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铁饭碗,要用8年青春来换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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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

配图 |《认识的妻子》剧照

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副经理在群里通知“1小时后开会”,要求支行机关全体员工参加。我到达会议室时,很多同事已经落座了——平常开会,大家可没这么高的积极性,一般也就是稀稀拉拉几个中层干部撑场面,行长开讲好久才有零星员工进来。这个会议召开得如此突然,来的人又这么多,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不一会儿,冯行长手捏一份文件坐到了主席台上,开口就是一个响雷:“……市行专项会议要求,9月底前对各支行机关借调人员进行清理……”他越读面色越严峻,底下的人也交头接耳起来。

在我们银行内部,“借调人员”的说法由来已久:80、90年代,国有银行居于“爱存不存”的垄断地位,招收的尽是员工家属、军转人员以及各路“神仙”打过招呼的关系户,其中有背景的人大多进了行机关。那时的行机关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工作少,人员多,天天喝茶水、看报纸、接孩子,还能买菜中午回家做饭,反正到最后大家工资都是一样的。2003年,国有银行推进改革,机关的“活儿”逐渐加码,而这些背景深、年龄大的员工,干起活来很不给力。领导吆喝不动,就想出了从下面“抽血”的法子——省行从市行借人,市行从支行借人,支行从分理处借人。就这样,产生了一大批“借调人员”。

新城支行自然也不例外,近10多年来,支行从下面网点抽调的人员少说也有30多人。他们给部室干活,挣部室工资,归部室管理,只是人事编制还在原网点。年深日久,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自己实际上还是网点员工的事。

冯行长在会上直言不讳,说这得罪人的差事他不愿意办,但市行文件上说,9月底前市行人事处将对各支行的清退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未达成目标的,分管副行长免职,10月底前未达成目标的,行长免职”。

作为一把手,冯行长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借调人员里也有一部分是托大小领导帮着说过话的,他们大多是整天喝茶水、盯股票、混退休的,就算脸一抹轰他们到基层网点,他们能干啥?再就是天天真干活儿的那部分借调人员,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他们走了,活儿又交接给谁干?

会议很快结束,冯行长说要梳理出借调人员名单,在四楼公示。

市行给新城支行核定的机关人员编制有限,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若按照文件的说法执行,新城支行机关足足要砍掉一半的员工。

机关蹲久了的人都生长出了优越感,谁也不愿意去下网点,一时间人心惶惶。我问了借调到省行的同学,才知道市行这次清理人员根源是2020年省行春季招聘惹的祸:省行原本以为,疫情时期,国有银行肯定会成为招聘市场上的香饽饽,可等新人报道时却傻了眼——有超过六成的爽约率,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们宁愿去南方当送餐员,也不愿意进东北的银行赚3、4千的工资。

市行原本分配的40多校招名额,最后只来了15个年轻人,其中8个还是2000年之后建校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三本)学历。市行原本承诺,今年各一级支行(含县域)至少分2个大学生,结果现在有的行都分不到新人。市行人事处怕各支行领导围上来要求解决“缺柜员”的问题,干脆先发制人,用“清理机关借调人员”来堵住各行的嘴。

我所在公司部,办公室位于三楼步梯的转角处,是个隐秘的角落。同屋的老汪和我一样,是从分理处主任岗位“撤退”下来的。我俩都不负责啥具体业务,只干点跑跑颠颠、边边角角的活,门庭冷落得很。

自打清理借调人员大会开过后,张雨宁总来屋里晃悠。这小伙子是90后大学生,2018年“重点城市行”改革时划到我们新城支行来的。他原来在网点当柜员,业务出色,群众口碑也不错。2019年公司部上线普惠金融、小企业贷款、场景商户等新业务,缺精明能干的人手,就借调他到我们部门负责几项新业务。

晃悠了几天,张雨宁终于憋不住了,把话题强行扯到清退借调人员的事上来。一通话说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他担心被“退回”分理处当柜员,想保住自己现在在公司部的位置。

