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铁饭碗，要用8年青春来换

银行的铁饭碗，要用8年青春来换 | 人间

by 北落师门, at 17 March 2023, tags : 张雨宁柜员支行市行冯行长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

配图 |《认识的妻子》剧照

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副经理在群里通知“1小时后开会”，要求支行机关全体员工参加。我到达会议室时，很多同事已经落座了——平常开会，大家可没这么高的积极性，一般也就是稀稀拉拉几个中层干部撑场面，行长开讲好久才有零星员工进来。这个会议召开得如此突然，来的人又这么多，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不一会儿，冯行长手捏一份文件坐到了主席台上，开口就是一个响雷：“……市行专项会议要求，9月底前对各支行机关借调人员进行清理……”他越读面色越严峻，底下的人也交头接耳起来。

在我们银行内部，“借调人员”的说法由来已久：80、90年代，国有银行居于“爱存不存”的垄断地位，招收的尽是员工家属、军转人员以及各路“神仙”打过招呼的关系户，其中有背景的人大多进了行机关。那时的行机关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工作少，人员多，天天喝茶水、看报纸、接孩子，还能买菜中午回家做饭，反正到最后大家工资都是一样的。2003年，国有银行推进改革，机关的“活儿”逐渐加码，而这些背景深、年龄大的员工，干起活来很不给力。领导吆喝不动，就想出了从下面“抽血”的法子——省行从市行借人，市行从支行借人，支行从分理处借人。就这样，产生了一大批“借调人员”。

新城支行自然也不例外，近10多年来，支行从下面网点抽调的人员少说也有30多人。他们给部室干活，挣部室工资，归部室管理，只是人事编制还在原网点。年深日久，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自己实际上还是网点员工的事。

冯行长在会上直言不讳，说这得罪人的差事他不愿意办，但市行文件上说，9月底前市行人事处将对各支行的清退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未达成目标的，分管副行长免职，10月底前未达成目标的，行长免职”。

作为一把手，冯行长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借调人员里也有一部分是托大小领导帮着说过话的，他们大多是整天喝茶水、盯股票、混退休的，就算脸一抹轰他们到基层网点，他们能干啥？再就是天天真干活儿的那部分借调人员，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他们走了，活儿又交接给谁干？

会议很快结束，冯行长说要梳理出借调人员名单，在四楼公示。

市行给新城支行核定的机关人员编制有限，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若按照文件的说法执行，新城支行机关足足要砍掉一半的员工。

机关蹲久了的人都生长出了优越感，谁也不愿意去下网点，一时间人心惶惶。我问了借调到省行的同学，才知道市行这次清理人员根源是2020年省行春季招聘惹的祸：省行原本以为，疫情时期，国有银行肯定会成为招聘市场上的香饽饽，可等新人报道时却傻了眼——有超过六成的爽约率，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们宁愿去南方当送餐员，也不愿意进东北的银行赚3、4千的工资。

市行原本分配的40多校招名额，最后只来了15个年轻人，其中8个还是2000年之后建校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三本）学历。市行原本承诺，今年各一级支行（含县域）至少分2个大学生，结果现在有的行都分不到新人。市行人事处怕各支行领导围上来要求解决“缺柜员”的问题，干脆先发制人，用“清理机关借调人员”来堵住各行的嘴。

我所在公司部，办公室位于三楼步梯的转角处，是个隐秘的角落。同屋的老汪和我一样，是从分理处主任岗位“撤退”下来的。我俩都不负责啥具体业务，只干点跑跑颠颠、边边角角的活，门庭冷落得很。

自打清理借调人员大会开过后，张雨宁总来屋里晃悠。这小伙子是90后大学生，2018年“重点城市行”改革时划到我们新城支行来的。他原来在网点当柜员，业务出色，群众口碑也不错。2019年公司部上线普惠金融、小企业贷款、场景商户等新业务，缺精明能干的人手，就借调他到我们部门负责几项新业务。

晃悠了几天，张雨宁终于憋不住了，把话题强行扯到清退借调人员的事上来。一通话说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他担心被“退回”分理处当柜员，想保住自己现在在公司部的位置。

