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如何瓦解欧陆的基督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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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元鹏

编辑 / 文松

本文作者为 Philosophia 哲学社成员，此文章首发于公众号「东亚评论」。

14世纪，一场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带走了欧洲1/3~1/2的人口。

由蒙古军队带来的元凶鼠疫杆菌爆发得反复无常。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上帝的鞭子（詹姆斯•汤普逊语）曾在1347—1351年、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间五次肆虐欧亚大陆。

凡是染上这种病的人，大多死于它引起的败血症。由于皮下和脏器出血，会造成患者身体局部出现紫黑色斑点，这也是其名称的来源。

1347年~1351年鼠疫在欧洲爆发的先后时间

如今，随着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和现代医学的发展，鼠疫也许无法再一次像它的先祖一样鞭打人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与启示并不会因此而不同。

让我们首先回溯到黑死病爆发之前的西欧社会中去。

一个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是，“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教会作为西欧的至高宗教权威，利用神学作为麻痹民众的道具，攫取权力和财富，而作为最高领袖的教皇则在欧洲大陆只手遮天，无所不能。

但如今，当我们再一次提到教会，只会想起那个人口比不上一个学校的小国梵蒂冈，和那位看上去人畜无害，甚至有点像邻家老爷爷的长者。

现任教皇方济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更不是一天崩塌的。从教会睥睨欧陆到被赶下其政教合一的崇高神坛，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而黑死病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推手角色，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空前的灾难，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契机和转折点。

313年的米兰敕令以降，诞生于巴勒斯坦省（今巴勒斯坦、约旦等地区）的基督教终于取得其在罗马帝国传教的合法地位。尽管下达这道命令的君士坦丁一世也许并未产生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念头，但他的继任者迪奥罗西一世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基督教加以改造利用，并改变罗马多神信仰局面的好时机。

**公元380年，这位统治者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并禁止其他一切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许多建造于古希腊、古埃及时期的神庙被焚烧破坏。

在漫长的岁月里，罗马地区教会一直把自己当做帝国诸行省教会中的领袖，起码是领袖之一。公元445年，瓦伦丁尼三世颁布诏令称，罗马主教的制定的教令应该成为全教会的法律，但这项诏令被亚历山大教会、君士坦丁教会等势均力敌的对手所强烈反对。公元451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卡尔西顿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具有同等的宗教权力。

**尽管此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作为宗教领袖的罗马主教并未获得太大的世俗权力，只不过是帝国思想控制的一个工具人罢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切全凭皇帝吩咐。

然而，**当西欧从奴隶制逐步走向封建社会的动荡中，教会也伺机而动，尽力完成其世俗化与国家化的目标。**在教会不断插手世俗领域的事件中，丕平献土可以算是最早也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例子。

加洛林王朝的缔造者矮子丕平和教皇司提反二世

回顾充满变革的8世纪，辉煌一时的西罗马帝国早已烟消云散。在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几轮侵袭下，被分割过的帝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复凯撒当年，接踵而至的日耳曼雇佣军给了这个衰弱的帝国最后一击。

此时，西罗马的中心亚平宁半岛（今意大利地区），成了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伦巴底蛮族和罗马教会的博弈场。

如今，**森林中走出的日耳曼蛮族逐渐控制了原西罗马地区的广大疆土，此时的罗马教会失去了坐落于帝国首都的优越的地理条件。**随着位于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教会所代表的（东）正教的兴起，罗马教会这一“远水楼台”主张的大公教渐渐被冷落。但罗马人时刻面临着来自蛮族的威胁，随着东西派的分歧日益严重，罗马教会不得不寻找一座新的靠山。

739年，教皇扎卡利亚斯开始向蛮族王国法兰克的大臣查理·马特求助，**虽然遭到拒绝，但这象征着罗马人政治倾向的转变。**他们不再着眼于无意向他们继续提供庇护的东方帝国，反而期待着与蛮族人合作。

随后，查理·马特之子，法兰克王国真正的掌权者宫相丕平主动向扎卡利亚斯抛出橄榄枝。老谋深算的权臣向教皇大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王室衰微，谁该当王国之主？”在面对宫相犹如问鼎般带有暗示性的问题时，扎卡利亚斯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回答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甚至派美因茨主教为丕平行涂油礼，旨在为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作为上帝在人世间最有权威的代言人，扎卡利亚斯的肯定无疑为丕平篡位的举动提供了来自上帝的认可。**丕平在成为法兰克国王以后，更加积极地回应承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罗马教会。