我和老汪都笑张雨宁入行年头短,听风就是雨。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来光打雷不下雨的改革风声多了去了——嚷嚷了10多年的“撤销市行机关”,因70来个正副处级干部没法安排而作罢,市行机关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提了7、8年的“撤销大支行、实行省行直接对网点的扁平化管理”,到现在也没有下文……再说,就算这次动真章,也不可能轮到他张雨宁——从工作的角度讲,他负责的都是新兴业务,需要电子产品摆弄得溜的人干,那些个大哥大姐是万万搞不定的,“上头有人打招呼固然管用,但哪个部门总要有两个干活的人嘛”。

我和老汪你一言我一语,张雨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果然如我和老汪所料,只听得上面磨刀霍霍,靴子却迟迟不落地。红头文件上说好的“立即启动”没了下文,市行人事处检查组的影儿也没见着。

消息灵通的人说,这事儿卡壳,源于办公室政治——市行人事处的处长快要退休了,卢行长从外地破格调过来一位副处长管事,搞得不少眼红这位置的人颇有怨言。这位副处长想搞个大手笔(清退借调人员)证明领导看人的眼光没错,但大家都不给他这个新官的面子。这得罪人的事各支行行长很挠头,都在观望,想看看别人家怎么办,再依样画葫芦。

一晃半个月过去,还是没啥风吹草动,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事儿大概率又不了了之的当口,四楼的公示栏突然贴出了名单来。

名单公示的是机关正式在编的员工,显然是为了照顾借调人员的心情——没上榜的人就是“借调”身份。有几名在机关干了10多年的老人看了榜,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一直没有转正,顿时骂声四起。

公示名单一出,就意味改革还是要搞下去的。我掐指一算,按文件需要淘汰掉的人,占了机关总人数的四成之多。看到那份名单后,张雨宁的火又噌地窜了上来,业务跑流程都没了精气神。公司部一把手的王经理见状,安慰张雨宁说,自己准备专门去找冯行长谈一谈,从公事的角度留下他,让他先放宽心,“该干啥干啥,不要自乱阵脚”。

王经理对留下张雨宁信心满满——当年他把张雨宁要上来,就是因为市行推的几项新业务没人能干得了。机关数十名员工,平均年龄50岁,一个个跟大爷似的,看个内网通知得先戴上老花镜,去趟市行开会要行里出专车送,一个条线(部门分类)只有一个人能用,简直是司空见惯。那时法人信贷业务只有一位副经理懂,如果他请了病假,就算是铁路局这样的大金主,也得等他上班后再放款。

公司部需要张雨宁跑前跑后,留下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对经营是好事。有了部门一把手出面,张雨宁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冯行长和王经理谈话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王经理长篇大论,从几个角度陈诉张雨宁对本部门的重要性,冯行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解,“再考虑”,完全没有承诺留下他的意思。

王经理只好如实和张雨宁转述,小伙子刚燃起的热情又被扑灭了。

 “你大林哥伺候过好几任行长,让他帮你参谋参谋。”王经理不想让小张走,就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也不想让张雨宁走,他走了,扔下的活有可能会转嫁到我身上。我沉吟良久,问张雨宁道:“端午节‘维护’了吗?”

想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向行长表示点“心意”很平常,是表达对领导的一种尊重,收不收那是领导的事,无论是被“下不为例”教训几句,还是被退了回来,铁定不会出副作用便是了。

“维护了。”小伙子机灵地回答,他伸出一只手掌,然后缩回去若干手指。

“也不少啊……”我皱着眉头努力思考着。

冯行长上任还不满100天,大家都还没摸清他的脾气秉性。我猜测,冯行长既然对王经理的意见没有一口否定,可能是想落个人情。之前听说冯行长比较爱玩,凡是唱歌、篮球、喝酒,基本都能到场,再加上他甫一就任就对各部门经理说,部门聚餐,出去旅游,都开绿灯,费用行里给出,我觉得组织一次饭局,冯行长应该不会拒绝:“既然从为公的角度说老大没打垄(不为所动),那就从为私角度说说看——组织一场酒局拉拉私人关系咋样?”