我和老汪都笑张雨宁入行年头短，听风就是雨。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来光打雷不下雨的改革风声多了去了——嚷嚷了10多年的“撤销市行机关”，因70来个正副处级干部没法安排而作罢，市行机关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提了7、8年的“撤销大支行、实行省行直接对网点的扁平化管理”，到现在也没有下文……再说，就算这次动真章，也不可能轮到他张雨宁——从工作的角度讲，他负责的都是新兴业务，需要电子产品摆弄得溜的人干，那些个大哥大姐是万万搞不定的，“上头有人打招呼固然管用，但哪个部门总要有两个干活的人嘛”。

我和老汪你一言我一语，张雨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果然如我和老汪所料，只听得上面磨刀霍霍，靴子却迟迟不落地。红头文件上说好的“立即启动”没了下文，市行人事处检查组的影儿也没见着。

消息灵通的人说，这事儿卡壳，源于办公室政治——市行人事处的处长快要退休了，卢行长从外地破格调过来一位副处长管事，搞得不少眼红这位置的人颇有怨言。这位副处长想搞个大手笔（清退借调人员）证明领导看人的眼光没错，但大家都不给他这个新官的面子。这得罪人的事各支行行长很挠头，都在观望，想看看别人家怎么办，再依样画葫芦。

一晃半个月过去，还是没啥风吹草动，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事儿大概率又不了了之的当口，四楼的公示栏突然贴出了名单来。

名单公示的是机关正式在编的员工，显然是为了照顾借调人员的心情——没上榜的人就是“借调”身份。有几名在机关干了10多年的老人看了榜，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一直没有转正，顿时骂声四起。

公示名单一出，就意味改革还是要搞下去的。我掐指一算，按文件需要淘汰掉的人，占了机关总人数的四成之多。看到那份名单后，张雨宁的火又噌地窜了上来，业务跑流程都没了精气神。公司部一把手的王经理见状，安慰张雨宁说，自己准备专门去找冯行长谈一谈，从公事的角度留下他，让他先放宽心，“该干啥干啥，不要自乱阵脚”。

王经理对留下张雨宁信心满满——当年他把张雨宁要上来，就是因为市行推的几项新业务没人能干得了。机关数十名员工，平均年龄50岁，一个个跟大爷似的，看个内网通知得先戴上老花镜，去趟市行开会要行里出专车送，一个条线（部门分类）只有一个人能用，简直是司空见惯。那时法人信贷业务只有一位副经理懂，如果他请了病假，就算是铁路局这样的大金主，也得等他上班后再放款。

公司部需要张雨宁跑前跑后，留下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对经营是好事。有了部门一把手出面，张雨宁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冯行长和王经理谈话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王经理长篇大论，从几个角度陈诉张雨宁对本部门的重要性，冯行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解，“再考虑”，完全没有承诺留下他的意思。

王经理只好如实和张雨宁转述，小伙子刚燃起的热情又被扑灭了。

“你大林哥伺候过好几任行长，让他帮你参谋参谋。”王经理不想让小张走，就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也不想让张雨宁走，他走了，扔下的活有可能会转嫁到我身上。我沉吟良久，问张雨宁道：“端午节‘维护’了吗？”

想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向行长表示点“心意”很平常，是表达对领导的一种尊重，收不收那是领导的事，无论是被“下不为例”教训几句，还是被退了回来，铁定不会出副作用便是了。

“维护了。”小伙子机灵地回答，他伸出一只手掌，然后缩回去若干手指。

“也不少啊……”我皱着眉头努力思考着。

冯行长上任还不满100天，大家都还没摸清他的脾气秉性。我猜测，冯行长既然对王经理的意见没有一口否定，可能是想落个人情。之前听说冯行长比较爱玩，凡是唱歌、篮球、喝酒，基本都能到场，再加上他甫一就任就对各部门经理说，部门聚餐，出去旅游，都开绿灯，费用行里给出，我觉得组织一次饭局，冯行长应该不会拒绝：“既然从为公的角度说老大没打垄（不为所动），那就从为私角度说说看——组织一场酒局拉拉私人关系咋样？”

张雨宁和王经理都望着我，我只好进一步展开来说：“不如让你王哥出面以公司部聚餐为由，请冯行长出来坐坐，他有讲话在前，以‘部门团结’的名义，应该差不多能同意。”

王经理听了，连锛儿都没打，一口应承下来。一级支行部门科长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听见王经理愿意为自己出头，张雨宁大喜过望。

