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赌人生下半场：移民路上的中国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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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放弃已有生活；第二步，追求未知生活。

年轻人一无所有，对他们而言放弃没有成本，追求也没有代价。富豪既不需要放弃，也不需要追求，反正他们什么都有。夹在二者之间的中产最难做决定：放弃国内拥有的一切和构筑在这一切之上的确定性，去追求未知的新世界和全然不同的下半生，无异一场赌博。2022年，这一代人正值盛年，他们是大企业高管、公司创始人、培训机构管理者、进出口贸易公司老板。他们大致出生于1975年到1985年之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度过童年，又在中国加入世贸后的“黄金十年”走上社会，在社会快速发展期积累了财富。

他们是目前中国大陆移民潮的一份子，虽然移民潮三个字无法概括他们每个人的声音。

“你看过《人猿泰山》吗？你生活在丛林里，一个外人看来相当危险的丛林。丛林的确危险，但你很熟悉。哪怕有老虎，你知道老虎在哪儿，你不去招惹它。你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这片丛林。”

对于大龙来说，中国就是这样一片丛林。他今年40多岁，生活在北京，拥有一家自媒体公司。和其他许多自媒体一样，他的公司也成立于中国互联网的鼎盛时期，那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开公众号、争当KOL、追逐“十万加”（公众号的阅读数超过十万）和流量变现的时代。这些年来，文化政策不断收紧，舆论环境越发恶劣，他亲眼目睹太多媒体的死亡。死因一部分是经济，另一部分是众所周知的政治。

媒体人、公司的管理者、正值中年的中产人士大龙努力在丛林生活下去，直到成为丛林的一部分。他的事业为他构筑了一间丛林里的小屋，这间小屋“温暖而安全”。在每天的选题会上，他和同事们都会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经验丰富的媒体人心中都有同一杆秤，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本能。丛林是危险的，从事媒体工作就像是在丛林中穿行；但在大龙看来，他的生存能力已经足够纯熟，他在丛林中遇袭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生活的掌控感是中产人群的核心追求。居住在上海的小爱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掌握着她栖身的丛林。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曾经在BAT（百度、阿里、腾讯）一类的大企业呆过，后来创业做互联网产品，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还买了一套房子。对她来说，她在上海过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生活”，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跟爸妈关系不错又住得很近，做着喜欢的工作又有不错的收入，有很多朋友和还不错的亲密关系，还住在自己奋斗来的dream house里。她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下去，过上二十年。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碎了她对未来的幻想。过去几个月，上海成为了大陆新冠疫情风暴中心，而小爱和父母都居住在上海。封控期间，令人倍感荒诞的新闻轮番上演，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在网络上流传：因为失去工作而风餐露宿的打工人、滞留上海机场的各地旅客、急病发作却叫不到救护车的老人、强制被送往方舱隔离的阳性患者、缺乏物资配给而在家中忍饥挨饿的普通居民……

小爱或许是最幸运的那群人：她住在不错的小区，有高于平均水准的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尚能保证生活物资的基本配给。父母身体还算健康，住在另一个不错的小区，不需要她操心太多。虽然隔离在家两个多月，但她和同事的工作基本都能在线上完成，收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不全是运气，能够在这场风暴中保全自己，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说明她日常的抗风险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强。

但小爱仍然感受到巨大的冲击。“生活在上海，你会有一些上海特定的幻觉。你会觉得这里可能是不一样的，人们做事情更reasonable。过往你可能对政策会有很多不满，比如限制言论自由，whatever，但你心里觉得，他们至少会在乎经济。最后你发现，他们真的不在乎。”

2022年6月10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街上行走。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过去几个月向她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某些时候，哪怕是上海，也有可能一瞬间丧失理智。这个丧失理智的时期会结束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丛林法则突然改变，没人能掌控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一条线就被跨过了”。这是小爱最大的恐惧。

