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澎湃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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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澎湃评论

作者：方玄昌

澎湃新闻（ThePaper.cn）近期以《陷入死胡同的转基因之争：挺转和反转者何时才能成熟点？》（下称《陷》文）为题发了一篇评论。这篇文章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将“挺转派”和“反转派”数落了一通，大有八荒六合唯吾独尊的良好感觉。但从其文章内容看，却是逻辑混乱错漏百出，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作者其实是一个冒充医生的病人。

《陷》文的第一个论点是“几乎所有的唇枪舌战都围绕着食用转基因安全与否，而忽略了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的其他方面”。这里作者犯下的逻辑错误是：他认为自己不愿意看、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就不存在。

关于转基因产业化及相关的农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环境与生态问题更是反转派攻击转基因技术的两大方向之一，他居然认为“大家都忽略了”。如此自以为是，我不答应，我想反转派应该也不会答应；没想到崔永元居然还对这篇文章褒奖转发，看来崔的智商确实难以支撑他读懂一篇普通文章。《陷》文还说“转基因究竟是否增产，究竟是否增加农药使用”等问题“仍有争议”。转基因技术通过抗虫来实现增产，同时减少农药使用，以及用更安全的除草剂（草甘膦）代替毒性较大的除草剂（百草枯等），减少人工成本，有什么争议？难道反转派造的谣言也叫争议？至于“超级杂草”和“次级害虫”问题，科学家考虑得难道比你少？包括职业反转控在内，他们之所以拿此说事，还不是从科学家那边获取的信息？

《陷》文还说“当自然科学工作者试图用自己学科的知识给转基因产业化开绿灯，他们无疑是‘越位’了”。且不说科学家有没有权力为转基因产业化开绿灯，难道作者认为决定转基因是否要产业化依凭的不应该是科学知识而是谣言？作者还提醒反转派“没能强调反对它的社会和经济理由”，连我都替反转派叫屈——十几年来反转派穷尽了脑力、从各个角度对转基因技术提出挑战，这么多年的努力居然被澎湃这么一个无知评论员一笔就勾销了！

《陷》文将中国和欧洲 “只准吃不准种”的做法归因于“转基因产业化意味着和食用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风险”，由此认为这一做法有其“理性成分”，他却不知道，“转基因产业化的风险”本身就来源于一个不理性的基础，即公众被谣言误导，以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所以我们才一再强调，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其基础是科学问题，包括食用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

《陷》文作者还认同欧洲反转运动的反对理由，即“转基因技术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这两个所谓的“理由”，其实都是谣言，被驳斥了无数遍，作者在引用之前能否做点功课？

《陷》文不但信谣传谣，作者还干脆制造并自我论证谣言，他说“转基因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市场开拓能力，品种特性又高度一致的种子，将进一步加速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衰退”，“继而威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我曾经以中国保护野生稻的历程为例介绍过，与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不但不会更快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衰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促使人们产生了更强的保护农业生态多样性的意识。至于农业（包括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总趋势依然会导致生物多样性衰退，我有必要解释、辩护一句：为了养活更多人口，农业学家必须选择更高产、品质更好的作物来培育和种植，淘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让部分作物品种绝迹。相对来说，发展更高产（因而更少占用耕地）、品质更好、更少用农药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更好地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岂不正应该是作者去捍卫的？

《陷》文作者还重复了一个老掉牙的反对转基因的理由：担心种子市场被“跨国公司”垄断、控制。看来我们有必要再次痛斥这一荒唐逻辑：作者究竟是担心、还是希望我们的种子市场被“跨国公司”垄断？正因为担心未来中国的种业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我们才一再呼吁中国要赶紧发展自己的技术并推进产业化；而国内外反转集团却一再作梗，期望中国种业市场沦陷于“跨国公司”之手。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荒唐透顶的说法，认为必须证明“只有转基因才能带来粮食安全”，“才值得冷落其他已经趋于成熟并且远为经济的增产技术，而独尊转基因”。谁说过“只有转基因才能带来粮食安全”了？在现代和未来农业技术体系中，转基因只是一种高效的育种方式而已，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认为应该“冷落”其他农业技术；文章引用一个“神经科学博士”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些好的技术却“没有得到国家足够的投入以普及于生产实践”，而转基因却获得了太多经费支持，说“一个传统农业技术科研人员一年所能获得的经费，仅是转基因人员所获得的零头的零头”；同时还认为中国人已因肉类和油脂消费过高而引发了健康问题。我建议这位作者干脆去引用陈一文、崔永元的“中国已有一半人口被转基因食品杀死”之类的观点好了，那样来得更直接，何必羞羞答答？

《陷》文还对“挺转派”发出责难：“科学挺转的话语，时常显得像是一场捍卫科学尊严的战役，转基因被视为科学的化身。”事实上，在这场人造恐慌及由此引发的舆论战役中，还原真相确实成了捍卫科学尊严的行为。作者显然不了解，转基因是非之争原本就是由职业反转集团（或者说反转利益共同体）主动挑起、并以谣言为唯一武器发动进攻的侵略战，科学家、科普作家和广大热心于追查真相的普通网友们完全是被迫应战。