事不宜迟，王经理以部门聚餐为由邀请了冯行长。酒局在一周后举行，实际上参加的只有4个人。酒桌上的气氛很好，冯行长透露了重要信息：“按照市行文件规定，新城（支行）有14个借调的名额，有大学学历的（人）才能报。”

我们3个小的相互对视一下——看来，张雨宁保住岗位十拿九稳了，甚至，他还会因为有本科学历，因祸得福通过一次正式竞聘，得到正式机关编制。

冯行长基本不吃菜，自己就干掉半斤白的加五六瓶啤的，更难得的是，喝到夜里，冯行长去洗手间好久没回来，我们去找时发现他躺在洗手间门外醉得不能动弹，最后被张雨宁和王经理抬回家“收尾”。根据我的过往经验，跟领导能把酒喝到这个程度，这事成功率已九成往上。

第二天，张雨宁又来找我研究对策，我一拍大腿对他说：“还研究个屁！老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咱行4个部室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一共都没几个，你这茕茕孑立的本科生就把心搁回肚子里去吧。”

张雨宁听了相当受用，手里捏着一叠报表屁颠屁颠地出门去了。

一个人群中要淘汰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总要有点依据。按照过往经验，机关这番大动，肯定会组织一场竞聘——先笔试，再民主测评，总分相加，成绩在后面自然被淘汰，到时候怨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业务不精、人缘也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行机关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岗位竞聘之类的淘汰方案。多家兄弟支行都陆续举行了公开竞聘，新城支行却一直拖着，没有半点动起来的迹象。

有一天，张雨宁一脸丧气地来找我说：“我可能得回分理处当柜员了。”

我一问才知，前一天冯行长在检查本部大楼办公室卫生时对王经理说：“雨宁这孩子不错，但想要往上走还要多历练。”

张雨宁职业敏感度挺高，确实，当领导对谁提起“你还年轻，要多锻炼”这类说法时，就是事儿要够呛。

果然，11月中旬，冯行长正式找王经理谈话，说是张雨宁应该是留不下了，得回原来的分理处当柜员。

冷不丁这么一个急转弯，我都傻了——百试不爽的套路竟然不灵了？差在哪里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咱雨宁是‘8年定向柜员’编制。”王经理说。

我这才知道，原来张雨宁除了是“机关借调人员”，还有一重这么个身份。

我们银行在2010年后，曾迎来过校招的鼎盛时期，那时招人，纸面上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历，英语四级以上，实际操作上都是研究生、英语六级优先。市行由于人员超编，每年只能分得10个左右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学历，剩下进银行的新人，九成都是从柜员干起——虽然高材生职业期望值高，但一开始也得落在基层网点去。

当柜员是个苦差事，每天得板正着身子受领导和同事的吆喝不说，还要多受一重客户的气。跳出柜员岗，是往上奔的第一步，但就像某行长曾经告诉我的职业箴言所说：“咱们银行，除了升副处，最难的就是从柜员岗出来。”

近十几年来，市行的一大怪现象就是：无论招聘多少人、撤并多少网点，柜员永远奇缺。不管谁来当行长，都是挖东墙补西墙，逮住个蛤蟆捏出尿来，只顾解决燃眉之急，一直靠牺牲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来解决眼前的用人荒，把高学历的年轻人都困在了柜员岗位，得不到晋升。新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么借调到市行，要么跳槽。

新城支行辖内有一家十几年都没升级改造的网点，工作条件差，没人愿意去，配备的人员都是业务上的“半吊子”。前几年好不容易分来两名大学生，领导就把一个财经名校的研究生分去当了柜员。就这样，那个小姑娘成了网点的“业务大拿”，可精熟的业务和好说话的脾气，也成了“捆仙锁”——把她调走，分理处就没了“顾问”。于是，小姑娘在柜台岗一困就是好几年，后来人家逮着个总行招聘的机会，一步登天，直接考到北京去了。

还有一位研究生更是生猛，直接跑去市行敲了一把手的办公室门，正告市行行长说：“要是还让我干柜员，我立马就跳槽。”然后很快在市行行长的关照下，借调市行，并迅速转了正。