丛林开始向中产显示出它危险的一面，他们之中最熟练的生存狂都感到害怕。“是的，你有一间温暖而安全的屋子，这很棒……但是现在外边随时都可能有山洪暴发。”大龙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你偶尔会听到洪水哗啦啦的响声。”

非走不可

无论在什么地方，中产都意味着一种长期舒适的生活。中国的中产也是如此。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物质和精神相对充裕。但在移民的问题上，太过舒适很有可能是个障碍。

甄臻是深圳一家移民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客户群就是中产。他分析：“他们（中产）的问题在于两头都不占。”中产拥有一定的社会积累，但这些积累既没有多到能像顶尖富豪一样用钱摆平所有事情，也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豁出去。事实上，中产经常会产生移民国外的念头，也具备比普通人更好的移民条件，但他们是有移民倾向的群体中最难下定决心的人。

在最终移民出国的中产里，甄臻总结，决定性的因素和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小孩要上学，家人要治病，或者追求更多的安全感（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这些比任何意识形态的理由都重要。对于中产来说，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追根究底也是为了一种更好的个人生活，而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填补了许多权益的空白。如果不去过问公共生活的话，他们的日子跟国外的中产相比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托低人权优势的福（比如请阿姨来家里打扫卫生2小时只需要100元），甚至可能比国外的中产还要好一些。

如果不考虑未来，赵叔对当下的生活相当满意。他今年40多岁，在南京开一家成人培训机构，生意运转良好。对于大龙和小爱比较在意的安全感问题，赵叔表示“担忧也不是没有”。他会担心中国和欧美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当中也会传，是不是有台海战争的可能”，会担心这两年疫情中各项政策造成的社会问题，“（政策的）对与错我不知道，但确确实实对经济影响很大”。

赵叔告诉我，这些年来，要封城，要停课，要关闭，他的线下培训机构往往是“首当其冲”。而且成人培训机构和那些有硬性需求的中小学校不同，后者通常能受到一些政策照顾，能提前复学复课。“我们一般都是最早关闭和最迟复课的。”赵叔说，“这两三年，基本上一年只能做半年的事情。”

令赵叔感到不安的是，国家政策对于一个行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2021年“双减”政策（国家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禁止培训机构的资本化运作，禁止机构上市融资，禁止利用节假日和暑期进行学科类培训等）颁布以后，针对中小学生的教培行业几乎覆灭。不幸中相对幸运的是，做成人培训机构的赵叔躲过一劫。但他还是需要操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封控，以及封控期间“一大堆员工要养，一大堆费用要出”的问题。

如果说这种担忧对他的家庭来说并没有上升到要移民的程度，那么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赵叔有两个小孩，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都是教育的关键时期。哪怕是对于中产来说，好的教育在国内也并不便宜。而如果相对先进的教育氛围，在国内哪怕花钱也很难买到。

赵叔和孩子生活的江苏省一直以高考难度和不稳定性出名。从2004年到2021年，江苏省试点高考改革，有自成一套的分值体系，并且经常颁布新的改革方案。理论上来说，这场长达十余年的高考改革能够探索出注重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道路，但事实上，它却给中学生们更大的学业负担。从2021年开始，江苏省逐渐回归全国统一的高考体系。

2022年4月21日，中国上海，一名防疫人员在一所学校里喷刷消毒剂。摄：Yin Liq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赵叔担心孩子跟不上。他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相当松散的教育，国内的体制对孩子来说难度太大。这些年来，无论怎么变着花样强调素质教育和“减负”，只要整个教育体制没有变化，最后还是会走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酷高考竞争。对于两个快乐成长的小孩来说，赵叔害怕他们“无论怎么付出，都考不上一所像样的高校”。而如果上不了好的学校，又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路很难走”……为了让孩子们多一条选择的道路，他决定移民澳大利亚。

中产们普遍对自己的孩子跻身上流阶层没有什么信心，最大的盼望就是一辈子安稳无虞，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孩子一代不如一代是部分中产的隐忧。毕竟他们自己能够成为中产是有时代的机遇加持，万一以后没有这些红利了呢？

