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知乎关于天津新增病例的舆论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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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
记者:STEVEN ERLANGER 2020年5月3日纽约时报
布鲁塞尔——澳大利亚呼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德国和英国则对是否引进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再次迟疑。特朗普总统就疫情指责中国,并正在寻求惩罚。一些政府想起诉中国,要求赔偿损失。
针对中国政府最初应对失当而促使新冠病毒全球流行,全球范围内的反弹正在聚集,这造成了一场极度分化的叙事之战,并挫败了中国填补美国留下的领导层真空的野心。
中国从不接受外界的批评,而且因为担心伤及国内的控制和长期的经济影响,他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医疗捐赠辅以民族主义辞令,索要感恩的做法掺杂着经济威胁。
结果只是加剧了反弹势头,以及欧洲和非洲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损害中国所希冀的慷慨大方的全球行动者形象。
即使在病毒出现之前,北京已在公共关系方面显示出激进强硬的风格,即所谓的“战狼”外交。《战狼》是两部极端爱国电影,刻画了美国人领导的外国雇佣军如何图谋不轨并最终惨败。
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强大宣传部门的明确鼓励下,年轻一代的中国外交官为表忠心,表现出挑衅式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向驻在国发出威胁信息。
“新一批中国外交官似乎在相互比赛谁更极端,最终发展到侮辱他们派驻的国家,”巴黎蒙泰涅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弗朗索瓦·戈德芒(Francois Godement)说,“他们与每个北欧国家都发生了摩擦,这些国家应该都关系到他们的利益,但他们一一疏远。”
病毒出现以来,他们的语气更加强硬,这表明中国的领导人认为病毒对其在国内外的地位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病毒在中国激起愤怒情绪,破坏了经济的增长。
在过去几周,至少有七位中国大使——法国、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加纳和非洲联盟——被东道国或组织召见,就传播错误信息、非洲人在广州受到“种族主义虐待”等指责进行解释。
就在上周,因为荷兰在驻台湾的办公室名称中加入了“台北”一词,中国威吓要停止对荷兰的医疗援助。此前,中国驻柏林使馆与德国报纸《图片报》(Bild)展开口水战,因为这份小报要求中国赔偿1600亿美元,弥补病毒给德国带来的损失。
特朗普在上周说,他的团队正在对北京的新冠疫情应对展开“严肃调查”。
他还敦促美国情报部门找出病毒来源,暗示病毒可能是武汉一家武器实验室意外流出的,但大多数情报部门持怀疑态度。他还表达了就损失起诉北京的兴趣,美国寻求对每个死亡病例赔偿1000万美元。
美国的共和党人已经在采取行动,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北京为疫情负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这项控告是“恶意滥诉”,并称其“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谬”。
这项控告并非意在获得胜诉,这本就不太可能,而是意在刺激国会通过立法,使美国公民更方便就损害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
“在北京看来,当下的这项要求,是对义和团运动赔款的历史性呼应,”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德蕾莎·法伦(Theresa Fallon)说。义和团运动是1899-1990年前后,中国的一场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的极端民族主义起义,那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中国在其后几十年里向八个国家支付了巨额赔款。“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羞耻化叙事教育,使得要习近平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同意任何赔款。”
相反,对于习近平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调转叙事方向,将一个无能和溃败的故事——包括压制病毒的早期警告——转变为在党的团结下抗疫取得胜利的故事。
在这种中国新叙事的最新版本中,敌人——病毒——甚至都不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军队,火药味十足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做出了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
中国问题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说,北京鼓励中国外交官表现得好斗。她说,将赵立坚提拔为发言人的做法,以及他关于美军的言论,“向中国国内的所有人发出信号,表明这是官方路线,因此具有扩音器效果”。她还指出,这也让任何谈判都变得更加艰难。
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正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并将损害自身利益,谢淑丽说。她正在写一本题为《战略透支》(Overreach)的书,讲述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使其和平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抱负偏离正道的。
“随着中国开始控制住病毒,并开启这场卫生外交,它原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强调自己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并重建信任和作为有担当的全球性大国声誉的机会,”她说。“但这样的外交努力被共产党宣传部所劫持,他们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行动,利用援助,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体制及其制止病毒扩散方面的表现谋求赞誉。”
最近,中国官媒发表了很多煽动性的言论,在澳大利亚宣布希望对病毒进行调查后,官媒称其为“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嚼过的口香糖”。北京警告澳大利亚,调查将给中澳的贸易关系带来长期损害,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老百姓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喝澳大利亚红酒、吃澳大利亚牛肉?’”中国大使成竞业这样告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驳斥中国的做法为“经济胁迫”。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的中国事务专家安杰拉·施坦策尔(Angela Stanzel)说,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也因病毒的传播而迅速升级,政府部门束手无策”。
在德国,与英国一样,除了在新的5G系统中使用华为是否可取的新质疑之外,人们对于在关键材料和药物方面依赖中国的担忧也在增加。
传统上与北京有着良好关系的法国,也被中国外交官的批评言论所激怒,其中包括法国故意让年长的居民死在养老院的指控。这样的言论遭到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的谴责,并激怒了一些议员,尽管两国之前还相互交换过口罩等医疗物资捐赠。
德国政府最近抱怨说,中国的外交官正在游说德国政府官员和大型公司的负责人,请他们写信为北京在抗击病毒方面的援助和努力表达支持和感激。
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波兰,美国驻华沙大使乔吉特·莫斯巴赫(Georgette Mosbacher)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她描述说,中国向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施压,要他致电习近平感谢他的援助,中国人在国内对此进行宣传。
“不打电话就得不到这些物资,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电话”来做宣传,莫斯巴赫说。
在中国国内,对目前的外交辞令也存在不满。中国社科院的资深美国专家,现年89岁的资中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当前恶劣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战狼辞令,让她联想到义和团抵制西方影响的那段时期。
资中筠说,这样的反应有失控的危险。
“至于我国,”她这样总结说,“只要义和团行动仍被肯定为‘爱国’”,只要“一代代国人受此观念熏陶,我们就难以作为现代文明国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Steven Erlanger是一名常驻布鲁塞尔的欧洲首席外交记者,曾在伦敦、巴黎、耶路撒冷、柏林、布拉格、莫斯科以及曼谷等地进行过报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StevenErlang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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