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搬运】交流的底层逻辑和相应问题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出版于1930年，其中描绘的大众轻信又固执，这并非现代人的特征，启蒙时代之后，人类已较为懂得怀疑与批判。轻信和固执自古就有，人皆难免。然而加塞特却说，大众是一种新现象，他们不仅轻信和固执，还放任自流，“像被宠坏的孩子”，视其身处的文明为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坚信其政治诉求一贯合理。典型的例子是：政治家若不能替他们实现本就不可能的愿望，大众不会反思自己的愿望脱离实际，而只会怪政治家。政治家不敢违逆绝对多数民意，这在某些议题上是民主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境下却会将原本就狭窄的路逼进死胡同（在这个角度来看，支人已经被驯服了）。奥地利民意压倒性地支持德奥合并，但泽市民想从波兰回归德国的心比希特勒更急切，这些都是酿成战争的原因。加塞特还说：大众喜欢直接的政治行动。只要想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内，政治暗杀与党派斗殴极为常见，就能明白他所指的历史情境。大众是无法被说服的人，他们的语言能力中，站队的功能仍在，**道德和逻辑的说服功能被削弱了。**这何以可能呢？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然而霍布斯只关心“政治”这一种生活形式，他对人类语言能力的关心，仅限于语言能够“结成契约”，即塑造稳定的行为预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于两个预设：人人的心灵都以为自己最智慧，且人人的身体都可能被杀死。他不关心语言的道德感召或逻辑说服能力，唯独关心语言对暴力的组织，这是因为政治哲学须专注于政治。然而这不是霍布斯时代“人”的特征，而是一切时代**“政治人（壬）”**的固有定义。

霍布斯所说的两个预设，恰恰是加塞特所谓“大众”的特征。这说明在20世纪初，人性中政治性被某种制度或技术动员了起来。加塞特将其归结为民主和科技，或许还有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和媒体与各种小册子的宣传轰炸。这令人想起同时代的韦伯也曾批判“讲坛布道家”和“伪先知”们。人类自古就轻信而固执，然而只有大众社会里的人，才会将庸俗和非理性视作无可指摘的。从语言的观点看，只有当语言的政治功能（缔结契约或同盟）压倒了语言在其他一切生活形式（例如求真和道德感化）中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要去警惕的），霍布斯式的急迫压垮了维特根斯坦式的从容，人们才会如此。

维特根斯坦曾愤怒于学生马尔科姆学了哲学却还“如记者那样**为政治目的使用词汇**”

加塞特多次强调，“大众”并非工人阶级或任何一个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所有群体中均占多数一类人。但后来他还是坦言自己所说的这种愚蠢又自满的“大众”多见于新兴中产阶层，尽管在此前章节中读者早已能读出这一点。毕竟艰苦的劳工从未如他所说被科技的便利宠坏过，也不会每天阅读报刊和小册子。这一阶层分析颇有预见性，此书出版三年后，在那场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选举中，中产阶层的纳粹支持者比例超过了上层和底层。

加塞特将赋予自己使命、有自我超越要求的人称为“贵族”，将短浅平庸、随波逐流者称为“大众”。这两个词或可勉强对应尼采的“超人”和“末人”，哪怕汉语中“君子”或“士”也比“贵族”更能准确表达此书的价值倾向。
（阵营此时此刻并不显得重要）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方面，可以说是从一种类似于“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角度的自省
只是我觉得有价值的选段，全文在下面

品葱用户屙平评论于 2020-09-01

具体表现就是那些键盘姨学家对于”费拉“一词的滥用，还有佐佐壬的”开除左籍“

品葱用户屙平评论于 2020-09-01

还有“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类似的刻奇现象，这些东西最终只会导向虚假的立场

品葱用户屙平评论于 2020-09-01

包括，今天看到的帖子，里面提到的”资本“，”人民“，”境外势力“等词语的滥用，某种程度上都与之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