不可承受之重

若非像赵叔一样有实际利益考量，大部分中产一时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他们的心意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国内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摇摆的。比如2017年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2022年年初的“铁链女”事件，还有这次以上海为核心的全国疫情封控中发生的种种侵犯权益的事件。这些事件或许一度让中产感到生活摇摇欲坠、难以忍受，但一旦事情被遗忘，他们的情绪也会过去。

为中产们提供移民咨询服务的甄臻能够理解这种摇摆。“每当社会上出了什么大新闻，客户就会来问一声，过两天他觉得事情过去了，移民这事也就忘了。”与中产有大量交手经验后，甄臻认为这是一种火中取栗的侥幸感，“他在国内多呆一年，家庭就多收入200万……那他就会再等等。”

中产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侥幸心理。这来自他们当下拥有的相对稳固的优越生活，也来自他们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构建的判断力和掌控力。但这些年来，大龙对自己的判断力和掌控力逐渐失去了信心——哪怕什么也没发生，他偶尔也会对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到动摇。

他向我提起1979年的伊朗。那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从世俗国家变成了宗教国家，施行严格的文化管制政策，迫害国内的宗教少数人群，姑娘们昨天还穿着超短裙，烫着大波浪，戴着鲜艳的发饰，今天就得裹上黑袍。他特别强调，“这一切变革是在几周内完成的”。

“你去问这些伊朗姑娘，如果她提前知道会这样，她走不走？她肯定付出一切代价也要走。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她想走也走不了。”大龙说，“这个时间点正是我害怕的，这种害怕让我变得神经兮兮。”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永远向前、不会倒车，但事实上世界存在崩塌的可能，只是崩塌到来之前，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反应。而一旦崩塌发生，做什么又都太迟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崩塌的可能性化作一个具像化的想象，就是“文革”。“文革”持续了整整10年，从1966到1976，虽然在近几年的历史教材中被一再淡化，但它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仍然是一道并不遥远的伤痕。

2022年3月31日，中国上海，警察与工作人员预备用木板围封一个小区。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大龙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文革重演，而他的担心似乎在这些年的社会事件中被一再验证。单是今年上半年的疫情防控期，就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例如一些人被隔离在家，由于物资配给的问题吃不上饭；防疫人员撬开门锁，强制要求居民前往方舱隔离；阳性患者的个人信息和行程轨迹被披露等等，导致他们在网络和现实中被人攻击。这些事件让人们回想起一些过去的类似景象，并与历史对照：三年饥荒、抄家、批斗……

“如果我意识到国内有可能变回文革，哪怕可能只是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也要跑。”大龙说，“我愿意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损失，但谁又能掌握历史的脉搏？”

生活动荡，甚至文革重演，对于中国的中产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正在敲响警钟：对于未来的担忧可能不仅仅是杞人忧天，但灾难也许永远不来，也许明天就来。

他们只好将目光投向国外。

目的地

对中产来说，“怎么走”是移民过程中相对容易的一环。中产有办法、会筹谋。在国内生活，大到生老病死，小到开车被交警拦下来，靠钱或者靠关系，他们总能解决。出国这件事，他们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困难。

小爱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决定移民日本。除了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之外，最受欢迎的移民日本的方法就是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这个签证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便宜的投资移民手段，只需要花费500万日元（约25万人民币，30万港币，100万新台币）成立一个公司，就能拿到为期一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只要公司能够运转，有正常的流水，就可以续签签证，直到在日本连续居住5年以上（每年住满半年）后申请国籍。

小爱知道，去日本是一个“藕断丝连”的选择。比起那些热门的移民国家，例如美加澳新，日本最大的好处是离上海近，坐飞机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去某些日本城市可能比去深圳和北京更快。她希望能兼顾到国内的公司，也将相关的业务拓展到日本创办的新公司。最重要的是，她还能离爸妈近一点。距离的考虑压倒一切，即使这意味着她要从零开始学日文。“我打算今年内考个日语N4。”小爱说。

