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代会的政治表演与习近平十年执政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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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北京召开。2018年，习近平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扫清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连任的最后障碍。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党代会，习近平将打破自江泽民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连任两届的默认规则。

自十一大起固定为每五年召开一次后，中共党代会通过繁复的仪式——从召开时间、代表选举与审查，到会议流程、礼台装饰——试图呈现“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制造“合法性的幻象”。这场政治表演，在习近平执政后，随着其权力的集中，也越发成为其个人及核心权力层的戏剧舞台。

端传媒梳理了中共党代会的制度变迁和历次党代会上中共党章的重要修改，试图呈现其运作机制的本质，回顾中国的发展路线在历史上有哪些重大转折；习近平执政的10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又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以及持续三年的清零防疫又是如何演变为如今完全脱离科学的政治运动的。

中共二十大将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开幕。根据中共党章，党代会议程包括听取及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党的路线方针、修改党章、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其中，中央委员会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

出席二十大的2296名代表名单已于2022年9月25日公布，分别从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金融系统、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等38个选举单位中选出。其代表人员的选举流程为推荐提名、组织考察、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会议选举。在二十大召开前，再由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据官方发布的数据，二十大的当选代表平均年龄52.2岁，55岁以下的1371名，占59.7%，45岁以下的434名，占18.9%。其中1677名男性，619名女性；2032名汉族，264名少数民族。

此次党代会将选举产生第二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后者由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每届任期五年。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共产生204名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男性194人，女性10人。另外选出172名候补委员，其中男性152人，女性20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将在今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中产生。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将在党代会闭幕后举行，会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而选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上还将通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事机关）、中央军委成员，并批准中纪委成员。

2017年10月25日，于十九大闭幕次日举行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中，共产生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仅有1位女性，孙春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据BBC报导，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包括胡春华、丁薛祥、陈敏尔、李强、李希、黄坤明、蔡奇、李鸿忠和陈全国，其均为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南华早报》报导，汪洋将有可能留任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李希、李强、陈敏尔将可能跻身常委。

党代会历史：政治表演的延续与荒诞

自1921年成立，中共已召开19次党代会。“一大”至1928年“六大”，7年间召开了6次，随后是相隔17年之久的“七大”。在1945年的“七大”之中，“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然而1949年中共建政后，党代会也并未如“七大”规定的每3年一次般规律，直至“十一大”后，党代会才固定每5年召开一次。

官方论述里，党代会是“党内民主”的体现。而曾任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执笔人之一、学者吴国光，在2018年出版的《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指出，党代会这种制度实质徒有其表，报告、党章修订及领导层的洗牌，都不需要党代会的核准，所有繁琐的设置与复杂的运作，不过是为了制造“合法性的幻象”。

“仪式越发盛大隆重，代表们就越发感到荣幸自豪，也就越发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权利，同时也越能彰显代表们对威权合法性的欣然接受，”吴国光写道，“仪式能够强有力地调动集体意识，甚至是集体无意识。”

从召开时间、代表选举与审查，到会议流程、礼台装饰，仪式的每一环都被精心设计，试图呈现“团结的大会”，但决定又容易在会后被推翻，充满荒诞。

例如，邓小平在1989年至1997年期间，甚至没有任何党内领导职务，但重要决策及权力中心仍然在他身上。即使是在被视为平稳过度的邓之后20年中，也出现过下一代领导人淡化党代会决定的现象。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中制定了亲商的政治纲领，鼓励吸纳资本家入党，但在这场首次通过党代会进行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戏剧落幕之后，下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在实际运作中，却在强调改善非商阶级的社会地位。

权力的过渡

政治表演在习近平执政后，随其权力的集中，也越发围绕其个人及权力层展开。

二十大的参会代表选举自2021年11月开始，至2022年7月结束，官媒的形容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选举过程中要“突出政治标准”“档案材料必审”，参选人还会进行“全面体检”和“个别谈话”。中共“十七大”时，中央政治局人选曾采用“民主推荐票”的方式提供一个参考名单，“十九大”后，习近平改回了毛泽东时期“谈话调研”的传统。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改变使得权力层构成上，更利于习的掌控。