这些逃离柜员岗的年轻人大多都是业务上的顶梁柱，冷不丁抽走了，就搞得基层行叫苦不迭。针对这种情况，省行琢磨出了一个法子——2013年校招时，搞了个“8年合同制柜员定向招聘”，虽然也是正式员工，但在合同里注明了“要从事8年柜员工作，期间不可转岗”，张雨宁那批2013年入行的大学生，正是签的这个“卖身契”。

要知道，在银行升职比公务员系统容易，混得好的人，用8年时间当个正科级干部绰绰有余。这条款乍一听觉得相当不合理，但进来的人都信仰“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就没有不能“变通”的事——先上车，后串座，先迈进国有银行的门槛，再步步为营地运作。

果然，一过了试用期，新城支行一名大学生就活动了起来，开了先河——小伙子是市行一位处长的女婿。可他借调到省行还没干半年，就被人举报给退了回来。如此背景都没成功，之后就再也没人能运作到省、市行，像张雨宁这样借调到支行机关的都寥寥无几。银行内部各种竞聘方案对这批“8年定向柜员”都恶意满满，注明了不准他们参加竞聘。可人生能有几个8年？更何况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时期。于是，有些年轻人挺不到8年，就纷纷跳槽了。

张雨宁一直对自己“8年定向柜员”的身份讳莫如深，倒不是因为什么面子，而是怕过多人知道，会影响日后先借调再转正的运作。但怕什么来什么。冯行长让王经理和张雨宁谈，说年轻人机会多的是，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要为以后往上走打好基础。

张雨宁也不傻——他马上30周岁了，这次要是被撸下去，回网点还得再当2年柜员。自打2017年卢行长当上市行一把手后，市行的手伸得越来越长，竞聘支行的中层都要全市统一报名，市行组织竞聘，公示后全辖十几家支行跨行调剂——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竞聘模式，夺走了一级支行行长手中最大的人事权利，年轻人聘正副科级，得去市行拉关系，在本支行表现优秀没啥用处。再说，竞聘正科级要求“35岁以下，副科至少干满2年”，这样一算，想要往上爬，33岁前就得当上副科——那么，出柜员岗，怎么也得30之前吧？

“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张雨宁的情绪几近崩溃了。他在鸡汤里泡了这么多年，领导画的大饼再也咽不下去了。要是一直困在柜台，也许多少还会有些习惯，就怕这种感受过“自由”又失去了的难受。

张雨宁一股火蹿上来发了烧，第二天就请了病假。

我对自己的计策没奏效也是耿耿于怀。

我侍候过好几任行长，和省、市行领导也常打交道，张雨宁和我吐露心声，就是想让我帮着摸下领导的脉门，却没想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不二法门也翻车了，我感到既尴尬又困惑。

我终于逮到一个市行办公室下来检查的熟人问了一番，才知原来新城支行之所以没按照市行文件执行，是因为前阵子卢行长点名批评新城支行机关人员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他打电话给冯行长说，“最多给新城支行返聘2人的名额”。上级行一把手的口头通知要比红头文件管用多了，就这样，先前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的“14个借调人员编制”就不算数了。

消息一出，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新城支行机关超编确是全市20多家支行中最多的，但也不至于一下子砍掉这么多名额啊，冯行长刚上任时总说他和市行老大关系“嘎嘎地”，怎么这回反倒吃了大亏？难道是被嫉妒他和卢行长关系的人告了“御状”？要不就是有别的支行行长和卢老大的关系更“铁”，侵占了新城支行的名额——反正，感觉冯行长没他自称的那么受宠。

当年张雨宁借调机关是很风光的事，分理处的人都以为他“上面”有人，进而高看他一眼，如果要被“遣返”回去，可就成了落配的凤凰，不但脸上挂不住，恐怕还要受一番欺负。不过，张雨宁回去当柜员还只是停留在口信上，没到人事系统划转的那天就意味着还有转机。王经理实在不想失去这一把业务上的好手，也就不掖着藏着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又去找冯行长面谈，想从工作的角度，求冯行长变通一下，看能不能让张雨宁挂营业室的编制，实际还干公司部的活儿。

他到行长室大倒一番苦水，总体就一个意思——几项新业务只有张雨宁能干，没了他很舍手（失去得力的人或物）。冯行长却说，张雨宁回分理处已经定了，如果他要是愿意干公司部的活，休息时自己来行机关无偿奉献。