754年，丕平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部分土地赠与教会，旨在取代拜占庭帝国，向耶和华的子民们提供庇护。一个独属于教皇的国家于是开始在亚平宁半岛上拔地而起，成为欧洲大陆这块黑白博弈场上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虽然今日的国际象棋里并没有教皇大人的一席之位

随后，在此之前从未于名义上干涉世俗政权的教皇司提反二世本人，又亲自前往法兰克王国将丕平再次加冕为王，并且加洛林王朝的子孙，将世代被授予Dei gratia rex（上帝恩准之国王）的头衔。

**历史总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795年，利奥三世在非议和反对声中登上教皇宝座。**次年，丕平之子、法兰克国王查理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我的职责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蹂躏与攻击。而你，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799年，利奥三世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被迫逃出罗马。没有食言的查理迅速派军队扫清了叛乱，扶持利奥三世重登圣座。

而利奥三世则在公元800年时亲自为查理加冕，并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位赌赢了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个幸运儿，他以蛮族国王的身份继承了西罗马帝国早已断绝的皇帝体系，建立起囊括西欧绝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

在拉特兰教堂中，有一副著名的彩图。**在这幅图上，耶和华的使者圣彼得将象征生命的披风赐给利奥三世，将象征胜利的旗帜赐给查理曼大帝。**这是一种比“大法兴，查理王”或者“利奥一手油，挑动莱茵河服服帖帖”更直截了当的示威，尽情宣告着着神权与王权对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统治。

**从此以后，由教皇为皇帝亲自加冕成了一种习惯。**西欧的历任皇帝们无不希望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伸出脖颈，接受那顶来自教皇授予的，代表上帝认可的皇冠。

值得一提的是，在858—867年间任教皇的尼古拉一世“提出罗马教会是彼得首创的教会，因此具有高于其他一切教会的权威性，只有罗马教会的主教即教皇才有权力召开宗教会议，而其他任何人——包括皇帝和地方主教都不拥有这种权力。”[1]

他拿出了著名的君士坦丁赠礼作为依据。

“该文献谎称收集了一封君士坦丁皇帝致当时的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的信件，在信中君士坦丁宣称：为了感谢基督教会对他的拯救，他决定把罗马之外的四个宗主教区——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一切信仰事务的宗教管辖权，以及’意大利的或整个西部地区的行省、地区和各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均授予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者。”[1]

这份文件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证伪，并给本就摇摇欲坠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我们接下来会对它进一步解释。但在当时，它确实对罗马教会的权力提供了权威性。作为米兰敕令的直接受益者，终于当家做主翻身把歌儿唱的各地主教们恨不得给君士坦丁大帝涂上满脸的油，再亲上他几口，他的话自然成为了各教会奉行的金科玉律。

**从此，意大利中部形成的教皇国也开始在西欧世俗政权的斗争中分一杯羹。**尽管教会在经济、军事都无法与诸多王国相抗衡，但凭借上帝的名义，幸运的教皇们也可以让皇帝们屈服于耶和华的荣光之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否认鼓吹“神权至上”的格里高利七世为教皇，作为反击，教皇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图是亨利四世为了取得教皇的宽恕，在卡诺莎城堡外赤足等待三天三夜。王权和神权的合作与对立微妙而和谐。

世俗君权与教会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大多情况下，有哪个君主不想堂而皇之地宣布自己是“奉天承运的正朔”呢？由于教皇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地位，君主们大多乐于与其媾和，而教会为了获得世俗权力与更多的土地和财富，也通常会对他们给予支持，神权与王权的互相勾结、时而斗争构成了西欧8世纪以来的统治阶层。

但当黑死病开始踏上欧陆的一瞬间，事情正在起变化。

黑死病并不发源于欧洲，但随着成吉思汗的东征西战，人口相对密集的欧洲反而成为它肆虐的巢穴。队伍庞大的商船沟通着西欧与中东，也为黑死病的传播搭建了桥梁。

**根据主流研究的观点，无论是患病率还是死亡率，城镇人口都远高于乡村人口。**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密集的人群和恶劣的坏境也许是原因之一。而在城镇中，不幸罹难的除了民众以外，更有很大一部分是教会里的神职人员。这是由于当时的神父往往是学习时成绩出色，工作时政审过关的高级人才，许多神父同时也是出色的哲人、医生抑或拉丁语学者。