同时，习近平在“十九大”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修订的党章中，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后，第三个将自己名字写入党章的领导人。有声音认为，近年来中共党内密集学习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可能被写入党章。“两个确立”，是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一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二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则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也有声音认为，有关台湾问题的“领土统一”可能被写入党章。

此外，习近平还打破了自江泽民以来最高领导连任两届的默认规则。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以此作为领导干部离任的过渡性机构。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在两届任期期满后离开领导层，但仍继续担任了两年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军委主席，后胡锦涛接任。2012年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则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当时，习近平称赞其“高风亮节”。

然而，2018年，在习近平的主导下，成功通过宪法修正案，打破宪法中国家主席两届的任期限制，因而外界普遍认为其会继续连任。事实上，中共党章中从未有对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任期限制，江泽民也因此才可以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持续了两年，但习的修宪，无疑扫清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连任的最后障碍。

“习近平执政的10年当中， 中国发生了从共产党精英‘寡头专制’走向共产党领袖‘个人独裁专制’这样一个转变。”吴国光在近期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

习近平十年的六个关键词

“反腐”：打击贪腐与政治报复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掌权后，最先引起关注的是其惩治政治贪腐的“反腐运动”。2021年6月，在中共党庆100周年活动中，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80.5万件，查处408.9万人，从潜逃境外人士处追回赃款217.39亿元，查处省部级（省委书记等）以上干部392人。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中，有62位中共中央委员被查处，除薄熙来外，含1位正国级、6位副国级、2位军委委员级。

值得一提的是，据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的透露，副部级以上官员的任何惩处，均需经由习近平本人的确认。

反贪运动初期，这一政治整治曾为习博得舆论好感，但也有如纽约大学法律学者孔杰荣指出，反腐运动可能是习的派系争斗和政治报复。

2016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102页的报告《“特殊措施”：中共双规制度中的拘留和酷刑》，基于对四名前双规在押人员及家属的数次采访、被拘留者的媒体报导、及法院判决书等信息，指习的反腐运动中有大量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留，被查处者往往会经历严酷的虐待和殴打。

纽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学者则表示，在发达国家，往往会采取“高薪养廉”的方式防止公部门的贪腐，但中国基层公务员收入水平并不理想，因而反腐运动可能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此外，在2022年2月刊发的一份有关中国反腐运动的学术论文中提到，尽管反腐似乎在打破利益集团的关联，但事实上，反腐运动使得官商关系更为紧密，私人联系代替金钱贿赂成为获取资源的新渠道，与政治精英有关联的私家企业，往往可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

“中国梦”：意识形态具象与思想学习

“中国梦”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的思想概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2021年）时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新中国成立100年（2049年）时一定能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并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过去十年，“中国梦”等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官方博物馆被符号化、具象化。自六四以后，中国博物馆出现了又一爆发期，以民族主义教育基地的形式构建着官方叙事和主流记忆。在这个可视化的公共空间，“过去”被划分阶段，被视觉化和图示化，并向参观者灌输一种所谓“正确”的、不容辩驳的历史。

2016年9月23日，习近平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提出，要“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继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2017年6月26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并表示“要继续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又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并指出“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中国梦”等意识形态还被投射在出版物、动车、学习软件、宣传标语、政治学习会和网络审查中。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样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2014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出版，内含习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的79篇讲话、答问、批示和贺信。编辑组称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第二卷、第三卷分别在2017年10月和2020年6月出版。

此外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等意识形态书籍。

2017年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自行设计研制、拥有全面自主知识产权）被命名为“复兴号”。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节点，将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为‘复兴号’”，“深情寄托着中国铁路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期盼”。

此外，自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共将党组织建设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进一步向民企、学校、农村等基层末梢推进，其意识形态以更显性的轨迹向各领域基层组织全面扩散。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2015年4月，中共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三严三实”（注：严以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要实）专题教育，具体为党委书记讲党课、开展专题学习会等。

