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知乎这个回答中关于中印边防军的比较?
品葱用户 猫魔人 提问于 6/21/2020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7192772/answer/1290817720 原问题是: 中国人都有什么有意思的种族 Buff? 回答摘要: 也就是说, …
一份来自中国的新冠“健康包”
作者:YANGYANG CHENG 2020年6月25日纽约时报
芝加哥——“万里送真情,”塑料包装袋的深红背景上印着几个明黄色的字,与中国国旗配色一样。“祖国在身边。”
今年春天,随着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大流行,中国政府开始向海外的中国学生发放关怀包裹,由各使领馆送达。这些包裹里有一些口罩、消毒湿巾、一本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的小册子,以及两盒“连花清瘟胶囊”。
已经好几周没离开芝加哥单间公寓的我查了查这些胶囊的成分。它并不是那种芬芳的夏花(莲花);药的名称是连翘和金银花这两种主要成分的同音字。
我对着屏幕笑了。“你好啊,老朋友。”
小时候在中国,我每个月感冒一两次,有时是三次,每次感冒都会咳嗽,母亲就带我去市医院看中医。一位和蔼的银发医生会写下药方,去一楼的药房抓药,那里的药剂师用一杆铜秤称出每一味药的具体份量。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些处方,发现了每次就诊的细微差别:这个多了三克,那个少了一点。我背下了常见成分的名称:金银花、鱼腥草、大黄、红景天。读起来就像一首诗。
我欣赏医生的字,那是靛蓝墨水划出的优美笔迹。“比那些西医的医生强多了!”我母亲会这么说。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她认为书法是人格的反映。
她站在厨房里,小心翼翼地把袋子里的干叶和根茎倒进一个小陶罐,陶罐暗红色的外表已经被烧成灰褐色。加水到陶罐嘴的正下方。这些混合物在炉子上沸腾时,家里就会被一股刺鼻的泥土气味所笼罩。我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快地吞下浓稠的苦味液体,然后咬紧牙关,直到胃平静下来。
我的病情会慢慢消退。母亲解释说,中医是需要耐心的;它会调节身体里对立的力量,恢复器官之间的自然平衡。
“这听起来就是迷信!”有一天我抗议道。青春期的我开始质疑阴阳理论。一看见那陶罐,我就为我的软弱和母亲的落后思想感到深深的羞愧。
母亲说,中医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我用大作家鲁迅的话进行了反驳,我在政府发行的教科书上读过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近一个世纪前,鲁迅曾主张,尽管某些药物可以保留,但传统中医应该被废除。众所周知,他在1906年弃医从文:与其健全个人的体格,他宁愿拯救中国的灵魂。
随着清帝国在外国入侵和国内动乱中崩溃,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本国文化遗产已经病入膏肓;实现现代化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
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医药被制度化。民间疗法有助于满足实际需求——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极少——以及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该知识体系是中国典型且独有的。
今天,中国政府在传统中医给人的情感吸引力中看到了政治机遇。如果中国人民可以接受中医作为西医的替代选项,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接受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并将自由民主和普遍适用的人权视为外国强加的手段予以拒绝。
尽管没有多少临床证据证明传统中药对Covid-19有效,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将中药纳入该病的治疗方案。中草药配方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药剂。
“祖国在身边,”中国的Covid-19健康包上写着。我对着这句扎眼的宣传语皱起了眉头,然后立即为自己的怀疑态度感到尴尬。这句口号是要唤起一种深切的向往,一股澎湃的激情。它也引起了强烈的不安。
我记得拿到第一本中国护照的那一刻。那是1998年;我当时八岁。这本深红色的小册子就像是国家为我提供保护的承诺。十年后,我带着护照去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申请赴美学习的签证。那时我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将公民身份证明主要当作是一个离境的许可。
三年前在纽约的中国领事馆再次换发护照时,我已经开始写文章批评北京的威权政治,并一度有些担心——不管算不算是神经过敏——在办手续时会不会遇到麻烦。
在中国境外生活使我得以接触我的政府试图抹去的部分国家历史,并赋予了我表达自己的自由。我的文字帮助我重拾了作为文化和语言归属的中国身份认同,如同一本前传。我越来越爱我所离开的土地,同时和代表它的政府越来越疏远。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通话中,我的母亲问我是否拿到了中国政府发给留学生的那些“健康包”。她说,你可以自己去买口罩和消毒纸巾,但连花清瘟只有中国有。
我能听到她的声音中的爱国自豪感,所以我没有提醒她我不再是学生,这一事实似乎总是被她忘记。我也没有指出,如果这种药物如包装所声称的那样真的能“宣肺”和“解毒”,那么它不应只提供给中国人。
难道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中药只在中国人身上起作用?如果连花清瘟的主要目的是明确集体身份认同,也许有没有功效根本不是重点。
在今年4月中旬的一个讲座上,在上海抗击新冠肺炎行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大夫强调了高蛋白饮食对增强免疫力的重要性。他说,父母一定要为孩子准备“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鸡蛋”。“早上不许吃粥。”
