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君，“大社老记”告诉你：新华社记者不是这样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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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老记：顾万明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2月至2011年6月在新华社当记者，前8年在黑龙江分社，后22年在广东分社，2011年退休）

廖君，看了我的资历，你就知道我是资深新华社记者，我是确确实实的你的前辈。看了近来网民对你的报道的意见，你在疫情之初的报道的两个关键问题上：“李文亮等8人是不是谣言者”、“新冠病毒会不会人传人”，没有作自己的调查，轻易相信了当地部门的意见，作了错误的报道。至于你的内参反映了什么，人们是看不到的。凭着你的公开报道都是部门怎么说，你怎么报道，就知道你的内参也不会反映真实情况，给高层领导有更大价值的参考意见。

我以前辈的眼光分析你在疫情以来的表现，基本上你辜负了记者的职责，没有给新华社的牌子增光添彩。可是你仍然获得了“疫情防控一线的巾帼奋斗者”嘉奖，3月8日，还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出了风头，你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一直坚持着，要用手中的笔去战斗到底”。这话与你的有关疫情的报道不相称。这只是部门认可了你，而人民凭你的表现是不会认可你的。既然你前期在以上两个关键问题上报道错了，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之一，你如果有一点良心，就应该拒绝领奖、发言的。否则人们就会说你是“踩着别人的鲜血走上领奖台的”。

如果你的报道经过自己的调查，写出了李文亮等8人不是造谣者，新冠病毒会人传人，那么你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去领这个奖。可惜啊，你没有做到！而非典的时候，我们广东分社记者就及时报道了疫情，反映了钟南山的“非典会人传人”的意见，民众对我们记者没有反对的意见。

你当然会说：“当时武汉公安、卫生部门告诉记者就是这样的结论，我不是医学专业的，怎么知道李文亮是不是造谣者，新冠病毒会不会人传人”？我做过30年新华社记者，知道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要马上发今日新闻，不能耽搁，也没有时间调查。你的报道有消息来源，是部门意见，错了由消息来源承担责任；但事后你总应该有时间对发生在武汉的如此重大的疫情作调查。你工作、生活在武汉，那时武汉群众都关注此事了，你不会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就像人家说的，你只要走几家医院，到医院现场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多少病人了；再采访几个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你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可惜你错过了宝贵的反映真实情况的时机。

新华社记者不是像你这样当的。新华社记者的传统是“敢讲话、讲真话”。在我们当记者的年代，人们都说“新华社记者最敢讲话，最敢讲真话了”。现在渐渐地人们不这样讲了。为什么？这里有大环境的变化，在一个鼓励讲真话的年代里，当然比较容易讲真话，但我们新华社记者不是等着人家恩赐我们讲真话，我们才讲真话的，任何时代讲真话都是要冲破阻力的。

廖君，看你的年龄也就40岁左右，但已经是高级记者了，是资深记者了，你进步得真快！但你的表现还不像一个新华社记者。本次疫情报道你栽在了新冠病毒的沟里了！这与大环境有关，更同你没有意识到新华社记者的重大职责有关。现在记者行业会被人认为最好混了：赶几个新闻场子，有时新闻稿都有人替记者写好了，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署名发表了，发表了还有稿费，不用费劲一天就可以发好几条。疫情发生以来，你说这段时间写了200篇报道，还写了90篇内参。人家给你算了算290除以60，平均每天要写5篇报道。这样的稿子就是大部分赶场子出来的，有几篇讲了真话？有几篇是调查研究后的深度报道？

廖君，你入社时总社没有给你们年轻记者进行传统教育吗？新华社历史上许多老领导、老记者出于对人民、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大胆反映情况、讲真话的。老社长穆青在十年运动中敢于反潮流、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1975年，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讲批水浒、批宋江，实质是攻击周恩来和一批老干部。穆青知道后认为这不符合当时中央的精神，决定要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穆青的妻子续磊知道后担心穆青会受到江青的打击报复。续磊是国民党将领续范亭的女儿，续范亭因为蒋介石不抗日，曾经在中山陵剖腹自杀未遂。穆青对续磊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批示：“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还倡导反潮流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穆青依然决定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江青的问题。