2016年2月，中共面向全体党员开展“两学一做”（注：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党内学习教育。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将“三会一课”制度列为严格管理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形式。“三会一课”指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三会”源于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一课”则初创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党内思想教育方式。随着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该传统曾一度中止，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才被重新写入党章并通过。据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称，重申“三会一课”制度的《准则》是“净化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历史决定。

2022年10月6日，北京夜景。图：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而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大被写入党章后，五年来习思想学习不断向体制内外渗透。

2019年6月，中共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21年2月，中共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要引导党员“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5月又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某某重要讲话精神”亦是党员们政治学习任务中的重要部分。这类研读文件的形式正是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任务。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表示，这种强大的宣传和动员形式是毛泽东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中独创的教化方法。

针对高校学生和中学生群体，共青团中央在2018年推出了“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2019年1月1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息库“学习强国”平台也正式上线，该平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员和体制内人士需观看线上视频、得积分、刷排名。

近十年，中共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重互联网审查，以维护其意识形态在国内的传播。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担任组长，下设办事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2016年，网信办开始“清朗行动”，为整治中国互联网的专项行动，官方宣称专项行动主要打击淫秽色情、暴力血腥等信息。在2020年的晴朗行动中，网信办加入了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议题，2021年则将矛头对准娱乐圈“乱象”。

2015年《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大范围屏蔽VPN，称“中国当局一直具备干扰VPN的能力，但自从政府呼吁捍卫所谓的网络主权，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掌权以来，他们干扰此类项目的兴趣也开始增加。”2016年下半年起，有多人因搭建或销售VPN翻墙服务被逮捕，并被判有期徒刑。

2017年1月22日，中国工信部发布通知，称将在2018年3月31日前对“‘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清理规范工作”，“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络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2022年年初，微博上线展示用户“IP属地”的功能。该功能最初于俄乌战争时出现，在提及乌克兰、俄罗斯的帖子下，评论者的留言都将被标注其IP地址。4月底，显示“IP属地”的功能被全面扩展到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各大社交平台的个人主页、帖子和留言上。

2022年4月，社交平台“豆瓣”更新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新用户注册需进行实名制认证，要求提供大陆手机号码，或是身份证号码和人脸信息。港澳台居民亦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信息，以及本人手持该证件的照片。

“依法治国”：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法律

2022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中国这十年”系列发布会中表示，中共十八大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68件，修改法律234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99件，作出立法解释9件。

这其中，又重点解释了有关“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内容。含“统领性、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密码法》；经济安全有关的《出口管制法》；军事安全有关的《国防法》《兵役法》《人民武装警察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国防交通法》《海警法》；国土安全有关的《陆地国界法》；社会安全有关的《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网络安全有关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物安全有关的《生物安全法》、核安全有关的《核安全法》。此外还有香港《国安法》与《反外国制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于2015年7月1日发布，并在其中规定，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前法学教授、人权律师张雪忠曾对《纽约时报》表示，该法的重点“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看起来像“体现了某些党内领导人的保守政治思想，立法机关只不过是在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法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陆思礼(Stanley B. Lubman)，与纽约大学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也赞同习近平将立法司法作为意识形态扩张工具的观点。张雪忠又指，同样体现意识形态的还有2015年的《反恐怖主义法》和2016年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

事实上，2015年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后来多被用于新疆案件的审理中，而2016年的《境外NGO境内管理法》，则使得NGO存活空间急剧缩窄，很多政府部门不愿作NGO的“赞助人”，使得NGO资金断裂、运营受阻，不少境外NGO因此无法获批在大陆的田野研究，境内NGO对于境外赞助资金的投入也开始变得审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人大法工委提到的“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体系外，《国歌法》、《国旗法》、《国徽法》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也与中共意识形态的扩张有关。截至目前，已有2名主播因修改或恶搞《义勇军进行曲》而被行政拘留，有38例因“侵害英烈名誉罪”被判刑，最长刑期长达8个月。