对于《陷》文作者最后所写，“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愚昧的’、‘不科学的’人们应该首先有权利提出并讨论一项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同时有权参与对它的运作的监督”。对此我只想表达一点：在老百姓参与讨论一项公共事务之前，请不要先以谣言误导他们，而应该给他们以足够的知情权，因为知情权是选择权的基础；而我们这些科普人士，则正是在努力帮他们追讨已经被反转人士以欺骗手段剥夺了的知情权。

这里必须批评澎湃。评论，原本应该是一份媒体的灵魂所在，是一份媒体所秉承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请不要以“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之类的声明来搪塞）。我拜读过的澎湃新闻的两篇关于转基因问题的评论文章，之前一篇先严重曲解科学家的话，然后对着稻草“科学家”一顿猛攻；这一篇文章，则使尽浑身解数，以各种奇葩逻辑来异化、妖魔化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当然可以接受质疑，但质疑者应该尊重、遵循最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在此我也想问一句：在针对转基因问题上，澎湃新闻何时才能出一个头脑正常点的评论员？

附：　　陷入死胡同的转基因之争：挺转和反转者何时才能成熟点？　　蒋亦凡　　2015-02-12 16:49 来自 思想市场

科学挺转的话语，时常显得像是一场捍卫科学尊严的战役

这场争论陷入了误区。几乎所有的唇枪舌战都围绕着食用转基因安全与否，而忽略了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的其他方面。我们眼下讨论的不只是转基因食用问题，而是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由于事关农业，它就不仅是一个生物学、遗传学这些事关作物本身的学科的课题，它也是农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这些更具系统观，更综合性的学科的课题。所以转基因究竟是否增产，究竟是否增加农药使用等仍有争议的课题，以及超级杂草和次级害虫的崛起这些得到科学界普遍公认的问题，应该在这些学科的视野下得到充分的曝光和讨论。作为一个农业问题，它必然也是社会学、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的课题。但来自这些学科的声音在转基因讨论中恰恰是缺席的。

当自然科学工作者试图用自己学科的知识给转基因产业化开绿灯，他们无疑是“越位”了。而那些发出反转最强音的人，也同样过分执着于反对转基因的“科学证据”，却没能强调反对它的社会和经济理由。结果，转基因问题在舆论空间中被定格为“科学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公开挺转，这些缺少科学履历的反转人士开始遭到越来越多自认为崇尚科学的旁观者的不耐烦的指责。

那么，转基因产业化还涉及哪些问题？ “顽固不化”的欧洲反转运动所表达的关切，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欧洲自从1998年批准第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来，至今只批准过两种作物的商业种植，一种玉米、一种土豆。土豆在得到授权之后又因授权程序违法，被判吊销许可，因此如今可以商业种植的仍然只有那款玉米。虽然可以进口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品种达到50种，但由于消费者普遍的抗拒态度，加上严格的标注规定，欧洲市面上很难找到直接包含达到标注门槛含量的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尽管存在着大量使用产自拉美的转基因饲料生产的肉制品。

常有挺转人士将这种“不准种植却可以进口”的做法斥为自相矛盾之举，但只要意识到，转基因产业化意味着和食用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风险，那么就可以理解其中的理性成分，并发现，这其实意味着把转基因产业化的风险留给了别人。对这一点的意识，让欧洲反转运动中存在一种呼声，要求减少欧洲的动物养殖，好让第三世界减少转基因饲料生产。

欧洲反转运动的反对理由，也同样包括转基因技术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比如会杀死无害昆虫等，但对以下两个生态与社会后果的担忧，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其中之一，是转基因会损害农业的生物多样性，继而威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1900年到2000年之间，地球已经丧失了70%的生物多样性，造成这种衰退的最大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高产的商业化种子强势挤占世界各地的种子市场，让农民千百年来精心筛选和培育所得的具有巨大的遗传多样性的地方品种遭到大批淘汰。转基因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市场开拓能力，品种特性又高度一致的种子，将进一步加速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衰退。而生物多样性恰恰是农业抗风险能力的保障，因为巨大的多样性允许人类不断从中筛选和培育出最能抗击病虫害和适应环境的加以繁殖，让电影《星际穿越》的开头地球上的农作物一种接着一种消亡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面临气候不确定性的时代，这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意义就更加凸显。而即便不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光是农业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食物口味、外观的丰富性，和围绕它们的文化的多元，就足够值得捍卫。

