终还是降落到了武汉的头上。九省通衢之地因为疫情的到来被阻断了交通，而它就像是漂浮在湖中寂静的孤岛一般。

1 月 23 日封城，至此之后，离乡的武汉人无法返回，滞留武汉之人再也无法遁出。

「封城之后，大家情绪还稳定吗？」妻子关心地问。

「还是有点焦虑」，她闺蜜回。接着讨论有没有人趁乱赶在封城之前逃离武汉，武汉的食品蔬菜会有政府保障的，「何必出城呢？」她用最乐观的假设安慰对方。事实上，受封城影响，武汉还是出现了抢购和物价上涨的情况，随后闺蜜贴出了一张武商超市 3 公斤白菜 35 元的照片。

聊了一会儿，妻子欲言又止，红着眼眶看着我。她已经提前听到了诸多疫区多数物流暂停营业的流言，担心留在武汉的亲友孤立无援。

如果流言转变为现实，这意味着即便之前已经购买了口罩，但几乎已无途径能够把口罩送至武汉，而一旦疫区物流无法运转，这还代表除了医疗物资外，日常网购的物资更无运输至武汉的可能，二者均加剧了线下物资的短缺和恐慌情绪。

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危机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式的恶性循环。如果封城持续，物流不畅会让这种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

「屯了多少东西呢？」她小心翼翼地问，随后又旁敲侧击地在微信上打了一句「最好多屯点」。

「好在屯了近一个月的物资，之前老公嫌弃我买多了，现在看吃的、孩子用的都够用。」闺蜜的回答多多少少让她放下心来。我顺便拿「非典」时期的北京举例，安慰对方，也提醒提前多储备物资的重要性，做好封城月余的心理建设。

我们与在成都的岳父岳母做了沟通，也嘱托成都的妻子的兄长替我们照顾好家里人，做好长期滞留成都的准备。

有点糟心的是，我和妻子彼此的父母开始对疫情都没有那么重视，刚到成都的岳父岳母还去超市进行了采购。妻子用委婉的言语让他们在成都也尽量不要出门而前几天，因为出门戴口罩和少出门的事情我和父亲在微信闹得不欢而散。现在，费尽口舌的劝说远不如数字对他们的影响来得直接。

「我不想让他们再感到恐慌和害怕了。」妻子对我说，仿佛每多说一句话都会为深处旋涡的武汉人加上千斤重担。

毕竟，没有人知道武汉乃至全国未来几天、几周会产生的变化，也没人知道这场疫情会扩散到多远、持续多久。

让人感觉不安的另一点原因是，武汉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孤岛，也更像是一座信息的围城。

直觉上，基于个体层面的观察，留在武汉的同学觉得真相被掩埋了起来，至少身边的案例和故事告诉他们真实信息和官方的表态是有出入的。留在武汉的同学和亲友在群里说情况蛮严重，比如距某某很近的小区又被封了，某某家的老人无法确诊，只能在家中隔离……

在武汉之外的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汹涌而来的新闻和留言。在这个节点，有不在武汉的同学分享关于病毒传播机制的公众号文章；在武汉的同学声讨了十几天前武汉「自信」的管理举措；还有人在讨论武汉这几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存在新增病例为 0 的空窗期……

「没有真相，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无限接近真相，讲一套逻辑自洽的故事罢了。」有同学在微信群里把本科某位老师上课时的语录发到了群里。

我端详着这条消息，想象着关于围城和孤岛的一切，随后苦笑。

04

愤怒能避免吗？

随着疫情加剧，各地陆续采取了严格的排查和隔离、管控举措，妻子接到了北京、武汉两地多个社区及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近两个月是否到过武汉。离开湖北省的岳父及其家人更是成了排查重点。

自从离开宜昌抵达成都，同时疫情加剧后，岳父岳母几乎足不出户。即便出门，岳父及家人也尽量使用普通话交流，避免暴露自己的武汉口音。

平日岳父工作生活在宜昌，使用的车是用户口在武汉的妻子的名额购买的，原本平平无奇的鄂 A 牌照的汽车，在这段时间出现在湖北之外的地方立刻就会成为关注的重点。作为代步工具，车却只能停在成都小区的地下车位，无法上街。妻子还跟岳父讨论是否需要购买一个罩子盖住车牌。