在医疗资源稀缺的中世纪，许多神职人员不得不肩负起救治患者以及临终圣事的使命，但不幸的是，黑死病并不向欧洲展示它对教徒的仁慈。

“据施鲁斯伯里估算, 英国受俸教士的最大死亡率当在43.5%左右。”“在黑死病期间, 德国死亡的方济各修会修士多达124434人, 在意大利有30000名方济各脱钵修会修士命丧黄泉。”[2]

由于认知的缺乏和医学的落后，那些挺身而出的高尚的神职人员不仅没能抚慰民众的痛苦，反而成为鼠疫杆菌的传播者。

**在整个欧洲，神职人员的大量死亡大大挫伤了教会的基础统治力量。**教会的统治犹如一台冰冷的机器，有序而稳定地运转着，教皇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地方教会则是机器上的零件。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被称作普世性。

“普世”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umene，意指“凡是人所居之地”。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帝国权杖所指之地，便是世界。

梁漱溟先生认为，普世帝国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疆域，也没有固定结构，更没有固定民族的国家。帝国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是思想的高度认同，只有公民概念而无民族概念，“以天下而兼国家”。

在罗马帝国及其后嗣的发展史中，我们也可以一窥普世帝国的特点。

早在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就颁布敕令，承认“帝国境内一切自由民皆有公民权”。相较于西欧城邦时期没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而言，普世帝国下的不同地域各民族确实拥有平等的待遇，但这些公民们却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身份——基督徒。

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普世化表现甚至更为明显。

**首先，罗马教会绝不容忍分裂，它寻求的是制度与精神上的高度统一。**各地教会只能充当神权的四肢，教皇则尽其所能牢牢控制住主教的任命权。在上文中提到的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斗争，正是围绕着主教的叙任权展开。尽管格里高利最终被逼出逃，客死异乡，但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他的遗志，争取到了由教皇本人任命主教的权力。

**其次，教会有着与帝国同步的庞大神权官僚体系。**从最顶端的教皇与红衣（枢机）主教，再到地方的大主教、主教乃至最基层的神父，这样的制度被称作“圣级教阶制”，等级森严，有着一套完整的晋升规则。我们可以注意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都有其当地教会。可以说，基督教的普世化与帝国普世化的步调基本一致，每当帝国开辟它新的疆土，急不可耐的传教士们便一拥而上，为当地的异族人带去上帝的福音。

**基督教文化仿佛一个链条。**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导致奴隶制瓦解之后，资产阶级革命诞生民族国家以前，西欧国家内部结构由土地的授予关系维系，相对于中国以血缘的亲疏远近作为权力继承主要依据的分封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度无法通过宗法制来巩固，正因如此，基督教文化得以很好地被世俗统治者用来创造并维系其思想一统，文化一统的国家。

如今，教会这个思想输出机器的零件由于黑死病而被破坏，不再有规律地运转，基督教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便开始瓦解，但这一切却间接促进了民族国家的诞生。

如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由于巩固其统治的基督教文化链条被打破，原本向皇帝效忠的帝国成员开始利用高涨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强化自身权力。

“双头鹰图案是沿袭古罗马帝国图腾，意即帝国是古罗马的正统继承者。中间的耶稣受难图则表明帝国神圣性，帝国皇帝即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双头鹰翅膀上则绘上七大选帝侯国和德意志各大诸侯的旗帜，代表帝国的普世性和广大疆域。”摘自百度百科“神圣罗马帝国”词条

直到14世纪，由于地方权力的不断扩大，版图宏大的神圣罗马帝国逐渐演变成名义上承认皇帝为最高权威的邦联。

到了1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承认皇帝的权威，实则支离破碎。1806年，封建制度的摧毁者拿破仑勒令弗朗茨二世放弃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曾经辉煌欧陆数百年的帝国就此灭亡。

“一个原本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秩序, 从精神信仰处松动了。”[3]