“战狼外交”：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关系

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和Twitter上常常发出激烈强硬的言论，其暗含威胁、挑衅的好斗风格被视为中国的“战狼外交”。“战狼”一词来源于演员吴京主演的中国民族主义电影《战狼》。

据路透社报导，有知情人士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19年11月的外交部建部70周年大会上敦促外交官员在面对国际挑战时要表现出更强的“斗争精神”。其中一名参会者向路透社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被告知，要表现出更多的“斗争精神”。更有两名知情者称，2019年习近平在一份给外交官的手写信息中指示，在面对国际挑战时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最受外媒关注的“战狼”发言人之一是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2020年7月1日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法国、英国、德国等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呼吁中国重新考虑香港国安法一事，赵立坚作出回应：“有关国家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根本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我们奉劝他们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2020年11月19日，他再此对香港问题作出回应：“不管他们（五眼联盟）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此外，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常常有“好斗”言论。譬如，“美方恐怕没有资格告诉中方怎么做”、“我非常讨厌你这样提问的方式”、“新疆‘种族灭绝’是极端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世纪谎言，是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是个别人反华道路上的‘末日疯狂’”等。

共同富裕：流于口号的习经济

共同富裕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这样说。

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执政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发展瓶颈期。曾经逾10%的高速发展不复存在，中低速带来的改革创新压力，与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带来的高债务、高库存，同时压在中国经济数据上：一面是创新乏力、增长不再指数式的实体经济，一面是房贷压力和通货膨胀中提不起的大众消费能力。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门会议后，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图提升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位置，罗列出财政改革、金融开放等336项到2020年要完成的具体任务。这幅经济改革蓝图一度被当时解读为将形成“政左经右”的格局，然而其中罗列出的任务，很多最终被搁置。

此外，习近平还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试图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非洲及南美洲等60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但中国向外输出的5G、高铁等基础设施，也被质疑有安全问题，及涉及用国家外债进行政治利益交换、绑票等。

在经济增速预计持续低靡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开始提出“新常态”一词，即预计中国将持续处于中低增长一段时间，因此不再强调经济扩张速度，而著力解决债务过高、房价高企、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于是在2015年至2019年，相继提出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增加自贸区、设立雄安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经济政策。但与此同时，过去十数年发展累积的弊病也开始在此刻爆雷，股市波动、共享经济泡沫破裂、P2P网络借贷爆雷、烂尾楼在不同地区出现；三四线城市因房产空置出现“鬼城”、“消费降级”等境况不断发生。雪上加霜的是，2018年底，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一度被视为“新常态”经济下重要发展引擎的科技产业，因芯片和技术专利问题，被“卡脖子”。

2016年，《经济学人》甚至一度调侃当时的“供给侧改革”政策称，“中国是世界上最能供给标语的国家。”

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大陆第一季度全国几乎停产，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未设立GDP增长目标。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共同富裕”，试图通过再分配，缓解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年，实体经济仍未自疫情影响中复苏，恒大爆雷、“双减”、互联网反垄断等政策及社会事件，又一波波冲击著房企、教培、互联网这些曾风光一时的行业，即使如此，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还是承诺投资共同富裕的专项计划。

2021年，中国虽录得8.1%的GDP年增长率，但参考前一年的低基数后，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1%。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及“共同富裕”，转而强调“稳字当头”，外界也在期待，在地产泡沫继续破灭、清零防疫政策代价惨重的当下，二十大之后，中共经济和防疫政策会如何转向或持续。

“动态清零”：脱离实际的政治防疫

2020年5月，中国在武汉解封后进入了常态化防控阶段。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

此后，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形成了“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切断传播链”的动态清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精准防疫”、“社会面清零”等防疫词语。

在今年5月上海疫情防控的巨大争议和社会怨声中，习近平仍多次表示，坚决实施清零政策，并强调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从国情出发确定的。

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5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表示，不认为清零策略是可以持久进行的。翌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全国感染率和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今年3月以来，中国疫情防控经受住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中国政府的防控方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中国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6月28日，习近平时隔两年再赴武汉考察时又一次指出，“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孩子。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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