跟善于规划的小爱相比，大龙的移民途径更多是巧合。他的女友是香港人，正在通过加拿大为香港人设立的救生艇计划申请开放工签，而他作为伴侣同行，享受几乎相同的移民条件：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就有永居（枫叶卡），再呆上三年就能换国籍。在大龙看来，哪怕跟同龄的其他中产人士相比，这种移民条件也称得上是绝对优厚了，让他有种“不去就亏了”的感觉。

离开国内的日子将近，大龙开始为40年来头一次长期在国外生活做准备。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来源：他对于自己在加拿大能做什么工作毫无头绪，因而必须得先保住他在国内的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大龙英文一般，做了多年的老板，年纪稍大，这基本上断绝了他在加拿大做白领打工人的可能；可是在加拿大创办一个新的媒体——或许不必再担心政治，但是写什么呢，写给谁看，又如何从中盈利，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出国可以干什么？这也让赵叔为难。他和全家人走的是澳大利亚188B商业投资管理者签证，这个签证对资产的要求相当严格，需要申请者有一定的投资管理或经商经验，过去两年的全家总资产达到250万澳元，并且在澳大利亚购买150万澳元以上的债券。赵叔一家人2018年通过中介申请，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直到2021年12月才正式拿到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

2020年5月，中国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但188B有个限制，就是在转为永居之前，申请者不能在澳大利亚从事经营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哪怕赵叔想在澳大利亚再开个公司，短期内不可能。目前，他只能和暂时留在国内的前妻合作，远程经营他的培训机构。在澳大利亚本地，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安顿两个小孩，送他们去理想的学校——这是他不辞辛苦来到澳大利亚的初心。

对于能够拿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的部分中产来说，投资移民比技术移民更方便。技术移民对年龄、工种、语言，甚至伴侣和家庭的情况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投资移民核心需求就是钱，再加上耐心等待的时间和投资风险——而一些项目的风险显著比另一些更高。

老马就在投资移民的路上差点栽跟头。他今年50多岁，生活在中国北方大省，有一家主营汽车配件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经常出国跑业务，跑得多了，他就想，“不光自己能出来，家人也要一起出来”。和赵叔一样，老马也有两个小孩，一个当时已经快要成年，另一个年纪还小。在考虑了事业、教育、生活等各项问题后，他认为最方便快捷的渠道就是投资移民，而投资移民最成熟的地方还要属美国。他咨询中介以后，选择了EB-5移民。

EB-5投资移民允许全家移民，但条件也同样苛刻：申请者需要在美国投资一个具体的商业项目，项目要存续两年以上，并且要为美国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老马最后选定了一个项目，和另外几十个中国申请者总共集资4000多万美金投了进去。

事实上，EB-5是风险最高的移民项目之一。因为关系到大量金钱和跨国投资，许多人遇上诈骗，最后绿卡没有拿到，钱也没有要回来。老马一家同样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中间人挪用资金，区域中心的资格也差点被取消（区域中心是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的EB-5项目指定管理方）。但老马锲而不舍，打了好几年的跨国官司，争取了回来钱和移民资格，2022年4月份刚刚拿到了全家的永久绿卡，历时整整7年。

老马不太在乎这些。他申请时年纪较大，语言一般，又是拖家带口的移民，能选择的移民途径并不多，EB-5基本上是唯一的渠道。时间是久了些，但他等得起。他说起这些时乐呵呵的：“道路是曲折的，结果是好的。”

