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工一个月,生活的重建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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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人,如何追赶消失的两个多月。

文丨姚胤米 陈晶 实习生王玉晴

编辑丨姚胤米

一座两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想要保住它的光鲜、文明、活泼和井然,并不容易。超过 700 万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服务业者维持着上海的运作。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一个月,这些人正帮助上海,一点一点尝试找回原来的秩序,或者说重塑并习惯另一种生活方式。

物流虽然恢复了运力,但除了市郊三区崇明、奉贤、金山外,上海市其他区仍不允许快递和外卖进入居民楼;理发店虽可以营业,但有的店被街道口头告知 “同时在店人数不可超过 20 人”,并且只能剪发,不能烫染;居民们终于在 6 月 28 日盼来了恢复堂食,但餐厅必须隔桌而坐;人们还需要小时工,但很多顾客会嘱咐平台 “不许派阳过的阿姨”。

《晚点 LatePost》过去一个月采访了生活在上海的服务业者。他们有些供职于维系民生的关键平台,有些开着连锁店,还有些做着不够列进统计数字的那种小生意。他们都和这座城市共同渡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一些人离开了,但绝大部分还是选择留下,尽量填上消失的两个多月。

一个行业可以停滞、一个生意可以倒闭,人,是很难停下的。人只要还能看到些希望,就还能向前。

叮咚买菜的仓库员工

复工后终于不用那么忙了

仓库里用来放货篮的托盘 2 米长、1.5 米宽,正是一张单人床的尺寸,仓库负责人胥华成和同事们把十几张托盘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大通铺;拼着拼着,托盘不够用了,同事们又把不用的货箱拆开,平铺在地面上,再铺一层垫子,就成了一张床。

两个多月里,450 名仓库员工就这样睡在一栋尚未装修、地面全是灰的办公楼里,维持着叮咚买菜上海最大生鲜蔬果仓库正常运转。

6 月 1 日宣布复工的消息传来时,同事们激动得不行,胥华成心情却 “比较平淡”。他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真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他 “怕情况再变化”。因为起初就是自己没料到情况会变化,同事们才在公司困了 60 几天。安排好员工们轮流回家的计划后,胥华成建议留下大通铺。

60 多天前,同事们对住在仓库里的封控生活不习惯;现在,他们又对突然可以回家的生活有点接受不了。

“明天就能回家了吗?是真的吗?” 有人连着问了两遍。

“是的,确定能回家了,能正常上下班了。” 胥华成从同事的脸上看得出他们都很高兴,前所未见的那种。

封控之前,仓库有 500 多名员工、100 多名司机,每天工作 8-9 小时、运出 40 万件货品。封控期间,只剩下 450 名员工,一天最多时处理 100 万件货品,包括 1000 多吨蔬菜、700 多吨肉蛋奶、300 多吨米面粮油。复工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面对两倍以上的工作量。

新闻上居民抢不到菜的情况,激发了仓库员工们的责任心,“大家也想多送点菜出去” 最忙时,高负荷体力工作持续了 12 小时。公司给他们加了部分补贴,餐食里还加了一道大荤。

一座堆满食物的仓库,除了吃的什么都缺。分拣工需要在 2.3 万平方米的仓库里来回走,每天走上万步,封闭四天后,就有员工走破了袜子;女性没有充足的卫生用品。胥华成跟总部申请从外面送了袜子、送卫生巾,热起来后还申请了一个可移动的淋浴间。

复工之后,这座仓库的货品品类比解封之前环比增加了 50%,每天出库的货品量也从 100 万件的峰值回落到 70 万件的正常水平。员工们的工作节奏也正常了。

疫情让胥华成养成了消毒的习惯,“看哪儿都像风险点,感觉很危险”,他每天带着一个酒精消毒小瓶,到处喷一喷,除了必要的购物,他基本不出仓库。胥华成家在嘉兴,驾车 40 公里虽不是什么难题,但得隔离 7 天。直到 6 月 16 日,确定不需要隔离后,他才终于回家。

仓库位于松江区,6 月 9 日,园区又通知要全员核酸,胥华成告诉员工们做好再次住回来的准备。几个小时后,以往图省事的男同事们也拖着大行李箱来了,胥华成笑着回忆:“大家的忧患意识明显升华了。”