尘埃落定，12月初，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还没交接出去，就被打回原网点当柜员去了。就这样，公司部唯一的本科生被“淘汰”了。不出我和老汪所料，领导果然遵循看人下菜碟儿的办法，先从年轻的、新来的下手，最后再拼脸皮薄厚。

张雨宁走后，一听说要加一摊工作，公司部几位老大哥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领导没辙，要分给我一部分工作，但我从辞掉主任职位时就想好了，要颠覆从前的人设，保持“黑化”，一句“不会整”，干净利落地推掉了。领导无奈，又要分给老汪，老汪干脆请了长期病假去海南了。就这样，之前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就被撂到了空地上。

听说张雨宁回到故地就赶上有老柜员请假，送给他一个连上20天班的“大礼包”。好不容易盼到大哥销假回来，主任可怜他连上时间太长，就关了一个窗口，让他休息一天。结果立即有人打小报告到分管运营的副行长那儿，张雨宁连带分理处主任都被猛批了一顿。

没过多久，网点主任轮岗，新上任的主任看张雨宁是从机关被挤出来的，更不拿他当回事了。

这一波，新城支行机关清理下去的借调人员足有30人之多，绝大多数被分配到了支行营业室。营业室主任本来以为人手多了能缓解下压力，就给他们分了工，却怎么也使唤不动。有的人领带不打，上班时往客户等候区椅子上一坐，客户咨询业务时一问三不知，有的人打了卡就没了影，还有的人回原来的办公室坐着。

不答对客户还算好的，因为从机关到基层能多赚几百元补贴，有个老大哥真的去站大堂了，可他业务知识早已荒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重新捡起来的，结果在客户咨询时乱说一通，惹出“消保协”投诉来，气得主任把他交回了人事科，说啥不要了。行里让这人“待岗学习”，没学一个小时，他就喊肚子疼，领导不敢托大，只好叫来120送他去医院。第二天，这个大哥的媳妇来行里堵副行长的门，说老公待岗只发基本工资，一家人揭不开锅，全家老小就来支行食堂吃。领导们一盘算，要是真让他待岗两三个月吧，行里还得出个专人看着他学习，本来能干活的就少，“卖一个搭一个”实在不划算，就没再坚持了。

后来，这大哥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谁也不知道，倒是看见他每天随大流吃食堂很积极。冯行长原定还要去网点检查基层返岗人员的工作状态，但又传出有人看到两个老大姐私下搞串联。好家伙！这要是密筹组织群体上访可就麻烦了，于是，检查也不了了之了。

一眨眼又过了半年，我目睹了许多变化，才慢慢咂摸出这次“清退借调人员”的味道来。

2020年7、8月份时，龙发支行被撤销，部分人员划归新城支行。冯行长调整了机关几位分管经理负责的条线，把管工资、管费用的活全交给了原龙发支行的人。而且，新城支行原来4位个贷经理的办公场所还被换到一楼大厅，就为给从原龙发支行过来的2位个贷经理腾出办公室，冯行长甚至还要求办公室的杨主任腾出办公室给原龙发支行的1个普通员工。

总之，从龙发支行来的“移民”们一时间气势熏天，反成了新城支行的“主人”。

经过“老人”们分析，龙发支行分来的这些人，大多是更多年以前撤销的建兴支行的人，而那个已经消失的建兴支行，正是冯行长10多年前的“龙兴之地”——他在那里被提拔为副行长，几年后又接了行长的位子，老建兴支行员工的孩子来行里，都专门去看“他冯叔”。

“顾老不顾新”是人之常情。老冯当行长这么多年了，结交的朋友形成了固定的圈子。一家支行资源有限，像张雨宁这样的新人，仅凭一两顿酒局和不痛不痒的“表示”，还不足以迈入那圈子。也怨新城支行的“老人”们不给力，上一任郑行长管得松，总有“小耙子”偷偷搂钱，冯行长也是清楚的。既然“嫡系部队”用着放心，冯行长当然就得让这些轻车熟路的“土著”们靠边儿站，切断他们在工资费用上闪转腾挪的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连王经理都不受“宠爱”，我更是人微言轻，帮小张讲话，根本没啥作用。