转基因种子背后的跨国公司的实力，是它抢占种子市场能力的保障。全球种子业的集中程度已经远超过汽车业，据欧洲议会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发布于2004年1月的一份报告，十家最大的种子公司控制着全球75%的种子市场，在欧盟，前五大公司已经控制了95%的蔬菜种子市场。几乎每天都有小型种子公司被跨国公司收购。这种集中化意味着寡头垄断的可能性。因此，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如果转基因种子席卷欧洲，那么这种集中化将更加强化，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可能对种业巨头形成依附关系，进而失去对种子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因此，在欧洲，农民也是反对转基因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不像在我们这里，反对转基因的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消费者眼中的食品安全。

这种对转基因造成经济依附的担忧，也的确存在于国内反转话语之中，只不过时隐时现，而且，但它经常表现为从粮食安全和国家主权出发的担忧，即“中国农业落入跨国公司之手”，却很少涉及农民在资本（无论国内国外，国有私有）面前的处境。

如果中国发展转基因产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是否也会受到类似的威胁？我们有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来抵御它们？会不会有其他的生态和社会后果？这正是当前的转基因争论没有问的问题。所以，只有当更多的社会科学家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甚至也出现彼此不同的观点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转基因讨论终于成熟了一点，如果某一天农民也能参与进来，那就又成熟了一点。

“科学挺转”的一些前提假设也并非无懈可击。它常用的一个论证逻辑是这样的：“转基因食用安全，又带来增产，中国需要增产以确保粮食安全，所以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如果我们假设转基因的确能够带来增产并促进中国粮食安全（因为讨论对此的争议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个逻辑链条中仍然包含着一个跳跃，它跳过了证明“只有转基因才能带来粮食安全”。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值得冷落其他已经趋于成熟并且远为经济的增产技术，而独尊转基因。

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的确存在。第三世界网络咨询研究员、加州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文佳筠在她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中提出：就我国的主粮水稻而言，包括多样性混栽、强化栽培、以及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中心的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在内的生态农业技术，已被证明能够大幅增加水稻产量，并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甚至还有节水、减少种子用量等好处。但问题是，这些技术却没有得到国家足够的投入以普及于生产实践。相比之下，转基因科研获得了过多的资源，2006年确立的转基因“专项”得到的国家预算是24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单向农业科研项目，一个传统农业技术科研人员一年所能获得的经费，仅是转基因人员所获得的零头的零头。

文佳筠的论文还提出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对粮食的“刚需”是否真的那么必须？文章指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肉类和油脂消费已经过高，由此出现了直逼美国的儿童肥胖症率，以及成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的急剧增加，这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着数量惊人的食物浪费，这不仅是在消费端，也是在生产端。去年底今年初得到媒体广泛报道多地奶农倒奶杀牛现象，热议余温至今未散，而这也不只是今年才出现的现象。事实上，中国人对肉类、乳制品和油脂需求的迅速上涨已经迫使我们大量进口来自北美和南美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等农产品，造成这些地方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中外对话网站上的一篇《谁来喂饱中国的猪？》指出中国对玉米的需求正在引发对巴西热带雨林的开垦。而我们却仍然缺少一场生机勃勃的食物运动和一种关于饮食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话语，来倡导可持续食物消费的理念，因此“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要吃越来越多的肉”仍然被作为农业政策的基础前提来满足，而不问人民是否吃得足够健康，足够可持续。

回到眼下死胡同里的争论。那些科学挺转的话语，时常显得像是一场捍卫科学尊严的战役，转基因被视为科学的化身。支持转基因与否，几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的科学观、世界观，决定其文化身份归属的标准。同时，它也成为限制争论的边界和矮化对手的工具。何以如此？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社会，向往现代化，憧憬国际领先，害怕落后挨打，而另一方面，它轻视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有着公共议题得不到充分彰显和讨论的“先天不足”。

或许应该这么问：我们要不要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科学？面对曾经发生的多地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和销售，而政府未能予以公开透明处理的事件，公众是否可以因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而将这段记录一笔勾销，因为可以把信念寄托于科学，所以无需过问如果转基因产业化，则应该建立何种监管制度和机制来避免技术为害？

如果媒体仅仅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就把转基因问题窄化为“科普”问题，继而以捍卫科学的姿态为转基因的产业化背书，那是尤其令人失望的。因为媒体的任务应该是完整而客观地报道转基因作为一个综合问题的全部事实，并引领公共讨论，而不是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似地指责不愿接受转基因的人“愚昧”、“不科学”。

无独有偶，1月18日，凤凰网组织的“激辩转基因——生物安全、主粮与科学话语权”论坛上，一位反对转基因的学者说：“人民有愚昧的权利……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数据，生产出多少知识，我就是无名恐慌，我就是不喜欢，可不可以？我有这个权利。”

我读着有些心焦。没错，人民是有“愚昧的权利”，但那是最后的、最悲哀的权利，现在还没有到这份上。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愚昧的”、“不科学的”人们应该首先有权利提出并讨论一项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同时有权参与对它的运作的监督。在这两点上，那些“科学的”、“不愚昧”的人们，应该是他们的同道人。

来源：基因农业网

(XYS201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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