复工后

快递网点的包裹堆成了山

德邦快递员王国伟(化名)的回到工作岗位早于大部分上海人。5 月 7 日,王国伟向街道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当地解封前不再回到他工作的德邦站点,接着,他骑着电瓶车去了附近的京东站点,开始派送京东的保供物资。6 月 1 日,他又回到德邦,变回了德邦快递员。

回到站点,王国伟只想说:包裹实在是太多啦。6 月初,是部分电商平台 618 年终大促第一波交付商品的时间点。站点的货物从仓内最深处一直堆到门口,包裹叠包裹,叠成一座货山,有四五米高。

靠卖力气赚钱的人,肌肉都有记忆。头两天,大部分快递员都不习惯。在家待了两个月,身体忘记了曾经每天在外面跑的状态,干一会儿活,脚和腿就开始发抖、酸痛,他们就忍,忍三天后,痛感慢慢消散。

王国伟本来是给商务写字楼送快件的,复工后办公楼的包裹少,居民区那边还有巨多滞留快递,12 小时工作时间里,王国伟划出 2/3 帮同事们跑居民区。

尽管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已经一个月,上海绝大部分小区仍不允许快递送上楼。有客户给市政系统打电话投诉,要求送货上门;街道也会知道辖区内有居民投诉了,但为了绝对的防疫,他们还是不能让外人进居民楼。僵持的双方最终 “各退一步”,让王国伟把包裹送到单元楼下。

每一次包裹送到小区门口,手部都要做一次消杀。手喷完消毒水会变黑,因为快递面单上有油墨,沾上液态酒精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团。王国伟就用一双黑手拣货,分拣完再给货品消毒。

虽然城市宣布全面恢复生活秩序了,但王国伟还不敢放松,“一旦自己 ‘阳’ 了,整个站点都会封掉。工作基本就是丢掉了。”

他特别在意和别人的距离,在外送货时,只有喝水时才摘口罩。他会小心避开人,确保都至少间隔两米,再喝。吃饭他也会躲在别人不出现的地方,比如路边、桥上或者角落里,现在天气热,他说,大家只愿意在草坪上呆着。

4 月被封了一个月,王国伟只拿了三四千元底薪。这个月上海大部分快递员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只有 2874.7 万件完成了派送,比去年同期下降 90.1%。5 月,上海快递恢复到了 31512.92 万件,比去年同月增长 4%。

几天前,再次联系时,王国伟说,货山已经矮下去了。618 结束,上海人报复性消费的劲头也平淡了。国伟说,从上周五开始,德邦、京东、四通一达的单量都有下滑。

上周五之前,京东快递员每天能分到 400-500 单。货一车一车送进来,站点经理亲自卸货。现在每天只有 100 多单,快递员们自己卸货。

单量掉了,王国伟的收入也跟着掉了。“但是没办法,这个活你就是一天都在上面,没什么找别的活的可能。” 他说。

解封后

每一只送到宠物店洗澡的小狗都被剃毛了

等到 6 月店面可以营业,杨先生已经彻底错过了今年的生意旺季。作为一位宠物美容师,四季的节律对他有特别的含义。每一季梅雨下完,上海的最高气温往 30 摄氏度以上走时,他的淡季就来了。

炎热天气不太适合宠物狗出门,因为可能会烫伤肉垫。猫狗弄脏毛发的速度慢下来,店的营业时间也跟着缩短。

只有今年 6 月,封控两个月积压的宠物美容需求随着小区大门的打开喷涌而来。每只宠物猫狗美容的时间都比之前长。狗原本一两周洗一次澡,如今身体的臭味早已弥漫于家中。基本上每一只带过来洗澡的狗都凌乱不堪,毛像头发一样打结,只能从根往下剃,像衣服一样全部脱掉。

出于对疫情仍不稳定的判断,杨先生谨慎地把控每天营业的时间:一过傍晚六点就不接单了,比正常情况下少经营两小时。“万一有什么问题,商户也会比较麻烦。” 他每天带着员工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消杀,全程佩戴口罩,喝水要走到后面去喝。

杨先生坚信他的生意不会彻底垮掉,“我们是社区型的,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服务,该来的客人还是这些客人,该洗的狗还是这几只狗。” 假设疫情期间他们店允许开,很多人也会照样把猫狗送来洗。

