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封城是最好的办法吗?
目前封城措施估计能减少 25% 的感染病例,但会制造更多恐慌,并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2020 年 1 月 25 日,戴著防护服和口罩的药房工作人员在武汉为顾客服务。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
今天想谈一个关于「次生灾难」的话题。
它指的是由「原生灾难」间接引起的其他伤害,就像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有很多并不是出于病毒之手的恶劣事件,就那么赤裸裸的发生在这个有如惊弓之鸟的时代。
比如流浪在武汉的外地人和流浪在外地的武汉人,仿佛镜子内外如出一辙的群像,把某种无奈写在了那一张张深苦的脸上。
前者因为被锁在武汉而无法回家,断掉收入来源又无处可去,只好露宿街头,当志愿者送来免费的食物时纷纷上前抢夺,这很难让人相信是发生在一座准一线城市里的场面。
后者只是暴露身份证号以「420」开头,便被赋予了需要接受无休止的警惕盘问与特别对待的责任,不断让渡自身权利,只求可以安心生活,这也时刻提醒我们有哪里不对劲。
肺炎可以治好,让人更加担心的,反而是一些医学手段无效的领域。
我再举一个例子。
武汉封城这么多天,经济活动嘎然而止,温饱物价节节上涨,市民都是怎样生存的?
答案显而易见,大多数人备有积蓄,即使短时间内无法挣钱,也不至于饿死家中,再退一步,亲人好友总是有的,特殊时期接济一下,不是难事,对吧。
但是那些没有积蓄的人呢?不要提出「为什么会有人没有存款」这种傻问题,一夜之间的封城行动,不仅解决了人群聚集带来的传染风险,也一并清扫了拾荒者、乞讨者以及一切细小的零工市场,我们也不太可能听到这些人的声音,他们该怎样熬过这个冬天?
每个公民都有配合抗疫的义务,这没问题,不过若是配合抗疫的代价是要为生计发愁乃至影响活下去这个最基本的需要,那么这种义务是否还是义务?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补救和兜底措施,来为最承受不住损失的那少数人提供救济?
也许有,只是我没看到,也许的确没有,是真的有人在用饥饿与受冻来参与谱写战疫史诗。
相比「原生灾难」的不可抗力,「次生灾难」才是真正意义上可防可控的,若是普通市民在封城行为里受了损失,我个人表态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咬咬牙坚持一下也就过去了,而有那么一些挣扎在贫困线上可能坚持不过去的人,他们不该只获得空荡荡的加油鼓励。
也非常感谢媒体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我看了一份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新冠病毒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里面特别强调了市场化媒体——比如财新、一财、财经、三联等等——深入前线的报道价值,还有以人民日报、腾讯新闻、新浪新闻为主的客户端应用作为信息分发渠道,都发挥了让更多人了解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作用。
让光亮持续照射进来。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三十八天。
目前封城措施估计能减少 25% 的感染病例,但会制造更多恐慌,并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2020 年 1 月 25 日,戴著防护服和口罩的药房工作人员在武汉为顾客服务。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
** 学者档案** 戴建业,1956年生于湖北麻城。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1月毕业于__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 …
武汉封城日记 秦前红教授 | 文 秦前红,男,1964年10月生,湖北仙桃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宪法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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