真正的难题在别处。对于老马和赵叔这样的中产来说，最难面对的是亲情的问题。全家移民通常能带走伴侣和孩子，但几乎不可能同时带走父母。

对于将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的赵叔来说，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父母岁数大了，不太支持移民。“以前他们没有太多的意见，买张机票几个小时也能飞回去，现在从国外回来至少也要隔离21天。说实话，今后如果有什么事情，就算能第一时间买到机票，回到国内也没法去处理和面对。”这个顾虑一直折磨着他，“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努力又能怎么样？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老马甚至短时间内不打算出国去，一家四口已经拿到了永久绿卡，他在访美期间还在美国注册了公司和商标，“搭建了一些平台架构”，打算继续干一番事业。但是家里的长辈身体不好，在目前往返中美两国还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走了，意味着他们就会失去照顾”，老马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

过去的生活是不是白过了？

对于已经离开和将要离开的中产来说，他们的心情绝非当下流行的“润”字可以形容。大部分人都在上海封控的几个月里注意到了这个词语的流行，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参与这场语义上的狂欢，甚至对这个字有一些抗拒。他们认为“润”忽略了移民中真正沉重和难以承受的部分。

“这个词特别轻挑，有一种油滑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在里面。移民是一个人对自己和家庭的后半生非常严肃的选择，里面有很多心酸的事情。你用这样词汇，作出一种近似于小聪明的总结，掩盖了很多悲伤的情绪。”甄臻说，“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到了离开中国的这一步，中产们多少都带着无可奈何。他们希望能跟自己的国家保持一种相敬如宾的表面关系。哪怕很多时候面临着政策和体制上的掣肘，哪怕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但只要有回报，小爱就觉得还OK，“it’s not fair, but it’s reasonable”。和小爱想法类似的中产很多，他们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只想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对于国家最大的期待就是“少管一点”。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能扛、最有办法的一群人，用小爱的话来说，“只要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国家的幻觉，我们都能在这里生活下去。”

在上海的这轮疫情防控之前，小爱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移民。她不喜欢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包括意识形态，也包括具体的政策，但她还是想要留在这里，因为她确实在这里获得了她想要的，“而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获得的”。她从事互联网产品管理和运营，她喜欢这份事业，但这份事业不可能毫无障碍地跟她一起移到国外——绝大多数行业都跟当地文化紧密相连。对小爱来说，移民最根本也是最痛苦的问题是，就算一切顺利，就算还能在国外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可能也只是做生意，永远也满足不了她对个人价值的追求。

作为一直以来从事中文写作的媒体人，大龙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严重的虚无。当然，他可以继续远程经营国内的公司，可以在国外寻找新的事业，他甚至已经开始寻找机会，有一些初步的规划。如果你把工作仅仅当作是打发时间，把事业仅仅当作是生活成本的来源的话，那么一切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虚无。让这种虚无变得尤其强烈的，是他有时候会在知乎上看到一些外国人写的中文回答——这些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呆了10年或20年，他们说的话跟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每个字都没有问题，表达的意思完全能明白。但作为老编辑和写作者，大龙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中文的别扭之处。“他们跟你说中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大龙说，“这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到了国外以后，我相当于主动废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中文写作能力。我亲手放弃的。”

当然可以学英文，但他的英文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知乎上那些外国人的中文水平？有没有一种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非常大——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英文，最后甚至达不到国内三流网文作家的程度。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面对之前的40年是不是白过了的问题。你要不要承认，你过去的人生全部都是白费了？”大龙说，“如果40岁以后我才发现全新的人生，那之前40年我都在干什么？如果40岁以后还发现不了，那我跑到这儿干什么？”

2021年6月，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摄：Shannon Stapleton/Reuters/达志影像

中产移民都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国外是另外一个社会，也是另外一套体系，将国内的生活完全平移到国外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起阶层下降，心理上的落差才是更难熬的。

作为培训机构的管理者，赵叔在国内的生活已经相当“滋润”。他的工作强度不大，业余就是照顾孩子，和朋友打球喝茶，参加一些聚会。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朋友、家人、社会资源，包括兴趣爱好和世界观的塑造，全部都扎根于这座城市，这是无论如何也带不走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移民澳大利亚的生活会比国内更好吗？