错过的旺季究竟带来多大损失,杨先生没有精确地算过账。但他估计,如果顺利的话,整个下半年能补回来就非常不错了。

66 岁的水饺店阿姨

20 年上海梦

中午十一点,“华元芝大娘手工水饺” 的老板刘阿姨正在给客人煮着一份水饺,十六只,她盯着锅,等着水滚开,饺子飘到水面上。

叮咚一声。“美团外卖来新订单啦!” 又是隔壁卖白斩鸡的。同样一个外卖系统,别人家的 “天天嗷嗷叫”,她的一天不响一声。

把这个门开开、关上一天就是 1000 元。刘阿姨脑中账单算得精确:房租一个月 28000 元,垃圾处理费一个月 400 元,物业费 560 元。“你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两个月连门都没出,两个打叉的封条封着。” 她道。

去年 9 月搬到普陀区新村路时,刘阿姨满打满算寻思今年 3 月能 “翻一把”。门店开在一个商务广场里,小份水饺 15 个卖 16 元,大份水饺 20 个卖 22 元,对周围的上班族和社区居民来说很实惠。

刘阿姨从辽宁来上海 20 年,水饺店开了就有 20 年。凭借这 20 年的经历,开这家店时,她向朋友借了 12 万元,“心里蛮有把握”。她曾经在城隍庙、四川北路等好几个地方把店做得红火,每天只经营午餐晚餐两个时段,就足以利润丰厚。

搬到新村路时,她做好打算,用半年时间 “养” 一个店。她从原来的积蓄里拿了 7 万作为备用金抵消房租成本,“这个月生意不好,差一万我就添一万;如果挣了两万,我就添 8 千。”

没成想,3 月刚过一周,疫情就严重了。店开两天,封两天,开两天,封三天,折腾了一个月,到 3 月 31 日中午十二点完全封掉。等到能重新营业时,刘阿姨的备用金早已空空如也。

在 6 月 28 日允许堂食之前,每日营业只能靠外卖和自提,日收入从一天 3000 多元降到不足 1000 元。说话间,她打开手机上的收款工具 “收钱吧”,采访那天是 670 元,再前一天是 804 元。

刘阿姨给朋友写了欠条,用人品担保肯定会把钱还上。但任何话都不生效了。对方每天发长长的语音条来催债,还转过来一条视频,题目是:《欠钱不还的人,好日子到头了》。刘阿姨用手划拉着聊天界面,委屈涌上来,“我借钱不是不还,我只是现在没有实力还。” 来上海 20 年——她总喜欢用这句话开头——这次是栽得最重的。

2000 年,刘阿姨把读大学的儿子送到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和 24000 元积蓄一路南下。她要在上海做生意,还要做大,不为别的,她心里攒了一口气。她和丈夫感情一般,生在上海的婆婆总嘲弄她:“做大生意来上海,做小生意你不要来上海。” 刘阿姨不服,“哪个生意不是从小做起的?”

在城隍庙豫园附近,她(自称)走破了四双鞋找铺面,从安仁街 111 号到 177 号,刘阿姨的水饺店一开就是 17 年,饺子从 5 个一元,卖到 1 个一元。

刘阿姨一个人在上海支撑起她的家庭。收入分成三份,一份打给留守在东北的丈夫,一份转给孩子,自己还剩一些打点生活和生意。儿子毕业后,刘阿姨给孩子 “找媳妇、结婚、买房、买车”,加起来两百多万元,都是她一个一个饺子卖出去攒起来的。

把一生都奉献给饺子了,刘阿姨想到自己这些年,想来想去觉得真是满辛苦。上海是一个远比东北更有消费活力的城市,她总听人讲纽约,讲巴黎,知道巴黎香水好,她就开始向往巴黎,想 70 岁之前去那看看。她也给自己买过不少好衣服,品牌货,想,一个中老年妇女,鼓捣面粉也不能亏了自己。每天开门营业前,她都会花点时间打点下形象,为自己画上全包眼线。

刘阿姨原本想过了 65 岁之后就把店交给员工运营,自己半退休,在后台指挥。5 家分店,每个店抽 4000 元,一个月也有 20000 元,足够她去外面玩一玩。她还着手为自己注册了一个商标,叫 “华元芝”,像老干妈陶华碧一样,把自己的照片嵌在里面。

今年过年期间,刘阿姨在脑海中策划了一场 “饺子改革”。她想开发一种 “儿童饺子”,设计一种新的盐油比配方,缩小尺寸,一盘能比现在多卖三元。她写了好几条改革思路,一条都没实行呢,就停下了。