但车牌还是太醒目了。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岳父一家人刚准备落座，民警和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登门检测体温、做登记，打破了年夜饭前的平静。

事后，我听妻子说岳父的情绪有些激动。毕竟没人喜欢被邻居以异样的眼光对待，也没有人喜欢在吃年夜饭的时候被身着制服的医务人员和警察打扰，即便工作人员只是例行公事；况且，岳父和他的姐姐都是提前从宜昌和武汉出发，并不是在武汉封城之后连夜「逃」到成都的，这种委屈之情也可以理解。他们没有发烧，但是现在，「武汉人」这个地域性指代明显的标签近期从他们身上是拿不下来的。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没有几个人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恐慌情绪和自我的考量，这是人心最正常不过的反应罢了。

但某些愤怒和歇斯底里是可以避免的吗？

对于李文亮命运不公的出离愤怒，或许是的。

我很早就看过 8 位医生被训诫的新闻，还看到管轶教授被声讨，这让我觉得某些事情的发生，是有预期的。

当他离世，看到那份训诫书的细节，关于他生前故事的诸多报道一股脑地飘到眼前时，我才知道他是母校校医学院毕业的学长。想到自己说不定去医学部时，在学生的人潮中中碰到过这样一个喜欢美食、运动和数码产品的普通人，说不定他和自己有过一面之缘，那种亲近之人壮烈牺牲的悲愤，使我无语凝噎。

他去世那一晚，看到朋友圈里点亮的蜡烛，总觉得有些人的命运本可以改变，总觉得有些愤怒本可以避免。带着情绪和快要抑制不住的泪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而后彻夜未眠。

这种愤怒和失望是累积起来的。就在前几天，看到武汉红十字会失责的相关报道时，大学同学的微信群再次被点燃了。我看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时，如果我要募捐以及捐钱，是不是只有校友基金会这样和自己多多少少有点关联的组织才能信任？

关于李文亮的死、红十字会的失责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等等问题，我和好友交换了意见。

2008 年，我们一起去了「5·12」震中汶川旁的什邡县，看到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遭遇天灾后的痛苦和希望。幸存者给我讲述的地震到来之前打麻将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什邡看到的是乐观——而在武汉，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情绪，这甚至是 2003 年时都不曾感受到的。

然而，经历了不同危机后，普通人的反应，以及危机暴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管理者和决策者应该以经验和机制为准，历史的河流不应汇集成一条。但朋友的答案是：自然灾害面临的应急管理问题和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管理从起源到后续解决都是不一样的，不能套用同样的标准。很多事情重复出现是有原因的。

我们无法说服彼此，随后陷入了沉默。

05

侥幸

武汉会变成什么样？

每每相隔两年，我回到武汉，看着东湖岸边逐渐密密麻麻、鳞次栉比的高楼时，无非觉得它是一座在我眼中显得熟悉又陌生的聚落而已。

没有人能够预测江城在百天后会如此命运多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觉得自己和家人是幸运的。

万幸，我和妻子没有选择今年回武汉，也果断终止了此前的出行计划。

万幸，岳父及其家人也因早早地自驾去成都因而提前远离疫区中心。

万幸，妻子的外公虽居住在武汉百步亭社区，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参加 1 月 19 日举办的「百家宴」。老人没有被感染，只不过长期居家以及日常蔬菜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提供——这两点会让他的生活相比过去显得麻烦。但相比微恙，躲过新冠肺炎这一大劫已经算够幸运的了。

不知道我们这次的经历应该说幸运还是说侥幸，但我总担心人这一辈子的好运气总是会用尽的。如果只是依靠运气来避免历史重蹈覆辙，这说明很多事情，自己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握。

而如果再次遇到困局，我能让命运再次站在我这一边吗？如果其他人没有我这样的运气呢？面对曲折的历史，如果不是武汉，其他城市是会比较幸运还是会遭受不幸呢？

我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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