张雨宁开始有了辞职的想法，可他和家人稍一吐露，他爸就跟他说：“敢辞职就打断你的腿。”张雨宁说：“如果过了8年还得签一个‘定向柜员’的合同呢？”

他爸的回答是：“那也得继续干！”

国有银行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像一个无形的套子，将张雨宁困得紧紧的，别想挣脱分毫。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约我吃饭，两杯酒下肚，他也不绕弯了，直接请教起“不干柜员”的办法。

正路都试过，不行了，我猜到他想听的恐怕是邪道——脱离柜员岗位确实有一套邪门歪道，都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辱骂上级监管员，领导怕被找茬，就将其调离柜员岗了；还有人既没学历，又没什么门路，经过高人指点，先放出自己“赌博欠债”的风，然后在上班时盯着大捆的粉红色票子碎碎念“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该多好……”之类的话，把主任吓得够呛，怕出案子，没过多久，领导就把那人从柜员的坑里拎出来，安排了个客户经理的岗位。

可张雨宁的口碑一直很好，光靠演戏是忽悠不了领导的，再说，那些毕竟是邪招，对年轻人的名誉伤害太大，作为老大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教他这种办法。

“算了吧。”我劝他说，“‘时不利兮骓不逝’，挣扎也没用，熬吧，以后会有机会的。”

卢行长说的那2个返聘名额最终落实了，都是市行领导打过招呼的人。两人都是中专学历，不符合要求本科学历的文件规定，所以也就没举行竞聘。

几个月后，公司部那几项新业务指标排名滑到全市倒数。王经理在“推进会”上被批后也不客气，“尥蹶子”说，张雨宁调走了，业务没人能接得了。在场的3位行长也没再说啥，看样子，相对于维护关系网的重要性，领导们并不像开会时嘴上说的那样，认为“业绩比天大”。

折腾了几个月的机关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真正大败亏输的，只有张雨宁一人。那些被“下放”的“借调人员”，该泡病号的还在泡病号，该摸鱼的还在摸鱼，该划水的还在划水，只有他被挤下去当柜员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出头。而市行人事处的“检查组”则始终没见踪影，就好像那份声色俱厉、词严义正的文件不曾发过，也从来没说过要下来检查一样。

2021年10月，在一次饭局中，我偶然听说张雨宁已经不干柜员，转为客户经理岗了，不由感到十分惊讶：“又是借调呗？”

“不是借调，连柜员码都删除了。”那位同事肯定地说。

我心中暗道：“奇哉怪也，小张的定向柜员合同应该还没到期呢！”

我跟分管运营的领导打听，才知道张雨宁后来办了台个人POS机，刷自己的信用卡套现，隔一段时间还回去再套出来。由于是银行员工身份，张雨宁“循环套现”很快就被监管部门的大数据抓了出来。省行给新城支行下了风险提示函，说是“该员工有套现行为，有形成职业道德风险的可能”，由于柜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大量现金，“建议调离柜员岗位”。

前两年，某二级分行出过一次柜员挪用存款的案件，一条线上的会计主管、网点主任、运营经理、正副行长，都被一撸到底。领导对张雨宁的行为不明就里，可这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分管经理和分管副行长多次劝说下，冯行长终于点头同意，在系统里注销了张雨宁的柜员码，让他改任为客户经理。

我对张雨宁的家境比较了解，他们小两口虽然收入都不高，但他俩的原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根本不缺钱用。张雨宁重获“自由”后心情舒畅，加上年轻、懂业务、人缘儿好，当客户经理也是个香饽饽。很快，就有个主任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显然有挖角之意。我给予张雨宁很高的评价，建议她想要人的话就趁早出手。

“之前他那个事儿……”那位主任支支吾吾地不好意思问，似乎还有一丝顾虑。

“放心！”我充满自信地答复道，“那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

又过了几个月，张雨宁张罗局子请几个要好的哥们喝酒。酒桌上的气氛很是欢乐，他虽尽量避开“庆祝逃出柜员岗”的敏感话题，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开怀大笑的样子，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酒酣耳热之际，我俩同时起身去洗手间，我借着酒劲问他：“小子，这次脱离柜员的办法是不是故意为之？”

张雨宁莞尔不答。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运营 | 雅坤实习 | 王智畅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北落师门

拿起笔就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