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2020 年疫情之后,店里客人少,租金付不起,关掉周浦店时,店内设施变卖掉,得了 1500 元,刘阿姨自己添了 500 元,请员工们吃散伙饭。员工哭了,她也哭了,几个人抱成一团。

后来,几家分店相继关门,只剩新村路这一家。从 3 月底封控开始,一直到现在,刘阿姨都和店员住在店里。封控期间没事做,她就想店里的生意,想找到一种烹饪方法,把面条做出菜味儿。

5 月 31 日,刘阿姨得到通知说第二天可以复工了,高兴得不行。商场保安经过门口,问,今晚你不出来玩?原来,周围商家都在做庆祝的准备,隔离烤羊肉串那家人已经开始切肉了。解封了,大家都高兴,晚上 12 点,商铺群里大家都睡不着,有人提议出来庆祝一下,刘阿姨第一个报名。

她问,“有鞭炮吗?”

有人答,“有电子的。”

“管它电子不电子的,能响就行。” 她也不泡脚了,两脚拿出来擦了擦赶紧打扮打扮,到广场去。早有人在广场上放起了歌,停车场保安拿着喇叭喊:“解封啦!” 刘阿姨他们就跟着一起喊:“解封啦!”

大伙在广场上放电子鞭炮、跳舞,喝完了一箱啤酒。第二天一早,刘阿姨 6 点多就起来了,先打扮打扮自己,把封控前穿在棉袄里面的内搭外穿,还把棉鞋剪成了单鞋。那几天,刘阿姨心情都不错,6 月 5 日她回家拿换洗衣服,还找了间理发店剪头,回店里的路上,她买了脆皮鸭和炸鱼,跟店员开了一瓶牛栏山庆祝。

只是很快,她的心情又不好了。外卖系统把她弄得一团晕,美团、饿了么都不好用。她的饺子定价低,平台扣点又高,22 元一份饺子,通过外卖她只能得 16 块,卖一份亏一份。

房东的催租信息也跟着复工一道来了,也是每天连珠炮一样的问。说到这个话题,刘阿姨会特别熟练地背起国家政策,她将其解读为:如果发生天灾人祸,房东应该为租户免除 3 个月房租。

刘阿姨最近一个月的生活就在和大房东、二房东磨房租中度过。她也知道,房东也是个人承租,3 个月损失落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便提出三方每人承担一个月成本,但二房东不同意。在磨损中,刘阿姨每天都会觉得内疚,她自认为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生意做砸了,二十年的奋斗白搭了。

采访那天,二房东又打了视频电话过来,刘阿姨心里好烦,她没有接电话,也没有回消息。

恢复堂食只能部分治愈餐饮业受到的伤害

生意人擅长于算账,不过有些账还是不算的好,算太细了会伤心。上海两位连锁餐厅的主要负责人朱老板和周老板都是这个态度。

复工的 6 月,损失没有停。他们经营的品类都不太适合做外卖,一个含面食较多,每天单店外卖也就 30 单;一个做的是火锅,外卖单数是个位数。他们的大部分餐厅都开在商场里,虽然冷气十足,但没太多人在解封后去逛没有堂食的商场。

这一次,商场只给商户免了部分租金。“基本上各 50%。” 朱老板说。

疫情之前,朱老板 9 家门店一共 400 多号员工,复工后少了 1/3 还多,在小区门禁解封时,很多员工都回家了。复工后,由于并不能回到正常的经营状态,员工只按上海市最低标准领工资,也就是不到 2500 元。

回到店里,后厨惨不忍睹。土豆发芽,大葱开花,白菜变成一滩水。从西北空运过来的肉类也过了期限,几乎全都丢掉。员工进去打扫时,戴了三层 N95 口罩还能闻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臭味。

每天光是房租的租金就要将近 3 万,再加人力成本、店铺能耗,封控和复工的第一个月,损失大概是 “一个月一辆法拉利,或者三线城市一套房”,朱老板说。

据周老板了解,一些两三年前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没能挺过这轮封控带来的损失,一些原本在盈亏点徘徊的四五家分店相继关闭了。

网上有人曾提出,餐饮企业可以借此机会转型做预制菜,周老板并不认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他今年 50 多岁,一辈子做餐饮,有些理念一直坚持:做食物生意,最好的是堂食,第一时间尝到食物最好的状态;然后是外卖;做预制菜,几乎是光谱之外的选项。

6 月 28 日恢复堂食后,火锅是最受欢迎的,有些店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次是中餐,大概是之前的 50%;快餐更差些,有的只有从前的 40% 甚至更低。

周老板很清楚,眼前的景象是暂时的。想要彻底回到往常的水平,不要看现在店里的人流,只需参考这个指标:去逛商店的人还像以前一样多吗?