“现在通讯极其发达，网络也可以替代很多事情，但唯独不能替代面对面、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他感到非常遗憾，但出于签证的要求，他和孩子必须在今年12月前入境。对于出国以后的生活，赵叔最大的感受是彷徨。他担心未来的交际圈全都是华人，但他也不知道如何跟“真正的本土人”建立联系。

“会有种族歧视吗？”他不敢保证。在他的计划中，他会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积极参与社区的服务活动和公益活动。他相信能否融入国外看的是个人的性格。“我做菜还是蛮好吃的哦？”他笑着说，“多多奉献，看看能不能让他们稍许接纳我们一点。说实话，我不敢说自己能融入他们，最起码可以不排斥我们，不讨厌我们吧？虽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但还是想获得人家的认同感，让人家觉得你人品不错，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有道德的人……”

他年轻时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工作过，“在这个省住一两年，在那个省住一两年”，他感觉这种搬迁都很方便，只要知道这里还是中国，“心是稳的”。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心理上一定会有冲击。对于赵叔来说，这可能是最本质的担忧，“我可能会感到自己……很弱小。”

老马年轻时也在国内不同城市打拼，他也将这段经历和出国类比，但他的经验有一些不同。他出身农村，是“从社会最底层上来的”，赤手空拳来到大城市创业，创办贸易公司，还让全家人都拿到了美国绿卡。这一路既是运气也是能力，生活的艰辛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过去的苦日子反而给了他面对未来的信心。“我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到国外）再怎么退能退到哪儿去，你说对不对？”老马还是乐呵呵的，“现在物质生活好了，精神生活、心态和情绪变得更为重要，甚至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叫情商吧？”

或许是因为老马在早年的生活中遇到过比普通人更多的困难，而他逐一克服，并过上了比大多数人更好的生活，他显示出异常坚韧的精神力量。因为长期从事贸易工作，他认为语言是基本过关的，孩子们的语言也没问题，“孩子他妈稍微欠缺一点”，但也不要紧，因为美国提供了很多学习英语的机会。他好像完全不认为50多岁的人从头学习一门语言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难处。

他知道目前国际局势不太稳定，但他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肯定不会中断的。”老马说，“在美国我也可以从事我的老本行，我有中国的供货优势，自己也从事过制造业，无论是商务还是产品方面的能力我都还具备。”更何况，国外的人际关系比国内还要简单和轻松，这正对老马的胃口。

在老马心目中，无论在哪，无论外界的形势如何变化，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做事情，只要不走歪门邪道，他都认为“是有市场的”。“世界不可能因为疫情全部中断。人是要动的，世界是要动的，不可能真的停下来。只要人在动，那么衣食住行都要继续下去。”老马说，“我们做汽车配件的负责的就是行的部分。它的使用量也许会减少，但它不会没有的。只要它有，这个市场就存在，至于我们在这个市场分得多少，那就跟你自己是否有优势、在这中间扮演什么样的市场角色有关。”说白了，还是跟努力有关。“还要诚信、专业。”老马补充。

“Hang in there”

这一代中产成长于中国大门敞开的时代，比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更熟悉也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在做出移民决定之前，他们可能早已跟国外的客户谈了不少生意，或者每年都会带着全家人出国旅行。这种生活经验是上一代不敢想的，也是下一代正在失去的。

“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作品。”大龙说，“美国的很多，然后就是日本，欧洲也有一大堆。我熟悉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梗，对他们墙上贴的海报，听的音乐，说的笑话，他们的游戏，我都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

凭借着亲身经历和文化认同，这一代中产对国外都有一种朴素的信赖和向往。他们相信国外好，他们向往国外。哪怕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理由。但这种朴素未必能为移民以后的生活提供便利。无论看过多少英剧美剧，无论护照上贴过多少国家的签证，很多事情还是要从头学起，从零开始。