张雨宁和王经理都望着我,我只好进一步展开来说:“不如让你王哥出面以公司部聚餐为由,请冯行长出来坐坐,他有讲话在前,以‘部门团结’的名义,应该差不多能同意。”

王经理听了,连锛儿都没打,一口应承下来。一级支行部门科长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听见王经理愿意为自己出头,张雨宁大喜过望。

事不宜迟,王经理以部门聚餐为由邀请了冯行长。酒局在一周后举行,实际上参加的只有4个人。酒桌上的气氛很好,冯行长透露了重要信息:“按照市行文件规定,新城(支行)有14个借调的名额,有大学学历的(人)才能报。”

我们3个小的相互对视一下——看来,张雨宁保住岗位十拿九稳了,甚至,他还会因为有本科学历,因祸得福通过一次正式竞聘,得到正式机关编制。

冯行长基本不吃菜,自己就干掉半斤白的加五六瓶啤的,更难得的是,喝到夜里,冯行长去洗手间好久没回来,我们去找时发现他躺在洗手间门外醉得不能动弹,最后被张雨宁和王经理抬回家“收尾”。根据我的过往经验,跟领导能把酒喝到这个程度,这事成功率已九成往上。

第二天,张雨宁又来找我研究对策,我一拍大腿对他说:“还研究个屁!老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咱行4个部室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一共都没几个,你这茕茕孑立的本科生就把心搁回肚子里去吧。”

张雨宁听了相当受用,手里捏着一叠报表屁颠屁颠地出门去了。

一个人群中要淘汰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总要有点依据。按照过往经验,机关这番大动,肯定会组织一场竞聘——先笔试,再民主测评,总分相加,成绩在后面自然被淘汰,到时候怨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业务不精、人缘也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行机关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岗位竞聘之类的淘汰方案。多家兄弟支行都陆续举行了公开竞聘,新城支行却一直拖着,没有半点动起来的迹象。

有一天,张雨宁一脸丧气地来找我说:“我可能得回分理处当柜员了。”

我一问才知,前一天冯行长在检查本部大楼办公室卫生时对王经理说:“雨宁这孩子不错,但想要往上走还要多历练。”

张雨宁职业敏感度挺高,确实,当领导对谁提起“你还年轻,要多锻炼”这类说法时,就是事儿要够呛。

果然,11月中旬,冯行长正式找王经理谈话,说是张雨宁应该是留不下了,得回原来的分理处当柜员。

冷不丁这么一个急转弯,我都傻了——百试不爽的套路竟然不灵了?差在哪里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咱雨宁是‘8年定向柜员’编制。”王经理说。

我这才知道,原来张雨宁除了是“机关借调人员”,还有一重这么个身份。

我们银行在2010年后,曾迎来过校招的鼎盛时期,那时招人,纸面上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历,英语四级以上,实际操作上都是研究生、英语六级优先。市行由于人员超编,每年只能分得10个左右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学历,剩下进银行的新人,九成都是从柜员干起——虽然高材生职业期望值高,但一开始也得落在基层网点去。

当柜员是个苦差事,每天得板正着身子受领导和同事的吆喝不说,还要多受一重客户的气。跳出柜员岗,是往上奔的第一步,但就像某行长曾经告诉我的职业箴言所说:“咱们银行,除了升副处,最难的就是从柜员岗出来。”

近十几年来,市行的一大怪现象就是:无论招聘多少人、撤并多少网点,柜员永远奇缺。不管谁来当行长,都是挖东墙补西墙,逮住个蛤蟆捏出尿来,只顾解决燃眉之急,一直靠牺牲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来解决眼前的用人荒,把高学历的年轻人都困在了柜员岗位,得不到晋升。新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么借调到市行,要么跳槽。

新城支行辖内有一家十几年都没升级改造的网点,工作条件差,没人愿意去,配备的人员都是业务上的“半吊子”。前几年好不容易分来两名大学生,领导就把一个财经名校的研究生分去当了柜员。就这样,那个小姑娘成了网点的“业务大拿”,可精熟的业务和好说话的脾气,也成了“捆仙锁”——把她调走,分理处就没了“顾问”。于是,小姑娘在柜台岗一困就是好几年,后来人家逮着个总行招聘的机会,一步登天,直接考到北京去了。

还有一位研究生更是生猛,直接跑去市行敲了一把手的办公室门,正告市行行长说:“要是还让我干柜员,我立马就跳槽。”然后很快在市行行长的关照下,借调市行,并迅速转了正。