**在此之前，过分理性的宗教思想占据了欧洲人的头脑。**在那时，绝大部分人的梦想都是成为教会里的神职人员。除了常见的贿赂、欺诈手段，苦苦学习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探究神学问题的经院哲学也是一个门道。经院哲学以神学为基础，古希腊逻辑思想为内核，探求神性，摒弃人性，理性得甚至有些冷漠。

不仅如此，教会的权威人士们还乐此不疲地倡导人们对神学的绝对服从。比如《哲学的慰藉》中提出：“真正的美好不在于世俗的声望、公职、金钱和幸福，而是在于上帝，因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就是美好’。圣达米安则有一句经典的箴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姑且不论这种思想能否培养忠诚的教士，对于大众来说，这种号召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它违背了人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本性，给整个西欧的灵魂打上了苦行僧的枷锁。

耶稣最经典的两幅形象——神性亦或人性？

但如今，民众开始怀疑教会思想的绝对权威，基督教倡导的禁欲、理性、苦行的思想钳制的松动激发了个体的人文主义、世俗主义思想和集体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的高涨。

中世纪教会所倡导的忍耐顺从赎罪受苦的思想已经无法抚慰人们在面临瘟疫时的恐慌与无助。面临着落后的社会制度所必然带来的贫困和剥削，西欧民众显得迟钝、麻木不仁。但当上帝的代言人上一刻还在带领着信众祷告，下一刻便血淋淋地死去时，他们便因由这样的恐慌而沸腾起来。

而此时，仍有许多极端保守甚至无知的神职人员依然坚持传播主的福音。正如加缪在其代表作《鼠疫》所描写的帕纳卢神父一样，荒谬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权威”反而挫伤了教会的公信力，甚至加深了民众与教会的对立。

**在民众看来，这样的言论既荒谬又极其不负责任。**为什么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神职人员没有提前告知即将来临的灾难？为什么理应完美无瑕的神父修女们反而遭受了“上帝的惩罚”而大量死去？

需要注意的是，**鼠疫并未改变欧洲人的宗教信仰，它削弱的仅仅是教会与其代表的普世统治力量。**在基督徒但丁的笔下，披着长袍在教堂里祷告的教皇本尊，才是那个要接受上帝最终审判的恶人。

另外，在文化方面，由于大学多建造于人口密集的城市而非乡村，教授和学生们也不能幸免。剑桥大学的40位教授中有16位逝世，欧洲30所大学中有5所被迫停课，许多大学不再教授拉丁语，因为懂得拉丁语这门艰涩难懂的语言的神父和教授们大多在瘟疫中罹难。

教会拉丁语和古典拉丁语淡出人们视野的同时，作为方言的通俗拉丁语不断兴起，成为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罗曼语族语言的前身。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从大学开始扩散，促进了整个欧洲文科教育的世俗化。**通俗拉丁语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成为文艺复兴的语言基础，普罗大众也得以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

正如《欧洲中世纪史》当中提到：“在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非神职人员掌握了记账、阅读公证人文书、译解法律文件、撰写家族历史和日记的能力，在最后一条上，由以意大利人做得最普遍。”[4]

同时，**许多运用方言写作的文学家应运而生，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坚力量。**人类对社会变革有着敏锐的触角，而作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这根触角也许要比常人更长。

放眼四海，在社会的每一场大变革中似乎总能诞生一些伟大的人文巨子，而在文艺复兴的漩涡当中，则孕育出了但丁（现代意大利语奠基人）、乔叟、莎士比亚、彼得拉克等巨匠。来自异族的后期英雄史诗，代表新兴阶层的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无不丰富着西欧的思想文化领域，那些老掉牙的神迹传说终于要和孩子们的床头故事说再见了。

“我不想, 变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得拉克

**在黑死病的摧残下，教会的戒律清规渐渐变作一纸空文，人们开始发现自我。**罹患了鼠疫的人们不知自己何时就会死去，比起苦苦等待上帝的召唤，不如先在人世间寻欢作乐。即使尚未患病，直面死亡的恐惧也足以使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许多人开始摒弃教条的苦行僧思想和禁欲主义，追求活在人世间的短暂享受。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连一个手底下人都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薄伽丘《十日谈》”