“人来不了,花来见你”

对上海巨鹿路上的维罗纳花坊来说,6 月初,复工时间仅仅持续了 6 天半。

6 月 1 日,老板海燕和 3 位花艺师打开花坊的门,灵巧的绣球、优雅的铃兰、充满生命力的向日葵全都收起了花苞,变成掉落满地的落叶、黏在花瓶上的霉菌、挂着蛛网的枯枝败叶。

海燕已无意计算损失。“过去的都过去了,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 她的内心只被一个想法填满: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了。

平时九点半下班的花坊,6 月 1 日那天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半。腐烂枯败的植物带来了巨大的保洁压力,海燕和同事们整整打扫了十个小时,所有人都累到 “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虽然还没正式营业,仍有几位老顾客下单。第一单是用固定电话打进来的,只要一支红玫瑰。海燕把花包好,送到顾客手上时,对方慨然:“终于能看到花了。”

一些老顾客专门开着车过来看看,他们只想确认花坊还在。海燕在一两米外,示意对方心意已领,不必进门。刚从两个月的封控中出来,“保持距离” 的念头还挥之不去。

营业之后,卖得最好的是芍药。4、5 月本是芍药最好的时候,封在家中的人们错过了盛放期,解封后都想赶紧抓住花期的尾巴。夹在花束里的写卡片,内容大都和疫情相关,送花的人希望收花的人一切都好。

复工比想象中压力更大。员工一夜之间可以回去(只要小区放行),但花材有运输周期,进口品种价格还上涨了 15%。维罗纳花坊有 100 平方米,海燕想让花店能 “希望满满地迎接客人”。

作为 “大户人家”,她大手大脚习惯了,以往每次进货都是一万、两万块地买。她想到 2020 年 5 月疫情缓和后,巨鹿路的店迎来开业 7 年来销售额最高的一个月,月流水 20 多万。3 日那天,海燕下定决心,进了 1 万多元的货。到了 4 日,她就后悔了,“货有点多了,人有点少了”。店内客流量比封控前少了 2/3,员工却得正常付薪水。

鲜花保质期短,海燕将多出来的花好好包装,免费送到老顾客们的家门口,花束里插上卡片,上面写着:人见不到,花来见你。

6 月 7 日上午,街道突然通知,因为有人复阳,得再次关店。海燕的心情又转向复杂。她听说巨鹿路上不少小店店主选择直接停业,等疫情彻底结束之后再重新开,反而成本会更低。“我是肯定不会关掉。” 海燕说。“辛苦经营的事业、一起打拼的伙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有些小动物没能等到恢复

岚灵花鸟市场的复工从打扫卫生开始。6 月 1 日,商户们回到市场后,进门首先迎接的是 “嗅觉冲击”。经营花店的马女士形容那种味道 “你无法想象,真的是臭气熏天”。

然后是 “视觉冲击”。鱼也臭了、猫也死了,植物 “就跟大山里被火烤了似的”,老鼠屎从里到外全部都是。马女士形容那副画面,让她 “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复工第一周,马女士只忙两件事:搞卫生和接电话。市场只从上午 10 点开到下午 4 点,中间还要消杀,相当于只能上半天班。

期间不断打进来的电话来自于公司客户。马女士的店主要经营带盆的观赏性绿植,以年为单位和公司签租赁协议,付月租,每周派工人上门为植物浇水施肥。

封控两个月,公司大门紧闭、工人也走不出家门,楼宇内的植物全部干死了。客户不理,电话打进来:“我两个月没有用到你们的花,你能给我减免费用吗?”