这些逃离柜员岗的年轻人大多都是业务上的顶梁柱,冷不丁抽走了,就搞得基层行叫苦不迭。针对这种情况,省行琢磨出了一个法子——2013年校招时,搞了个“8年合同制柜员定向招聘”,虽然也是正式员工,但在合同里注明了“要从事8年柜员工作,期间不可转岗”,张雨宁那批2013年入行的大学生,正是签的这个“卖身契”。

要知道,在银行升职比公务员系统容易,混得好的人,用8年时间当个正科级干部绰绰有余。这条款乍一听觉得相当不合理,但进来的人都信仰“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就没有不能“变通”的事——先上车,后串座,先迈进国有银行的门槛,再步步为营地运作。

果然,一过了试用期,新城支行一名大学生就活动了起来,开了先河——小伙子是市行一位处长的女婿。可他借调到省行还没干半年,就被人举报给退了回来。如此背景都没成功,之后就再也没人能运作到省、市行,像张雨宁这样借调到支行机关的都寥寥无几。银行内部各种竞聘方案对这批“8年定向柜员”都恶意满满,注明了不准他们参加竞聘。可人生能有几个8年?更何况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时期。于是,有些年轻人挺不到8年,就纷纷跳槽了。

张雨宁一直对自己“8年定向柜员”的身份讳莫如深,倒不是因为什么面子,而是怕过多人知道,会影响日后先借调再转正的运作。但怕什么来什么。冯行长让王经理和张雨宁谈,说年轻人机会多的是,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要为以后往上走打好基础。

张雨宁也不傻——他马上30周岁了,这次要是被撸下去,回网点还得再当2年柜员。自打2017年卢行长当上市行一把手后,市行的手伸得越来越长,竞聘支行的中层都要全市统一报名,市行组织竞聘,公示后全辖十几家支行跨行调剂——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竞聘模式,夺走了一级支行行长手中最大的人事权利,年轻人聘正副科级,得去市行拉关系,在本支行表现优秀没啥用处。再说,竞聘正科级要求“35岁以下,副科至少干满2年”,这样一算,想要往上爬,33岁前就得当上副科——那么,出柜员岗,怎么也得30之前吧?

“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张雨宁的情绪几近崩溃了。他在鸡汤里泡了这么多年,领导画的大饼再也咽不下去了。要是一直困在柜台,也许多少还会有些习惯,就怕这种感受过“自由”又失去了的难受。

张雨宁一股火蹿上来发了烧,第二天就请了病假。

我对自己的计策没奏效也是耿耿于怀。

我侍候过好几任行长,和省、市行领导也常打交道,张雨宁和我吐露心声,就是想让我帮着摸下领导的脉门,却没想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不二法门也翻车了,我感到既尴尬又困惑。

我终于逮到一个市行办公室下来检查的熟人问了一番,才知原来新城支行之所以没按照市行文件执行,是因为前阵子卢行长点名批评新城支行机关人员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他打电话给冯行长说,“最多给新城支行返聘2人的名额”。上级行一把手的口头通知要比红头文件管用多了,就这样,先前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的“14个借调人员编制”就不算数了。

消息一出,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新城支行机关超编确是全市20多家支行中最多的,但也不至于一下子砍掉这么多名额啊,冯行长刚上任时总说他和市行老大关系“嘎嘎地”,怎么这回反倒吃了大亏?难道是被嫉妒他和卢行长关系的人告了“御状”?要不就是有别的支行行长和卢老大的关系更“铁”,侵占了新城支行的名额——反正,感觉冯行长没他自称的那么受宠。

当年张雨宁借调机关是很风光的事,分理处的人都以为他“上面”有人,进而高看他一眼,如果要被“遣返”回去,可就成了落配的凤凰,不但脸上挂不住,恐怕还要受一番欺负。不过,张雨宁回去当柜员还只是停留在口信上,没到人事系统划转的那天就意味着还有转机。王经理实在不想失去这一把业务上的好手,也就不掖着藏着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又去找冯行长面谈,想从工作的角度,求冯行长变通一下,看能不能让张雨宁挂营业室的编制,实际还干公司部的活儿。

他到行长室大倒一番苦水,总体就一个意思——几项新业务只有张雨宁能干,没了他很舍手(失去得力的人或物)。冯行长却说,张雨宁回分理处已经定了,如果他要是愿意干公司部的活,休息时自己来行机关无偿奉献。

