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与“愚昧”的冲突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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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与“愚昧”的冲突与选择

作者：方玄昌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是什么，它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公众有权了解转基因食品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它跟普通食品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它的安全性究竟怎么样。我认为第一个层次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层次问题解决之后，后面的层次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跟普通食品没有本质差别。

如果我们把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因素加上去，则意味着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食品。假设这个知情权被广大公众获悉以后，后续真正需要标注的反而是非转基因食品，应标注非转基因食品以表示它相对不那么安全，这才符合事实和逻辑。

我一再说，如果一定要谈知情权，那么我们这些科普作家及科学家是在赋予老百姓知情权，而反转人士则是不断用谣言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

由于谣言的力量巨大，全民都已经被谣言牵着鼻子走，最后把转基因彻底妖魔化，我们现在的逻辑已经走向反面，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因而要标注转基因食品，这可以说是科学技术史上最荒唐的一幕。之前人们常用照相机和铁路进入中国来历史来和转基因做类比，其实还有一个更恰当、更有意思的案例，那就是自来水进入中国的遭遇。天津建成第一家自来水厂的时候，当时媒体上有很多漫画，说喝了自来水的妇女会生怪胎，三代以后中国人会绝种—情况跟现在何其相似。

很明显，如果我们把自来水看成是一大类水的话，它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安全饮水，但却被妖魔化成最不安全的水，导致人们宁可选择大肠杆菌可能超标的“天然水”。天津建成第一家大型自来水厂时，对于自来水做出来的饮食，跟现在一样也被要求“标识”，例如一壶咖啡是不是用自来水煮的，你一定要告诉大家，否则可能会有麻烦。但是现在，我们还有标识的必要吗？现在的转基因食品，尤其是第二代转基因食品，属于功能性食品，具有保健功能，却被污蔑为吃了之后会“三代绝种”。再过 100 年，那时的人们看我们今天反对转基因的情况，跟我们看 100 年前人们反对自来水的行为肯定是一样的。

最近一段时间，崔永元等人已经从质疑转基因的安全性全面转向所谓的知情权。我很想问问崔永元，他有没有考虑过知情权的代价。知情权有代价，其代价随着知情权边界的扩大而扩大。比如说这杯水，如果我无限地要求知情权，要求标识这里面每一个分子是从哪个大洋里面蒸发上来的，然后落在哪个地方，汇入哪条河流，流到什么地方才被我们获取，甚至要求标明它在地球上存在的 45 亿年里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最后才进入这个杯子里面的，那这杯水将没有人喝得起，因为世界上所有财富加在一起也买不起这杯水。

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原本没有必要为了解一种食物的生产方式而买单，正如同没必要去了解一个水分子的来历和构造。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我们喝的这杯水是否安全就够了。

正因此，我认为一些人把转基因的知情权等同于标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不标识，在规范管理、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去。持续近两年的“方崔大战”，最初缘起于崔永元捡到媒体误报的方舟子的一句话而来—当时方舟子说“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中国想吃转基因食品的人能天天吃到转基因食品”，媒体误传为“应创造条件让中国人天天能吃到转基因食品”。方舟子澄清此事、强调百姓的选择权；但在我看来，“应创造条件让中国人天天能吃到转基因”并无不妥，美国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政府创造条件让老百姓在“无标识”“无选择”的情况下吃到一类更安全的食品，这与九年制义务教育“强行剥夺人们的愚昧权”一样值得称道。

这个主张的前提（理由）是，我们今天探讨知情权这个话题，以及将来具体如何标识的问题，本来就是人造出来的，我们本来没必要探讨这个话题，关于转基因的一切话题都是因为谣言横行、绑架了百姓和政府而来。转基因标识，本来就是对谣言与愚昧的一种妥协；如果转基因没有被妖魔化，那么标识，以及给老百姓做科普，都没有必要。

最近，田松等人又在反复强调老百姓有愚昧权，我很想建议反转人士自己先打一架，商定自己的主张。他们如果真的要强调愚昧权，那就请不要再强调知情权—你都选择愚昧了，还要知什么情？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沙龙，怀着一个愿望。如果所谓的“知情权”成为反对转基因的最后堡垒、最后借口的话，我们有必要先认清它，然后攻克它。之前很多媒体在报道转基因问题时被谣言裹胁，期望未来我们的媒体报道不要再被虚无缥缈的“知情权”所裹胁。

本文根据作者 2015 年 6 月 18 日在农业生物技术科普沙龙上的发言整理。

节选自《转基因“真相”中的真相》

(XYS201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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