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推翻基督教普世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欧民众的民族历史观念开始形成。**在基督教的思想钳制还未被打破之前，欧洲史坛以基督教史学作为主流，这一史观的唯一目的在于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来证明基督教的悠久、合理、可靠，譬如《上帝之城》的作者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历史从上帝创世起还不到七千年”，如今的我们看起来也许啼笑皆非，但出于当时思想的局限性，这就是欧洲最先进的历史研究水平。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宏伟壮观的罗马柱，还是恢宏庞大的希腊神庙，只要与上帝永恒的真理无关，便是可以弃之后话的。

诸如此类的历史作品皆出自于当时的教士之手，其中绝大部分都以基督教的发展作为历史记叙的谱系，其史料真实性往往依附于圣经等宗教经典的记载，譬如某某圣人如何发挥神力，让某某虔诚的信徒起死回生，很多时候这些史料并不太经得起推敲。

该图由最负盛名的圣经插画家古斯塔夫·多雷创作

在前文中提到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它在文艺复兴期间被但丁质疑，最终由学者瓦拉发现其词汇上的错误从而证伪。这个用来证明罗马教会至高无上地位合法性的文件都是伪造的，对于原本就已经不堪忍受谎言和欺骗的民众来说，其他的基督教历史还能被信任吗？

黑死病后的文艺复兴期间，教会的公信力日薄西山，维系其统治合理性的基督教史学自然也成为人们攻击的主要靶子。“任何历史都是普世的历史，任何民族都有进入历史的权利”，这个观点已经不能再代表欧洲史坛。

要打破教会对历史的垄断，就要诞生自己的历史谱系。由于黑死病给教会的打击实在太过严重，自顾不暇的教皇略微放松了他籍以控制欧洲的锁链，却给了先锋思想一个出头的机会。

譬如，对于上文中提到被教会所漠视的“罗马柱”，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意大利人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那里，对西塞罗时代曾一度统治地中海的罗马的记忆，也一再被散落在城市里的罗马纪念碑，雕塑及古代建筑物所唤醒。……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唤醒了他们对古代荣光的回忆。”[4]

对前尘的追忆也必然带来对当下的思考。马克思说，16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 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意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与此同时，地方性而非普世性的史学作品开始出现，如具有代表性的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从这本著作的题目来看，它记叙的范围一目了然。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本著作当中，坚定的爱国者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基督教文化阻碍了国家的统一。

与基督教史学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以人的视角而非宗教理念来解构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采用历史与政治相结合的观念，并且运用了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意大利语进行写作，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对于一个民族的产生，最重要的应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面对不同的历史事件，不同民族的人们有各自的共同回忆，从而产生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立场。而这些记录不同地区历史的著作加强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为民族国家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历史一记忆是集体一记忆的一部分,它以某一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被呈现在某一社会中,得到流传。人们通过这一“历史”来回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历史演变,来诠释在社会中不同层次内的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为自身划定边界。”[5]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性史学著作为各民族提供了“我们应当是谁”这一命题的答案。**不是（受教会统治的）基督徒，更不是神圣罗马帝国公民，而是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格兰人，那不勒斯人。

**滚滚向前的人文主义、世俗主义思潮打击了教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上帝的光芒依然照耀在人间，但他的代言人已不再被需要。肯定个人价值、撕破神学外衣已经不再是一件危险的事。

由于印刷术传入西欧等客观原因，越来越多象征着先进思想的书籍渐渐流传到民众手中，读书、藏书不再是贵族或教士的专利，民众的认知水平也因此日渐提高。

日耳曼民族靠着借来的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明的外衣，孕育着反对“理性”的伟大力量。主教们赖以生存的基督教文化枷锁不仅被民众唾弃，也被原先与他们媾和的世俗君主所摒弃。在民族国家诞生的道路上，神学不再是推手，而是绊脚石。

“由此看来, 在欧洲步出中世纪、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黑死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使得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和日耳曼传统最终相互认同, 构成西方文明的特质。”[6]

但是，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欧的思想文化领域，但其最明显的表征并不在于此。

**在西欧，由于劳动力的锐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变得相对不那么紧密，封建制度下的层层束缚得以略为松散，在自由的催化下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早期雇佣劳动关系，由此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部分大胆的劳动者甚至向受到重创的封建地主阶级承租土地，并雇佣其他劳动者耕种。

除此之外，由于西欧人口的大量死亡，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许多贫困的农民如今一跃成为富裕的乡绅。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也许要从率先出现资本主义倾向的农业开始算起。