尘埃落定,12月初,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还没交接出去,就被打回原网点当柜员去了。就这样,公司部唯一的本科生被“淘汰”了。不出我和老汪所料,领导果然遵循看人下菜碟儿的办法,先从年轻的、新来的下手,最后再拼脸皮薄厚。

张雨宁走后,一听说要加一摊工作,公司部几位老大哥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领导没辙,要分给我一部分工作,但我从辞掉主任职位时就想好了,要颠覆从前的人设,保持“黑化”,一句“不会整”,干净利落地推掉了。领导无奈,又要分给老汪,老汪干脆请了长期病假去海南了。就这样,之前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就被撂到了空地上。

听说张雨宁回到故地就赶上有老柜员请假,送给他一个连上20天班的“大礼包”。好不容易盼到大哥销假回来,主任可怜他连上时间太长,就关了一个窗口,让他休息一天。结果立即有人打小报告到分管运营的副行长那儿,张雨宁连带分理处主任都被猛批了一顿。

没过多久,网点主任轮岗,新上任的主任看张雨宁是从机关被挤出来的,更不拿他当回事了。

这一波,新城支行机关清理下去的借调人员足有30人之多,绝大多数被分配到了支行营业室。营业室主任本来以为人手多了能缓解下压力,就给他们分了工,却怎么也使唤不动。有的人领带不打,上班时往客户等候区椅子上一坐,客户咨询业务时一问三不知,有的人打了卡就没了影,还有的人回原来的办公室坐着。

不答对客户还算好的,因为从机关到基层能多赚几百元补贴,有个老大哥真的去站大堂了,可他业务知识早已荒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重新捡起来的,结果在客户咨询时乱说一通,惹出“消保协”投诉来,气得主任把他交回了人事科,说啥不要了。行里让这人“待岗学习”,没学一个小时,他就喊肚子疼,领导不敢托大,只好叫来120送他去医院。第二天,这个大哥的媳妇来行里堵副行长的门,说老公待岗只发基本工资,一家人揭不开锅,全家老小就来支行食堂吃。领导们一盘算,要是真让他待岗两三个月吧,行里还得出个专人看着他学习,本来能干活的就少,“卖一个搭一个”实在不划算,就没再坚持了。

后来,这大哥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谁也不知道,倒是看见他每天随大流吃食堂很积极。冯行长原定还要去网点检查基层返岗人员的工作状态,但又传出有人看到两个老大姐私下搞串联。好家伙!这要是密筹组织群体上访可就麻烦了,于是,检查也不了了之了。

一眨眼又过了半年,我目睹了许多变化,才慢慢咂摸出这次“清退借调人员”的味道来。

2020年7、8月份时,龙发支行被撤销,部分人员划归新城支行。冯行长调整了机关几位分管经理负责的条线,把管工资、管费用的活全交给了原龙发支行的人。而且,新城支行原来4位个贷经理的办公场所还被换到一楼大厅,就为给从原龙发支行过来的2位个贷经理腾出办公室,冯行长甚至还要求办公室的杨主任腾出办公室给原龙发支行的1个普通员工。

总之,从龙发支行来的“移民”们一时间气势熏天,反成了新城支行的“主人”。

经过“老人”们分析,龙发支行分来的这些人,大多是更多年以前撤销的建兴支行的人,而那个已经消失的建兴支行,正是冯行长10多年前的“龙兴之地”——他在那里被提拔为副行长,几年后又接了行长的位子,老建兴支行员工的孩子来行里,都专门去看“他冯叔”。

“顾老不顾新”是人之常情。老冯当行长这么多年了,结交的朋友形成了固定的圈子。一家支行资源有限,像张雨宁这样的新人,仅凭一两顿酒局和不痛不痒的“表示”,还不足以迈入那圈子。也怨新城支行的“老人”们不给力,上一任郑行长管得松,总有“小耙子”偷偷搂钱,冯行长也是清楚的。既然“嫡系部队”用着放心,冯行长当然就得让这些轻车熟路的“土著”们靠边儿站,切断他们在工资费用上闪转腾挪的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连王经理都不受“宠爱”,我更是人微言轻,帮小张讲话,根本没啥作用。

张雨宁开始有了辞职的想法,可他和家人稍一吐露,他爸就跟他说:“敢辞职就打断你的腿。”张雨宁说:“如果过了8年还得签一个‘定向柜员’的合同呢?”