减是没法减的。马女士只能说等一等,物流刚恢复,进新的植物得三四天才能到上海,还要消杀。挂了电话,她讲,“真是摊在谁头上谁倒霉”。一家公司的绿植成本大约 5000 元,一共 20 家公司客户;复工了要给员工照发工资;俩月不营业,没有进账……这账算不下去了。

哪个生意人没走过波折,早习惯了往前瞅,不往回看。

吉师傅店里一堆好猫,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一只成本就要 2 万 5,还拿到了世界猫协会认证。吉师傅提早退休开了宠物店,好好照料细心养,小猫从店里出去 “一般没有低于 6000 的。3 万、2 万的也有。”

二月底三月初,四只进口种猫被接进店里,还没等适应环境,就封控了。6 月 1 日回到市场,四只种猫死了三个,损失 75000 元。还有 8 只母猫在封控中生育小猫,按照吉师傅平时的能力,8 个猫生崽,总共能活下来 40 只。现在活了 12 个。

母猫生产完,没人帮她打针消毒喂催产素,不仅没奶,身体还不好,怎么能带好小猫?“疫情期间也没有办法” 吉师傅说,“有些东西也不要片面地说,不管任何时候,小猫都有死亡的。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市场营业人流慢慢恢复到原来的三、四成。虽然还没有人买走一只猫,不过,能开门营业,就很开心。吉师傅讲,“正常时候也有一个月不开张的,做生意就是会这样。”

人们都在把家往更划算的地方搬

搬家师傅李维(化名)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周,每天都会接一两个订单。下最多订单的是公司。有的人说,“桌椅柜子都不要了,都给你们了”;还有的留两个员工指挥干活,老板没来,说是身体原因不方便。

搬家搬的是人的家什,每次装进货车的是不同人的物品,也是不同人的生活。少于五个箱子、东西简单的,大多是农民工或者小商贩,小区封控解除刚一解除,他们赶紧 “打道回府”;也有东西非常多的,接受采访那天上午,李维帮一位年轻女孩搬家,5x2x2.5 米体积的依维柯货车车厢,几乎被女孩的衣服塞满,她在 KTV 工作,解封后从四川北路搬到常德路,月租能省 1000 多元。

6 月 2 日,李维接到的第一单,是封控前本该完成的。双方约好了时间,第二天,李维的小区被封。一解封,对方赶紧联系他搬掉。这么着急是因为:多留一天,两边就要多给一天的房租。

最近,李维在抖音上看到一家公司要倒闭了,他在下面留言说:如果需要搬家,可以免费提供车和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就帮。” 他说。

出租车司机黄师傅送了很多人离沪的最后一程

听说 6 月 1 日凌晨全市就 “解封” 了,出租车司机黄师傅当时就想出门。心里的激动抑制不下去,他一晚上都没睡着。

黄师傅从重庆下辖的地级市来上海打拼,封控两个月,他窝在月租千元出头的市郊出租房里,缺乏物资,也没有收入。

早上七点,黄师傅终于开着车出门了。路还是原来的路,但感觉不太一样了,繁华地段并不像往常早高峰,看不到人流车流涌动的迹象。

黄师傅把原来的油车换成了电车。虽然电车的月承包费更高,但油价涨得更快,利润空间越挤越薄。很多出租车师傅都想换电车,班长体谅黄师傅生活条件困难,家里老母亲还在住院,帮他率先通过了换车申请。

6 月 1 日那天生意不错。黄师傅从早上 8 点一直跑到凌晨 3 点,中间几乎不休息,赚了 2100 元。餐厅还未开业,他在路边找了家快客便利店,买了两盒奥利奥、水和一袋小面包,早午晚饭分三顿吃完。

从 2 日开始,生意就开始往下走。单日收入都在 8、900 元上下,最多一天也不过 1100 元,黄师傅说:“这都是堆时间堆出来的。”

起初几天,他每天都能拉到几个远程单,三四个去飞机场的,八九个去高铁站的。有的一上车就抱怨:“关了这么久,我怎么样反正都要回去的。” 黄师傅的想法是一样的。他非常想回家,几乎只有这一个愿望。

封控期间,他不能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为了交上昂贵的治疗费用,他向车队队长借了 2 万元。这两个月,房东怎么也不肯免他房租,黄师傅手上钞票见底,还不得已向比他小很多的朋友借了两千多元交房租和话费。

他本计划再用两三个月,吃吃苦,把欠的债都换上,就回到家人身边。但就在昨天,7 月 5 日,黄师傅发来消息说,他已经回到了老家,因为他的妈妈去世了。

记者马慧、李娅宁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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