**渐渐的，随着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恢复，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得以再次兴起。**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人口的密集程度、环境的相对恶劣，在黑死病肆虐的过程中城市人口伤亡惨重。然而正因如此，大量农村人口得以涌入相对自由的城市，填补其劳动力空缺，并扩大了手工业产品的市场。

“黑死病也使社会结构大为改观。它除了造成一个庞大的暴发户阶层外，还为许多人敞开了就业的大门。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从事各种新行业的机会。僧侣变成商人，先前的手艺人变成雇主和承包人，农业劳动者变成了乡绅。”[7]

这样前所未有的变化，对西欧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

**由于高昂的人工成本，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作坊生产渐渐不受人们的青睐。自给自足已经不再是经历了黑死病的欧洲人的需求。**在自由的城市中逐渐兴起的手工行业，由于其获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制造商品并卖出，因此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成本成为生产资料拥有者们的首要任务。

尽管童工的效率比成年工人略输一筹，但成本大大减少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一次工业革命，其根本目的基本一致。而14世纪，促使人们完成这一目的的正是因为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锐减所带来的人工成本的提高。

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摆脱了基督教思想枷锁的新兴阶级开始探求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财富、市场、劳动力和原材料。**在如今的我们眼中看来，这便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积累。

同时，随着宗教的蒙昧面纱被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揭开，东方文化的西传不仅使西欧文化更加多样，更为西欧带去了中亚和东亚地区的科学成果，科技的发展被重新摆上议题。比如文艺复兴的天才达·芬奇，不仅作为艺术家被世人熟知，在科学方面同样饶有建树。

达·芬奇不仅热爱艺术，还沉迷于人体解剖与机械设计等自然学科

**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快速萌芽，这些兴起的市民阶层最终成为瓦解普世帝国统治的强大力量。**接下来，我们熟悉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爆发，民族国家也将应运而生。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将基督教的普世思想奉为圭臬，而如今，西欧的历史将要翻开全新的、多元的一页。

**没有经历过中世纪的我们并不能感受到从思想上瓦解基督教思想锁链的不易。**维持了数个世纪的文化锁链缠绕着整个欧洲大陆，把每个人的一生与普世帝国和普世宗教的梦想牢牢绑定在一起，从生来便承受着一种叫做神权的沉重的压迫。如同辛亥革命后我们才发现，膝盖其实不必用来亲吻冰凉的大地一样，挂在西欧民众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成为那只扼住思想与命运的手。

站起来！不准跪！

与其说，黑死病过后的人们走出了蒙昧、走出了黑暗，更不如说，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先锋昂首挺立在人文领域的最前端，不懈地挑战着宗教权威至高无上的思想垄断，从而斩断了精神枷锁对自由个体的束缚。

当数百年后，第一帝国拿破仑皇帝伸出五指而不是脖颈，从庇护七世手中夺过沉甸甸的皇冠时，那一刻，历史的钟表仿佛拨快了数秒。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与教皇庇护七世

如今，能够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病原体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它们也许无法改变当下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思想，但每一次诸如此类的灾难，都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沉痛的反思。如果我们无法从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反而任由它寻找再一次发生的可能，那么，苦难将会变得更刻骨铭心。

“黑死病也许是现代人的开端, 虽然这一点并未得到公认。” [3]

*关于教皇、教宗、主教、普世牧首、牧首的区分**：**

教皇与教宗在英文都译作Pope，该词源于拉丁文中的papa。而主教往往指地方大公教的宗教领袖。由于历史原因和翻译问题，我们一般认为教皇=教宗=罗马宗主教。

东正教的地方领袖则被称作牧首，在诸多牧首当中又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最尊，称为普世牧首。

在本文中出现了一些称谓混用的情况，系结合具体语境和当时历史而考虑，为方便理解，大多标注了人名。

参考文献

[1] 赵林,简论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教俗之争[J]。求是学刊，2017年。[2] Mirko.D.Fantini.West med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M].Harvard University 2 Press.Cambrige.1998

[3] W.Babara.Tuchman Adistant Mirror [M].Alfred A.Knopf,1978.

[4]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5] 康頔,历史叙述与基督徒身份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6] 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

[7] 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商务印书馆，1992年。

*本文未标明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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