他爸的回答是:“那也得继续干!”

国有银行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像一个无形的套子,将张雨宁困得紧紧的,别想挣脱分毫。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约我吃饭,两杯酒下肚,他也不绕弯了,直接请教起“不干柜员”的办法。

正路都试过,不行了,我猜到他想听的恐怕是邪道——脱离柜员岗位确实有一套邪门歪道,都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辱骂上级监管员,领导怕被找茬,就将其调离柜员岗了;还有人既没学历,又没什么门路,经过高人指点,先放出自己“赌博欠债”的风,然后在上班时盯着大捆的粉红色票子碎碎念“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该多好……”之类的话,把主任吓得够呛,怕出案子,没过多久,领导就把那人从柜员的坑里拎出来,安排了个客户经理的岗位。

可张雨宁的口碑一直很好,光靠演戏是忽悠不了领导的,再说,那些毕竟是邪招,对年轻人的名誉伤害太大,作为老大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教他这种办法。

“算了吧。”我劝他说,“‘时不利兮骓不逝’,挣扎也没用,熬吧,以后会有机会的。”

卢行长说的那2个返聘名额最终落实了,都是市行领导打过招呼的人。两人都是中专学历,不符合要求本科学历的文件规定,所以也就没举行竞聘。

几个月后,公司部那几项新业务指标排名滑到全市倒数。王经理在“推进会”上被批后也不客气,“尥蹶子”说,张雨宁调走了,业务没人能接得了。在场的3位行长也没再说啥,看样子,相对于维护关系网的重要性,领导们并不像开会时嘴上说的那样,认为“业绩比天大”。

折腾了几个月的机关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真正大败亏输的,只有张雨宁一人。那些被“下放”的“借调人员”,该泡病号的还在泡病号,该摸鱼的还在摸鱼,该划水的还在划水,只有他被挤下去当柜员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出头。而市行人事处的“检查组”则始终没见踪影,就好像那份声色俱厉、词严义正的文件不曾发过,也从来没说过要下来检查一样。

2021年10月,在一次饭局中,我偶然听说张雨宁已经不干柜员,转为客户经理岗了,不由感到十分惊讶:“又是借调呗?”

“不是借调,连柜员码都删除了。”那位同事肯定地说。

我心中暗道:“奇哉怪也,小张的定向柜员合同应该还没到期呢!”

我跟分管运营的领导打听,才知道张雨宁后来办了台个人POS机,刷自己的信用卡套现,隔一段时间还回去再套出来。由于是银行员工身份,张雨宁“循环套现”很快就被监管部门的大数据抓了出来。省行给新城支行下了风险提示函,说是“该员工有套现行为,有形成职业道德风险的可能”,由于柜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大量现金,“建议调离柜员岗位”。

前两年,某二级分行出过一次柜员挪用存款的案件,一条线上的会计主管、网点主任、运营经理、正副行长,都被一撸到底。领导对张雨宁的行为不明就里,可这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分管经理和分管副行长多次劝说下,冯行长终于点头同意,在系统里注销了张雨宁的柜员码,让他改任为客户经理。

我对张雨宁的家境比较了解,他们小两口虽然收入都不高,但他俩的原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根本不缺钱用。张雨宁重获“自由”后心情舒畅,加上年轻、懂业务、人缘儿好,当客户经理也是个香饽饽。很快,就有个主任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显然有挖角之意。我给予张雨宁很高的评价,建议她想要人的话就趁早出手。

“之前他那个事儿……”那位主任支支吾吾地不好意思问,似乎还有一丝顾虑。

“放心!”我充满自信地答复道,“那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

又过了几个月,张雨宁张罗局子请几个要好的哥们喝酒。酒桌上的气氛很是欢乐,他虽尽量避开“庆祝逃出柜员岗”的敏感话题,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开怀大笑的样子,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酒酣耳热之际,我俩同时起身去洗手间,我借着酒劲问他:“小子,这次脱离柜员的办法是不是故意为之?”

张雨宁莞尔不答。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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