大龙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无论他对一群80年代的欧美摇滚明星如数家珍，这也不能帮助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报税、交电费和修理水管，他甚至不能用恰当的语言将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

2020年1月，美国纽约唐人街。摄：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我希望我能够用两年甚至更快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在这段时间能够更积极快乐一些……”大龙说，“但我还是会产生一种很荒诞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环境下，让自己面临这个问题？”

老马能回答这个“为什么”，而他的答案或许就是不去过问“为什么”。他对美国也并非没有担心，比如治安和医疗，但是他尝试着将这些担心放下，去想想好的一面。他认为所有的困难说白了都是“面对和接受”的事。移民美国的困难本质上也所有困难一样，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底，中产始终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哪怕他们什么也带不走，他们也能为自己带走这颗不肯轻易向困难屈服的心。

当我正在写这篇稿子时，我看到赵叔更新了一条朋友圈，是一张来自“懂你英语”APP的图片分享。图片上显示，赵叔已经在“懂你英语”上累计打卡158天。这一天他学习了44分钟，时长超过85%的学习者。图片的中央还有一句来自APP的心灵鸡汤，写着：“Hang in there. 别放弃，坚持住。”

赌局

或许很久以后他们还会想起国内的生活。

你经营着一份还不错的事业，你住在自己喜欢的房子里，有一辆好车，说不定还雇着一两个保姆；有时候生活不如意，也能负担起一趟愉快的旅行。只要你不去考虑那最糟糕的千分之一，你就能永远凭借惯性过下去。

“但这种生活的惯性到了国外就失去了。”大龙告诉我，在国外就不可能像国内一样麻痹自己，也很难用一些外在的东西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正常。“如果你还是不想改变的话，那你出国干嘛？”大龙说，“你出国，你放弃了一些东西，你一定是要得到一些什么的。你想得到什么？你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

“你就一定要让自己开始想这些问题了。”他说。

新中国的历史上大致有过三波移民潮。第一波是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一群底层劳工想尽办法也要出国讨生活；第二波是90年代初，八九民运之后，一群知识分子为了政治避难逃往国外。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些决定或许事关生死，或许能够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确确实实都是非走不可的理由。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第三波移民潮跟前两波大不相同，它横跨不同的族群，以中产和青年技术人才为主。他们在国内生活得不错，直到有一天，他们决定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国内拥有的东西……

这值得吗？没有人能说得清，值不值得只有他们自己有权量定。跟前辈们相比，第三波移民潮最大的特点是，不再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非走不可的，所以他们可以定义自己的“非如此不可”。

哪怕他们下定决心，珍惜得到的，放下失去的，这仍然是一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他们在过去的人生中做过许多次重大的决定，从结果上来说，他们基本上每一次都赌对了。谁知人生来到下半场，新的赌局又开始了。

每个人都在暗暗进行这场赌博。赵叔赌自己不后悔，也赌他的陪伴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老马赌自己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吃苦，能努力，能开创一种永远向上的生活。小爱赌自己在离开故乡以后能获得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摆脱同龄人焦虑和“奋斗逼”的轨迹，“干脆拥抱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大龙为了不被一个崩塌时刻控制而申请加拿大工作签证，他赌自己能适应、能解决，能爱上一场全新的冒险，能在这场冒险中面对自我。

他们经历过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过去没有，未来很多年内可能也不会再有。用大龙的话来说，当你处在一个风风火火、全社会都在前进的大潮中时，有很多机会放在你面前，你没有时间思索，你就这样赶上红利，获得难以置信的成功，成为今天的自己。但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他们来说，从决定移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必将重新审视过往几十年的人生，将做过的每一个选择，无论对错，都摆在台面上。他们凝视着自己的后半生，就像凝视着深渊：你相信什么？你追求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你愿意交换什么？你绝不可舍弃的是什么？是否有一个东西，能够超越命运和时空的偶然性，让你成为你自己？

他们仍在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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