喝牛奶不是中国的传统习惯;网上有些人说张文宏贬低我们早餐主食是一种“崇洋媚外”。新鲜牛奶只是在20世纪才开始普及,这是随着工业化农业的兴起,以及二战之后重建强大现代化国家的努力而来。牛奶成了进步的象征,喝牛奶是爱国行为。
“一瓶牛奶强壮一个民族!”我祖父曾这样说。“看看人家日本!”他给我讲他在19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的童年故事,讲他一听到警笛声就躲到床底下去。在中国帝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日本海盗被称为“倭寇”,就是矮个子的强盗。后来,大量的牛奶消费提升了日本人的身高,加速了日本从二战中复苏的进程,人们这样说。
从我记事起,直到我离家去上大学,母亲每天都让我喝三碗牛奶,每顿饭后一碗。她利用了我的虚荣心:“牛奶让皮肤变白!”从内衣到运动服,我看到的几乎所有时装广告里都有欧洲模特的身影。美容产品宣扬自己有美白、提亮肤色的功效;有些产品声称含有牛奶提取物。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是全家最高的。当地的服装店里找不到适合我高大身材的衣服。在一次无果的购物中,母亲站在一排排挂着牛仔裤的货架中间有些恼火,所有的裤子都到不了我的脚踝,她问店员:“姚明怎么办?!”这位中国篮球明星刚刚在休斯顿火箭队打完又一个赛季。
“姚明又不在这儿买东西,”店员面无表情地说。她抬头看着我,笑了:“好好学习,出国去吧。外国人个子高。”
在中国仍不发达的几十年时间里,最优秀的——无论是学生、年轻专业人士,还是制成品——都会出国。找到出国之路本身就是成功的标志。出国的时间越长,荣誉就越大。回国可能被看作是承认失败。
2008年夏天,一起食品安全丑闻震惊了全国。中国一个乳制品大品牌的产品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这种有毒化合物被用来伪造高蛋白含量。大约有30万名婴儿中毒。六名死亡。有钱的中国父母争相抢购外国生产的配方奶粉。
当时我刚读完大三,正在准备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看着这场危机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有一种特别的讽刺意味:尽管中国如此光彩夺目,却不能保障婴儿的食品安全。有时候,移民不仅是为了想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是为了喝上纯净的牛奶。
母亲一直为美国在新冠病毒防控上的缓慢无力感到苦恼。“白人的免疫系统肯定更强。他们喝牛奶,吃奶酪,”她说,然后提醒我一定要戴口罩。“中国人都戴口罩。”
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许多西方国家将新冠病毒疾病视为远方的外国疾病。虽然我们一些海外华人已经开始保持社交距离,囤积清洁用品。但几乎所有其他人仍然是照常过日子。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我们采取的预防措施似乎证实了一种预先存在的偏见,那就是病毒只感染中国人。
“寄人篱下”是一个中国成语,意思是住在别人的屋顶下面。小时候母亲会用它来吓唬我,让我听话。这是在警告我,如果她不要我了,我会在别人家里受到可怕的虐待。当我要离开中国时,她用这个成语来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永远不会被一个白人社会完全接受。我只能生活在边缘,乞讨一点残羹冷炙。
我在美国的生活不断证明着母亲是错的。我在饮料里放冰块,寒气不会让我生病。我完成了博士学业;我的女性大脑确实有研究物理学的能力。我坐的桌子旁边只有我这个唯一的中国女性:我不融入,我也不想融入。
然而在这些天里,没有母亲的提醒,我也会经常想起“寄人篱下”这个词。美国总统想用墙把这个国家围住,不让移民进来。我的祖国与我的第二故乡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白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正在限制与中国的科学合作;白宫把每个中国学生当成潜在的间谍对待。
中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随之所来的不是自信或大度,而是威胁和不安全感。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强硬姿态掩盖了一个不断缩小的公民空间。鲁迅的作品正在从教科书中消失。
政府选定的传统文化符号被视为神圣,尽管它们的历史背景在被掏空。政府一直在打击宗教活动和民族习俗,并在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要做中国人只有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方式。
今年4月,一名白人记者在我老家的麦当劳吃饭时,一个年轻男子唐突地叫他“洋垃圾”。我读这个故事时有被一种罪恶感淹没的感觉,我读有关中国的新闻时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要承担一个国家的道德负担显得太自负了。我也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行为让我既感到负有责任、又如此无奈。
上个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了将“诋毁、污蔑中医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计划。说针灸或草药疗法的坏话可能会相当于“寻衅滋事”,这个罪名也包括邻里斗殴和政治异议,可受刑事处罚。
“祖国在身边。”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国家,她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接受外国人或是不羁的思想,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呢?我身上所承载的中国,不仅是现在的中国,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中国,以及将来可能有的中国。
Yangyang Cheng是一名粒子物理学家,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助理。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yangyang_che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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