穆青

我在八十年代刚到黑龙江采访时，那时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农村实行大包干，但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等人以黑龙江国营农场多，土地大，认为不适合搞大包干。当时的黑龙江分社社长孙铭惠顶着压力，带领记者深入农村采访，发了一系列内参，用大量的事实和农村农民、国营农场职工的愿望，反映了大包干同样适合黑龙江，推动了黑龙江农村经济的改革。

新华社还有许多前辈顶着压力反映地方问题的。人家为什么称新华社记者是大记者，就因为我们反映了大问题。记者在为民说话、为反映情况说真话，也会遇到阻力。有的部门、单位对我们反映情况、讲真话是不满意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会有不同意见。记者就要突破阻力，以自己采访到的事实说话，使高层了解情况，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你没有听说过吗？上世纪八十年代，西藏分社记者汪清等二记者骑自行车走西藏边境，那是多么辛苦的采访。他们一路不通知当地政府，没有人接待，才能了解到西藏基层的真实情况。有一天晚上，汪清二人住在一个县的招待所，当地派出所民警怀疑：新华社记者怎么骑自行车采访？穿着也不像记者，身上还有枪！（那时考虑到西藏工作的特殊性，西藏分社有枪，记者外出采访可以携枪。）就把汪清二人抓起来了。后来民警打电话到拉萨西藏分社，才知道他们是真记者。你看，也有新华社记者是这样当的！

呼格吉勒图

你不会不知道内蒙古分社老记者汤计为呼格吉勒图翻案的故事吧。汤计从1996年到2014年，在18年中始终关注呼格吉勒图案，一直坚持认为该案是冤假错案。他18年中为此先后写了五篇内参，向中央反映此案的情况。2014年，呼格吉勒图案正式宣告是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汤计受到了总社表彰，被评为国庆70周年作出突出贡献的记者。汤计这样做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平反冤假错案，保护群众利益，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

就是我自己在30年新华社记者采访中，不乏顶住压力反映地方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珠海记者站工作。有一个时期珠海同时有几家合资公司的工人向新闻媒体反映：合资企业加班加点超过有关规定，还不发给加班费；工人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1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10个工人；劳动强度大，安全生产事故多……但是市有关部门从不影响外资投资方利益出发，规定新闻媒体不得采访报道此事。这样一来珠海地方新闻媒体都回避报道这个问题。

我听说此事后，考虑这是利用外资中出现的新问题。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对实施中出现的工人利益的问题也是应该关注的，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利用外资措施的落实。我觉得此事就是不宜公开报道，也有必要在内部报道中反映，以引起上面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此的了解、重视。于是我就前往采访。

当合资厂的工人得知记者前来采访，纷纷鼓掌欢迎，我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我向公司领导提出采访要求，却被告知公司不接受采访。我就来到工人中，叫工人派代表来接受我的采访。我听了工人的意见，又到厂里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到工人宿舍看了工人的住宿情况。我还走访了其他几个合资工厂，也采访了市总工会、市有关部门，请他们谈谈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后来我写了三篇内参，向上面反映了特区外资企业工人在生产、生活中的诉求，三篇稿都被总社采用了，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对外资企业中工人待遇问题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廖君，你可能认为以老前辈的标准来要求年轻记者是不行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是不对的，人民、国家所以要我们国社就是写大新闻、做大事的，否则我们就是小记者了。我说了这么多，无法是希望你们年轻一代新华社记者不忘传统，不给新华社这块牌子抹黑，不辜负人民对我们大社记者的希望。

近日里，网上一片谴责你的声音，希望你接受本次疫情报道的教训，改变采访作风，在今后的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你是一个真正的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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